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痛記

在香港，任何非主流的人都會被視爲異類，這包括了大腦思考的人。由於使用大腦思考出來的東西，與小腦思考出來的東西是兩回事。大腦的處理能力遠比小腦爲強，用大腦思考出來的東西，小腦處理不了。一如DVD能讀VCD，但VCD永遠都不能讀DVD一樣。在牛頭不搭馬嘴的情況下，很理所當然地，與其他人沒有話題。沒有話題，那就談不上社交生活。

沒有社交生活，就代表沒有朋友。但我還得在這城市生活下去，長期自說自話，遲早就得搬去小欖精神病院長居。不過最大問題不是如此，而是長期用批判的態度去看那些用小腦生産的文化産品，得了偏頭痛。長期服用散利痛、必理痛一類的藥物，只會令我得了肝病，比搬去精神病院長居更慘。既然如此，那我就決定不經大腦思考數天，學習去當一個不用大腦思考的香港人。

既然要當不用大腦思考的香港人，那要用大腦的活動，包括欣賞古典音樂、寫評論、閱讀有質素的報紙，一概可免則免。連《蘋果日報》的評論和港聞也免了，盡情地投入其他人所愛好的。如晚上七時，觀看那些不用找出情理的電視劇集，謝絶周二晚上明珠台的《ER》。若要看報紙，先要看《東方日報》的「開心坊」。

做用小腦思考的人首數天，我果然不用再服止痛藥。看報紙的風月版，由文字所帶來的官能刺激，不比在翻版商場買的三仔四仔爲差。這難怪有不少人每天掏六元來買報紙，原來一份報紙可以帶來與色情刊物一樣的效果。難怪連《Playboy》也得撤出香港，《Playboy》怎可能滿足我的需要。

看《齊天大聖孫悟空》，不用再三思量劇情的發展，看完了便完事，相當有用完即棄的快感。我是一個怠懶之人，平日要收拾碗碟也是十萬個不願意。原來用小腦思考｜那種快樂就如不用收拾碗碟那麼好，難怪那麼多人選擇不用大腦，爲何當初我選擇當用大腦的人？真的有點兒納罕。但這問題最好也不要想，因爲這正是一個用大腦思考的問題。使用小腦的人，不會去深究爲何當初用小腦的。

在網上，那些朋友們也漸漸回來了。我的舊同學大讚我突然變得平易近人，還約我周六有沒有空去各大商場，去購買今期《壹本便利》最新推薦的必買貨。既然是必買的，又怎可以不買？我塵封已久的電話，突然間大派用場。而一天裏ICQ的信息量，竟是平日的一倍。這太好了，頭痛解決了，朋友回來了。就讓我的大腦長期休息好了，既然用小腦那麼好，沒有理由自找苦吃，再用大腦思考。

在使用小腦思考的第四天晚上，我與朋友講了四小時電話，都是講麥浚龍的。睡的時候，已是凌晨的五時了，一路睡至翌日的下午兩時才起牀。

一起牀時，頭痛得比以往更厲害。整個大腦的葉區，都發出強烈的痛苦信息。吃了三粒止痛藥才能鎮痛楚，我最初還以爲自己得了急性腦腫瘤，要急急找醫生處方芬太尼來。後來見止痛藥也能產生效用，那就以爲可能昨天遲了睡，才得了強烈頭痛。之後數天，頭痛有如電視止痛藥廣告裏的主角，吃了一粒止痛藥，那個大師便消失了。但我吃了比平日多一倍的止痛藥，亦見不得讓那個大師消失。天呀，怎會這樣的。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止痛藥過了期，在不同藥房買了不同牌子的來。最初還有效，後來愈來愈沒效用。我真懷疑我非要服用芬太尼不可。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在我頭痛難擋時，我收到了中大圖書館的電郵，原來我忘了我借了一堆要用大腦去看的書，過了期還。雖然我已改了用小腦思考，但中大的過期罰款金額也不輕。因此，我急急忙忙去中大圖書館，告別些要用大腦去思考的書本。

愈接近中大圖書館，我的頭愈痛，痛得想找回敎祈禱團用C4炸藥炸掉我的頭。在進入中大圖書館那刻，我自己想大喊，但我壓抑自己大喊大叫的衝動。趕快把書還掉後，以爲頭沒有那麼痛，豈知痛得更厲害。

在痛得快要死了的時候，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份《信報》，標題上有篇文章，我好像有點興趣。開始閱讀後，頭痛紓緩了一陣子。之後突然想寫更厲害。我相信痛苦程度，可比得上孕婦分娩了。

那我立即衝入電腦室，把圖書館插在鍵盤的智能卡閱讀器上，開啓了Word，腦裏好像有大量的資料要輸出來般。我的手如打印機般把文字輸入在電腦上，我當時打字速度之快，嚇得身旁的大學生們目瞪口呆。

把文章寫完，將文章送到報館後，我的頭痛消失了。之後我做回用大腦思考的事，我的頭完全沒有痛了。

我對這症狀感到甚爲奇怪，跑了去相熟的醫生檢。做了磁力共振等複雜檢後，醫生說我的腦袋很正常，沒有任何癌變。只是我裝傻裝得太辛苦，我的腦明明不用小腦來運作，硬要由小腦來運作，適應不良的結果就是以痛作控訴。我的腦袋實在太奇了，大概我死後應像愛恩斯坦般把腦袋捐給醫院作研究。而醫生沒有開出任何藥物給我，他只在處方箋上很潦草的寫了四字。我看不明白那四個字是什麼，我把處方箋交給藥房那些潦草字迹辨認專家。他們告訴我，那處方是：「逃離香港。」

在這一刻我才發覺，原來我是否長於精神病院，其實分別不大。

為收回成本 康文署嚇怕健身客

筆者最近因緣際會下，因書店的抽獎得到了城中某間月費頗貴的健身中心會籍。免了入會費，首月月費也免了，不過第二個月就得付月費。因筆者入會期間在優惠期內，因此每月只需付200 多元的月費。

　　看起來，200 多元的月費相當昂貴。不過該健身中心的地點位於中環、旺角等旺區，加上筆者每天也會做健身，覺得也算接受得來。事實上，較低檔次的健身中心，月費也大概是200 多元左右。

◆私營月費200元 公營時租17元◆

　　但筆者將該健身中心的月費，與政府康文署營運的在市區的健身中心相比，那就發覺康文署的政府補貼下，仍然收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不合理費用。

　　根據康文署網頁的資料，市民要租用康文署屬下的健身中心的設備，要付每小時 17 元的租金。在新界的則廉宜一點，也要每小時 14 元。而康文署的健身中心，只包括使用健身設備和免費的沖涼地方。至於毛巾、沐浴露之類的東西，請市民自備好了。

◆私營免費贈送增值服務◆

　　而除了那間城中月費頗貴的健身中心之外，一般私營健身中心的月費約 200 多元，雖然有些仍保留有肥皂費之類的名堂，但事實上，在現時競爭激烈之下，那些像沐浴露之類的東西，已經是贈送。還未計那些贈送了的健康舞班，在康文署下，健康舞班可是要另外付錢的。

　　像筆者每天在健身中心做兩小時運動，若全部使用康文署的設施，也即每月使用六十小時，每月竟要付 1,000 多元來玩健身！若只是周一至周五做健身，也要付 680 元。就算只在周六至周日玩健身，以每月有四個周六和四個周日計算，也要付 272 元，還未計健康舞班的費用。

　　話雖政府的健身室不用付入會費，但長遠來說，政府健身中心的月費亦貴得不合常理。這因為私營健身室要向地產商付高昂的租金，還要維持大量器械的維修費用，還未計那些免費贈送的健康舞班、沐浴露、沖涼設備、免費脊骨檢查諸如此類，這些政府健身中心一律欠奉。而政府的健身中心不用付任何租金的，為何月費那麼離譜呢？

　　政府在制定收費時，往往以「回收成本」作幌子。照常理，政府不是一個牟利機構，而那些私營健身是牟利機構。私營機構訂立收費時，總要連利潤也包含在內，而政府只會向市民收取成本價，沒有理由出現私營健身室比公營健身室還要便宜的道理。

◆營運成本高於私人機構◆

　　但問題在公營機構因本身架構臃腫，以及其他的因素，令公營機構本身缺乏效率，導致縱使有納稅人的變相津貼（在政府物業營辦所放棄的租金是機會成本），營運成本仍會高於私人機構。如私營健身室的清潔工作，可以判給清潔公司。而他們聘用員工的薪津，亦會遠低於由康文署所僱用的公務員。

◆入會費作投資 利息收入可觀◆

　　另一方面，私營的健身中心在市場競爭下，亦會推出不少的增值服務來牟利。像筆者那間健身中心為例，最賺錢的當推那些健身課程，每一堂健身課程的費用高達 700 多元，而有不少女士參加這些健身課程下，健身中心的利潤總可以維持。另有不少健身中心本身也是美容中心，利用健身服務招徠美容客戶，也是一個好方法。

　　還加上那些會員繳付的入會費，若能善加投資，也能替健身中心帶來不俗的利息收入。這一如發行八達通的聯俊達公司，利用每位市民所繳的 50 元按金，打下今天八達通的基礎一樣。這些做法，政府康文署根本不能做，除非康文署的健身中心統統改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那麼康文署旗下的健身中心，可能成為香港郵政的翻版。

◆收費下調 造福市民◆

　　如果政府提供康體設施的月費，在納稅人津貼下遠低於私營的，確實造福貧苦大眾，當然值得保留。如果康文署的健身中心每小時費用減至 8 元，那確實有保留的價值。

　　但如果政府濫用「回收成本」這四個字，在提供非必要的公共服務時濫收費用，那麼那些服務根本應該被取消，既節省納稅人的資源，又可以令政府的架構更加精簡。

◆應切實檢討公共服務◆

　　筆者相信像康文署健身室般，收費不合理地高的非必要公共服務仍有很多，有待各位去發掘。只不過筆者近日沉迷健身，才去發現了康文署健身室的問題。

　　如果政府能淘汰這類公共服務，其實已經節省了很多的資源，省去了不少的人手，公務員也不必要去減薪。問題在，政府有沒有切實去研究現時政府公共服務的問題。

克服养儿恐惧才是最重要

生育率下降，影响到国家的人口替代水平，对国家前途造成一定的影响，着实令人担忧。作者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生育率下降的问题，认为有关方面必须着手提高新加坡年轻人对家庭制度的信心，并通过大众教育方式提高他们对养育子女的知识与认识，同时通过一些方式促进同一邻区家庭在养育子女上互相扶持与学习。

　　最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告诉他的国民，若任由新加坡的生育率处于低水平，将会使这个国家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吴总理的这番话并不夸张，虽然新加坡的移民政策非常宽松开放，但长期由移民来维持人口增长率，始终不是稳妥做法。移民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始终不及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

　　新加坡政府虽然在物质上鼓励国民生育，包括发放婴儿花红，给予家长们种种优惠，但仍然不甚奏效。笔者虽然不是新加坡人，但都明白新一代为何眼见有那么多的优惠，都不去生儿育女，甚至去结婚。

　　在此，笔者就野人献曝，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一些鼓励人民生多一点的建议。

对家庭制度不信任

　　首先，这代人不少都会害怕离婚这个问题。虽然新加坡的离婚率可能还不及香港或其他西方国家，但有不少曾经经历家庭风浪的新一代，想到离婚可能给下一代带来的苦头时，他们为免下一代白白受到家庭离异之苦，都可能选择不生儿育女，免得新一代来到世上就受尽苦头。

　　现今一代不敢生小孩，某程度上与人们对家庭制度的不信任有密切关系。一般人都认为家庭离异很普遍，而家庭离异所引发的问题，如抚养权争夺战、父母不和、缺乏其中一方的关怀等对小孩子不好，那人们对生小孩子的诉求便减低。若整个社会大环境能够不断改善，减少导致家庭离异的因素，那么人们就会放心一点生儿育女。

　　有关方面除了通过官方或民间组织为单身人士制造结识伴侣的机会之外，对于准夫妇或现有夫妇，也应提供多一点婚姻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如何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维持紧密的沟通，如何在拍拖的阶段，替未来的婚姻建立稳固的基础。

公众教育提高管教小孩知识

　　就算大部分夫妻都很恩爱，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也未必能够促使生育率急升。有不少夫妻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但想到管教孩子的麻烦时，就算有生儿育女的冲动也会急急打消。

　　而儿女管教的麻烦，不是多建几个政府资助的托儿所可以了事。托儿所只不过令职业妇女不用怕子女在上班时没有人照顾，但养儿育女时，还要顾及与儿女的沟通、儿女们的教育、小孩子的品格等。

　　在现在这个充满物质引诱的社会，一个小孩子已经可令父母们筋疲力竭。新一代的男女们都认为生儿育女责任大，又耗尽心力，与其卯上这麻烦，不如不生小孩子，管教儿女的麻烦，间接上是令新加坡之类的发达地区人民不愿多生小孩子的原因。

　　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发出婴儿花红就可以解决的。有关方面不妨多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提供养儿育女的知识及技巧，并推动同一个邻区的家庭多交流，互相交换养育的心得与互相帮忙解决困难，让毫无养育经验的年轻人有个基本的认识，又有个学习与寻找扶持的地方。

适度打开性禁忌

　　就算夫妇恩爱，也想生小孩子，但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下，生儿育女还得要过性能力这一关。若男士或女士们因工作压力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出现性生活问题，甚至因此出现婚姻问题，哪还谈什么促进生儿育女。

　　在新加坡一类较保守的东方社会，大家普遍上视性为一种禁忌。就算性生活不愉快也不敢讲出来，结果政府也未必知道原来人民并不是不为，只是不能。当有很多人面对性生活问题时，试问生育率怎可能会高？

　　香港的家庭计划指导会和美国辉瑞药厂，在香港的地铁车站都有大规模的广告，推广针对男性性问题的检查。笔者认为新加坡政府也应大力推动民众主动向医生或专业人士寻求解决性生活问题的途径，甚至推出“伟哥津贴”也未尝不可，好让那些想生儿育女，但老是找不到不育原因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向社会作出贡献。

深入了解家庭生活的改变

　　对于新加坡这类小国，生育问题当然不是私事那么简单，还可能是涉及国家前途的大事。但正由于生儿育女的事如此私人，若政府只懂得投下金钱在硬件设施或金钱奖赏，而没有从家庭和性方面的问题对症下药，总理如何声嘶力竭要求提升生育率也是徒劳无功的。

　　这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应尽早展开全国性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研究，并以此制订新的家庭及性教育政策。深入了解国人对家庭和性生活的观点，有助订立更加完善的政策，那时新加坡的生育率就不再用政府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