倫敦騷亂怎樣來的？（下）

很多人都會對英國警方未能對付這些擺明搶掠「示威者」感到奇怪，在香港，溫和得多的和平遊行動輒被警察以胡椒噴霧對付，但為何英國警方就連出動水炮這種歐陸常用的防暴武器都要左思右想？

其實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甚至恐怖分子都甚有經驗，因為在北愛各方簽署俗稱復活節協議的《貝爾法斯特協議》前，長期受到要求北愛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以及一些激進親英新教徒組織的恐怖襲擊，英國各地都幾成戰場。因此英國在不少規管遊行示威的法律上，比歐陸更為嚴厲，對英國警方而言，倫敦這些無組織散兵游勇應不難對付。但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騷亂至今的歷史來看，警方未能在民眾當中建立起信心，就令倫敦警方一直處於被動位置，不敢以更果斷手段對付示威者。

托特納姆(Tottenham)地區有過爆發嚴重騷亂的經驗，在一九八五年，曾爆發Broadwater farm騷亂，事發地點正是Tottenham。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次英國大騷亂，包括一九八一年的南倫敦的Brixton騷亂，都是依循警察濫權，然後引發警民衝突的公式出現。由一九八一年Brixton騷亂報告，提出要成立獨立監察警方組織開始，民間社會就不斷要求成立一個獨立部門，去防止以及檢控警察濫權，希望防止濫權事件再度發生。

但保守黨執政期間，有關訴求一直不被重視，等到一九九七年貝理雅領導新工黨上台後，工黨才開始回應Brixton騷亂報告的1建議以及民間社會訴求，英國公眾就此足足等了十六年！在這段期間，英國各地警隊少數族裔成員大幅增加，以往警察以白人為主，但時至今天，很多黑人以至亞裔人士都投身警隊，八十年代由種族問題引發警民衝突，已經很難再解釋這次英國騷亂的起因。這次連錫克教廟都有傳成為暴徒針對對象，長實旗下的「3」在倫敦的商店，都被暴徒搗亂，更反映種族問題難以被解釋成這次騷亂的起因。

二零零零年北愛和談成功，而《歐洲人權憲章》的條文，亦以《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 1998)方式引入成為英國法律的一部分，當時的工黨政府就成立獨立的監警會作出諮詢，並在二零零二年通過《警察改革法》(Police Reform Act 2002)，正式成立具有獨立調查能力，並可以將警方違法案件交付皇家檢控處(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檢控的監警會(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英國公眾曾一度對這個新獨立組織寄予厚望，希望新組織能夠重建警隊在公眾的公信力。

只不過，監警會未能改變英國各地警隊內部文化，特別仍未擺脫愛爾蘭共和軍威脅時期那種動輒以格殺勿論(Shoot to kill)方式執法的思維，仍然引發不少不應發生的開槍事件，在二零零五年，倫敦警方在一次反恐行動中，誤將一名巴西籍逾期居留人士當成恐怖分子，並在Stockwell地鐵站擊斃這名巴西人，在調查後，倫敦警方才知自已殺錯良民，而這次事件，縱使監警會介入，家屬與警方仍然花了四年時間打官司，警方才被控違反《工作安全及健康法》賠了十多萬英鎊罰款，以及與家屬達成法律和解協議。這次曠日持久的行動，令公眾對監警會的作用抱以懷疑態度。

而今次倫敦騷亂，同樣由警方在一次執法行動中，射殺一名事後被監警會證實無開槍的Tottenham男子引起，而這次監警會獲普遍視為公正，迅速介入調查，並且初步將調查真相公開。但亦有輿論質疑監警會反應太慢，未有第一時間向公眾表明會介入調查，令有意煽動騷亂的人有機可乘，引發騷動。另一方面，監警會表明調查後，仍有人堅持要以示威手段為死者尋求公道，反映監警會的效率，仍然未到英國公眾普遍信賴的水平。

由於傳媒亦很少報道一些關於警察濫權的新聞，就很容易令無耐性的公眾，傾向以非常手法表達訴求。根據美國NBC記者博客所述，英國獨立電視台記者訪問一名參與這次騷亂人士，為何採取非常手法表達訴求，這名參與騷亂人士指，曾經有兩萬多人遊行抗議執法不公，但傳媒不予理會，只好用非常手段，令獨立電視台記者無言以對。公眾對傳媒不信任，在騷亂發生時亦有火上加油作用。

亦由於英國當局怕對付示威者手法不當，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因此英國騷亂蔓延多個城市，而那些參與騷亂人士的搶掠以至破壞行為，超越了社會普遍接受標準都好，甚至傳媒和政客多次敦促當局用水炮，甚至像對付北愛共和軍一樣，乾脆派英軍入場平暴，倫敦警方仍然不敢用水炮，以及理論上不致命，但屢次造成死傷事故的橡膠子彈，內閣亦不敢作出派英軍入大城市平暴的決定，因為公眾輿論這一刻支持出動水炮之類武器，但一旦在動用武器後發生嚴重死傷事故，輿論就有可能逆轉，甚至加劇騷亂。這些民眾不是愛爾蘭共和軍，愛爾蘭共和軍擺明與英國軍民敵對，民眾會支持採取強硬手段，但對於對付同屬英國人的基層民眾，不可能得到這種公眾支持。而且這些人是選民，採取手段不當，有可能在下次選舉中付出沉重政治代價。

除此以外，在新聞集團竊聽名人事件中，不少警隊高層捲入其中，倫敦警隊首長更因此辭職，在警隊公信力在新低點時，警方對動用強硬手段就更為顧忌，以免最終進一步打擊警方僅餘的威信。

由英國的經驗可以看到，如果警隊要在一些敏感時刻獲公眾支持，採取一些非常強硬手段，平日執法時便更需要依法行事，令公眾建立信心，亦必須有能迅速而有效制衡警方濫權的獨立機制，令市民遇到一些與警方有關的重大事件時，會有耐心等待當局的調查報告，而不是急不及待參與示威，甚至擾亂公安的行動，博取公眾支持。要果斷執法，由英國警方經驗告訴香港人，還需要警隊公信力，以及獨立監警會，以及傳媒盡力監察警方執法。沒有這些因素，警方不可能得到民意支持而採取強硬手段對付暴徒。

英国全国暴乱给我们什么教训？

在伦敦北部一个警察执法行动中的流弹，竟然引发英国主要大城市骚乱，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华人熟悉的大城市全部都被暴乱波及。

　　无可否认，这次英国参与骚乱的人，与较早前反对大学加学费那群人很不同，参与骚乱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政治议题，旨在抢掠和捣乱，英国公众明显会支持警方采取更强硬手段平息骚乱。但如果说执政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对这次骚乱一点责任也没有，亦不符合事实。这次骚乱，与保守党在执行“大社会”（Big Society）理念方法不当，以及公众感到金融海啸中应被惩罚的人未被惩罚有关。

“大社会”执行不当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台前，便提出“大社会”理念，这本来很好，因为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政府长贫难顾，而由民间社会自行处理，效果往往比政府亲自处理更好，而政府财政收入亦可以集中于减赤，以及投放在其他可以用来制造就业的地方上，例如兴建英国高铁二号线（High Speed 2），以及提升在欧洲规格而言不及格的英国高速公路系统，都是很好的制造就业方法。

　　只不过卡梅伦在实际执行大社会理念时，并没有正视金融海啸过后，英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需要更多社会服务的事实。在民间社会无力接手，或未能有效取代时，便把应有的社会服务裁减，那就肯定点燃社会不安的火头。像这次骚乱的起点伦敦北部托定纳姆区（Tottenham），本来己是伦敦贫穷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上月当地的市镇理事会才决定削减该区提供青少年服务的预算，那些读书不成，失业而且对前途茫然的年轻人，终日在街上无所事事，最终会闯下大祸也不令人意外。卡梅伦执行大社会计划操之过急，甚至被人误认为是削减政府支出的藉口，成为了这次骚乱的主因。

该惩罚谁？

　　当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大，以致威胁英国的财政评级时，一向有相忍为国、团结面对一切问题美德的英国人，并不会像希腊、西班牙人一样，视削减开支为十恶不赦的事，但这事的前提在于，政府削赤是为了国家每一个人更好的未来。

　　然而，现在最明显不过的现实是，英国政府大幅削减各类社会福利开支，从中学和大学学费，到各类社会服务，为的是支付因拯救银行扛下的沉重负担，而那些做了不负责任投资决定的银行高层，却未闻有谁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银行高层乃至前线交易员，照样享受他们的丰厚薪酬和福利，对他们之前所做的决定一点愧疚感也没有，也没有听过当中应该要负责的人，会以他们的私人财富来提供社会服务，以及为贫穷学生供书教学。当穷人认为他们为了个别富人不负责任的决定而受苦时，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亦不足为奇。这也解释了为何伦敦爆发骚乱后，英国其他大城市陆续发生这类有样学样的骚乱。即使远在苏格兰，也有年轻人不惜以身试法在面簿上煽动他人参与骚乱，因而被英国警方拘捕。

　　目前，卡梅伦政府肯定要竭尽全力平息骚乱，将闹事分子绳之以法。这不单是全体英国人的期望，也关系到世人参与明年伦敦奥运的信心。对经济疲弱的英国而言，伦敦奥运会是一次重要的振兴经济以及提供基层就业的机会，英国不能因骚乱失去这次机会。但平息骚乱后，卡梅伦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其削赤政策，以及要那些该在金融海啸中负上责任的银行高层以及金融界人士，承受由他们一手带来的痛楚，而不是由本来己经在社会低层的人，去承受由金融海啸带来的痛苦。不单要为穷人换来一份安慰奖，也要富有的人，学习承受自己的贪婪和愚蠢带来的代价，而不是因为“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就可以把责任推在全民身上。

倫敦騷亂怎樣來的？（上）

在倫敦奧運還有一年的時間，於英超球隊熱刺主場所在的倫敦北部托特納姆(Tottenham)區發生的一場槍擊事件，演變成連續多日，由倫敦蔓延到伯明翰以及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騷亂，令人擔心奧運期間的保安安排。

除了受金融海嘯影響，英國經濟表現不佳外，這次英格蘭騷亂同樣把幾個英國老問題糾結在一起，包括了政府開支和福利政策問題，以及民眾對警方不信任，令倫敦市警隊在對付暴徒時投鼠忌器。當眾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纏在一起，就變成了英國近年最糟糕的騷亂事件。

「大社會」變成削減經費藉口

這次騷亂的遠因，要由去年英國大選，工黨輸了，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聯合政府後，所引進的一系列削減政府開支政策說起。之前工黨和自由民主黨，甚至保守黨一些重量級人馬，都一再警告，只不過卡梅倫一次又一次不聽勸告，錯失了阻遏騷亂的機會，甚至可以這樣說，騷亂是卡梅倫自己找來的。

金融海嘯後，由於英國政府動用大筆公帑拯救銀行，英國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因此，減低政府開支，就成為了英國去年大選的主要課題。當時仍然在野的保守黨已經揚言，在上台後將會大刀闊斧削減政府開支。

在去年四月十一日，當時仍然是在野黨領袖之一，後來成為聯合政府副首相的自由民主黨黨魁克萊格(Nick Clegg)在接受天空電視訪問時，曾經警告過選民，保守黨的削減開支政策，很可能會令英國發生希臘式騷亂，而不少英國選民，當然不相信克萊格的烏鴉嘴竟然在一年後成真，還要他身為聯合政府副首相都無法阻止卡梅倫的削減經費政策，將英國推到社會不安的臨界點上。

保守黨卡梅倫上台後的削減經費政策，本來在英國已經成為在野黨，甚至執政黨成員本身的炮轟對象，最令人印象深刻那次，正是保守黨籍的倫敦市長，卡梅倫的多年戰友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去年十月底，於英國廣播公司倫敦台的早晨烽煙節目，指卡梅倫削減倫敦市民房屋津貼的政策，令原有居於倫敦市區的貧窮民眾負擔不起倫敦的租金，變相迫他們遷離首都，那是有如塞爾維亞在科索沃借大屠殺來作種族清洗，而政府藉削減房屋津貼來搞社會清洗(social cleansing)，令倫敦只有富人住得起。約翰遜雖以口不擇言聞名全英，但他的嚴厲指控仍然引發倫敦政壇軒然大波。但由約翰遜這樣重的批評可以見到，保守黨經常對窮人福利開刀的削赤方式，令不少居於倫敦市中心的市民深感不安，連自已的居所隨時都因政府削減福利而失去時，那些年輕人確實無東西可以輸，亦難怪當局一次又一次表示會採取拘捕行動對付滋事分子，但那些暴徒仍然無動於衷。對於有可能連居所都失去，又看不到前途的年輕人，坐牢算得上甚麼，倫敦警方表示，市內的監獄因這次騷亂而爆滿，當局有可能要面對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

卡梅倫在選舉時，有對政府削減開支後留下的社會服務缺口提出替代方案，那就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經讚揚有加的大社會(Big Society)理念，所謂的大社會，就是將幫助弱勢社群的工作，由政府轉移到社區，而政府的工作，就是協助社區中有志之士，去承擔扶助弱勢社群的工作。如果大社會理念成功的話，英國政府不單可以削減開支，更可以讓英國政府向小政府的方向進發，這很合乎保守黨自戴卓爾夫人以來的意識形態。

但大社會計劃在實施一年後，就已經遇上麻煩，當中最具象徵性，就是負責在內閣推動大社會計劃的內閣顧問，亦因此晉身終身貴族，被英國傳媒形容為大社會沙皇(Big Society Tsar)的香港移民後代韋鳴恩勳爵辭去在內閣的職務，韋鳴恩勳爵的辭職被視為對卡梅倫大社會理念的一大打擊，亦令外界質疑到底大社會計劃的進展，是否足以彌補當局大削經費後留下的空隙。當時卡梅倫仍死撐，指大社會政策要推行下去，令人質疑大社會是否只是削減政府開支的幌子。

但由騷亂前的托特納姆區來看，英國所謂大社會明顯未發展到可以讓民間社會自行處理社會問題的程度，而政府在這個時候削減福利開支，就明顯地闖下大禍。

在托特納姆區爆發大規模騷亂前，當局竟然大幅削減當地百分之七十五青少年服務開支，被當地青少年組織領袖形容有關做法不可思議，在今年三月當局削減青少年服務開支時，托特納姆區的國會議員，工黨的Danny Lammy已經警告有關做法會觸發暴力罪案，是令人心碎的決定，他指很多家長依賴當局提供的周末青少年活動，以作為課後管教服務，沒有這些服務，家長無力讓子女到其他地方打發時間，將會製造麻煩，而很明顯民間社會未能提供替代服務。Danny Lammy是托特納姆區長大的國會議員，出身黑人貧窮家庭，經自己努力奮鬥後成為律師，並晉身國會成為下議院議員，可謂少數族裔模範，他個人成長經歷比任何研究更富說服力。當局不聽他的警告，而騷亂在托特納姆區爆發亦不令人感到意外。

連負責監管倫敦警隊的倫敦警察管理局(Metropolitan Police Authority)成員都有類似看法，倫敦警察管理局成員之一Jenny Jones亦指，政府削減青少年服務開支，對倫敦爆發大規模衝突起著激化的作用。

因此，在這次騷亂過後，卡梅倫政府所謂大社會理念將會受到進一步挑戰。雖然現階段英國社會仍然會將焦點集中在平亂以及清理現場，讓民眾生活恢復正常。但有意在明年重奪倫敦市長寶座的工黨怪人，綽號Red Ken的前倫敦市長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已經急不及待挑戰保守黨的削減開支主張，看來所謂的大社會以至政府資源如何分配問題，將會在騷亂後被提上主要議程，並可能在明年倫敦市長選舉中反映出來。而下一篇，會詳談倫敦警隊的問題。

港交所欠公眾一個交代

在八月十日，香港經歷了自競價時段超技術操縱市場事件後，另一市場怪事。港交所的披露易網頁被黑客攻入後，港交所以投資者未能得知股價敏感資料為理由，將七隻股票停牌，包括在八月十日公佈好消息的豐控股。

雖然未知調查結果，但相信這次黑客行動，可能涉及有人意圖操控控股價，因為控在八月十日公佈出售美國信用卡業務的消息，而控佔恒指成份股的比重依然的重。這次沒有競價時段漏洞供大戶操縱，但港交所的網絡保安部署被人看穿的話，就很容易讓有心人有機可乘。特別能夠知道上市規則下，披露易網頁一被攻破，就立即需要停牌的人不會太多。

黑客入侵不能再發生

因此，李小加絕不能對公眾說，他不能保證同類事件不會再發生，公眾的要求，就是不可讓類似事件再發生。

而由競價時段漏洞百出變成「勁假時段」玩殘散戶，到發出諮詢文件，讓買賣雙方身份不用在交易系統上披露，亦即搞所謂「黑池交易」，到這次只用攻入披露易網頁就可以叫停股市買賣事件，可以看到交易所近年所謂的新改革，倘不是像黑池交易般，本身設計有損公眾利益，就是一些改革執行成為個別人士的搵食漏洞。從競價時段執行變成笑話，到披露易變成黑客溫床，都是當中例子。港交所欠公眾和投資者一個交代。

港交所如何管治下去，將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如果李小加打算用中國人差不多先生的態度來管理港交所的話，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想，香港就應另覓高明，並確保港交所能夠維持市場公開而透明地運作。

中共專揀兒皇帝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對香港學生批評特首以及他的團隊只懂執行，不懂如何當家作主，引來香港政客之間一輪罵戰。但深知中共治港思維的人，就知道這場罵戰根本不必要，因為責任就在中共自己身上。

雖則英國並沒有將整套西敏寺式民主政制移植來香港，只不過，英國有帶來和訓練一批正直、有政治識見公務員，像陳方安生、王永平、葛輝等等。更何況中共過去六十年，由反對楊慕琦計劃，到反對彭督政改方案，都是反對香港以民主方式培養自治人才，敗也英國之說有一大半責任也在中共身上。

更何況中共所渴求的特首人選，根本不是當家作主的自治人才，而是兒皇帝，由董建華，到現時所謂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唐英年莫不如此。就算曾蔭權上任之初也曾經想「強政勵治」，但由中國歷史來看，任何皇帝就算如何勵精圖治，如果他身邊的人不到他指揮，最後不是被軟禁就是當昏君。由明神宗萬曆皇帝，到清光緒皇帝，到大韓帝國的高宗和純宗莫不如此。筆者相信曾蔭權想有一番作為，但他與大韓帝國高宗一樣，受到諸多外力擺佈，根本一籌莫展。

在中共專揀兒皇帝來做特首的情況下，還請王光亞收回他批評香港人不懂當家作主的廢話。讓香港人自己籌劃自己的民主進程，經歷民選政治的洗禮，加上英國人建立多年的文官和司法制度，香港自然不用北京來替我們憂心。現時鐵道部管得一塌糊塗，全中國人都不敢搭和諧號，坐火車前可能要寫遺囑，王先生指點江山前，還請他先想想如何管好鐵道部。

台灣與德國 牛奶加汽水

筆者連法律系學生也不是，應沒有資格與馬英九這位法學學者辯論台灣地位問題。只不過，馬英九近日指台灣法理情況與東西德相同，對筆者而言，深感詫異。

直布羅陀、香港和台灣，都是以往未有民主年代，一國皇室戰敗後簽署和約而割予他國皇室的土地。像直布羅陀是西班牙國王在《烏德勒支條約》中割予英國國王，香港島是大清帝國在《南京條約》中割予英國國王，而台灣和澎湖便是《馬關條約》中割予日本天皇。這些割土，依歐洲法律傳統而言，都直屬戰勝國國王名下。

因此對這類割土，西班牙可以拒絕承認由直布羅陀英殖民地政府發出的旅遊證件，但絕對不可以霸王硬上弓收回直布羅陀。要改變直布羅陀現況，不論獨立還是併入西班牙，都必須經過因直布羅陀關係而成為英國海外領地公民（ＢＯＴＣ）或英國公民的人士公投同意。二○○三年英西兩國意圖締結共享主權協定，但直布羅陀公投反對有關主張，倫敦方面表示要尊重民意，結果不了了之。

在英國以往習慣，這類皇室割土或海外殖民地要獨立或併入他國，都需要公投，像主權直屬英王的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聯邦，當時新加坡自治領首相李光耀都舉行公投。這類公投後離開英國的國家，子民日後就不會保留英籍。反之，像香港，以及檳城、馬六甲等硬被英國踢出去的領地，其人民會保留英籍身分，作為最後屏障。儘管英國給予香港人的英國國民（海外）身分，沒有英國居留權，是極不理想做法。同樣道理，日本應讓台灣人民有保留日籍選擇權利。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日本的？美國的？還是自立成國？嚴格而言應予公投，沒有公投確認的主權，與硬侵占沒分別。

中國比中東更不安全

自上月廿九日，中國江西省絕望訪民錢明奇對撫州政府建築物發動炸彈襲擊，引起外界高度關注後，近日中國接連發生類似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六月九日，湖南耒陽以及河南鄭州爆發針對公安局的炸彈襲擊，耒陽有派出所被夷為平地。而六月十日針對天津市政府襲擊，發展到獨行襲擊者意圖把手榴彈擲入政府建築物程度。

由此可見，中國的民怨已經達到臨界點，只不過沒有錢明奇事件前，未有任何足夠理由說服訪民放棄和平手段。而錢明奇臨終前的名句：「行動才能解決根本！奮鬥才能得到解放！」對事態起著催化作用。錢明奇的遺言，幾乎為日後其他同類型襲擊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因此，大家可以預期中國炸彈襲擊事件的頻率，與中東諸國相差不遠。換言之，現時不論去中國經商、旅遊還是求學，風險與進入約旦河西岸、巴格達等經常有炸彈襲擊的地方相若。

而且台商不要認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在中國做生意，難免要官商勾結，日後台商如果有任何欠薪事件，台灣在當地企業辦公室，隨時都可能面臨自殺式炸彈襲擊，最怕是老闆沒有被炸掉，因為老闆在台灣，但去當地找機會的台幹，卻無辜成為這些憤怒訪民的陪葬品。

除了開採石油，沒有人認為中東那些四處都有炸彈襲擊的地方是設廠好地方。同樣地，當中國屢屢發生這類炸彈襲擊時，亦代表中國民情相當不穩，若是中東式的茉莉花革命還好一點，最怕民怨深至動輒殺官的地步時，那場革命或動亂很可能失控。把自己國家的經濟前途押注在一個會爆發大動亂國家之上，是不是未免賭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