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試卷背後的文化代溝

在上周六舉行的新制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卷五綜合應用試卷中，考評局突然大展「親民之風」，用上了大量年輕人的慣用語，包括了「O 嘴」、「屈機」、「潛水」，還特意製作了仿照海洋公園的萬聖節活動廣告聲帶。可惜，考評局試卷中，胡亂運用所謂的「潮語」，例如錯誤地將潛水與屈機併合使用，以及將屈機的詞意解錯，結果整份試卷成為了網民炮轟的對象，看來考評局這次，當不了高登討論區的「四月之星」，都會成為熱門候選人（高登由2003 年開始，每個月都會選最愚昧但最好笑的人，成為每月之星）。

台灣大考中心將火星文引入中文試題中，引起家長惡評，但這次香港考評局將類似的語言引入中文試題，卻被網民指責示範錯誤語文運用。到底這次考評局的師長，犯了什麼錯？

網絡語言並非胡說八道

首先，很多師長先入為主地認為，網上網友的語言，只是毫不嚴肅認真的胡說八道。但筆者研究網絡社會生態有十年以上，近年亦採用網絡語言撰寫博客，甚至時事評論，網民慣用的詞語是有定義、有規律、有相應的文化條件配合，甚至有語法，並非像師長們想像中，是亂來的把戲。

就以整份試卷其中一個笑點「屈機」為例，這個詞語查實並非像筆者般剛滿三十歲的人才用，差不多香港人人都知屈機是遊戲機慣用術語，代表濫用遊戲設計漏洞來擊倒對手，梁文道在三年前於《兵器譜》專欄中，更借這個詞語來形容泛民主派與曾蔭權之間，在角逐特首之位時，曾蔭權由於得利於香港畸形選舉制度，實力遠強於泛民主派。但考評局的試卷，卻指玩遊戲的人，無力取勝而屈服，這明顯連在慧科資料庫中，找找舊報紙做研究都不做，難怪這份試卷在定義其他網絡詞語時錯漏百出，不知所云。

儘管筆者很不認同，部分人借「香港網絡大典」（evchk.wikia.com）來抹黑他人的做法，但無可否認，「香港網絡大典」在這幾年，經網友們的自發參與和努力，整理了一批網絡用語的常用定義、用法以至起源，這種民間自編常用語辭典的行動，實際上正建立和整理年輕人的語言系統。如果沒有這種文獻建立，香港網絡論壇慣用語言的影響力，單靠高登討論區，以至包括筆者在內幾位專欄作家的推廣，不可能如此深厚，遍及每一位網民。

就像潛水，考評局的擬題人員只是望文生義，認為個別人士長期不露面就叫潛水，但在年輕人實際應用潛水這個詞語時，實際上有負面意思，只有發表了一些理虧的言論，迫於壓力不敢見人，網友才用潛水這個詞語。

因此，潛水通常在網上罵戰時出現，網民一般不隨便亂用。因此，考評局在試卷上的廣告海報，竟然出現「潛水怕屈機」這種口號時，一看就知是不熟習時下年輕人慣用語言的狗屁不通之作，那不論考生以至網民，對考評局試題有激烈回應就殊不為奇，甚至將考評局試題內容當成笑料來處理。像筆者與幾位平日慣用網絡語言溝通的好友，整個下午都笑個不停。如果考評局中人，在擬題時已經參考了香港網絡大典，以至網絡討論區和博客文章的實際應用例子，怎可能會作出「潛水怕屈機」這個怪口號？

香港語言學界的責任

自周星馳無厘頭文化興起以來，很多師長，甚至學者對無厘頭文化都抱以鄙視態度，因為周星馳在電影中的對白，很多時純粹大家覺得好笑，卻不知典故源流從何而來，亦不知與日常生活有何關係，甚至有大玩粗口諧音，挑戰語言禁忌之嫌。因此，除了李歐梵，以至台灣、中國兩地周星馳的支持者，香港學界與師長，對無厘頭文化，以至源自無厘頭文化的網絡語言，都視為次一級文化，認為並無研究價值。這次考評局未有研究，胡亂出卷，反映的正是這種態度。

但在互聯網文化興起，不少知識分子都投身網絡討論後，很多網絡語言文化，並非完全無典故可言，就像網民愛用來批評別人愚蠢愚昧的詞語「膠」，本來懷疑是假借粗口的廣東諧音字，但後來在誤打誤撞下，找出了墨子與當代英文中，以膠來形容愚昧的典故例子，那就無厘頭的成例，都變成了言之成理，膠這個字在這個基礎下，才有立論基礎進入主流媒體中，一如英國普通法的發展一樣，成例再慢慢成為法律。

另一方面，網友亦慢慢形成一套本身的造字、建立詞語的模式。就像囧、Orz 等，那是象形文字的再演化，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囧和Orz 都是通行日、韓、台、港四個漢字系地區。而有些古代沒有的日常生活習慣，也被引入假借，成為新詞語，就以網上常用字，指一些不斷重複又重複發表一些論點的人，在進行「回帶」行為。在古代當然不可能有回帶這個詞語，但在錄影機和錄音機普及的年代，人人都用過錄音機，用回帶兩個字就很生動形容到那人正不斷重複自己論點，慳水慳力慳這些新的文化都需要整理和理論化，而將這些文化整理和理論化，這正是文化和語言研究學者的責任，就很不幸，香港的語言學者，忙着推廣理據不知從何而來的所謂粵語正音運動，而未有用心去整理新文化湧現下的語言景觀，還幸有維基（Wiki）這科技，網民的文化承傳意識比以往的人強得多，亦有效率得多，加上大批社會學者以至政治學者熱中於研究網絡文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本身也迫着參與這方面的整理工作，才會令網民如此及時對考評局胡亂出卷加以批評。

這次中國語文科試卷鬧笑話事件，可以反映出主流學界，與網絡主流文化發展之間的重大差距，若然考評局，或者語文教育學者希望將這些新文化加入其中，有必要對現有的網絡語言發展作出大規模研究和思考。以中國語言文學一向由民間推動的規律，既然唐詩、宋詞、元曲、小說都是由民間走進殿堂，這些網絡詞語最終也是未來文學研究的必然構成部分，如果現時我們拒絕去研究這些民間新興事物，這亦未免太對不起我們的子孫。日後我們的子孫就像搞逆向工程般，重新了解我們所講過的每一句話，這實在令人失望和掃興。

帝國終結了沒有？ 讀易中天《帝國的終結》想到香港政改

在易中天眾多著作中，只有此書在香港出版，而沒有在中國內地出版。這本書可能比易教授的成名作《品三國》寫得更好，但肯定不容於中國當局，因此只有交由比較開明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來出版。何解？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不難明白當中的原因。

易中天的「帝國」 定義

　　要了解何以沒有出版商敢把《帝國的終結》引進中國，先要了解易中天如何定義和理解「帝國」和「共和國」。

　　易中天認為「共和國」是商業社會的產物，源於希臘雅典等商業城市，人民有自由意志，將政治決定當成商業決定般談判。由於社會政治制度無非是一種商業活動的框架，所以會有政治主張、民選的政治代理人（商業代表）、妥協、簽約，任何人等，包括政府的權利和義務都受到限制。

　　而「帝國」是農業社會的產品，由於並無商談合約的必要，因此專政者的權力必然不受限制，產權雖為公有，但主權並非公有，相反，擁有權力的人，集多種權力於一身。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監督權都在皇帝身上，所謂的天下為公，一人代理。因此，易中天在書中指，共和與否，與有否保留君主制度無關，而是看政權能否做到人民有自由意志、政黨輪替、各種力量相互監督。英國縱有帝制之名，但實為共和，世上不少共和國，卻是一個帝國。按易教授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帝國，實呼之欲出，當這本書說得如斯坦白時，無法在中國本土出版亦屬意料中事。

中國政改的政經含義

　　根據易中天對帝國的定義，以及直指中國並無共和主義傳統的理論，辛亥革命後建立的國家，仍是一個帝國。在完成政黨輪替前的中華民國，以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一個帝國。

　　在易中天的「帝國」概念中，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帝國政權是建基於忠誠，而不是效率。要忠誠，就需要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以及不大不小的國家規模。帝國制度依賴的是人民普遍的貧窮落後，一旦發展商業經濟，制度就會無法應付，製造病態繁榮，直至政權崩潰為止。

　　援引易中天的理論，大家不難了解為何開放改革三十年後，中國社會反而出現嚴重危機。中國固然需要一套能夠應付現代商業社會的制度，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能夠維持下去。另一方面，中國的帝國制度，亦不可能應付即將來臨的繁榮。由歷史來看，政改是無可避免的路。

　　而中國現在亦不可能走回帝國的舊路，因為帝國專制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但中國現有的糧食、能源、就業職位等全部都是商業交易的產物，中國如果再像過往的帝國般，進行自殺式的政權更替，來達致帝國體制自我更替的目標，後果很可能是一場人道大災難，一如王力雄以筆名「保密」所寫的預言小說《黃禍》一樣。

　　更何況，清王朝的一夜崩潰，正如易中天在《帝國的終結》一書所言，中國人已經知道世上有另一種制度：共和制度。既然有所選擇，中國人斷不會為了毛澤東一時順手選擇返回帝國制度，而替毛澤東買下這賬單。

香港政改對中國的意義

　　正如易中天在書中貫徹的主題，中國是沒有共和主義傳統，討價還價、妥協、履行合約等，全部都不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東西。就算是實行了民主的台灣，統獨兩方你死我亡的思維，亦未做到共和、妥協這個地步，藍綠都仍未學懂容忍對方存在，輪流做莊的道理。

　　另一方面，由於受英國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影響，加上商業城市的本質，使香港成為了華人地區的一個異數，這地方不經不覺有了共和、憲政、自由、法治這些在中國原先沒有的傳統。中英冷戰期間儘管敵對，但親北京左派陣營未被消滅，而葉劉淑儀竭力「推銷」《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亦令她成為了不受歡迎人物，黯然辭去保安局局長一職。權力要由人民授權，成為了香港各派的共識，就連英治年代的精英，如曾蔭權、陳方安生，都得承認權力必須要由人民透過選舉所授予。

　　香港政改的做法，例如透過綠皮書諮詢，漫長的普選談判等，可能未必適用於中國；但如果香港人能夠在自治的實踐過程中，進一步將英國的共和憲政傳統內化，日後中國也好，台灣進一步發展也好，很多做法就變了有先例可循，就算摸覑石頭過河，都至少知道河有多深多闊，而不是盲目衝進深淵。

　　香港政改，是和平地把帝國終結的預演，當香港人明白中國歷史發展到什麼位置，才能夠準確地去了解，到底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以及如何而戰。

為何要用公帑養政治綜援戶？

政府在十二月十四日，公佈了新一屆各區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名單。那些不敢迎接選民的質詢和挑戰的政客，本來就難叫人有何好感；令次委任名單中出現的一些名字，更令人感到委任制度何其浪費公帑和不知所謂。

像被委任為灣仔區議員的孫啟昌，在二○○三年被獨立親民主派的李繼雄擊敗之前，他做了足足十三年的鵝頸選區區議員，今年區議會選舉，孫啟昌也協助他的助理鍾嘉敏再戰鵝頸選區，但仍然打敗不了看來沒有政黨支持的李繼雄；這種曾經被選民拒絕授權繼續做下去的，香港政府憑甚麼理由，運用公帑去養這名被選民唾棄的議員？若公眾可以容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如此公然侮辱灣仔鵝頸選區的選民，香港民選制度的威信豈非蕩然無存？

在董建華年代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醫生，在委任區議員時尚且斬釘截鐵地說明，落敗區議員不會被委任為區議員，避免選民被政府狠狠的摑一巴，尚且看到他對民選議員的一絲尊重。曾德成這次，可說是繼在立法會不顧禮貌、公然人身攻擊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以來，又一次侮辱香港的民選制度。

委任制度必成政治酬庸

曾德成荒謬的委任，亦可以看到，委任區議員制度的不合理之處。表面上，委任區議員制度可以引進社會上有才能的人入地方議會。但事實上，整個委任制度缺乏透明度，委任議員的準則毫無客觀標準可言；更進一步看，香港的所謂問責局長，亦只會在七一遊行這種特殊情況，才會被迫倉皇下台。委任制度也定必成為一種政治酬庸，而這些酬庸權力更會令局長這一層漸漸腐化，最終令香港政治臭不可聞。當然，公眾亦休想在民建聯、自由黨的政客們爭取選票的競爭過程中，得到任何好處。

因此，香港政府要是有誠意引導香港踏進普選之路，其中一項必然的測試條件，是承諾永久廢除區議員委任制度。如果政府做不出這個承諾，讓土共、自由黨般的政治綜援戶，仍然堅持委任制下去，為孫啟昌這種失敗政客，透過委任制捲土重來鋪路，做其萬年區議員，屆時政府要市民相信香港政府有政改的誠意，實在難乎其難。

攻伊斯蘭金融 香港還未準備好

近年，由於中東以及部分擁有豐富油藏的伊斯蘭國家，手上資金充裕得不得了，因此，吸引了西方國家的注意。

　　但由於《可蘭經》是禁止借貸活動進行的，因此，為伊斯蘭教教徒提供的金融服務，必須依據《可蘭經》的指引而設計，以免中東和伊斯蘭資金擁有者犯了教規而不自知。因此，才有伊斯蘭金融這獨特項目。

　　為了維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一場演講會中，再強調要在香港大搞伊斯蘭金融，是有產業政策的合理性。不過問題在於，香港在社區建設上，預備好開拓伊斯蘭金融的條件沒有？

清真寺少朝拜難 回教徒抱怨

　　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在開拓伊斯蘭金融中最具天然優勢，其實是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人口以講英文的華人為主，但新加坡亦有不少信奉回教，懂阿拉伯文和英文，受良好教育的馬來人，這些馬來人正是伊斯蘭教徒。而當地華人與馬來人相處多年，基本上亦了解和明白伊斯蘭教徒的文化和風俗。

　　而在社區的生活環境中，新加坡的清真寺、提供清真食品的商品是樣樣不缺的。甚至回教齋戒月結束，在新加坡也是公眾假期，環境上為發展伊斯蘭金融提供良好條件。

　　而香港並非像南洋般，擁有一個健全的伊斯蘭社區，除了少數印巴裔的伊斯蘭教徒，只有同樣來自南洋的印尼和馬來西亞華人，會比較熟悉伊斯蘭文化。香港亦不像英國倫敦，近年因大量伊斯蘭教信眾移入而可以發展伊斯蘭金融。因此，香港的伊斯蘭金融人才，肯定要由海外引入，要在本地培養相關人才，恐怕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而要這些伊斯蘭金融人才在香港定居，那香港的社區準備好沒有？在數年前，香港伊斯蘭教徒申請在北區興建清真寺，也遭到居民大力反對。而現時只有香港中環摩羅廟，以及尖沙咀市中心的清真寺，到底香港清真寺數目上又能否合乎伊斯蘭金融人才的需要？

　　筆者身為印尼人，世界最大伊斯蘭國家的前國民，就曾經不斷收到印傭投訴，指香港的清真寺很不足，僱主對印傭在指定時間向麥加朝拜的習慣有怨言，在香港要買伊斯蘭教典籍要去印尼訂。試問這樣，又如何引進伊斯蘭金融人才？

　　此外，伊斯蘭教徒吃東西，在屠宰和處理過程，必須合乎《可蘭經》標準，例如不可涉及豬肉製成品，以及殺生前要作出適當的宗教程序。但香港要找間清真認證的餐廳和麵包店都很有難度，還不要提一套對各類食品清真標籤規定。香港在這方面，是遠遠落後於本身有相當伊斯蘭教人口的中國。至少在北京，要找間清真認證的餐廳，不會太有難度的。

先了解回教文化 免碰釘

　　事實上，現時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的最大障礙，並非缺乏伊斯蘭金融的產品，而是缺乏一個容納伊斯蘭教的寬容環境，讓這些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長久為香港作出貢獻。

　　在短期而言，政府除了要研究發行伊斯蘭金融產品的可行性，更迫切是盡早在市區撥地，興建多一所清真寺，應付現有印傭，以及未來伊斯蘭金融人才，在宗教上的需要。此外，在食物、生活習慣、教育等等，香港又如何配合，營造一個容納多元宗教的社會？這變了香港一大挑戰。

　　筆者雖不是伊斯蘭教徒，只是伊斯蘭國家的前國民，但筆者要提醒香港政府的官員，伊斯蘭金融產品不是只是一種金融產品，這是與伊斯蘭文化有緊密相連的關係。如果我們搞伊斯蘭金融，但不去了解伊斯蘭文化，不單事倍功半，而且更可能冒犯他們，這實在不必。

電影助旅遊 蝙蝠俠點醒高官

最近《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在香港取景，引起傳媒高度關注。政府批出這項頗為擾民的拍攝申請時，指《蝙蝠俠》來港取景，有助於香港旅遊業，因此希望市民忍讓。

荷里活非獨大 港片也知名

　　其實早在政府決定興建迪士尼樂園前後，已有不少人指出，香港本來是一個加大碼的電影主題公園，港產片本身的江湖地位，加上不少港產片也是得獎片，足以帶動香港旅遊業發展。經濟日報編輯鄒崇銘，早在七年前已經提出這個構思，但政府完全當作耳邊風。

　　政府批准《蝙蝠俠》來港取景，讓香港換成了漫畫的葛咸城，現在才醒悟電影原來可與旅遊業相互配合，可謂後知後覺。但由於政府缺乏文化視野，只是把焦點放在荷里活的大製作之中，這不單招來杜琪峰等香港導演的抱怨，而且亦顯出香港旅遊官員，對文化產業缺乏應有的認知。

　　就以杜琪峰的電影為例，香港人因對杜琪峰拍的得獎片，和高度商業化的電影都看得多，看不出他在歐洲影迷有着一定地位。杜琪峰電影的陽剛味，本來就與香港城市規劃和發展是渾然天成，光是一條「杜琪峰陽剛風電影徑」，已經在歐洲推廣香港旅遊上起了一定作用。

　　像近日很受華人談論的李安電影《色，戒》，有部分拍攝場地不在上海，皆因上海已經不復有戰時那種舊韻味，有部分場景是在香港，以及另一個華人聚居的前英殖民地，馬來西亞檳城拍攝。

　　將《色，戒》在香港取景部分，與中區警署等項目，甚至《花樣年華》一些軌迹配合，又是另一種旅遊味道。還未計那些昆倫塔倫天奴怪雞片的擁躉，對邵氏片的追尋。光是這樣東配西搭，香港已經忽然多了三種旅遊產品，可以作為這個城市的賣點。政府只是把目光盯在《蝙蝠俠》，只代表香港負責旅遊政策的官員，其電影修養仍然有待提升。

　　雖然香港是中國南方會議展覽業重鎮，但光是會議展覽業，只是保證了酒店的出租率，要遊客的錢花在香港不同地方，以玩樂為目的旅遊仍是主要。像澳門這樣，靠賭業來維持玩樂方面的消費，社會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而靠自由行的購物浪潮維持，在香港這種凡事依靠入口的城市，除了推動租金上升就無太大好處。

政府欠文化視野 不識寶

　　對香港而言，以文化為本的旅遊產業政策，不單是香港固有的優勢，更是保證旅遊業對香港帶來的好處，不同的階層和社區都可以均沾。像王家衛《重慶森林》，就令重慶大廈除了是印巴裔人士的聚腳點，也是影迷們投入王家衛電影世界的其中一個點。

　　過往政府亦曾請演藝界相關人士掌管旅遊政策，像旅發局前主席周梁淑怡就是資深電視人。但香港導演、演員有質素，不代表演藝界管理人員有文化視野，否則 TVB也不會長期被文化迷和電視迷抨擊為反智文化溫床。政府的方向，應在旅發局加入一些，對文化，特別其他國家影迷、文化人的品味有認識的文化人，參與香港旅遊產業政策的決策過程，這樣才可能有高質素、多元化、高增值、以及照顧不同社區的旅遊文化產品提供，令香港旅遊業進入多元化的年代。

　　產業政策，是一門很精細的學問，現時社會討論產業政策時，只着重自己業界的利益爭奪，而缺乏對政策大方向的宏觀視野。容許《蝙蝠俠》到中環取鏡，政府無疑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如果讓這方向深化，充分運用香港社會文化的優勢，則暫時都未見有這類討論。《蝙蝠俠》攝製隊走了，如果這隊人來港，只是帶來連續七天娛樂版的好題材，香港市民和政府，都未免太令人失望。

香港郵政為何不可以私有化？

據報，香港政府正研究將已用營運基金經營多年的香港郵政，脫離政府私有化。各政黨接受訪問時，都怕最後無法監管香港郵政的運作，因此反對私有化建議。

無章法的私有化當然問題多多。但香港郵政在情在理，不但可以很有章法地私有化，而且更應該私有化。

郵政，本質上就是物流服務，尤其香港郵政不像其他國家郵政局同時兼營銀行業務，這門生意，根本就是人人可做。除了車隊、門市等資本投資外，郵政服務的技術門檻很低，根本上，是一盤該由民間百花齊放的生意。現況是，香港有很多中小型物流公司，和香港郵政競爭，但香港郵政享有很多官府才有的特權，例如在街上設置郵筒、在香港各個當眼地方設置一些郵件存放點，甚至只有經郵政署寄發的郵件，才獲某些法律地位。這種與民爭利的情況，試問對其他私營物流公司，特別中小型物流公司可有公平可言？

競爭令郵費有下調空間
另一方面，香港郵政在全港各大黃金地點設立門市，但由於受政府部門身份所限，所提供的服務很有限；在西方國家，已經民營化的郵局根本是另類便利店，但香港郵政除了替市民收取公用事業費用的郵繳通，就甚麼都辦不到。在尺土寸金的香港，納稅人租那麼多舖位但效益不彰，這又是甚麼道理？所以將香港郵政私有化，很是合理。

當然，像領匯這種千方百計繞過立法會的私有化，完全不值得鼓勵。要妥善地私有化，無論如何都要爭取立法會支持。世界各國，包括以福利主義聞名的英國、荷蘭、德國等，郵政私有化的經驗豐富，而且法規完備，香港要訂出良好的監管方案其實不難。

香港政府可以郵政管理局（Postal Administration），接管郵政署長現時部份法理上或外交上的職權，並且規定持有郵政服務特許的公司（包括香港郵政）的服務標準和要求，一如現時電訊管理局。然後除了香港郵政有權設立郵筒，其他獲發牌的公司都可以設郵局，以及立郵筒，引進競爭市民才可獲益。像英國皇家郵政的專營權在私有化結束後，現時同樣已被私有化的德國郵政（Deutsche Post，香港人熟悉的DHL），以及荷蘭郵政（TNT Post）都在當地設立郵筒，與之競爭。而由於有競爭，郵費就有下調空間。

作為議員的，千萬不要以為私有化是十惡不赦。總體方向上，像香港郵政這類人人可做的服務，不與民爭利更好。而如何令私有化計劃合理，這是立法會議員把關的責任。議員們二話不說就反對私有化，只會令人感到他們非常怕事和懶惰。

刑事法典377A条：香港的经验

近日，新加坡为了《刑事法令》377A的存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对笔者而言，这种双方阵营的联署大战是似曾相识，因为在香港，保守与非保守阵营，都经常在互联网动员群众，发动这类联署战。

　　新加坡现时将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性行为刑事化，源自于，英国法典，在一九九一年前，香港的刑事法典亦有同样的条文。而香港在废除类似法令条文上，亦遇过重重险阻，而香港的经验，可以为双方阵营借鉴。

　　一宗血案扭转形势

　　在1967年，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本土管治范围，废除了同性恋刑事法令。英国很理所当然，会将联合王国本土法令引进殖民地。在1969年，当时殖民地政府提出将这项英国法律应用香港时，遭到华人团体强烈反对。由于当时六七暴动刚结束，社会尚未复原，因此政府放弃引进相关法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私底下同性恋卖淫活动相当活跃，政府就用类似法令去对付这类活动，结果不少人都因同性恋被捕，当中不少与这类卖淫活动无关。全球不少政府很怕类似377A法令出现，并非因为政府有意鼓励同性恋，而是因为这类法令，实际上要做到不主动执法，并不容易。

　　1980年，皇家香港警察拘捕一名驻守新界的督察麦乐伦，指他与一名18岁的华裔男子，触犯八项粗犷性行为罪，亦即与377A相关的条文。后来，麦乐伦身中五枪身亡，而死因调查法庭裁定结果是死因不明。这宗神秘的死亡事件，引起公众对类似377A条的法律条文，能否妥善执行的关注。政府最后指派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有关条文能否保留。

　　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建议将有关行为列为非刑事罪行，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事检控，但同样地，因为这类行为伤风败德，亦不会受到法律保障。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绿皮书，引起香港教会与同性恋权利分子唇枪舌剑，但政府最终在1991年，将有关法令提交立法局，并获三读通过。

　　请由执法机关角度去考虑

　　香港主流社会与新加坡一样，对同性恋是保守的，在流行音乐容纳同性恋题材，也是近年何韵诗才敢做的事。但为何香港政府，仍然抵受教会的反对压力，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法令付诸实行？

　　对执法机关而言，他们先要考虑打击的，并非两名男子私底下干的行为，而是娈童癖一类的刑事罪行。倘若有人举报邻居是同性恋的，作为执法者要处理这类举报，会否影响警察在处理其他更需要打击罪案，例如嫖童妓、狎玩男童、嗜毒等行为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特别现时不少海外输入的人才，他们可能正是同性恋者，这种法律上不清晰的情况，对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对同性恋的人才而言，已经废除了相关刑事法律的香港，明显更令他们安心。

　　而1980年香港麦乐伦案反映的是，如果有关条文难以清晰执行的话，执法机关很容易像中国成语所讲，陷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而立法者立法时，维持社会风俗固然重要，但亦要令执法者做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下，而修改377A或废除377A，并非对社会一贯风俗的挑战，而是执政者要维持执法者公信的需要。

　　除此以外，英联邦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刑事罪行构成元素，除了犯罪行为，还有难以用中文翻译的Mens Rea（犯意），这代表促使犯罪者进行犯罪的思想元素。同性恋明显是一种先天倾向，这是科学可以证实，而私底下的性行为，不像与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犯罪，要用强制责任（Strict Liabilities），单凭犯罪行为便可惩治。保留377A，与新加坡一贯行使的普通法是有一定冲突。若非如此，英国、香港和澳洲也不会陆续将类似 377A的法令修改。

　　当然，李显龙总理维持立法，笔者是可以理解，当公众反对声音强烈时，或公众未完全明白政府将有关行为非刑事化的用意时，政府维持377A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如英国政府在1969年，也曾因公众压力撤回同性恋在香港非刑事化立法一样。

　　但笔者相信，关于，377A的辩论亦不会因此结束，而笔者希望赞同废除377A的人，是以立法者和执政者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社会风气偏向保守的南洋，借机大搞同性恋平权运动，其政治和社会冲击都太大，现时并非合适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代入新加坡政府角度，总理这次保留377A是无可厚非，但长远政策而言，对377A动手术，令法律条文本身既合符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新加坡的民情，也许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