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频暴动，中国教育生了什么病？

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为了私营学店发出不获官方承认的文凭资历而引发大暴动。但在中国，上周在江西省连爆两次，先在赣江职业技术学校爆发，之后江西服装学院也爆发暴动。这是自1989年以来，已知的最大规模学潮。

　　过往，这类以集体暴力泄愤手段来维权的做法，不会获得公众认可。但这次在互联网上的评论，足以令人大吃一惊，支持暴动的占网上舆论的多数，板主删不胜删。

　　在一个和谐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鼓吹暴力言论满天飞的现象。在2005年8月，番禺爆发太石村维权事件时，中国少有的甘地信徒、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等人出面阻止农民使用武力，但现在却是人人都想去暴动，到底中国生了什么病？

司法失灵的国家

　　在任何西方国家，学校明知自己未具备颁发认可学位的资格，但招生时暪称具备相关资格，这是典型的欺诈罪行。当大批苦主出现时，除了有人会请律师索赔，检察当局和执法机关也早准备好将骗徒缉拿归案，不会搞出过万人大暴动。

　　但中国的情况相当糟糕，差不多各省市都有这类以欺骗手段招生的院校。不仅民办（私营）学校，许多公办院校的学生毕业后所获的资历货不对办，因而有怨气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学校之所以明目张胆去进行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容许的商业诈骗行为，是因为各地政府在拼经济的政策下，默许这类院校用这种方法扩大招生，因此地方政府根本不会去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中国没有像新加坡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庭，当地方政府与学校勾结，学生不能用司法手段维权。他们付出的学费和光阴肯定是白费，而上北京上访维权，也会被地方政府追捕，访民在北京被地方政府的公安抓走已不是奇谈。

　　搞暴动一样会有人追捕，但搞暴动人数多、形势混乱，政府很难对万多学生秋后算账，而且暴动一爆发，在互联网年代纸包不住火，不用电视台上门，学生自拍的片段都很快会在网上流传，惊动中央，达到与上京上访一样的战术效果。从这种博弈格局，不难理解为何集体商业诈骗案，会引发一场暴动。

中国的教育固然是有病，但很明显，中国的民事救济机制亦出现大问题。如果地方政府为了拼经济，不惜无法无天，胡乱管理，而民众无法寻求司法途径去解决弊病，除了大专院校的学费，任何鸡毛蒜皮但与民生攸关的问题，但会因无任何和平的解决途径，而令事件发展至危害社会稳定。
　　因此，要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当局首先要做的不是在全国各地预备武警，而是要让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得到有效落实，政府有任何行政失当，学校有任何欺诈行为，一律送法院解决，亦鼓励民众去法院维权。这虽然不一定能令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彻底解决，但肯定能防止小事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大事。

　　当然，舆论监督也是不能欠缺，让传媒的投诉版能够运作，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如果中国当局一路让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失效下去，当全国人民都有这种“不如去暴动吧”的思维时，那可不是全国武警加上解放军的力量可以处理的。

印尼在进步，为何马来西亚固步自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华人边缘化，引起新马方面新一轮的争论，而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对李光耀的言论尤其恼火，因为李光耀所点出的事实，他们根本无从以逻辑以及事实加以驳斥。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 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 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 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 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 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 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 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 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 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 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 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编者按：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旅遊產業 需要良好政策

香港迪士尼樂園快將開幕一周年，雖然事前公眾對迪士尼樂園拉動香港經濟期望甚殷，但實際上香港迪士尼樂園旅客人數，只是很勉強符合五百萬人次的目標，而且還要受到公眾不少的批評。與此同時，現時新加坡和上海，都就興建迪士尼樂園問題展開談判，可能在十年後，遠東地區就有香港、東京、新加坡和上海四個迪士尼樂園。

星洲上海 建迪 士尼樂園

當然，上海和新加坡的迪士尼樂園服務的腹地有所不同，上海要服務長江三角洲本身日益富庶的人口，而新加坡迪士尼樂園實際服務對象是印度、越南、印尼這些新興東南亞工業國家，與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不構成直接競爭。問題是，當迪士尼樂園在亞洲變得不矜貴時，本來迪士尼樂園這個政府參與投資的項目，事前已經受到不少人質疑，現時迪士尼樂園對帶動香港旅遊業和消費的作用，就更加令人打上了問號。

反之，同樣有一定公營資金背景的另一個主題公園海洋公園，在迪士尼開幕前，不少人不看好當中前景。但在國泰航空的行政總裁陳南祿，以及蘭桂坊之父盛智文的努力之下，加上迪士尼樂園開幕初期的連串混亂事件陰影下，海洋公園反而有復興迹象。

雙星管理 海洋公園重生

而海洋公園的重生，陳南祿的管理才幹固然重要，沒有陳南祿令海洋公園轉虧為盈，就生存都成問題，但盛智文對旅遊和文化產業的理解是功不可沒，他在蘭桂坊的經驗，令他知道旅遊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明白旅客進入主題公園是要求甚麼感覺，因此盛智文有時候為了推銷海洋公園，他會不惜親身粉墨登場扮鬼扮馬，而像萬聖節節目的設計，也是成功將明明是淡季的十月，變成迪士尼樂園也要爭食的旺季。

就算在公關工夫而言，以筆者所知，海洋公園有任何新項目，或重點宣傳項目，海洋公園是會以傳真邀請記者出席，爭取媒體曝光，這點比迪士尼，甚至香港旅遊發展局都勤奮得多。

由海洋公園經驗，其實大家不難看到要振興旅遊業，除了要避免銷售稅這類殺雞取卵的短視政策，更重要的是旅遊政策的主事人，是否有足夠的市場觸覺，放下身段去以新思維推銷香港。將香港當成一個好玩的主題公園去向全世界推銷，令除了來香港購物的中國旅客外，有更多不同國家的旅客來到香港，在香港的不同方面消費更多的金錢。

重新包裝 換個主持人

與海洋公園在競爭之下的活潑生猛相比，長期由周梁淑怡主持的旅遊發展局，推銷香港的方式十年如一日，沒有像盛智文般不斷引進新的意念，亦沒有去優化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運作，令之更具成本效益。而周梁淑怡作為尊貴的行政會議成員，亦不可能期望她會像盛智文般扮鬼扮馬去推銷香港。你可曾見過在本報的每日雜誌中，有一張周梁淑怡造型有趣的照片？

旅遊產業查實是一個全球化競爭的產業，就算迪士尼不落戶上海、新加坡，查實在旅遊業上香港天天都與亞洲其他城市競爭，特別在中國經濟興起後，有錢的內地遊客一定不只滿足於遊香港，他們一定與世界不同城市相互比較。而要香港旅遊業保持競爭力，當中的關鍵並不是有甚麼外資大集團在香港興建主題公園，也不是像東涌纜車一類的硬件設施，而是旅遊政策的主持人，有沒有去努力推銷香港，以及不斷以創意去重新包裝香港，旅遊政策有沒有去回應世界市場的需要。

很明顯，香港旅遊發展局需要換上類似盛智文般的創意人才，或陳南祿一類有國際視野，亦有一定文化識見的人主事，而旅遊產業政策，包括宣傳策略等配套，也再不能一成不變。畢竟迪士尼在香港已經證明，光靠單一硬件吸引遊客是此路不通。

自由黨︰你敢當香港保守黨嗎？

一直以來，香港雖然有一個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但這個黨本身，並沒有堅穩的群眾基礎。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雖然都是直選議員，但他們的認受性，永遠及不上泛民主派的直選議員。

　　更吊詭的是，香港主流的意識形態，例如反對福利主義，支持小政府大市場等，其實是中間偏右，甚至保守，但香港從來沒有一個像英國保守黨般的工商界政黨，直選議席都由思想偏左的泛民政黨，甚至民建聯霸佔。筆者一直在問，香港為何沒有一個保守黨？

自由黨怯於直選 與泛民交鋒

　　要了解香港為何沒有保守黨，先要了解一下自由黨和保守黨，到底本質上有何差別。

　　英國保守黨，以及前身托利黨（Tory）是一個反對大變革，反對政府干預，重視工商界利益的政黨，這一點與香港自由黨是差不多。問題是，英國保守黨由光榮革命開始，就已經準備以商界代表身份，迎接由民主政制帶來的挑戰。不管輝格黨與托利黨相爭的年代，還是工人階級為主導的工黨興起，保守黨都是敢於在選舉上迎接挑戰，一次又一次在普選下執政，甚至出了邱吉爾、戴卓爾夫人這些名留英國歷史的偉大首相。

　　但香港自由黨，除了創黨黨魁李鵬飛，沒有一個敢於接受直選的洗禮，與泛民裏的思想偏左分子來個正面交鋒。

　　在香港這種偏袒小黨的比例代表制下，田北俊和周梁淑怡參與直選也是顧左而言他，長毛梁國雄周圍找田北俊食蕉，田北俊也要左閃右避，就是不敢與長毛在理念上作出堂堂正正的辯論。

公民黨蛻變 難成保守黨

　　正由於自由黨膽怯至此，對於勇於接受挑戰的李鵬飛當然留不下去。李鵬飛由自由黨創黨主席，到成為泛民其中一位精神領袖，可以看到，自由黨已經成為一個養不起的阿斗，只是靠現有缺乏的政制帶來的「政治綜援」過日子，試問愛領政治綜援的政黨，又怎會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呢？

　　香港其中有另一個機會，出現一個支持民主，又能代表工商界權益的保守黨。在45條關注組崛起初期，不論余若薇、湯家驊、梁家傑等大狀，仍然專注在香港政制發展，以及法治等議題時，其實他們的意識形態，未去到現時公民黨那種「費邊主義」味道。

　　在這個時候，如果有工商界人士能支持他們，又支持盡早全民普選，今天的公民黨可能已經是香港保守黨。筆者最初支持45條關注組，某程度上也是基於這種對香港保守黨的憧憬。

商人利字當頭 自我邊緣化

　　但香港的商人，凡事只看北京面色，他們只是相信聽北京官員的話，便能保障他們的商業利益，除了股壇長毛David Webb，都未有去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結果45條關注組與香港保守黨路愈走愈遠。相反，今天的公民黨中間偏左，接近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和主張，其實靠近了英國費邊社那種精英結合基層關注的想法，成為亞洲地區，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後第二個費邊主義政黨，香港保守黨的夢再一次落空。

　　筆者今天雖然加入了公民黨，但以筆者中間偏右，比較接近彭定康那種「保守黨左派」的意識形態下，仍然希望香港最終出現一個保守黨，能夠代表工商界投身香港的民主政治。

　　而對工商界而言，只有挺身與社會主義者辯論，才能夠真正避免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可惜香港商界中人的勇氣，連一些濫用綜援的人也不如。只是靠當權者的保護，香港固然出不了保守黨，而這也是一種自我邊緣化的行為。一天商界不願接受挑戰，接受全面普選，最終市民與商界的距離愈來愈遠，這才是對自由經濟的真正威脅。

为何港人仍对普选着紧

台湾的“三合一”县市选举之外，对香港人而言，12月同样是决战的月份。先有12月4日反政改大游行，之后，12月21日，就是传闻中政改方案的表决日。

　　本月4日当天，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亲自挂帅，“争取普选大游行”香港街头再现拥塞场面。

　　大游行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出现争议。香港警方的估计是6万3000人上街，而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则说，参加的约有25万人。

　　特首曾荫权强调，不要围绕数字作争辩，当局稍后将有独立统计报告公布。对于游行的诉求，他也回应：可在有限空间内对政改报告进行调整。

　　大家都满以为，中国换了曾荫权接任特首，市民对普选的诉求便会大减。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女皇律师号召下，香港市民对普选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报纸打起的广告大战，令情况好不热闹。到底为何曾荫权上场后，市民仍坚持争取普选？

对丑态百出的人物不满

　　无可否认，曾荫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特首。他早上四时便起床，向他的下属发电邮，商谈政策。纵然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但他的勤奋程度不会比他前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来得差。

　　但并不是每一个未经普选锻炼的政客，都会像董建华和曾荫权，勤奋去做好每一件事。香港立法会，有一批占着席位，但什么事都不做，毫无建树的议员。这些议员之不济，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在2003年七一期间，向示威群众出示粗口手势的黄宜弘。光是他在2003年的不雅举动，若在新加坡政坛上早已受严厉谴责；在换届选举中，就算反对党也都会不好意思推这些人出来选。

　　但在功能组别制度下，靠父亲遗下的人脉关系，他就是可以照样自动当选，继续在议会内睡他的觉。试问这种奇怪的制度，怎会不令香港人感到愤怒？

　　黄宜弘都还算经历过选举，而香港的内阁部长们，不像新加坡都是国会议员出身，选举未经历过，便坐上了内阁部长的位置，那是更等而下之的一批。已经辞职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无避嫌概念，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言论之无礼，是令人侧目。

　　现在留下来的，像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所管的部门，已是屡出丑闻，包括红湾半岛拆卸事件、领汇风波、以及最近由审计署所揭出来的嘉亨湾事件。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部长早就要下台问责，但孙明扬就是老神在在，仍做他的局长。光是政府内的光怪陆离的事，就已经令香港人不能放弃对普选的诉求。

政治人才枯竭的担忧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普选的渴求，亦源于英治时代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陆续退休。

　　现时在政治舞台上，公务员出身的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都是英国人培训出来，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政务主任并不是一个训练政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政务主任并不是政治职位，在殖民地年代主要还是落实英国人政策的工具。但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任期间，为了全力应付与中国就政改问题恶斗，他将香港内政的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财政司曾荫权。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的机缘下，才有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被塑造成治港人才。

　　政治人才需要长时间培养，非经过普选的历练很难成事，而且普选了，还要等待机缘才有好的政治人才出现，大家看人民行动党，如何苦心寻找良才参与国会大选便知。差不多李显龙上场，就要思考谁来接李显龙的班。如果没有普选时间表，试问香港市民怎会放心香港未来，仍会有足够的人才管治？

　　而更糟的是，现时亲北京人士的政治人物，很多是不孚人望，北京长期扶植，也还得不到香港市民所接受。

　　像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大学优等生，受英式教育，而且又经历过直选的洗礼。但很不幸的是，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差，若非现时香港实行很奇怪的比例代表制，笔者质疑他成功进入议会机会。

　　曾钰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亲北京的建制内中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尽快实行普选，香港人迟早会闹管治人才荒，但由于中港文化差异，京人治港根本是不可能，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

　　李光耀曾经说过，香港的政制不幸穿了一套紧身衣。现时这套紧身衣紧得香港快要窒息，如果北京还想香港对中国有实质贡献，在香港尽早实施普选，放松紧身衣，已是别无可选的选择。

　　香港人在12月4日上街，表达就是他们的焦虑，不论游行人数多少都应该聆听他们的意见。

中国应成立太空总署

“神五”和“神六”先后成功升空，却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要证据。日本因“神五”发射成功，终止对华的经济援助。这次“神六”升空，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军方都密切关注。

　　相信没有任何国家会认为太空能够非军事化。任何太空任务，难免带有一定的军事意义。问题是，以中国目前的航天开发体系，想要别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相当困难，想要鼓吹“中国威胁论”却易如反掌。

　　美国的太空任务，虽然有些涉及军事，但总体而言，美国登陆月球和太空梭的任务，都是由美国国家太空总署负责。

　　这个部门，由１９５８年回应苏联首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至今，都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而并非军事部门。负责发射间谍卫星的部门是国防部属下的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军方近年甚至不发射军用通讯卫星，只租用私人企业的通讯容量，军用民用分得清清楚楚。

　　就算在冷战时期，美国在执行太空任务时，在民用和军用方面也都毫不含糊。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国合作发展国际太空船便有了基础。至少美国、欧洲太空总署同俄罗斯进行太空合作时，就减去了不少顾忌，不怕在太空合作的同时会泄漏军事机密，反而加强了美国、俄国和欧洲的互信基础，使整个太空俱乐部处于和平状态。

　　如果真要世人相信中国的太空事业主要是作为民用，而且中国如想加入国际太空俱乐部，以提升中国载人飞天的技术水平，中国便有必要因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宣扬和平崛起，对中国的太空探索发展机构进行改革。

　　首先，应成立中国太空总署，将研究神舟项目有关人员调入这个总署，专心负责民用项目。一方面令世人放心，而另一方面，中国要同俄国或西方国家加强太空探索的合作，也就有了合适的对口部门。

　　而负责太空任务的太空人，不应再具备军籍。任何军人都可以成为中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或科学家，但加入中国太空总署之前，却必须先退出军籍。由现役军人执行太空任务，只会继续给予“中国威胁论者”一个宣扬其理论的借口。

　　在成立中国太空总署，以及完成太空人平民化的任务后，除了运送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升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主动向西方国家要求参与国际太空站计划，并承担部分发射和支援补给任务。

　　这除了可以加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互信，也表明中国有意承担在国际社会中应尽的责任。在太空梭的安全问题未解决前，如果中国可以分担俄国和欧洲太空总署的发射和补给任务，世人会乐于看到中国继续发射“神舟”，载人飞天。

私有化日本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因參議院否決了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法案，毅然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如果執政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敗，他就會辭去首相一職。

傳媒指領匯上市很重要，港府的問責官員都未曾要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為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為了日本郵政私有化問題，就不惜解散國會，冒上政治風險？首先，日本的郵政局，並非一般的郵政局。香港郵政，一如英國、美國等地的郵政機構一樣，並不會兼營銀行業務，是近年才向物流業發展。但日本、德國、台灣等地的郵局是兼營銀行。香港人很熟悉的DHL，母公司德國郵政集團(Deutsch Post)就控制當地附屬於郵政局的銀行Postbank。而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其規模亦並非一般銀行那麼簡單。

由於日本郵政有強大的郵政局網絡支援，日本郵政的分行網絡多達二萬五千間，乃只有千多間分行的商業銀行所不能比，加上不用承受存戶商營銀行的倒閉風險，而利率以及儲蓄產品為存戶帶來的利息收入以及靈活性，亦比商業銀行優厚，令日本郵政現時有三百多兆日圓的存款，是日本最大的東京三菱銀行的三倍，也是全球實力最強的銀行之一。不過日本郵政空有大量存款，卻不能支援日本的私營經濟。因為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原是日本政府為戰爭籌募資金的工具，因此日本郵政一般只會將錢借給政府，而不會借給私人機構。

這個設計，保證了戰爭時，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去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後，日本郵政的儲蓄部門依舊存在，而當時日本百廢待興，郵政儲蓄就由原來去支持戰爭，變成日本公共建設的資金來源。日本的高速公路、鐵路和電訊網絡，都是由日本郵政儲蓄的資金支持下興建。政府手頭上的錢太多，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當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時，不單令私營公司發展受窒礙，更變相鼓勵官僚揮霍。在戰後，日本搞出日本國鐵(日本七間JR的前身)、日本高速公路事業團一類的政府財政赤字黑洞。日本政府不容易將這些黑洞逐一放下，但如果不將日本郵政這個根源卸下，日本政府要瘦身實在難過登天。曾經擔任郵政大臣，在英國修讀經濟學的小泉純一郎，當然明白如果他不去做「日本王安石」，且怕日本政府仍然維持老樣子。為了萬世流芳，小泉純一郎，只好孤注一擲。

上回解釋了小泉純一郎要做「日本王安石」的理由，這回要解釋一下，為何日本有部分執政黨國會議員，要冒解散國會，不再獲自民黨支持之險，仍要阻止小泉純一郎通過郵政私有化法案。

在日本，除了一般由政府投資開辦的郵局，亦有些設於住宅內的「特定郵局」。這些郵局相當古怪，設於特定郵局局長的家中，政府為這些古怪郵局，每年繳付相等於郵局營辦成本十分一的補貼。而最奇怪的是，這些郵局的主人都是世襲，一個現代國家的公務員，可以靠世襲產生，真的不可思議。出現「特定郵局」這種難以理解的怪胎，與明治維新時，政府為打擊私營「飛腳問屋」而不擇手段有關。

所謂的飛腳問屋，是江戶時代的民營派遞公司，就像今天那些私營速遞公司，主要業務是替政府傳遞公文。在一八七零年，前島密接手管理政府的文件派遞工作，發現這些飛腳問屋又貴又慢，因此要盡快建立現代化的國營郵政網絡，取代這些飛腳問屋。

前島密當時想到一個妙計，那就是以世襲制，以及政府經費補貼，換取地方名士在家中設立現代郵局。結果，在短短十多年，日本郵政在全國設有四千多個郵局。在前島密的妙計下，飛腳問屋很快成為了歷史。不過前島密百多年前所想的妙計，為後世遺下的副作用相當大。

當這類特定郵局，佔了全國郵局多數時，事實上在地方製造了一批既得利益分子。現時，日本郵政兩萬五千間郵局中，有一萬九千間是這類特定郵局。這些特定郵局的主人，肯定是反對日本郵政改革的骨幹。日本政客一直以來，都不認為運用行政資源來輔選是羞恥的事。自民黨的政客，利用這些特定郵局局長在地方上的聲望，運用日本郵政的資源，及基層網絡下，在選舉中輔選戰無不勝。

正由於不少政客依賴特定郵局局長支持而上台，所以絕對沒有本錢，去為了小泉純一郎的政治理想，犧牲多年以來靠日本郵政古怪制度而建立的人脈網絡。因此，日本執政自民黨有一批人，肯定要為了自身利益背叛小泉純一郎。

在利益當前，任何制度有多不合理，都會被保留下來。而日本郵政私有化製造的政治風暴，背後也只是政客們謀取私利的攻防戰。

國有企業私有化，對日本而言並非新鮮事物。因為有不少大家耳熟能詳的巨無霸企業，例如以imode名聞世界的NTT，不少美國香煙的生產商日本煙草集團，以及經營東京山手線的JR東日本，前身都是日本政府擁有的企業。但這些企業脫離政府之後，又能否達到私有化的目標：減債和提升績效。

有些在本質上不適宜由國家經營的企業，私有化後確實令企業經營更為靈活。像前身為日本煙草專賣公社的日本煙草集團。如果仍由政府擁有，不單令政府難以推行禁煙政策，作為一個國有企業，收購海外大型煙草公司，以至收購食品廠都會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日本撤銷煙草專賣後，企業有如等死。

但日本煙草集團民營化後，日本煙草就收購了美國RJR煙草，擁有一系列有名的美國牌子香煙，又不會像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政治壓力。之後，日本煙草收購Asahi的食品業務，像菲里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進軍食品業，亦少了很多問題。

不過，有些巨無霸級的企業，如果私有化手段不當，不單不能達致減債目標，更可能是一場噩夢的開始。最有名的例子，那就是日本國鐵的改革。

由六十年代開始，日本因為開發子彈火車，以及國鐵的官僚架構過分臃腫，令日本國鐵在八十年代承受二十多兆日圓的巨額債務。

如果不及早解決，勢必成為日本政府沉重負擔。日本政府在一九八六年決定，將日本國鐵分成七間公司，分別是JR東日本、西日本、四國、北海道、九州、貨運和東海。

政府將部分債務轉到有賺錢能力的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而土地資產注入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政府希望將股份上市，以及出售鐵路沿線土地，將日本國鐵債務問題解決。

雖然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成功上市，但其餘四間JR公司仍然虧蝕，難以脫手。更糟的是，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房地產市場低沉，根本難以藉出售房地產減債。結果在十年後，仍然有廿多兆日圓債務。

最後，日本政府解散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將剩下的債務以六十年分期付款償還。而日本政府想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承擔多點債務時，幾乎引發訴訟。日本國鐵的不快經歷，亦成為了部分反對日本郵政私有化的人的論據。

因此，如果盲目相信私有化是政府減債良方，不去思考怎樣做好私有化，往往只是製造另一場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