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7日 星期一

英国治港年代的智慧

董建华突传辞职,照现时亲北京阵营的言论来看,董建华的离去已成定局。由于董建华仓促离开,除非中国政府邀请陈方安生出任特首主持大局,否则以现时香港的政治发展来看,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爵士,是接任特首不二之选。

  从中共传统的成分来看,由曾荫权来当特首政治不正确。他出身自皇家警察世家,父亲和弟弟都曾效命殖民地警察当局。受争议的专业人士居英权计划,他也是总舵手之一。

  曾荫权也曾是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手下的猛将之一,在回归前数天接受英帝国爵级司令勳章(Knight of British Empire,简称KBE)。由出身而论,他比与中共有一定渊源的陈方安生更不适合当特首。

  但由于中共迟迟不搞普选,又反对在英治年代大搞民主,结果北京悉心栽培的民建联,以至代表商人的自由党,全部未经足够磨练,根本难成大器。要延揽足够的人才担当治理班底,中国政府要忍痛撇除成分论,对港英政府训练出来的官员委以重任。对北京而言,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抉择。

  不过,从目前的困境回溯,可看出港英对官僚的训练可算相当到家。除了印度和非洲那些前英殖民地,能够在英国人管治经验中加以发扬光大的共和联邦国家,不少在独立后都取得不错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反殖的同时,对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加以发展,令新加坡取得今天的成绩。

  在中国政改和香港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政府如何透过香港,吸取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智慧,笔者相信,这才是曾荫权被委以重任的真意义。那么,英国人有什么政治智慧,借得中国人借鉴?

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中国民众一般最认识的香港公务员制度优点,莫过于香港廉政公署和高薪养廉制度,因为在传统上,中国民众都渴望官僚能够清廉。

  但曾经在殖民地政府任职的人,都知道香港公务员系统得到嘉许,并非只有廉署、高薪养廉等特点。整个殖民地政府的其中一项运作特色,那是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先从小节来看,殖民地政府内部的文件管理是相当严谨有序。由文件的保密等级,以及文件的分类存档,英国人留下一套有系统的制度。由文件管理,大家可以看到英国公务员基本上做到按清晰明确的本子办事,现时中国官僚爱怎样做就怎样,什么常规都不理的心态,才搞得中国上有政策、下层胡来的混乱状况。

  董建华在这七年来,经常破坏英治年代的常规行事,曾荫权爵士应来个拨乱反正。

  另一方面,英国人在香港虽然没有搞民主,但经历1967年中共发动的反英暴动的教训,英国派来的官僚时常低调地微服出巡,视察民众生活状况。像七十年代的总督麦理浩勳爵,经常一个人坐电车低调视察,为房屋和免费教育政策打好基石。英国人搞民本施政,建基于官员愿意放下身段去了解民情。

  在推行政策时,英国人搞的咨询工作绝不马虎。由委派个别官员向传媒放汽球测试风向,到推出绿皮书(Green Paper),让民众在多个不同可行方案作出讨论,再推白皮书(White Paper)将政府建议再让公众讨论一次,到最后送入立法会成为法案。当中经过无数的争论,到了立法会时,议员根本不能反对。

  董建华上台后,咨询文件一开始便去到白皮书阶段,公众全无选择可言,加上董建华政府编写的咨询文件粗糙不堪,与英治年代的踏实不能比,这难怪政府政策频频撞车。笔者相信,曾荫权对这点要引以为鉴。

没有绝对敌人

  在中国政治,一般有基于意识形态,讲究对手出身背景的绝对敌人。像亲北京阵营,一般视民主派为仇敌。董建华当政时,也甚少主动拉拢民主派,作为政府的盟友,任由他们的力量变成反对力量。

  在英治年代,务实的英国人没有绝对的敌人。彭定康拉拢民主派作为政改方案的主要盟友,但反对政改的民建联中人,英国人亦不介意给予肥缺。像再培训局主席,彭定康便给了民建联的谭耀宗出任。

  中国人搞政治的大忌,就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述,那种全赢全输的政治思维,粗疏地把世界视为只有黑白两色的世界。董建华在任内与民主派不共戴天,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中国人搞政治要进步,就要学殖民地官僚那种只有永远利益,没有永远敌人的务实做法。在个别政策上,拉民主派做政府盟友,在另一些政策,就与另一些政党结盟。笔者相信,曾荫权能在这点胜任愉快。

  曾荫权并非圣人,他有着存在于凡人之间的很多问题。不过,如果他能善用他在英国人身上学过的技巧,笔者相信香港可以有所作为,也是结束中国不理性“身份”政治的一大里程碑。就由香港人去证明,不问背景,不问民族,唯才是用的想法,才是中国的正确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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