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起動」 掃走民粹政客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戰，除了互聯網在動員選民上的角色值得留意外，還有另一個現象需要關注，就是由何秀蘭發起的新政治團體「公民起動」，可以在灣仔這個地方勢力強橫的地區，以五戰三勝的成績幾乎把民建聯掃出灣仔區。若連中西區觀龍選區也計入公民起動的帳上，公民起動的崛起實在令很多人大吃一驚。

　　論資源，公民起動遠遠不及民主黨。民主黨近年在不少地區，都參考了民建聯建立地區網絡的手法，大搞文娛康樂、蛇宴齋宴等活動籠絡選民。在地區事務上，民主黨、民協甚至前線的民粹程度，與民建聯完全不遑多讓。但公民起動8月才開始選舉工程，也沒有搞這類籠絡選民活動，政綱完全不民粹。何秀蘭支持娼妓合法化的立場，更被葉國謙等民粹政客用作攻擊武器。為何公民起動最後把灣仔三個保皇黨選區攻下來，還攻陷了西環觀龍地區這個民建聯根據地？

◆擁執政宏圖 社區建實力◆

　　筆者由1999年開始，有時候都會在政策研究工作上，向何秀蘭提供一些意見。以筆者所見，協助何秀蘭的人，多是一些反對香港民粹政治的人，對蛇宴齋宴滿天飛的現象，相當看不過眼。當時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在蛇宴齋宴以外，民主派還有甚麼可行出路？

　　公民起動很大程度，是何秀蘭最後給反對民粹政治的人的答案。香港的政黨，除了由陸恭蕙發起的民權黨，全部都是反對黨。但香港的反對黨，除了想著要爭取更多席位，沒有任何執政的宏圖。沒有執政宏圖的政黨，最後會變得對社區經營缺乏視野，除了蛇宴齋宴之外，他們不會負任何責任。

　　筆者很欣賞民權黨，因為民權黨是香港極少數有當執政黨意圖的政黨。但民權黨最大問題，是空有理想，沒有任何可供操作的目標（Operational Goal），結果民權黨變了一個紙上談兵的政黨。

◆有勇有謀 切實解決社區問題◆

　　而公民起動很大程度上，補救了當年民權黨的缺點，公民起動在這次選戰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取得灣仔舊區的控制權，然後利用區議會的有限資源，與民主派合作，在灣仔經營社區，逐步建立執政的經驗和實力。

　　所以公民起動的議題很清楚，那就是好好經營灣仔這個社區，盡可能取得社區多贏的局面。至少公民起動在灣仔修頓區的政綱，便不會提出要把灣仔的酒吧趕出社區。如果由民協來做，民協一定會提出要禁絕酒吧之類民粹政綱，那並不是一個負責任執政者應有表現。

　　更重要的是，公民起動的候選人，甚至提名人背景有相當實務基礎。像修頓選區的金珮瑋，她是社運界有名人物，是搞非政府組織（NGO）出身的。NGO的人，大多理論與實務策略思想兼備，有勇有謀之輩，擅於在有限資源內做應該做的事。渣甸山選區的提名，便是前港府高官鄺其志，加上23條關注組一眾律師的仗義幫助，以及在網上公民社會社群的協助，公民起動給予社區人士的感覺，不單是熟悉社區問題，而且能實際去解決問題，給予了他們社區的願景（Vision）。

　　在保皇勢力長期盤據的灣仔區，民建聯及親中人士根本把社區搞得一塌糊塗，公民起動簡直是久旱逢甘露，他們在助選團人數不足下乘勢而起，並不是只是如七一人民批中人所言，靠政治明星那麼簡單。

◆資源有限 也可與民建聯對壘◆

　　公民起動清楚告訴大家，民主派要在保皇勢力盤據的地區，把民建聯掃出社區，一定要提出蛇宴齋宴以外的辦法。民主派資源有限，大家鬥蛇宴齋宴，根本沒有那麼多資源與民建聯比拼。

　　如果民主派其他政黨繼續訴諸民粹，筆者可以肯定，日後主導香港政局，除了是有中央無限資源支持的民建聯，便是余若薇等人為首的一眾大律師，以及由何秀蘭領導的公民起動。要鬥民粹，選擇民建聯便成了，根本不用考慮民主派，只要公民起動能夠堅守宗旨，筆者相信20年後，香港說不定就由公民起動執政。公民起動有點像民進黨和人民行動黨，是行動與理念結合的政黨，這類政黨最後會結束香港民粹政客滿天飛的局面。

組織時代的終結

互聯網上的公民社會，確實帶來了政治學上的一場變革。 Flash Mob用的技術，都是現存的舊技術，但由舊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已經帶來了很多的變數。未來到底會如何？會有什麼新政治現象出現，這已成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筆者認為 E- politics 有趣的地方。

今年的夏天，對網絡政治學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今年出現了兩個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不可能出現的事。在今年五月， Flash Mob（「快閃黨」）在紐約誕生，之後西方多個國家，以至新加坡都出現 Flash Mob這一種近乎無特定目標的群眾運動，嚇得很多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者目瞪口呆。

而今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民主派政黨缺乏動員力量之下，單靠傳媒以及互聯網的相互作用，竟然可以號召五十萬不滿政府的人民上街示威，亦導致政府要推遲《國安條例》草案的二讀，葉劉淑儀和梁錦松亦在七月一日後辭職。

上述兩個現象，用沿用的社會科學理論很難解釋得到。 Flash Mob的出現本身已是有點難以解釋，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只是為了玩竟然聚集在一起，這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七一遊行，除了用民心的向背這個含糊得不能再含糊的解釋外，這群人為何會在缺乏組織動員下跑出來反對政府？

還記得筆者在 2000 年4 月在《明報》論壇版寫首篇網絡政治學文章時首段所言，政治上的重要變革與技術上的變革密不可分。技術上的變革之所以帶來了政治上的變革，因為技術變革擊破了以往用以維持原有政治體制的元素。如火藥令歐洲的城堡無用武之地，令封建制度崩潰，民族國家取而代之。而要了解這些源於互聯網的新群眾運動，我們要先了解組織的本質，才能了解為何互聯網將組織在政治學上的地位終結了。

組織的本質

以往，要顛覆一個政權，以至團結集體力量去改變政府的政策，組織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組織扮演著傳遞資訊、凝聚政見相同的人的力量以及保護顛覆者不受當權者所拘捕的角色。

而以往需要組織，因為資訊傳遞並不容易。在國民政府時期，居於廣州的共產黨員甲，與居於北京的共產黨員乙要相互通訊不容易，而反對國民黨的人，亦不容易知道哪裏有同道中人。在資訊傳遞成本高昂下，那必須有一個組織，以有效率的方法去讓共產黨員相互通訊，而組織亦可以聚集一群人的力量，出版大眾傳播刊物，讓同道中人知道哪裏找到共產黨人。

任何顛覆的政見，都不會為當權者所容，所以組織還負起保密通訊，以及保護同道中人的責任。因此革命時期的共產黨，有很多秘密通訊的機制，而共產黨組織軍隊，除了要奪取權力外，還負起保護共產黨人的作用。

亦由於組織在顛覆現有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共產黨到今天仍然很在意控制組織的出現。共產黨最不可能開放的就是結社自由，所以法輪功被鎮壓，因為法輪功本身就是一個組織，任何政見有異於中共，不受中共控制的組織的出現，對中共都是一個威脅，也是源於中共對組織這個機制威力的深刻體會。

不過，互聯網的出現，卻取代了以往組織所發揮的功能。像要找同道中人，在互聯網上的各大討論區，已是一個資訊市集，要找到同道中人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電訊、 ICQ和各類短訊普及下，要相互通訊更是容易得很。

互聯網通訊所具有的匿名性質，已經減低了持異見人士在現實世界上為當權者所打壓、拘捕的機會。而互聯網的通訊量大得可怕，漏網之魚的數量遠遠多於被當權者捕獲的「魚」的數量。加上很多加密科技，已經不是為軍方或情報機構所壟斷，民間所開發的加密通訊科技，如 PGP，已經相當的強勁而不容易為情報機構所破解。只要有一種政見在網上存在，就會很快出現一個社群（ Community），這不需要組織的紀律、管理方式等去維持，這使「現代」組織步向終結。

Flash Mob與七一遊行

Flash Mob正正反映了組織的終結。在網上有一群「無聊」的人，將某種「無聊」的想法，如聚集一群人在玩具反斗城對恐龍膜拜等在網上提出，然後經討論區、電郵、 ICQ、 MSN、 SMS等廣為傳播，找到同道中人。同道中人以匿名身分取得聯絡方法後，再行約定行動的內容，之後便出現百多人「無聊」的反轉玩具反斗城。這一連串行動的關鍵，在於資訊的傳達。很可能一萬個收到 Flash Mob行動號召的人，只有幾百人會確實履行承諾參與行動。但這樣大的量，已經夠嚇得眾人目瞪口呆。日後任何群眾運動，只要有一群人抱持某一種思想便可以忽然出現，當權者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中聯辦在檢討七一遊行時，認為他們對民意掌握不足，才沒有做好支持二十三條的游說工作。中聯辦偏聽固然掌握不了民意，但事實上，除了那些在長時間上網的人，誰都不能準確地掌握民意。籌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不斷地估錯數，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絡，他們把反對 23 條的資訊，反對董建華的資訊四處傳播。傳播的效果固然難以掌握，那些人收到資訊後確實參與遊行，也是很難掌握。中聯辦就算知道網上的民情，如何做宣傳也無從談起。任何傳統的組織工作，無論如何都注定失敗。就算是民間人權陣線，這是所扮演的角色都只是法律上代人民承受實質法律後果的「代理人」，以及做了 Flash Mob發起人的角色，把一個「意念」公布天下，就是那樣多了。

民眾運動突然發生

對於當權者而言，互聯網上的「快速動員」機制的成熟，是一個長年累月的威脅。因為 Flash Mob動員技術日漸成熟後，由一個民眾運動的意念公布天下，到民眾上街進行行動，可能需要的是數天，或只是十數小時的時間。可能等到數以萬計的民眾在街頭聚集，政府才恍然大悟發生了什麼事。

以往一個「意念」由政治哲學家提出，直到以民眾運動形式實行，可能需要十數年，甚至百年的時間。像共產主義，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出版《資本論》，到俄國人列寧推翻俄國政府，要的是一代人的時間。但 Flash Mob式政治運動，由出現到實行，要的卻只是數天。只要出現民眾喜歡，民眾運動可以隨時隨地出現。

亦由於民眾運動隨時發生，如果 Flash Mob在中國開花結果，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可能在解放軍未入城前已經包圍中南海，軍車在北京城外受民眾包圍動彈不得，甚至有解放軍倒戈也不知發生什麼事。現有《公安條例》要求舉行集會前要作七天通知，在互聯網時代亦變得不切實際，彭定康時代的廿四小時通知，都變得不切實際。因為互聯網上要發動示威，十數小時便可以了事。

政治學的觀察者，以至政府官員沒有可能追得上互聯網的速度和脈搏。在互聯網普及的地區，革命可以隨時發生，組織的崩潰會帶來政治上的骨牌效應。亦由於互聯網本身已經極具動員能力，政黨或很多傳統民間組織的存在意義亦會被挑戰，被質疑，由新類型的政治社群所取代。由於政治社群紀律薄弱、匿名性高，而且會員流動性強，日後要將人們的政見分類愈來愈困難，左右的分野不能反映人在政見上潛在的多元性。

互聯網上的公民社會，確實帶來了政治學上的一場變革。 Flash Mob用的技術，都是現存的舊技術，但由舊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已經帶來了很多的變數。未來到底會如何？會有什麼新政治現象出現，這已成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筆者認為 E- p olitics有趣的地方。

新聞處如「攔路虎」 董難改善公關

特首董建華在較早前公開表示，他本人在政策、政治和公關3個P中，政策做得最好，公關做得不大好。

　　董建華認為政策最好，這個說法令人失笑。不過，要改進董建華在政策和政治上的質素，這恐非可以在他餘下任期辦得好的事。相反，公關與政治和政策兩個P相比，是比較技術性的。

　　董建華要做好一點，令嫁羡多點正面輿論，並不是非常困難。

◆有求不應 難獲嫁羡支持◆

　　公關簡單點來說，就是向嫁羡做好政策的市場推廣 工作。對於任何機構，要搞好公關，首先要搞好企業傳訊部門。而政府的企業傳訊部門，就是政府新聞處；但現時政府新聞處，卻是嫁羡輿論不能正面的其中一個主因。

　　一般來說，前線記者對政府新聞處印象都不會是好。這因為任何傳真往政府新聞處的查詢，除非在查詢上表明如不在指定時限內答覆，就會不理政府答覆刊出來，否則政府一般都不會迅速回應記者的提問。政府新聞處缺乏效率，令前線記者經常陷於麻煩之中。這樣子的新聞處，已不可能爭取嫁羡的支持。

　　筆者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電腦記者，有些公司的公關，經常處理到嫁羡所提出的借機測試、提出新聞資料等要求，愈有求必應的公司，他們與電腦記者的關係也愈好。同樣的道理，如果政府新聞處對記者的提問有求必應，記者也是人，他們報道時也會「手鬆」一點。

◆新聞官罵哭記者 公關大忌◆

　　公關的大忌，就是在記者面前擺官架子。如在記者面前作出訓話，或在採訪時作出很多不必要的限制。偏偏回歸後，政府新聞處的官員又愛作出訓話，更對採訪作出諸多限制。

　　現任新聞處處長蔡瑩璧，已經有過對記者訓話的紀錄。在七一那段時間，一名實習記者在「扑咪」時，錯誤擊中政務司司長的頭，曾蔭權沒有責難記者，但一位長駐政府總部的新聞官，卻把這名記者罵哭了。在公關的常規上，這名新聞官的做法是犯了大忌。

◆可委顧問檢討 公關外判◆

　　任何公關人員，都要明白要對記者提供最大的方便。筆者初當公關顧問時，已有行家忠告，莫得罪電視台的 cameraman（攝影師），要對電視台的技術人員給予最大的協助。但蔡瑩璧與行政署提出，在政府總部設下新聞採訪限制，引來嫁羡罵聲四起。在政府民望一等低之時，還要擺出官架子，如此新聞處處長是不是應該被問責，辭職下台好讓董建華改組新聞處？

　　若董建華是有心做好公關，政府新聞處是當中的關鍵。現時政府新聞處公關表現之差，已為記者們所熟知。在民望如此低的時候，政府亦承受不起新聞處經常激怒記者所帶來的累積後果。

　　既然新聞處不能專業做好份內事，董建華應考慮委任獨立的公關顧問，檢討政府新聞處的運作，並提出一個可行的改革建議，這連串改革包括了政府新聞處文化、架構和運作方式的改革，以及考慮將部分公關工作外判給私營公關公司，以改善政府形象。

　　公關並不是問責官員出來多做「秀」便會做得好，如果董建華還未認知政府新聞處已經變成官民之間的攔路虎，天才都幫不了董建華改善公關的。

抗炎英雄猛赞香港传媒

香港抗沙斯英雄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电台节目中公开赞扬传媒在抗炎上作出的贡献。
　　
自壹传媒集团诞生以来，香港传媒甚少得到公众人物正面评价。但这次钟尚志不嫌弃香港传媒对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不和的报道，正面赞扬香港传媒，这可以说是对新闻自由以至香港传媒前线人员专业精神的重大肯定。
　　
对香港传媒有负面印象的人，可能很奇怪为何钟尚志要赞香港传媒。事实上，如果没有香港传媒，此刻香港前线医护人员很可能在打一场更加难打的仗，沙斯病毒所引发的医护人员死伤可能更加严重。
　　
最近，传播界有不少人都把电台时事评论人郑经翰（Albert
Cheng）称做“十点前特首”。因为在特首上班前，郑经翰透过他在商业电台主持的政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处理医护人员的投诉。
　　
尽管郑经翰在节目中要求医管局署理行政总裁高永文医生辞职被批评为言论过火，但总体而言，如果没有郑经翰节目的协助，香港市民对医护人员支持的力量很难团结起来。
　　
郑经翰透过他的节目，筹办了一个“一人一口罩”基金，为医护人员筹物资，向医护人员致敬。而李嘉诚和李泽楷受到节目的感召，立即捐了大量鲜橙和维他命C给医护人员和学生。
　　
郑经翰在这问题上，善用了传媒力量。而每天都有医护人员冒着丢饭碗的危险，致电郑经翰的节目，向公众申诉在前线抗沙斯所面对的问题。
　　
公众可以透过电话中的对话，充分明白医护人员在打一场多危险的仗，另一方面，郑经翰对投诉的跟进，可以对官员构成一股重大的公众压力，迫政府解决问题。郑经翰在他聆听医护人员投诉的同时，透过另一条线路找到医管局的官员，要他们在公众面对，对医护人员的投诉作出答辩。
　　
当然，只靠一个郑经翰，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香港传媒竞争激烈，这已是为人所共知。传媒为了争取读者的支持，这次在抗沙斯问题上，各出奇谋对政府的防疫漏洞，对医院的不当安排作出了一重又一重的调查，令政府愿意面对问题，改善问题。
　　
传媒亦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让医护专业人员向市民喊话，解释沙斯疫情的最新进展，并将值得讨论的问题提出来，令市民更加认识沙斯问题的本质和重要性。传媒作出的公众教育功能，其实也是防沙斯的工作之一。
　　
传媒对医护人员的鼓励，亦是同样的重要。刘永佳和谢婉雯医生的逝世，并没有成为传媒扒粪的题材，反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正面的英雄故事，让市民对医护人员的英勇事迹作出支持，对医护人员尊敬有加。传媒团结市民，支持医护人员的作用，对鼓舞前线人员的士气很重要。
　　
无可否认，新闻自由是防疫制度内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中国英勇军医蒋彦永的信件能一早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重视，中国疫潮不会如现在那么糟，国际形象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破坏。
　　
当然，香港传媒不可以用违反公共卫生原则的方法进行采访。一个成熟社会的自由，也不应如此。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壹周刊》记者违反隔离令，潜入和平医院采访，但不会见到香港《壹周刊》和《苹果日报》记者用这样的手法。一个成熟社会的自由传媒必须懂得进退。

疫症傳染關鍵在中國

似乎倒楣的事不斷的困擾香港人。由財政預算案和梁錦松以權謀私引發的政治風暴尚未結束，懷疑由過濾性病毒引發的非典型肺炎就侵襲香港。而由於有曾到過中國南部和香港的台灣、新加坡及加拿大遊客在回國不久被證實患有非典型肺炎，新加坡和台灣政府勸喻國民勿來香港。香港旅遊業將受到相當沉重的打擊。

今年二月，中國廣東省曾爆發非典型肺炎。由於中港兩地人民交往頻繁，香港市民受到傳染是意料中事。有人可能埋怨香港政府為何不針對中國的非典型肺炎及早防範，因為病毒由中國傳入的機會相當高。

雖然政府經常作出令香港市民困擾的政策決定，但這次無法防範非典型肺炎疫症傳入香港的責任並不在香港政府，而是在於一向在生政策上報喜不報憂的中國政府。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中國時，由於政府一直封鎖消息，當消息由民間以SMS形式散播時，才會鬧出中國人民爭相買醋和板藍根的笑話。而中國政府既然認為病症罕見，具有相當傳染性，便應當立即向世界生組織通報，並且向民眾宣傳非典型肺炎的預防方法。當世界生組織作出通報後，鄰近國家的國民就會作出防範，而鄰近國家的醫療機構亦可立即伸出援手。若中國政府早將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樣本交給世界生組織以及美國阿特蘭大疾病控制中心，即時作出研究，筆者相信情況早應受到控制，不會讓病毒透過香港傳給世界各地。

中國政府做鴕鳥

既然中國政府在流行病上抱持鴕鳥態度，香港政府實在做不了甚麼。特別現時香港政府官員在董建華領導下，一定不敢據理力爭向中央政府索取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樣本。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市民健康必會隨時受到中國國內的疫症威脅，而政府以至普羅大眾都只能在疫症爆發時才能補救。

現在最糟的是，在中國流行的疫症並不止一種。聯合國世界生組織便曾批評中國政府在愛滋病上的拒絕合作和鴕鳥態度。連替愛滋病人爭取權益的人，也被中國地方官員視為異見分子，試問香港政府怎取得足夠資訊去控制愛滋病？現時每日有大量中國非法入境者來港賣淫，香港人北上嫖妓亦很普遍。香港可能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爆發愛滋病疫症，到時真的防不勝防。

如果中國政府維持一貫在這類問題上的不誠實態度，香港市民以至楊永強醫生，都只能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