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突传辞职，照现时亲北京阵营的言论来看，董建华的离去已成定局。由于董建华仓促离开，除非中国政府邀请陈方安生出任特首主持大局，否则以现时香港的政治发展来看，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爵士，是接任特首不二之选。
从中共传统的成分来看，由曾荫权来当特首政治不正确。他出身自皇家警察世家，父亲和弟弟都曾效命殖民地警察当局。受争议的专业人士居英权计划，他也是总舵手之一。
曾荫权也曾是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手下的猛将之一，在回归前数天接受英帝国爵级司令勳章（Knight of British Empire，简称KBE）。由出身而论，他比与中共有一定渊源的陈方安生更不适合当特首。
但由于中共迟迟不搞普选，又反对在英治年代大搞民主，结果北京悉心栽培的民建联，以至代表商人的自由党，全部未经足够磨练，根本难成大器。要延揽足够的人才担当治理班底，中国政府要忍痛撇除成分论，对港英政府训练出来的官员委以重任。对北京而言，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抉择。
不过，从目前的困境回溯，可看出港英对官僚的训练可算相当到家。除了印度和非洲那些前英殖民地，能够在英国人管治经验中加以发扬光大的共和联邦国家，不少在独立后都取得不错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反殖的同时，对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加以发展，令新加坡取得今天的成绩。
在中国政改和香港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政府如何透过香港，吸取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智慧，笔者相信，这才是曾荫权被委以重任的真意义。那么，英国人有什么政治智慧，借得中国人借鉴？
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中国民众一般最认识的香港公务员制度优点，莫过于香港廉政公署和高薪养廉制度，因为在传统上，中国民众都渴望官僚能够清廉。
但曾经在殖民地政府任职的人，都知道香港公务员系统得到嘉许，并非只有廉署、高薪养廉等特点。整个殖民地政府的其中一项运作特色，那是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先从小节来看，殖民地政府内部的文件管理是相当严谨有序。由文件的保密等级，以及文件的分类存档，英国人留下一套有系统的制度。由文件管理，大家可以看到英国公务员基本上做到按清晰明确的本子办事，现时中国官僚爱怎样做就怎样，什么常规都不理的心态，才搞得中国上有政策、下层胡来的混乱状况。
董建华在这七年来，经常破坏英治年代的常规行事，曾荫权爵士应来个拨乱反正。
另一方面，英国人在香港虽然没有搞民主，但经历1967年中共发动的反英暴动的教训，英国派来的官僚时常低调地微服出巡，视察民众生活状况。像七十年代的总督麦理浩勳爵，经常一个人坐电车低调视察，为房屋和免费教育政策打好基石。英国人搞民本施政，建基于官员愿意放下身段去了解民情。
在推行政策时，英国人搞的咨询工作绝不马虎。由委派个别官员向传媒放汽球测试风向，到推出绿皮书（Green Paper），让民众在多个不同可行方案作出讨论，再推白皮书（White Paper）将政府建议再让公众讨论一次，到最后送入立法会成为法案。当中经过无数的争论，到了立法会时，议员根本不能反对。
董建华上台后，咨询文件一开始便去到白皮书阶段，公众全无选择可言，加上董建华政府编写的咨询文件粗糙不堪，与英治年代的踏实不能比，这难怪政府政策频频撞车。笔者相信，曾荫权对这点要引以为鉴。
没有绝对敌人
在中国政治，一般有基于意识形态，讲究对手出身背景的绝对敌人。像亲北京阵营，一般视民主派为仇敌。董建华当政时，也甚少主动拉拢民主派，作为政府的盟友，任由他们的力量变成反对力量。
在英治年代，务实的英国人没有绝对的敌人。彭定康拉拢民主派作为政改方案的主要盟友，但反对政改的民建联中人，英国人亦不介意给予肥缺。像再培训局主席，彭定康便给了民建联的谭耀宗出任。
中国人搞政治的大忌，就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述，那种全赢全输的政治思维，粗疏地把世界视为只有黑白两色的世界。董建华在任内与民主派不共戴天，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中国人搞政治要进步，就要学殖民地官僚那种只有永远利益，没有永远敌人的务实做法。在个别政策上，拉民主派做政府盟友，在另一些政策，就与另一些政党结盟。笔者相信，曾荫权能在这点胜任愉快。
曾荫权并非圣人，他有着存在于凡人之间的很多问题。不过，如果他能善用他在英国人身上学过的技巧，笔者相信香港可以有所作为，也是结束中国不理性“身份”政治的一大里程碑。就由香港人去证明，不问背景，不问民族，唯才是用的想法，才是中国的正确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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