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騷亂怎樣來的？（下）

很多人都會對英國警方未能對付這些擺明搶掠「示威者」感到奇怪，在香港，溫和得多的和平遊行動輒被警察以胡椒噴霧對付，但為何英國警方就連出動水炮這種歐陸常用的防暴武器都要左思右想？

其實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甚至恐怖分子都甚有經驗，因為在北愛各方簽署俗稱復活節協議的《貝爾法斯特協議》前，長期受到要求北愛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以及一些激進親英新教徒組織的恐怖襲擊，英國各地都幾成戰場。因此英國在不少規管遊行示威的法律上，比歐陸更為嚴厲，對英國警方而言，倫敦這些無組織散兵游勇應不難對付。但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騷亂至今的歷史來看，警方未能在民眾當中建立起信心，就令倫敦警方一直處於被動位置，不敢以更果斷手段對付示威者。

托特納姆(Tottenham)地區有過爆發嚴重騷亂的經驗，在一九八五年，曾爆發Broadwater farm騷亂，事發地點正是Tottenham。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次英國大騷亂，包括一九八一年的南倫敦的Brixton騷亂，都是依循警察濫權，然後引發警民衝突的公式出現。由一九八一年Brixton騷亂報告，提出要成立獨立監察警方組織開始，民間社會就不斷要求成立一個獨立部門，去防止以及檢控警察濫權，希望防止濫權事件再度發生。

但保守黨執政期間，有關訴求一直不被重視，等到一九九七年貝理雅領導新工黨上台後，工黨才開始回應Brixton騷亂報告的1建議以及民間社會訴求，英國公眾就此足足等了十六年！在這段期間，英國各地警隊少數族裔成員大幅增加，以往警察以白人為主，但時至今天，很多黑人以至亞裔人士都投身警隊，八十年代由種族問題引發警民衝突，已經很難再解釋這次英國騷亂的起因。這次連錫克教廟都有傳成為暴徒針對對象，長實旗下的「3」在倫敦的商店，都被暴徒搗亂，更反映種族問題難以被解釋成這次騷亂的起因。

二零零零年北愛和談成功，而《歐洲人權憲章》的條文，亦以《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 1998)方式引入成為英國法律的一部分，當時的工黨政府就成立獨立的監警會作出諮詢，並在二零零二年通過《警察改革法》(Police Reform Act 2002)，正式成立具有獨立調查能力，並可以將警方違法案件交付皇家檢控處(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檢控的監警會(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英國公眾曾一度對這個新獨立組織寄予厚望，希望新組織能夠重建警隊在公眾的公信力。

只不過，監警會未能改變英國各地警隊內部文化，特別仍未擺脫愛爾蘭共和軍威脅時期那種動輒以格殺勿論(Shoot to kill)方式執法的思維，仍然引發不少不應發生的開槍事件，在二零零五年，倫敦警方在一次反恐行動中，誤將一名巴西籍逾期居留人士當成恐怖分子，並在Stockwell地鐵站擊斃這名巴西人，在調查後，倫敦警方才知自已殺錯良民，而這次事件，縱使監警會介入，家屬與警方仍然花了四年時間打官司，警方才被控違反《工作安全及健康法》賠了十多萬英鎊罰款，以及與家屬達成法律和解協議。這次曠日持久的行動，令公眾對監警會的作用抱以懷疑態度。

而今次倫敦騷亂，同樣由警方在一次執法行動中，射殺一名事後被監警會證實無開槍的Tottenham男子引起，而這次監警會獲普遍視為公正，迅速介入調查，並且初步將調查真相公開。但亦有輿論質疑監警會反應太慢，未有第一時間向公眾表明會介入調查，令有意煽動騷亂的人有機可乘，引發騷動。另一方面，監警會表明調查後，仍有人堅持要以示威手段為死者尋求公道，反映監警會的效率，仍然未到英國公眾普遍信賴的水平。

由於傳媒亦很少報道一些關於警察濫權的新聞，就很容易令無耐性的公眾，傾向以非常手法表達訴求。根據美國NBC記者博客所述，英國獨立電視台記者訪問一名參與這次騷亂人士，為何採取非常手法表達訴求，這名參與騷亂人士指，曾經有兩萬多人遊行抗議執法不公，但傳媒不予理會，只好用非常手段，令獨立電視台記者無言以對。公眾對傳媒不信任，在騷亂發生時亦有火上加油作用。

亦由於英國當局怕對付示威者手法不當，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因此英國騷亂蔓延多個城市，而那些參與騷亂人士的搶掠以至破壞行為，超越了社會普遍接受標準都好，甚至傳媒和政客多次敦促當局用水炮，甚至像對付北愛共和軍一樣，乾脆派英軍入場平暴，倫敦警方仍然不敢用水炮，以及理論上不致命，但屢次造成死傷事故的橡膠子彈，內閣亦不敢作出派英軍入大城市平暴的決定，因為公眾輿論這一刻支持出動水炮之類武器，但一旦在動用武器後發生嚴重死傷事故，輿論就有可能逆轉，甚至加劇騷亂。這些民眾不是愛爾蘭共和軍，愛爾蘭共和軍擺明與英國軍民敵對，民眾會支持採取強硬手段，但對於對付同屬英國人的基層民眾，不可能得到這種公眾支持。而且這些人是選民，採取手段不當，有可能在下次選舉中付出沉重政治代價。

除此以外，在新聞集團竊聽名人事件中，不少警隊高層捲入其中，倫敦警隊首長更因此辭職，在警隊公信力在新低點時，警方對動用強硬手段就更為顧忌，以免最終進一步打擊警方僅餘的威信。

由英國的經驗可以看到，如果警隊要在一些敏感時刻獲公眾支持，採取一些非常強硬手段，平日執法時便更需要依法行事，令公眾建立信心，亦必須有能迅速而有效制衡警方濫權的獨立機制，令市民遇到一些與警方有關的重大事件時，會有耐心等待當局的調查報告，而不是急不及待參與示威，甚至擾亂公安的行動，博取公眾支持。要果斷執法，由英國警方經驗告訴香港人，還需要警隊公信力，以及獨立監警會，以及傳媒盡力監察警方執法。沒有這些因素，警方不可能得到民意支持而採取強硬手段對付暴徒。

倫敦騷亂怎樣來的？（上）

在倫敦奧運還有一年的時間，於英超球隊熱刺主場所在的倫敦北部托特納姆(Tottenham)區發生的一場槍擊事件，演變成連續多日，由倫敦蔓延到伯明翰以及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騷亂，令人擔心奧運期間的保安安排。

除了受金融海嘯影響，英國經濟表現不佳外，這次英格蘭騷亂同樣把幾個英國老問題糾結在一起，包括了政府開支和福利政策問題，以及民眾對警方不信任，令倫敦市警隊在對付暴徒時投鼠忌器。當眾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纏在一起，就變成了英國近年最糟糕的騷亂事件。

「大社會」變成削減經費藉口

這次騷亂的遠因，要由去年英國大選，工黨輸了，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聯合政府後，所引進的一系列削減政府開支政策說起。之前工黨和自由民主黨，甚至保守黨一些重量級人馬，都一再警告，只不過卡梅倫一次又一次不聽勸告，錯失了阻遏騷亂的機會，甚至可以這樣說，騷亂是卡梅倫自己找來的。

金融海嘯後，由於英國政府動用大筆公帑拯救銀行，英國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因此，減低政府開支，就成為了英國去年大選的主要課題。當時仍然在野的保守黨已經揚言，在上台後將會大刀闊斧削減政府開支。

在去年四月十一日，當時仍然是在野黨領袖之一，後來成為聯合政府副首相的自由民主黨黨魁克萊格(Nick Clegg)在接受天空電視訪問時，曾經警告過選民，保守黨的削減開支政策，很可能會令英國發生希臘式騷亂，而不少英國選民，當然不相信克萊格的烏鴉嘴竟然在一年後成真，還要他身為聯合政府副首相都無法阻止卡梅倫的削減經費政策，將英國推到社會不安的臨界點上。

保守黨卡梅倫上台後的削減經費政策，本來在英國已經成為在野黨，甚至執政黨成員本身的炮轟對象，最令人印象深刻那次，正是保守黨籍的倫敦市長，卡梅倫的多年戰友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去年十月底，於英國廣播公司倫敦台的早晨烽煙節目，指卡梅倫削減倫敦市民房屋津貼的政策，令原有居於倫敦市區的貧窮民眾負擔不起倫敦的租金，變相迫他們遷離首都，那是有如塞爾維亞在科索沃借大屠殺來作種族清洗，而政府藉削減房屋津貼來搞社會清洗(social cleansing)，令倫敦只有富人住得起。約翰遜雖以口不擇言聞名全英，但他的嚴厲指控仍然引發倫敦政壇軒然大波。但由約翰遜這樣重的批評可以見到，保守黨經常對窮人福利開刀的削赤方式，令不少居於倫敦市中心的市民深感不安，連自已的居所隨時都因政府削減福利而失去時，那些年輕人確實無東西可以輸，亦難怪當局一次又一次表示會採取拘捕行動對付滋事分子，但那些暴徒仍然無動於衷。對於有可能連居所都失去，又看不到前途的年輕人，坐牢算得上甚麼，倫敦警方表示，市內的監獄因這次騷亂而爆滿，當局有可能要面對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

卡梅倫在選舉時，有對政府削減開支後留下的社會服務缺口提出替代方案，那就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經讚揚有加的大社會(Big Society)理念，所謂的大社會，就是將幫助弱勢社群的工作，由政府轉移到社區，而政府的工作，就是協助社區中有志之士，去承擔扶助弱勢社群的工作。如果大社會理念成功的話，英國政府不單可以削減開支，更可以讓英國政府向小政府的方向進發，這很合乎保守黨自戴卓爾夫人以來的意識形態。

但大社會計劃在實施一年後，就已經遇上麻煩，當中最具象徵性，就是負責在內閣推動大社會計劃的內閣顧問，亦因此晉身終身貴族，被英國傳媒形容為大社會沙皇(Big Society Tsar)的香港移民後代韋鳴恩勳爵辭去在內閣的職務，韋鳴恩勳爵的辭職被視為對卡梅倫大社會理念的一大打擊，亦令外界質疑到底大社會計劃的進展，是否足以彌補當局大削經費後留下的空隙。當時卡梅倫仍死撐，指大社會政策要推行下去，令人質疑大社會是否只是削減政府開支的幌子。

但由騷亂前的托特納姆區來看，英國所謂大社會明顯未發展到可以讓民間社會自行處理社會問題的程度，而政府在這個時候削減福利開支，就明顯地闖下大禍。

在托特納姆區爆發大規模騷亂前，當局竟然大幅削減當地百分之七十五青少年服務開支，被當地青少年組織領袖形容有關做法不可思議，在今年三月當局削減青少年服務開支時，托特納姆區的國會議員，工黨的Danny Lammy已經警告有關做法會觸發暴力罪案，是令人心碎的決定，他指很多家長依賴當局提供的周末青少年活動，以作為課後管教服務，沒有這些服務，家長無力讓子女到其他地方打發時間，將會製造麻煩，而很明顯民間社會未能提供替代服務。Danny Lammy是托特納姆區長大的國會議員，出身黑人貧窮家庭，經自己努力奮鬥後成為律師，並晉身國會成為下議院議員，可謂少數族裔模範，他個人成長經歷比任何研究更富說服力。當局不聽他的警告，而騷亂在托特納姆區爆發亦不令人感到意外。

連負責監管倫敦警隊的倫敦警察管理局(Metropolitan Police Authority)成員都有類似看法，倫敦警察管理局成員之一Jenny Jones亦指，政府削減青少年服務開支，對倫敦爆發大規模衝突起著激化的作用。

因此，在這次騷亂過後，卡梅倫政府所謂大社會理念將會受到進一步挑戰。雖然現階段英國社會仍然會將焦點集中在平亂以及清理現場，讓民眾生活恢復正常。但有意在明年重奪倫敦市長寶座的工黨怪人，綽號Red Ken的前倫敦市長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已經急不及待挑戰保守黨的削減開支主張，看來所謂的大社會以至政府資源如何分配問題，將會在騷亂後被提上主要議程，並可能在明年倫敦市長選舉中反映出來。而下一篇，會詳談倫敦警隊的問題。

管理性服務 由針對性工作者到針對嫖客

最近，本港的少女援交、賣淫問題成為社會熱烈爭論的其中一個主要政策議題，其實不論在香港，還是在歐洲國家，對於性服務，這種同時附著不少社會問題，又涉及多個不同政策範疇的行業，到底應如何妥善管理確令各國頭痛不已。

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在管理性工作者的法律上基本跟隨英國， 一樓一鳳並不違法，但開設有一名以上性工作者的「妓院」，或藉操縱他人從事性工作而獲得收益卻是違法，而光顧任何類型的性服務均不屬違法。而近年英國公眾發現，現有法律不足以應付伴隨性服務行業而帶來的非法入境、兒童色情等問題。那又是否應該跟隨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或澳洲、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將性服務合法化以便管理，還是像北歐國家般，提供性服務不違法，反之光顧性服務就違法，在兩個政策方向之間的爭論不休。而由英國掙扎的經驗，或者可為香港處理援交問題的爭論，帶來一些啟示。

歐陸及澳紐：性服務合法化

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以至澳洲、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性服務是合法的，不過前題是需在合符一定條件下領有牌照，並需要遵照牌照所列出的各種條件，甚至需要在指定的區域從事業務。

性服務合法化政策背後理念，在於令當局能夠掌握和管理性服務伴隨的毒品、性病和未成年從事性服務等問題，亦杜絕黑社會操縱性工作者，對性工作者進行剝削。而性服務合法化，一般分為澳紐模式，以及德奧模式兩種。

所謂的澳紐模式，就是政府向從事性服務的妓院發出牌照，現時澳洲坎培拉、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和維多利亞州這四個東部州份都可以向政府申請牌照經營妓寨，不過地方政府會對牌照持有人作出品格審查，有刑事紀錄的人亦不會獲准申領有關牌照。就算有了牌照，在經營上仍然有一定限制，包括東主有責任讓警方隨時進入搜查，持牌人擁有的牌照數目，以及容許僱用的性工作者數目受限制，還有，性工作者也好，妓院東主也好，如果明知有人染上性病仍然提供服務，亦屬違法。而荷蘭的發牌政策，亦與澳紐相類似。

表面上，如果澳紐等國政府政策執行得當，性服務都可以洗脫受幫會控制的惡名，甚至有妓院集團由於經營得相當成功，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不過有研究發現，有不少澳紐等地的妓院，牌照擁有人雖然是沒犯罪紀錄的良好市民，但背後操控他們的人，卻是有組織犯罪集團。而政府在審查妓院牌照申請時，能否揪出申請人背後的黑手並不容易。不過澳洲在引進有關政策後，對公共衛生的好處是妓院傳播性病的情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對防治愛滋病等並非毫無貢獻。

另一種是德奧模式，在德國、奧地利和希臘，並不像荷蘭和澳紐一樣，容許妓院變成大企業，只容許個別性工作者向政府申請牌照。在奧地利，申請成為合法持牌性工作者的年齡是十九歲，這即是代表若未成年學生提供獲償的性服務即屬刑事罪行，因為在學學生以及未成年少女，不可能成功申請牌照執業。至於牌照持有人，除了要向政府交稅，亦要進行定期身體檢查，以防這些性工作者傳染性病外，亦要接受警察以及社工的定期跟進，以防牌照持有人被有組織犯罪分子操縱，以及防止性工作者染上毒癮。不過，如果有性工作者，為了逃避要定期會見警察、社工和醫生，拒絕申領牌照，或按牌照要求進行會面那怎辦呢？事實上，仍然有一群性工作者，因為逃避牌照規定而無牌執業。

在二零零二年後，德國亦被迫向澳紐模式過渡，原因在於二零零二年當時執政聯盟成員綠黨提出一項法案，容許性工作者一如其他行業一樣可以受僱，而不用自行獨資經營，為妓院合法掃除了主要的法理障礙。到二零零六年，德國原有禁止性工作者在報章刊登廣告的法律，被德國聯邦法院指為違憲，原有法律被迫廢除，之後全德國性服務廣告滿天飛，有不少州政府更乾脆抽取性服務稅來幫補一下財政收入，和減輕因性服務合法化後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北歐方式：光顧性服務違法

由澳紐模式的管制，到德奧模式的規則，主要目標都是針對性服務引發的副作用，實際上治標不治本，而且有關副作用都不見得能徹底被控制。有組織犯罪集團仍然有辦法控制妓院，而在德國和奧地利，仍然有大批非法入境者違法提供性服務。而與此同時，瑞典政府則大膽採納女權分子對性服務的看法，將管制重點由性工作者轉移到接受性服務的顧客身上，而女權分子的看法由於立了奇功，亦令不少國家將瑞典的法律列為仿效對象。

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認為，性服務本身代表男性對女性的剝削，這是一種性別霸權，因此，性服務提供者本身才是受害者，而性服務的顧客應是被懲罰的對象。現時法律懲罰性工作者，但不對顧客採取行動根本不合理。而瑞典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根據女性主義分子的學說，修改刑法，將提供性服務列為非刑事罪行，任何性工作者都不會因提供性服務而受罰，不過顧客就大禍臨頭，顧客一旦被捕，會因而罰款，甚至判監六個月。而這法律不單適用任何在瑞典境內的男女，瑞典公民在海外光顧性服務，不論有關服務合法與否，一旦被揭發一樣會受到法律制裁。

瑞典新法律生效後，由於性工作者的米飯班主，亦即顧客們怕被捕後的種種刑罰以外的後果，包括離婚，以至聲譽受損等等，紛紛不敢光顧性服務，直接令瑞典的性服務業大為萎縮。根據某避孕套牌子進行的研究，瑞典是其中一個國民最少光顧性服務的國家之一。

其他國家見瑞典的新法有奇效，亦紛紛跟進，最早跟進是法律制度相近的其他北歐國家，現時挪威和冰島紛紛效法，都照瑞典的法律將性服務提供行為非刑事化，改為針對顧客。其他並非採用北歐法律制度的歐洲國家，亦紛紛研究瑞典模式的可行性，包括英國在內。

英國：試圖中間落墨

由於瑞典模式有奇效，因此英國有不少輿論都呼籲政府改革管制性工作者的法律，將所有性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非刑事化，而以瑞典為首的北歐模式取代。不過英國政府一直都未有行動，直至最近才將瑞典模式略作修改，希望保留原有法律的同時，亦能夠吸收瑞典模式的長處，解決困擾英國公眾的性服務問題。

蘇格蘭在二零零七年修例，任何人在街上付錢進行性交易，都屬刑事罪行，並首次將兒童色情法律以外，接受性服務的顧客，納入刑法的管制範圍，藉此解決流鶯問題，他們更會將涉案的車牌記錄在案，作為續牌的依據，避免有些性服務的顧客，隨便在街上作「車震」行為，滋擾公眾。而由於蘇格蘭的法律有成效，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在去年亦開始跟隨修改法律，形式和字眼與蘇格蘭大同小異，希望至低限度能減少男士們在街頭光顧流鶯的情況。

而最近英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引進更辣的法例，過往只有依靠性工作者為生的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但現在於新法例下，只要光顧了受犯罪集團操縱的性工作者，不論交易前知情與否，顧客都屬刑事罪行，英國政府用普通法的強制責任（Strict Liability）的概念，令性服務的顧客要考慮一旦光顧了受有組織犯罪集團控制性工作者的風險，從而減少國民光顧各類性服務。

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在執行有關法例時，附帶一些相當狠辣的做法，除了剛才提及，有可能導致駕駛執照或車輛行車證不保外，還包括會將被捕人士的情況通知家人以至同事，而英國政府的廣告海報，亦以這種將性工作者顧客身份曝光的做法作為重點宣傳，不過這種做法會否面臨司法和人權上的挑戰，就不得而知。

雖然英國當局已經試圖中間落墨，但仍然有組織要求英國全面仿效瑞典等北歐國家，全面禁止國民付款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光顧性服務。英國政府在二零零三年訂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時（Sexual Offence Act 2003，香港實際上執行英國《一九五六年性犯罪法》及相關本地化版本），已經禁止英國公民及英國居民（包括在港居英權持有人）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十八歲以下人士購買性服務（包括援交，理論上居英權擁有者在港援交，已經有可能觸犯英國法律），但似乎不少英國人都認為可以將涵蓋範圍進一步擴大，甚至一直有人發起聯署運動，要求進一步修改現時的性犯罪法，向瑞典等北歐國家看齊。

由性服務管制的法律爭論可以看到，要解決援交，甚至性服務所衍生的問題，不光是一兩位問責官員聲言立法便可以辦好。如想簡單一點的做法，或可將英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的做法在香港本地化，只是禁止十八歲以下人士收取財政資助下提供性服務解決問題，但亦可以複雜如澳洲設立牌照制度，或德國收取性服務稅，意圖將性服務掌控在政府之中。另外，亦可以像瑞典般，懲罰那些購買性服務的顧客，不論性別，亦不論向他們提供服務的人滿了十八歲沒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關的討論相當複雜而漫長，而當中的選擇和政策考慮亦相當多，並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亦不是一腔熱血下立了法就代表問題從此消失。

延伸閱讀

繆美詩：真正的邪惡

伊朗神權政治三十年 由伊支持神權說起

在三十年前，伊朗民眾推翻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迎接流亡海外的宗教學者霍梅尼回國，經公民投票廢除了皇室，建立了一個神權政權，以回教什葉派教士來管治國家。

在革命三十週年剛過，伊朗大選舞弊爭議，卻令伊朗的神權政權面臨重大考驗，雖然伊朗民兵開槍射殺示威民眾，封鎖互聯網，但伊朗民眾仍然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歷史的鐘擺，由一邊擺向另一邊，到底伊朗神權政權，在三十年前何以掌權，現時又何故落得這狼狽境地？

神權領袖的權力來源

要認識伊朗神權領袖可以掌權的原因，必須了解大部分伊朗人所信奉的回教什葉派，以及巴列維王朝王室，如何令伊朗的主權淪喪，才能解釋得到，為何回教教士可以取得政權，並且令伊朗與國際主流社會隔絕了三十年。

回教什葉派是回教第二大派別，僅次於最多人信奉的遜尼派。雖然什葉派教徒遍布全球，但實際上，大部分什葉派教徒都居住於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和伊朗地區。

在公元六三二年，回教因阿拉伯哈里發（宗教領袖）繼承權問題，一分為二成遜尼派和什葉派，除了哈里發外，遜尼派和什葉派對回教教義的詮釋權亦有不同的看法。在什葉派中，被稱為伊瑪目（Iman）的教長，是人和上帝之間的中介，人不能夠單憑《可蘭經》文本得知經文中的真義，要經過伊瑪目的承傳才算完整。雖然伊瑪目隱遁起來，未曾回到人間，但他們堅信伊瑪目最終會回來，帶回正義。而遜尼派，伊瑪目只是領導祈禱的人，而信徒是由穆罕默德言論集、《可蘭經》等得知上帝的旨意，伊瑪目並非人和上帝的中介。因此，在什葉派社會中，教長擁有崇高的聲望地位，一如中古時代歐洲天主教會的神父一樣，所以只要教長們決定要反政府，本身就不愁沒有支持者。

不過，巴列維王朝的腐敗無能，才是宗教領袖們興起的背景。在十七世紀，歐洲列強在中東爭霸，而當時國名仍叫波斯的伊朗，成為了俄國和英國爭奪的對象。在一次大戰前，英國人發現波斯有石油，加上列寧共產革命後，俄國撤出波斯，令伊朗在巴列維王朝建立前，成英國的附庸國。

在二次大戰後，當時民選的君主立憲政府，曾經一度想將英國在當地的石油收益收歸國有，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軍情六處（MI6）支持下，巴列維王朝皇室實施獨裁統治，當然這一切都有回報，皇室除了保障英美的石油利益，並給予英美不少治外法權，而英美對伊朗皇室運用秘密警察打擊異己的行為不聞不問，更不要說消滅貪污腐敗，以至推行民主，這令伊朗人民對美國積怨不淺。

反對巴列維王朝的，不只是霍梅尼為首的教士組織，當時由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憲政派，以及不少知識分子也有參與，有蘇聯背後撐腰的共產黨人，亦投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運動。不過，憲政派太鬆散，而共產黨人亦不是十分得到伊朗人支持。相反，霍梅尼不單因反對皇室而流亡海外，在一九七七年，他的兒子更因參與反對運動去世，引發全國大示威。霍梅尼所牽動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最初連中央情報局都低估了威力，後來連伊朗軍方都倒戈相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返回伊朗，巴列維皇室成員流亡美國。

神權政權帶來了甚麼？

一向清廉自持的學者霍梅尼由法國巴黎回國掌政，伊朗民眾本來期望會帶來新局面，不過這三十年，伊朗人的錢除了用來資助中東各個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以及與伊拉克打了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既沒有為基層帶來更好的生活，更不用說消滅貪污腐敗。

在一九八零年，亦即伊朗建立回教共和國一年後，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最初是伊拉克以伊朗意圖暗殺伊拉克外長為藉口揮軍東進，但到了一九八二年，變成有意將伊斯蘭革命輸出到伊拉克的伊朗，派大軍揮軍西進，伊朗軍隊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但到了一九八四年，雙方變成打僵持戰，到了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雙方停火的五九八號決議，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雙方停火，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才暫告一段落。

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伊朗元氣大傷，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官方宣稱造成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但不少人都估計實際死亡數字遠超這數字，而經濟損失達到五千億美元。

雖然伊拉克都損失慘重，但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得到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以及信奉遜尼派的回教國家，甚至蘇聯在武器、財政等方面的支援。但伊朗除了得到北韓的軍事協助，以及美國、以色列和蘇聯基於軍事戰略原因，暗地提供的小量援助外，實際上伊朗要靠自己的財政實力去支持這場戰爭。實際上，一群回教學者輸出革命的結果，就是搞得國家元氣大傷。

而由於伊朗與西方國家交惡，加上經常資助恐怖組織，甚至有意自行研製核武，令伊朗過去三十年，成為西方國家的禁運對象，近年因核武計劃問題，更令差不多聯合國主要成員國，都不得不參與，或加緊對伊朗的禁運。就算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好，都因外界的禁運，難以休養生息及治愈長期戰禍帶來的經濟創傷。

另一方面，由一群清廉自持的回教學者來治理國家，又會否代表國家沒貪污，巴列維王朝期間的腐敗風氣一掃而空？事實上，並非如此。過去三十年，伊朗經常都要對付在石油，以至多個方面的貪污腐敗。而現任總統內賈德，在四年前正是憑他的反貪污口號上台。但由透明國際貪污觀感指數排名（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顯示，內賈德上台時，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伊朗排名八十八，但去年底公布的數字顯示，伊朗的貪腐程度並無改善，在一百六十三個國家中，排名一百四十一，幾乎是越反越貪。而內賈德在今年選舉的電視辯論中回應時，他指責透明國際的調查方法有問題，但沒有去反省他自己過去四年反貪方法，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神權政權沒有帶來人民更好的生活，亦沒有消滅貪污腐敗的問題，但對婦女，以及不信奉什葉派回教的少數分子可能更是一大災難。在一九六三年，巴列維王朝一系列被稱為白色革命的社會改革中，賦予婦女投票權，容許婦女擁有更大的家庭保護權利，以及容許非回教徒擔任政府職位，但在霍梅尼當政後，這一切全數取消。而由回教教士控制的情報機關，更對異見人士作出迫害，神權伊朗與過往英美把持下的伊朗，到底有甚麼分別？

敗也美國，成也美國一直以來，什葉派回教徒對美國的觀感不佳，特別美國與巴列維王朝的關係，更令伊朗人覺得美國人只是把伊朗視作殖民地，這也成了伊朗神權政權的重要基石，因為對美國觀感不好，令神權政權表現如何不佳，也算可以原諒，不過，在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儘管不少中東國家，甚至西方國家的反戰分子，都反對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卻為伊朗宗教領袖，無法再打反美牌埋下重要的伏線。

伊拉克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什葉派回教徒，但薩達姆侯賽因當政期間，伊拉克政府不單由遜尼派所把持，而且對什葉派回教徒實施殘酷鎮壓，這也是伊朗與伊拉克關係長期緊張，甚至爆發兩伊戰爭的原因。而過往，美國以至遜尼派為主導的中東國家，因伊朗因素，以及宗教歧見等等原因，都對薩達姆侯賽因殘酷鎮壓袖手旁觀。除了伊朗，沒有甚麼人幫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

但美國在揮軍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為了穩定戰後局勢，美國在伊拉克的教派政策，作出相當重大的改變，雖然英美聯軍佔領初期，什葉派回教徒與美國之間仍然相當大的摩擦和衝突，但在美國設計的新憲法下，人口超過一半的什葉派，以及佔少數的庫爾德人都可以控制政府，執掌政權，取代原有的遜尼派政權，美國成為了伊拉克什葉派教徒的大恩人，以往伊朗動用大軍想辦到卻辦不到的事，如今卻由美國軍隊為他們達成了，這令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伊朗人，對美國人的觀感改變。

而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亦成伊朗民眾對美國觀感出現轉變另一因素，由奧巴馬的家族名字來看，令不少伊朗人相信他的祖先屬於由伊朗移民到肯雅的什葉派教徒，伊朗當地報章亦借此來大造文章。美國派軍隊解放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美國現總統也是什葉派教徒的後裔，那美國何來是伊朗威脅？反美理論越來越靠不住，這也解釋了，這次伊朗政府意圖打反美牌來反制反對派示威，但效用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在什葉派眼中早不是敵人，宗教領袖的教導，亦好像與事實不符。當內賈德最厲害的反美牌都站不住腳時，有人為了保住權位，不惜在票箱上大做手腳，這並不令人意外。

伊朗的前途

當神權政權給予伊朗人民三十年的承諾，仍然兌現無期的時候，伊朗人民，甚至原本神權政權的同路人，都忍不住站在反對派這一邊。像這次領導反對浪潮的穆薩維，他是霍梅尼在世時的總理，大力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亦得到霍梅尼的信任。在一九八九年霍梅尼逝世後，他得不到繼任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當時哈梅內伊推動修憲，取消總理職位，穆薩維就退出政壇，直至今年總統大選為止。當一個政權的基本精神和理想都蕩然無存，變成空頭支票時，人民等待機會尋求改變並不令人意外。但伊朗神權政權，會否在建立三十年後就倒下，或出現重大改變，這仍然有待在德黑蘭，改革派與支持教士的保守派的較量，及未來的演化。

反社會罪案：恐怖主義以外另一威脅

在去年12月和今年5月，香港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先後有人蓄意將載有腐蝕性液體的膠樽，由附 近的大廈空投到街上，令多名途人受到由膠樽濺出來的化學液體灼傷，雖然警方已經將懸紅加碼，但 至今仍然未找到用腐蝕性液體襲擊途人的兇徒。

不少市民和議員，都希望警方能夠將犯案者繩之於法，不過，這類由動機不明的襲擊事件，在世界各 國執法當局眼中，都是相當頭痛，很多時都找不出兇徒，就算找到了兇徒，他們的犯案動機亦都令人 費解，可能成了永遠都解不開的謎。這類罪案，可被稱為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ur)。

反社會行為可大可小

反社會行為的定義可以相當遼闊，由年輕人在公眾地方塗鴉，破壞公物，亂拋垃圾，到深夜發生噪音騷擾鄰居，到每天跟蹤個別名人的纏擾行為(Stalking)，全部都可以被列入反社會行為。但總體而言，反社會行為都有對主流社會不友善，甚至仇視的特質。犯案原因或許有很多種，但犯案行為往往都是要挑戰主流社會，或對社會各群體構成威脅。

反社會行為定義之所以如此闊，亦很難有確切定義，原因是有些與反社會行為有關的罪案，案情可以相當匪夷所思，常人一般都難以理解當中犯案企圖。

在今年5月22日，英國法院對一名叫Antony Robert Smith的38歲男子發出禁制令，規定他在兩年內，除接受預先預約的治療，和緊急治療外，不准踏足赫爾郡(Hull)醫院的範圍內，以及禁止購買任何酒類飲品。如果他被發現違反法院命令，他可被判處最高五年監禁。當局更特別發出這名男子的相片，以及舉報電話，方便公眾發現他又再作出瘋狂舉動時，能夠及時通知警方作出處理。

法院一般甚少發出禁制令，禁止個別人士踏足醫院求醫，英國法院之所以向他發出如此特別的命令，因為這名中年男子，已經是當地醫院的名人，經常進出醫院，但去醫院不是求醫，而是在醫院範圍大吵大鬧，甚至襲擊醫生和護士，令當地的醫護人員深受困擾，更加影響了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而這人只對襲擊醫護人員有興趣，在其他地方，就不會看到他大吵大鬧，進行破壞。

這類令人不解的反社會行為，不單令反社會行為定義要定得相當闊，而且要真的防止反社會行為變成慘劇，亦相當不容易。有些反社會行為，甚至演變成類似恐怖襲擊事件，令人防不勝防。

荷蘭女皇日巡遊蓄意撞人案

每年4月30日，都是荷蘭的女皇日，全國各地都會舉行慶祝女皇日的巡遊活動，而荷蘭皇室成員，今年在西部城市阿培東出席一項巡遊活動時，見到有一架黑色車，突然高速駛入人群中，並且向皇室成員所坐專車的方向衝過去，最後撞到一塊石碑，車頭嚴重損毀。結果造成7人
死亡，當中包括駕駛汽車撞入人群的瘋狂司機，12人受傷。

由於這件事，荷蘭取消了女皇日餘下慶祝活動，全荷蘭人因這次襲擊事件，今年要度過一個黑色女皇節。由於事前兇徒未有作出任何警告，警方當然沒有料到有這次襲擊，而這次襲擊，亦令全荷蘭人大吃一驚。

經過荷蘭警方事後調查，同樣在襲擊中身亡的38歲司機，並非任何恐怖組織成員，亦未有任何因精神問題而求醫的紀錄，在鄰居眼中，肇事兇徒亦是彬彬有禮的人，由於兇徒已經死亡，亦未有遺下任何遺書，因此，警方永遠都不會知道兇徒的真正動機。

不過，警方調查所得，原本任職保安的兇徒，最近失業，因而交不起租，要離開他一直居住的居所。亦因這個緣故，不少傳媒都視這次襲擊是一次反社會襲擊，不過因有人失業兼交不起租，就引發如此嚴重的慘劇，亦可以看到反社會事件，如何的防不勝防，以及當中的破壞力，並不比個別恐怖組織精心策劃的襲擊來得輕微。

澳洲山林大火

不過，論對公眾安全最具威脅的反社會行為，不是香港旺角蓄意高空擲物的狂徒，荷蘭在節慶故意撞向人群的兇徒，或英國在醫院胡亂騷擾醫護人員的男子，而是澳洲山林大火中的縱火者。他們向社會報復的行為，所造成的破壞可能難以估計。

在今年2月，澳洲東南部發生嚴重山林大火，這次被澳洲總理陸克文稱為大屠殺的火災，燒了整整一個月，造成173人死亡，5百多人受傷，2千多幢民居，3千多幢建築物被毀，火場面積達到4,500平方公里。由於火頭眾多，因此這次大火的原因相當複雜。不過，一如澳洲過往的大型山林火災，有人蓄意縱火是其中一個主要成因。

澳洲警方在事發後不久，拘捕了一名39歲男子，並且控告他蓄意縱火、收藏兒童色情照片等罪名。而可能令不少香港讀者吃驚的是，這名被告，原來曾經擔任當地的義務消防員。這名義務消防員在離開消防隊後，曾兩次申請重新加入，但不成功。很多澳洲人都想找這名被告算賬，因此，在今年5月26日正式展開審訊前，澳洲法院向傳媒發出命令，禁止傳媒公開被告身份。而這名被告為了自身安全，亦未有向法院申請保釋。而澳洲警方，亦對一名65歲的消防隊長作出調查，懷疑他亦有可能與其中一個火頭有關。

消防員或前消防員竟然去放火，聽起來相當不可思議，但根據今年一月澳洲犯罪學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一項報告顯示，澳洲每年平均有一萬五千宗山林大火，是人為縱火所導致，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縱火犯，竟然是本來應該去救火的消防員。而消防員之所以想放火，報告指可能與消防員待遇欠佳，令他們想向社會報復有關。在澳洲、美國等國家，消防員縱火是犯罪學者絞盡腦汁研究的課題，因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可以涉及相當嚴重的人命傷亡。

防微杜漸VS賊過興兵

由澳洲、荷蘭等地經驗可以看到，就算反社會行為是如何雞毛蒜皮都好，若不去處理不單有可能影響民眾的生活品質，更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成為嚴重罪案，威脅公共安全。因此，不少國家都視對付反社會行為是打擊罪案的主要課題。

而英國，是其中一個為反社會行為，作出專門立法的國家。英國工黨政府在1997年上台後，就聲言以打擊反社會行為是其中一項施政目標。在1998年，英國國會通過《1998年罪案與失常法》(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在這項新法案，英國政府引進了一系列過往英國法律未有的新禁制令，其中一項新禁制令，名叫反社會行為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s，簡稱ASBO)，根據新法例，任何裁判法院有權向個別作出騷擾、破壞等行為人士發出民事命令，禁止被告在指定時間內，作出被視為反社會行為的破壞及滋擾行為，甚至有權阻止受這項民事命令管制人士，接觸個別反社會群體，以防止被管制人士受他人影響，持續進行反社會行為。

在2003年，英國政府進一步強化反社會行為法律，通過了《2003年反社會行為法》(Anti-Social Behaviour Act 2003)，除了引進更多打擊反社會行為的禁制令，亦擴大了反社會行為令的應用範圍。希望利用法院的民事禁制權力，防止這些反社會行為進行危害公眾安全，保護市民的利益。

不過，反社會行為令亦有相當的爭議性。首先，由於英國的反社會行為令應用範圍過於廣泛，而取證要求亦相當低，有些案例只是根據居民的一些傳聞證供(Hearsay Evidence)，就發出了反社會行為令，而遭到當地申訴專員的批評。

在2007年，有一名叫X太太的女士，因被鄰居刻意報復，指她每晚播放音樂聲浪太大，被曼徹斯特市政府申請反社會禁制令，這名X太太向申訴專員投訴，申訴專員後來發現，有關禁制令完全基於子烏虛有的傳聞證供，不單禁制令被撤銷，而曼徹斯特市政府，還要向X太太賠償2,000英鎊(等於港幣2萬多元)。用反社會行為令來陷害他人，這是英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光靠法令難解決反社會行為另一方面，政府頒發的反社會行為令，有可能變成了一些童黨成員「戰績標記」，反而鼓勵了個別童黨成員從事反社會行為。根據英國2006年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有一半在反社會行為令的管制下的青少年，認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令，反而有助他們在同儕中建立威信，當成一項他們眼中的「榮譽勳章」。這種情況，又好像與英國政府原先引進反社會行為令的目標背道而馳。

當然，光靠法令不一定能夠解決反社會行為所衍生的問題，不論英國、澳洲等，都有志願團體與政府合作，向有反社會行為的人提供輔導服務，不過這些國家的反社會行為輔導服務的重點，多數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英國就找了英格蘭超級聯賽的勁旅，向這些青年人提供足球培訓班，希望為年輕人帶來正面人生觀，避免他們作出一些反社會行為，這亦迎合了一些年輕反社會分子的口味，皆因足球流氓正是一群熱愛足球，但令英國蒙羞的反社會分子。不過，對成年人的反社會問題，包括如何追蹤成年的反社會分子，例如一些因失業或家庭問題而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就暫難找到有效方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只是鼓勵其他人與執法機關合作，將這些人繩之於法。在現代社會，除了有組織的恐怖分子，因不同理由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都會是計時炸彈，他們可以擾民，但更可以傷人和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如果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的人對生活有希望，正面看待問題，而不是動輒鬧事而去向社會報復，相信就可以減少了很多反社會行為。

一般市民出街時，遭到天降腐蝕性液體襲擊的機會。就如警察現時都未能找到在旺角空投腐蝕液的狂徒一樣，執法機關只能被動地在有事發生時，動用法律來保護市民，但並不能夠主動出擊，讓反社會分子不會去做傻事。

一宗槍擊案遺下的傷痕

在港出生的尼泊爾漢被警員開槍轟斃，事件引起各界議論紛紛，日前更有團體發起「沉默遊行」，要 求當局徹查事件。這宗「槍擊案」，更令大家關注到警方槍械的使用，以及種族文化等社會問題。警 察身上的槍，可以是一把「善良的槍」，用來射野豬、自衛、救人，甚至阻止恐怖襲擊，但如果警察 開槍，因語言不通和文化隔閡等問題，原本想射賊變成射中無辜平民的話，那就可能是噩夢的開始， 甚至連整個警隊，都有可能被人提到法庭上審訊。

倫敦分別在2005年7月7日和7月21日，遭到恐怖襲擊，當地多個地鐵站和巴士站被恐怖分子自行製造的 炸彈炸毀，造成合共五十二人死、七百多人受傷。英國倫敦警方，為了防止恐怖分子繼續在倫敦施 襲，就派出大批人員作出偵查，並鎖定了一批懷疑恐怖分子，當中包括了巴西公民Jean Charles de Menezes。

點錯相點出禍

死時年僅27歲的巴西人Jean Charles de Menezes(左圖)，自小渴望離開自己的國家打工賺錢，他在 2002年3月以遊客身份抵達英國，之後獲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發出學生簽證，原定可以以學生 身份合法逗留至2003年12月底，不過在2003年12月底，他並無向英國內政部申請將簽證延期，一直留 在英國做黑工，從事電工工作，直至他客死異鄉。

英國警察不像香港，一般都不配槍，只有少部分警察，像經常受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威脅的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警隊，以及個別執行特別反恐、拯救、守護重要設施任 務的警員，才會獲發佩槍，並且接受相關的射擊訓練，一般稱作獲授權配備火槍人員（Authorised Firearms Officer），近年英國警察才獲發電槍用以自衛以及制服反抗的疑犯，但只有少部分獲授權 人員有權使用發射實彈的槍械。

在05年7月21日的恐怖襲擊後，香港人熟悉，俗稱「蘇格蘭場」的倫敦警方根據7月21日，由巴士和地 鐵閉路電視拍到的照片，四出追緝在逃放炸彈的兇徒，而其中一位兇徒是背著背包，頭戴鴨舌帽，不 過沒有拍到正面，只是看來像亞洲人，皮膚有點黑。其時，樣貌與其中一位兇徒有點相像的Jean Charles de Menezes接到電話，派他去修理發生故障的火警鐘，他就離家出發準備乘巴士轉地鐵前往 目的地修理火警鐘。

另一邊廂，倫敦警察亦正駐守各大地鐵站控制室和巴士站，嚴密監視各乘客一舉一動，以防兇徒再度犯案，當時有一名警員，發現在Tulse Hill巴士站上車的其中一名乘客(Jean Charles de Menezes)， 貌似當中一名兇徒，並懷疑準備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警方指揮官因此下令配備槍械的便衣人員跟蹤 Jean Charles de Menezes。但由Jean Charles de Menezes上巴士，到他用倫敦地鐵蠔卡（Oyster Card，用法與香港八達通相若）入閘時，都未有對這名懷疑恐怖分子作出任何截查。

由於恐襲過後，倫敦有很多地鐵站都封了，經過幾番轉折，Jean Charles de Menezes最後在 Stockwell地鐵站（Stockwell Tube Station）門口下巴士轉乘地鐵，而三名警員跟他入閘，並要求其 他持械人員增援，準備擊斃懷疑恐怖分子，而其他持械增援人員趕到月台後，警員便大叫發現跟蹤目 標，然後大批警員登上車廂，接著，在場警員在制服Jean Charles de Menezes，並對他頭部開槍。由 於英國一般執法機構，和香港一樣用的都是中空子彈，中空子彈打到腹部會迅速造成大面積的內傷， 但可以保證疑犯很快就失去活動能力保護公眾，不過，中空子彈打中頭部入腦，後果亦是迅速破壞大 部分腦組織，那就凶多吉少，Jean Charles de Menezes的下場是當場死亡。

在Jean Charles de Menezes死後，警員才搜查他身上的物品和證件，發現他身上既無炸彈，亦不是閉 路電視照片上的懷疑恐怖分子，之後倫敦警方公布他們殺錯良民，並且就事件向公眾道歉。 不少讀者有可能疑惑，為何倫敦警察要對Jean Charles de Menezes頭部開槍，倫敦警方解釋，他們根 據以色列和斯里蘭卡警方提供的意見，指施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恐怖分子，一般會將炸藥綁在胸部和 腹部，如果向胸部和腹部開槍可能即時引爆炸彈，造成大規模人命傷亡，有如幫了恐怖分子一把，因此建議向頭部開槍。不過以色列和斯里蘭卡警方大概估不到，倫敦警察會點錯相。

十九宗罪

蘇格蘭場承認他們開槍擊斃的Jean Charles de Menezes並非恐怖分子後，引起公眾譁然，大批回教徒 和基督教徒在國會附近舉行燭光晚會，要求警方徹查事件真相，甚至要求當時的倫敦市長利文斯通 （Ken Livingstone），將蘇格蘭場主管人員炒魷魚。另一方面，巴西公眾亦對事件相當憤怒。不過，蘇格蘭場最後是堅拒將案件交給獨立的監警會（IPCC）調查（英國監警會與香港不同的是，具有獨立 調查權力，並且有權提請檢控機關，對個別警員甚至整個警隊作出刑事或民事起訴），甚至監警會宣 稱在7月25日已經接手調查事件，但有關方面在7月27日仍然不讓監警會調查。在2005年8月，監警會甚 至要發表聲明，指責蘇格蘭場在調查過程中拒絕合作。之後甚至爆出有蘇格蘭場警員，未經批准刪除 與Jean Charles de Menezes案有關的電腦紀錄，有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現時監警會仍然調查有關 案件，可見這件案件引發的角力有多大。

在2006年3月，監警會完成了《Stockwell 1》的調查報告，並提交給皇家檢控處（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簡稱CPS，職能與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相若），CPS卻以證據不足為理由，未有對個別警員提出起訴，但引用《1974年工作安全及健康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Act 1974）的條文，指 倫敦警方在執行任務時，未有向Jean Charles de Menezes提供安全及健康保障。在2007年11月，法院 判倫敦警方要付17.5萬英鎊（約200萬港元）巨額罰款，並繳付38.5萬英鎊（相等於440萬港元）堂費。

法院在判決中提出，倫敦警方在執行反恐任務導致Jean Charles de Menezes死亡的事件中，共犯下19 項錯誤，包括未有及時在多個地點截查Jean Charles de Menezes、讓Jean Charles de Menezes成功 上巴士和地鐵，執行任務的持槍警員，以至監視人員，都未有確認得到正確情報，就貿然採取行動， 以及在場執行任務的警員，與其他警員的溝通出現問題等。


查完又查沒完沒了

法庭對倫敦警隊判以巨額罰款，但殺錯良民的警員不用承擔任何刑事和民事責任，死者家屬當然不大 滿意。因此，這次法院的判決，未有令這件槍擊事件告一段落。死者家屬反而在英國，要求召開死因 庭，搞清楚Jean Charles de Menezes的死因。亦因此，另一場法庭角力又展開。而死因庭的召開，又揭露不少令英國公眾大吃一驚的案情。

在2008年9月22日，英國法院接納家屬的要求，召開死因庭在倫敦聆訊Jean Charles de Menezes的死 因，一共有11名陪審員參與聆訊，不過有一名陪審員，因有工作緣故獲准退出陪審團行列，最後對死 因作出裁決時，只有十名陪審員。 在長達3個月，總共傳召超過70位證人的聆訊中，發現警方不少供詞，與其他目擊者所講的卻不一樣。

如警方聲稱在開槍和拘捕Jean Charles de Menezes前有作出警告，但作供的乘客就指警員上車時，並 未有作任何警告，甚至以為那些反恐警員才是恐怖分子。在警員開槍前，亦未有表明本身是持械警 員。原來用來辨認兇徒用的閉路電視照片質素很差，根本不適合用來認人。甚至發現有警員在提交給 死因庭的證供中做了手腳，要交由監警會作出調查和跟進，調查是否有警員，蓄意干擾死因庭的聆訊。

雖然在死因庭聆訊中，揭露了這麼多以往不為英國公眾了解的案情，但死因庭法官在引導陪審員時， 卻特意排除了不合法被殺這個選項，只容許陪審員在一致同意，或絕大多數成員同意情況下，在死因 不明（Open Verdict）以及合法被殺兩者之間任擇其一，這決定引來家屬不滿，支持Jean Charles de Menezes家屬的示威者，更曾經身穿要求陪審員裁定Jean Charles de Menezes不合法被殺字樣的T恤進 入法院，並試圖向陪審員展示有關T恤，但被法庭人員當場阻止，法官亦指令陪審員，不要受到示威者 T恤的影響作出決定。

在去年12月12日，死因庭陪審員以8對2的大多數，作出死因不明的裁決，死因庭陪審員指，他們不相 信警員曾經對Jean Charles de Menezes作出任何警告，以及表露身份。除此以外，他們指Jean Charles de Menezes雖然曾經在警員抵達後於地鐵車廂內站立，但不相信警員所講，Jean Charles de Menezes曾經與執行反恐任務警員追逐，以至有任何有可能威脅執勤警員的動作，但由於證據不足，不能作出Jean Charles de Menezes不合法被殺的裁決。

在裁決作出之後，死者家屬除了一度對法官不容許作出不合法被殺的裁決感到不滿，亦曾經要求皇家 檢控處，再度根據死因庭上發現的新證據，考慮對執行任務的警員提出刑事起訴。至今年2月，皇家檢 控處以證據不足以作出無合理疑點檢控為理由，拒絕了家屬作出刑事檢控的要求。蘇格蘭場在死因庭 裁決後，表示Jean Charles de Menezes完全是無辜，局方完全承擔造成這次大錯的責任，並且會作出改進，將事件重演的機會減到最低。

雖然死者家屬表示，不打算就死因庭的判決上訴，但由於死因庭作出了死因不明的裁判，去理上仍屬 於一個對家屬有利的裁決，現時家屬正準備對蘇格蘭場，以及兩名涉案警員作出民事索償，要求他們 賠償Jean Charles de Menezes被槍殺所造成的損失。看來，除非蘇格蘭場願意就這宗案件進行和解， 否則這次法律大戰離落幕還有很遠，日後說不定，還有更多案情會在聆訊期間被披露出來。

由於這次槍擊事件在英國太具爭議性，英國廣播公司（BBC）以至英國獨立電視台（ITV）都想基於案情改編成實況電視劇（Docudrama），不過英國廣播公司後來因這宗案件太惹火，放棄了這個念頭。而英國獨立電視台，就正就案件，改編成一小時的實況電視劇《Stockwell》，並有可能在黃金時間播出。

警察面對言語不通的疑犯，甚至有可能是施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疑犯，到底開不開槍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開槍固然有可能令自己，以至市民身陷險境，不過開槍死了人，而又被人找到違例開槍的嫌疑的話，又可能把自己，以至整個政府拖到一個法律，甚至外交漩渦之中。似乎這是一個很難有完美解答的難題，仍然有待各方面去探索一個，可以在保護人權以及保護公共安全之間求取平衡的方案。但這宗案的真相，就有可能如有日本導演黑澤明的名作《羅生門》一樣，各有各說法，誰對誰錯實在很難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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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美詩：唔好迫我

貝爾傑 傳奇的鼠首兔首賣家

時裝帝國的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同志、社會主義支持者、人權鬥士、藝術收藏家、歌劇愛好者，幾種不同身份，在香港人眼中很難合而為一。但在圓明園鼠首兔首爭議當中，中國人面對正是這位同時集企業家、藝術家、政治家三種身份於一身的法國人貝爾傑（Pierre Berge），而貝爾傑一生的傳奇，也反映著法國人浪漫愛美，堅持理想之餘，但不失理性的複雜個性。中國人以為贏得拍賣不付款，就可以令貝爾傑就範，似乎今天的中國人，實在不了解這位查實是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貝爾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生於藝術家和運動狂熱家庭貝爾傑（Pierre Berge）在一九三零年，於法國西部海岸城市奧萊龍島（Olron）出生，他的母親是一名採用另類教育法的激進老師，更會在公餘時間以女高音身份參與歌劇演出，這解釋了為何貝爾傑一生熱愛歌劇。而他的父親是一名稅局職員，熱愛看欖球比賽，但父親對他的影響明顯沒有這麼大。

在他與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拍拖兼創辦時裝設計公司前，熱愛文學的他做一件同時能搵錢和滿足他藝術愛好的工作，那就是做藝術家的經理人。因此，他的一生成就都是商業加藝術混合的結果。

與聖羅蘭的離離合合

在一九五八年一個周末派對上，當時與藝術家Bernard Buffet拍拖的貝爾傑，首次遇上當時在Christian Dior已是當紅的設計師的聖羅蘭，這次派對可謂改變了貝爾傑的一生。Bernard Buffet在派對上遇上一名女孩子，搞到由「攣變直」，後來更離開貝爾傑去結婚，而貝爾傑不久後就與聖羅蘭走在一起。

在貝爾傑與聖羅蘭相遇時，聖羅蘭與Christian Dior關係開始惡化，聖羅蘭在一九六零年，因阿爾及爾之戰服兵役，被Christian Dior辭退後，雙方更對簿公堂，後來聖羅蘭勝訴，在一九六一年自立門戶，貝爾傑便身兼行政總裁，直到聖羅蘭的時裝集團賣盤為止。

貝爾傑與聖羅蘭的感情關係，在一九七六年便宣布結束，但貝爾傑仍然留在兩人共同擁有的大屋直至一九八六年。而這兩個人的生意，以至不少財產，更一直共同擁有。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感情關係及性傾向，在甚少排擠同性戀者的時裝界竟然一直不為人知，直至一九九一年，聖羅蘭接受《費加羅報》的訪問時，才自爆他自己的性傾向，以及與貝爾傑間的關係。儘管貝爾傑與聖羅蘭結束了愛情關係，但雙方的關係仍然很密切，除了雙方共同擁有很多房產、藝術品外，貝爾傑仍然是YSL的行政總裁，而YSL時裝設計集團和品牌股權售予大財團的工作，也是由貝爾傑策劃。在一九九三年，他在YSL時裝設計集團出現巨額虧蝕前，以六億美元的代價，將YSL時裝設計集團售予當時由法國政府擁有的製藥和香水集團Elf Sanofi，亦即今天賽諾菲安萬特製藥集團（Sanofi-Aventis）的前身，但並沒有賣品牌。

而YSL的品牌在一九九九年，於貝爾傑策劃下，引來Gucci和擁有LV品牌的LVMH爭奪，最後Gucci贏得最後勝利。貝爾傑不單在商業上協助YSL走向世界，他的財技和商業頭腦也是相當有名。不過他在一九九三年那宗交易，似乎玩財技玩到過了火，被指進行內幕交易，結果在一九九六年，被法國當局罰了一百萬法郎。

而他和聖羅蘭將賣公司股權和品牌的收益，都注入以他和聖羅蘭命名的一個慈善基金，這個基金正由貝爾傑負責。而聖羅蘭的死訊，也是由貝爾傑負責對外公布。在聖羅蘭喪禮中，貝爾傑送給聖羅蘭的花圈，是由紅玫瑰組成的心型大花圈。聖羅蘭和貝爾傑分手後，仍維持那種親密朋友關係，大概可以與畢菲特與他那位離了婚還會一齊旅行，主持慈善基金，甚至替前夫介紹新妻子的前妻蘇珊（Susan Thompson Buffett）相比。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男女分手就要分財產，鬧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而言當然難以理解，不過在一個歷任總統都有不少風流韻事，已故社會黨籍總統密特朗有私生子，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娶了個意大利歌星為妻，內閣女閣員為這位總統爭風呷醋爭到眾人皆知，但人人都認為沒有問題的國家，聖羅蘭與貝爾傑之間似離非離的關係，實在也並不令人大驚小怪。

社會黨的金主

在歐美，不少身處商界的同性戀者，投身人權運動都有相當戰績。在美國，有華爾街出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將三藩市搞得天翻地覆的維權人士夏菲米克（Harvey Milk），最後成為美國首位同性戀民選政客。在法國，營商了得的貝爾傑，不單熱心參與同性戀者運動，而且在法國政壇亦有相當影響力和江湖地位。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在實施總統全權主管對外事務，總理全權主管內政的法國，社會黨的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做了十四年總統，而其中一位有份支持密特朗長期主政的人，便是貝爾傑。在密特朗最初參選總統時，貝爾傑雖然是社會黨的支持者，但沒有很熱烈支持密特朗，但在密特朗上台後，貝爾傑就越來越積極參與支持密特朗的政治活動。在一九八七年，貝爾傑為了支持密特朗連任，便搞了本雜誌Globe。當然貝爾傑的支持亦得到一定回報，密特朗在一九八八年，便委任貝爾傑為巴士底歌劇院的主席，以回報這位歌劇愛好者對他的支持。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貝爾傑更是Institut Franois-Mitterrand之友會的會長。

二零零七年，法國社會黨女候選人羅瓦爾（Segolene Royal）與薩爾科齊爭奪法國總統寶座，當時贊助辦公室的其中一位財主，便是貝爾傑。在羅瓦爾沒有再成為社會黨黨魁後，羅瓦爾的政治活動經費，仍然由貝爾傑支付。所以中國《楚天都市報》指，貝爾傑與薩爾科齊關係密切，恐怕只反映了中國傳媒對法國政情缺乏了解。因此，這次中國得罪貝爾傑，可是連薩爾科齊的政敵都一併得罪。當薩爾科齊和社會黨人都與中國關係欠佳，那中法關係真的誰上台都談不上會有改善了。

除了是社會黨主要金主，貝爾傑亦是同性戀活動的支持者，不過貝爾傑比夏菲米克幸運得多的是，歐洲在同性戀權利上比美國寬容開明得多，所以貝爾傑不單可以做社會黨的金主，亦不需要像夏菲米克般要為同性戀者爭取政治權利，相反，他可以將焦點放在愛滋病防治之上。

貝爾傑除了創辦同性戀者雜誌《Globe Hebdo》(在一九九四年停刊），以及一度是同性戀者電視台Pink TV的主要股東外，也是Sidaaction組織的創辦人，在法文，Sida是愛滋病的簡寫，Sidaaction就是愛滋行動的意思。這個組織除了是歐洲主要宣傳如何防止愛滋病的組織，更為非洲以及歐洲的病患者籌募研究愛滋病藥物的經費。這次拍賣七百多件藝術品的目的，也是為了協助這方面的工作籌款。

與中國愛恨交纏

美國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支持者，不少本來都是中國政府的支持者，近年在中國互聯網上相當流行，拍攝於一九七三年的惡搞大片《中國佔領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正好反映這種情況，皆因一九六八年法國左翼學生發起，搞到戴高樂總統要去德國空軍基地避難，甚至組織百萬人反示威抗衡的「五月風暴」，那些佔領大學校園的激進學生，正是拿著毛澤東的橫額去遊行，模仿紅衛兵的行徑四處搗亂，幾乎搞到政府癱瘓，當中不乏社會主義支持者，而法國左翼分子曾經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有所憧憬和夢想。《中國佔領巴黎》是國內左翼分子對中國夢想幻滅後所拍成，借解放軍佔領巴黎的鬧劇，用來嘲諷法國左翼分子本身的一套黑色幽默電影。

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很多法國左翼分子就與中國當局分道揚鑣，在人權問題上針鋒相對，而貝爾傑也不例外。

貝爾傑在鼠首和兔首拍賣前，接受法國公營廣播機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法文、中文等多個語言組別的訪問，就表示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與聖羅蘭一起，接受曾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並且接受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榮銜，在冷戰尚未結束，中國尚未成為強國的一九八五年，他接受中國當局的委任當然不是為了聖羅蘭的生意，當時中國沒有多少人買得起YSL的名牌服裝，他是有著左翼分子的一份熱情，希望協助中國邁向民主，才接受這任命，與現時不少為訂單和生意而接受任命的老外，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但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後，貝爾傑不單辭去中國政府顧問工作，而且更組織了中國民主之家，而這個中國民主之家成立的目的，便是接濟千辛萬苦，透過當時香港不少人都有參與的黃雀行動，成功逃到法國的民運人士和學運參與者。因此，貝爾傑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時，還特意向中國聽眾表示，只要中國民眾開聲要他幫忙，他都會仗義去幫助中國人。

當然貝爾傑與中國當局之間關係不佳，也與中國在同性戀者權利一直欠佳有關，貝爾傑曾投資同性戀者傳媒，當然關注同性戀者的言論自由，他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便指責中國與回教國家一樣，一本同性戀雜誌也沒有。

但如果你因他要求中國讓達賴回國，以為他是達賴的支持者亦大錯特錯，他並非達賴喇嘛的忠實支持者，他表明是反對宗教，對達賴和教皇態度都是一樣，他只是希望中國尊重西藏民眾宗教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

或許中國當局親自邀請貝爾傑來華辦中文同性戀雜誌，反而更有機會令他免費將鼠首兔首奉還中國。對中國人而言，鼠首和兔首落在貝爾傑這位一生色彩豐富，立場鮮明，而且頭腦精明，兼且對中國有相當認識的法國人手上，利用利誘招數完全派不上用場。或許這次受教訓，要付出代價的不是貝爾傑，而是中國人。在國際上，有些人真的並不是利字掛帥，尤其對著某些法國人。

走向國際公關訓練課：如何面對各類飛來之物

近年，香港和中國領導人，在演講途中都要面對他們過往很少面對的事，那就是在演講途中，面對由台下觀眾掟來的不同物體。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面對，是黃毓民所掟的一梳蕉。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台下觀眾送他一對臭鞋，待遇與剛卸任美國總統的小布殊相同。

查實在歐美等國，名人進行公開演講時，要面對的台下觀眾千奇百怪，什麼人都有。如何面對演講途中台下觀眾掟上來的「禮物」，由政界到商界都是必修課。溫家寶總理用「陰謀」兩個字來斥責那位在劍橋大學掟鞋的聽眾，查實有可能在公關上失分。

英國傳統：中了招不要還口

雖然香港人普遍對英國人的印象，都是文質彬彬，相當講紳士風度，但事實上，英國周不時都有人對國會議員、內閣閣員擲雞蛋抗議，示威者亦不在乎在擲鞋、擲蛋抗議後，因而被警察拘捕，因為很多時都是被輕判。

現任英國交通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簡樂芙（Kelly Ruth），在二零零六擔任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時（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時，在裁判法院門口，被一群爭取離婚後父親撫養權組織支持者擲雞蛋，當時簡樂芙中了蛋後，頭上滿是蛋跡，非常狼狽。後來英國警方拘捕了四十四歲的爭取父親撫養權組織成員Michael Down，指他利用雞蛋襲擊簡樂芙，干犯了普通法中的普通襲擊罪（香港也是用相若的罪名作出檢控），但裁判官也沒有判這名擲蛋者坐牢，只是五年守行為禁止他擲雞蛋，以及從事其他比較激烈的抗議行動，另加七十五英鎊（約九百港元）罰款，以及五百英鎊（約六千港元）的堂費。
這名抗議者在聞判後，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他對他蛋洗內閣閣員的做法相當自豪，甚至表示，他不會理會法院所頒的禁制令，之後的行動要更激烈，更富對抗性，他敢這樣向傳媒表示時，反映了英國公眾對這類抗議行為的寬容態度，與香港公眾和傳媒對激烈示威行動的指責，實在是天淵之別。試問在一個連內閣閣員都可能隨時被人擲雞蛋的國家，溫家寶指責擲鞋的人卑鄙，英國公眾又怎評估溫家寶總理的EQ呢。

當然溫家寶總理並非英國歷史上最差的例子，若論反應最差的例子，當推貝理雅年代擔任副首相的工黨下議院議員彭仕國（John Prescott），在二零零一年五月的選舉活動中，被一名在場廿九歲的示威者擲雞蛋，而由於彭仕國未有預備突然飛來的雞蛋，他西裝滿是蛋跡，當時彭仕國憤怒得不只是斥責擲蛋行為是卑鄙行為這麼簡單，而是走到擲蛋人面前與他打起上來，他身旁的保鑣亦要充當拳證，而整個過程，都被傳媒在當日新聞播放。

身為副首相，竟然對擲蛋人士打起架來，這是如何有失身分的事，貝理雅當年的選舉工程幾乎被彭仕國怒髮衝冠的行為毀掉。由於受到英國輿論的一致指責，彭仕國為了止血救亡，在打架事件後的翌日，他就公開向公眾就打架事件道歉。還好這件事止血得快，並未有對工黨選情構成進一步傷害，貝理雅和白高敦才沒有被彭仕國連累，彭仕國本人的副首相位置亦能維持到貝理雅退下為止。不過彭仕國與擲蛋人士打作一團的事件，就成為了彭仕國之後從政的污點。而英國人，亦當然不會支持這種不夠冷靜的人擔任英國首相。

身手要好

伊拉克記者把鞋掟向小布殊時，小布殊不單成功閃避那對飛來的皮鞋，還能事後講出記者所掟的鞋碼，令不少人對小布殊的身手擊節讚賞，甚至將他的身手，與電影《二十世紀殺人網絡》男主角奇洛李維斯相比。奇洛李維斯的輕功只是電腦特技，但小布殊是沒有事先排練，貨真價實的真人示範，小布殊這位空軍出身的總統，輕功之好大概可以去拍電影。

查實這種身手，不少經常要面對各類型抗議群眾的名人都會有，在去年八月，微軟行政總裁Steve Ballmer，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進行演講時，期間有台下聽眾向他擲了足足三隻雞蛋抗議，指微軟在匈牙利，拿了匈牙利人的錢，要求微軟把錢退還給匈牙利人民。不過Steve Ballmer這位行政總裁，身手絕對比得上布殊，他一隻蛋都沒有中過。事後還笑笑口說，這位朋友所擲來的蛋是友善的搗蛋。

而Steve Ballmer所任職的微軟，本身是不少國際社運人士的抗議對象，惹火程度與美國政府本身不相上下，Steve Ballmer的前任，亦即微軟的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參與一項會議，正準備走入辦公大樓時，突然被法國籍的示威者Noel Godin擲蛋糕，當時蓋茨滿面都是蛋糕，情況非常狼狽，要在保安護送下急急走進大樓，事後還有好事之徒，將他被擲蛋糕的狼狽相寫成電腦遊戲。或許自這件事後，微軟一眾高層都有心理準備，隨時會變成襲擊目標。因此，Steve Ballmer在十年後，在歐洲遇上擲雞蛋抗議的群眾時，他可以輕身閃避飛來之蛋。當知道自己是惹火人物，或身處惹火機構時，練得一身好輕功，都可謂職業需要。那布殊可以輕易避過伊拉克記者擲來的臭鞋，那又有什麼值得好大驚小怪。

永遠保持幽默感

不過，遇上飛來之蛋可以用輕功避過，或許只是基本功，能夠笑對示威者擲來的東西，再用來證明自己才是有頭腦的領導人，這樣轉「危」為「機」，令示威者的抗議聲音化為自己的助力，或許才堪稱最爐火純青的應對方法。

在阿諾舒華辛力加在二零零三年宣布參選加州州長前，他是人所共知的大隻佬，動作巨星，大部分電影都是打打殺殺，與政治談不上什麼關係，甚少人認為他有能力擔當加州州長一職。而在他宣布參選後，於南加州一間州立大學發表演說，由於他曾經支持削減拉美裔移民福利的法案，現場有學生，以及拉美裔示威者向他擲雞蛋，以阿諾舒華辛力加的身手，如果他像彭仕國般，與示威者打作一團，恐怕沒幾個人是他的對手，但他只是脫下西裝，然後用開玩笑的語氣，問這位示威者要煙肉。

在美國人的早餐中，除了有雞蛋，還一定有煙肉之類的肉類。而阿諾舒華辛力加用美國人吃早餐的習慣，以智取而非力敵來令反對他的人無功而還，令人刮目相看，而之後阿諾舒華辛力加的政綱亦能夠向加州選民證明，他不只是動作巨星，而且也是一位能夠解決加州當時一塌糊塗財政的人，因當時州長戴維斯，把加州財政搞得一團糟，選民忍無可忍才運用州憲法的權力，要搞罷免公投把他推下台，最後阿諾舒華辛力加成功擊敗民主黨的原州長戴維斯擔任新州長，並連任至今。若論幽默感，同樣屬於共和黨的阿諾舒華辛力加，還比以嬉皮笑臉回應擲鞋記者的小布殊，還高一個級數。這也是不少人談政治公關時，定必談到的經典事例。

正所謂入鄉隨俗，在金融海嘯後，中國的大國地位得到不少人的肯定，既然做得到，在歐美等地遇上這類飛鞋、飛蛋、飛蕉的事是無可避免。溫家寶在四川地震期間所做的一連串親民騷，可以看到他對如何面對電視鏡頭已經相當熟習，要見大場面問題不大。不過，不習慣歐美示威者，動輒向大人物動鞋動蛋的作風，恐怕苦心營造的公關形象仍然毀於一旦。似乎中國領導人，也要一如西方大國的領導人，學習一下，如何面對示威者擲來的東西而不會動氣。當溫家寶下次可以像小布殊、阿諾舒華辛力加般笑對飛來的臭鞋時，那時中國就真的稱得上走向世界。溫家寶，似乎仍要下一些苦功。

由參議員奧巴馬 看奧巴馬總統

奧巴馬，在二百萬美國人親臨華府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見證下，於一月二十日宣誓成為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

無可否認，很多人都對奧巴馬寄予厚望，但奧巴馬對世界各國的人民而言，看似熟悉，查實陌生，很多對奧巴馬的報道和評論都是基於他的一些公開言論，以及家庭背景。但到底奧巴馬這位總統，一貫以往的政策取向，以至對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由奧巴馬擔任參議員期間所推動的法案，以至他一些公開活動表情，或許有助我們更深入認識，這位歷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種美國總統。

在美國，一如其他民主國家的議員，不論參議員還是眾議員都有權提出私人法案，不像香港《基本法》以行政主導為理由，對議員提出法案諸多限制。美國公眾要評斷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的功績，其中一項實在指標就是議員提出過多少項法案，有多少正式通過實施。而由議員提出法案的水平，以至有多少議員願意附和（即做cosponsor），可以見到這位議員的政治實力，以至施政能力。

在《2006年剛果民主共和國救援、安全及民主推廣法》（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Relief, Securit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ct of 2006）通過前，曾經有人取笑奧巴馬一條法案都未曾成功主導通過。這一點，曾幾何時令人擔心奧巴馬能否贏得選戰。

議員過往提出法案紀錄，法案的全文，以至法案審議的進展以及結果，甚至是相關的文件，都可以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一個叫Thomas的資料庫在網上找得到。根據這個資料庫，便很容易窺探到奧巴馬的政策取向。

管數管得緊的總統

很多人以為奧巴馬屬於較為傾向政府干預的民主黨，在金融海嘯下為了救經濟，仍然會讓政府隨便用錢。查實奧巴馬曾經與他總統大選時的對手，另一名參議員麥凱恩，聯手推動監管美國政府用錢的法案，加強美國政府在使用公帑時對公眾的問責性。而奧巴馬其中一條擦亮其招牌的法案，正正是與麥凱恩聯手管著政府開支透明度的法案。

在二零零六年，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Tom Coburn與奧巴馬、麥凱恩和另一位民主黨籍參議員Thomas Carper共同推動《2006年聯邦撥款問責性及透明度法》（Federal Fund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06），根據這項法案，由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開始，所有接受美國聯邦政府撥款的個人和組織資料，包括金額、組織名稱、組織所在地、撥款內容等都要公開，而民眾可以透過由聯邦政府的管理及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管理的USASpending.gov網站查閱有關資料，讓美國公眾知道到底納稅人的錢用在哪些地方。這項法案由於由Coburn和奧巴馬共同推動，因此亦叫做Coburn-Obama Act。奧巴馬不單用互聯網來助選，亦利用互聯網令美國民眾能夠知道自己交給政府的血汗錢去了哪裡。

在二零零八年，在奧巴馬牽頭下，麥凱恩、Tom Coburn和Thomas Carper再度攜手，提出《2008年加強聯邦開支透明度及問責性法案》（Strengthen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Federal Spending Act of 2008），進一步加強對聯邦開支去向的披露，包括需要披露更多資料，以及讓公眾在發現資料庫資料有問題時，可以要求當局作出更正，加強民眾對政府開支披露的監督。

不過，這項法案在審議中途，就由於法案牽頭人（Sponsor）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令他需要辭去參議員職務而無法繼續審議，有可能要交由麥凱恩等人接力去推動。除此以外，在二零零七年，奧巴馬亦都曾提出法案，嘗試禁止政府將合約交給一些仍然有嚴重欠稅紀錄的公司，不過這條法案的附和者不多，亦一直未能成功推動有關討論。

另一方面，由奧巴馬過去四年來對政府開支透明度有關法案的推動，可以見到他的議員生涯中，其中一個重點工作就是要嚴格看緊政府的各項開支，並非戲言。從這個邏輯推論，奧巴馬就任總統後，如果美國政府各部門以為可以以推動經濟為名、聯邦政府公務員可以胡亂花錢的話，很可能會遇到更多、更大的麻煩。

從來都推動扶助窮國

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提及要扶助窮國，包括提供食水、食物、協助改進他們的農業，甚至滋潤饑餓的思想。這查實不只是奧巴馬就職演說所宣示的外交方針，這也是奧巴馬的一貫主張，在奧巴馬第一項成功主導的法案《2006年剛果民主共和國救援、安全及民主推廣法》，就可以看到奧巴馬日後如何藉扶助窮國來宣揚美國的民主，以至國務卿希拉莉提出的「智慧力量」（Smart Power）到底是如何的一回事。

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通過的《2006年剛果民主共和國救援、安全及民主推廣法》，規定美國政府，除了要運用美國在安理會的影響力，協助剛果民主共和國交戰各方的停火和解除武裝協議，亦規定美國政府，需要評估剛果民主共和國愛滋病的傳染情況，以及向協助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滿足民眾在糧食、食水、教育、居住等基本需要。現時這項奧巴馬推動的法案仍然生效，援助計劃將繼續推行直至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情況，改善至滿足法案的要求為止。

而奧巴馬在二零零七年亦提出過法案，要求總統訂立策略，去解決國際貧窮問題，並且在二零零八年四月成功被列入立法時間表內，他特別關注那些每天人均生活支出低於一美元的國家。

由奧巴馬過往對國際貧窮狀況的關注，就不難看到這位非洲裔總統日後應該不會動輒主張派兵去其他國家，但美國日後會繼續當國際警察，甚至國際保母。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主張，近日在他的言論中已露端倪，不用等他去做總統，已經不知不覺間開始陸續在美國政壇彌漫。而在他上台後，只會更大力向這個方向前進，美國雖然在金融海嘯中損手爛腳，但奧巴馬似乎會相當熱衷於推動如何利用美國的國際力量去解決貧窮問題，美國的國際形象應該有望得到改善，一洗共和黨留下的好鬥形象。

環保參議員

上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對清潔能源、環境保護的工作相當不積極，甚至被指只為了積極保護大石油公司利益，這也難怪，喬治布殊出身的德州，是一個以石油為主的州份。

而由奧巴馬參議員過往主導推動法案紀錄來看，奧巴馬是一位相當重視環保的參議員，而他的政策方向，與布殊是相反的，威脅油公司利益的替代能源，恰好成為奧巴馬參議員的至愛。相信美國政府在環保政策的立場，至少在行政部門的行為模式方面，會與喬治布殊有相當大的不同。

奧巴馬曾經主導相當多與環保有關的法案，而主要焦點在汽車使用的替代燃料，禁止使用有毒物料等方面，而推動過的法案可以見以下列表。

其中，禁止運輸水銀物料的法案，已經通過成為法律，可惜的是還有很多法案都只是「得個提字」，未能排入立法時間表，這堆奧巴馬做參議員時未能成功提出的法案，會否在他做了總統後陸續推動，令美國在禁止有毒物料使用，以至推廣替代能源上，不會落後於歐盟，就相當值得注意。

從奧巴馬過往推動的政策主張來看，這位總統講的Change，應該並非一味講了就算，反過來，他的參議員議政之路，正好說明他心裡一直有很清晰的施政方針和治國理念，並且美國公眾也能看到這些方針和方向的具體內容，畢竟美國是實施了民主二百多年的大國，如果候選人過往沒有相當的往績支持，很難令美國人相信這個總統正是可以帶領這個超級大國的領袖。可以清楚見到，奧巴馬管治下的美國將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方向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