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香港次主權等同反對一國兩制構想

鳳凰衛視主持人、美籍華人阮次山，在香港市民普遍對菲律賓馬尼拉康泰旅遊車被挾持感到憤慨之時，竟指香港特首無權致電菲律賓總統救人，遭到輿論廣泛批評。香港教育學院沈旭暉副教授利用次主權概念反擊阮次山，遭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很不客氣地回應。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提出了不論黑貓還是白貓，總之抓到耗子（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也是鄧小平政治理論的基本精神，沒有這想法恐怕沒有中國開放改 革，在危急關頭，連打個電話都還得考慮有沒有主權，有沒有這個身份，已很不符合鄧小平思想的基本精神。劉迺強這種削足就履的古板想法，已經相當令人大開眼界。

次主權由鄧小平設計

劉迺強身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他應沒理由不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鄧小平貓論 的實踐，這是由現實角度去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鄧小平不單放棄了「解放台灣」的想法，而且更提出台灣可以日後擁有本身的武裝和自衞力量，請問擁有本身武裝和自衞力量的一個地方，不是擁有相當主權能量的次主權，又是什麼？

而且次主權不是可以獨立存在，次主權這種西方政治學界採用的學術概念，一 大前提就是必須要得到主權國家授權，才有次主權可言，沒有主權，不會有次主權。《基本法》明明白紙黑字，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前提下，對香港政府於對外關係上作出多項授權，難道劉迺強認為《基本法》是一部授權香港獨立的法律嗎？

事實上，次主權這還有很多妙用，中國一直以來為了避免外國車輛進入中國，未有實施中華民國政府在撤到台灣前已簽署並確認的《日內瓦條約》，令中國車牌的持有人以往未能在海外駕駛。

由於香港在英治年代已是《日內瓦條約》簽字地區，而台灣一直也是《日內瓦條約》的「中國」代表，在ＣＥＰＡ簽署後，大批中國司機可以藉領取香港國際車牌，特別新富起來的一代，在歐洲以至台灣駕車，而不用簽署《日內瓦條約》，若然沒有香港次主權地位，中國可以如斯靈活嗎？

又 像一些與台灣有邦交，但與中國沒有邦交的中南美洲國家，如果中國有人民在當地出事，請問沒有使節代表的中國可以做什麼？難道這時由台灣出面代表中國來解決 問題？這就造成兩個中國的問題，有了香港特區這個次主權，由香港出手解決，就可以充分運用次主權戰略模糊性，又不用承認兩個中國這樣難堪。因此鄧小平在設計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實施時，已經預算到這個戰略好處。

就算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中，曾蔭權打電話都比胡錦濤來得合適，中國和菲律賓本來在南沙 群島就有領土爭議問題，假若胡錦濤直接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對方錯誤判讀中國有意借機出兵南沙，隨時造成南海局勢緊張，本來中國黃海因中國、美國、南北韓等軍演導致相當緊張，現在還想在南海造成擦槍走火的意外嗎？世界有多少場戰爭，是由這些戰略上的錯判而爆發，導致生靈塗炭？

如果胡錦濤不打電話，曾蔭權也沒有打電話，情況更糟，隨時引發像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般的民族主義狂潮，那是胡錦濤想見的事嗎？現在曾蔭權打電話，既不用給民眾政府沒盡力的感覺，也避免胡錦濤直接來電的戰略誤會，這就是香港次主權的妙處。

況且曾蔭權和阿基諾三世，都是ＡＰＥＣ的首腦，現在有香港遊客往菲律賓消費遊玩，竟然發出挾持事件，由經濟體首長之間互相溝通也很合理，難道阿基諾三世不怕這件事影響旅遊業？

要防右更要防左

鄧小平思想中，除了貓論，有一點亦很重要，要防右，但更要防左，有些寧左勿右的想法，不只有違一國兩制的原意，而且這些很左的言論，往往把國家的戰略目標全盤搞砸，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總體利益之上，中國以往已經給這些左得過火的人害慘。

像這次有人望文生義，將本來是《基本法》內容一部分的次主權誤讀為「港獨」，這不只是國際笑話，而且更會引起外界對一國兩制的誤會，對推廣一國兩制幫倒忙。 身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一字一句都要負責任，更應對此慎重行事，不宜寧左勿右，要以鄧小平原來構思一國兩制的精神出發。

次主權是一種戰略的產物，香港享有次主權，不只是鄧小平構想之中，而且甚至可以視為毛澤東「充分利用」香港戰略思想的延續。沒有認真研究歷史便學人恃老賣老，只會讓有識之士竊笑，亦不知不覺中，把一個國家的長遠大計破壞得一乾二淨。

不用Twitter搞事談何容易

在今年七一遊行後，有批年輕人在事前未有周詳計劃下，留在政府總部中座門前空地，要求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話，警方以及行政署在未有法庭批准，亦未有任何成文法依據下，禁止示威者外出，因而引發衝突，最終這些示威者被警方驅離政府總部空地。當然，警方以及行政署亦不檢控有關人士，因為警方和行政署的決定是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他們以為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他們所講便是法律。

這次固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府醜陋的一面。不過，與此同時，這亦反映出香港社運界，仍未掌握網絡快速動員的技術，若筆者是當權者，根本不會認為，香港社運界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

大眾傳媒不可用

雖然七月一日留守行動倉卒，糧水準備未足便執行了留守行動，但只要有網絡的動員配合，是有可能迅速號召大批群眾支持，令倉卒而成的留守行動，在戰術上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如天星碼頭佔領事件，社運界一樣事前無計劃，只是見到工人意圖開工就採取行動，當時社運分子主要依靠獨立媒體這個言論平台。

不過，社運分子沒有留意的一點是，在天星佔領事件前，事實上有整整半個月時間醞釀討論，很多留意天星碼頭事態發展的人，早就聚集在獨立媒體網站，這令獨立媒體的本質，縱然不是一個快速動員平台，但只要獨立媒體內有人把消息放出去，就可以迅速把關注事件的小眾號召起來。這次在政府總部的行動中，很多關注社運的人事前都不知道會有事發生，還要等獨立媒體的民間報道，示威者早就被清場。

整件事最糟的地方在於當時在場沒有什麼人會用手機打 Twitter，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並送了兩次糧水的筆者，由於 iPhone 內安裝了 Twitterfon 軟件，要把即時事態更新容易得多，筆者可能是少數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的人。但只有幾個人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根本不可能迅速召集足夠的人，前往現場聲援或提供實質物資援助。另一方面，香港「微博客」用家人數，亦遠遠不及伊朗和中國，用 Twitter 的香港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博客」，這亦令在伊朗和中國大發神威的動員武器，在香港卻無用武之地，至少在7月1日事件中，未有發揮關鍵作用。

手機上網搞翻伊朗

香港日後若然要有比較像伊朗、中國般快速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用使用智能電話的習慣，因為 Twitter 配合智能電話和數據網絡，才能發揮起這技術真正的機動性，這是 Twitter 威力所在。如果搞社運還未懂用智能電話，還未有去訂一個價錢合理的手機數據服務，猶如坦克年代仍然用騎兵。話得說回來，香港警方用這麼多人來對社運分子，真屬浪費公帑。

香港年輕新一代有手機上網習慣的人不多，像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實屬少數，更與南韓年輕人經常使用數據服務，用到有如生活的一部分的程度，有天淵之別。香港要有更多年青人養成在手機上網，並將社會網絡、「微博客」等應用流動化，才能夠真的令 Twitter 在社會運動中佔有應有的位置。若然香港年青人在手機上玩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情況仍然不普遍的話，香港的當權者實在不用怕 Web 2.0 年代的來臨，因為香港縱使有這個自由使用工具，卻苦無紮實的支持者基礎，要搞事談何容易。

國內網民積極對抗管制

六四二十周年這一關已經過了，但中國當局對互聯網的管制似乎變本加厲。除了要求在7月1日後，於中國安裝的新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近日又指 Google 中國的內容淫穢，對 Google 中國作出懲處，又一度禁止中國網民使用 Google 透過美國伺服器提供的服務，令很多不理政事的網民為了保持與客戶和夥伴之間的正常通訊，而要學習使用破網軟件。

中國近日加強封鎖互聯網，有關措施變本加厲，而中國政局亦見愈來愈多可以引發燎原大火的火種，在6月，中國已經發生過兩場規模甚大的暴力維權衝突，包括了江西省南康市和湖北省石首市，全部都是用手機迅速動員，而且被掀翻的警車不計其數。如果中國人一旦像伊朗人一樣，大規模運用 Twitter、飯否一類的微博客，或 Gmail 進行動員，中國恐怕會掉進像伊朗般的窘境，因此，在中國政府一貫的消滅反動勢力於萌芽狀態的思維下，中國封鎖互聯網的措施相信只會一個比一個過分。

商業用戶受牽連

中國政府與伊朗政府一樣，他們眼中只是顧着保住自己的權力，忘了中國各環節的活動已經廣泛與互聯網連結在一起。Twitter、飯否或許只是文化界、知識界或年青人的玩意，但 Gmail 的用家很多都是商人，他們利用 Google 多項不同服務來協調與客戶的關係，甚至藉着 Google Adsense 來賺錢，這些人多數不理政治，甚至傾向支持中國政府，現時因中國政府愚不可及的封鎖措施，影響了他們日常的經濟活動，不單迫使他們亦要投向破網軟件的陣營，更有可能改變他們對言論自由的看法。

以往商人認為言論自由與自己沒有關係，但他們如今認識到，一日中國沒有真正的網絡自由，他們一日業務都有可能受到政治的威脅，他們對政治看法的改變，自不待言。

因此，中國當局應該意識到與網絡自由的大勢對抗只是螳臂擋車，中國那些網絡管制措施，應該在成為徹底無用的廢物前，就要予以終結，否則只會累積愈來愈大的網絡反抗力量，這股力量當變成政治大雪球時，中國面臨的政治麻煩可能比伊朗更要嚴重得多。

近日中國網民的行動，包括創作「綠壩娘」這個卡通人物來諷刺中國政府逼使新電腦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措施，以至近日在中國互聯網上四處流傳的《匿名網民宣言》，號召由今年7月1日起，攻擊中國的互聯網審查系統，反映中國民眾對這些胡鬧透頂的審查措施感到極不耐煩，有可能一如「鄧玉嬌案旅行團」一樣，演變成實在的政治行動。

網上流傳匿名抗議

特別要留意《匿名網民宣言》，無論宣言的文風，以至整個行動的構思，包括匿名網民這個名字都與美國電影《V 煞》V for Vendetta 極為相像，這套片在中國網民間相當流行，幾乎是網民間最愛用 eMule 或 BT 相互傳播的一套電影，而《V 煞》主題直指以暴力推翻極權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這套片的結局是大量戴 V 煞面具英國民眾湧到特拉法加廣場，而V煞主謀按原定計劃炸毀英國國會大樓，國會大樓長期以來是英國政府主權象徵。這反映出，網民已經對中國政府現時的表現，以至對網絡審查，顯出蔑視和忍無可忍的態度。

而一旦網民出來搞政治行動的話，網民確實真的參與的話，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一個難以估計的變數，因為網民普遍認可歐洲式行動宣傳理論（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無政府主義時，匿名網民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搞個天翻地覆只會是第一波，不達目的他們不會收手的。

可以肯定的是，持續的胡亂封網最終只會失盡民心，而不能保衛政權，政權終究要人民支持才能維持下去。

反對電視台歧視兼壟斷

最近，廣管局就無綫和亞視免費電視牌照進行中期檢討，並於6月19日在太空館舉行首場公聽會。在這場公聽會，不少人；包括筆者在內都會針對無綫電視一台獨大、劇本亂編，以及新聞部報道偏頗，偏離新聞專業，不符公眾期望等問題作出批評。筆者與另一位曾經在電子傳媒擔任行政職位的出席者，更會建議政府收回無綫的牌照。

做過傳媒機構行政管理工作都明白廣管局的公聽會，儘管最後不一定促使當局收回牌照都好，但如果公眾反映意見夠強烈，確實會影響對發牌條款的檢討，這是一個迫使電視台面對公眾期望的好機會。以香港電視業發展而言，如果要迫使兩個電視台作出符合公眾期望的意見，應該不只是針對某節目遴選現場觀眾準則不清晰之類雞毛蒜皮的問題，而是應由一些涉及大方向、大政策的問題着手，迫使廣管局必須在牌照中增加一些條款，迫使持牌人作出合符公眾期望的事。

新聞節目歧視弱聽者

就像現時香港各大免費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至少仍然未提供手語服務，這點查實相當荒謬，因為世界不少國家為防止弱聽人士在透過電視來接收資訊上受到歧視，強制要在新聞或特定節目提供手語服務，廣管局應該列明，電視台在提供服務上，除非現有技術做不到，否則不應構成對殘疾人士歧視的情況。

此外，現時無綫禁止旗下合約歌星和藝員接受其他電視台以粵語進行訪問，也是荒謬無稽的，由於無綫長期壟斷了所有香港當紅的演員和歌星，令亞視就算想製作好的內容，往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時香港人對無綫一台獨大的情況都難再忍受，廣管局為了亞視以至有可能出現其他競爭者，能夠公平地競爭，應否在無綫的牌照中加入反競爭行為條款？如果無綫再在合約條款中禁止旗下歌星和藝員亮相其他香港電視台，就有可能即時終止牌照，並要求繳納相等於一年營業額的懲罰性罰款，讓電視台可以選擇不同的藝員，才有可能有更好的製作播出。

電視管理層自我審查

此外，現時香港廣管局針對免費廣播機構的牌照中，對管理層蓄意干預編輯自主，或在人事調動上胡作非為等問題，根本無法制止，否則就不會出現2004年的商台封咪事件，亦不會有當紅電視台主播疑與主管不和而被辭退的「江湖傳聞」。

筆者建議，一旦出現類似封咪事件，或新聞編採手法嚴重偏離公眾期望等事件，公眾有權書面要求廣管局召開由陪審員進行公開聆訊，迫使管理層交代辭退個別人士，或作出個別編採決定背後的真實原因，如陪審員認定有關指控成立，廣管局有權收取懲罰性罰款，以至收回廣播牌照。

總言之，現時公眾對無綫以至廣管局的期望都相當高，希望這次電視牌照中期檢討，能夠引導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向正確的方向邁進。如果廣管局聽了不少憤怒的聲音，兩間電視台以至廣管局都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的話，筆者相信會引發更大的抗議浪潮，過往有個別網民在無綫新聞直播時舉起抗議標語，如此關係再任其發展下去，未來可能有更多市民會阻礙採訪，這並不是大家都想見到的事。

電子產品徵回收費不可取

最愛以徵費來解決環保問題的環保局長邱騰華，在下月7日推行膠袋稅後乘勝追擊，表示有意在下年度開始，針對五類電器產品，包括電腦、電視、雪櫃、冷氣機和洗衣機進行回收徵費，讓政府來負責運輸和處理回收的廢棄電器。

雖然筆者承認，棄置電器產品確有可能造成污染和加重堆填區負擔，不過，現時各國更重視的問題是減少碳排放，節能是各國環保政策的重中之重。歐盟政府向貧苦大眾提供津貼，讓他們汰換耗電率大的舊雪櫃、冷氣機、洗衣機和電視。邱騰華是不是應該反其道而行，鼓勵中下階層把家中耗電量較大的電視，換成LCD 電視，而舊雪櫃、冷氣機換成合符歐盟最高節能要求的型號，才叫作真環保？邱騰華在這方面，已經教人感到不可思議。

民間自覺意識高

一般電腦玩家不會隨便把舊電腦送到垃圾站，皆因任何舊電腦都有價，除了把舊電子產品二手出讓，也可以把舊電子產品用作其他用途。就以筆者為例，筆者現時將用了四年的舊LCD 熒幕權充電視使用，舊的 USB 記憶手指通常用來更新數碼電視的解碼盒軟件。就算是電腦機殼本身也是不少回收商重視的寶藏，交給回收商是有市場的。因此，在2007年，有八成被拋棄的舊電腦都由回收商吸納，這還未計很多香港玩家透過互聯網，將舊電子器材賣給朋友，甚至賣到其他國家繼續使用。

事實上，以筆者的理解，香港最大一群電子垃圾製造者，正是香港政府以及公營機構。在私營機構，不少連 Pentium 級的舊電腦仍然繼續使用，權充傳真機以及其他用途，但香港政府由於實行撥款政策，因此出現施政失誤，造成香港不少公營機構為了保持與上一年度相若的撥款額度，被迫每年或每兩年申請購置一批新電腦，而舊電腦又不知如何處置，既沒有向市民拆件出售，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為何邱騰華本人，不去好好檢討一下，包括大學在內的公營機構的預算政策，會否造成不必要的電腦垃圾，反而要去向一向奉行環保原則的市民，徵收浪費大筆行政成本的回收徵費。

敏感時刻惹猜疑

邱騰華提出這政策的時機，在政治上亦相當值得懷疑。由下月一日開始，所有在中國本土出售的新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政府聲稱要避免青少年受色情資訊影響，事實上要對中國網民看的東西進行政治審查。不少中國網民打算來到香港買電腦，皆因香港的電腦不會有「綠壩－花季護航」等過濾軟件，甚至要求零售商事先代表安裝反破網軟件，以便瀏覽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邱騰華是不是想借環保之名，阻止中國民眾來香港買電腦？身為環保局長不思考如何為香港減碳排放，反而要向電腦徵收回收費用，當中政治目的不值得令人懷疑才怪。

邱騰華又一次提出以徵費來解決一些環保問題，不單窒礙業界，又達不成環保目標，一如停車熄匙政策一樣，令人懷疑邱騰華專門提出一些無關痛癢的假環保議題，以掩飾他對真環保議題認知不足。如果邱騰華不去理他提出的政策何等無稽，堅持到底，筆者認為資訊科技業界以至用家亦應團結起來，對邱騰華的「全民萬稅」環保政策予以迎頭痛擊。

國內網民智鬥官方封鎖

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紀念日，中國網民透過官方以奇異的方法，知道這個日子的存在。中國當局封鎖了多個海外Web 2.0服務網站，又下令全國過萬網站關門維修，有網友戲稱六四那天是中國網站維護日。

中國當局的心虛舉動，反而令中國網民都知道6月4日有些怪事在發生，甚至有網主乘網站被封的機會表達對六四的看法。像不少中國網站都會在關站公告中，加上了Beyond《抗戰二十年》的歌詞甚至音樂，而《抗戰二十年》正是不少香港網民提出的六四二十周年主題曲，今年支聯會在維園燭光晚會以《抗戰二十年》揭開序幕，這一點，中港兩地年青網民觀點相若。

中國當局可以禁掉本來為Beyond二十周年所作的《抗戰二十年》嗎？這恐怕會引發Beyond迷反彈，中國當局更加承受不起。

開闢地下通道

不過，中國當局就算封掉所有Web 2.0服務，封掉所有討論區，甚至只容許中國網民使用騰訊公司的QQ和百度搜尋引擎，仍然阻不了網民運用網絡技術將六四有關資訊傳遍中國本土。

近日，中國的互聯網上最熱門的檔案，正是現時很多香港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要等到本月10日才有印刷本在手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由於中國民眾就算有自由行或商務簽證都好，要把這麼厚的書運回中國，恐怕難以越過羅湖或皇崗口岸海關。因此，有人自告奮勇將這麼厚的書掃描成PDF檔，然後透過互聯網穿越海關限制，以求大家一睹趙紫陽回憶錄的內容。

本來中國就有不少網民利用eMule這點對點軟件下載各類檔案，包括盜版軟件以及色情電影等等。正如二十年前，中國有很多民運人士透過有三合會成員參與的黃雀行動，冒險逃離中國，這次資訊科技史上的黃雀行動，雖然傳遞方向相反，但原理與黃雀行動一樣，透過地下資訊流通管道開始行動，因此，第一波趙紫陽回憶錄PDF傳回中國的工作，正是由eMule開始，很多中國用戶本身有eMule功能的迅雷軟件，下載《改革歷程》的PDF檔，以及錄音MP3檔。

當然中國網友知道光靠eMule，遲早檔案流通管道又被堵着，事實上，在6月3日的大封鎖中，中國主要eMule搜尋站VeryCD便被中國當局勒令封鎖，為這次行動造成困擾，因此，一方面有人自告奮勇，將PDF檔案的內容用人手打字輸入電腦，變成純文字檔方便在QQ上的傳送。

難阻網絡連繫

另一方面，散於中國以至全世界的網絡硬盤一起發揮作用，只要把檔案放在網絡硬盤內，總之每個硬盤網址有十多人或百多人下載，那就有十多人或百多人手上有《改革歷程》這本書，只要全中國各大論壇有數百個副本讓網民索閱，情況就相當可觀。雖然實物只是印了幾萬本，但筆者相信，實際上閱讀過這本書的中國民眾有十多萬，甚至過百萬。

正由於互聯網的多樣化，因此，除非中國打算不理經濟發展，重回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否則中國當局如何絞盡腦汁，都難以阻止六四有關資訊回流，相反，中國當局不少「有殺過無放過」的封鎖措施，對一般網民日常社交生活，甚至業務往來帶來相當大的困擾，他們遲早會追問為何中國當局為了二十年前發生的事，不惜一切干擾網民生活，因而令官民關係更形對立。

既然明知封鎖資訊是不可能的，何故當局不主動公布六四的真相，以及委任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機構調查事件呢？

視頻平台廢大眾傳媒武功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計劃調查顯示，在六四鎮壓二十周年之際，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八九民運，以至認為當年中央政府的鎮壓決定是錯誤的比率，是有史以來最高。

儘管主流傳媒在編排新聞時，特別是無線、亞視兩大電視台，故意將六四相關新聞放在沒有那麼重要的位置，而發表謬論者，除了特首曾蔭權的級別特別高外，像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青年發展網絡的召集人呂智偉，以至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他們的級別並不顯赫，他們就算在電視上有發言，亦非在黃金時段發言，為何他們可以引發市民對六四的激憤？

網絡拓闊資訊空間

由於互聯網的普及，特別家家戶戶都有互聯網，以及YouTube的興起，令傳媒受眾的行為出現相當大的改變。傳統傳媒不可以讓受眾選擇看什麼，亦不可以讓受眾做二手傳播者，將傳媒機構主管認為不重要，但受眾認為很重要及好看的內容與人分享。但互聯網世界中，受眾可以選擇看什麼，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而他們亦可以利用電郵、討論區、實時通訊軟件、Facebook等工具，建立一種朋輩壓力，從而重新定義受眾想看的內容。

筆者在鴨寮街那些二手電視、電腦商店，見到不少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竟然看YouTube上數月前立法會議員發言片段，並看得津津有味，就可以看到普羅大眾都擁有選擇權，而選擇權亦不受限於電視台節目表和遙控器，總之只要有網友將內容上載就會有觀眾。做成傳統傳媒不談及的課題，也有渠道廣播。當受眾能夠接觸到他們以往沒看到，又認為有趣的東西，並四處傳播時，傳統傳媒的權力實質己經大為削弱。

而YouTube最可怕的地方是，只需經過初步剪輯，沒有什麼加工的片段，亦可以隨時隨地看到，這些片段以往不會在電視新聞出現，但這些言論往往是特別過分的，只要引起一定數目網友激憤，就會引發一群人自發分享有關片段，當滾雪球效應一出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不少親中人士為六四鎮壓文過飾非的言論，就曲線地為反對鎮壓的立場作出宣傳。

小角色出位變明星

就以呂智偉為例，他只不過是政治小角色，但在筆者的博客歷史上，筆者批評呂智偉言論的文章的點擊率，卻是有史以來最高，短短數天有四千人點擊，這己經是香港最暢銷報章評論版網上文章的平均點擊人次。而有關網友剪輯片段，短短數天有四萬人觀看，查實這樣的效應，已經與電視的觀眾人次相若。因此，看到網上群情洶湧的情況，筆者對今年公眾支持平反八九民運市民創新高峰，並不感到意外。一如Laughing哥這位配角，竟然變成大熱主角一樣，搞得無線要為Laughing哥一角開拍電影一樣，網友的自發編輯和共同分享，大大改變了民意景觀。

如果有人認為只要佔據了報紙專欄，或成為了主流媒體所謂的名嘴就可以主導民意，看來這些人並不知道時代正在轉變。

主流傳媒在短期內仍然會擁有一定影響力，但當金融海嘯下，以及年青人愈來愈將娛樂與互聯網結合，具備多媒體和快速反應能力的網絡博客，會逐漸取代所謂名嘴和評論作家。如果主流媒體主管仍然認為他們不理民意，硬要公眾吸收一些不知所謂的內容就可以主宰香港的意見市場的話，很快他們便要付出代價。

試析國內網絡大癱瘓事件

5月19日，中國出現了神秘的全國性網絡癱瘓事件，由當日晚上九時開始，中國南方多個省市互聯網大擠塞，包括了中國北京、廣東、上海等經濟重鎮。由於 QQ、電郵等通訊統統癱瘓，對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影響很大。

不過，事件解決之後，當局以至網民間對癱瘓原因的討論，令事件變成「X檔案」般的故事一樣，如果當局不能給公眾一個確切的解釋，國內網民；甚至香港電訊界對中國網絡基建可靠度就很難有信心。

「暴風影音」受攻擊

大癱瘓發生後，當局給網民的解釋是，由於替國內常用的多媒體影音播放軟件「暴風影音」提供域名解析主機（Domain Name Server，簡稱DNS）的 DNSPod 受到大流量攻擊，國內過千萬的「暴風影音」用戶無法用 DNSPod 進行域名解析後，轉而向中國電信在全國各地的 DNS 進行解析請求，由於中國電信的 DNS 無法應付突然湧至的解析要求，導致中國電信全國網絡出現大擠塞。亦有人指出，由於兩間網絡服務供應商互相派黑客火併，導致中國電信的 DNS 崩潰，引發連鎖事故。

很多國內網民都不相信這個解釋，皆因互聯網本來的設計就是應付一旦出現大規模戰爭後的通訊需要，而全球有千千萬萬個 DNS，甚少聽聞有 DNS 被攻擊後導致全國網絡崩潰的荒謬新聞。而網絡服務供應商、黑客之間在網上的大流量火併亦無日無之，為何過往的火併未引發網絡大崩潰，但今次兩間公司火併卻能觸發十五省市網絡大崩潰？由於這些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因此，中國不少網民估計，中國當局為了升級金盾系統，期間出了意外，因此導致這次史無前例的網絡癱瘓事件。

筆者不相信當局升級金盾出了狀況，因而觸發這次事件，皆因「六四」二十週年臨近，中國當局若然要升級金盾，阻擋與1998年「六四事件」有關資訊，在今年3、4月左右就要完成金盾系統的升級，因此，金盾系統的升級而導致網絡崩潰，明顯是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資深網民和技術人員的陰謀論，但不能夠很合理解釋這次如謎一般的網絡崩潰事件。

國內流傳陰謀論

不過，這次網絡崩潰事件也不是與金盾系統完全無關。現時中國當局常用的網絡過濾技術中，當中包括了俗稱的「DNS騎劫」（DNS Hijacking），中國主要電訊公司的 DNS 紀錄與全球採用的 ICANN 紀錄不一致，有部分敏感網址，像美國之音、支聯會等網址，在中國的DNS 解析下，報出網址不存在，或轉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網站上。

如果中國的「DNS 騎劫」運作妥善，國內網民就不可以依賴海外其他國家 DNS 的支援，筆者有理由相信國內網民與海外 DNS 的聯繫是被切斷。另一方面，中國的 DNS 解析主機亦不會太多，一旦有太多 DNS 主機，就難做到中央控制，那麼金盾系統亦會很容易破功。在這種理念下設計出來的互聯網，不單與互聯網原意相差甚遠，而且偏向中央集權，大大增加了關鍵基建被攻後引發全面癱瘓的風險。就像這次 DNS 被攻後，由於中國不能向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 DNS 求助，這才引起如此廣泛的癱瘓事件。

當然，國內傳媒只會很蒼白無力地指出用戶關注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但不敢提及的是，金盾系統的設計本身就是國內網絡安全風險的來源之一。

因此，國內當局如果在交代這次事件的起因上，不能夠向公眾講實話，國內當局只要仍然繼續搞金盾工程，中國網絡的可靠性就無從談起。因為金盾工程的本質就是與互聯網建立的原意，在核戰後仍然能保持可靠通訊這一點背道而馳。

譚議員發言應申報利益

在上周舉行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其中一項議程是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推廣進展，本來這類會議題目本應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爭議之處。

不過，當時其中一名議員發言，投訴現時儘管機頂盒價錢大降，兩個免費電視台亦有足夠的內容，但數碼廣播普及率仍然偏低。這問題值得質詢政府，不過這名議員發言時，並未有作好利益申報，不單令人遺憾，而且更令資訊科技界又一次蒙羞，這名未有做好利益申報的議員，就是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譚偉豪。

議員提問須申報利益

現時市面上有一隻叫 Picazzo 的高清機頂盒，這隻牌子的高清機頂盒由一間 Value Platforms Ltd. 的公司推出，實際上這是譚偉豪及其關連人士做大股東的權智集團所持有的公司，在 Picazzo 的產品介紹網頁中，亦清楚說明權智是這高清機頂盒的生產商。換言之，譚偉豪正在立法會中提出與他公司的業務有密切關連的提問時，未有作出任何利益申報。筆者想問譚偉豪議員，資訊科技界的選民可以用選票授權他在立法會內幫自己的公司及對他有利的事情作出提問嗎？

儘管這次譚偉豪作出的提問，未會導致資訊科技界整體利益有任何損害，始終他這條提問除了譚偉豪本身的高清機頂盒獲益，亦同時會對香港其他從事與機頂盒有關行業的業界人士有益，但利益申報之所以重要，除了要讓官員以至公眾知道他的提問有不符公眾利益的潛在可能外，如果他這次作出未有申報公眾利益的提問，公眾都不及即時作出質疑的話，難保下一次他會作出一些只對他或他友好有利，但對其他業界人士不利的提問，屆時就變成了一種不公平競爭，助長議會議員濫用權力的腐敗風氣。難道我們希望香港議會變成了台灣，以至日本這類地區，政客以權謀私情況普遍而嚴重，代議士不知是為民請命，還是為個別人士的私利請命？

總言之，立法會並非一個用來給個別人士，藉議員的權力以促進自己業務的地方，就算要為本身的利益發言，身為議員也應妥善申報，很不幸，譚偉豪在這方面卻未有做好他作為議員應該要盡的本分，如果譚議員仍然不警覺他本人沒有做好利益申報的問題，筆者相當懷疑，他作為業界代表能否公平地反映業界不同的聲音。

會議紀錄整理緩慢

另一方面，筆者發現有需要監察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運作，除非有人每次開會都出席並做筆記，或在立法會的數碼錄音系統翻聽有關的會議錄音，否則相當有難度及時知道其具體運作。現時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只更新至去年12月的會議，筆者想問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到底他有沒有督促秘書處盡快將會議紀錄整理好，以便日後會議中跟進。像筆者曾經出席委員會有關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會議，並作出發言，筆者恐怕下月如果再有委員會會議討論 HKIRC 管治問題，都不知會否有會議紀要作為跟進依據，可能要自己把當時的會議錄音整理，以便作跟進之用。

更荒謬的是，立法會其他事務委員會，包括環保、民政等亦要爭論一些惹火議題的事務委員會，大致上都將今年1至2月期間的會議紀要整理妥當，但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進度卻明顯落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亦期望立法會方面可以向資訊科技界選民，以及全港市民交代一下。

手機竊聽危害公眾私隱

台灣最近破獲一個手機竊聽集團，由林家田經營的公司涉嫌四處售賣可以竊聽手機通訊的技術，供私家偵探、商業間諜以至追數公司作不法用途，被台灣警方落案起訴。據悉，該公司利用手機的 GPS 系統追蹤目標人物行蹤，甚至啟動手機的鏡頭進行偷影。

本來 GSM 標準內包含加密技術，名叫 A5/1 或較弱的 A5/2，用以保障雙方的私隱，但在2003年 A5/1 和 A5/2 的加密技術，被以色列研究人員破解後，基本上 GSM 技術不再能夠有效保障通訊雙方的私隱。由那一刻開始，注重通訊私隱的人都應該放棄近乎不設防的 GSM，而轉向本身採用難以實際被破解 A5/3（KASUMI 演算法）技術，再配合整個通訊過程中，不涉及固定頻率或無線通訊時段的 CDMA 頻率復用技術的 WCDMA 3G 技術。但很多消費者都不明白，A5/1 和 A5/2 技術被破解的實際意義，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很多人的手機通訊已經被偷聽，但他們仍然懵然不知。

黑客轉攻手機

不過，更糟的情況出現在智能手機成為主流之後，現時市面大部分手機都已是智能手機，並多數具備藍芽功能，手機作業系統的運作已與電腦大同小異。當手機與電腦差不多時，若要破解手機的保安系統，不懂電子技術的黑客亦可做得到。當有人利用藍芽，甚至手機網絡入侵 Symbian S60 系統手機系統，並放置一些黑客精心設計的軟件後，惡夢便開始，輕則手機話音通訊被竊聽，重則因為 Symbian 或 Windows Mobile 作業系統可以容許第三方軟件控制 GPS、手機鏡頭等硬件，變成黑客只要成功入侵目標手機，除了可以悄悄竊聽話音通訊之外，更可以操縱相機鏡頭，以至透過全球定位系統，確切知道被跟蹤人物的位置。

因此，理論上日後的狗仔隊不用派記者跟蹤目標人物，因為如有報館願意僱用專業黑客，就算不用狗仔隊都可以拍到名人的私生活過程，並透過手機的 3G 數據網絡傳回報社。事實上，台灣被起訴那個集團正將這套技術出售給私家偵探社用來捉姦。

因此，以自保的角度而言，一些從政的名人或本身成為個別人士跟蹤目標的名人，像經常被一些不知名人士跟蹤騷擾的明星或主播，應該不要再用 2G 技術作話音通訊，而是全面改用 3G 網絡，雖然 A5/3 技術理論上可被攻擊，但由於涉及運算過分複雜，加上 CDMA 復用頻譜技術具備相當保密能力，改用 3G 網絡可以保障自己的話音和短信通訊保密性。

另一方面，愛用智能手機的人應該時刻留意自己的手機有否被黑客入侵，例如手機相機不尋常地被啟用，或有不尋常的藍芽通訊等等。如本身屬於名人或跟蹤目標，沒必要就不要啟動 GPS 系統。

濫用技術天下大亂

當然，有些組織或個人，根本不應該使用這些技術和設備，例如私家偵探社、追數公司都應該全部向警方登記，並禁止他們擁有相關的技術和器材。中國中央政府聯絡辦公室的曹二寶自發表第二管治力量論後，筆者擔心那些以為自己是管治者會在香港使用這些技術和器材，針對他們眼中的「麻煩友」，不過，如果他們是中央政府派出官員，他們只應負責中央政府與香港的聯繫工作，而不能在香港搞未經授權竊聽，港府應該禁止這些官員繞過現有秘密監察法律，在香港任意妄為。就算是新聞機構，也只能在有重大公眾利益情況下得到豁免，採用這些非常技術來進行偵查報道，否則勢必天下大亂。

總體而言，在手機技術愈先進的年代，手機用戶的私隱實際上就愈不受保障，作為手機用戶，應該時刻注意技術的發展，避免自己的行蹤被某些人控制着仍然懵然不知。

國內處處限制Web 2.0應用

在上月底，社交微型網誌 Plurk 的國內用戶紛紛報告，無法連接在加拿大的主機，後來 Plurk更在官方網頁上確認，Plurk 已經被中國當局封鎖，成為了中國防火長城的最新受害者，請求國際社會關注。

現時最熱門的 Web 2.0 服務中，由維基百科、YouTube、Plurk 都受到中國封鎖的待遇，Twitter 則有部分用戶被封，而中國本土的牛博網要由中國本土的博客網站變成海外博客網站，可見中國當局對Web 2.0 的戒心很大，甚至視 Web 2.0應用是政治不正確。暫時或只有在香港和台灣有強大動員能力的Facebook，不知何解在中國未能普及，因此未成中國當局的主要打擊目標。

言論有限自由

過往 Web 1.0 的應用，像 Webmail、搜尋引擎、門戶網站等等，查實用起來頗為單向，用戶較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基本上，當局仍然可以透過控制這些門戶網站、搜尋引擎的東主，藉此達到控制資訊流通的目的，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當局積極扶植中國本土的搜尋引擎，百度所受的扶持自不待言，就連雅虎現時在中國業務的大股東也不是雅虎美國總公司，而是馬雲所擁有的阿里巴巴集團，雅虎只不過持有部分股權，而雅虎的商標由馬雲用來經營中國雅虎網站。

Web 2.0 的其中一個主要特色，就是無可避免涉及用戶的內容投入，像維基百科一定要由用戶自主編輯條目，像博客或 Plurk 和 Twitter 一類的微型網誌，一定要用戶發表短小精悍的文字內容。真正多人看的 YouTube 片段不是把電視劇、電視單純到放在網上的片段，而是網友自行製作或剪輯的片段。只有 Facebook 或類似的社交網站，由於偏向社交層面的應用，較少涉及內容的發表，因此，暫時未成為中國當局的打擊目標。

阻礙未來發展

對中國當局而言，網友自由自在發表內容，恐怕遲早對政權構成威脅，因此不可不防，扼殺Web 2.0 的生存空間也在所不惜。

Web 2.0 暫時未成為一盤賺錢的大生意，但Web 2.0以其互動性和草根性成為了新型媒體，並為網友平日觀看內容的主要來源之一。像現時不少博客（blogger）已經有輿論影響力，在可見將來加以發展的話，博客的影響力可與傳統媒體專欄作家相若；而 YouTube 一套「惡搞」片段的收視率，比香港的電視台不少節目還要高。機頂盒和藍光碟播放器都要加入觀賞 YouTube 片段的功能，可見 YouTube 成為了另一個有影響力的電視台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Web 2.0 在中國的發展前途並不樂觀，中國當局會否讓更具顛覆力的流動網絡（Mobile Internet）自由發展，筆者就看得更悲觀。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政治改革，拒絕開放言論自由的話，就算中國擁有最多的網民、電訊網絡總體頻寬可以美國媲美也好，互聯網都不會屬於中國的，只會繼續由擁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控制着主導權。

甲骨文併太陽 拓中小企市場

很多人對甲骨文迅雷不及掩耳以略高於 IBM 的價錢收購太陽電腦感點不解，雖然太陽電腦的 Java 語言在商業資料庫應用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太陽電腦是一間作業系統、辦公室軟件、伺服器什麼都有的公司，而甲骨文是一間以賣資料庫軟件為主力的公司，甲骨文到底打什麼算盤？其實，從開放源碼社群對 MySQL 前途的憂慮，或許可以解釋到甲骨文乘勢收購太陽電腦的原因。

雖然甲骨文憑藉其可靠性，在企業資料庫上維持長期強勢，有效壓制微軟以及 IBM 兩大對手，但在開放源碼軟件和視窗為主的中小企，以及低科技預算投資的市場，收費不菲的甲骨文就難以開展市場。

由於 MySQL 對開放源碼社群友善的授權條件，以及易用性和速度，成為了現時大部分開放源碼的開發軟件，並成為中小企業的選擇。由於控制 MySQL 得當，就有如控制了中小企市場，甲骨文對開放源碼系統並非沒有野心，在2005年收購了 MySQL 其中一個關鍵資料庫格式 InnoDB 供應商 InnoDB Oy，並保留 InnoDB 獨立身份，以及與 MySQL 之間的授權協議，可以見到甲骨文早已開始行動。

彌補金融客戶流失

MySQL 後來輾轉落入太陽電腦手中，但以太陽電腦當時的身價，以及 MySQL 的市場空間，皆未能令甲骨文動心，因此，太陽電腦一直未成為甲骨文的狙擊目標。

金融海嘯之後，甲骨文的大主顧──金融機構肯定不會有大訂單，而日後各大企業在資料庫引擎選擇上，一定以價廉物美為主，甚至會大規模使用開放源碼的解決方案。甲骨文沒有理由把自己的核心引擎拿來開放源碼，甲骨文一直都等待一個補足這方面戰略死穴的解決方案，眼見IBM 與太陽電腦談不攏，正給甲骨文機會入主 MySQL 解決其面對的大難題，加上 Java 技術在資料庫軟件上的重要性，甲骨文二話不說就要把太陽電腦買下來。

有人指甲骨文會放棄 MySQL，這說法實在有點無稽，如果甲骨文現在放棄 MySQL，那2005年收購 InnoDB 的戰略合理性又是什麼？甲骨文會持續讓 MySQL 壯大，甚至在MyISAM 以外，重新加強 InnoDB 在 MySQL 上的位置，這一切都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由於甲骨文同時擁有 MySQL 和 Java，甲骨文只要加強MySQL、Java 和甲骨文之間的整合，就可以提出大大削減公司開支的總體方案，例如企業中央的伺服器保留使用甲骨文，但在分店或中小企層面的系統使用 MySQL，再透過 Java 進行整合，這完整方案可讓甲骨文橫掃省錢至上的中小企市場。

縱橫捭闔無敵手

真正令甲骨文頭痛的開放源碼方案是 OpenOffice，因為對甲骨文整體戰略而言，OpenOffice 並不能幫助甲骨文鞏固資料庫軟件市場，甲骨文投放資源在 OpenOffice 的開發缺乏戰略合理性，但隨便放棄 OpenOffice 計劃，就有可能遭到全球數以萬計OpenOffice 用家咒罵，畢竟OpenOffice 是少數開放源碼、跨平台但又能與 Microsoft Office 兼容的辦公室軟件套裝。甲骨文為了本身的公關形象，以至 MySQL 在開放源碼社區的聲譽，有必要與開放源碼群體的用戶商討OpenOffice 計劃的前途。

當年 AOL 放棄 Netscape 時，把 Netscape 的源碼捐出給Mozilla 基金會，再由基金會負責往後的推廣和維持社群工作，最後因 Firefox 讓 Mozilla 浴火重生，這個模式值得甲骨文參考。

總括而言，甲骨文這次收購可以看管理層的戰略眼光，對其競爭對手而言，應可明白為何微軟始終不能把甲骨文擊倒。除了技術，一間公司能否察覺到局勢巨變，再作出相對應的行動，這才是最關鍵的。

域名註冊機構管治 政府應慎重

香港政府最近又要就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的管治問題動手動腳，包括要設立一個來自不同組別的諮詢委員會，聲稱要提升 HKIRC 不同持份者參與監察董事會的運作。

不過，香港政府似乎忘記，HKIRC 現時的管治問題有可能來自政府一些應做不做，不該做便做了的做法。

政府在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指出，政府按照一向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準則委任，但近年香港政府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時，表現一塌糊塗，那些諮詢及法定組織席位成為政治酬庸工具，很不幸，現時 HKIRC 的副主席民建聯成員徐尉玲正是當中的表表者，筆者以至不少業界人士對有如此濃厚政界背景的任命深表懷疑，亦不認為徐尉玲能如文件所言，具有提升 HKIRC 的管治水平，不過，政府就是把業界意見當成耳邊風。

政府委任亂章法

政府委任出來的董事，不少作風兒戲的程度，簡直令人大開眼界，在去年12月周年大會的續會上，才選出李慧芬擔任政府那方其中一位董事，但不久李慧芬便辭職，由于善基接任，雖然于善基是 HKIRC 的創辦人之一，不過筆者要質疑的是，如果政府明知李慧芬女士如此貴人事忙，為何要委任李慧芬擔任董事，搞得匆匆幾個月便換了于善基接下董事一職。似乎現時要提升管治水平是香港政府，而不是 HKIRC，因為香港政府如此胡亂委任董事席位，看來未來 HKIRC 政府那邊委任出來的董事，當中說不定會演出連場好戲，令人不欲觀之。

雖然于善基是 HKIRC 創辦人之一，但于善基主管 HKIRC 期間，發明的董事保密制度，在民選制度正式實行後帶來很大的問題。作為民選董事，難免要就一些重大決策的意見諮詢選民，以至向選民交代商討進展，但 HKIRC 不准許董事將董事會內的討論內容向外人透露，要各董事簽保密承諾書，請問這種無從問責，亦無透明度的決策機制，就算有民選委任也好，難道也會很民主嗎？事實上，各持份者要了解 HKIRC 運作是連門也沒有，因此，政府搞什麼諮詢委員會，除了滿足一大堆沽名釣譽人士的虛榮心外，如果不把于善基時代發明的機制廢止，根本搞什麼諮詢委員會也只是裝飾一下門面，並不能提升 HKIRC 的透明度和管治水平。

董事保密制不當

如要提升 HKIRC 的管治水平，除了要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水平，公眾也要搞清楚 HKIRC 的準確定位，既然 HKIRC 是一個向公眾負責的非牟利機構，根本不應如商業機構一樣要求董事簽署保密承諾書，以至把其他的域名註冊機構也當成對手來處理。政府若然委任其他國際主要域名管理機構的成員擔任諮詢委員，可能對 HKIRC 進一步提升，以至有效以公平解決爭端更有幫助，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準則，明顯更加值得香港參考。

另一方面，政府現時一如委任四名董事的做法，根本是閉門造車，立法會議員應該爭取政府必須委任具備域名註冊相關經驗的人擔任董事，而且政府委任董事不可同時兼具政黨成員，或有明顯政治立場民間組織的常委身份，所有委任都必須得到立法會同意，不能任由沒有民意授權的行政機關自把自為，當 HKIRC 的董事席位當成太公的豬肉來分。

香港政府現時的表現，實在令人憂慮，恐怕HKIRC 日後的管治，只會被這個凡事政治化的政府搞砸。

電腦節背後的糊塗賬

近年，不少傳媒都大幅報道由香港電腦商主辦的電腦節活動，由於這活動吸引了傳媒的目光，惹出來的是非亦愈來愈哄動。在復活節期間，於東九龍一間大型商場舉行的電腦節開幕前，高登、黃金等傳統售賣硬件商場的商戶，抗議電腦展辦得太頻繁，甚至有得到政府資助之嫌，熄燈十五分鐘抗議。

如果電腦展的主辦機構是一間私營牟利機構，而且不接受任何政府資助，筆者認為這些商戶的抗議沒有道理。皆因這純粹是商場業主，與個別公司的商業運作，高登、黃金等商場店舖東主，應自己想辦法去迎接挑戰，這類抗議不會得到公眾同情。

問題在於香港電腦商會本身是一個非牟利業界組織，性質與貿易發展局有點類近，舉辦電腦展的目的應該只有一個，就是最終促進電腦軟硬件零售業界的健康發展，令顧客長期留在現有的各大商場商鋪，而不是隔幾個月就借搞展銷會保就業為名，事實上就是搞類似 Outlet 般的散貨活動，最終只有硬件批發商可以乘機減少存貨受益。貿易發展局近年最令人詬病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經常舉辦活動與民爭利。如果香港電腦商會搞出來的活動竟然令業界受損，那香港電腦商場應該因應業界的要求停辦活動。有利可圖的事，就應該由私人牟利公司去做好了。

慎用公帑辦事

香港電腦商會令人非議的地方在於這次雖然沒有成功為電腦展申請公帑資助，但過往深水埗電腦展是有深水埗區議會資助和協辦，而香港電腦商會亦在新聞公報承認，曾經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反映「業界困難」，希望向政府申請資助，聲稱要保就業、促消費。這是否意味着香港電腦商會真正算盤就是，日後以保障業界為名，其他同類的電腦展都要申請資助。這豈不是變相拿納稅人的公帑，去幫個別業界人士做生意，那還得了？怪不得高登、黃金等商場的店東如此反應激烈。香港工業界和商界，經常借拯救經濟為名，趁火打劫，向政府要這個要那個，大做「伸手黨」，事實上只是小部分人圖利，這種玩意在董建華年代還見得不夠多？

不過，作為一個自小砌機砌到大，甚至曾一度當硬件零售商的電腦玩家而言，高登、黃金、旺電等商場店舖的店東，今天面臨這樣的困境，不要全怪香港電腦商會的電腦展，那些小店的店東撫心自問，到底他們的店員有沒有足夠專業知識去服務 DIY 客人，而他們所引進的貨品，也是不是香港 DIY 玩家真正想要的？

業界須與時並進

目前的現實是，筆者想去黃金、旺電購物時，除了要忍受較差的購物環境，還得要有當羊牯的心理準備，以及很多比較高階的貨品，最終都要去日本東京秋葉原，或台北八德街一帶搜購，到底香港的商店東主們，有沒有在這個時勢與時並進？電腦商場的店東們，同樣也要好好反省，否則何來這麼多人湧去電腦節購物。

由電腦節引發的爭議，可以見到香港資訊科技業界一些眾生相，各路人馬都各懷鬼胎，並非真的為業界如何在金融海嘯掙扎求存設想，人人只是想如何找政府便宜，或者不改革下維持過往做生意的模式，如果香港各行各業的主事人都是這樣思考問題的話，香港在金融海嘯一浪又一浪情況，到底能否繼續屹立不倒，真是一個大問號。

中國封鎖YouTube加深官民矛盾

中國當局最近突然對YouTube網站作出域名屏蔽級別的封鎖，亦即不再以個別關鍵字來封鎖少數YouTube內容，而是以DNS劫持（DNS Hijacking），或其他可行手段，令中國網民除非透過Tor或其他破網軟件，否則就無法進入YouTube網站。

儘管不少人指YouTube上有關西藏騷亂的片段，是觸發中國當局封網行動的導火線，但筆者並不同意有關的看法。事實上，過去兩個中國網民與當局之間的「草泥馬大戰」，才是中國當局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的主因。

網上充斥「粗口」內容

「草泥馬」、「法克魷」這些惡搞「神獸」，查實都是粗口諧音，不少網上討論區都會禁止粗口存在，而網民一般都會用諧音或粗口代用字來應付，這也是很多潮語的起源。後來中國當局的網絡查禁愈來愈嚴厲，有時在網上口痕批評一下政府，文章也會被刪，亦即被「和諧」（官方刪掉網上內容的意思）掉，才令網民將「草泥馬」與和諧的諧音潮語「河蟹」二合一，演變成批評政府的塗鴉攻勢，情況與2007年，林忌將政府慶祝回歸十週年主題曲改成《福佳始終有你》，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不同版本，如兒歌版、民歌版還是動物紀錄片版的草泥馬片段，均表示要保護草泥馬的生存環境，就要趕走「河蟹」，反映大部分網民反對中國當局對網絡進行審查和封鎖，這正正是中國當局最害怕的想法。「草泥馬」本身就是潮語，而潮語的變種和衍生詞語相當多，用關鍵字過濾根本是防不勝防，連淘寶網都出現草泥馬實物公仔，試問中國當局如何防止這一輪潮語攻勢？但在不希望反對審查成為主流網民意見下，中國當局就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而西藏騷亂的片段，中國民眾根本就不感興趣，而且西藏騷亂的片段長期以來都存在於YouTube，為何不在3月14日前封掉YouTube，現在才去封？這理由真的是太牽強。

但中國當局在進行這次全面封鎖YouTube時，有否想過有多少YouTube用戶只為看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新聞片段？有多少觀眾只是純粹為搞笑而看那些「草泥馬」相關片段？有多少對政治不感興趣，純粹只是為了娛樂而看YouTube的中國網民？由於這次打擊面太多，惹起有很多原本對中國言論自由問題不關注的網民不滿，原本並非捍衛言論者，感到「草泥馬」被刪，連累自己在YouTube看搞笑片段都受到干預，那就令大批網民站到捍衛言論自由這一邊來。

大眾感到自身權益受損，但無法尋求法律援助，最後可能加入成為維權人士，甚至變成反政府人士。中國政府也許不知道，此次事件製造反對者之多、戰線之長，已經快到了一個他們不能應付的地步。

網民潛在勢力驚人

這次封鎖YouTube事件，不單成為世界新聞，也是中國政治其中一個轉捩點，共產黨一向的戰略原則，就是打擊一小撮，團結大多數，避免就是在政治上製造太多敵人，無法應付多面作戰而不支倒地，但這次在YouTube上打擊「草泥馬」，偏偏不是打擊一小撮，而是大多數人都被得罪，以及令中國網民真的確立推倒中國防火長城這個封鎖機制的決心。

在上世紀80年代，一群西柏林塗鴉人士進入東德管轄的東柏林境內，塗鴉柏林圍牆，令東西柏林民眾以突破柏林圍牆封鎖為己任，在1989年，西柏林人不再塗鴉，而是拿起工具推倒柏林圍牆，最終達成德國統一。筆者相信，當時機成熟的時候，「草泥馬」在推倒互聯網的「圍牆」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封鎖YouTube，確實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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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應在海嘯下自省

在上周五，《經濟日報》集團以及《南華早報》分別宣布裁員和減薪，以抵禦金融海嘯帶來在營收上的影響。筆者對此並不意外，皆因這幾個月各大傳媒的廣告營收強差人意，如果不作出節流恐怕未來日子更難捱。

不過，與2003年沙士時相比，這次海嘯對香港傳媒帶來的挑戰更大。由於香港傳媒不斷在言論自由上退縮，讀者紛紛轉投其他的媒介，令傳統傳媒受到嚴峻挑戰。

在2003年沙士疫潮時，主流傳媒的廣告營收雖然減了，但主流傳媒對公眾事務的影響力依然，換言之，基本擁躉仍然存在，只要經濟稍好就能東山再起。像商台由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裏的茶杯》，被譽為「十點前特首」，此外，市民仍然依靠傳媒收取抗沙士的資訊，經濟表現再不濟也好，你敢放棄傳媒作宣傳嗎？事實上，當時仍未有YouTube、網上電台、網誌之類的替代媒體，挑戰傳統媒體。

網上更自由開放

沙士之後，主流媒體越來愈不敢講真說話，先有商台封咪事件，造就了網上電台的興起，而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擔任亞視行政總裁短短十多天，指出亞視不應做中央台，更加一矢中的指出現時傳媒處於戰略真空，不過，一眾傳媒老闆完全不敢前進，王維基亦離開了亞視，但事件令新生代對主流媒體感到失望。

去年8月立法會選舉至今，網民發現在YouTube可以看到的新聞片段，比主流媒體那些所謂客觀中立報導更豐富，甚至在陳克勤因把Try My Best讀成Try My Breast，被網民發現並大肆宣揚，令主流傳媒不得不加以跟進。網民質疑，到底浪費時間在主流媒體做什麼？當廣告商意識到主流媒體正大量流失讀者時，削減主流傳媒廣告經費，乃正常不過。這也是為何今次金融海嘯所造成的衝擊，比科網股爆破、沙士來得嚴重的原因。過往沒有替代傳媒去競爭，現在就有一批互聯網低成本游擊隊去競爭，試問主流媒體不減薪裁員又如何在戰術上應付這種挑戰。

YouTube變「照妖鏡」

不過，裁員減薪是副作用很大的應付方案，因為會令員工士氣大受打擊，甚至不少不愁沒出路的人才萌生退意，在金融海嘯下，人才的質素是十分重要，不分青紅皂白的減薪裁員令人才進一步流失，只會進一步加速讀者流失，結果是得不償失。

要應付金融海嘯，更加要在戰略上做功夫。現時香港傳媒管理層應該意識到，傳媒必須要有讀者群才有廣告，而網上博客和YouTube內容儘管不少製作比較粗糙，仍然得到讀者接受，因為網誌和YouTube片段敢言太多，像曾特首在立法會當眾講「粗口」，YouTube片段可以重播再重播，像上周六王迪詩律師在《信報》專欄講，聽十多次來聽真特首有否講「粗口」，主流傳媒有幾個會這樣做？網誌和YouTube沒有為新聞工作者詬病的自我審查，而香港傳媒為顧及中聯辦感受，作出的自我審查太多，香港人最終一如馬來西亞人一樣，擁抱網上傳媒放棄主流傳媒。

如果香港傳媒管理層仍然為了顧着北京和中聯辦感受，報道和評論時畏首畏尾的話，筆者敢肯定這次金融海嘯是代表香港主流傳媒的黃昏。

「機場阿嬸」投訴與「公民記者」權利

近日，在YouTube上流傳一齣名叫「機場阿嬸」的短片，片中一名訪港遊客，在香港機場大發脾氣，有關短片被查出是由國泰航空公司一名地勤員工所拍，國泰向有關乘客道歉，並且處分了上傳短片的員工。國泰航空公司又表示，要求員工尊重乘客私隱。

不過，筆者在翻查法庭案例後，並不認為國泰員工侵犯私隱，相反「機場阿嬸」的做法，有可能侵犯了每一位市民作為「公民記者」的新聞自由，筆者認為國泰工會必須為片段上傳者尋求一個公道。

投訴無法律理據

香港現有對僱主或政府執法機構以外的秘密監察權力，是透過《東周刊》督印人有限公司及東周刊有限公司對私隱專員公署（Eastweek Publisher Ltd and Eastweek Ltd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CACV331/1999）確立，這也是普通法地區中，關於私隱定義的經典案例之一。根據這個案例，儘管相片屬於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的一種，但在街上隨意拍攝個人行蹤並不屬於「搜集」資料行為，因為《東周刊》在1997年一篇報導中，所搜集的個人資料會在刊登後丟在一旁，不會知道當事人的姓名、聯絡方法等資料，故此裁定《東周刊》勝訴。

同樣道理，除非上傳者在上傳片段到YouTube時，順便將這個人的其他個人資料，例如姓名、護照號碼等同樣貼在YouTube，而拍攝者亦有意圖去搜集這名乘客的個人資料，再向第三者提供作「人肉搜索」的用途，否則筆者看不到有任何法律上的理據，可以讓「機場阿嬸」的投訴理據成立。至低限度，在資料使用者層面，國泰以至拍攝的國泰員工，並未有犯任何法律上錯誤。

相反，這次機場阿嬸的無理取鬧投訴事件，更可能涉及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的採訪及發布權利的問題。因為上傳以及拍攝短片的國泰員工，除了運用了《基本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發表採用私人器材所拍的短片外，由於這套片所反映有遊客在香港旅遊時的失禮做法，已經是公眾關注的社會現象，換言之，將片段上傳的人，已經做了一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這不只是表達自由那麼簡單，更涉及新聞自由的問題。

侵害公民記者權利

假若國泰內部出現一些很離譜的事件，有國泰員工將有關事件片段上傳到YouTube，並引起公眾廣泛注意，又或者，有國泰員工將個別名人在候機室的離譜行為放上網，引起公眾熱烈討論，國泰或者當事人又會否再次重施故技，以個人私隱為理由，對上傳片段的個別員工進行秋後算賬，意圖封殺有關片段，如果公眾對「機場阿嬸」片段的拍攝者以至上傳者不進行聲援，不單助長「機場阿嬸」那種以為靠惡可以為所欲為的不良風氣，更可能損害每一個人在互聯網時代的發表權利。

由於手機技術的長足進步，人人都擁有具拍照硬照和影片功能的手機，現在已經進入一個人人都是記者的年代，儘管在《東周刊》案中，公眾作為公民記者的法律權利得到某程度上的確立，但現時公民記者擁有的權利，公眾仍然認知不多，在這類具爭議性事件中，無論評論人、新聞學者以至法律學者，應該參與討論，令有關界線得以澄清。而私隱專員更應就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說明清楚，在這件事上私隱專員由頭到尾都沒說過半句公道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筆者特此多謝筆者一名好朋友，她的一篇文章啟發了本人對此問題的研究，並撰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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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美詩：尋找私隱專員

發展電子病歷先考慮政策問題

政府打算豪擲11億元發展電子病歷系統，最終目標是讓公私部門可以互通電子病歷紀錄。在金融海嘯下，不少業界代表已經走出來，對政府的建議叫好，皆因這11億元公帑背後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不過，筆者作為有資訊科技知識的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有必要站在公眾利益立場，對業界代表的叫好之聲有所保留。

要公私營機構的電子病歷紀錄得到順暢的交換，首要在技術上必須確立一套電子病歷紀錄的資料規格和技術標準，令不同機構的系統，包括醫管局、各大醫院和私家診所、藥房、保險公司、司法機構甚至執法部門的資料庫系統可以溝通，如果政府真的要搞「錢跟病人走」，隨時當中還涉及結算系統，那就更加複雜。

保障公帑適當使用

但政府相當奇怪，急急在今年第三季成立「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要開設二十個公務員職位，並且由醫管局抽調大批人手，這做法相當令人疑惑。政府是否應該先成立一個業界非牟利組織，商討並確立香港電子病歷紀錄交換的資料格式及標準，才去成立一個統籌處？現在政府是不是打算由醫管局系統人員說了算，硬用醫管局現行標準作為業界標準，業界其他人士以及私營醫療機構一點發言權也沒有？

由於電子病歷互換涉及大筆公帑，加上很可能其他醫療機構都要更換系統，或購置新系統實現電子病歷互換，這當中涉及多大的商業利益可想而知。不過，政府為了保障公帑的適當運用，一個公開而透明的業界標準制訂機構，其實是相當重要。

在歐美國家，由於電子病歷的交換有明確的技術標準，因此，現在有開放源碼的電子病歷交換軟件出現，像 OpenEMR 等等，如果香港能夠有一套公開的電子病歷交換標準，中小型的軟件公司就可以藉電子病歷互換在金融海嘯下生存，而小型診所亦不會因實施電子病歷而加重營運成本。筆者只怕部分資訊科技業界代表，只是為了個別財團的合約利益着想，排斥公開而免專利費用的電子病歷交換標準，最終病人不一定在電子病歷上得到好處，只是有利個別商人，筆者對此是感到相當憂慮。

小心釐定法律框架

此外，資料交換的法律框架到底是怎樣？除了醫生的數位簽章格式，以及法律認受性問題需要解決，還有各方面在什麼時候可以得到怎樣的資料，也是很富爭議性的法律問題，皆因這涉及病人私隱，像病人的性病紀錄，可以讓什麼人接觸到，病人有愛滋病的資料又怎樣披露，這點已經相當富爭議性。

這些都隨時涉及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甚至多條現有香港法律的修改，那周一嶽是不是應該準備一份像樣的諮詢文件，諮詢一下醫療、藥劑、護理和資訊科技界以外，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很明顯，資訊科技業界有代表，眼中只有合約利益，對公眾利益置諸不顧。如果要電子病歷互換運作順暢，那現在就要對有關問題作出研究和諮詢，不可能閉門造車。

總體而言，筆者感到現在政府硬推電子病歷互換，整個實行策略和方法相當粗疏，恐怕花了不少公帑成立統籌部門，最後換來是沒完沒了的問題，浪費珍貴的公帑。

筆者還請周一嶽，向公眾交代清楚他到底想如何實施電子病歷交換，解決相關的政策問題，才好問公眾拿11億元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溫家寶聽取網民意見誠意存疑

上周末，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臨中國政府網，接受網民們透過聊天室提出的查詢，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廣泛運用互聯網助選，以及提供政策信息時，溫家寶現時才在聊天室與網民溝通，實在顯得有點落後，不過也算是一種進步。

溫家寶在聊天過程中指出，他每天用半小時至一小時時間去上網了解民情。雖然高官們願意上網是好事，但現時中國各地政府對網上言論作出嚴密監控，要透過互聯網了解真實民意，恐怕有相當難度。

伸訴言論被過濾

查實中國不少訪民，以至生活上受冤屈的群眾，除了親身去北京上訪外，亦有利用互聯網伸冤，希望傳媒對他們的情況加以重視，並且最後可將冤情上達中央政府，民眾對中央政府仍然有一定期望和信心。無論是各地的 BBS 和論壇、百度貼吧、新浪博客、天涯論壇等，都是中國網民們發放訊息的平台。

不過，很多時與伸冤、指責地方不是的訊息，會被地方 BBS 或論壇的管理人員刪掉，有漏網之魚的本來不多。就算是百度貼吧，如果你在貼吧上打上一些關鍵字，例如維權、罷工、罷課等，根本什麼都找不到，如果溫家寶是靠打關鍵字在百度貼吧上了解民情，恐怕是大有難度。只有新浪博客以及天涯論壇，能夠比較保存得多相關信息，但如果事件鬧大了的話，公安部門下令刪文的話，有很多信息最後可能要利用破網軟件，進入海外的網站才了解得到。如此多呼冤訊息被過濾，試問溫家寶又怎樣由互聯網了解真實民意，恐怕溫家寶所了解，都是他下屬替他營造的一片幻象。

另一方面，中國當局有多大決心在互聯網上了解民意，也是相當大的疑問。在今年1月，有中國自由主義言論大本營之稱的牛博被下令關閉，不少中國有名的自由主義博客，像《新京報》記者徐來的「錢烈憲要發炎」等博客全部要搬家，就連香港名嘴梁文道的博客也要另覓新居。
而中國網民在玩粗口諧音，發明「草泥馬」這種不存在的動物，本來純屬是開玩笑，但當局連網民惡搞都要管，下令刪掉與草泥馬有關的內容，不少網民要聽草泥馬為主題的惡搞作品，竟然要因此學習使用破網軟件。連網民惡搞都容忍不了，連與中國當局關係不差的知識分子寫寫博客也要搬家，試問網民怎相信溫家寶是真心在網上聽取真實的民意呢？因此，筆者對香港傳媒大幅報導溫家寶上網感到奇怪，難道香港傳媒的中國版主管都不知這純粹是溫家寶安撫民怨的一場「政治秀」？

民意渠道不暢達

中國當局若然要民眾相信政府真的有意在網上聽取民意，就算不即時解除中國防火長城的內容過濾也好，至低限度也要容忍網民在網上伸冤，至少訪民和網民在網上對當局的批評，或發表伸冤材料不會被當局刪除，甚至秋後算賬，而像牛博之類的中國本土博客網站，也應容許重開，令民眾有平台向當局建言，這樣才算得上有誠意聽取民意，當平台都不存在時，溫家寶裝作聽網民意見，是不是有點虛偽？

中國網民不是傻的，中國網民不是看溫家寶有沒有去聊天室與網民聊天，而是看中國網民到底有多自由去發表自己的意見。到底溫家寶有沒有誠意，還得看中國當局日後的表現。

組織時代的正式終結

在周日早上，網民為骨幹的群眾，由長沙灣徑經播道會恩福堂，再經長沙灣道遊行至太子明光社總部，抗議宗教界人士在《家庭暴力條例草案》以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的立場。根據警方向《南華早報》透露的數字，參與人數超過一千人，遠遠超出主辦團體的預期。

這次是一次歷史性遊行，除了這是香港首次因宗教爭議觸發遊行，亦是首次由網民主動自發組織，並能夠動員這麼多群眾的遊行，連去年的淫照案觸發的網民遊行，都未如此多人參與和有組織。就算主流政黨和評論員，也只是提供有限協助，而未成主力。這次遊行由網絡政治動員而言，別具意義。

Facebook動員群眾

筆者在數年前「七一遊行」後，根據「快閃黨」的組織原理，提出「組織終結」之說，指出互聯網由於在資訊流通上的便利，代替了傳統組織在資訊傳遞上的功能，因此組織政治活動不一定再需要組織來動員，相反，網絡上的個別人士，可以就個別議題進行自發動員。

中國的網絡自由比不上香港，但中國利用網絡來取代組織，動員政治活動卻比香港來得早，中國網民慣用的QQ也是當中的關鍵。在QQ軟件中，有一個叫QQ群的功能，可以很容易將關注個別議題的網民連結起來，並提供可靠的通訊途徑。而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件，過往就是缺乏這類群組功能，欠缺了一個「殺手軟件」（Killer application）去實現隨意、鬆散，但有效的政治動員。

Facebook的普及成為了一個轉捩點，Facebook的群組不單很容易就個別議題發動聯署行動，顯示個別政治議題的關注程度，亦可以利用Facebook去動員群眾參與政治行動，甚至共商對策，情況就與中國的QQ群一樣，這正是網絡政治動員可以正式脫離政治組織，甚至傳媒策動的關鍵。

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網民自發組織「口投民建聯，票投社民連」的行動，也是Facebook成功策動網民的最佳示範，這不單令香港傳媒大跌眼鏡，民主派亦受益於網上組織之助，令是次選舉取得理想成績。網民策動這次組織大遊行，是利用Facebook上的聯繫方式，進行實質會面和會議。

政治化妝師廢武功

另一方面，這次遊行前，傳媒並無作出顯著報道，在遊行後，有個別傳媒寧願花時間和篇幅報道民建聯組織只有十多人參與的反電盈遊行。但主流傳媒不報道己經無關宏旨，因為這一代人的網絡群眾，平日很可能不看電視，亦不信任主流傳媒報道，情況一如馬來西亞，儘管親當權者的財團壟斷了當地主要中、英、巫文報章，但過有重大政治事件，大家寧可看網絡傳媒《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都不看主流傳媒。

當群眾有能力自行動員，亦有能力自已透過互聯網搞傳媒時，政府那些所謂「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根本己經廢了武功，因為Spin Doctor要發揮效用，就要靠影響主流傳媒的編採方針，但現時互聯網上什麼傳媒都有，試問Spin Doctor能影響誰？

無論如何，2月15日千多人參與的遊行對香港政治生態是一次重要里程碑，我們會漸漸發現，傳統的遊戲規則和政治武器，都無法應付這嶄新的年代。利用互聯網來動員群眾，已經由學者理論層面的分析，發展至可供實務操作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