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1日 星期三

为何港人仍对普选着紧

台湾的“三合一”县市选举之外,对香港人而言,12月同样是决战的月份。先有12月4日反政改大游行,之后,12月21日,就是传闻中政改方案的表决日。

  本月4日当天,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亲自挂帅,“争取普选大游行”香港街头再现拥塞场面。

  大游行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出现争议。香港警方的估计是6万3000人上街,而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则说,参加的约有25万人。

  特首曾荫权强调,不要围绕数字作争辩,当局稍后将有独立统计报告公布。对于游行的诉求,他也回应:可在有限空间内对政改报告进行调整。

  大家都满以为,中国换了曾荫权接任特首,市民对普选的诉求便会大减。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女皇律师号召下,香港市民对普选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报纸打起的广告大战,令情况好不热闹。到底为何曾荫权上场后,市民仍坚持争取普选?

对丑态百出的人物不满

  无可否认,曾荫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特首。他早上四时便起床,向他的下属发电邮,商谈政策。纵然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但他的勤奋程度不会比他前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来得差。

  但并不是每一个未经普选锻炼的政客,都会像董建华和曾荫权,勤奋去做好每一件事。香港立法会,有一批占着席位,但什么事都不做,毫无建树的议员。这些议员之不济,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在2003年七一期间,向示威群众出示粗口手势的黄宜弘。光是他在2003年的不雅举动,若在新加坡政坛上早已受严厉谴责;在换届选举中,就算反对党也都会不好意思推这些人出来选。

  但在功能组别制度下,靠父亲遗下的人脉关系,他就是可以照样自动当选,继续在议会内睡他的觉。试问这种奇怪的制度,怎会不令香港人感到愤怒?

  黄宜弘都还算经历过选举,而香港的内阁部长们,不像新加坡都是国会议员出身,选举未经历过,便坐上了内阁部长的位置,那是更等而下之的一批。已经辞职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无避嫌概念,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言论之无礼,是令人侧目。

  现在留下来的,像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所管的部门,已是屡出丑闻,包括红湾半岛拆卸事件、领汇风波、以及最近由审计署所揭出来的嘉亨湾事件。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部长早就要下台问责,但孙明扬就是老神在在,仍做他的局长。光是政府内的光怪陆离的事,就已经令香港人不能放弃对普选的诉求。

政治人才枯竭的担忧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普选的渴求,亦源于英治时代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陆续退休。

  现时在政治舞台上,公务员出身的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都是英国人培训出来,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政务主任并不是一个训练政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政务主任并不是政治职位,在殖民地年代主要还是落实英国人政策的工具。但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任期间,为了全力应付与中国就政改问题恶斗,他将香港内政的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财政司曾荫权。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的机缘下,才有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被塑造成治港人才。

  政治人才需要长时间培养,非经过普选的历练很难成事,而且普选了,还要等待机缘才有好的政治人才出现,大家看人民行动党,如何苦心寻找良才参与国会大选便知。差不多李显龙上场,就要思考谁来接李显龙的班。如果没有普选时间表,试问香港市民怎会放心香港未来,仍会有足够的人才管治?

  而更糟的是,现时亲北京人士的政治人物,很多是不孚人望,北京长期扶植,也还得不到香港市民所接受。

  像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大学优等生,受英式教育,而且又经历过直选的洗礼。但很不幸的是,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差,若非现时香港实行很奇怪的比例代表制,笔者质疑他成功进入议会机会。

  曾钰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亲北京的建制内中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尽快实行普选,香港人迟早会闹管治人才荒,但由于中港文化差异,京人治港根本是不可能,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

  李光耀曾经说过,香港的政制不幸穿了一套紧身衣。现时这套紧身衣紧得香港快要窒息,如果北京还想香港对中国有实质贡献,在香港尽早实施普选,放松紧身衣,已是别无可选的选择。

  香港人在12月4日上街,表达就是他们的焦虑,不论游行人数多少都应该聆听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