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退休從商 恐損政府公信

前房屋署副署長鍾麗幗，在退休後加盟香港小輪集團；本來在退休後不久便加入私人企業擔任行政人員，已是不大妥當的做法。但由於很多高官都在退休後加盟大企業，政府亦都批准，習非成是的做法令人見怪不怪。

鍾麗幗事件 政黨聯手促交代

　　最近恒基兆業集團關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記者會上，竟然由鍾麗幗負責向公眾介紹，恒基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打算興建的博物館的理念，結果令民主黨等聯合要求，政府交代鍾麗幗在恒基集團內的角色，最後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勒令，禁止鍾麗幗參與西九龍項目，才稍為紓緩一下政治壓力。

　　雖然香港的官員有名清廉，但由於香港地產的利潤太豐厚，如果政府不能夠妥善處理官員與大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隨時令政府的公信力破產。

　　筆者並非杞人憂天，最近由審計署署長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43號報告書》第六章，關於愉景灣和二浪灣土地規劃問題的報告，便可洞悉當中的玄機所在。

　　在愉景灣發展問題中，雖然港英時代的行政局對規劃有最後審批權，但實際負責執行行政局決定的，仍然是政府內部負責地政和規劃的官員。當時在新界理民府首長鍾逸傑的個人決定下，便可在行政局不知情下去改變愉景灣的總綱發展藍圖（Master Layout Plan，簡稱MLP），連地價也不用補。審計署報告清晰地展示，行政會議和立法會在地政問題的實際權力，還可能遠不及實際執行的官員。

西九及紅灣 公眾生陰謀論懷疑

　　而鍾逸傑退休後，並無像其他英籍官員般返英，而是留在香港當愉景灣發展商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筆者相信鍾逸傑爵士是正人君子，但如此瓜田李下的事，都足夠令政府尷尬。

　　而曾經是房屋署副署長的鍾麗幗，退休後竟成為地產集團的高級行政人員，同樣令人有很多猜測和聯想。曾經負責房屋規劃政策的官員，退休後一個又一個加盟地產集團，這已令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愈來愈低。公眾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和紅灣半島問題充滿陰謀論式懷疑，原因也在於此。

　　政府要挽回市民的信心，不讓公眾以陰謀論去看待紅灣半島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上高官的角色，政府除了要向公眾交代所有資料，讓公眾能自行判斷當中的是非黑白外，政府亦要設下嚴謹的機制，讓高官退休後專心領取長俸退休，而不是退休後就搖身一變成為大地產公司的高層。

　　要求香港高官退休後永久離開香港，這是不符人權亦不切實際的做法。但政府有權立法規定特首、問責局長及首長級官員退休後，除非遇上合乎公眾重大利益的合理情況，否則不能加入任何機構擔任行政人員、董事或顧問。官員退休後，理應便倚靠長俸去過寫意的生活，而不是搞得市民對政府和官員的信心蕩然無存。

房屋官員聲譽破產 管治危機再現

　　而有關立法事不宜遲，而紅灣半島問題亦應盡早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這對維持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涉及紅灣半島事件的官員的清譽亦相當重要。如果政府還想維持對這城市的有效管治的話，就要讓每一位市民都清晰地看到政府處事如何地公正。如果政府不在制度上或政治上作出補救的話，筆者相信政府將會被房屋部門官員的聲譽破產所波及，掉進新一波的管治危機裏。政府去當鴕鳥，只會提早為元旦大遊行增添聲勢。

畸形政制，畸形议员

以往，香港没几个市民会有闲情旁听立法会会议和特首答问大会。政治记者亦很怕采访立法会会议，因为要熬过那些沉闷的会议实在不容易。

　　但梁国雄成为立法会议员后，他每天在议会上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般地演出，令不少市民排队轮候旁听立法会会议。而负责采访议会会议的记者们，亦带着灿烂的笑容离开立法会会议厅。

　　由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梁国雄的行为并不尊重议会，可以用“胡闹”来形容。但在香港的网站讨论区中，对梁国雄的所作所为赞誉有加的为数不少。而不少选民，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投票支持梁国雄前，早已扬言他们要投“赌烂票”，送梁国雄入议会，希望有人替他们羞辱那些亲政府议员。

　　像梁国雄这类破坏议会常规的议员，就像有“台湾太保”之称的朱高正教授，他们并非正常政制下的产物，而是畸形政制下的畸形产物。香港政府高官们，渐渐尝到畸形政制的恶果。

　　在任何实施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出现像梁国雄持较偏激政见的议员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比例代表制下，候选人只要得到很少的选票便能当选，小党便因此有生存空间。新加坡实行类似英国的制度，取得选票较多者取得议席，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但欧洲实施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即使有极端小党党魁当选国会议员，也甚少能像梁国雄般反转议会一切常规，因为这些小党往往成为关键少数，被执政联盟吸收，他们作为执政联盟成员，往往已经在内阁决策过程中得到甜头，不用作出各类表演争取支持。

　　香港泛民主派虽然在大选中取得六成选票，赢得过半直选议席，在西方民主国家早就成为执政党。但在香港畸形政制下，民主派不能负起执政的责任，只好在议会中充当反对派，维持一定的曝光率。

长毛何时消失？

　　香港泛民主派既非执政党，就没有责任约束梁国雄在议会上的个人表演。就算泛民主派有议员不满梁国雄的所作所为，阻碍议会的运作，但由于梁国雄的行为确实得到选民的支持，并维持了泛民主派主导社会议题的能力，泛民主派只好任由他继续当孙悟空。

　　另一方面，香港政制没有成熟的政党轮替，市民无法利用选票换人做做看，那只好授权一些“滋事分子”在议事堂上合法地替市民羞辱官员泄愤。在这背景下，梁国雄就成为香港议会的明星。

　　研究台湾政治的人都会留意到，当台湾的千年国代被废后不久，朱高正便在台湾政坛缺乏市场。在政党轮替后，立法会的打架场面越来越少。只要民主政制运作良好，那些藉奇言怪行争取资本的政客便顿失政治资本。

　　要长毛在政坛消失，除了像笔者较早前在《联合早报》文章所言，消除让长毛上台的社会条件，还要尽早实行政制改革，让香港议会全面由普选产生，赢得直选的政党上台执政，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只要香港政改成功，梁国雄仍然不改作风的话，他的历史任务便宣告完结，退出政治舞台。而只要香港未能实行普选，梁国雄依旧会在大批新界东选民授权下，在议会上作出具娱乐性的演出，令官员们感到非常难堪。天下没有免费午餐，长毛正是不民主政制的代价。

梁国雄现象

自九一二大选前后，拉丁美洲革命家哲·奎瓦拉突然成为香港年青人的潮流偶像。在九一二选举前一天，香港庙街小贩的哲·奎瓦拉汗衫全数售清，连信和商场这类只售日本潮流商品的商场，都出现了哲·奎瓦拉相关物品。

　　这似乎预示了梁国雄成为立法会议员是历史潮流，挡也挡不住。

　　而梁国雄热潮，并没有因梁国雄当选立法会议员而消退。外号长毛的梁国雄当选后，被邀在一所中学进行演讲，学生纷纷找他签名，恍如偶像一般。在香港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位政治明星，能够如此获年青人支持。

　　香港人不是以支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功利势利著称吗？为何梁国雄这个缺钱缺宣传的香港唐吉诃德，会一夜之间成为香港偶像？

　　香港大多数民主派，都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梁国雄却别树一帜，他是托洛斯基的信徒，换言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而他对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熟悉程度，跟随中共多年的民建联中人也要感到惭愧。

　　毛泽东曾经说过：“越穷越革命。”越是穷人，越会支持社会主义思想。而梁国雄的崛起，正好印证毛泽东这句话。

　　从社会的大气候去看，自香港回归以来，贫富悬殊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现时香港的贫富悬殊水平，与很多非洲穷国看齐。在任何发达社会，都不会出现像香港般的贫富悬殊水平。贫富悬殊的社会，从来都是孕育社会主义革命的良好环境。梁国雄的兴起，正好切合香港社会的大气候。

　　而从微观角度看梁国雄支持者的组成，更加可以看到，梁国雄的兴起，就有如中国共产党兴起般。

长毛给政府的警号

　　根据香港大学地理系的分析，梁国雄在新界东取得好成绩的票站，都是一些住满了中下层的旧公共屋村，以及有不少穷人的新界乡郊区域。

　　在沙田王屋等地区，梁国雄势如破竹。这些屋村所住的中年基层人士，在经济转型下生活水准每下愈况，又寻不到出路。梁国雄的社会主义政纲，加上他的敢言，他们仿佛得到了发泄渠道。

　　梁国雄另一批支持者，便是香港年青一代。在互联网上，支持梁国雄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年青人，成绩不论好坏，对未来前途都迷惘。只能完成O水准或A水准的，固然很难找工作。就算能进大学念书，也不保证有工作。与笔者同届毕业的同学，虽然己经在社会工作了四年，但笔者不少朋友连结婚也遇上财政上的障碍。

　　但香港政府为了削减财政赤字，在这数年不断地削减社会福利。就算能领取综合援助金，那笔钱能否应付每天生活所需，其实都颇成疑问。革命的土壤，就如此讽刺地由当权者自行种下。

　　穷人的生活没有出路，政府也没打算给穷人保留一份安慰奖。在这种环境下，高举马克思、托洛斯基和哲·奎瓦拉等社会主义理论家旗帜的梁国雄，在泛民主派中别树一帜，成为香港人的新偶像。

　　左翼社会主义理论横扫整个局面，显示普罗基层市民，已经对政府的施政再无忍耐力。在国民党主政大陆的年代，蒋介石没有留意中共崛起的社会条件，结果令他要败走台湾，守着中国东岸的一个大岛上。如果特区政府不留意梁国雄由小众人物变成大众偶像的客观社会条件，让香港的贫苦大众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日后加入议会的新人会越来越激进，政府的施政也会举步维艰。

　　要消灭革命，先要消灭制造革命的社会条件，主观意志不能改变客观事实，而改善香港中下阶层生活的工作，实在是急不容缓。

民主派勝算 還看功能組別

在以往的立法會選戰，傳媒都會把焦點放在直選之上。由於直選的衝突比較多，選舉辯論亦比較精采，傳媒把焦點放在直選很正常。但其實今年功能組別的選情，比直選更具關鍵作用。

少數選民 決定將來

　　在英治年代，直選戰場相當重要，皆因當時實施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和親共陣營在各區對壘廝殺的結果，足以影響立法會內的生態平衡。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加上香港未全面民主化，對黨派所持主張的認同，影響了選民投票決定，因此各黨派議席數目分配，大致上反映了香港不同區域，不同政治信仰市民的分布。

　　因此，比例代表制下的大勢已定，民主派和親共派，只在四個選區為四個議席你爭我奪，娛樂性當然很足夠，但不能夠決定民主派能否取得議會過半數，只是為民主派取得過半數立下基石。

　　相反，絕大部分專業為本的功能組別，都採取近乎單議席單票的制度，民主派和親共陣營對壘廝殺的結果，很可能決定了民主派能否控制立法會。

　　如果民主派在功能組別取得亮麗成績，再配合民主派手上接近20席的直選議席，這對民主派成功控制立法會，起着關鍵作用，因此真正的主戰場其實在功能組別，由少數選民決定香港未來政治走向。

　　這解釋了為何部分功能組別出現多人爭一席的局面，民主派和親共派固然重視功能組別內的每一席，有些政治投機分子，若能得到功能組別議席，在重大議案上就可以縱橫兩方討價還價。因此，有不少功能組別，出現多人混戰的局面，正是因為功能組別的席位有價有市。

　　在民主派參戰的功能組別中，教育界、法律界和社會福利界三大界別，意識形態與民主派相近，因此民主派在這三個界別相當穩陣。而民主派在某些以公司票為主的功能組別，如體育、文化及藝術界，戰況近乎絕望。爭持激烈的，就是那些以專業人士為主，雙方都僵持不下的功能組別。

　　其中，民主派現時是有機會，在資訊科技界和醫學界取得勝利，但民主派要在這兩個界別發動支持民主的中產投票，有關議席才能夠穩勝。

　　而衞生福利界的麥國風，由於對手李國麟取得護協支持而苦戰，這要看香港的護理專業，純粹看工會意向投票，還是以候選人的政績來投票。

專業中產擁兩票 政府頭痛

　　就算民主派取得五個功能組別，也未能穩住控制議會過半的機會。民主黨的陳樹英，以打直選的方法來打功能組別，或許能重演單仲偕奇迹，把飲食界議席攻下來。而會計界和測量、建築及都市規劃界，這兩個混戰戰場誰也沒把握，如果民主派運氣夠好，可以將這個議席也一併攻下來，那民主派控制議會接近過半，其實不難辦到。

　　這次是中產主宰香港前途的選舉，擁有兩票的專業中產，將會決定未來香港政治的路向，這是很多人都看不到。在醫學會會長爭奪戰中，郭家麒和史泰祖等親民主派陣營人士，在受到抹黑情況下，仍能將醫學會攻下來。如果這樣的戰果在其他專業界別重演，那筆者相信政府的未來，要面對這群爭取民主的專業中產，與其他民主派人士組成的聯盟，將會相當頭痛。

誰是大牌檔文化的凶手

在常人眼中，新加坡是一個由李光耀一手設計的溫室城市。為何新加坡可以將以往被視為不符合食物衛生要求的大牌檔保留下來，還要設在市中心紐頓道高尚住宅區附近？但香港的大牌檔卻要從露天場所遷往食環署的熟食中心，環境衛生不見得有任何突出之處，反而日漸式微？

香港政府的官員如果有空，應去一趟新加坡的紐頓食物中心，看看別人解決問題的方法。紐頓食物中心的成功，堪為我們的政府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的借鏡。

最近赴東南亞探朋友，因飛機延誤被迫留在新加坡一晚，順道與在新加坡的好友聚一聚舊，打發等候航機消息的時間。

筆者與好友在位處市中心紐頓圈（ Newton Circle ）的紐頓食物中心（ Newton Food Cen- tre）晚膳。紐頓食物中心並非一座建築物，反而是像以往香港大牌檔的園地，內裏有不同的小店開業，食客就在食物中心提供的座位用膳。由於紐頓食物中心附近就是紐頓道及武吉知馬道一帶的高尚住宅區，在這地方享受大牌檔食物，情景相當有趣。

紐頓食物中心的熟食檔，提供的食物極具街頭風味。有南洋人愛吃的沙爹肉串、炒麵一類的食物，也有像辣椒蝦、蠔蛋一類大牌檔菜單。而小店的定價亦很合理，只消四元坡幣（約港幣十六元）可以買十串沙爹牛肉與沙爹醬一大碗，炒雞麵一碟也只售三元坡幣（約港幣十二元），非常抵食。

由於乾淨衛生、又有大牌檔風味，但食物質素和價值都屬超值之選，紐頓食物中心現時成為西方遊客遊新加坡必到之地，晚上經常有西方旅行團整團人來這兒享受美食。不少新加坡人，以至愛吃大牌檔型食物的香港人都來紐頓食物中心見識一下。

在常人眼中，新加坡是一個由李光耀一手設計的溫室城市。為何新加坡可以讓以往視為不符合食物衛生要求的大牌檔留下來，還要設在紐頓道高尚住宅區附近？但香港的大牌檔卻要遷往食環署的熟食中心慢慢消逝，而環境衛生不見得有任何突出之處？

這是管理能力的問題

大牌檔雖然是舊傳統的一部分，但只要能夠有效管理，留下來一樣可以衛生企理。而新加坡政府官員在管理上，明顯地比特區官員高一籌。

紐頓食物中心雖然位處室外，但所用的地板卻是疏水能力良好的磁磚，這令積水和油迹迅速排到明渠裏。也有管理良好的收費廁所，至少明顯地比食環署熟食中心的恐怖公廁來得乾淨，每次使用費為四毫港幣，還有專人替遊客看管財物，收費不算太貴。

除此以外，新加坡政府還把管理商場 Food Court的經驗借過來，聘請專人替商戶打理桌子，令商戶不用額外人手顧及桌椅清潔，工人也可以儘快將桌子清理好，迎接新一批食客。

反觀食環署的熟食中心，廁所管理固然九流，就連印尼的食肆也不如。熟食中心所用的地板，不是疏水能力良好的磁磚，積水和油污便一直留在地上，令熟食中心地板污穢不堪。食環署也沒有派員協助商戶管理好桌椅，而是由商戶自行管理，結果管得一塌糊塗，食客也要等候一段時間，才能有乾淨的座位享受美食。

這就是管理水平高低的分別，一個高手的政府，會找到問題關鍵所在，然後讓舊有事物以合乎現代標準的方法留下來。而一個低手的政府，就會把一切趕到所謂合乎「現代」管理方式的地方裏，完全不理舊有事物文化上的特色，更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所在，盲目地用趕絕、禁絕的方式去管理，結果把事物愈管愈死。

就像大牌檔，大牌檔欠缺衛生的原因，並不是在露天烹飪食物，而是因為大牌檔的設置地點衛生條件不佳，而小本經營的食肆亦很難聘請大量人手即時清理。這問題與大牌檔本質根本無關。新加坡政府看到問題的關鍵，因此就主動營造良好的環境，讓大牌檔可以生存。香港政府看不到問題的關鍵，沒有能力把大牌檔管好，所以把大牌檔趕到同樣不見得衛生的食環署熟食中心。

庶民文化死在無能者手裏

不單是大牌檔，就連雀仔街，也是死在一群管理水平低下的官員手裏。很多庶民文化，其實都被低能管理方式害死。

更不幸的是香港人還看不到這些官員有問題，有些黨派的議員更民粹地附和以爭取選票。香港政黨，不論是民主派還是民建聯，都相當支持那些打擊庶民文化的小販政策，只求快快「解決」環境衛生問題，沒有去思考如何顧及文化及本土經濟視野下，管理有關問題。結果香港很多庶民文化，就陸續消失在香港，反而在海外茁壯成長。

像活雞買賣問題，除了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袁國勇教授提出的中央屠宰方案外，便沒有既能保留街頭活雞買賣，又能防止 H5N1 傳播的方法麼？在街頭買賣活雞，難道沒有半點文化或民生上的保留價值？袁國勇有沒有向公眾解釋過活雞買賣的真正問題在哪裏，這問題非要實行中央屠宰才能解決麼？就連新加坡這樣的城市都可以有紐頓食物中心，香港人在環境衛生問題這方面，又是否真的低智如此，要事事殺雞用牛刀？

香港文化與政治的出路

香港的政治和文化死局，其實都在政府官員以至政客缺乏觀察問題的能力，未能仔細分析問題的本質和關鍵要素，並構思方案以謀求解決問題。而是以很多似是而非的「廣譜抗生素」，不理病菌本性如何都照殺可也，這怪不得社會因此變得失衡反智。

要解決當前的死局，不論政府官員或政客，都要多做研究。對宰殺活雞、小販等問題，不要一開始很懶惰地只是想到禁絕對方，眼不見為淨，而是研究當中每一個環節可能出了什麼問題，尋求各個可能的政策選擇或替代方案，這些方案都不只是滿足單一目標，而是能達致文化、經濟、政治以至不同族群訴求的目標，然後加以對症下藥。

香港政府的官員有空，應去一趟紐頓食物中心，看看別人解決問題的方法。紐頓食物中心的成功，可堪為政府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的借鏡。

當政府都能理性地處理大牌檔問題時，筆者深信老人家最終不會因 H5N1 而要告別在街市揀活雞的樂趣。希望政府官員，再不要隨便開出「政策抗生素」，便全民幸甚。

「公民起動」 掃走民粹政客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戰，除了互聯網在動員選民上的角色值得留意外，還有另一個現象需要關注，就是由何秀蘭發起的新政治團體「公民起動」，可以在灣仔這個地方勢力強橫的地區，以五戰三勝的成績幾乎把民建聯掃出灣仔區。若連中西區觀龍選區也計入公民起動的帳上，公民起動的崛起實在令很多人大吃一驚。

　　論資源，公民起動遠遠不及民主黨。民主黨近年在不少地區，都參考了民建聯建立地區網絡的手法，大搞文娛康樂、蛇宴齋宴等活動籠絡選民。在地區事務上，民主黨、民協甚至前線的民粹程度，與民建聯完全不遑多讓。但公民起動8月才開始選舉工程，也沒有搞這類籠絡選民活動，政綱完全不民粹。何秀蘭支持娼妓合法化的立場，更被葉國謙等民粹政客用作攻擊武器。為何公民起動最後把灣仔三個保皇黨選區攻下來，還攻陷了西環觀龍地區這個民建聯根據地？

◆擁執政宏圖 社區建實力◆

　　筆者由1999年開始，有時候都會在政策研究工作上，向何秀蘭提供一些意見。以筆者所見，協助何秀蘭的人，多是一些反對香港民粹政治的人，對蛇宴齋宴滿天飛的現象，相當看不過眼。當時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在蛇宴齋宴以外，民主派還有甚麼可行出路？

　　公民起動很大程度，是何秀蘭最後給反對民粹政治的人的答案。香港的政黨，除了由陸恭蕙發起的民權黨，全部都是反對黨。但香港的反對黨，除了想著要爭取更多席位，沒有任何執政的宏圖。沒有執政宏圖的政黨，最後會變得對社區經營缺乏視野，除了蛇宴齋宴之外，他們不會負任何責任。

　　筆者很欣賞民權黨，因為民權黨是香港極少數有當執政黨意圖的政黨。但民權黨最大問題，是空有理想，沒有任何可供操作的目標（Operational Goal），結果民權黨變了一個紙上談兵的政黨。

◆有勇有謀 切實解決社區問題◆

　　而公民起動很大程度上，補救了當年民權黨的缺點，公民起動在這次選戰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取得灣仔舊區的控制權，然後利用區議會的有限資源，與民主派合作，在灣仔經營社區，逐步建立執政的經驗和實力。

　　所以公民起動的議題很清楚，那就是好好經營灣仔這個社區，盡可能取得社區多贏的局面。至少公民起動在灣仔修頓區的政綱，便不會提出要把灣仔的酒吧趕出社區。如果由民協來做，民協一定會提出要禁絕酒吧之類民粹政綱，那並不是一個負責任執政者應有表現。

　　更重要的是，公民起動的候選人，甚至提名人背景有相當實務基礎。像修頓選區的金珮瑋，她是社運界有名人物，是搞非政府組織（NGO）出身的。NGO的人，大多理論與實務策略思想兼備，有勇有謀之輩，擅於在有限資源內做應該做的事。渣甸山選區的提名，便是前港府高官鄺其志，加上23條關注組一眾律師的仗義幫助，以及在網上公民社會社群的協助，公民起動給予社區人士的感覺，不單是熟悉社區問題，而且能實際去解決問題，給予了他們社區的願景（Vision）。

　　在保皇勢力長期盤據的灣仔區，民建聯及親中人士根本把社區搞得一塌糊塗，公民起動簡直是久旱逢甘露，他們在助選團人數不足下乘勢而起，並不是只是如七一人民批中人所言，靠政治明星那麼簡單。

◆資源有限 也可與民建聯對壘◆

　　公民起動清楚告訴大家，民主派要在保皇勢力盤據的地區，把民建聯掃出社區，一定要提出蛇宴齋宴以外的辦法。民主派資源有限，大家鬥蛇宴齋宴，根本沒有那麼多資源與民建聯比拼。

　　如果民主派其他政黨繼續訴諸民粹，筆者可以肯定，日後主導香港政局，除了是有中央無限資源支持的民建聯，便是余若薇等人為首的一眾大律師，以及由何秀蘭領導的公民起動。要鬥民粹，選擇民建聯便成了，根本不用考慮民主派，只要公民起動能夠堅守宗旨，筆者相信20年後，香港說不定就由公民起動執政。公民起動有點像民進黨和人民行動黨，是行動與理念結合的政黨，這類政黨最後會結束香港民粹政客滿天飛的局面。

組織時代的終結

互聯網上的公民社會，確實帶來了政治學上的一場變革。 Flash Mob用的技術，都是現存的舊技術，但由舊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已經帶來了很多的變數。未來到底會如何？會有什麼新政治現象出現，這已成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筆者認為 E- politics 有趣的地方。

今年的夏天，對網絡政治學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今年出現了兩個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不可能出現的事。在今年五月， Flash Mob（「快閃黨」）在紐約誕生，之後西方多個國家，以至新加坡都出現 Flash Mob這一種近乎無特定目標的群眾運動，嚇得很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者目瞪口呆。

而今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民主派政黨缺乏動員力量之下，單靠傳媒以及互聯網的相互作用，竟然可以號召五十萬不滿政府的人民上街示威，亦導致政府要推遲《國安條例》草案的二讀，葉劉淑儀和梁錦松亦在七月一日後辭職。

上述兩個現象，用沿用的社會科學理論很難解釋得到。 Flash Mob的出現本身已是有點難以解釋，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只是為了玩竟然聚集在一起，這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七一遊行，除了用民心的向背這個含糊得不能再含糊的解釋外，這群人為何會在缺乏組織動員下跑出來反對政府？

還記得筆者在 2000 年4 月在《明報》論壇版寫首篇網絡政治學文章時首段所言，政治上的重要變革與技術上的變革密不可分。技術上的變革之所以帶來了政治上的變革，因為技術變革擊破了以往用以維持原有政治體制的元素。如火藥令歐洲的城堡無用武之地，令封建制度崩潰，民族國家取而代之。而要了解這些源於互聯網的新群眾運動，我們要先了解組織的本質，才能了解為何互聯網將組織在政治學上的地位終結了。

組織的本質

以往，要顛覆一個政權，以至團結集體力量去改變政府的政策，組織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組織扮演著傳遞資訊、凝聚政見相同的人的力量以及保護顛覆者不受當權者所拘捕的角色。

而以往需要組織，因為資訊傳遞並不容易。在國民政府時期，居於廣州的共產黨員甲，與居於北京的共產黨員乙要相互通訊不容易，而反對國民黨的人，亦不容易知道哪裏有同道中人。在資訊傳遞成本高昂下，那必須有一個組織，以有效率的方法去讓共產黨員相互通訊，而組織亦可以聚集一群人的力量，出版大眾傳播刊物，讓同道中人知道哪裏找到共產黨人。

任何顛覆的政見，都不會為當權者所容，所以組織還負起保密通訊，以及保護同道中人的責任。因此革命時期的共產黨，有很多秘密通訊的機制，而共產黨組織軍隊，除了要奪取權力外，還負起保護共產黨人的作用。

亦由於組織在顛覆現有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共產黨到今天仍然很在意控制組織的出現。共產黨最不可能開放的就是結社自由，所以法輪功被鎮壓，因為法輪功本身就是一個組織，任何政見有異於中共，不受中共控制的組織的出現，對中共都是一個威脅，也是源於中共對組織這個機制威力的深刻體會。

不過，互聯網的出現，卻取代了以往組織所發揮的功能。像要找同道中人，在互聯網上的各大討論區，已是一個資訊市集，要找到同道中人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電訊、 ICQ和各類短訊普及下，要相互通訊更是容易得很。

互聯網通訊所具有的匿名性質，已經減低了持異見人士在現實世界上為當權者所打壓、拘捕的機會。而互聯網的通訊量大得可怕，漏網之魚的數量遠遠多於被當權者捕獲的「魚」的數量。加上很多加密科技，已經不是為軍方或情報機構所壟斷，民間所開發的加密通訊科技，如 PGP，已經相當的強勁而不容易為情報機構所破解。只要有一種政見在網上存在，就會很快出現一個社群（ Community），這不需要組織的紀律、管理方式等去維持，這使「現代」組織步向終結。

Flash Mob與七一遊行

Flash Mob正正反映了組織的終結。在網上有一群「無聊」的人，將某種「無聊」的想法，如聚集一群人在玩具反斗城對恐龍膜拜等在網上提出，然後經討論區、電郵、 ICQ、 MSN、 SMS等廣為傳播，找到同道中人。同道中人以匿名身分取得聯絡方法後，再行約定行動的內容，之後便出現百多人「無聊」的反轉玩具反斗城。這一連串行動的關鍵，在於資訊的傳達。很可能一萬個收到 Flash Mob行動號召的人，只有幾百人會確實履行承諾參與行動。但這樣大的量，已經夠嚇得眾人目瞪口呆。日後任何群眾運動，只要有一群人抱持某一種思想便可以忽然出現，當權者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中聯辦在檢討七一遊行時，認為他們對民意掌握不足，才沒有做好支持二十三條的游說工作。中聯辦偏聽固然掌握不了民意，但事實上，除了那些在長時間上網的人，誰都不能準確地掌握民意。籌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不斷地估錯數，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絡，他們把反對 23 條的資訊，反對董建華的資訊四處傳播。傳播的效果固然難以掌握，那些人收到資訊後確實參與遊行，也是很難掌握。中聯辦就算知道網上的民情，如何做宣傳也無從談起。任何傳統的組織工作，無論如何都注定失敗。就算是民間人權陣線，這是所扮演的角色都只是法律上代人民承受實質法律後果的「代理人」，以及做了 Flash Mob發起人的角色，把一個「意念」公布天下，就是那樣多了。

民眾運動突然發生

對於當權者而言，互聯網上的「快速動員」機制的成熟，是一個長年累月的威脅。因為 Flash Mob動員技術日漸成熟後，由一個民眾運動的意念公布天下，到民眾上街進行行動，可能需要的是數天，或只是十數小時的時間。可能等到數以萬計的民眾在街頭聚集，政府才恍然大悟發生了什麼事。

以往一個「意念」由政治哲學家提出，直到以民眾運動形式實行，可能需要十數年，甚至百年的時間。像共產主義，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出版《資本論》，到俄國人列寧推翻俄國政府，要的是一代人的時間。但 Flash Mob式政治運動，由出現到實行，要的卻只是數天。只要出現民眾喜歡，民眾運動可以隨時隨地出現。

亦由於民眾運動隨時發生，如果 Flash Mob在中國開花結果，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可能在解放軍未入城前已經包圍中南海，軍車在北京城外受民眾包圍動彈不得，甚至有解放軍倒戈也不知發生什麼事。現有《公安條例》要求舉行集會前要作七天通知，在互聯網時代亦變得不切實際，彭定康時代的廿四小時通知，都變得不切實際。因為互聯網上要發動示威，十數小時便可以了事。

政治學的觀察者，以至政府官員沒有可能追得上互聯網的速度和脈搏。在互聯網普及的地區，革命可以隨時發生，組織的崩潰會帶來政治上的骨牌效應。亦由於互聯網本身已經極具動員能力，政黨或很多傳統民間組織的存在意義亦會被挑戰，被質疑，由新類型的政治社群所取代。由於政治社群紀律薄弱、匿名性高，而且會員流動性強，日後要將人們的政見分類愈來愈困難，左右的分野不能反映人在政見上潛在的多元性。

互聯網上的公民社會，確實帶來了政治學上的一場變革。 Flash Mob用的技術，都是現存的舊技術，但由舊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已經帶來了很多的變數。未來到底會如何？會有什麼新政治現象出現，這已成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筆者認為 E- p olitics有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