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

中國封鎖YouTube加深官民矛盾

中國當局最近突然對YouTube網站作出域名屏蔽級別的封鎖,亦即不再以個別關鍵字來封鎖少數YouTube內容,而是以DNS劫持(DNS Hijacking),或其他可行手段,令中國網民除非透過Tor或其他破網軟件,否則就無法進入YouTube網站。

儘管不少人指YouTube上有關西藏騷亂的片段,是觸發中國當局封網行動的導火線,但筆者並不同意有關的看法。事實上,過去兩個中國網民與當局之間的「草泥馬大戰」,才是中國當局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的主因。

網上充斥「粗口」內容

「草泥馬」、「法克魷」這些惡搞「神獸」,查實都是粗口諧音,不少網上討論區都會禁止粗口存在,而網民一般都會用諧音或粗口代用字來應付,這也是很多潮語的起源。後來中國當局的網絡查禁愈來愈嚴厲,有時在網上口痕批評一下政府,文章也會被刪,亦即被「和諧」(官方刪掉網上內容的意思)掉,才令網民將「草泥馬」與和諧的諧音潮語「河蟹」二合一,演變成批評政府的塗鴉攻勢,情況與2007年,林忌將政府慶祝回歸十週年主題曲改成《福佳始終有你》,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不同版本,如兒歌版、民歌版還是動物紀錄片版的草泥馬片段,均表示要保護草泥馬的生存環境,就要趕走「河蟹」,反映大部分網民反對中國當局對網絡進行審查和封鎖,這正正是中國當局最害怕的想法。「草泥馬」本身就是潮語,而潮語的變種和衍生詞語相當多,用關鍵字過濾根本是防不勝防,連淘寶網都出現草泥馬實物公仔,試問中國當局如何防止這一輪潮語攻勢?但在不希望反對審查成為主流網民意見下,中國當局就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而西藏騷亂的片段,中國民眾根本就不感興趣,而且西藏騷亂的片段長期以來都存在於YouTube,為何不在3月14日前封掉YouTube,現在才去封?這理由真的是太牽強。

但中國當局在進行這次全面封鎖YouTube時,有否想過有多少YouTube用戶只為看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新聞片段?有多少觀眾只是純粹為搞笑而看那些「草泥馬」相關片段?有多少對政治不感興趣,純粹只是為了娛樂而看YouTube的中國網民?由於這次打擊面太多,惹起有很多原本對中國言論自由問題不關注的網民不滿,原本並非捍衛言論者,感到「草泥馬」被刪,連累自己在YouTube看搞笑片段都受到干預,那就令大批網民站到捍衛言論自由這一邊來。

大眾感到自身權益受損,但無法尋求法律援助,最後可能加入成為維權人士,甚至變成反政府人士。中國政府也許不知道,此次事件製造反對者之多、戰線之長,已經快到了一個他們不能應付的地步。

網民潛在勢力驚人

這次封鎖YouTube事件,不單成為世界新聞,也是中國政治其中一個轉捩點,共產黨一向的戰略原則,就是打擊一小撮,團結大多數,避免就是在政治上製造太多敵人,無法應付多面作戰而不支倒地,但這次在YouTube上打擊「草泥馬」,偏偏不是打擊一小撮,而是大多數人都被得罪,以及令中國網民真的確立推倒中國防火長城這個封鎖機制的決心。

在上世紀80年代,一群西柏林塗鴉人士進入東德管轄的東柏林境內,塗鴉柏林圍牆,令東西柏林民眾以突破柏林圍牆封鎖為己任,在1989年,西柏林人不再塗鴉,而是拿起工具推倒柏林圍牆,最終達成德國統一。筆者相信,當時機成熟的時候,「草泥馬」在推倒互聯網的「圍牆」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封鎖YouTube,確實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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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8日 星期六

立法會不捉麻鷹捉雞仔

近年香港有不捉麻鷹捉雞仔的邏輯,從政的人不分朝野,處處針對危害性較低的「不良嗜好」,但危害性較高的卻輕易放過。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近日開會談及戒賭問題,當中不少立法會議員都指,馬會申請增加賽馬日,有可能鼓吹青少年賭博。又指現時政府的戒賭宣傳不足,要求政府檢討。

賭場廣告無戒賭告示

筆者不知該等立法會議員,在作出批評前,有否仔細望一望街上的巴士、海旁的霓虹燈,以至大街上的巨型電視螢幕。現時澳門幾間大賭場及賭船公然在香港巴士車身、商業大廈巨型電視螢幕以及海旁高樓的霓虹燈賣廣告,這些賭場廣告,完全沒有任何宣傳戒賭告示。根據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部最近發表研究報告顯示,大部份人都認為這些廣告有可能製造病態賭徒。筆者請問那些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曾經被澳門拒絕入境的立法會議員,有否看到這些半點警告字眼也沒有的澳門賭場廣告,對香港社會危害更大?馬會投注站,好歹都會有民政事務局的反賭海報張貼在當眼處,而港澳碼頭和噴射飛航船卻不會有任何反賭廣告。

為何不阻往澳門賭博

此外,馬會禁止以信用卡等信貸工具進行投注,在投注站和馬場也不會有叠碼仔公然放高利貸,那些叠碼仔恐怕在投注站,已經被馬會保安人員請出站外,不會像澳門般將賭廳外判給叠碼仔經營。相對而言,就算有人賭馬賭到病態,在投注站賭光賭本就不可能繼續賭下去。筆者完全不明白,為何尊貴的議員們處處針對馬會,但完全沒有提及如何阻止香港市民前往對尊貴議員們毫不友善的澳門賭博。

賭博誠然是不好,但馬會不容借貸賭博,又受港府監管,卻被議員們處處針對,而澳門的賭廳,品流複雜,不受監管,卻是給議員們放過。試問議員們所謂的反賭博,是否只是向某些衞道人士做秀,而並非真的針對問題。輕重不分亂打廿四,結果只會是製造更多病態賭徒,看來澳門特首,應該視這些衞道議員為貴賓才對,而不是把他們拒之門外,畢竟他們才是澳門經濟的大恩人。

2009年3月24日 星期二

香港傳媒應在海嘯下自省

在上周五,《經濟日報》集團以及《南華早報》分別宣布裁員和減薪,以抵禦金融海嘯帶來在營收上的影響。筆者對此並不意外,皆因這幾個月各大傳媒的廣告營收強差人意,如果不作出節流恐怕未來日子更難捱。

不過,與2003年沙士時相比,這次海嘯對香港傳媒帶來的挑戰更大。由於香港傳媒不斷在言論自由上退縮,讀者紛紛轉投其他的媒介,令傳統傳媒受到嚴峻挑戰。

在2003年沙士疫潮時,主流傳媒的廣告營收雖然減了,但主流傳媒對公眾事務的影響力依然,換言之,基本擁躉仍然存在,只要經濟稍好就能東山再起。像商台由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裏的茶杯》,被譽為「十點前特首」,此外,市民仍然依靠傳媒收取抗沙士的資訊,經濟表現再不濟也好,你敢放棄傳媒作宣傳嗎?事實上,當時仍未有YouTube、網上電台、網誌之類的替代媒體,挑戰傳統媒體。

網上更自由開放

沙士之後,主流媒體越來愈不敢講真說話,先有商台封咪事件,造就了網上電台的興起,而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擔任亞視行政總裁短短十多天,指出亞視不應做中央台,更加一矢中的指出現時傳媒處於戰略真空,不過,一眾傳媒老闆完全不敢前進,王維基亦離開了亞視,但事件令新生代對主流媒體感到失望。

去年8月立法會選舉至今,網民發現在YouTube可以看到的新聞片段,比主流媒體那些所謂客觀中立報導更豐富,甚至在陳克勤因把Try My Best讀成Try My Breast,被網民發現並大肆宣揚,令主流傳媒不得不加以跟進。網民質疑,到底浪費時間在主流媒體做什麼?當廣告商意識到主流媒體正大量流失讀者時,削減主流傳媒廣告經費,乃正常不過。這也是為何今次金融海嘯所造成的衝擊,比科網股爆破、沙士來得嚴重的原因。過往沒有替代傳媒去競爭,現在就有一批互聯網低成本游擊隊去競爭,試問主流媒體不減薪裁員又如何在戰術上應付這種挑戰。

YouTube變「照妖鏡」

不過,裁員減薪是副作用很大的應付方案,因為會令員工士氣大受打擊,甚至不少不愁沒出路的人才萌生退意,在金融海嘯下,人才的質素是十分重要,不分青紅皂白的減薪裁員令人才進一步流失,只會進一步加速讀者流失,結果是得不償失。

要應付金融海嘯,更加要在戰略上做功夫。現時香港傳媒管理層應該意識到,傳媒必須要有讀者群才有廣告,而網上博客和YouTube內容儘管不少製作比較粗糙,仍然得到讀者接受,因為網誌和YouTube片段敢言太多,像曾特首在立法會當眾講「粗口」,YouTube片段可以重播再重播,像上周六王迪詩律師在《信報》專欄講,聽十多次來聽真特首有否講「粗口」,主流傳媒有幾個會這樣做?網誌和YouTube沒有為新聞工作者詬病的自我審查,而香港傳媒為顧及中聯辦感受,作出的自我審查太多,香港人最終一如馬來西亞人一樣,擁抱網上傳媒放棄主流傳媒。

如果香港傳媒管理層仍然為了顧着北京和中聯辦感受,報道和評論時畏首畏尾的話,筆者敢肯定這次金融海嘯是代表香港主流傳媒的黃昏。

2009年3月19日 星期四

不汲英教訓 U盤自討苦吃

在香港一眾匯控股民施壓,加上有傳驚動英國和中國監管當局,港交所終在三月十二日宣布於三月二十三日,亦即匯控供股權掛牌日暫停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

整個收市競價時段的實施固然是鬧劇一場,但港交所在設計和研究收市競價時段的做法更不可思議。港交所這次諮詢搞出來的問題,幾乎在港府其他政策諮詢上都有發生。如果港府不去反省當中問題,筆者敢肯定類似的問題會一再重演。

倫敦早就撞了板

雖然世界主要交易所都設有收市競價時段機制,不過英、歐、美的收市競價時段,都同時實施隨機收市(Random Closing),在特定時段,由電腦隨機決定的時間立即收市,防止大戶造市,而這機制是其他國家付出了慘痛代價所學回來。

在2000年6月,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實施收市競價時段,但實施不久就一如香港一樣,因為沒有加入隨機收市機制而屢撞大板,在當年八月,著名傷口護理藥品製造商Smith & Nephew股價在收市競價時段暴升暴跌,曾經在一個交易日的收市時段升了百分之六十,在之後一個交易日的開市時段跌了三分一,情況一如香港去年萬聖節多隻股份暴升的怪事一樣。這件事發生後,英國證券界對新機制大表不滿。

當時倫敦證券交易所仍然堅拒改革制度,但由於市場反對聲浪強烈,倫敦證券交易所在2001年4月修改了交易規則,加入了隨機收市機制,之後收市競價時段加上隨機收市機制,就被其他國家的交易所認定為可以參考的模式,在其他國家的收市機制諮詢文件中,都會將倫敦模式作為其中一個選項以供參考,這就是倫敦所交的學費換來的東西。

既然倫敦在八年前犯過和香港一樣的錯誤,甚至連港交所前董事股壇長毛David Webb亦指出,他在參與設計收市競價時段時,亦提出仿傚倫敦加入隨機收市機制,為何最初香港交易所竟然未有理會倫敦之前所犯的錯誤,堅持香港的收市競價機制,既沒有俗稱斷路器(Circuit Breaker)的波幅限制,亦沒有隨機收市機制,而香港交易所在2007年和2008年發出兩份諮詢文件中,亦未曾提過倫敦撞大板的經驗,令人懷疑香港交易所在設計制度時所作出的研究,是否過於馬虎,未有徹底了解外國經驗,在未有完整引進所有配套措施情況下,貿然引進收市競價時段,結果釀成這次大錯。

亂引外國經

查實不只港交所,政府以至公營機構,近年有很多重大政策諮詢文件,都會口口聲聲參考外國經驗,像《淫審條例》檢討,以至在囚人士投票權檢討,都會羅列一些所謂對政府有利的例子,不過很多時仔細對這些所謂外國例子作出研究,不是發現政府在文件中作選擇性引述,隱去那些撞了大板的部分,便是沒有詳細羅列其他國家做法當中利弊,像澳洲的互聯網過濾是一個笑話,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卻視作是珍貴經驗,錯誤就像港交所一樣。如果公眾和政界人士不是習慣在網上瀏覽各類政策文件,很難發現港府引述的資料有問題,往往在出了錯時才發現原來其他國家早就犯了同類錯誤,香港再犯一次就令全世界質疑當局的水平。

因此,公眾必須對港府以至不少大型機構諮詢文件的水準加以注視,要對那些亂寫一通的諮詢文件採取強硬立場,如果港交所一早把倫敦經驗仔細向公眾交代,相信不會發生香港大批股民的身家無端端受損的事件。如果香港各大機構的高層,撰寫諮詢文件的馬虎作風不改,類似事件定必一再重演。

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機場阿嬸」投訴與「公民記者」權利

近日,在YouTube上流傳一齣名叫「機場阿嬸」的短片,片中一名訪港遊客,在香港機場大發脾氣,有關短片被查出是由國泰航空公司一名地勤員工所拍,國泰向有關乘客道歉,並且處分了上傳短片的員工。國泰航空公司又表示,要求員工尊重乘客私隱。

不過,筆者在翻查法庭案例後,並不認為國泰員工侵犯私隱,相反「機場阿嬸」的做法,有可能侵犯了每一位市民作為「公民記者」的新聞自由,筆者認為國泰工會必須為片段上傳者尋求一個公道。

投訴無法律理據

香港現有對僱主或政府執法機構以外的秘密監察權力,是透過《東周刊》督印人有限公司及東周刊有限公司對私隱專員公署(Eastweek Publisher Ltd and Eastweek Ltd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CACV331/1999)確立,這也是普通法地區中,關於私隱定義的經典案例之一。根據這個案例,儘管相片屬於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的一種,但在街上隨意拍攝個人行蹤並不屬於「搜集」資料行為,因為《東周刊》在1997年一篇報導中,所搜集的個人資料會在刊登後丟在一旁,不會知道當事人的姓名、聯絡方法等資料,故此裁定《東周刊》勝訴。

同樣道理,除非上傳者在上傳片段到YouTube時,順便將這個人的其他個人資料,例如姓名、護照號碼等同樣貼在YouTube,而拍攝者亦有意圖去搜集這名乘客的個人資料,再向第三者提供作「人肉搜索」的用途,否則筆者看不到有任何法律上的理據,可以讓「機場阿嬸」的投訴理據成立。至低限度,在資料使用者層面,國泰以至拍攝的國泰員工,並未有犯任何法律上錯誤。

相反,這次機場阿嬸的無理取鬧投訴事件,更可能涉及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的採訪及發布權利的問題。因為上傳以及拍攝短片的國泰員工,除了運用了《基本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發表採用私人器材所拍的短片外,由於這套片所反映有遊客在香港旅遊時的失禮做法,已經是公眾關注的社會現象,換言之,將片段上傳的人,已經做了一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這不只是表達自由那麼簡單,更涉及新聞自由的問題。

侵害公民記者權利

假若國泰內部出現一些很離譜的事件,有國泰員工將有關事件片段上傳到YouTube,並引起公眾廣泛注意,又或者,有國泰員工將個別名人在候機室的離譜行為放上網,引起公眾熱烈討論,國泰或者當事人又會否再次重施故技,以個人私隱為理由,對上傳片段的個別員工進行秋後算賬,意圖封殺有關片段,如果公眾對「機場阿嬸」片段的拍攝者以至上傳者不進行聲援,不單助長「機場阿嬸」那種以為靠惡可以為所欲為的不良風氣,更可能損害每一個人在互聯網時代的發表權利。

由於手機技術的長足進步,人人都擁有具拍照硬照和影片功能的手機,現在已經進入一個人人都是記者的年代,儘管在《東周刊》案中,公眾作為公民記者的法律權利得到某程度上的確立,但現時公民記者擁有的權利,公眾仍然認知不多,在這類具爭議性事件中,無論評論人、新聞學者以至法律學者,應該參與討論,令有關界線得以澄清。而私隱專員更應就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說明清楚,在這件事上私隱專員由頭到尾都沒說過半句公道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筆者特此多謝筆者一名好朋友,她的一篇文章啟發了本人對此問題的研究,並撰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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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美詩:尋找私隱專員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貝爾傑 傳奇的鼠首兔首賣家

裝帝國的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同志、社會主義支持者、人權鬥士、藝術收藏家、歌劇愛好者,幾種不同身份,在香港人眼中很難合而為一。但在圓明園鼠首兔首爭議當中,中國人面對正是這位同時集企業家、藝術家、政治家三種身份於一身的法國人貝爾傑(Pierre Berge),而貝爾傑一生的傳奇,也反映著法國人浪漫愛美,堅持理想之餘,但不失理性的複雜個性。中國人以為贏得拍賣不付款,就可以令貝爾傑就範,似乎今天的中國人,實在不了解這位查實是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貝爾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生於藝術家和運動狂熱家庭貝爾傑(Pierre Berge)在一九三零年,於法國西部海岸城市奧萊龍島(Olron)出生,他的母親是一名採用另類教育法的激進老師,更會在公餘時間以女高音身份參與歌劇演出,這解釋了為何貝爾傑一生熱愛歌劇。而他的父親是一名稅局職員,熱愛看欖球比賽,但父親對他的影響明顯沒有這麼大。

在他與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拍拖兼創辦時裝設計公司前,熱愛文學的他做一件同時能搵錢和滿足他藝術愛好的工作,那就是做藝術家的經理人。因此,他的一生成就都是商業加藝術混合的結果。

與聖羅蘭的離離合合

在一九五八年一個周末派對上,當時與藝術家Bernard Buffet拍拖的貝爾傑,首次遇上當時在Christian Dior已是當紅的設計師的聖羅蘭,這次派對可謂改變了貝爾傑的一生。Bernard Buffet在派對上遇上一名女孩子,搞到由「攣變直」,後來更離開貝爾傑去結婚,而貝爾傑不久後就與聖羅蘭走在一起。

在貝爾傑與聖羅蘭相遇時,聖羅蘭與Christian Dior關係開始惡化,聖羅蘭在一九六零年,因阿爾及爾之戰服兵役,被Christian Dior辭退後,雙方更對簿公堂,後來聖羅蘭勝訴,在一九六一年自立門戶,貝爾傑便身兼行政總裁,直到聖羅蘭的時裝集團賣盤為止。

貝爾傑與聖羅蘭的感情關係,在一九七六年便宣布結束,但貝爾傑仍然留在兩人共同擁有的大屋直至一九八六年。而這兩個人的生意,以至不少財產,更一直共同擁有。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感情關係及性傾向,在甚少排擠同性戀者的時裝界竟然一直不為人知,直至一九九一年,聖羅蘭接受《費加羅報》的訪問時,才自爆他自己的性傾向,以及與貝爾傑間的關係。儘管貝爾傑與聖羅蘭結束了愛情關係,但雙方的關係仍然很密切,除了雙方共同擁有很多房產、藝術品外,貝爾傑仍然是YSL的行政總裁,而YSL時裝設計集團和品牌股權售予大財團的工作,也是由貝爾傑策劃。在一九九三年,他在YSL時裝設計集團出現巨額虧蝕前,以六億美元的代價,將YSL時裝設計集團售予當時由法國政府擁有的製藥和香水集團Elf Sanofi,亦即今天賽諾菲安萬特製藥集團(Sanofi-Aventis)的前身,但並沒有賣品牌。

而YSL的品牌在一九九九年,於貝爾傑策劃下,引來Gucci和擁有LV品牌的LVMH爭奪,最後Gucci贏得最後勝利。貝爾傑不單在商業上協助YSL走向世界,他的財技和商業頭腦也是相當有名。不過他在一九九三年那宗交易,似乎玩財技玩到過了火,被指進行內幕交易,結果在一九九六年,被法國當局罰了一百萬法郎。

而他和聖羅蘭將賣公司股權和品牌的收益,都注入以他和聖羅蘭命名的一個慈善基金,這個基金正由貝爾傑負責。而聖羅蘭的死訊,也是由貝爾傑負責對外公布。在聖羅蘭喪禮中,貝爾傑送給聖羅蘭的花圈,是由紅玫瑰組成的心型大花圈。聖羅蘭和貝爾傑分手後,仍維持那種親密朋友關係,大概可以與畢菲特與他那位離了婚還會一齊旅行,主持慈善基金,甚至替前夫介紹新妻子的前妻蘇珊(Susan Thompson Buffett)相比。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男女分手就要分財產,鬧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而言當然難以理解,不過在一個歷任總統都有不少風流韻事,已故社會黨籍總統密特朗有私生子,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娶了個意大利歌星為妻,內閣女閣員為這位總統爭風呷醋爭到眾人皆知,但人人都認為沒有問題的國家,聖羅蘭與貝爾傑之間似離非離的關係,實在也並不令人大驚小怪。

社會黨的金主

在歐美,不少身處商界的同性戀者,投身人權運動都有相當戰績。在美國,有華爾街出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將三藩市搞得天翻地覆的維權人士夏菲米克(Harvey Milk),最後成為美國首位同性戀民選政客。在法國,營商了得的貝爾傑,不單熱心參與同性戀者運動,而且在法國政壇亦有相當影響力和江湖地位。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在實施總統全權主管對外事務,總理全權主管內政的法國,社會黨的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做了十四年總統,而其中一位有份支持密特朗長期主政的人,便是貝爾傑。在密特朗最初參選總統時,貝爾傑雖然是社會黨的支持者,但沒有很熱烈支持密特朗,但在密特朗上台後,貝爾傑就越來越積極參與支持密特朗的政治活動。在一九八七年,貝爾傑為了支持密特朗連任,便搞了本雜誌Globe。當然貝爾傑的支持亦得到一定回報,密特朗在一九八八年,便委任貝爾傑為巴士底歌劇院的主席,以回報這位歌劇愛好者對他的支持。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貝爾傑更是Institut Franois-Mitterrand之友會的會長。

二零零七年,法國社會黨女候選人羅瓦爾(Segolene Royal)與薩爾科齊爭奪法國總統寶座,當時贊助辦公室的其中一位財主,便是貝爾傑。在羅瓦爾沒有再成為社會黨黨魁後,羅瓦爾的政治活動經費,仍然由貝爾傑支付。所以中國《楚天都市報》指,貝爾傑與薩爾科齊關係密切,恐怕只反映了中國傳媒對法國政情缺乏了解。因此,這次中國得罪貝爾傑,可是連薩爾科齊的政敵都一併得罪。當薩爾科齊和社會黨人都與中國關係欠佳,那中法關係真的誰上台都談不上會有改善了。

除了是社會黨主要金主,貝爾傑亦是同性戀活動的支持者,不過貝爾傑比夏菲米克幸運得多的是,歐洲在同性戀權利上比美國寬容開明得多,所以貝爾傑不單可以做社會黨的金主,亦不需要像夏菲米克般要為同性戀者爭取政治權利,相反,他可以將焦點放在愛滋病防治之上。

貝爾傑除了創辦同性戀者雜誌《Globe Hebdo》(在一九九四年停刊),以及一度是同性戀者電視台Pink TV的主要股東外,也是Sidaaction組織的創辦人,在法文,Sida是愛滋病的簡寫,Sidaaction就是愛滋行動的意思。這個組織除了是歐洲主要宣傳如何防止愛滋病的組織,更為非洲以及歐洲的病患者籌募研究愛滋病藥物的經費。這次拍賣七百多件藝術品的目的,也是為了協助這方面的工作籌款。

與中國愛恨交纏

美國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支持者,不少本來都是中國政府的支持者,近年在中國互聯網上相當流行,拍攝於一九七三年的惡搞大片《中國佔領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正好反映這種情況,皆因一九六八年法國左翼學生發起,搞到戴高樂總統要去德國空軍基地避難,甚至組織百萬人反示威抗衡的「五月風暴」,那些佔領大學校園的激進學生,正是拿著毛澤東的橫額去遊行,模仿紅衛兵的行徑四處搗亂,幾乎搞到政府癱瘓,當中不乏社會主義支持者,而法國左翼分子曾經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有所憧憬和夢想。《中國佔領巴黎》是國內左翼分子對中國夢想幻滅後所拍成,借解放軍佔領巴黎的鬧劇,用來嘲諷法國左翼分子本身的一套黑色幽默電影。

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很多法國左翼分子就與中國當局分道揚鑣,在人權問題上針鋒相對,而貝爾傑也不例外。

貝爾傑在鼠首和兔首拍賣前,接受法國公營廣播機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法文、中文等多個語言組別的訪問,就表示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與聖羅蘭一起,接受曾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並且接受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榮銜,在冷戰尚未結束,中國尚未成為強國的一九八五年,他接受中國當局的委任當然不是為了聖羅蘭的生意,當時中國沒有多少人買得起YSL的名牌服裝,他是有著左翼分子的一份熱情,希望協助中國邁向民主,才接受這任命,與現時不少為訂單和生意而接受任命的老外,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但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後,貝爾傑不單辭去中國政府顧問工作,而且更組織了中國民主之家,而這個中國民主之家成立的目的,便是接濟千辛萬苦,透過當時香港不少人都有參與的黃雀行動,成功逃到法國的民運人士和學運參與者。因此,貝爾傑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時,還特意向中國聽眾表示,只要中國民眾開聲要他幫忙,他都會仗義去幫助中國人。

當然貝爾傑與中國當局之間關係不佳,也與中國在同性戀者權利一直欠佳有關,貝爾傑曾投資同性戀者傳媒,當然關注同性戀者的言論自由,他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便指責中國與回教國家一樣,一本同性戀雜誌也沒有。

但如果你因他要求中國讓達賴回國,以為他是達賴的支持者亦大錯特錯,他並非達賴喇嘛的忠實支持者,他表明是反對宗教,對達賴和教皇態度都是一樣,他只是希望中國尊重西藏民眾宗教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

或許中國當局親自邀請貝爾傑來華辦中文同性戀雜誌,反而更有機會令他免費將鼠首兔首奉還中國。對中國人而言,鼠首和兔首落在貝爾傑這位一生色彩豐富,立場鮮明,而且頭腦精明,兼且對中國有相當認識的法國人手上,利用利誘招數完全派不上用場。或許這次受教訓,要付出代價的不是貝爾傑,而是中國人。在國際上,有些人真的並不是利字掛帥,尤其對著某些法國人。

2009年3月14日 星期六

港女標籤never end?

近日無線電視《星期日檔案》以「港女」作為題材,再度引發公眾對「港女」現象的討論。(編按:明天播映之《星期日檔案》則有「下集」《「港女」.講男》,談「「港男」」現象)其實網絡已經對「港女」現象討論過無數次,前亞視新聞主播張慧慈被視為「港女人辦」不是新聞,筆者在二零零六年才在博客中開始討論「港女」問題,已經叫做相當遲。

雖然網民討論得多,但與討論得深入與否無必然關係。事實上, 「港女」背後的社會脈絡,以至前因後果,甚至「港男」本身的反思,完全沒有人認真想一想,然後把自己的見解寫出來。

長輩教壞細路可以怪誰?

「港女」最常被指摘是拜金主義,其實張慧慈被視為「港女」的代表,對亞視新聞發展歷史是莫大諷刺,皆因在香港新聞史上,亞視的前身麗的電視,一位前記者駱友梅,亦即《信報》創報社長,她與當時仍是窮書生的林山木共諧連理,共同創辦《信報》,甚至在《信報》出現困難時賣掉結婚戒指,讓這份公認的知識分子報紙度過難關,成為香港報壇佳話。

當然,張慧慈若然真很拜金,以她的條件早就找了富豪,就不會與她丈夫共同搞培訓中心那麼辛勞,很明顯只是她的表達方式,令大家有了一個錯覺,但由駱友梅發展到張慧慈,對比之大令人咋舌,到底香港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查實由香港時下的八卦周刊,都可以看到香港文化中「笑貧不笑娼」的問題,女明星與城中富豪結婚,一定被娛樂記者描述為很幸福的一件事。但在一個大家族裏當媳婦,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當中苦樂真的當事人才知。不過,香港社會形成要嫁得好一定要嫁個有錢人的思維,就可以肯定。

而通常子女的價值觀,都是受到家長影響,在七十年代《獅子山下》年代,長輩們挑選女婿,金龜婿就有點難,通常著重人品是否老實踏實,不英俊不有錢不要緊,勤奮上進便是好,所以當時沒有所謂「港女」問題,樣貌平庸的人,只要心地善良,或者才華橫溢確實是有機會娶得佳人歸。當然,那時香港社會流動性仍然十分強,莊月明身為富家女下嫁李嘉誠,都估不到李嘉誠日後會成為主宰香港命運的巨富。

但香港的社會流動性愈來愈低,光靠辛勤老實都不一定發達後,那些俗稱師奶的母親們,便以自身的經驗,向下一代灌輸很多現在大家看到的「港女」價值觀,例如要找個收入好的人才叫找到好老公,結婚前一定要買樓,管住丈夫財務等等, 「港女」不是忽然由石頭爆出來,整個現象的根本源頭,就是有大批人以婚姻作為打破階級阻隔的手段,希望用灰姑娘嫁白馬王子的方法突破困局,這就是「港女」的成因,指摘「港女」拜金但不去檢視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那難怪「港女」問題談了好幾年,但仍然不見這問題得到解決,反而繼續有人為這個問題吵下去。

沒有自省如何解決問題?

不過,如果沒有男人口味上出了問題,恐怕「港女」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畢竟供求之間有�互動關係,沒有人願捱也不會有人打。香港男孩子的口味,也是另一個香港普及文化的問題。

首先,請大家留意香港男士們另一個經常使用的刻薄用語: 「豬扒」。「豬扒」的意思指身裁偏胖,而相貌平庸的女士。查實男士們除了外貌外,又能否以女孩子的內涵或內在美去判斷?當樣貌平庸一點,身裁偏胖都會被譏笑為豬扒時,那香「港女」孩子們為了迎合香港男士們的口味,崇拜名牌,實行拜金主義又不是全無道理。既然天生條件不能改變,那就以後天的名牌補救,而既然男士們都不懂欣賞女士們的內涵,那又為何不聽長輩的教誨找個條件好一點的呢?這是相當理性的一個決定。

在整個「港女」文化的討論之中,有一個問題同樣是受到很多人忽視,那就是香「港男」士們普遍有興趣的領域偏窄,缺乏了欣賞生活細節的能力。像香「港男」孩子一般最有興趣的是IT 潮物、漫畫、電子遊戲,有些新生代叫好一點,在社民連掀起的潮流下,會關心一下政治、社會。但這些與女士們,又有什麼共通話題?恕筆者大膽講一句,不少香「港女」士縱使有內涵、有修養都難免寂寞,因為能夠與她們溝通的人寥寥可數,甚至從來遇不到。

而很不幸, 「港男」一味只是指摘「港女」有問題,不過既指不中「港女」背後的一大堆社會問題,以至文化上的系統性問題,亦不去檢討一下自己, 整個「港女」

「港男」文化變了自說自話,這也是這話題吵了整整幾年,但網上甚至主流媒體有意義的討論都不多的原因。

「拜金智慧」已在改變

不過,筆者相信「港女」「港男」的討論亦快將步向終結,在這篇文成文之日,匯豐控股的股價以港幣三十三元收市,創十多年來的新低,一次金融海嘯將整個社會經濟權力結構作出狠狠的破壞,很多中產以為買匯豐是退休的保證,但今天買匯豐的下場,竟然與二○○○年手持電盈的股東們相距不遠。

在拜金主義能夠生存的人,在金融海嘯下能否生存仍是未知數,皆因不知多少財富正在這次海嘯中蒸發,當財富和權力都在大轉移時,死守過往十多年來的生存智慧可能累死自己。

不過「港男」「港女」的討論,未嘗不能給大家看到金融海嘯前香港社會的橫切面,日後要重建所謂的金融海嘯後新社會時,如何避免「港男」「港女」問題再現,�力建設香港人的普遍文化修養和內涵變了一大重要任務。若果我們不想再看到,在十多年後香港人仍為「港女」問題吵個半天,那要由這些社會問題的成因作起點,將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作為後金融海嘯社會重建議題來討論。但暫時,似乎香港人還未意識到,其實金融海嘯後,香港人賴以生存的智慧和社會結構,已經隨著匯控蒸發的市值遠去,我們與一無所有沒有分別,只剩一雙手和腳去重申人人有公平機會奮發向上的香港價值,並非因制度畸形之故,只有個別豪強可以霸住位置永不放權。

2009年3月13日 星期五

請保安局局長做一件好事

近日,九龍城裁判法院審理一宗可堪稱為奇案的案件,現年七十一歲的華裔印尼人黃先志,在上月二十六日因在超級市場偷奶粉被捕,經調查才發現這名持印尼公民身份的華裔人士,在一九八一年逃避印尼排華運動,但抵港後發現港英政府已經結束抵壘政策,加上與印尼家人失去聯絡,過去二十八年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連有腎病都不敢去求醫。

這件事是歷史的悲劇,基於中國當局與印尼當局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期間簽署的雙重國籍協定,擁有印尼國籍的華裔人士被迫失去中國國籍,除非在文革前成功抵達中國,否則之後排華已不可能去中國避難。而筆者的上一代人,不像我們這些在英治香港受教育的新生代,知道自己的法律權益,他不知道縱使抵壘政策結束,他仍可以印尼人的身份在香港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最終造成了這個悲劇。

讓華裔七旬翁留港
儘管印尼的排華政策,隨着蘇哈圖總統下台,以及二○○六年通過新印尼國籍法,承認所有在印尼出生華裔人士的原住民身份而結束,但黃先志已經離鄉二十八年,又與印尼的家人失去聯絡,加上年紀老邁,健康欠佳,黃先志不熟悉故鄉的環境,在缺乏家人照料下,政府把他遣返到醫療水平和生活環境都比香港差得多的印尼,與宣判黃先志死刑並無分別。因此,筆者懇求保安局局長,運用《入境條例》賦予的權力,讓黃先志留在香港。

當日印尼排華嚴重
雖然公眾都希望港府嚴格執行入境政策,對非法入境者即捕即解,但香港人並非如部份官員般只是照着公文辦事,缺乏對人的同情心。香港市民都了解印尼排華情況嚴重,有不少香港人更是當年去了中國避難,最後被中國當局驅逐回印尼,但有家歸不得要滯留香港的印尼華裔難民後代,這段歷史香港市民都充份了解,故此並不會反對留黃先志在香港終老。

在毛澤東當政年代,中國當局把華裔印尼人視作政治工具,只是作為中國共產黨向外輸出革命的跳板,因而惹出的排華災難,到今天中國當局仍未有任何迹象道歉。港府收容黃先志儘管不代表甚麼,但至少還算是對這些在歷史洪流中受重傷的凡人,一點應有的補償。

(作者父母皆為在印尼出生的華裔印尼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往中國避難,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被中國要求經香港返回印尼,但在中印斷交期間,印尼拒絕這些人回到家鄉,滯留在英國治下的香港並定居下來。當中不少人,要歸化入籍英國後,才能回鄉。)

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競價變勁假 防造市證監有責

在三月九日,匯控股價在香港收市競價時段突然大幅度暴跌,跌至每股港幣三十三元的歷史新低,不單令不少匯控的擁躉欲哭無淚,而且影響了恆指,以及多款衍生工具,以至孖展市場的運作。

不過匯控股價是不是現階段只值三十三元,市場走勢告訴我們不是,皆因在倫敦和紐約預託證券都已經升回港幣三十七左右水位,而在三月十日匯控更進一步收復失地,這有理由相信有人蓄意造市,製造一個不正常的收市價。

證監有否對收市競價時段妥善監管

查實類似事件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在去年五月引進收市競價時段後,在新制度實施後第五天,中電在收市競價時段的短短十分鐘升了百分之十,已經令人質疑收市競價時段制度有否有效控制個別人士蓄意舞弄收市價,從而操控市場。在過去一年,於不同股份都試過在收市競價時段暴升暴跌,在去年萬聖節,中外運、中保等股份在收市競價時段狂升六成,更令不少散戶心寒。因此,收市競價時段有「勁假時段」的稱號。

既然投資者普遍都認為收市競價時段有可能出現造市行為,證監會應該對收市競價時段叫停,如果收市競價時段更容易造成人為操控,根本有違政策目標,證監會沒理由不去勸諭港交所停止有關做法。但證監會既沒有主動叫停,亦沒有像二零零七年般,主動透過《證監會執法通訊》,報導一些被告上法庭的操縱收市價的例子阻嚇造市人士,完全不為所動。雷曼迷債事件,證監會尚可把責任推到負責監管銀行的金融管理局,但收市競價時段所衍生的問題,卻是證監會要負全責。時至今日,證監會仍然未見披露阻止收市競價時段造市行為的方法,令投資者質疑香港股票市場,到底仍否受到妥善監管。

財金官員欠缺應有警覺性

當證監和港交所都未有及時察覺問題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以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明知市場,甚至立法會議員都已經警覺到收市競價時段的問題,財金高官作為香港金融監管的最後一道防線,應該及時提醒證監會以及港府佔有多個董事席位的港交所,對收市競價時段的問題及時糾正,但港交所最近才表示,會在今年六月在收市競價時段引進價格限制,防止有人在收市競價時段蓄意造價,不過很明顯已經太遲,因為大批散戶,甚至機構投資者有可能在三月九日蒙受重大損失,這由政府監管不力所惹出來的問題,真不知要向誰索償才好。

由收市競價時段問題長期沒人理可以見到,上至財政司司長,下至港交所一眾高層所組成的香港金融市場監管機制,已經出現系統性潰爛,如果不把潰爛的原因和情況搞個清楚明白,筆者恐怕比雷曼迷債以及匯控暴跌更荒謬的事件將會陸續有來,除了危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可能危及眾多市民的財產安全,而要調查當中的政策疏漏,有可能只有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港交所行政人員和證監會交出大批機密文件,向公眾交代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政客們不要等到一眾匯控小股東,要像雷曼迷債苦主般抗議才去做應該做的事,為免日後再有股民因此受損,現在便應該考慮引用特權法,出了大事才去急急向政府施壓,那只是做秀,同樣也是另一種失職。

2009年3月10日 星期二

發展電子病歷先考慮政策問題

政府打算豪擲11億元發展電子病歷系統,最終目標是讓公私部門可以互通電子病歷紀錄。在金融海嘯下,不少業界代表已經走出來,對政府的建議叫好,皆因這11億元公帑背後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不過,筆者作為有資訊科技知識的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有必要站在公眾利益立場,對業界代表的叫好之聲有所保留。

要公私營機構的電子病歷紀錄得到順暢的交換,首要在技術上必須確立一套電子病歷紀錄的資料規格和技術標準,令不同機構的系統,包括醫管局、各大醫院和私家診所、藥房、保險公司、司法機構甚至執法部門的資料庫系統可以溝通,如果政府真的要搞「錢跟病人走」,隨時當中還涉及結算系統,那就更加複雜。

保障公帑適當使用

但政府相當奇怪,急急在今年第三季成立「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要開設二十個公務員職位,並且由醫管局抽調大批人手,這做法相當令人疑惑。政府是否應該先成立一個業界非牟利組織,商討並確立香港電子病歷紀錄交換的資料格式及標準,才去成立一個統籌處?現在政府是不是打算由醫管局系統人員說了算,硬用醫管局現行標準作為業界標準,業界其他人士以及私營醫療機構一點發言權也沒有?

由於電子病歷互換涉及大筆公帑,加上很可能其他醫療機構都要更換系統,或購置新系統實現電子病歷互換,這當中涉及多大的商業利益可想而知。不過,政府為了保障公帑的適當運用,一個公開而透明的業界標準制訂機構,其實是相當重要。

在歐美國家,由於電子病歷的交換有明確的技術標準,因此,現在有開放源碼的電子病歷交換軟件出現,像 OpenEMR 等等,如果香港能夠有一套公開的電子病歷交換標準,中小型的軟件公司就可以藉電子病歷互換在金融海嘯下生存,而小型診所亦不會因實施電子病歷而加重營運成本。筆者只怕部分資訊科技業界代表,只是為了個別財團的合約利益着想,排斥公開而免專利費用的電子病歷交換標準,最終病人不一定在電子病歷上得到好處,只是有利個別商人,筆者對此是感到相當憂慮。

小心釐定法律框架

此外,資料交換的法律框架到底是怎樣?除了醫生的數位簽章格式,以及法律認受性問題需要解決,還有各方面在什麼時候可以得到怎樣的資料,也是很富爭議性的法律問題,皆因這涉及病人私隱,像病人的性病紀錄,可以讓什麼人接觸到,病人有愛滋病的資料又怎樣披露,這點已經相當富爭議性。

這些都隨時涉及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甚至多條現有香港法律的修改,那周一嶽是不是應該準備一份像樣的諮詢文件,諮詢一下醫療、藥劑、護理和資訊科技界以外,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很明顯,資訊科技業界有代表,眼中只有合約利益,對公眾利益置諸不顧。如果要電子病歷互換運作順暢,那現在就要對有關問題作出研究和諮詢,不可能閉門造車。

總體而言,筆者感到現在政府硬推電子病歷互換,整個實行策略和方法相當粗疏,恐怕花了不少公帑成立統籌部門,最後換來是沒完沒了的問題,浪費珍貴的公帑。

筆者還請周一嶽,向公眾交代清楚他到底想如何實施電子病歷交換,解決相關的政策問題,才好問公眾拿11億元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2009年3月3日 星期二

溫家寶聽取網民意見誠意存疑

上周末,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臨中國政府網,接受網民們透過聊天室提出的查詢,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廣泛運用互聯網助選,以及提供政策信息時,溫家寶現時才在聊天室與網民溝通,實在顯得有點落後,不過也算是一種進步。

溫家寶在聊天過程中指出,他每天用半小時至一小時時間去上網了解民情。雖然高官們願意上網是好事,但現時中國各地政府對網上言論作出嚴密監控,要透過互聯網了解真實民意,恐怕有相當難度。

伸訴言論被過濾

查實中國不少訪民,以至生活上受冤屈的群眾,除了親身去北京上訪外,亦有利用互聯網伸冤,希望傳媒對他們的情況加以重視,並且最後可將冤情上達中央政府,民眾對中央政府仍然有一定期望和信心。無論是各地的 BBS 和論壇、百度貼吧、新浪博客、天涯論壇等,都是中國網民們發放訊息的平台。

不過,很多時與伸冤、指責地方不是的訊息,會被地方 BBS 或論壇的管理人員刪掉,有漏網之魚的本來不多。就算是百度貼吧,如果你在貼吧上打上一些關鍵字,例如維權、罷工、罷課等,根本什麼都找不到,如果溫家寶是靠打關鍵字在百度貼吧上了解民情,恐怕是大有難度。只有新浪博客以及天涯論壇,能夠比較保存得多相關信息,但如果事件鬧大了的話,公安部門下令刪文的話,有很多信息最後可能要利用破網軟件,進入海外的網站才了解得到。如此多呼冤訊息被過濾,試問溫家寶又怎樣由互聯網了解真實民意,恐怕溫家寶所了解,都是他下屬替他營造的一片幻象。

另一方面,中國當局有多大決心在互聯網上了解民意,也是相當大的疑問。在今年1月,有中國自由主義言論大本營之稱的牛博被下令關閉,不少中國有名的自由主義博客,像《新京報》記者徐來的「錢烈憲要發炎」等博客全部要搬家,就連香港名嘴梁文道的博客也要另覓新居。
而中國網民在玩粗口諧音,發明「草泥馬」這種不存在的動物,本來純屬是開玩笑,但當局連網民惡搞都要管,下令刪掉與草泥馬有關的內容,不少網民要聽草泥馬為主題的惡搞作品,竟然要因此學習使用破網軟件。連網民惡搞都容忍不了,連與中國當局關係不差的知識分子寫寫博客也要搬家,試問網民怎相信溫家寶是真心在網上聽取真實的民意呢?因此,筆者對香港傳媒大幅報導溫家寶上網感到奇怪,難道香港傳媒的中國版主管都不知這純粹是溫家寶安撫民怨的一場「政治秀」?

民意渠道不暢達

中國當局若然要民眾相信政府真的有意在網上聽取民意,就算不即時解除中國防火長城的內容過濾也好,至低限度也要容忍網民在網上伸冤,至少訪民和網民在網上對當局的批評,或發表伸冤材料不會被當局刪除,甚至秋後算賬,而像牛博之類的中國本土博客網站,也應容許重開,令民眾有平台向當局建言,這樣才算得上有誠意聽取民意,當平台都不存在時,溫家寶裝作聽網民意見,是不是有點虛偽?

中國網民不是傻的,中國網民不是看溫家寶有沒有去聊天室與網民聊天,而是看中國網民到底有多自由去發表自己的意見。到底溫家寶有沒有誠意,還得看中國當局日後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