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典377A条：香港的经验

近日，新加坡为了《刑事法令》377A的存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对笔者而言，这种双方阵营的联署大战是似曾相识，因为在香港，保守与非保守阵营，都经常在互联网动员群众，发动这类联署战。

　　新加坡现时将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性行为刑事化，源自于，英国法典，在一九九一年前，香港的刑事法典亦有同样的条文。而香港在废除类似法令条文上，亦遇过重重险阻，而香港的经验，可以为双方阵营借鉴。

　　一宗血案扭转形势

　　在1967年，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本土管治范围，废除了同性恋刑事法令。英国很理所当然，会将联合王国本土法令引进殖民地。在1969年，当时殖民地政府提出将这项英国法律应用香港时，遭到华人团体强烈反对。由于当时六七暴动刚结束，社会尚未复原，因此政府放弃引进相关法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私底下同性恋卖淫活动相当活跃，政府就用类似法令去对付这类活动，结果不少人都因同性恋被捕，当中不少与这类卖淫活动无关。全球不少政府很怕类似377A法令出现，并非因为政府有意鼓励同性恋，而是因为这类法令，实际上要做到不主动执法，并不容易。

　　1980年，皇家香港警察拘捕一名驻守新界的督察麦乐伦，指他与一名18岁的华裔男子，触犯八项粗犷性行为罪，亦即与377A相关的条文。后来，麦乐伦身中五枪身亡，而死因调查法庭裁定结果是死因不明。这宗神秘的死亡事件，引起公众对类似377A条的法律条文，能否妥善执行的关注。政府最后指派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有关条文能否保留。

　　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建议将有关行为列为非刑事罪行，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事检控，但同样地，因为这类行为伤风败德，亦不会受到法律保障。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绿皮书，引起香港教会与同性恋权利分子唇枪舌剑，但政府最终在1991年，将有关法令提交立法局，并获三读通过。

　　请由执法机关角度去考虑

　　香港主流社会与新加坡一样，对同性恋是保守的，在流行音乐容纳同性恋题材，也是近年何韵诗才敢做的事。但为何香港政府，仍然抵受教会的反对压力，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法令付诸实行？

　　对执法机关而言，他们先要考虑打击的，并非两名男子私底下干的行为，而是娈童癖一类的刑事罪行。倘若有人举报邻居是同性恋的，作为执法者要处理这类举报，会否影响警察在处理其他更需要打击罪案，例如嫖童妓、狎玩男童、嗜毒等行为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特别现时不少海外输入的人才，他们可能正是同性恋者，这种法律上不清晰的情况，对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对同性恋的人才而言，已经废除了相关刑事法律的香港，明显更令他们安心。

　　而1980年香港麦乐伦案反映的是，如果有关条文难以清晰执行的话，执法机关很容易像中国成语所讲，陷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而立法者立法时，维持社会风俗固然重要，但亦要令执法者做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下，而修改377A或废除377A，并非对社会一贯风俗的挑战，而是执政者要维持执法者公信的需要。

　　除此以外，英联邦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刑事罪行构成元素，除了犯罪行为，还有难以用中文翻译的Mens Rea（犯意），这代表促使犯罪者进行犯罪的思想元素。同性恋明显是一种先天倾向，这是科学可以证实，而私底下的性行为，不像与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犯罪，要用强制责任（Strict Liabilities），单凭犯罪行为便可惩治。保留377A，与新加坡一贯行使的普通法是有一定冲突。若非如此，英国、香港和澳洲也不会陆续将类似 377A的法令修改。

　　当然，李显龙总理维持立法，笔者是可以理解，当公众反对声音强烈时，或公众未完全明白政府将有关行为非刑事化的用意时，政府维持377A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如英国政府在1969年，也曾因公众压力撤回同性恋在香港非刑事化立法一样。

　　但笔者相信，关于，377A的辩论亦不会因此结束，而笔者希望赞同废除377A的人，是以立法者和执政者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社会风气偏向保守的南洋，借机大搞同性恋平权运动，其政治和社会冲击都太大，现时并非合适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代入新加坡政府角度，总理这次保留377A是无可厚非，但长远政策而言，对377A动手术，令法律条文本身既合符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新加坡的民情，也许难以避免。

黃金周濫加價 酒店殺雞取卵

近年，一提到五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這些中國長假期，香港的旅遊業界無不感到興奮莫名，因為這代表着有大量中國遊客南來。而中國遊客的消費力，隨中國經濟發展變得很驚人可觀。

租金貴設備差 物不符值

　　中國經濟進入泡沫時期，香港旅遊業如何不濟也好也會生意滔滔，皆因泡沫之下消費行為無理性可言。但中國經濟泡沫一爆破，香港旅遊業能否生存下去，筆者倒對此打了一個問號。而近日筆者替不少外籍，以至中國來的客戶朋友找酒店的經歷，更令筆者感覺到，香港旅遊業一旦遇上大風浪，幾乎是死定了。

　　去過東京作極慳儉公幹旅行的人，特別像筆者這種小商人，都會住過在東京市中心區一些在JR或地鐵站沿綫，房間面積可能百餘呎也不到，僅能把一張床，以及獨立廁所放入的超小型酒店。這類酒店當然談不上豪華，但每天租金，就算在旅遊旺季，也約50美元至80美元一天，而且有免費高速寬頻，綠茶供應。

　　但香港市區，北角有一間規格比東京同類酒店爛得多的酒店，租金卻接近80至100美元，而且這100美元的日租，除了毛巾、被鋪、熱水和冷氣，甚麼都沒有供應。三小時無綫寬頻上網，盛惠40港元，全日就要120元。這收費被筆者來自中國的客戶，戲稱為「非洲價」。而房間內，亦不會有甚麼熱飲供應。結果筆者這位來自中國的客戶，只好用電訊盈科的Wifi服務，那只是20元一天，而且很容易買到增值券。

　　來自中國的商務旅客，當然已經不像往日般，對海外酒店的價錢一點概念也沒有。就算在華府、紐約這類，美國東岸物價指數高的地區，酒店普遍房租起碼要80美元以上也好，一般都會有無限寬頻上網，以及飲品供應。接近200美元那些酒店，很多已是連鎖經營，商務客戶可以賺飛行里數等好處，而且房間內有廚房等設備，相當巨型。香港的酒店服務如此物不符所值，當經濟泡沫爆破時誰還會去香港旅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後來筆者為了預算的需要，讓客戶入住由香港明愛管理的酒店，過往教會管理的酒店，那是青年背包客才住的。但最後發現，教會管理的酒店，雖然每日租金也接近100美元，但酒店房間的面積是北角那間酒店同價錢的三倍，設備水平與海外同價錢的商務酒店相若。而筆者的客戶，竟然對教會辦的酒店服務感到最滿意，認為物符所值，盡管酒店位處香港仔田灣。

經濟好謀暴利 做壞品牌

　　香港地價昂貴，當然沒有人否認，但難道東京、紐約等城市工資、物價和地價也很便宜乎？歸根究柢，香港商人在金融風暴後，沒有戒掉在97前泡沫經濟期間，那種殺雞取卵，急功近利的做生意心態。在經濟好時就視客戶如羊牯，謀取暴利，做壞品牌，在經濟不好時，就裁員又裁員，減薪又減薪，老是把經濟不好的責任，推到外圍環境，或員工競爭力不濟之上，有沒有想過，他們做生意的心態，才是他們在逆境中不堪一擊的原因嗎？

　　為了香港在這次泡沫過後，還能撑下去，旅遊發展局一眾吃納稅人俸祿的高層，是不是應該安排一群匿名員工，以一般顧客的身份去光顧各大酒店，並就他們的營商手法給予意見。如果那些酒店給了意見後，也是愛理不理的話，那一旦香港經濟受到外圍因素的重大影響，就不要再求政府甚麼援助了。

　　在市場經濟下的商人，是應該為他們愚蠢的商業手法和決定承擔責任，這不是納稅人應該去承擔的責任。未雨綢繆，從來都是經濟好景時要做好的事，商業決策者責無旁貸。

審裁員亂叫囂，香港法治還安在？

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以及《聖經》被投訴涉及不雅內容的事件中，傳媒除了找當事人發言，亦很愛邀請淫褻物品審裁處（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的審裁委員（Lay Assessors）來發言。其中發言最多當推張民炳，還有審裁員協會主席葉興國，其餘包括撐學生報和反對學生的評審委員，都有在傳媒就案件作出評論。

胡亂發言法治安在？

不過，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香港法例390章）是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職位，而淫褻物品審裁處亦屬於司法機構一部份，對他們的行為規範，應該與法官相若。

司法機構發出的文件《如何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中，亦指明市民有權，就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裁委員的行為，向總裁判官（Chief Magistrate）作出投訴。根據司法機構發出的《法官行為指引》第74條規定：「對於一些很可能會由法庭處理具爭議性的法律問題，法官如發表意見，其表達方式及內容要避免可能影響日後的聆訊資格。」

司法機構訂出上述條文不是無的放矢，像張民炳用審裁員的身份，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以及《聖經》不雅投訴期間向傳媒發言，令公眾誤以為審裁處已經作出了決定，事實上已經對公眾對司法信心構成損害。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47條，「如果在有關情況下，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旁觀者的結論是，法官有偏頗的實在可能，則該法官的聆訊資格會自動取消。」換言之，這些審裁員隨時可能被認定為偏頗，發現根本沒資格去評審被送審的刊物，惹起法律爭議又何苦？

在公民黨成立期間，由於有非全職的特委和暫委法官加入了公民黨，司法機構頒佈了《關於非全職法官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指引》，講明如果非全職法官，代表政黨參選或作為政黨的委員會成員，參與籌款活動等全部不可接受，陳景生等資深大律師在去年參選選委時，要辭去他們的暫委和特委法官職務。

審裁處還有甚麼問題
筆者未知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成員，有沒有是同志組織，或明光社之類組織的幹事，若然是的話，根據上述的指引，為免公眾認為會造成偏頗，是不是統統都辭職？司法機構是不是應該考慮公布整份委員名單，讓公眾根據司法機構的指引，去評定那些委員可能引發公眾疑慮，應該離任以昭公允？

這次《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已非中大內部的茶杯裡的小風波，亦不只是宗教紛爭那麼簡單，發展到現在，已事關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如果司法機構還不做點事，是不是要投訴信件和傳真，四面八方湧到九龍城法院大樓總裁判官手，才去做點事？這已事關香港的司法制度信心問題，李國能大法官應該作出一個決斷！

《老左正傳》不拍為妙

在娛樂版甚少見與土共相關的報道，不過最近有套影片叫《老左正傳》，找來了笑匠鄭中基，以及反廿三條中堅黃秋生來演左派人士。據聞中央政府指定要拍，相當受重視云云。

中央是不是要為香港土共平反，實在不得而知。不過《老左正傳》公映之時，恐怕有如六七暴動首領楊光領大紫荊勳章時一般，掀起很多中央政府不想面對的集體回憶。

要為老左立傳，難免要提及一九六七年那場暴動。因為六七暴動左派的非理性表現，令親中陣營在本來就反共難民眾多的香港民心盡失，再加上港英的打壓，多年來左派都抬不起頭做人，到現在仍受不少香港人所鄙視。

難以交代歷史錯誤

儘管一九六七年時，老左的暴動最後成為了麥理浩勳爵推行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問題在於，現時民建聯這群老左，仍然不肯為一九六七年時，在香港街頭亂放土製炸彈，傷及無辜，以及殺掉商業電台著名播音員林彬的事件道歉。當年楊光還厚著臉皮，接受由董建華所頒的大紫荊勳章。那到底《老左正傳》又怎樣詮釋這段香港左派錯得離譜的歷史？如果認錯，恐怕這不是一眾正牌老左的本意。但如果不認錯，《老左正傳》就變成了楊光的勳章，不被市民杯葛才怪，連免費送給看都沒人去碰！

還有，在香港回歸前後，不少老左，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以及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都對中共本身看不過眼，最後由老左變成民主派。對於這些良心老左的出現，中方又是不是選擇不去提及？

香港回歸後，干犯刑律的立法會議員，都不是民主派的議員。相反，有一位曾是支聯會常委、民建聯四大天王之一的程介南，他犯的罪是以權謀私，以他在立法會的職權，來做他公關公司的生意。對於這種老左，又不知《老左正傳》會不會提？是為他抱不平，還是多踩他兩腳？

由於太多歷史問題，當權者根本解釋不了，《老左正傳》提也好，不提也好，如果在中央壓力下不能客觀描述事實，就會變成歪曲歷史、教壞下一代的日本文部省歷史教科書。而歪曲香港人曾經歷過的歷史，只會令香港人對土共的憎恨有增無減，這又何必？

錯誤太多了，恐怕拍了電影以後，只會加深土共的痛苦，有如在傷口上灑鹽。不拍《老左正傳》，為時未晚。

学生频暴动，中国教育生了什么病？

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为了私营学店发出不获官方承认的文凭资历而引发大暴动。但在中国，上周在江西省连爆两次，先在赣江职业技术学校爆发，之后江西服装学院也爆发暴动。这是自1989年以来，已知的最大规模学潮。

　　过往，这类以集体暴力泄愤手段来维权的做法，不会获得公众认可。但这次在互联网上的评论，足以令人大吃一惊，支持暴动的占网上舆论的多数，板主删不胜删。

　　在一个和谐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鼓吹暴力言论满天飞的现象。在2005年8月，番禺爆发太石村维权事件时，中国少有的甘地信徒、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等人出面阻止农民使用武力，但现在却是人人都想去暴动，到底中国生了什么病？

司法失灵的国家

　　在任何西方国家，学校明知自己未具备颁发认可学位的资格，但招生时暪称具备相关资格，这是典型的欺诈罪行。当大批苦主出现时，除了有人会请律师索赔，检察当局和执法机关也早准备好将骗徒缉拿归案，不会搞出过万人大暴动。

　　但中国的情况相当糟糕，差不多各省市都有这类以欺骗手段招生的院校。不仅民办（私营）学校，许多公办院校的学生毕业后所获的资历货不对办，因而有怨气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学校之所以明目张胆去进行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容许的商业诈骗行为，是因为各地政府在拼经济的政策下，默许这类院校用这种方法扩大招生，因此地方政府根本不会去解决这类问题。

　　由于中国没有像新加坡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庭，当地方政府与学校勾结，学生不能用司法手段维权。他们付出的学费和光阴肯定是白费，而上北京上访维权，也会被地方政府追捕，访民在北京被地方政府的公安抓走已不是奇谈。

　　搞暴动一样会有人追捕，但搞暴动人数多、形势混乱，政府很难对万多学生秋后算账，而且暴动一爆发，在互联网年代纸包不住火，不用电视台上门，学生自拍的片段都很快会在网上流传，惊动中央，达到与上京上访一样的战术效果。从这种博弈格局，不难理解为何集体商业诈骗案，会引发一场暴动。

中国的教育固然是有病，但很明显，中国的民事救济机制亦出现大问题。如果地方政府为了拼经济，不惜无法无天，胡乱管理，而民众无法寻求司法途径去解决弊病，除了大专院校的学费，任何鸡毛蒜皮但与民生攸关的问题，但会因无任何和平的解决途径，而令事件发展至危害社会稳定。
　　因此，要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当局首先要做的不是在全国各地预备武警，而是要让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得到有效落实，政府有任何行政失当，学校有任何欺诈行为，一律送法院解决，亦鼓励民众去法院维权。这虽然不一定能令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彻底解决，但肯定能防止小事演变为不可控制的大事。

　　当然，舆论监督也是不能欠缺，让传媒的投诉版能够运作，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如果中国当局一路让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失效下去，当全国人民都有这种“不如去暴动吧”的思维时，那可不是全国武警加上解放军的力量可以处理的。

印尼在进步，为何马来西亚固步自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华人边缘化，引起新马方面新一轮的争论，而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对李光耀的言论尤其恼火，因为李光耀所点出的事实，他们根本无从以逻辑以及事实加以驳斥。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 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 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 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 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 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 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 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 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 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 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 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编者按：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旅遊產業 需要良好政策

香港迪士尼樂園快將開幕一周年，雖然事前公眾對迪士尼樂園拉動香港經濟期望甚殷，但實際上香港迪士尼樂園旅客人數，只是很勉強符合五百萬人次的目標，而且還要受到公眾不少的批評。與此同時，現時新加坡和上海，都就興建迪士尼樂園問題展開談判，可能在十年後，遠東地區就有香港、東京、新加坡和上海四個迪士尼樂園。

星洲上海 建迪 士尼樂園

當然，上海和新加坡的迪士尼樂園服務的腹地有所不同，上海要服務長江三角洲本身日益富庶的人口，而新加坡迪士尼樂園實際服務對象是印度、越南、印尼這些新興東南亞工業國家，與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不構成直接競爭。問題是，當迪士尼樂園在亞洲變得不矜貴時，本來迪士尼樂園這個政府參與投資的項目，事前已經受到不少人質疑，現時迪士尼樂園對帶動香港旅遊業和消費的作用，就更加令人打上了問號。

反之，同樣有一定公營資金背景的另一個主題公園海洋公園，在迪士尼開幕前，不少人不看好當中前景。但在國泰航空的行政總裁陳南祿，以及蘭桂坊之父盛智文的努力之下，加上迪士尼樂園開幕初期的連串混亂事件陰影下，海洋公園反而有復興迹象。

雙星管理 海洋公園重生

而海洋公園的重生，陳南祿的管理才幹固然重要，沒有陳南祿令海洋公園轉虧為盈，就生存都成問題，但盛智文對旅遊和文化產業的理解是功不可沒，他在蘭桂坊的經驗，令他知道旅遊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明白旅客進入主題公園是要求甚麼感覺，因此盛智文有時候為了推銷海洋公園，他會不惜親身粉墨登場扮鬼扮馬，而像萬聖節節目的設計，也是成功將明明是淡季的十月，變成迪士尼樂園也要爭食的旺季。

就算在公關工夫而言，以筆者所知，海洋公園有任何新項目，或重點宣傳項目，海洋公園是會以傳真邀請記者出席，爭取媒體曝光，這點比迪士尼，甚至香港旅遊發展局都勤奮得多。

由海洋公園經驗，其實大家不難看到要振興旅遊業，除了要避免銷售稅這類殺雞取卵的短視政策，更重要的是旅遊政策的主事人，是否有足夠的市場觸覺，放下身段去以新思維推銷香港。將香港當成一個好玩的主題公園去向全世界推銷，令除了來香港購物的中國旅客外，有更多不同國家的旅客來到香港，在香港的不同方面消費更多的金錢。

重新包裝 換個主持人

與海洋公園在競爭之下的活潑生猛相比，長期由周梁淑怡主持的旅遊發展局，推銷香港的方式十年如一日，沒有像盛智文般不斷引進新的意念，亦沒有去優化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運作，令之更具成本效益。而周梁淑怡作為尊貴的行政會議成員，亦不可能期望她會像盛智文般扮鬼扮馬去推銷香港。你可曾見過在本報的每日雜誌中，有一張周梁淑怡造型有趣的照片？

旅遊產業查實是一個全球化競爭的產業，就算迪士尼不落戶上海、新加坡，查實在旅遊業上香港天天都與亞洲其他城市競爭，特別在中國經濟興起後，有錢的內地遊客一定不只滿足於遊香港，他們一定與世界不同城市相互比較。而要香港旅遊業保持競爭力，當中的關鍵並不是有甚麼外資大集團在香港興建主題公園，也不是像東涌纜車一類的硬件設施，而是旅遊政策的主持人，有沒有去努力推銷香港，以及不斷以創意去重新包裝香港，旅遊政策有沒有去回應世界市場的需要。

很明顯，香港旅遊發展局需要換上類似盛智文般的創意人才，或陳南祿一類有國際視野，亦有一定文化識見的人主事，而旅遊產業政策，包括宣傳策略等配套，也再不能一成不變。畢竟迪士尼在香港已經證明，光靠單一硬件吸引遊客是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