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全国暴乱给我们什么教训？

在伦敦北部一个警察执法行动中的流弹，竟然引发英国主要大城市骚乱，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华人熟悉的大城市全部都被暴乱波及。

　　无可否认，这次英国参与骚乱的人，与较早前反对大学加学费那群人很不同，参与骚乱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政治议题，旨在抢掠和捣乱，英国公众明显会支持警方采取更强硬手段平息骚乱。但如果说执政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对这次骚乱一点责任也没有，亦不符合事实。这次骚乱，与保守党在执行“大社会”（Big Society）理念方法不当，以及公众感到金融海啸中应被惩罚的人未被惩罚有关。

“大社会”执行不当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台前，便提出“大社会”理念，这本来很好，因为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政府长贫难顾，而由民间社会自行处理，效果往往比政府亲自处理更好，而政府财政收入亦可以集中于减赤，以及投放在其他可以用来制造就业的地方上，例如兴建英国高铁二号线（High Speed 2），以及提升在欧洲规格而言不及格的英国高速公路系统，都是很好的制造就业方法。

　　只不过卡梅伦在实际执行大社会理念时，并没有正视金融海啸过后，英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需要更多社会服务的事实。在民间社会无力接手，或未能有效取代时，便把应有的社会服务裁减，那就肯定点燃社会不安的火头。像这次骚乱的起点伦敦北部托定纳姆区（Tottenham），本来己是伦敦贫穷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上月当地的市镇理事会才决定削减该区提供青少年服务的预算，那些读书不成，失业而且对前途茫然的年轻人，终日在街上无所事事，最终会闯下大祸也不令人意外。卡梅伦执行大社会计划操之过急，甚至被人误认为是削减政府支出的藉口，成为了这次骚乱的主因。

该惩罚谁？

　　当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大，以致威胁英国的财政评级时，一向有相忍为国、团结面对一切问题美德的英国人，并不会像希腊、西班牙人一样，视削减开支为十恶不赦的事，但这事的前提在于，政府削赤是为了国家每一个人更好的未来。

　　然而，现在最明显不过的现实是，英国政府大幅削减各类社会福利开支，从中学和大学学费，到各类社会服务，为的是支付因拯救银行扛下的沉重负担，而那些做了不负责任投资决定的银行高层，却未闻有谁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银行高层乃至前线交易员，照样享受他们的丰厚薪酬和福利，对他们之前所做的决定一点愧疚感也没有，也没有听过当中应该要负责的人，会以他们的私人财富来提供社会服务，以及为贫穷学生供书教学。当穷人认为他们为了个别富人不负责任的决定而受苦时，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亦不足为奇。这也解释了为何伦敦爆发骚乱后，英国其他大城市陆续发生这类有样学样的骚乱。即使远在苏格兰，也有年轻人不惜以身试法在面簿上煽动他人参与骚乱，因而被英国警方拘捕。

　　目前，卡梅伦政府肯定要竭尽全力平息骚乱，将闹事分子绳之以法。这不单是全体英国人的期望，也关系到世人参与明年伦敦奥运的信心。对经济疲弱的英国而言，伦敦奥运会是一次重要的振兴经济以及提供基层就业的机会，英国不能因骚乱失去这次机会。但平息骚乱后，卡梅伦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其削赤政策，以及要那些该在金融海啸中负上责任的银行高层以及金融界人士，承受由他们一手带来的痛楚，而不是由本来己经在社会低层的人，去承受由金融海啸带来的痛苦。不单要为穷人换来一份安慰奖，也要富有的人，学习承受自己的贪婪和愚蠢带来的代价，而不是因为“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就可以把责任推在全民身上。

马哈迪的双重标准主义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提及若然马来西亚接受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模式，马来西亚应该可以实践到新加坡相若的成就。对笔者这些原籍印尼的华裔人士而言，只不过是常识。若非印尼当年有排华政策，笔者应以印尼人身份贡献印尼，而不是变成居港英籍华人。

　　只不过，李光耀合乎常识的言论，惹来马哈迪医生，以及马来西亚一众巫统既得利益分子疯狂反扑。笔者家族历史，与马来西亚算是有点渊源，因笔者家族的槟城背景，才令我家讲粤语没有半点难度。由一个半局外人，让笔者以事实，指出马来西亚有何问题。

马国滥用内安法令双重标准

　　在对付马共期间，英国人引入一系列紧急法令，亦即引起争议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简称ISA），容许政府未经审讯拘捕个别人士。基于南洋的特殊政经环境，保留还是废除是惹起争议。

　　只不过，任何国家有没有法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使用这些尚方宝剑时，是否有一致标准，以及谨慎利用这些法律。而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使用《内部安全法》的态度，就知道为何马来西亚做不到新加坡的成就。

　　新加坡近年使用《内部安全法》拘留人士，主要与卡伊达组织在东南亚的分支机构回教祈祷团相关人士，众所周知，回教祈祷团是区内活跃的恐怖组织，在印尼、菲律宾策划一系列恐怖袭击，亦差点策动炸掉宏茂桥地铁站行动。卡伊达组织的活跃，也是新加坡保留《内部安全法》的理由。新加坡使用《内部安全法》，主要都是针对恐怖分子，仅用于维持公共治安的范畴，算得上相当克制。

　　相反，马来西亚应用《内部安全法》，可以用滥用来形容，《马来前锋报》经常作出与事实不符，煽动种族关系言论，但笔者未见大马当局利用《内部安全法》或《煽动法令》来对付。

　　近年马来西亚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来拘留什么人？最胡闹一次是2009年，雪兰莪州行政会议成员郭素沁，被传投诉回教堂祈祷声太大，便被当局引用《内部安全法》拘留。而《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因报道巫统升旗山支部主席阿末依斯迈指华人寄居于马来西亚言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阿末依斯迈没有被人引用《煽动法令》或《内部安全法》拘留，但报道的记者陈云清就被拘留，新加坡未试过上演这样好笑的闹剧。

没有大学固打，人才怎会跑到台湾？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马来西亚一流的华裔学生，都跑去新加坡、澳洲或台湾留学，而不在马来西亚留学。马来西亚的大学本来不弱，像马来亚大学本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同一所学校，为何今天新加坡大学的国际排名都远高于马来西亚的大学？这皆因马来西亚实施的大学固打制度，预留相当多学额给马来人，不问他们的成绩是否符合要求，这种制度不单令华裔学生被迫离国，同时侮辱了马来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不相信马来人和华裔一样有同等的学术能力。

　　事实上，在新加坡的种族平等政策下，马来人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其他民族同等卓越，甚至新加坡国会现任议长正是马来人。今年世界盃，代表新加坡执法的国际球证Shamsul Maidin，也是马来人。在新加坡种族平等制度下，马来人可以爬上世界顶级位置，为马来民族争光，而不是像马来西亚的某些当政者，老是为马来民族出丑。

　　事实胜于雄辩，种族平等才能为国家带来发展机会，新加坡证明了这点，美国也证明了这点，美国白人为主的选民才选了奥巴马当总统，就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前宗主国英国，有名种族歧视得厉害，也不得不委任一名原籍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担任保守党主席兼内阁阁员，这是在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平等机会才是提升国家实力的唯一道路。马哈迪医生等人不听李光耀的忠告，仍然坚持错误的道路，除了为他们的朋党带来好处，笔者看不出对基层的马来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这样光天化日的种族歧视，是马来西亚，以至马来民族的耻辱。笔者相信，如果马来西亚联邦有一个公平的制度，马来民族的成就应该是光辉灿烂的，笔者从不怀疑马来民族的智慧。

马尼拉人质事件暴露其反恐能力缺陷

在8月23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相当血腥和不幸的持枪挟持事件，一名曾任当地警队相当高职位的前警员，不满一年前当地法院将他革职，持M16自动步枪闯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架载有香港游客的巴士，后来菲律宾警方特种战术及武器部队（SWAT）强攻巴士，导致八名人质死亡的惨剧。

　　姑且不论这次菲律宾政府、中国政府、香港政府以至康泰旅行社本身各自要负起什么责任，这次菲律宾警方令人摇头的表现，暴露了菲律宾己经成为东南亚地区反恐战争的最弱一环。如果菲律宾军警不在纪律、训练以至装备等各方面追上现代水平，恐怕日后菲律宾将成为恐怖分子大本营，长远为东南亚稳定造成隐忧。

菲律宾反恐训练底牌全露

　　首先，为何一名离职警员，居然仍能买到M16步枪，菲律宾枪械泛滥程度己经令人不安，虽然M16的民用型号AR-15于全世界流行，但没有理由连军警用的M16都可以落在一位退役警员身上，证明菲律宾的枪枝管制迹近于无，这类武器若然连退役警员都可以买到，像回教祈祷团一类恐怖分子要在菲律宾搜集这类武器根本不难，足以对东南亚安全构成隐患。

　　但更令不安是菲律宾特种战术及武器部队的训练水平，菲律宾警方谈判专家的谈判策略，固然是令人费解，有待调查人员调查。但更令人费解是菲律宾警方特种战术及武器部队，在意图攻上巴士时的鸡手鸭脚表现，既无这类部队讲求高度团队合作，亦无战术，而且装备运用熟练水平完全强差人意，连用手锤都失败过几次，更不要说有人怀疑狙击手由于判断失误，导致人质有可能中枪身亡等情况。

　　由1990年代起，由于美国黑豹党、中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英国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一次比一次过份的袭击行动，加上现时卡伊达组织，以至活跃于东南亚一带的回教祈祷团，恐怖分子拥有的武备以至训练都相当精良，与各国的精锐部队无异，因此，现时世界各国的主要反恐队伍，自身训练要求都非常高。

　　例如：德国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事件后成立的GSG-9反恐队伍（GSG9是“德国边防警察第9大队”的简称），在2003年一次于柏林营救巴士挟持人质行动，迅速在数分钟内击破双层巴士车窗，反恐队员一拥而入制服枪手，安全拯救人质，而不是像菲律宾部队鸡手鸭脚地搞了一个半小时，仍未攻上一架单层巴士上，还得在全世界电视镜头前出丑。

　　笔者相信如果菲律宾警方有自知之明，容许训练、遴选以至装备师承英国皇家陆军特种部队SAS的香港警察飞虎队，或者邀请同属亚细安成员的新加坡特种部队进入马尼拉现场协助营救人质，笔者相信事件不一定以悲剧收场。在一些恐怖事件中，例如：1977年10月13日，德国汉莎航空客机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被挟持事件中，德国GSG-9联同英国SAS联手在摩加迪沙机场击退恐怖分子，拯救人质。亚细安应可考虑仿效德英合作先例，设立互助机制，联手应付这类恐怖事件。

菲律宾应考虑组建特种部队

　　由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本来就有回教游击队在当地大搞分离主义活动，而回教祈祷团近年在印尼和新加坡都屡受重创，恐怖分子见到菲律宾的反恐部队水准如此不济，极有可能选择菲律宾作为主要活动中心。加上棉兰老岛与马来西亚沙巴州只是一水之隔，恐怖分子转移阵地非常容易，这次菲律宾拯救香港人质失败，不单有可能对中菲关系带来损害，更有可能为日后菲律宾变成远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翻版埋下伏线，对东南亚诸国而言并非好事。在热带雨林打反恐战争难度，不见得比在沙漠打来得低。

　　菲律宾政府这次应考虑重新组建新的反恐精英部队，无论编制、装备和人事，都应脱离菲律宾急需改革的军警编制，并且在新加坡、美国、英国、印尼等国协助下训练有关人员，现时尽早改善菲律宾的反恐力量是刻不容缓的事，否则笔者恐怕在不久的将来，马尼拉甚至其他东南亚大城市发生大型恐袭，那些恐怖分子藏匿在菲律宾，而当地军警却无力打击，就必成安全大患。这次马尼拉挟持事件，只是一名独自行动的前警员，都能搞成八名人质全部惨死的局面，更遑论遇上真的恐怖分子。对东南亚诸国而言，这次事件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安全警号。

为何中国化工厂老是成为灾害源头

近日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他们最怕发生的事，莫过于化工厂或矿坑，因洪水等天灾，或一些人为意外，导致有毒物质流入河流，然后要急急忙忙抢购樽装水，而且还不知那些有毒物质在河中要留多久。在广东汕头，以及在中国东北黑龙江沿岸，都发生类似事件。

　　人们对化工厂从来又爱又恨，化工厂可以为社区带来就业，但与此同时，化工厂一旦出意外，或环保上做得不好，对社区带来的打击也是灾难性。

　　在西方国家，不少化工厂由于历史因素，都座落在邻近民居，甚至生态上重要的地区，而这些化工厂又怎样保证他们既能维持生产，又能与社区共存共荣？这是中国化工厂的老板们，应该好好学习的课题。

化工厂基本的沟通工作

　　在西方大化工集团的网页，他们在欧美的个别厂房，都有自己的专有网页，这些网页载入的资料，并非销售的资料，而是详列了有关厂房的社区谘询委员会（Committee Advisory Panel）的委员名单和联络方法，甚至会议议程，怎样联络厂房的指定人员，安排参观厂房以及附近的生态关键景点，以及什么时候会安排灾难演习。

　　大型化工公司，每年安排定期日子进行开放日是不够，因为化工公司可以在开放日粉饰太平，但如果容许公众可以全年不同时间，组团去参观厂房以至厂房附近的生态点，就能起突击检查的效果，这种“巡查”方法对督促厂房注意对邻舍的安全，以及环境的保护大有帮助。

　　社区谘询委员会也是重要，社区谘询委员会通常由居住当地的雇员、当地社区组织代表，以及政府的代表，特别是消防和执法部门代表共同组成。

　　除了让公众知道化工厂在安全上做了什么，化工厂也要问公众，他们有哪一些做法可能有问题；例如，紫金矿业经常把污水排进水库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类事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么做，除了有可能遭到政府部门检举，各地的社区谘询委员会也会将投诉告知厂方，厂方很难辩称他们事前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对话渠道，对保障社区的安全甚为重要。而政府派代表在委员会中，亦确保政府人员定时定候，都知道化工厂可能有什么问题，需要依法加以跟进。

　　另一方面，由于化工是很专业的事，那些化学品一旦出意外怎处理，化工公司内部专家可能才是整个社区中最清楚。因此，化工公司提供定期演习给当地的消防、执法、医护以至拯救人员。目的是至少要让这些人员知道，一旦化工厂出了意外，按意外类型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不做什么，有什么技巧要加以练习，避免因错误的处理方法，耽误防止事故发生或抢救的时机，甚至造成更大的伤亡。

　　但很不幸，中国很多化工厂，都没有这种与社区沟通的基本程序和观念，接二连三因天灾、人为意外等出状况也不足为怪了。

舆论监督仍不可少

　　虽然化工厂可以靠自行建立与社区沟通机制，去确保他们运作安全，但对于一些较小型的化工厂，他们未必有资源以至专门部门，去成立社区谘询委员会、全年都安排民众参观等目标，因此，针对一些较小型的化工厂，仍然需要传媒监察，再配合政府部门的执法，去确保生产过程以至污染物处理的安全可靠。

另一方面，有些涉及制度上的安全问题，仍然需要传媒的讨论和报导，去提醒公众注意，有幸中国尚未像美国般成为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

　　在美国，近年公众己经不断要求，政府立法规管化工厂的保安水平，因为恐怖主义袭击化工厂的话，所造成的人命伤亡与一场九一一袭击分别不大。

　　近日笔者在网上，看到网民拍摄南京塑化四厂丙烯厂房大爆炸后，附近一带受损情况片段，当中破坏力与中东恐怖分子的汽车炸弹分别不大。而化工厂保安问题对社区的威胁，如果没有传媒的提醒和报道，一般人是很难想象当中的危险性和可怕。

　　中国化工业己不是要学当一个好的企业公民那么简单，他们应该视邻近社区的安全和健康，视为生产目标的一部分，并在标准作业程序上，将社区安全纳入考虑之中。但很明显，中国化工业管理层们的思想水平与国际水平仍有一段距离，需要加以改进和学习。

由香港导游强迫中国游客购物说起

近日，中国广东省的电视台，播出一段由观众提供的影片，显示香港有部分接待中国游客的旅行社，如何以侮辱性的言辞强迫中国南来的游客购物，令香港形象蒙污。

　　在片中，导游声言没收所有团友的酒店锁匙，不让他们外出，更有可能违反香港法律中关于非法禁锢，以及涉及恐吓的刑事法条文，日后中国游客遇上类似情况，应该借机会用手机打112，或在电话亭打免费999果断报警，并且将片段交予警方，让不法分子尝尝牢狱滋味。

　　不过，话说回来，为何这类旅行社屡禁不止，开设这类旅行社的人，不断利用其亲友开设空壳公司，当旗下其中一间公司东窗事发，另一间公司随即顶上，那些强迫旅客购买的奸商好像怀有不死身似的，永远都会存在。就像这次涉案的旅行社，较早前就被指在广州白云机场遗弃了四名河南旅客。

香港商界无良作为一直受包庇

　　现时香港确实有所谓旅游业议会，但香港旅游业议会并不是一个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机构，当中成员全是旅游业界人士，任何行业都有本身的陋习行规，这个旅游业议会既不受民选议会监管，又不受政府以法律监管，这组织会对自身的陋习有多大决心可想而知。

　　香港确实有一位代表旅游界的功能组别议员，他是谢伟俊律师。香港旅游界由一名开律师楼开到遍布全港的律师来代表本来己是够奇怪，而谢伟俊律师在片段播出后，纵使片段中的情况丢尽香港人的颜面，仍然没有半句谴责香港旅游业界的说话，把责任通通推到新移民导游身上，这不难理解，因为谢伟俊律师是由香港数百间持牌旅行社东主选入立法会，以制度而论，他没有公开说出一些极难听的说话，为这类旅行社辩解己算不错，不要指望他会指责他所代表的行业。

　　查实香港人本身一直都深受商界那些急功近利，漠视消费者权利的作风所害，在互联网上疯传香港网民改编德国电影《十二夜》中希特勒的对白，配上的粤语字幕全部诉说要申请终止香港某间电信公司服务之难，尽管香港人一直对不少电信公司的服务作风，以至合约条款流弊投诉己久，但政府仍然没有修改法律保障消费者权益。连香港当地人使用的电信服务都出现这么多问题时，大家可以想象到，香港的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是如何欠缺。多年来香港政府没有把保护消费者法律交到立法会通过，原因正是香港的议员，有一半都不是代表全体香港市民，而是代表个别行业利益的功能组别议员，试问又怎可能通过一些对香港不良营商手法不利的法律？

中央政府的责任

　　要彻底根治这类强迫购物的问题，港府当然应该立法，禁止有人利用空壳公司或亲友成立公司，手持大量旅行社牌照，不断重复又重复把中国游客当成羔羊，并且对这类旅行社的实质东主绳之于法，既然中国有这么多游客受害，中央政府应该向功能组别议员以及建制派议员施压，要求他们支持立法规管，因为这些维护自身利益大于一切的人，没有北京的直接施压根本不会把香港人以至中国民众的强烈批评意见听得进耳。

　　但不断的施压也不是办法，这不单损害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中央政府花耗大量精神与这些人周旋，亦有碍中央政府把精神投放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例如朝鲜问题，以至中国自身的大量内政问题等等。

　　最终，功能组别这种英国人遗留维护特权的制度，不应再成统战的工具，而是必须在可见将来取消，以免商界在香港政界的特权，最终成一个尾大不掉的毒瘤。中国游客被强迫购物事件，只是离奇政制引发问题的冰山一角，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事实上广泛影响着香港的民生。如果这问题不作出有力的改善，其他民生怪事将会层出不穷，甚至同时令中港两地民众受害，而这一点中国当局不是完全一点责任也没有。

西班牙语文问题或对中国有所启发

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西班牙国家队球员在南非足球之城球场上狂欢庆祝，现场有球员拿出不是西班牙国旗的旗帜，不少欧洲人一看便知那是“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旗”，而在荷兰对西班牙的决赛赛事前，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巴塞罗那才发出因西班牙宪法法院，不容许加泰隆尼亚以西班牙王国属下的“国家”（Nation）自称的判决，因而触发百万人大示威。而西班牙国家队十一名正选球员，有七名是西甲巴塞罗那队的，那球场上出现加泰隆尼亚旗，让西班牙内部的语文争议曝光于全球，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摄政王佛朗哥当年为了报复加泰隆尼亚人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而作出的愚蠢报复行为，酿成今天西班牙要在国家分裂阴影下夺得世界杯的祸根。近日中国有人在粤语地位问题上，似乎有迹象干出一样的蠢事。中国或应借鉴于西班牙人的负面经验教训。

佛朗哥语言政策闯下大祸

　　在1936年至1939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除了共和政府大本营马德里，以巴塞罗那为中心的加泰隆尼亚，是守到最后一刻才落入佛朗哥为首法西斯阵营地区。因此，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政府，对加泰隆尼亚的报复亦十分残酷，除了取消其1933年才成立的自治政府，更禁止加泰隆尼亚人使用自身的语言，因用加泰隆尼亚语或支持共和政府，因而被佛朗哥杀害或迫害的加泰隆尼亚人，更不计其数。就连巴塞罗那队本身，也因本身是加泰隆尼亚主义以及支持共和政府的鲜明色彩，在佛朗哥统治期间受到迫害。

　　佛朗哥的错误政策，在1975年随佛朗哥逝世而结束，在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后，虽然西班牙仍在波旁王朝统治下，但西班牙政府很快承认加泰隆尼亚语为官方语言之一，亦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成为欧盟23个官方语言之一。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地位，亦在新民主政府改革上渐渐提升。

　　但禁讲加泰隆尼亚语的伤痕，是相当深远而且难以愈平，一如今天台独的伤痕，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禁讲闽南话惹出来一样，加泰隆尼亚人虽然没有巴斯克（Basque）人这样极端，动不动就以暴力手段争取自身权益，但他们仍是争取独立，当中包括公投让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王国下，以国家（Nation）自称，这有点与加拿大魁北克安排相若。不过西班牙宪法法院，最近判定此举为违宪，令巴塞罗那爆发西班牙恢复民主以来最大规模示威，有过百万人参与，即差不多加泰隆尼亚六分一人口参与，由此可见加泰隆尼亚人对西班牙的离心，球员夺得世界杯后，要争取加泰隆尼亚旗曝光机会也不令人意外。

让方言有公平合理使用机会

　　禁止方言政策之所以会广泛造成伤痕，因为方言深入平民百姓生活中，而大家讲方言时，只会因方言的亲切和方便而使用，不让民众使用他们感到舒服的语言，结果就是硬迫所有人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因此，任何打压方言的政策都后果严重，特别是一些方言本身语言系统较为完整，可以视作独立语文处理，情况更为棘手。因此，有些多民族国家，宁可将方言或主要少数族裔语言，列作官方语言，或给予类近官方语言的礼遇。像粤语在加拿大，虽然未像法语成为官方语文，但现任加拿大首相哈珀，无论农历新年向华裔拜年，还是就人头税政策向华裔道歉，用的都是粤语，而不是标准华语。在英治年代的香港，如果中文没有特别注明，就代表粤语，这传统维持至今。英国人更曾经派出精通粤语的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亦曾担任新加坡总督），担任香港总督，他曾把一些广东诗歌译成英文。

　　因此，广东近日出现的粤语争议，有省政协委员要求广东省电视台改用华语广播，激起使用粤语人士强烈反应可以理解。事实上，粤语的情况与加泰隆尼亚语的情况相近，使用粤语的人，与使用加泰隆尼亚语的一样，为国家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只不过，中共过往为了抗衡英治香港的文化侵略，容忍广东省的传媒使用粤语广播，粤语没有强烈被迫害的历史，加上广东可谓中国革命和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广东省才没有变中国版的加泰隆尼亚。

由蒋介石在台湾的失败经验，到西班牙今天的尴尬情景，都清楚告诉大家，镇压或打压方言是自找麻烦，像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那样的抗争其实还算是温和的，即使如此，中国也应引以为鉴，避免在广东重复类似西班牙人所犯的错误。

　　中国不仅应避免出现西班牙那样的语文争议局面，还应积极地推行兼容并蓄的语文政策。简言之，中国是否应该考虑将粤语、闽南话、客家话、藏语、维吾尔语等并列为中国官方语文之一，加强不同地方的人对中国的归属感。

大陆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系

近日，有批中国大陆游客在台湾垦丁旅游时，仿照美军在二次大战时登陆琉璜岛的情景，高举五星红旗合照，并将照片发到互联网上。有关照片传到台湾网民手上后，引起轩然大波，引起不少台湾民众不满。

　　以上事件，只是芸芸大陆游客搞得两岸关系紧张的小事之一。大陆游客有不少坏习惯，如果他们不知他们外出旅游的一举一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话，这些大陆游客随时成为搞砸两岸关系，甚至搞砸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元凶。

占领者心态要不得

　　讲回垦丁那张照片，有部分网民或许认为这照片只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恶搞玩笑，笔者亦不否认这照片拍摄动机，或许有人只是想恶搞一番而己。但由台湾人的观感而言，这照片代表了大陆人不用一刀一枪，就己经占领了台湾；而台湾有相当多人不认同，甚至讨厌中国大陆。这张照片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下，就捅了马蜂窝。

　　事实上，不少大陆游客不明白，现时两岸关系的发展，包括容许大陆游客在两岸未签署停战协议情况下前往台湾观光，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搁置主权争议，不涉及主权问题的事项，像经贸、学术等交流可以谈，但一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例如中华民国对中国大陆本土的主权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甚至部分对台湾己是独立国家的宣称，全部都要搁置下来，亦不要求对方接受自身的宣称，因为一涉及主权等问题，是没有退让空间可言。

　　这些游客在照片里的作为，就相当于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岛上的主权，把主权这敏感问题如此高调宣示，就不尊重现有两岸民间合作的前提，这也是这照片政治不正确之处。大陆游客抚心自问，如果有台湾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做着同一样的情景，他们能否接受？恐怕早就引发殴斗事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古训，对大陆游客是有现实意义。

不尊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当然，大陆游客并不是每个都如此热衷政治，有很多大陆游客对两岸政治可能一点兴趣也没有，也没有在台湾岛内展示五星红旗；不过，大陆游客在台湾名声之差，笔者不住在台湾，都有所听闻。笔者颇常在台湾网民口中，听到他们痛骂大陆游客。

　　大陆游客最常被批评就是他们一些不守公德的行为，例如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乱抛垃圾、排队不守秩序、随地吐痰、胡乱作出“到此一游”的涂鸦、在不应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让座给妇孺等，这些令台湾感到相当无礼的小事，早不是什麽新闻，也造成了不少积怨。大陆游客在香港不守公德的作为，很多时候也令香港居民侧目，甚至有所怨言，台湾人更有怨言，那就完全不令人意外。因此，网上那张照片一出，加上平日生活日积月累对大陆游客的不满，就一次爆发出来。那张照片没有被台湾岛内的基本教义派乘机利用，作为反对大陆游客来台的藉口，已经是相当走运了。

　　事实上，如果大陆游客在政治上不敏感，以及不顾公德的坏习惯依然不改，没有因垦丁照片争议事件而学乖的话，大陆游客与台湾民众之间，迟早会因一些小事造成冲突，最终不单破坏中国国民形象，对两岸民间来往肯定也会造成严重影响，就算马英九政府想进一步推动两岸间的经贸往来，都不一定能受到台湾民众欢迎，因为台湾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己经积聚了大量对大陆民众的偏见，这些眼见为实的偏见，并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扭转过来。

　　到底大陆游客会否最终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祸首，甚至暗地里帮了绿营一把而不自知，就要看大陆民众有没有智慧，对自己外出旅游时的一些坏习惯作出反省。如果中国大陆财大气粗的游客，愿意对他们日常的言行举止作出反省，他们或许可以由关系破坏大使变成亲善大使。

日渐诡异的香港局势

政改争论对香港政局渐渐出现洗牌作用。

　　曾荫权邀请公民党党魁余若薇女皇律师在电视辩论政改，结果曾荫权惨败，而且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马岳形容为“人类史上最悬殊一场电视辩论”。事后民调还显示，超过一半香港人反对政府政改方案。

　　之后突然有传言称，中国政府接纳以民主党牵头的“终极普选联盟”改良方案。行政长官曾荫权向亲北京政党推销民主党方案，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律师，以及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都推销这方案。而在日前，同属泛民的社民连和终极普选联盟支持者，更曾互相推撞。

　　这场政治地震，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景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促成了以支联会常委为骨干的民主党，竟然与特区政府同一阵线的诡异局面？

政制紧身衣产生的问题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以往曾经指出，香港现有政制是一套不合时宜的紧身衣，应该尽早改掉，但当时北京当局没有认真考虑过李光耀的忠告，没有及时给香港政制作出应有的改革。

　　一如笔者过往在《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说的，当政治制度可以容忍像黄宜弘般把议事堂当睡房，或詹培忠这类有伪造文书刑事纪录的议员出现时，畸形政治便会造就激进议员。先有梁国雄，在无人、无钱、无政党支持下当选立法会议员；之后由黄毓民教授、梁国雄等牵头的社会民主连线兴起，不断在议会中作出掷蕉等表演，依旧有大批年青人支持。今年1月，中国高铁香港段的拨款申请，引发大批八十后年青人反感，他们包围立法会，搞到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及大批香港民建联议员在警方护送下逃入港铁的荒谬情景。显然，香港越来越付不起紧身衣的代价。

民主党派向来与港英高官有联系

民主党由于论激进不及社民连，而论专业形象以及立场坚定也不及公民党，民主党必须另辟新路。

　　本来民主党在彭定康年代就与曾荫权等出身港英公务员的高官有紧密合作关系，而曾荫权班子不少的要人，都有民主党或民主派背景，例如曾参与香港观察社的行政会议成员胡红玉律师、亲民主派行政会议成员梁智鸿医生、曾任民主党研究主管的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刘细良、曾荫权的好友兼政治盟友郑经翰等。郑经翰还与一众民主派成员合力筹办长者安居协会，造就平安钟服务，双方本来要沟通就不难。

　　另一方面，民建联和工联会成员的水准实在太令人失望，年青如陈克勤英文发音成为被嘲笑对象不在话下，年长一点像黄国健曾经当众辱骂立法会职员也是令人摇头。民建联和工联会经常前言不对后语的表现，也去到令人反感的地步，依靠这群人支持特区施政，迟早齐齐搭沉船。民主党希望以温和方法争取政制成绩来确立定位，而曾荫权需要新管治基础，以及早日解决紧身衣问题下，双方一拍即合。

民主党与特区政府有合作基础

　　更重要的是，曾荫权现阶段没有实力，也没有胆量去彻底结束维护富商利益的功能组别问题，社民连和公民党都明确以铲除这群人为职志，但民主党本身没有如此旗帜鲜明，这更令双方有合作基础。因此，民主党便与特区政府不断密谈和合作，最终令政府接纳民主党的建议修订。而可以预期的是，不少民主党人将有可能加入政府，吸收执政经验。如果下任特首是唐英年的话，由于唐英年在担任立法会议员年代，知道如何与民主党人相处，有可能延续这种合作关系。

　　但问题亦在于曾荫权和民主党解开紧身衣的幅度太小，甚至有人怀疑有人要功能组别千秋万世。年轻人没有耐性，就算社民连中人能否控制这批连黄毓民教授也敢骂的年轻人都成疑问。6月23日会有大批青年包围立法会，希望政府撤回政改方案，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几天的事态发展相当关键，但由互联网上青年所显现的漫天怒火来看，笔者对此并不能感到乐观。

英国大选后的一些重要议题

陈冰在5月10日的《联合早报·天下事》中发表的《华文媒体对英国大选的十大误读》一文，点出了不少华文媒体对英国大选的错误解读。这类错误解读一般出现在中国媒体，香港媒体较少这类错误。香港是前英国殖民地，不少香港传媒人留英，在英留学期间具有投票权，有些香港人仍是英国公民，有权运用海外投票权。

　　但不少其他华文媒体，即使没有错误解读，也仍未充份掌握这次英国大选一些核心议题，特别是选后受到格外关注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对大中华地区都有参考价值。中国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人在这次选举中的讨论，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如何建立强而有力政府

　　英国下议院，一直采用单议席单票制，一个选区只有一个议席，谁取得最多选票便赢得议席，那个政党取得最多议席，便能组织政府。新加坡独立后，尽管因应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发明了集选区制度，以确保少数族群获得足够的代表，但基本选举制度的逻辑，仍然离不开沿用英国的单议席单票制，因为英国经验告诉世人，单议席单票制下才能建立一个强大政府。这次大选产生的“悬峙国会”（Hung Parliament，即没有多数党的议会）是历史上罕见例子。

但正因这次大选的罕见例外，现时这制度受到质疑，这次选举中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得到全国境内23%选票，却只赢得57席，而工党赢得29%选票，却有258席，不少英国人因而认为现有制度是有问题，需要改革。

　　因此，现时自由民主党选择与工党合作，还是与保守党合作，据说在谈判中会出现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政制改革。

　　不过英国人仍然很重视政府能否强大而能够推动政策，也怕一些英国国民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之类极端主义小党兴起，搞得英国政局乱七八糟，因此，预料部分英国人会反对采纳“比例代表制”，就算有意采纳新制度，考虑方向也是澳洲式的单一可转移票制，法国式的两轮投票制（如果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得到半数选票，就淘汰若干候选人再投票），像香港和以色列现行的“名单投票制”，肯定不受英国欢迎。因为香港和以色列的选举都有太多流弊出现，令英国人有所保留。例如香港社民连崛起，梁国雄和黄毓民能够在议会作出各类娱乐性演出，这也拜比例代表制所赐。

　　英国人对“悬峙国会”导致党派的利益交换，或像一些欧洲国家出现联合政府经常垮台的情况，是很有戒心的。如果不能够保证一个强大政府产生，英国选民宁可继续让工党、保守党轮流上台的情况保持一段时间。

英格兰和苏格兰分歧如何解决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何布朗表现如此差劲，工党成绩仍比预计的亮丽得多，导致悬峙国会出现。但如果比较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结果，就不难明白个中原因。工党所赢得的议席多数来自英格兰的曼彻斯特、伯明翰、伦敦等城市地区，以及苏格兰地区。保守党在苏格兰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位候选人赢得席位，而工党在苏格兰59席中，赢得了41席。

　　工党之所以能在苏格兰大胜，是因为苏格兰人极为痛恨保守党过往的私有化政策，人口较稀少的苏格兰亦对保守党的入境政策、欧盟政策等有保留，加上工党刻意在苏格兰渲染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政策对苏格兰人造成的伤害，导致大量苏格兰选民为阻止保守党上台，不惜放弃支持苏格兰国民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简体SNP）的候选人，把选票策略性投给工党。台湾民众肯定对这种情况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因为这有点像台湾中南部变成民进党大票仓一样。

　　也因这个结果，不少亲保守党报章，像《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都在探讨英格兰暨威尔斯与苏格兰分家的可能性，加上苏格兰国民党控制的苏格兰地方政府己经推出苏格兰独立公投法案，现正谘询公众意见，大家熟悉的“联合王国”可能要经历自爱尔兰南部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以来，联合王国本土第二次解体重组。新政府如何处理与苏格兰的关系，将会是未来英国政局其中一个焦点。

　　在悬峙国会背后，英国有很多议题在讨论，这些议题的经验或许能让世人有所警惕和启发。互联网让人们可更深入地观察别国大选的详情，从中得到启发，英国大选发生如此多变化，更是发人深省。

取得手机标准话语权只是其中一步

在4G标准的争夺战中，中国提出的TD-LTE Advanced(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标准，有望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会议中，被接纳为4G技术的标准，由英特尔等公司主导的WiMax技术先败一仗。

　　虽然TD-SCDMA都获国际电信联盟采纳成为3G标准，但TD-SCDMA未得到中国以外国家的广泛支持，TD-LTE由于频谱运用效率比FD-LTE为佳，加上得到中国大力支持，以及兼容现有的3G网络，美国Qualcomm等公司己经迫不及待四处推广TD-LTE技术，比中国还要积极。因此，TD-LTE的成功对中国有指标性意义，这是中国首个获国际广泛认同的技术标准。

　　但取得业界标准话语权虽好，亦只是中国要在手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其中一环，中国不能因此而自满。

日本在3G市场的教训

　　今天广泛在欧、美、日等地市场接受的WCDMA 3G技术，最先采用并在技术上有话语权的国家是日本。最早将WCDMA技术应用的是NTT DoCoMo，第一批3G手机也是日本的产品。但今天在3G手机上领先的是欧洲诺基亚、日欧合资的索尼爱立信，以及后发制人成功的美国苹果公司，在3G后台设备上领先的公司，也不是日资公司，而是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以及中国的华为、中兴通信等公司。

　　无可否认，日本的手机设计得相当漂亮，而日本在后台技术上也有一定实力，像香港和记3G服务初期也是用NEC的手机和后台技术，但要在消费者市场上成为最终赢家，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能的后台技术方案，以及在手机设计上，在漂亮外观以外，为消费者提供易用而稳定的服务，才是取胜关键。在手机和后台技术上取得相当的知识产权，有助先发制人，以及减低总体成本，但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之处。正如苹果电脑，从来都没有参与3G标准的制订，iPhone照样横扫全球市场，凭的除了是漂亮的外观，还有iPhone稳定的操作系统，以及iTunes Store为核心的软件销售网络和产业制度。

中国手机设计者的挑战

　　笔者对中国厂家未来在TD-LTE后台设备的发展没有担忧，中国作为WCDMA的后进者，在HSPA终端上，华为横扫千军，而不少电信公司的后台设备，都换上了华为和中兴通信的设备，TD-LTE的出现会巩固中国厂商在后台设备的实力和发展，这也是Qualcomm急急要先发制人，要拿中国标准四处进军市场的原因，但华为和中兴通信要后来居上，问题应都不大。

　　但中国手机设计上却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外观上固然难与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等大厂竞争，中国手机在用户体验上更急需改进，例如在选单流程、一些贴心小功能、甚至SD Card插槽的位置，都相当决定手机的竞争力。iPhone的设计由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都没有变过，款式上没有索尼爱立信、HTC以至诺基亚等千变万化，有些基本功能，像蓝芽档案传送，iPhone也是缺乏，但苹果手机在用户介面等方面设计上却是相当好用，令人很难再满足于其他牌子的手机。

在4G的年代，一定是智能手机称雄的年代，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比外型更为重要。而用户体验己不是技术能力相关问题，而是技术人员人文修养，亦一般大家俗称的软实力的问题。大牌子手机在这方面的设计水准，如果不比山寨机好太多，请问又如何在4G年代脱颖而出？

　　中国在TD-LTE标准上的胜利，只是小小的一步，中国的手机产业，还有相当多方面有待改进。

中国西南及中南半岛旱灾的战略问题

中国西南部，以及邻近中南半岛四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寮国），全部受旱灾困扰，而本来在澜沧江（湄公河在中国境内的名称）水坝问题上，与中南半岛诸国闹得很不愉快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张。下月初举行的湄公河委员会会议，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商谈时，势必相当紧张。

中国必须考虑大米产量

　　中国有可能有部分官员认为，现时中国云南和广西也受旱灾困扰，自身水资源也不够，加上水电是中国减少对外依赖化石燃料政策一部分，不应随便改变。但由战略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中国在澜沧江的水电政策尽早叫停，对中国以至国际社会都大有好处。

　　湄公河充沛的河水，加上中南半岛的气候，令中南半岛诸国都是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国，越南、泰国和缅甸都是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国，虽然中国也是大米主要出口国，但由于中国本身人口众多，其实也是主要大米入口国，而云南和广西深受旱灾打击，今年中国肯定要依赖进口大米。

　　如果中南半岛旱灾持续，对中国最大影响是大米涨价幅度定必更大，甚至有钱都不能够进口大米，过往旱灾出现时，泰国、越南等国都曾经试过禁止大米出口，以保当地民众的粮食供应，泰国和越南虽然都是小国，但他们并不是没有谈判筹码在手。现时重庆等地都出现大米价格上涨的现象，一旦中南半岛国家决定不出口大米，国际大米价格上涨幅度将会更为明显，从而带动中国的大米价格，难道中国当局还想大米价格再涨一点吗？

　　另一方面，除了大米涨价会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民生外，同时亦会影响朝鲜局势。现时朝鲜局势己经够糟糕，而大米供应紧张，势必令平壤当局购买粮食，以致国际社会向该国提供粮食援助提高难度，最终会令其局势更难得到控制。而且朝鲜长期局势不稳下，中国还在湄公河流域水资源问题与中南半岛诸国结怨，造成南北出现紧张的格局的话，对谁不利实在不言而喻的。

短期与长期方案

　　由短期方案而言，最优先的做法是澜沧江上游的水坝立即向下游放水，以及暂停澜沧江流域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先让湄公河水位回复一定水位，便利中南半岛各国的农业，当然中国应该在决定放水前，取得湄公河诸国同意优先向中国供应若干的粮食，至少在这些国家不愿出口大米时，仍会向中国以合理价格输出大米，以达致稳定粮食供应以及物价的优先目标。这样的条件交换，也是双方有利的。

　　由长期角度而言，中国应该检讨澜沧江流域众多水利工程，以及云南等地伐林种速生桉树等做法，虽然中国经济由工业带动，但共产党的领导人过往同样重视农业的稳定性，事实上，农业不单涉及农民的生计，粮食的供应稳定性更与社会的稳定程度相互关连，息息相关。在可再生能源中，除了水力，还有风力以至其他的选择，兴建过多的水电站而不理会地球气候转变对澜沧江水系的影响，这种做法与兴建水电站的原意背道而驰。但有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需要妥善解决湄公河水资源的问题，若这次解决不当，日后势为中国带来战略隐患，特别越南与中国关系时好时坏，越南借这次危机发难实在是不足为奇的事。

中国应有秩序让韩国统一

由于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特别朝鲜半岛与北京相当近的距离，令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和与战，都与朝鲜半岛局势有关。大清帝国在一百多年前因朝鲜王国宗主权问题与日本帝国大打出手，结果中国局势急转直下，亦奠定日本军国主义道路的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派出大量军队援助朝鲜与美国扶持的大韩民国对抗，亦令中国注定要长期支援朝鲜。

　　但中国支持的金正日政权，由于无法在经济上有任何起色，长期缺粮己经令耐性极好的朝鲜民众难再有耐性忍下去，在金正日政权面临危机之际，朝鲜半岛可能会出现任何以往想象不到的战略状况。对中国而言，如何处理金正日政权成为了可能比台湾问题还要迫切的战略问题。因为在中国国民党执政下的台湾，对中国没有急切的战略问题要处理，但朝鲜位处北京附近，朝鲜半岛问题是肯定要妥善解决，没有逃避空间。

朝鲜长贫难顾

　　倘若朝鲜政权现在就崩溃，肯定不符中国最佳战略利益，不论金氏政权孤注一掷与美国大打出手，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中国东北、中国黄海地区以及韩国，或是美韩联军迅速进驻朝鲜，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好处。大量难民涌入中国东北，固然会使本来就为国内问题头痛的北京当局更加头大，金氏政权与美国大打出手，亦肯定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中国，甚至令中国难免卷入战火。而没有朝鲜金氏政权后的朝鲜半岛，美军将会直接与中国陆地接壤，令中国没有任何条件使用武力对付台湾。因此，中国较早前注资一百亿美元给朝鲜，为的便是买时间。

　　虽然中国经济实力比以前好得多，但中国没有理由长期注资朝鲜，中国本身也要留下资金应付可能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以至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注入多少资金也好，由于金氏政权表现实在太差，中国官员直接进驻朝鲜运用资金，可能效率都要比由金正日来运用来得好，但中国根本不可能直接管理朝鲜的民生事务。在长贫难顾下，中国仍需要在一百亿美元买下来的战略空间和时间，思考如何处理朝鲜的前途问题。

可参考芬兰、奥地利模式

　　继续任由金正日家族管治朝鲜，战略灾难迟早要来，因此，对中国最有利的做法，莫过于有秩序让朝鲜半岛在大韩民国旗下统一。事实上，中国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大韩民国政府，法统来自1919年“三一运动”后，在中国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而大韩民国的法统又来自于脱胎自朝鲜王国李氏王朝的大韩帝国，韩国才是朝鲜半岛的正统政权。加上今天大韩民国己是成熟民主国家，在大韩民国旗下统一是符合朝鲜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国有必要与韩国政府谈判，如何联手和平结束朝鲜政权，包括如何处置金氏家族，以及朝鲜劳动党等问题，都需要中韩两国共同合作。例如韩国特赦或善待金正日家族，换取金氏家族交出政权等。

　　当然，中国支持大韩民国旗下的朝鲜半岛统一，应该是有利益可得才成，对中国最大的战略恐惧，莫过于一旦朝鲜半岛统一，美国军队可以没有朝鲜的屏障下直指中国东北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当年为何决定让中国参与韩战的原因。中国大可以参考芬兰、奥地利模式，与美国、日本商谈让韩国统一后成为中立国，作为美日与中国之间的缓冲，换取支持朝鲜半岛在大韩民国旗下统一。这对美、日、中都有好处，因为朝鲜半岛中立化后，俄、日、中、美四国不会随时在东北亚大动干戈。此举可参考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没有吞掉奥地利东部，而是同意奥地利的英、美、法、苏占领区统一成为一个新国家，换取奥地利的中立一样。有关做法，可以用奥地利国家条约（Austrian State Treaty）连附的中立宣言（Declaration of Neutrality）作为立约基础。事实上，朝鲜残破成这个样子，韩国也需要时间、资金和和平的环境，去重建朝鲜。

　　韩国对中国可谓爱恨交缠。大韩民国在二次大战之前，固然是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支持下建立，让朝鲜民族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运动有基地有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参与韩战，让朝鲜半岛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分裂六十多年。韩国人对导致国家分裂的中、美、俄三国都有相当的恨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动支持和协助大韩民国统一朝鲜半岛，笔者相信韩国人会在这方面改变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由南洋经验看新疆骚乱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种族骚乱，尽管是汉族与维吾尔族间互砍，但情景对笔者而言仍是似曾相识，因为过往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不少都变成血腥排华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排华骚乱，笔者大概会在印尼亚齐省的小城兰沙平淡过一生。

　　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由南洋经验，或许对解决新疆的问题有所启迪。

新加坡做得最好

　　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占主导的华人固然没有压迫马来人和印度人，而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地位，现时新加坡总统就是印度裔。

　　中国人只认识到新加坡在种族通婚、混居等表面东西，这颇有问题，皆因南洋华人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程度的马来化。南洋华人的菜式固然自成一套，而南洋华人子弟身穿马来服装亦不感到意外。像笔者尽管在香港长大，但小时候在家里却穿印尼当地人传统便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本来是反对身穿马来民族服装，头戴马来人传统宋谷帽向元首宣誓效忠，但今天他却要求其他议员都要头戴宋谷帽向元首宣誓，生活习惯还不是最关键。

　　但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这样，给马来人特殊优惠，只不过在集选区设计上，确保各党能派出少数种族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为何新加坡种族问题比马来西亚为少？一方面，新加坡的种族政策更强调平等机会，不论公务员还是私人机构，一律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作为占优势的种族，更加要打击优势种族的沙文主义言论，避免挑起两族间的猜忌，新加坡这方面某程度上值得中国参照学习。新加坡现时运用英国人留下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煽动法》（Sedition Act）来对付华人中的沙文主义分子。虽然当中不少做法有争议性，但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政府，大力打击华人沙文主义的做法赢得马来人和印度人信任，亦避免盲从之士参与种族骚乱，确见一定效用。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汉人愤青那些沙文主义言论，亦大有挑起事端之嫌，当中不少更被怀疑是被俗称为“五毛党”的，有官方背景网络评论员所为，不知中国政府有否看到这一点。

廉洁与法治是关键

　　不过，打击沙文主义要有实效，以及做法真正的平等，让各民族有能之士贡献国家，廉洁和法治是关键的元素。在新加坡，从来不用走后门做生意，因此印度裔和马来裔人，能力高的人也可以占据社会高位。而马来西亚却是贪污如家常便饭，因此，马来、印度和华人三族，只有少数权贵能分享经济成果，马来人根本亦不可能由优惠马来人的政策受惠。中国也一样，如果贪污腐败不除，什么扶助维吾尔人的政策也只是空谈。

同样有《内部安全法》以及《煽动法》，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没有解决马来种族沙文主义问题，每年执政巫统青年团大会，都有政客高举马来短剑，引发争拗，但从来没有警察去拘捕这些煽动种族情绪的当权者。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主要用来对付反对派，经常被滥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少用《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对付反对派，上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是用来对付基地组织（卡伊达）旗下的回教祈祷团。而人民行动党人从来不会发表种族沙文主义言论，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如何。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自律，也成为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人民行动党的基础。

　　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问题在于，中国人真的明白李光耀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吗？笔者居港31年，对此抱有很大疑问。

一则新加坡广告在香港引发回响

在一向以言论疯狂，但创意十足，经常成为香港社会运动温床而闻名政界，香港传媒和政界都不得不注意的高登讨论区吹水台，有一群网友在讨论一则新加坡政府的广告。这次网友不是嘲笑这出新加坡政府的广告，相反，赞誉有加，这则广告是新加坡全国家庭理事会（National Family Council）所发起的Think family运动系列电视广告的丧礼篇。广告所强调的包容，不论是种族包容，还是对爱侣的包容，令网友们非常感动。

　　为何新加坡的广告，竟然在香港如此打动人心，皆因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相当严重在婚嫁上的问题，而强调对爱侣的包容和体谅，成为了香港久久未闻的清泉。

港男港女论战的余波

　　过去几年，在香港互联网上，博客之间经常就所谓港男港女问题展开骂战或论战，论战内容不外乎大数香港女孩子拜金、崇拜物质、不细心等不适合当伴侣缺点，或香港男孩子不上进、缺乏独立性、没经济能力等同样不适合当伴侣的缺点。在今年三月，无线电视的杂志式新闻节目《星期日档案》把这问题搬到电视荧光幕前讨论，更为这场论战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就连无线本身也成为了网民开炮的对象，情况好不热闹。

　　但这些问题的背后，查实是香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找到终身伴侣的问题。笔者今年31岁，与笔者同岁的男孩子都找不到伴侣，投诉女孩子过份注重物质，又对男孩子很多生活细节问题诸多挑剔。当然香港男孩子有不少行径，笔者亦不欲观之，更不欲评论。造成了现在香港女孩子不是迟婚，便是可能年纪轻轻，就竟然出卖肉体，从事日本人称为“援助交际”的活动。根据香港性教育专业组织，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进行的调查，有百分之五香港中学生有曾参与援交活动，而且以成绩最好的第一组别（Band 1）中学占多，有一半中学生认为援交只是各取所需的社交生活。当有这样的古怪社会时，试问香港人怎可能不会对新加坡一套政府电视广告而动容。

引以为傲的南洋价值

　　近年红遍中港台新马等地的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最近在吉隆坡接受了男友Tony的求婚。梁静茹与香港很多歌手不同，她从不否认她渴望婚姻，亦不怕公开恋情后会失去支持者，她更在当红时结婚去。查实梁静茹所代表，是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世代相传，一直强调的家庭为本的价值观，也是南洋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跨越了种族和宗教，几乎这就是南洋人的标记。

　　当香港人对这种南洋价值开始羡慕的时候，新加坡年轻一代更应该捍卫这种南洋优良传统。当然，笔者并不鼓励择偶时全无底线，不讲条件。但如果是合眼缘的话，只要相处得开心，亦没必要找到完美伴侣才罢休。最低限度，不要以财富、样貌来评断理想对象，很多时，大家能否相处得来，思想能否交流，这些在维持家庭上才更重要。

亚视总裁王维基的十二天变法

　近几天，香港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新闻，除了周慧敏、倪震与张茆之间的奇怪三角关系，就是城市电讯创办人王维基，有自己创办公司的老板不当，去做亚洲电视行政总裁。而当了12天总裁，就因他的言论太出格，股东们承受不了，请他离开。

　　这12天带有“震荡疗法”味道的改革，可称为王维基变法。

　　目前风波暂告平息，亚视董事会接受王维基的请辞，改任亚视顾问。

　　其实，王维基所说的一些话，他在亚视做的一些事情，对中国的媒体改革，以至中国的政治改革，都有不少启发意义。

　　王维基一上场，就扬言亚视不要再当“中央十台”，因为亚视的新闻内容、格调与取向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相似，而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亚视不受欢迎的原因。

　　每天都观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中国观众，可能对王维基这番话有更深的体会。中国网上的顺口溜，CCTV被恶搞成CCAV。

　　不要说新闻，就连春晚和百家讲坛这两个节目，都有网民搞了一个“山寨版”来挑战一下央视的原装正版。这些事情都表明，不论海内外，电视台搞成中央电视台一个样，都只是死路一条。如果中央电视台不是有政治上独一无二的垄断优势，相信就不会赚大钱，更会面临与亚视一样的财政困境。

　　王维基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政府喉舌”形象，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障碍。他说，新闻娱乐化、着重美女主播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中央电视台要摆明喉舌形象，捍卫中国民众的知情权，以客观不偏不倚的观点报道时事，这才能重建公信力，成为代表中国的一把声音。

　　王维基的确很急于改革亚视，求取成果。据笔者几位在该台任职的朋友所讲，王维基上场后，周日连家也不回，不眠不休在公司办公，会见各级员工，希望尽快为亚视求取一条生路。他对亚视的诚意和决心，是无庸置疑的。

但任何一家电视台，都有本身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员工也希望新总裁会尊重他们。或许，如人所说，王维基一上场，就把亚视上上下下都骂个体无完肤，是他最后离开的关键原因。
　　王维基几乎把全公司员工批个一文不值，于是就被视为全台“公敌”，反对改革的人也很容易趁机赢得他们的支持点，这令王维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中国媒体确实很需要改革，不过如果改革那个人也像王维基一样，下场也将会与中国以往的变革领袖一样，羽翼未丰已经被保守派找藉口清除得乾乾净净。

　　如果王维基在有限时间内，以不得罪组织上下的情况，迅速改革整间公司，定必成为工管学者以及政治学者热衷研究的课题。

　　王维基变法不应只是见诸报章的一场肥皂剧。倘若亚视是中国媒体的缩影，这场变法所得的教训如能仔细研究，对中国和香港，以至其他国家媒体管理层，定必有深刻的启发。

刑事法典377A条：香港的经验

近日，新加坡为了《刑事法令》377A的存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对笔者而言，这种双方阵营的联署大战是似曾相识，因为在香港，保守与非保守阵营，都经常在互联网动员群众，发动这类联署战。

　　新加坡现时将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性行为刑事化，源自于，英国法典，在一九九一年前，香港的刑事法典亦有同样的条文。而香港在废除类似法令条文上，亦遇过重重险阻，而香港的经验，可以为双方阵营借鉴。

　　一宗血案扭转形势

　　在1967年，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本土管治范围，废除了同性恋刑事法令。英国很理所当然，会将联合王国本土法令引进殖民地。在1969年，当时殖民地政府提出将这项英国法律应用香港时，遭到华人团体强烈反对。由于当时六七暴动刚结束，社会尚未复原，因此政府放弃引进相关法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私底下同性恋卖淫活动相当活跃，政府就用类似法令去对付这类活动，结果不少人都因同性恋被捕，当中不少与这类卖淫活动无关。全球不少政府很怕类似377A法令出现，并非因为政府有意鼓励同性恋，而是因为这类法令，实际上要做到不主动执法，并不容易。

　　1980年，皇家香港警察拘捕一名驻守新界的督察麦乐伦，指他与一名18岁的华裔男子，触犯八项粗犷性行为罪，亦即与377A相关的条文。后来，麦乐伦身中五枪身亡，而死因调查法庭裁定结果是死因不明。这宗神秘的死亡事件，引起公众对类似377A条的法律条文，能否妥善执行的关注。政府最后指派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有关条文能否保留。

　　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建议将有关行为列为非刑事罪行，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事检控，但同样地，因为这类行为伤风败德，亦不会受到法律保障。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绿皮书，引起香港教会与同性恋权利分子唇枪舌剑，但政府最终在1991年，将有关法令提交立法局，并获三读通过。

　　请由执法机关角度去考虑

　　香港主流社会与新加坡一样，对同性恋是保守的，在流行音乐容纳同性恋题材，也是近年何韵诗才敢做的事。但为何香港政府，仍然抵受教会的反对压力，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法令付诸实行？

　　对执法机关而言，他们先要考虑打击的，并非两名男子私底下干的行为，而是娈童癖一类的刑事罪行。倘若有人举报邻居是同性恋的，作为执法者要处理这类举报，会否影响警察在处理其他更需要打击罪案，例如嫖童妓、狎玩男童、嗜毒等行为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特别现时不少海外输入的人才，他们可能正是同性恋者，这种法律上不清晰的情况，对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对同性恋的人才而言，已经废除了相关刑事法律的香港，明显更令他们安心。

　　而1980年香港麦乐伦案反映的是，如果有关条文难以清晰执行的话，执法机关很容易像中国成语所讲，陷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而立法者立法时，维持社会风俗固然重要，但亦要令执法者做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下，而修改377A或废除377A，并非对社会一贯风俗的挑战，而是执政者要维持执法者公信的需要。

　　除此以外，英联邦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刑事罪行构成元素，除了犯罪行为，还有难以用中文翻译的Mens Rea（犯意），这代表促使犯罪者进行犯罪的思想元素。同性恋明显是一种先天倾向，这是科学可以证实，而私底下的性行为，不像与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犯罪，要用强制责任（Strict Liabilities），单凭犯罪行为便可惩治。保留377A，与新加坡一贯行使的普通法是有一定冲突。若非如此，英国、香港和澳洲也不会陆续将类似 377A的法令修改。

　　当然，李显龙总理维持立法，笔者是可以理解，当公众反对声音强烈时，或公众未完全明白政府将有关行为非刑事化的用意时，政府维持377A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如英国政府在1969年，也曾因公众压力撤回同性恋在香港非刑事化立法一样。

　　但笔者相信，关于，377A的辩论亦不会因此结束，而笔者希望赞同废除377A的人，是以立法者和执政者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社会风气偏向保守的南洋，借机大搞同性恋平权运动，其政治和社会冲击都太大，现时并非合适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代入新加坡政府角度，总理这次保留377A是无可厚非，但长远政策而言，对377A动手术，令法律条文本身既合符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新加坡的民情，也许难以避免。

学生频暴动，中国教育生了什么病？

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为了私营学店发出不获官方承认的文凭资历而引发大暴动。但在中国，上周在江西省连爆两次，先在赣江职业技术学校爆发，之后江西服装学院也爆发暴动。这是自1989年以来，已知的最大规模学潮。

　　过往，这类以集体暴力泄愤手段来维权的做法，不会获得公众认可。但这次在互联网上的评论，足以令人大吃一惊，支持暴动的占网上舆论的多数，板主删不胜删。

　　在一个和谐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鼓吹暴力言论满天飞的现象。在2005年8月，番禺爆发太石村维权事件时，中国少有的甘地信徒、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等人出面阻止农民使用武力，但现在却是人人都想去暴动，到底中国生了什么病？

司法失灵的国家

　　在任何西方国家，学校明知自己未具备颁发认可学位的资格，但招生时暪称具备相关资格，这是典型的欺诈罪行。当大批苦主出现时，除了有人会请律师索赔，检察当局和执法机关也早准备好将骗徒缉拿归案，不会搞出过万人大暴动。

　　但中国的情况相当糟糕，差不多各省市都有这类以欺骗手段招生的院校。不仅民办（私营）学校，许多公办院校的学生毕业后所获的资历货不对办，因而有怨气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学校之所以明目张胆去进行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容许的商业诈骗行为，是因为各地政府在拼经济的政策下，默许这类院校用这种方法扩大招生，因此地方政府根本不会去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中国没有像新加坡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庭，当地方政府与学校勾结，学生不能用司法手段维权。他们付出的学费和光阴肯定是白费，而上北京上访维权，也会被地方政府追捕，访民在北京被地方政府的公安抓走已不是奇谈。

　　搞暴动一样会有人追捕，但搞暴动人数多、形势混乱，政府很难对万多学生秋后算账，而且暴动一爆发，在互联网年代纸包不住火，不用电视台上门，学生自拍的片段都很快会在网上流传，惊动中央，达到与上京上访一样的战术效果。从这种博弈格局，不难理解为何集体商业诈骗案，会引发一场暴动。

中国的教育固然是有病，但很明显，中国的民事救济机制亦出现大问题。如果地方政府为了拼经济，不惜无法无天，胡乱管理，而民众无法寻求司法途径去解决弊病，除了大专院校的学费，任何鸡毛蒜皮但与民生攸关的问题，但会因无任何和平的解决途径，而令事件发展至危害社会稳定。
　　因此，要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当局首先要做的不是在全国各地预备武警，而是要让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得到有效落实，政府有任何行政失当，学校有任何欺诈行为，一律送法院解决，亦鼓励民众去法院维权。这虽然不一定能令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彻底解决，但肯定能防止小事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大事。

　　当然，舆论监督也是不能欠缺，让传媒的投诉版能够运作，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如果中国当局一路让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失效下去，当全国人民都有这种“不如去暴动吧”的思维时，那可不是全国武警加上解放军的力量可以处理的。

印尼在进步，为何马来西亚固步自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华人边缘化，引起新马方面新一轮的争论，而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对李光耀的言论尤其恼火，因为李光耀所点出的事实，他们根本无从以逻辑以及事实加以驳斥。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 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 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 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 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 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 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 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 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 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 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 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编者按：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为何港人仍对普选着紧

台湾的“三合一”县市选举之外，对香港人而言，12月同样是决战的月份。先有12月4日反政改大游行，之后，12月21日，就是传闻中政改方案的表决日。

　　本月4日当天，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亲自挂帅，“争取普选大游行”香港街头再现拥塞场面。

　　大游行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出现争议。香港警方的估计是6万3000人上街，而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则说，参加的约有25万人。

　　特首曾荫权强调，不要围绕数字作争辩，当局稍后将有独立统计报告公布。对于游行的诉求，他也回应：可在有限空间内对政改报告进行调整。

　　大家都满以为，中国换了曾荫权接任特首，市民对普选的诉求便会大减。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女皇律师号召下，香港市民对普选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报纸打起的广告大战，令情况好不热闹。到底为何曾荫权上场后，市民仍坚持争取普选？

对丑态百出的人物不满

　　无可否认，曾荫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特首。他早上四时便起床，向他的下属发电邮，商谈政策。纵然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但他的勤奋程度不会比他前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来得差。

　　但并不是每一个未经普选锻炼的政客，都会像董建华和曾荫权，勤奋去做好每一件事。香港立法会，有一批占着席位，但什么事都不做，毫无建树的议员。这些议员之不济，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在2003年七一期间，向示威群众出示粗口手势的黄宜弘。光是他在2003年的不雅举动，若在新加坡政坛上早已受严厉谴责；在换届选举中，就算反对党也都会不好意思推这些人出来选。

　　但在功能组别制度下，靠父亲遗下的人脉关系，他就是可以照样自动当选，继续在议会内睡他的觉。试问这种奇怪的制度，怎会不令香港人感到愤怒？

　　黄宜弘都还算经历过选举，而香港的内阁部长们，不像新加坡都是国会议员出身，选举未经历过，便坐上了内阁部长的位置，那是更等而下之的一批。已经辞职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无避嫌概念，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言论之无礼，是令人侧目。

　　现在留下来的，像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所管的部门，已是屡出丑闻，包括红湾半岛拆卸事件、领汇风波、以及最近由审计署所揭出来的嘉亨湾事件。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部长早就要下台问责，但孙明扬就是老神在在，仍做他的局长。光是政府内的光怪陆离的事，就已经令香港人不能放弃对普选的诉求。

政治人才枯竭的担忧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普选的渴求，亦源于英治时代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陆续退休。

　　现时在政治舞台上，公务员出身的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都是英国人培训出来，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政务主任并不是一个训练政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政务主任并不是政治职位，在殖民地年代主要还是落实英国人政策的工具。但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任期间，为了全力应付与中国就政改问题恶斗，他将香港内政的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财政司曾荫权。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的机缘下，才有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被塑造成治港人才。

　　政治人才需要长时间培养，非经过普选的历练很难成事，而且普选了，还要等待机缘才有好的政治人才出现，大家看人民行动党，如何苦心寻找良才参与国会大选便知。差不多李显龙上场，就要思考谁来接李显龙的班。如果没有普选时间表，试问香港市民怎会放心香港未来，仍会有足够的人才管治？

　　而更糟的是，现时亲北京人士的政治人物，很多是不孚人望，北京长期扶植，也还得不到香港市民所接受。

　　像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大学优等生，受英式教育，而且又经历过直选的洗礼。但很不幸的是，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差，若非现时香港实行很奇怪的比例代表制，笔者质疑他成功进入议会机会。

　　曾钰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亲北京的建制内中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尽快实行普选，香港人迟早会闹管治人才荒，但由于中港文化差异，京人治港根本是不可能，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

　　李光耀曾经说过，香港的政制不幸穿了一套紧身衣。现时这套紧身衣紧得香港快要窒息，如果北京还想香港对中国有实质贡献，在香港尽早实施普选，放松紧身衣，已是别无可选的选择。

　　香港人在12月4日上街，表达就是他们的焦虑，不论游行人数多少都应该聆听他们的意见。

中国应成立太空总署

“神五”和“神六”先后成功升空，却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要证据。日本因“神五”发射成功，终止对华的经济援助。这次“神六”升空，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军方都密切关注。

　　相信没有任何国家会认为太空能够非军事化。任何太空任务，难免带有一定的军事意义。问题是，以中国目前的航天开发体系，想要别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相当困难，想要鼓吹“中国威胁论”却易如反掌。

　　美国的太空任务，虽然有些涉及军事，但总体而言，美国登陆月球和太空梭的任务，都是由美国国家太空总署负责。

　　这个部门，由１９５８年回应苏联首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至今，都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而并非军事部门。负责发射间谍卫星的部门是国防部属下的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军方近年甚至不发射军用通讯卫星，只租用私人企业的通讯容量，军用民用分得清清楚楚。

　　就算在冷战时期，美国在执行太空任务时，在民用和军用方面也都毫不含糊。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国合作发展国际太空船便有了基础。至少美国、欧洲太空总署同俄罗斯进行太空合作时，就减去了不少顾忌，不怕在太空合作的同时会泄漏军事机密，反而加强了美国、俄国和欧洲的互信基础，使整个太空俱乐部处于和平状态。

　　如果真要世人相信中国的太空事业主要是作为民用，而且中国如想加入国际太空俱乐部，以提升中国载人飞天的技术水平，中国便有必要因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宣扬和平崛起，对中国的太空探索发展机构进行改革。

　　首先，应成立中国太空总署，将研究神舟项目有关人员调入这个总署，专心负责民用项目。一方面令世人放心，而另一方面，中国要同俄国或西方国家加强太空探索的合作，也就有了合适的对口部门。

　　而负责太空任务的太空人，不应再具备军籍。任何军人都可以成为中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或科学家，但加入中国太空总署之前，却必须先退出军籍。由现役军人执行太空任务，只会继续给予“中国威胁论者”一个宣扬其理论的借口。

　　在成立中国太空总署，以及完成太空人平民化的任务后，除了运送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升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主动向西方国家要求参与国际太空站计划，并承担部分发射和支援补给任务。

　　这除了可以加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互信，也表明中国有意承担在国际社会中应尽的责任。在太空梭的安全问题未解决前，如果中国可以分担俄国和欧洲太空总署的发射和补给任务，世人会乐于看到中国继续发射“神舟”，载人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