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任何非主流的人都會被視爲異類,這包括了大腦思考的人。由於使用大腦思考出來的東西,與小腦思考出來的東西是兩回事。大腦的處理能力遠比小腦爲強,用大腦思考出來的東西,小腦處理不了。一如DVD能讀VCD,但VCD永遠都不能讀DVD一樣。在牛頭不搭馬嘴的情況下,很理所當然地,與其他人沒有話題。沒有話題,那就談不上社交生活。
沒有社交生活,就代表沒有朋友。但我還得在這城市生活下去,長期自說自話,遲早就得搬去小欖精神病院長居。不過最大問題不是如此,而是長期用批判的態度去看那些用小腦生産的文化産品,得了偏頭痛。長期服用散利痛、必理痛一類的藥物,只會令我得了肝病,比搬去精神病院長居更慘。既然如此,那我就決定不經大腦思考數天,學習去當一個不用大腦思考的香港人。
既然要當不用大腦思考的香港人,那要用大腦的活動,包括欣賞古典音樂、寫評論、閱讀有質素的報紙,一概可免則免。連《蘋果日報》的評論和港聞也免了,盡情地投入其他人所愛好的。如晚上七時,觀看那些不用找出情理的電視劇集,謝絶周二晚上明珠台的《ER》。若要看報紙,先要看《東方日報》的「開心坊」。
做用小腦思考的人首數天,我果然不用再服止痛藥。看報紙的風月版,由文字所帶來的官能刺激,不比在翻版商場買的三仔四仔爲差。這難怪有不少人每天掏六元來買報紙,原來一份報紙可以帶來與色情刊物一樣的效果。難怪連《Playboy》也得撤出香港,《Playboy》怎可能滿足我的需要。
看《齊天大聖孫悟空》,不用再三思量劇情的發展,看完了便完事,相當有用完即棄的快感。我是一個怠懶之人,平日要收拾碗碟也是十萬個不願意。原來用小腦思考|那種快樂就如不用收拾碗碟那麼好,難怪那麼多人選擇不用大腦,爲何當初我選擇當用大腦的人?真的有點兒納罕。但這問題最好也不要想,因爲這正是一個用大腦思考的問題。使用小腦的人,不會去深究爲何當初用小腦的。
在網上,那些朋友們也漸漸回來了。我的舊同學大讚我突然變得平易近人,還約我周六有沒有空去各大商場,去購買今期《壹本便利》最新推薦的必買貨。既然是必買的,又怎可以不買?我塵封已久的電話,突然間大派用場。而一天裏ICQ的信息量,竟是平日的一倍。這太好了,頭痛解決了,朋友回來了。就讓我的大腦長期休息好了,既然用小腦那麼好,沒有理由自找苦吃,再用大腦思考。
在使用小腦思考的第四天晚上,我與朋友講了四小時電話,都是講麥浚龍的。睡的時候,已是凌晨的五時了,一路睡至翌日的下午兩時才起牀。
一起牀時,頭痛得比以往更厲害。整個大腦的葉區,都發出強烈的痛苦信息。吃了三粒止痛藥才能鎮痛楚,我最初還以爲自己得了急性腦腫瘤,要急急找醫生處方芬太尼來。後來見止痛藥也能產生效用,那就以爲可能昨天遲了睡,才得了強烈頭痛。之後數天,頭痛有如電視止痛藥廣告裏的主角,吃了一粒止痛藥,那個大師便消失了。但我吃了比平日多一倍的止痛藥,亦見不得讓那個大師消失。天呀,怎會這樣的。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止痛藥過了期,在不同藥房買了不同牌子的來。最初還有效,後來愈來愈沒效用。我真懷疑我非要服用芬太尼不可。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在我頭痛難擋時,我收到了中大圖書館的電郵,原來我忘了我借了一堆要用大腦去看的書,過了期還。雖然我已改了用小腦思考,但中大的過期罰款金額也不輕。因此,我急急忙忙去中大圖書館,告別些要用大腦去思考的書本。
愈接近中大圖書館,我的頭愈痛,痛得想找回敎祈禱團用C4炸藥炸掉我的頭。在進入中大圖書館那刻,我自己想大喊,但我壓抑自己大喊大叫的衝動。趕快把書還掉後,以爲頭沒有那麼痛,豈知痛得更厲害。
在痛得快要死了的時候,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份《信報》,標題上有篇文章,我好像有點興趣。開始閱讀後,頭痛紓緩了一陣子。之後突然想寫更厲害。我相信痛苦程度,可比得上孕婦分娩了。
那我立即衝入電腦室,把圖書館插在鍵盤的智能卡閱讀器上,開啓了Word,腦裏好像有大量的資料要輸出來般。我的手如打印機般把文字輸入在電腦上,我當時打字速度之快,嚇得身旁的大學生們目瞪口呆。
把文章寫完,將文章送到報館後,我的頭痛消失了。之後我做回用大腦思考的事,我的頭完全沒有痛了。
我對這症狀感到甚爲奇怪,跑了去相熟的醫生檢。做了磁力共振等複雜檢後,醫生說我的腦袋很正常,沒有任何癌變。只是我裝傻裝得太辛苦,我的腦明明不用小腦來運作,硬要由小腦來運作,適應不良的結果就是以痛作控訴。我的腦袋實在太奇了,大概我死後應像愛恩斯坦般把腦袋捐給醫院作研究。而醫生沒有開出任何藥物給我,他只在處方箋上很潦草的寫了四字。我看不明白那四個字是什麼,我把處方箋交給藥房那些潦草字迹辨認專家。他們告訴我,那處方是:「逃離香港。」
在這一刻我才發覺,原來我是否長於精神病院,其實分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