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6日 星期日

去中國化,總統府才會變好

近日台灣總統府頻頻出包的情況,已經可以用胡鬧來形容,由讓人擅闖,到百噸冷氣主機不知所蹤,到輿情簡訊洩漏,到未來版「治國週記」提早讓人下載。陳水扁還是總統的時候,沒聽過總統府運作如此不斷出狀況。

胡適曾經寫過《差不多先生傳》,描述中國人那種做事馬虎,不求認真而屢鬧笑話的荒唐狀況。現時馬英九管理一個總統府,都可以管成如此荒謬的樣子,與馬英九上台後,把中國人不求認真的態度帶回總統府很有關係。

任何公共機構,特別是大型機構,由維安控管到文件及物資管理,都應該有一套標準程序,在處理物資或資訊出入時,該讓什麼人審核,要填什麼表格,要做到什麼要求才能做下一步,有什麼要負責,全部都應該有清晰的程序,寫在文件中,而只要公務人員認真嚴格執行有關程序,就不應該會不斷出包。

問題在於,總統府內到底有沒有白紙黑字的程序,把每一件事仔細列得清清楚楚。如果總統府內部,對一切事情的管理,連標準程序和表格都沒有,或程序和表格設計得很含糊,讓個人可以自行詮釋和執行,當然是狀況不斷。在這件事上,在英國一類西方國家,議會早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清楚到底有沒有在這方面搞好,而不是等總統府秘書向總統交報告,公眾不知到底生了什麼病。

就算有了程序,如何保證妥當執行也是問題。中國人問題是,很多時有了明文程序,但結果因沒有懲處機制,或機構文化上沒力求認真,令中國人不可能像德國人、日本人般凡事認真執行,而是沒有認真檢查清楚就隨便放行,結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出包。像維安問題也好,以至治國週記打算以預錄週記矇混過關,若非有這種中國人的差不多先生病,怎可能會搞成這副樣子?

因此,馬如果要把總統府內管理問題搞好,他必須要在管理文化上去中國化,以歐美以至日本的認真文化來要求每一位總統府內的員工,把每一項程序都貫徹執行。問題在於,一個內裡思維文化中國得很的總統,能夠真的在這方面做到去中國化嗎?一個連自己生來有英國籍也不認的人,無視《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的條文事實,筆者實在對馬總統沒有什麼信心。

2009年7月23日 星期四

Ma will be laughed out of town on the Internet

Last week,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announced he would post a weekly three-minute video online to discuss his political ideals. Sadly for him, research that I have conducted over many years of the onlin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forms us that he is using old technology to try to present himself a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the Internet era.

He’ll only be laughed at. Here’s why.

First, governments and leaders worldwide, including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Cabinet, use YouTube. It is free, there is no need to set up a server and the Adobe Flash Player used on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most operating systems and browsers. It can even be watched on mobile phones and is easy to embed in blogs for commentary.

Ma, however, uses Microsoft Netshow, which means that Mac users are unable to see it. This begs the question: Aren’t there, among Macintosh and Linux users, people who voted for Ma, or would potentially do so in future elections?

From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e has therefore already become a laughing stock.

Another deplorable aspect of his initiative is that Ma only provides video of his speech; he does not follow the YouTube precedent that allows viewers to respond. Ma’s approach, then, remains a unilateral issuing of one-way information to Internet users.

Ma wants us to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but he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public. This is an aloof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

Not only is he using outdated technology, but his very mindset is outdated and entirely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times we live in.

As a Facebook, Twitter and Plurk user, I am much more pleased with how former premie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ank Hsieh (謝長廷) uses the Internet.

I’m a Facebook friend of Hsieh’s and I notice that he often uses Plurk to provide short and simple explanations of hi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even some general life experiences.

Hsieh also invites Facebook and Plurk users to suggest topics they would like him to bring up during his radio call-in talk show.

He engages in debate and exchanges with Internet users, and sometimes he publishes his opinions from his mobile phone while traveling on the High Speed Rail.

What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Internet users: Hsieh is a regular person like the rest of us and displays none of the aloofness that could be the prerogative of a former premi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ready cast off the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years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et, it is now in step with the times.

Follow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clever use of the Interne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emulate him.

However, simply imitating Obama by posting videos online is useless, if not passe.

Obama is a presid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an avid BlackBerry user who never lets his telephone leave his side. He identifies with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which is why he has man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with success, both during his electoral campaign and since he came into office.

Without a change in thinking, leaders with an authoritarian mindset who use the Internet in the belief that this will mitigate criticism are in for a major surprise.

2009年7月21日 星期二

堵U盤「屈機」漏洞 考慮隨機收市

在上周,東方海外國際股價出現異常的大幅波動,在周四收市前一分鐘,有多個偏離市價的買賣盤成功配對,令股價收市時暴跌百分之三十三,市值損失71億。而在周五,就暴升至暴跌前的價位,這亦引起公眾再度對香港股市收市定價問題的關注。有人懷疑有大證券行,因涉及衍生工具交易,不惜動用手頭上東方海外國際現貨,來操控股價上落。

在滙豐股價於今年3月,因有人洞悉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的漏洞,暴跌至港幣33元的水位,引發全城非議,而令俗稱U盤的收市競價時段暫停執行後,港交所恢復原來的收市定價方法,即在收市前一分鐘,每15秒記錄一宗交易的按盤價,並且以這5宗交易的按盤價的中間數,作為當天的收市價。

現貨損失細 衍生工具利潤大

全球各地股市紛紛引進收市競價時段的主要原因,皆因現時衍生工具市場已經成為不受控制的龐然巨物,由於現代的衍生工具槓桿比率高,涉及的資金可能數以百億計,而衍生工具交易的輸贏,往往以指定日期的收市價結算,這令不少證券行甚至擁有大量現貨的玩家,有誘因在收市時段上下其手,以一些不正常的買賣盤操控股價,藉此得到他們心目中的收市價,皆因他們在現貨市場的損失,與他們在場外衍生工具所賺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而港交所沿用的收市定價方法,只要臨尾市利用電腦程式設定,便可以不斷出招,成為港交所記錄的五個買賣盤之一,之後就可以操控股價,而在今年收市競價時段引進前,已經多次發生收市價不尋常大起大落的事件。因此,港交所暫停收市競價時段都好,都不代表對現時收市價經常出現不尋常情況視而不見,任由散戶,或一些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小投資者,成為任由宰割的大戶點心。

雖然金融海嘯後,不少證券行以至大戶實力受削弱,但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仍然相當龐大,港股不少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更不在香港本土進行,而在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等金融市場進行,港交所不可能掌握全球各地,有多少人和資金有可能因衍生交易工具,會動用巨額資金和持股來操控市場。因此,港交所能夠做的,只能就收市時段改革再度諮詢公眾意見。特別在收市競價時段,必須吸收倫敦的經驗,以隨機收市,以至其他方式配合,杜絕大行利用程式買賣盤來操控股價的行為,如果新制度仍是漏洞滿天飛,大行輕易改變電腦程式來操控收市價的話,其實有關改革亦宣布失敗,投資者亦會質疑港交所維持公平交易的決心和能力。

股價異動披露要求 必須加強

另一方面,港交所以至證監會,亦應加強上市公司,在股價出現異動時的披露要求,不論速度以至資訊上,要更快以及有更大的透明度。大藍籌的股價異動,可能只與龐大的衍生工具交易有關,但一些二三綫,甚至三四綫股的大幅波動,就有可能涉及公司大股東,利用他們所得資訊,事先進行對他們有利的交易行為,特別這類股票流通量不大,操控股價難度更低。證監會應該要留意,有部分股價異動有否涉及內幕交易,並加以嚴厲打擊。總言之,香港股市收市定價改革是遲早問題,若不作任何改革,香港股市便會淪為沒規則的賭場,這長遠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名聲有害無益。

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治國週記的技術與心態

上週,馬總統在網站推出治國週記,以每週三分多鐘的影音演講,來宣明他的治國理念。可惜,由筆者多年研究網路政治生態的經驗來看,馬英九以過時技術,裝作網路年代的新鮮人,令人失笑。

首先,由最簡單的技術面來看,全球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皇室和首相,他們都紛紛採用Youtube作為影音發放平台,一來免費,又不用自行架設主機維護,二來所採用的Adobe Flash Player技術是跨平台的,絕大部分作業系統和瀏覽器都支援,甚至可以在手機上看,又容易引用到博客來評論。馬英九竟然用微軟的Netshow,像筆者用Mac的就不用看了,是不是用Mac的、用Linux的不是馬總統的選民?在技術上,已經鬧了笑話。

另一方面,馬總統現時只有影音講話,又沒有像Youtube般,有容許網友回應的空間,事實上,馬總統發放資訊的心態,仍然停留在單向向網友發放信息,他只要網友聽他講,他就不用聽網友講,一種高高在上的威權心態,這不只是技術落後這麼簡單,簡直是心態落後,連現時在什麼世代都未搞清楚。

作為Facebook、Twitter以至噗浪的使用者,筆者對謝長廷在運用網路方面的進取欣賞得多。筆者也算是謝長廷在Facebook的網友,見到謝長廷經常利用噗浪,簡短發表他對時政的看法,甚至一些生活的感受,他做電台叩應節目要什麼題材,他也會在噗浪和Facebook問問網友意見,與網友有討論有交流,他有時甚至在高鐵上,利用手機來發表他一些看法,與其他網友無異,他就是與網友平等,平民得很的謝長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前行政院長。民進黨老早就超越了阿扁年代,在網路互動上與時並進。

自歐巴瑪充分利用網路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什麼政客都嚷著利用網路搞政治,學習歐巴瑪。但事實上,只學歐巴瑪的皮相是沒有用的,利用網路發放影音講話已經不是什麼新技術。歐巴瑪是一個黑莓手機(Blackberry)不離身的網路世代總統,他是真心認同網路年代的想法,才令他運用網路時得心應手。如果有些人的腦筋,仍然停留在兩蔣年代的話,他們怎樣利用網路,都只會畫虎不成反像犬,變成笑話。

2009年7月17日 星期五

由南洋经验看新疆骚乱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种族骚乱,尽管是汉族与维吾尔族间互砍,但情景对笔者而言仍是似曾相识,因为过往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不少都变成血腥排华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排华骚乱,笔者大概会在印尼亚齐省的小城兰沙平淡过一生。

  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由南洋经验,或许对解决新疆的问题有所启迪。

新加坡做得最好

  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占主导的华人固然没有压迫马来人和印度人,而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地位,现时新加坡总统就是印度裔。

  中国人只认识到新加坡在种族通婚、混居等表面东西,这颇有问题,皆因南洋华人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程度的马来化。南洋华人的菜式固然自成一套,而南洋华人子弟身穿马来服装亦不感到意外。像笔者尽管在香港长大,但小时候在家里却穿印尼当地人传统便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本来是反对身穿马来民族服装,头戴马来人传统宋谷帽向元首宣誓效忠,但今天他却要求其他议员都要头戴宋谷帽向元首宣誓,生活习惯还不是最关键。

  但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这样,给马来人特殊优惠,只不过在集选区设计上,确保各党能派出少数种族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为何新加坡种族问题比马来西亚为少?一方面,新加坡的种族政策更强调平等机会,不论公务员还是私人机构,一律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作为占优势的种族,更加要打击优势种族的沙文主义言论,避免挑起两族间的猜忌,新加坡这方面某程度上值得中国参照学习。新加坡现时运用英国人留下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煽动法》(Sedition Act)来对付华人中的沙文主义分子。虽然当中不少做法有争议性,但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政府,大力打击华人沙文主义的做法赢得马来人和印度人信任,亦避免盲从之士参与种族骚乱,确见一定效用。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汉人愤青那些沙文主义言论,亦大有挑起事端之嫌,当中不少更被怀疑是被俗称为“五毛党”的,有官方背景网络评论员所为,不知中国政府有否看到这一点。

廉洁与法治是关键

  不过,打击沙文主义要有实效,以及做法真正的平等,让各民族有能之士贡献国家,廉洁和法治是关键的元素。在新加坡,从来不用走后门做生意,因此印度裔和马来裔人,能力高的人也可以占据社会高位。而马来西亚却是贪污如家常便饭,因此,马来、印度和华人三族,只有少数权贵能分享经济成果,马来人根本亦不可能由优惠马来人的政策受惠。中国也一样,如果贪污腐败不除,什么扶助维吾尔人的政策也只是空谈。

同样有《内部安全法》以及《煽动法》,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没有解决马来种族沙文主义问题,每年执政巫统青年团大会,都有政客高举马来短剑,引发争拗,但从来没有警察去拘捕这些煽动种族情绪的当权者。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主要用来对付反对派,经常被滥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少用《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对付反对派,上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是用来对付基地组织(卡伊达)旗下的回教祈祷团。而人民行动党人从来不会发表种族沙文主义言论,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如何。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自律,也成为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人民行动党的基础。

  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问题在于,中国人真的明白李光耀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吗?笔者居港31年,对此抱有很大疑问。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不用Twitter搞事談何容易

在今年七一遊行後,有批年輕人在事前未有周詳計劃下,留在政府總部中座門前空地,要求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話,警方以及行政署在未有法庭批准,亦未有任何成文法依據下,禁止示威者外出,因而引發衝突,最終這些示威者被警方驅離政府總部空地。當然,警方以及行政署亦不檢控有關人士,因為警方和行政署的決定是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他們以為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他們所講便是法律。

這次固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府醜陋的一面。不過,與此同時,這亦反映出香港社運界,仍未掌握網絡快速動員的技術,若筆者是當權者,根本不會認為,香港社運界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

大眾傳媒不可用

雖然七月一日留守行動倉卒,糧水準備未足便執行了留守行動,但只要有網絡的動員配合,是有可能迅速號召大批群眾支持,令倉卒而成的留守行動,在戰術上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如天星碼頭佔領事件,社運界一樣事前無計劃,只是見到工人意圖開工就採取行動,當時社運分子主要依靠獨立媒體這個言論平台。

不過,社運分子沒有留意的一點是,在天星佔領事件前,事實上有整整半個月時間醞釀討論,很多留意天星碼頭事態發展的人,早就聚集在獨立媒體網站,這令獨立媒體的本質,縱然不是一個快速動員平台,但只要獨立媒體內有人把消息放出去,就可以迅速把關注事件的小眾號召起來。這次在政府總部的行動中,很多關注社運的人事前都不知道會有事發生,還要等獨立媒體的民間報道,示威者早就被清場。

整件事最糟的地方在於當時在場沒有什麼人會用手機打 Twitter,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並送了兩次糧水的筆者,由於 iPhone 內安裝了 Twitterfon 軟件,要把即時事態更新容易得多,筆者可能是少數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的人。但只有幾個人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根本不可能迅速召集足夠的人,前往現場聲援或提供實質物資援助。另一方面,香港「微博客」用家人數,亦遠遠不及伊朗和中國,用 Twitter 的香港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博客」,這亦令在伊朗和中國大發神威的動員武器,在香港卻無用武之地,至少在7月1日事件中,未有發揮關鍵作用。

手機上網搞翻伊朗

香港日後若然要有比較像伊朗、中國般快速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用使用智能電話的習慣,因為 Twitter 配合智能電話和數據網絡,才能發揮起這技術真正的機動性,這是 Twitter 威力所在。如果搞社運還未懂用智能電話,還未有去訂一個價錢合理的手機數據服務,猶如坦克年代仍然用騎兵。話得說回來,香港警方用這麼多人來對社運分子,真屬浪費公帑。

香港年輕新一代有手機上網習慣的人不多,像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實屬少數,更與南韓年輕人經常使用數據服務,用到有如生活的一部分的程度,有天淵之別。香港要有更多年青人養成在手機上網,並將社會網絡、「微博客」等應用流動化,才能夠真的令 Twitter 在社會運動中佔有應有的位置。若然香港年青人在手機上玩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情況仍然不普遍的話,香港的當權者實在不用怕 Web 2.0 年代的來臨,因為香港縱使有這個自由使用工具,卻苦無紮實的支持者基礎,要搞事談何容易。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新疆亂源:假自治真歧視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在七月五日爆發嚴重種族騷亂,大批維吾爾人抗議中國當局,在處理上月一宗廣東港資廠的種族騷亂不當,最終演變成嚴重衝突,當地局勢緊張至新疆當地對外電訊和網路通訊大部分中斷,可以估計到其嚴重性。

維吾爾人不滿中國的統治並不是第一天的事,否則也不會有維吾爾人,不惜離鄉背井參與新疆獨立運動。而真正的根源,莫過於中國名不副實的所謂民族自治政策。

一如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是假貨,新疆和西藏所謂的自治區,儘管自治區首長由當地人出任,但實際上受制於由漢人擔當的共產黨黨委書記。而少數民族堅持本身的文化,在就業以至升學、升官等方面會備受排擠,要事業等方面較順利就要學漢語。但由於中國人長期自以為自己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別人文化的劣根性,就算維吾爾人或藏人學得一口好漢語,一旦進入中原地區工作亦難免被歧視,而中國亦不會有種族歧視法律對付歧視行為,保護少數民族利益,這令原本在廣東發生的工廠種族衝突,演變成七月五日在烏魯木齊發生的血腥事件。

中國要解決在新疆、西藏,以至中國西部「大藏區」的種族關係緊張問題,最根本的方案,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兌現民族自治的承諾,停止再指派漢人擔任西藏和新疆的黨委書記,放手由當地人自治。並為種族歧視行為立法,保護少數民族權益,至低限度令少數民族能夠以法律維權。但以中國共產黨一貫什麼權力都要牢牢掌握在心中的思維,中國共產黨一定堅拒放權給少數民族,實踐真正自治,亦不會就種族歧視行為立法,只會一味迷信武力鎮壓,而中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只會令少數民族的反抗更為激烈,最終成為中國動盪不安的其中一條導火線。

有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國情,竟然會相信中國一國兩制的承諾,但由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經驗來看,中國共產黨不會認真履行承諾,而中國當局背信的結果,就是這些地區的政治亂象不斷,在新疆和西藏甚至演變成沒完沒了的流血衝突,中共的假自治只會令政局更亂,而竟然去相信中共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兼很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