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港人仍对普选着紧

台湾的“三合一”县市选举之外，对香港人而言，12月同样是决战的月份。先有12月4日反政改大游行，之后，12月21日，就是传闻中政改方案的表决日。

　　本月4日当天，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亲自挂帅，“争取普选大游行”香港街头再现拥塞场面。

　　大游行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出现争议。香港警方的估计是6万3000人上街，而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则说，参加的约有25万人。

　　特首曾荫权强调，不要围绕数字作争辩，当局稍后将有独立统计报告公布。对于游行的诉求，他也回应：可在有限空间内对政改报告进行调整。

　　大家都满以为，中国换了曾荫权接任特首，市民对普选的诉求便会大减。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女皇律师号召下，香港市民对普选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报纸打起的广告大战，令情况好不热闹。到底为何曾荫权上场后，市民仍坚持争取普选？

对丑态百出的人物不满

　　无可否认，曾荫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特首。他早上四时便起床，向他的下属发电邮，商谈政策。纵然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但他的勤奋程度不会比他前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来得差。

　　但并不是每一个未经普选锻炼的政客，都会像董建华和曾荫权，勤奋去做好每一件事。香港立法会，有一批占着席位，但什么事都不做，毫无建树的议员。这些议员之不济，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在2003年七一期间，向示威群众出示粗口手势的黄宜弘。光是他在2003年的不雅举动，若在新加坡政坛上早已受严厉谴责；在换届选举中，就算反对党也都会不好意思推这些人出来选。

　　但在功能组别制度下，靠父亲遗下的人脉关系，他就是可以照样自动当选，继续在议会内睡他的觉。试问这种奇怪的制度，怎会不令香港人感到愤怒？

　　黄宜弘都还算经历过选举，而香港的内阁部长们，不像新加坡都是国会议员出身，选举未经历过，便坐上了内阁部长的位置，那是更等而下之的一批。已经辞职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无避嫌概念，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言论之无礼，是令人侧目。

　　现在留下来的，像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所管的部门，已是屡出丑闻，包括红湾半岛拆卸事件、领汇风波、以及最近由审计署所揭出来的嘉亨湾事件。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部长早就要下台问责，但孙明扬就是老神在在，仍做他的局长。光是政府内的光怪陆离的事，就已经令香港人不能放弃对普选的诉求。

政治人才枯竭的担忧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普选的渴求，亦源于英治时代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陆续退休。

　　现时在政治舞台上，公务员出身的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都是英国人培训出来，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政务主任并不是一个训练政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政务主任并不是政治职位，在殖民地年代主要还是落实英国人政策的工具。但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任期间，为了全力应付与中国就政改问题恶斗，他将香港内政的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财政司曾荫权。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的机缘下，才有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被塑造成治港人才。

　　政治人才需要长时间培养，非经过普选的历练很难成事，而且普选了，还要等待机缘才有好的政治人才出现，大家看人民行动党，如何苦心寻找良才参与国会大选便知。差不多李显龙上场，就要思考谁来接李显龙的班。如果没有普选时间表，试问香港市民怎会放心香港未来，仍会有足够的人才管治？

　　而更糟的是，现时亲北京人士的政治人物，很多是不孚人望，北京长期扶植，也还得不到香港市民所接受。

　　像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大学优等生，受英式教育，而且又经历过直选的洗礼。但很不幸的是，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差，若非现时香港实行很奇怪的比例代表制，笔者质疑他成功进入议会机会。

　　曾钰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亲北京的建制内中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尽快实行普选，香港人迟早会闹管治人才荒，但由于中港文化差异，京人治港根本是不可能，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

　　李光耀曾经说过，香港的政制不幸穿了一套紧身衣。现时这套紧身衣紧得香港快要窒息，如果北京还想香港对中国有实质贡献，在香港尽早实施普选，放松紧身衣，已是别无可选的选择。

　　香港人在12月4日上街，表达就是他们的焦虑，不论游行人数多少都应该聆听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