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 星期四

ㄟ擱發?小心中國凸槌!

近日,國際債券市場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出現了不尋常的異動,深受金融問題困擾的希臘、葡萄牙等國信貸違約掉期固然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近日亞太多國的信貸違約掉期也出現異常上升,香港、澳洲、中國、紐西蘭和韓國的五年期中期信貸違約掉期一天內上升百分之三至四。而澳洲五間主要商業銀行的信貸違約掉期,上升幅度更超過百分之十。

信貸違約掉期,查實是一個保險機制,在購買掉期合約後,一旦有關信貸,例如債券出現拒付的違約情況,就會由交易對手手上得到本金的賠償,而信貸違約掉期價格越高,即代表購買一方要付更高的保險費用,亦即風險越高。自金融海嘯後,信貸違約掉期已經成為了不少投資者,用作了解和預測投機者對大市去向的工具。像希臘、葡萄牙、杜拜等地的問題,早在危機出現前半年至一年,已經可以透過信貸違約掉期預視得到,如果當時投資作出因應的話,就可以避過今天的風險。

而最近出現信貸違約掉期風險上升影響五個亞太國家,其中一個共同特色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近年都是受中國經濟的推動,像澳洲和紐西蘭,不單受惠於中國對原料的強勁需求,澳洲亦受惠於中國來的投機熱錢。而香港在CEPA協議下,明顯被中國來的黑錢炒高資產價格。韓國在旅遊業以至製造業,也受到中國的影響。

這五國信貸違約掉期上升,反映投資者開始對中國的過度信貸,以至無底洞一樣的銀行壞帳問題感到擔憂。如果這股信貸違約掉期升勢無法消弭,最終會演變成亞洲金融海嘯,衝擊受中國影響的各個經濟體系,而台灣肯定會首當其衝,如果簽了ECFA情況肯定會更惡化。

鑑於現時不穩定的金融形勢,沒有必要急於今年六月簽署ECFA,相反的,馬政府應該為未來可能出現的金融衝擊做好應變方案,協助台灣各企業應變更為重要。

2010年4月28日 星期三

開放渡輪市場 堵津貼「黑洞」

政府最近決定,向經營離島渡輪服務的公司提供津貼,希望藉此遏止離島地區的交通上漲問題,現有在離島渡輪業務上掙扎的公司,當然歡迎當局的決定。

不過,由海外的例子可見,就算最終政府接管了渡輪服務,沒有妥善的管理,不單未能夠控制離島居民的交通費用,亦未能提升服務質素,而且有可能構成納稅人的沉重負擔,而同樣有離島交通問題需要解決的澳洲港口城市悉尼,可以做香港的反面教材。

澳反面教材 紐約堪借鏡

澳洲悉尼與香港一樣,有不少居民居於離島,並且需要每天乘坐渡輪到市區上班上學。由1951年開始,由於渡輪虧蝕嚴重,悉尼大部分離島渡輪服務被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接管。在1974年,餘下的私營服務由於無法應付日漸上升的成本,也被州政府接管。往後30多年,悉尼渡輪都是州政府旗下企業。

但州政府旗下的渡輪服務,一如其他的國有交通服務一樣,不但成為納稅人的財政負擔,而且服務質素差強人意,包括班次經常不準時、班次不足、船隻保養差勁、渡輪運作不安全等問題。今年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試圖將服務外判給兩間私營公司,但由於工會壓力等因素,最終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仍然與州政府旗下渡輪公司續約,悉尼渡輪得到改善遙遙無期。

反觀,另一個一樣有離島與市區水路往來問題的大城市紐約,渡輪不但沒有因虧蝕而萎縮,相反,新澤西州與紐約之間的渡輪公司愈來愈興旺,成為紐約市民時髦的交通工具。由1927年,紐約開始有跨河隧道開始,本來渡輪服務乘客開始萎縮,但在近10年,趨勢倒轉過來,乘客和航綫都愈來愈多。現時光是NY Waterway公司,在沒有政府補貼下,就由原來16條航綫,增加至21條航綫往來紐約市中心和新澤西州,每年服務800萬人次,在遠比香港人依賴私家車和陸路交通的紐約,聽起來不可思議。表面來看,紐約與新澤西州間的渡輪服務應一早走入歷史,但事實恰好相反。

除了因為紐約市區的陸路交通實在令人搖頭外,另一方面,紐約市政府採用開放市場政策,容許多於一間公司,營運第11號碼頭,與紐約和新澤西州之間的渡輪服務,市政府只是在各公司如何使用市政府擁有的碼頭作出協調,由於有競爭,反而班次愈來愈多,成為了紐約市其中一個疏導沉重公共交通服務的主力。

開放靈活經營 重生關鍵

事實上,現時香港政府容許一條航綫只有一間公司專營的做法,一如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做法,最終結果就是渡輪服務缺乏改進動力,現時私營公司接受政府津貼,當私營公司收了津貼仍然無法改善營運問題,政府礙於政治壓力,最終就會走上澳洲悉尼之路,那就是政府被迫收購私營渡輪公司,由政府部門去營運渡輪事業,最終變成納稅人的財政負擔,沒完沒了。

在美國,因私營公司競爭,採用載客量較少,但船速較快的船隻,可以提供頻密而準時的服務,船公司一般保證一小時內抵達市區;而悉尼的船隻較大,看似載客量更多,但實際上由於班次稀疏,船速緩慢,令乘客更不想乘坐。

因此,政府不應因現有的渡輪公司無法經營,就向渡輪公司提供津貼,相反,應採取開放碼頭政策,運輸署容許任何願意繳納碼頭租賃費用,並在渡輪安全上受運輸署監察的公司,在政府擁有的公共碼頭,經營離島至市區間的渡輪服務。只要私營公司加設的班次,不會影響香港海上的交通秩序,筆者相信不同的競爭者可以有不同的服務,某些船公司可能提供物流為主,載客為輔的較廉價服務,改善離島送貨和物流問題;某些船公司在繁忙時間提供較舒服和豪華的服務;某些船公司則提供通宵服務,方便一些必須在市區加班至凌晨的朋友。

要改善公共交通,唯一的方法是更大程度引進競爭者,像港島巴士服務得到改善,也是英治年代引進城巴與中巴競爭所賜,津貼這做法只是開啟國有化之路,實在是一條多輸之路

2010年4月16日 星期五

對中退讓沒好下場

在台灣ECFA的討論中,有人對中國仍心存幻想,認為在ECFA以至其他問題上向中國做出退讓,便能為台灣換取一定好處。對於這些心存良善幻想的人,筆者請他們看看香港政改爭論中,溫和民主派如何陷於裡外不是人的困局。

在香港特區政府把沒有任何改革可言的政改方案,向公眾做出諮詢時,香港老牌反共政黨民主黨,與新興的社民連線和公民黨出現意見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線主張將香港政治前途付諸公決,由於香港沒有《公投法》,所以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搞變相公投。而民主黨就反對公投,還牽頭成立終極普選聯盟,希望以溫和姿態,爭取中國和特區政府同意更快民主步伐。

而一向拉一派打一派的北京當局,就藉這個機會,一方面會見終極普選聯盟成員,裝著願意與溫和泛民主派成員尋求共識,另一方面,就不斷抹黑社民連線、公民黨,甚至不是公民黨和社民連線成員的年輕社運參與者,意圖分化支持民主各派系支持者。溫和派一直都以為,特區政府最終會把一個有明確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方案,交到立法會表決。

四月十四日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與原先諮詢文件那個分別不大,溫和民主派雖然期望落空,但特區政府亦實在低估民主黨中人的政治堅持,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律師很快便表明,如果政府不作任何讓步,他們會否決掉政改方案。溫和民主派受了支持者猛烈批評,但得不到任何實質的成果。

因此,對中國這種沒有任何政治道德倫理可言的對手,唯一的做法就是堅守強硬立場,以戰迫和。因此,在ECFA以及相關話題上,一廂情願地退讓只會兩面不討好,激怒中國不見得有壞處,反而有機會得到更多。而香港的實例,可否對台灣人有點啟發?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市民憤怒的臨界點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有兩成六成年市民,贊同用更激烈手段逼政府回應市民訴求,上升幅度達四點五個百分點,而且這群主張採取激烈手段的市民不限於八十後,而且是遍及各個不同年齡組別。有人已經開始擔心,香港遲早會出現暴動。

權力傲慢害苦民眾
在眾多原因中,最能解釋現時越來越險峻的情況,可稱為權力的傲慢。有權的人以為在現有政制下,市民不可以阻止當權者推出民眾不喜歡的政策便可為所欲為,完全沒有聆聽民意的打算,而這種權力傲慢的受害者,遍及社會每一個階層。

就以最令八十後反感的高鐵撥款案,以及驚動一眾半山中產的舊樓強拍案為例,反對政府方案的人並沒有打算將整個方案推倒,只不過希望有更多時間討論,或提出修補建議。但高鐵撥款案,以及舊樓強拍案的任何議員合理修正案,都一律遭到支持政府的議員否決。在現有制度完全沒有辦法令政府作出稍微的讓步時,那市民傾向以更激烈手段來逼政府屈服是很正常的事。

在民主政治下,政府不會自以為夠票通過就漠視民意,最近英國工黨政府硬推有相當多侵犯民權條文的《數碼經濟法案》( Digital Economy Bill),但由於 twitter上英國網民反對如排山倒海而來,工黨政府怕影響下月舉行大選勝算,將最具爭議性的條文收回。如果香港像英國一樣全民普選產生,當局也會收回像高鐵撥款案以及舊樓強拍案中具爭議性的部份。因此,要徹底解決權力傲慢問題的方法,就是盡快達致全民普選,而且現時已經沒有拖到二○二○年才立法會普選的空間,因為市民明顯不耐煩。

未來局勢無法樂觀
但對一群傲慢視人民如無物的當權者,要他們醒覺危機是緣木求魚,儘管中大學者提出確切的危機訊號,筆者不認為保皇黨會因應形勢退讓一步,香港未來局勢發展,實在無法樂觀。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取得手机标准话语权只是其中一步

在4G标准的争夺战中,中国提出的TD-LTE Advanced(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标准,有望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会议中,被接纳为4G技术的标准,由英特尔等公司主导的WiMax技术先败一仗。

  虽然TD-SCDMA都获国际电信联盟采纳成为3G标准,但TD-SCDMA未得到中国以外国家的广泛支持,TD-LTE由于频谱运用效率比FD-LTE为佳,加上得到中国大力支持,以及兼容现有的3G网络,美国Qualcomm等公司己经迫不及待四处推广TD-LTE技术,比中国还要积极。因此,TD-LTE的成功对中国有指标性意义,这是中国首个获国际广泛认同的技术标准。

  但取得业界标准话语权虽好,亦只是中国要在手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其中一环,中国不能因此而自满。

日本在3G市场的教训

  今天广泛在欧、美、日等地市场接受的WCDMA 3G技术,最先采用并在技术上有话语权的国家是日本。最早将WCDMA技术应用的是NTT DoCoMo,第一批3G手机也是日本的产品。但今天在3G手机上领先的是欧洲诺基亚、日欧合资的索尼爱立信,以及后发制人成功的美国苹果公司,在3G后台设备上领先的公司,也不是日资公司,而是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以及中国的华为、中兴通信等公司。

  无可否认,日本的手机设计得相当漂亮,而日本在后台技术上也有一定实力,像香港和记3G服务初期也是用NEC的手机和后台技术,但要在消费者市场上成为最终赢家,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能的后台技术方案,以及在手机设计上,在漂亮外观以外,为消费者提供易用而稳定的服务,才是取胜关键。在手机和后台技术上取得相当的知识产权,有助先发制人,以及减低总体成本,但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之处。正如苹果电脑,从来都没有参与3G标准的制订,iPhone照样横扫全球市场,凭的除了是漂亮的外观,还有iPhone稳定的操作系统,以及iTunes Store为核心的软件销售网络和产业制度。

中国手机设计者的挑战

  笔者对中国厂家未来在TD-LTE后台设备的发展没有担忧,中国作为WCDMA的后进者,在HSPA终端上,华为横扫千军,而不少电信公司的后台设备,都换上了华为和中兴通信的设备,TD-LTE的出现会巩固中国厂商在后台设备的实力和发展,这也是Qualcomm急急要先发制人,要拿中国标准四处进军市场的原因,但华为和中兴通信要后来居上,问题应都不大。

  但中国手机设计上却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外观上固然难与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等大厂竞争,中国手机在用户体验上更急需改进,例如在选单流程、一些贴心小功能、甚至SD Card插槽的位置,都相当决定手机的竞争力。iPhone的设计由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都没有变过,款式上没有索尼爱立信、HTC以至诺基亚等千变万化,有些基本功能,像蓝芽档案传送,iPhone也是缺乏,但苹果手机在用户介面等方面设计上却是相当好用,令人很难再满足于其他牌子的手机。

在4G的年代,一定是智能手机称雄的年代,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比外型更为重要。而用户体验己不是技术能力相关问题,而是技术人员人文修养,亦一般大家俗称的软实力的问题。大牌子手机在这方面的设计水准,如果不比山寨机好太多,请问又如何在4G年代脱颖而出?

  中国在TD-LTE标准上的胜利,只是小小的一步,中国的手机产业,还有相当多方面有待改进。

廢除功能組 化解「暴動」危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日發表關於香港社會和諧程度調查報告,顯示有兩成六市民支持以更激烈手段迫政府回應訴求,首次有科學化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社會穩定程度出現危機。

在董建華年代,危機還可以借董建華下台而化解,但這次危機,筆者恐怕必須在政制改革上,有明顯的作為,至少在短期內廢除功能組別的武功,才能有化解的機會,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議員「不怕死」 訂損民政策

在高鐵事件前,香港社會已瀰漫強烈的世代之爭,在1975至1990年出生的成年人,由事業發展機會到置業到婚嫁等問題的不如意,造就相當濃烈的對抗氣氛,這亦在今年1月中國高鐵香港段撥款爭議中爆發。

但現時眼前有個更大的問題擺在眼前,那就是當權者的傲慢至一個目中無人的程度,愈來愈多市民忍無可忍。在涉及廣大納稅人權益,以及大角咀、菜園村村民權益的高鐵撥款案,政府對任何合理質疑都不回應,而對任何合理的訴求都不採納,自以為夠票便懶理反對意見強過法案,這本身已經製造相當多的傷痕。

而舊樓強拍問題上,法案問題多多,而且不單未能加快解決紅磡、馬頭圍等舊區重建問題,相反更令半山一帶的保育、交通、業主產權等岌岌可危,所有人提出的合理質疑,以至修訂案全部無功而還。綽號「好打得」的林鄭月娥一味口頭保證,但對地產商已經對半山地區舊樓摩拳擦掌置諸不理。政府這種傲慢,令主張激烈行動的市民遍及每一個階層。

而政府之所以可以如此傲慢,推出一個又一個得罪市民的政策,皆因有一群不怕得罪市民的功能組別議員,像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認為每小時最低工資20元便足夠的言論,民選議員絕對講不出口,因為民選議員講出來的結果就是整個政黨的政治前途玩完。

但由於張宇人是飲食界公司票下選出來的議員,因此他可以有恃無恐下去。政府得到這些不怕死的議員支持便可通過法案,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陷入暴動危機的主因。

特首急務 迫保皇黨自廢「功能

英國在1832年,亦曾由於過時的選區劃界以及選民財產要求認定,選出一堆無法代表當時廣大市民意願的下議院議員,差點也掉入革命邊緣,但當時英國首相格雷勳爵(Earl Grey,亦即大家熟悉Earl Grey Tea的發明人)當機立斷,運用當時英國憲制下容許首相請求英皇,委任大批支持首相的上議院議員令政府改革方案能夠通過的權力,迫保守派讓步,開啟英國憲制改革的序幕,英國得以用緩進改革方式,最終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現時香港要避免陷入暴動危機,曾蔭權為首的當政者,除了要學習謙虛地施政外,更重要的是要以巧妙的政治策略和智慧,迫保皇黨同意在短時間內廢除功能組別,令市民相信現有制度足以讓市民訴求得到合理回應。如果功能組別一直未能廢除而千秋萬世的話,只會有愈來愈多市民認為激烈手段才能解決問題,只要再有政府官員講了一些挑戰公眾忍受能力的廢話,或推出一些不受歡迎政策,就足以引爆計時炸彈。

而當問題在民調浮現時,政府根本時間無多。政府應考慮推出一份進取得多的政改方案。如果政府仍然堅持現有方案的話,筆者對短期香港局勢發展不表樂觀。

2010年4月1日 星期四

飛龍閉門造車 失民意淪笑柄

作為香港對外品牌推廣標誌的飛龍,一直以來劣評如潮,政府因應市民訴求,用了140萬公帑,請了名設計師陳幼堅去修改,怎知評價更差,標誌公布不久已經遭到惡搞,公眾對這標誌評價有多高,可想而知。

不過飛龍標誌被惡搞背後,更反映出港府在確立香港品牌時,決策過程出現的連串問題,導致品牌得不到香港公眾認同。而要香港品牌具有高度認受性,如何在決策過程中引進公眾參與變得非常重要。

未見大型諮詢 公眾難認同

首先,香港品牌如此涉及香港整體形象的事,應由一個具有廣泛公眾參與的組織和機制去負責,至少應該像創意香港辦公室一樣,是一個隸屬局長的高階層部門,並且具備協調其他部門的能力,因為推廣品牌本身已經涉及多個不同部門,特別香港駐外辦事處的配合和支援,而這部門亦應向廣大市民以及民選議會問責。

但負責香港品牌的設計和管理工作,竟是政府新聞處,請問政府新聞處具備對市民問責、與香港駐外機構有緊密連繫等能力嗎?

而如何為香港品牌定位,定位的目標是甚麼,徵集對香港品牌的意見和建議等等,筆者從未見政府有作大型諮詢和討論。同樣由陳幼堅設計,可惜在中國有不少劣評的國家大劇院標誌設計,至少都是一個在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的作品,這只表示中國當局請來的評審品味有問題。但這次搞出被人惡搞的標誌來,就連一個公開比賽也沒有,純粹只是代表個別決策官員的意志,這難怪公眾對這標誌的認同這樣差,而市民對這140萬是否物有所值亦有所質疑。

海內外諮詢 凝聚港人契機

事實上,香港品牌塑造的過程,本身是香港人,不論是仍然居港的香港人,還是已經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一次確立自我身份認同,以及向外界展現香港優勢的大好機會,實在不應任由個別官員閉門造車。港府至低限度,應為香港品牌應有的元素和目標,一方面向廣大香港市民作諮詢,另一方面,亦應透過香港各駐外辦事處,向曾經居港的各國公民,不論原籍香港的,還是曾居港一段時間的作出諮詢,這些已移往其他地方的香港居民,往往最了解香港有甚麼特質,最適合作為推廣的品牌。

而這些前香港居民,日後也會是推廣香港品牌的一股主力。在Web 2.0年代,人際網絡所起的宣傳作用以至力量,往往比政府一些硬銷的廣告更具感染力。

而在整個諮詢過程如此國際化時,政府應堅持開放透明的方針,以及容許更天馬行空的創意。特別現時香港有些親建制政黨,他們根本不理他們人才水準如何不濟,都硬要把他們的人安插到各諮詢委員會內。由於香港品牌涉及香港的對外形象,政府也需要諮詢這些人,但絕對不宜由這些人主導整個諮詢工作,否則香港新品牌不但慘不忍睹,更有可能加深香港已經愈來愈內地化的形象,這與香港品牌為了建立香港獨有形象的目標背道而馳。

總言之,這次香港新品牌遭到廣泛質疑甚至惡搞,實在已經無法再拿來當成香港品牌來用,而香港品牌的管理和諮詢機制,亦到了一個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政府仍然不理民意去推廣新的香港品牌,筆者可以預見這所謂的品牌標誌,將淪為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笑話,沒有為香港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已算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