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典377A条：香港的经验

近日，新加坡为了《刑事法令》377A的存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对笔者而言，这种双方阵营的联署大战是似曾相识，因为在香港，保守与非保守阵营，都经常在互联网动员群众，发动这类联署战。

　　新加坡现时将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性行为刑事化，源自于，英国法典，在一九九一年前，香港的刑事法典亦有同样的条文。而香港在废除类似法令条文上，亦遇过重重险阻，而香港的经验，可以为双方阵营借鉴。

　　一宗血案扭转形势

　　在1967年，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本土管治范围，废除了同性恋刑事法令。英国很理所当然，会将联合王国本土法令引进殖民地。在1969年，当时殖民地政府提出将这项英国法律应用香港时，遭到华人团体强烈反对。由于当时六七暴动刚结束，社会尚未复原，因此政府放弃引进相关法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私底下同性恋卖淫活动相当活跃，政府就用类似法令去对付这类活动，结果不少人都因同性恋被捕，当中不少与这类卖淫活动无关。全球不少政府很怕类似377A法令出现，并非因为政府有意鼓励同性恋，而是因为这类法令，实际上要做到不主动执法，并不容易。

　　1980年，皇家香港警察拘捕一名驻守新界的督察麦乐伦，指他与一名18岁的华裔男子，触犯八项粗犷性行为罪，亦即与377A相关的条文。后来，麦乐伦身中五枪身亡，而死因调查法庭裁定结果是死因不明。这宗神秘的死亡事件，引起公众对类似377A条的法律条文，能否妥善执行的关注。政府最后指派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有关条文能否保留。

　　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建议将有关行为列为非刑事罪行，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事检控，但同样地，因为这类行为伤风败德，亦不会受到法律保障。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绿皮书，引起香港教会与同性恋权利分子唇枪舌剑，但政府最终在1991年，将有关法令提交立法局，并获三读通过。

　　请由执法机关角度去考虑

　　香港主流社会与新加坡一样，对同性恋是保守的，在流行音乐容纳同性恋题材，也是近年何韵诗才敢做的事。但为何香港政府，仍然抵受教会的反对压力，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法令付诸实行？

　　对执法机关而言，他们先要考虑打击的，并非两名男子私底下干的行为，而是娈童癖一类的刑事罪行。倘若有人举报邻居是同性恋的，作为执法者要处理这类举报，会否影响警察在处理其他更需要打击罪案，例如嫖童妓、狎玩男童、嗜毒等行为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特别现时不少海外输入的人才，他们可能正是同性恋者，这种法律上不清晰的情况，对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对同性恋的人才而言，已经废除了相关刑事法律的香港，明显更令他们安心。

　　而1980年香港麦乐伦案反映的是，如果有关条文难以清晰执行的话，执法机关很容易像中国成语所讲，陷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而立法者立法时，维持社会风俗固然重要，但亦要令执法者做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下，而修改377A或废除377A，并非对社会一贯风俗的挑战，而是执政者要维持执法者公信的需要。

　　除此以外，英联邦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刑事罪行构成元素，除了犯罪行为，还有难以用中文翻译的Mens Rea（犯意），这代表促使犯罪者进行犯罪的思想元素。同性恋明显是一种先天倾向，这是科学可以证实，而私底下的性行为，不像与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犯罪，要用强制责任（Strict Liabilities），单凭犯罪行为便可惩治。保留377A，与新加坡一贯行使的普通法是有一定冲突。若非如此，英国、香港和澳洲也不会陆续将类似 377A的法令修改。

　　当然，李显龙总理维持立法，笔者是可以理解，当公众反对声音强烈时，或公众未完全明白政府将有关行为非刑事化的用意时，政府维持377A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如英国政府在1969年，也曾因公众压力撤回同性恋在香港非刑事化立法一样。

　　但笔者相信，关于，377A的辩论亦不会因此结束，而笔者希望赞同废除377A的人，是以立法者和执政者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社会风气偏向保守的南洋，借机大搞同性恋平权运动，其政治和社会冲击都太大，现时并非合适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代入新加坡政府角度，总理这次保留377A是无可厚非，但长远政策而言，对377A动手术，令法律条文本身既合符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新加坡的民情，也许难以避免。

黃金周濫加價 酒店殺雞取卵

近年，一提到五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這些中國長假期，香港的旅遊業界無不感到興奮莫名，因為這代表着有大量中國遊客南來。而中國遊客的消費力，隨中國經濟發展變得很驚人可觀。

租金貴設備差 物不符值

　　中國經濟進入泡沫時期，香港旅遊業如何不濟也好也會生意滔滔，皆因泡沫之下消費行為無理性可言。但中國經濟泡沫一爆破，香港旅遊業能否生存下去，筆者倒對此打了一個問號。而近日筆者替不少外籍，以至中國來的客戶朋友找酒店的經歷，更令筆者感覺到，香港旅遊業一旦遇上大風浪，幾乎是死定了。

　　去過東京作極慳儉公幹旅行的人，特別像筆者這種小商人，都會住過在東京市中心區一些在JR或地鐵站沿綫，房間面積可能百餘呎也不到，僅能把一張床，以及獨立廁所放入的超小型酒店。這類酒店當然談不上豪華，但每天租金，就算在旅遊旺季，也約50美元至80美元一天，而且有免費高速寬頻，綠茶供應。

　　但香港市區，北角有一間規格比東京同類酒店爛得多的酒店，租金卻接近80至100美元，而且這100美元的日租，除了毛巾、被鋪、熱水和冷氣，甚麼都沒有供應。三小時無綫寬頻上網，盛惠40港元，全日就要120元。這收費被筆者來自中國的客戶，戲稱為「非洲價」。而房間內，亦不會有甚麼熱飲供應。結果筆者這位來自中國的客戶，只好用電訊盈科的Wifi服務，那只是20元一天，而且很容易買到增值券。

　　來自中國的商務旅客，當然已經不像往日般，對海外酒店的價錢一點概念也沒有。就算在華府、紐約這類，美國東岸物價指數高的地區，酒店普遍房租起碼要80美元以上也好，一般都會有無限寬頻上網，以及飲品供應。接近200美元那些酒店，很多已是連鎖經營，商務客戶可以賺飛行里數等好處，而且房間內有廚房等設備，相當巨型。香港的酒店服務如此物不符所值，當經濟泡沫爆破時誰還會去香港旅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後來筆者為了預算的需要，讓客戶入住由香港明愛管理的酒店，過往教會管理的酒店，那是青年背包客才住的。但最後發現，教會管理的酒店，雖然每日租金也接近100美元，但酒店房間的面積是北角那間酒店同價錢的三倍，設備水平與海外同價錢的商務酒店相若。而筆者的客戶，竟然對教會辦的酒店服務感到最滿意，認為物符所值，盡管酒店位處香港仔田灣。

經濟好謀暴利 做壞品牌

　　香港地價昂貴，當然沒有人否認，但難道東京、紐約等城市工資、物價和地價也很便宜乎？歸根究柢，香港商人在金融風暴後，沒有戒掉在97前泡沫經濟期間，那種殺雞取卵，急功近利的做生意心態。在經濟好時就視客戶如羊牯，謀取暴利，做壞品牌，在經濟不好時，就裁員又裁員，減薪又減薪，老是把經濟不好的責任，推到外圍環境，或員工競爭力不濟之上，有沒有想過，他們做生意的心態，才是他們在逆境中不堪一擊的原因嗎？

　　為了香港在這次泡沫過後，還能撑下去，旅遊發展局一眾吃納稅人俸祿的高層，是不是應該安排一群匿名員工，以一般顧客的身份去光顧各大酒店，並就他們的營商手法給予意見。如果那些酒店給了意見後，也是愛理不理的話，那一旦香港經濟受到外圍因素的重大影響，就不要再求政府甚麼援助了。

　　在市場經濟下的商人，是應該為他們愚蠢的商業手法和決定承擔責任，這不是納稅人應該去承擔的責任。未雨綢繆，從來都是經濟好景時要做好的事，商業決策者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