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化，總統府才會變好

近日台灣總統府頻頻出包的情況，已經可以用胡鬧來形容，由讓人擅闖，到百噸冷氣主機不知所蹤，到輿情簡訊洩漏，到未來版「治國週記」提早讓人下載。陳水扁還是總統的時候，沒聽過總統府運作如此不斷出狀況。

胡適曾經寫過《差不多先生傳》，描述中國人那種做事馬虎，不求認真而屢鬧笑話的荒唐狀況。現時馬英九管理一個總統府，都可以管成如此荒謬的樣子，與馬英九上台後，把中國人不求認真的態度帶回總統府很有關係。

任何公共機構，特別是大型機構，由維安控管到文件及物資管理，都應該有一套標準程序，在處理物資或資訊出入時，該讓什麼人審核，要填什麼表格，要做到什麼要求才能做下一步，有什麼要負責，全部都應該有清晰的程序，寫在文件中，而只要公務人員認真嚴格執行有關程序，就不應該會不斷出包。

問題在於，總統府內到底有沒有白紙黑字的程序，把每一件事仔細列得清清楚楚。如果總統府內部，對一切事情的管理，連標準程序和表格都沒有，或程序和表格設計得很含糊，讓個人可以自行詮釋和執行，當然是狀況不斷。在這件事上，在英國一類西方國家，議會早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清楚到底有沒有在這方面搞好，而不是等總統府秘書向總統交報告，公眾不知到底生了什麼病。

就算有了程序，如何保證妥當執行也是問題。中國人問題是，很多時有了明文程序，但結果因沒有懲處機制，或機構文化上沒力求認真，令中國人不可能像德國人、日本人般凡事認真執行，而是沒有認真檢查清楚就隨便放行，結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出包。像維安問題也好，以至治國週記打算以預錄週記矇混過關，若非有這種中國人的差不多先生病，怎可能會搞成這副樣子？

因此，馬如果要把總統府內管理問題搞好，他必須要在管理文化上去中國化，以歐美以至日本的認真文化來要求每一位總統府內的員工，把每一項程序都貫徹執行。問題在於，一個內裡思維文化中國得很的總統，能夠真的在這方面做到去中國化嗎？一個連自己生來有英國籍也不認的人，無視《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的條文事實，筆者實在對馬總統沒有什麼信心。

Ma will be laughed out of town on the Internet

Last week,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announced he would post a weekly three-minute video online to discuss his political ideals. Sadly for him, research that I have conducted over many years of the onlin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forms us that he is using old technology to try to present himself a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the Internet era.

He’ll only be laughed at. Here’s why.

First, governments and leaders worldwide, including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Cabinet, use YouTube. It is free, there is no need to set up a server and the Adobe Flash Player used on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most operating systems and browsers. It can even be watched on mobile phones and is easy to embed in blogs for commentary.

Ma, however, uses Microsoft Netshow, which means that Mac users are unable to see it. This begs the question: Aren’t there, among Macintosh and Linux users, people who voted for Ma, or would potentially do so in future elections?

From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e has therefore already become a laughing stock.

Another deplorable aspect of his initiative is that Ma only provides video of his speech; he does not follow the YouTube precedent that allows viewers to respond. Ma’s approach, then, remains a unilateral issuing of one-way information to Internet users.

Ma wants us to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but he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public. This is an aloof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

Not only is he using outdated technology, but his very mindset is outdated and entirely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times we live in.

As a Facebook, Twitter and Plurk user, I am much more pleased with how former premie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ank Hsieh (謝長廷) uses the Internet.

I’m a Facebook friend of Hsieh’s and I notice that he often uses Plurk to provide short and simple explanations of hi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even some general life experiences.

Hsieh also invites Facebook and Plurk users to suggest topics they would like him to bring up during his radio call-in talk show.

He engages in debate and exchanges with Internet users, and sometimes he publishes his opinions from his mobile phone while traveling on the High Speed Rail.

What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Internet users: Hsieh is a regular person like the rest of us and displays none of the aloofness that could be the prerogative of a former premi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ready cast off the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years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et, it is now in step with the times.

Follow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clever use of the Interne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emulate him.

However, simply imitating Obama by posting videos online is useless, if not passe.

Obama is a presid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an avid BlackBerry user who never lets his telephone leave his side. He identifies with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which is why he has man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with success, both during his electoral campaign and since he came into office.

Without a change in thinking, leaders with an authoritarian mindset who use the Internet in the belief that this will mitigate criticism are in for a major surprise.

堵U盤「屈機」漏洞 考慮隨機收市

在上周，東方海外國際股價出現異常的大幅波動，在周四收市前一分鐘，有多個偏離市價的買賣盤成功配對，令股價收市時暴跌百分之三十三，市值損失71億。而在周五，就暴升至暴跌前的價位，這亦引起公眾再度對香港股市收市定價問題的關注。有人懷疑有大證券行，因涉及衍生工具交易，不惜動用手頭上東方海外國際現貨，來操控股價上落。

在滙豐股價於今年3月，因有人洞悉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的漏洞，暴跌至港幣33元的水位，引發全城非議，而令俗稱U盤的收市競價時段暫停執行後，港交所恢復原來的收市定價方法，即在收市前一分鐘，每15秒記錄一宗交易的按盤價，並且以這5宗交易的按盤價的中間數，作為當天的收市價。

現貨損失細 衍生工具利潤大

全球各地股市紛紛引進收市競價時段的主要原因，皆因現時衍生工具市場已經成為不受控制的龐然巨物，由於現代的衍生工具槓桿比率高，涉及的資金可能數以百億計，而衍生工具交易的輸贏，往往以指定日期的收市價結算，這令不少證券行甚至擁有大量現貨的玩家，有誘因在收市時段上下其手，以一些不正常的買賣盤操控股價，藉此得到他們心目中的收市價，皆因他們在現貨市場的損失，與他們在場外衍生工具所賺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而港交所沿用的收市定價方法，只要臨尾市利用電腦程式設定，便可以不斷出招，成為港交所記錄的五個買賣盤之一，之後就可以操控股價，而在今年收市競價時段引進前，已經多次發生收市價不尋常大起大落的事件。因此，港交所暫停收市競價時段都好，都不代表對現時收市價經常出現不尋常情況視而不見，任由散戶，或一些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小投資者，成為任由宰割的大戶點心。

雖然金融海嘯後，不少證券行以至大戶實力受削弱，但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仍然相當龐大，港股不少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更不在香港本土進行，而在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等金融市場進行，港交所不可能掌握全球各地，有多少人和資金有可能因衍生交易工具，會動用巨額資金和持股來操控市場。因此，港交所能夠做的，只能就收市時段改革再度諮詢公眾意見。特別在收市競價時段，必須吸收倫敦的經驗，以隨機收市，以至其他方式配合，杜絕大行利用程式買賣盤來操控股價的行為，如果新制度仍是漏洞滿天飛，大行輕易改變電腦程式來操控收市價的話，其實有關改革亦宣布失敗，投資者亦會質疑港交所維持公平交易的決心和能力。

股價異動披露要求 必須加強

另一方面，港交所以至證監會，亦應加強上市公司，在股價出現異動時的披露要求，不論速度以至資訊上，要更快以及有更大的透明度。大藍籌的股價異動，可能只與龐大的衍生工具交易有關，但一些二三綫，甚至三四綫股的大幅波動，就有可能涉及公司大股東，利用他們所得資訊，事先進行對他們有利的交易行為，特別這類股票流通量不大，操控股價難度更低。證監會應該要留意，有部分股價異動有否涉及內幕交易，並加以嚴厲打擊。總言之，香港股市收市定價改革是遲早問題，若不作任何改革，香港股市便會淪為沒規則的賭場，這長遠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名聲有害無益。

治國週記的技術與心態

上週，馬總統在網站推出治國週記，以每週三分多鐘的影音演講，來宣明他的治國理念。可惜，由筆者多年研究網路政治生態的經驗來看，馬英九以過時技術，裝作網路年代的新鮮人，令人失笑。

首先，由最簡單的技術面來看，全球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皇室和首相，他們都紛紛採用Youtube作為影音發放平台，一來免費，又不用自行架設主機維護，二來所採用的Adobe Flash Player技術是跨平台的，絕大部分作業系統和瀏覽器都支援，甚至可以在手機上看，又容易引用到博客來評論。馬英九竟然用微軟的Netshow，像筆者用Mac的就不用看了，是不是用Mac的、用Linux的不是馬總統的選民？在技術上，已經鬧了笑話。

另一方面，馬總統現時只有影音講話，又沒有像Youtube般，有容許網友回應的空間，事實上，馬總統發放資訊的心態，仍然停留在單向向網友發放信息，他只要網友聽他講，他就不用聽網友講，一種高高在上的威權心態，這不只是技術落後這麼簡單，簡直是心態落後，連現時在什麼世代都未搞清楚。

作為Facebook、Twitter以至噗浪的使用者，筆者對謝長廷在運用網路方面的進取欣賞得多。筆者也算是謝長廷在Facebook的網友，見到謝長廷經常利用噗浪，簡短發表他對時政的看法，甚至一些生活的感受，他做電台叩應節目要什麼題材，他也會在噗浪和Facebook問問網友意見，與網友有討論有交流，他有時甚至在高鐵上，利用手機來發表他一些看法，與其他網友無異，他就是與網友平等，平民得很的謝長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前行政院長。民進黨老早就超越了阿扁年代，在網路互動上與時並進。

自歐巴瑪充分利用網路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什麼政客都嚷著利用網路搞政治，學習歐巴瑪。但事實上，只學歐巴瑪的皮相是沒有用的，利用網路發放影音講話已經不是什麼新技術。歐巴瑪是一個黑莓手機（Blackberry）不離身的網路世代總統，他是真心認同網路年代的想法，才令他運用網路時得心應手。如果有些人的腦筋，仍然停留在兩蔣年代的話，他們怎樣利用網路，都只會畫虎不成反像犬，變成笑話。

由南洋经验看新疆骚乱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种族骚乱，尽管是汉族与维吾尔族间互砍，但情景对笔者而言仍是似曾相识，因为过往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不少都变成血腥排华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排华骚乱，笔者大概会在印尼亚齐省的小城兰沙平淡过一生。

　　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由南洋经验，或许对解决新疆的问题有所启迪。

新加坡做得最好

　　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占主导的华人固然没有压迫马来人和印度人，而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地位，现时新加坡总统就是印度裔。

　　中国人只认识到新加坡在种族通婚、混居等表面东西，这颇有问题，皆因南洋华人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程度的马来化。南洋华人的菜式固然自成一套，而南洋华人子弟身穿马来服装亦不感到意外。像笔者尽管在香港长大，但小时候在家里却穿印尼当地人传统便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本来是反对身穿马来民族服装，头戴马来人传统宋谷帽向元首宣誓效忠，但今天他却要求其他议员都要头戴宋谷帽向元首宣誓，生活习惯还不是最关键。

　　但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这样，给马来人特殊优惠，只不过在集选区设计上，确保各党能派出少数种族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为何新加坡种族问题比马来西亚为少？一方面，新加坡的种族政策更强调平等机会，不论公务员还是私人机构，一律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作为占优势的种族，更加要打击优势种族的沙文主义言论，避免挑起两族间的猜忌，新加坡这方面某程度上值得中国参照学习。新加坡现时运用英国人留下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煽动法》（Sedition Act）来对付华人中的沙文主义分子。虽然当中不少做法有争议性，但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政府，大力打击华人沙文主义的做法赢得马来人和印度人信任，亦避免盲从之士参与种族骚乱，确见一定效用。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汉人愤青那些沙文主义言论，亦大有挑起事端之嫌，当中不少更被怀疑是被俗称为“五毛党”的，有官方背景网络评论员所为，不知中国政府有否看到这一点。

廉洁与法治是关键

　　不过，打击沙文主义要有实效，以及做法真正的平等，让各民族有能之士贡献国家，廉洁和法治是关键的元素。在新加坡，从来不用走后门做生意，因此印度裔和马来裔人，能力高的人也可以占据社会高位。而马来西亚却是贪污如家常便饭，因此，马来、印度和华人三族，只有少数权贵能分享经济成果，马来人根本亦不可能由优惠马来人的政策受惠。中国也一样，如果贪污腐败不除，什么扶助维吾尔人的政策也只是空谈。

同样有《内部安全法》以及《煽动法》，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没有解决马来种族沙文主义问题，每年执政巫统青年团大会，都有政客高举马来短剑，引发争拗，但从来没有警察去拘捕这些煽动种族情绪的当权者。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主要用来对付反对派，经常被滥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少用《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对付反对派，上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是用来对付基地组织（卡伊达）旗下的回教祈祷团。而人民行动党人从来不会发表种族沙文主义言论，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如何。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自律，也成为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人民行动党的基础。

　　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问题在于，中国人真的明白李光耀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吗？笔者居港31年，对此抱有很大疑问。

不用Twitter搞事談何容易

在今年七一遊行後，有批年輕人在事前未有周詳計劃下，留在政府總部中座門前空地，要求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話，警方以及行政署在未有法庭批准，亦未有任何成文法依據下，禁止示威者外出，因而引發衝突，最終這些示威者被警方驅離政府總部空地。當然，警方以及行政署亦不檢控有關人士，因為警方和行政署的決定是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他們以為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他們所講便是法律。

這次固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府醜陋的一面。不過，與此同時，這亦反映出香港社運界，仍未掌握網絡快速動員的技術，若筆者是當權者，根本不會認為，香港社運界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

大眾傳媒不可用

雖然七月一日留守行動倉卒，糧水準備未足便執行了留守行動，但只要有網絡的動員配合，是有可能迅速號召大批群眾支持，令倉卒而成的留守行動，在戰術上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如天星碼頭佔領事件，社運界一樣事前無計劃，只是見到工人意圖開工就採取行動，當時社運分子主要依靠獨立媒體這個言論平台。

不過，社運分子沒有留意的一點是，在天星佔領事件前，事實上有整整半個月時間醞釀討論，很多留意天星碼頭事態發展的人，早就聚集在獨立媒體網站，這令獨立媒體的本質，縱然不是一個快速動員平台，但只要獨立媒體內有人把消息放出去，就可以迅速把關注事件的小眾號召起來。這次在政府總部的行動中，很多關注社運的人事前都不知道會有事發生，還要等獨立媒體的民間報道，示威者早就被清場。

整件事最糟的地方在於當時在場沒有什麼人會用手機打 Twitter，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並送了兩次糧水的筆者，由於 iPhone 內安裝了 Twitterfon 軟件，要把即時事態更新容易得多，筆者可能是少數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的人。但只有幾個人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根本不可能迅速召集足夠的人，前往現場聲援或提供實質物資援助。另一方面，香港「微博客」用家人數，亦遠遠不及伊朗和中國，用 Twitter 的香港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博客」，這亦令在伊朗和中國大發神威的動員武器，在香港卻無用武之地，至少在7月1日事件中，未有發揮關鍵作用。

手機上網搞翻伊朗

香港日後若然要有比較像伊朗、中國般快速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用使用智能電話的習慣，因為 Twitter 配合智能電話和數據網絡，才能發揮起這技術真正的機動性，這是 Twitter 威力所在。如果搞社運還未懂用智能電話，還未有去訂一個價錢合理的手機數據服務，猶如坦克年代仍然用騎兵。話得說回來，香港警方用這麼多人來對社運分子，真屬浪費公帑。

香港年輕新一代有手機上網習慣的人不多，像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實屬少數，更與南韓年輕人經常使用數據服務，用到有如生活的一部分的程度，有天淵之別。香港要有更多年青人養成在手機上網，並將社會網絡、「微博客」等應用流動化，才能夠真的令 Twitter 在社會運動中佔有應有的位置。若然香港年青人在手機上玩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情況仍然不普遍的話，香港的當權者實在不用怕 Web 2.0 年代的來臨，因為香港縱使有這個自由使用工具，卻苦無紮實的支持者基礎，要搞事談何容易。

新疆亂源：假自治真歧視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在七月五日爆發嚴重種族騷亂，大批維吾爾人抗議中國當局，在處理上月一宗廣東港資廠的種族騷亂不當，最終演變成嚴重衝突，當地局勢緊張至新疆當地對外電訊和網路通訊大部分中斷，可以估計到其嚴重性。

維吾爾人不滿中國的統治並不是第一天的事，否則也不會有維吾爾人，不惜離鄉背井參與新疆獨立運動。而真正的根源，莫過於中國名不副實的所謂民族自治政策。

一如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是假貨，新疆和西藏所謂的自治區，儘管自治區首長由當地人出任，但實際上受制於由漢人擔當的共產黨黨委書記。而少數民族堅持本身的文化，在就業以至升學、升官等方面會備受排擠，要事業等方面較順利就要學漢語。但由於中國人長期自以為自己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別人文化的劣根性，就算維吾爾人或藏人學得一口好漢語，一旦進入中原地區工作亦難免被歧視，而中國亦不會有種族歧視法律對付歧視行為，保護少數民族利益，這令原本在廣東發生的工廠種族衝突，演變成七月五日在烏魯木齊發生的血腥事件。

中國要解決在新疆、西藏，以至中國西部「大藏區」的種族關係緊張問題，最根本的方案，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兌現民族自治的承諾，停止再指派漢人擔任西藏和新疆的黨委書記，放手由當地人自治。並為種族歧視行為立法，保護少數民族權益，至低限度令少數民族能夠以法律維權。但以中國共產黨一貫什麼權力都要牢牢掌握在心中的思維，中國共產黨一定堅拒放權給少數民族，實踐真正自治，亦不會就種族歧視行為立法，只會一味迷信武力鎮壓，而中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只會令少數民族的反抗更為激烈，最終成為中國動盪不安的其中一條導火線。

有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國情，竟然會相信中國一國兩制的承諾，但由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經驗來看，中國共產黨不會認真履行承諾，而中國當局背信的結果，就是這些地區的政治亂象不斷，在新疆和西藏甚至演變成沒完沒了的流血衝突，中共的假自治只會令政局更亂，而竟然去相信中共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兼很不負責任。

伊朗神權政治三十年 由伊支持神權說起

在三十年前，伊朗民眾推翻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迎接流亡海外的宗教學者霍梅尼回國，經公民投票廢除了皇室，建立了一個神權政權，以回教什葉派教士來管治國家。

在革命三十週年剛過，伊朗大選舞弊爭議，卻令伊朗的神權政權面臨重大考驗，雖然伊朗民兵開槍射殺示威民眾，封鎖互聯網，但伊朗民眾仍然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歷史的鐘擺，由一邊擺向另一邊，到底伊朗神權政權，在三十年前何以掌權，現時又何故落得這狼狽境地？

神權領袖的權力來源

要認識伊朗神權領袖可以掌權的原因，必須了解大部分伊朗人所信奉的回教什葉派，以及巴列維王朝王室，如何令伊朗的主權淪喪，才能解釋得到，為何回教教士可以取得政權，並且令伊朗與國際主流社會隔絕了三十年。

回教什葉派是回教第二大派別，僅次於最多人信奉的遜尼派。雖然什葉派教徒遍布全球，但實際上，大部分什葉派教徒都居住於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和伊朗地區。

在公元六三二年，回教因阿拉伯哈里發（宗教領袖）繼承權問題，一分為二成遜尼派和什葉派，除了哈里發外，遜尼派和什葉派對回教教義的詮釋權亦有不同的看法。在什葉派中，被稱為伊瑪目（Iman）的教長，是人和上帝之間的中介，人不能夠單憑《可蘭經》文本得知經文中的真義，要經過伊瑪目的承傳才算完整。雖然伊瑪目隱遁起來，未曾回到人間，但他們堅信伊瑪目最終會回來，帶回正義。而遜尼派，伊瑪目只是領導祈禱的人，而信徒是由穆罕默德言論集、《可蘭經》等得知上帝的旨意，伊瑪目並非人和上帝的中介。因此，在什葉派社會中，教長擁有崇高的聲望地位，一如中古時代歐洲天主教會的神父一樣，所以只要教長們決定要反政府，本身就不愁沒有支持者。

不過，巴列維王朝的腐敗無能，才是宗教領袖們興起的背景。在十七世紀，歐洲列強在中東爭霸，而當時國名仍叫波斯的伊朗，成為了俄國和英國爭奪的對象。在一次大戰前，英國人發現波斯有石油，加上列寧共產革命後，俄國撤出波斯，令伊朗在巴列維王朝建立前，成英國的附庸國。

在二次大戰後，當時民選的君主立憲政府，曾經一度想將英國在當地的石油收益收歸國有，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軍情六處（MI6）支持下，巴列維王朝皇室實施獨裁統治，當然這一切都有回報，皇室除了保障英美的石油利益，並給予英美不少治外法權，而英美對伊朗皇室運用秘密警察打擊異己的行為不聞不問，更不要說消滅貪污腐敗，以至推行民主，這令伊朗人民對美國積怨不淺。

反對巴列維王朝的，不只是霍梅尼為首的教士組織，當時由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憲政派，以及不少知識分子也有參與，有蘇聯背後撐腰的共產黨人，亦投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運動。不過，憲政派太鬆散，而共產黨人亦不是十分得到伊朗人支持。相反，霍梅尼不單因反對皇室而流亡海外，在一九七七年，他的兒子更因參與反對運動去世，引發全國大示威。霍梅尼所牽動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最初連中央情報局都低估了威力，後來連伊朗軍方都倒戈相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返回伊朗，巴列維皇室成員流亡美國。

神權政權帶來了甚麼？

一向清廉自持的學者霍梅尼由法國巴黎回國掌政，伊朗民眾本來期望會帶來新局面，不過這三十年，伊朗人的錢除了用來資助中東各個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以及與伊拉克打了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既沒有為基層帶來更好的生活，更不用說消滅貪污腐敗。

在一九八零年，亦即伊朗建立回教共和國一年後，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最初是伊拉克以伊朗意圖暗殺伊拉克外長為藉口揮軍東進，但到了一九八二年，變成有意將伊斯蘭革命輸出到伊拉克的伊朗，派大軍揮軍西進，伊朗軍隊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但到了一九八四年，雙方變成打僵持戰，到了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雙方停火的五九八號決議，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雙方停火，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才暫告一段落。

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伊朗元氣大傷，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官方宣稱造成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但不少人都估計實際死亡數字遠超這數字，而經濟損失達到五千億美元。

雖然伊拉克都損失慘重，但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得到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以及信奉遜尼派的回教國家，甚至蘇聯在武器、財政等方面的支援。但伊朗除了得到北韓的軍事協助，以及美國、以色列和蘇聯基於軍事戰略原因，暗地提供的小量援助外，實際上伊朗要靠自己的財政實力去支持這場戰爭。實際上，一群回教學者輸出革命的結果，就是搞得國家元氣大傷。

而由於伊朗與西方國家交惡，加上經常資助恐怖組織，甚至有意自行研製核武，令伊朗過去三十年，成為西方國家的禁運對象，近年因核武計劃問題，更令差不多聯合國主要成員國，都不得不參與，或加緊對伊朗的禁運。就算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好，都因外界的禁運，難以休養生息及治愈長期戰禍帶來的經濟創傷。

另一方面，由一群清廉自持的回教學者來治理國家，又會否代表國家沒貪污，巴列維王朝期間的腐敗風氣一掃而空？事實上，並非如此。過去三十年，伊朗經常都要對付在石油，以至多個方面的貪污腐敗。而現任總統內賈德，在四年前正是憑他的反貪污口號上台。但由透明國際貪污觀感指數排名（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顯示，內賈德上台時，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伊朗排名八十八，但去年底公布的數字顯示，伊朗的貪腐程度並無改善，在一百六十三個國家中，排名一百四十一，幾乎是越反越貪。而內賈德在今年選舉的電視辯論中回應時，他指責透明國際的調查方法有問題，但沒有去反省他自己過去四年反貪方法，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神權政權沒有帶來人民更好的生活，亦沒有消滅貪污腐敗的問題，但對婦女，以及不信奉什葉派回教的少數分子可能更是一大災難。在一九六三年，巴列維王朝一系列被稱為白色革命的社會改革中，賦予婦女投票權，容許婦女擁有更大的家庭保護權利，以及容許非回教徒擔任政府職位，但在霍梅尼當政後，這一切全數取消。而由回教教士控制的情報機關，更對異見人士作出迫害，神權伊朗與過往英美把持下的伊朗，到底有甚麼分別？

敗也美國，成也美國一直以來，什葉派回教徒對美國的觀感不佳，特別美國與巴列維王朝的關係，更令伊朗人覺得美國人只是把伊朗視作殖民地，這也成了伊朗神權政權的重要基石，因為對美國觀感不好，令神權政權表現如何不佳，也算可以原諒，不過，在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儘管不少中東國家，甚至西方國家的反戰分子，都反對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卻為伊朗宗教領袖，無法再打反美牌埋下重要的伏線。

伊拉克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什葉派回教徒，但薩達姆侯賽因當政期間，伊拉克政府不單由遜尼派所把持，而且對什葉派回教徒實施殘酷鎮壓，這也是伊朗與伊拉克關係長期緊張，甚至爆發兩伊戰爭的原因。而過往，美國以至遜尼派為主導的中東國家，因伊朗因素，以及宗教歧見等等原因，都對薩達姆侯賽因殘酷鎮壓袖手旁觀。除了伊朗，沒有甚麼人幫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

但美國在揮軍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為了穩定戰後局勢，美國在伊拉克的教派政策，作出相當重大的改變，雖然英美聯軍佔領初期，什葉派回教徒與美國之間仍然相當大的摩擦和衝突，但在美國設計的新憲法下，人口超過一半的什葉派，以及佔少數的庫爾德人都可以控制政府，執掌政權，取代原有的遜尼派政權，美國成為了伊拉克什葉派教徒的大恩人，以往伊朗動用大軍想辦到卻辦不到的事，如今卻由美國軍隊為他們達成了，這令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伊朗人，對美國人的觀感改變。

而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亦成伊朗民眾對美國觀感出現轉變另一因素，由奧巴馬的家族名字來看，令不少伊朗人相信他的祖先屬於由伊朗移民到肯雅的什葉派教徒，伊朗當地報章亦借此來大造文章。美國派軍隊解放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美國現總統也是什葉派教徒的後裔，那美國何來是伊朗威脅？反美理論越來越靠不住，這也解釋了，這次伊朗政府意圖打反美牌來反制反對派示威，但效用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在什葉派眼中早不是敵人，宗教領袖的教導，亦好像與事實不符。當內賈德最厲害的反美牌都站不住腳時，有人為了保住權位，不惜在票箱上大做手腳，這並不令人意外。

伊朗的前途

當神權政權給予伊朗人民三十年的承諾，仍然兌現無期的時候，伊朗人民，甚至原本神權政權的同路人，都忍不住站在反對派這一邊。像這次領導反對浪潮的穆薩維，他是霍梅尼在世時的總理，大力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亦得到霍梅尼的信任。在一九八九年霍梅尼逝世後，他得不到繼任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當時哈梅內伊推動修憲，取消總理職位，穆薩維就退出政壇，直至今年總統大選為止。當一個政權的基本精神和理想都蕩然無存，變成空頭支票時，人民等待機會尋求改變並不令人意外。但伊朗神權政權，會否在建立三十年後就倒下，或出現重大改變，這仍然有待在德黑蘭，改革派與支持教士的保守派的較量，及未來的演化。

一则新加坡广告在香港引发回响

在一向以言论疯狂，但创意十足，经常成为香港社会运动温床而闻名政界，香港传媒和政界都不得不注意的高登讨论区吹水台，有一群网友在讨论一则新加坡政府的广告。这次网友不是嘲笑这出新加坡政府的广告，相反，赞誉有加，这则广告是新加坡全国家庭理事会（National Family Council）所发起的Think family运动系列电视广告的丧礼篇。广告所强调的包容，不论是种族包容，还是对爱侣的包容，令网友们非常感动。

　　为何新加坡的广告，竟然在香港如此打动人心，皆因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相当严重在婚嫁上的问题，而强调对爱侣的包容和体谅，成为了香港久久未闻的清泉。

港男港女论战的余波

　　过去几年，在香港互联网上，博客之间经常就所谓港男港女问题展开骂战或论战，论战内容不外乎大数香港女孩子拜金、崇拜物质、不细心等不适合当伴侣缺点，或香港男孩子不上进、缺乏独立性、没经济能力等同样不适合当伴侣的缺点。在今年三月，无线电视的杂志式新闻节目《星期日档案》把这问题搬到电视荧光幕前讨论，更为这场论战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就连无线本身也成为了网民开炮的对象，情况好不热闹。

　　但这些问题的背后，查实是香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找到终身伴侣的问题。笔者今年31岁，与笔者同岁的男孩子都找不到伴侣，投诉女孩子过份注重物质，又对男孩子很多生活细节问题诸多挑剔。当然香港男孩子有不少行径，笔者亦不欲观之，更不欲评论。造成了现在香港女孩子不是迟婚，便是可能年纪轻轻，就竟然出卖肉体，从事日本人称为“援助交际”的活动。根据香港性教育专业组织，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进行的调查，有百分之五香港中学生有曾参与援交活动，而且以成绩最好的第一组别（Band 1）中学占多，有一半中学生认为援交只是各取所需的社交生活。当有这样的古怪社会时，试问香港人怎可能不会对新加坡一套政府电视广告而动容。

引以为傲的南洋价值

　　近年红遍中港台新马等地的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最近在吉隆坡接受了男友Tony的求婚。梁静茹与香港很多歌手不同，她从不否认她渴望婚姻，亦不怕公开恋情后会失去支持者，她更在当红时结婚去。查实梁静茹所代表，是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世代相传，一直强调的家庭为本的价值观，也是南洋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跨越了种族和宗教，几乎这就是南洋人的标记。

　　当香港人对这种南洋价值开始羡慕的时候，新加坡年轻一代更应该捍卫这种南洋优良传统。当然，笔者并不鼓励择偶时全无底线，不讲条件。但如果是合眼缘的话，只要相处得开心，亦没必要找到完美伴侣才罢休。最低限度，不要以财富、样貌来评断理想对象，很多时，大家能否相处得来，思想能否交流，这些在维持家庭上才更重要。

中國網民再次迫政府退讓

中國當局突然宣佈暫緩實施強制所有在華銷售電腦安裝「綠壩」過濾軟件政策，令不少人鬆一口氣。

中國當局這次讓步，反映出中國網民以戰迫和的戰略接連得手，一旦以戰迫和成了中國政治常態，民眾確實有機會憑着自己的實力，奪回一直牢牢控制在當權者手中的話語權。

外國政府的壓力，不一定會令中國政府改變決定，但如果內部壓力大得連情治單位都招架不住，中國共產黨卻可能會作出策略上的退讓，免得短兵相接時吃眼前虧。像上月鄧玉嬌案，鄧玉嬌之所以可以免除刑責，皆因來自四面八方的網民不斷湧往巴東地區，當地政府官員疲於奔命，中央政府只好退讓順從民意。

而在上周末開始，中國網絡流傳一份《匿名網民宣言》的政治文章，這篇文章仿照美國電影《 V煞》（ V for Vendetta）倫敦電視講話一幕的語氣和邏輯，聲言會在七月一日發動攻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而在上月，以及本月，中國都發生過神秘的網絡癱瘓事件，因不明來歷的網絡攻擊，搞得中國主要城市的網絡通訊癱瘓，如果匿名網民發動襲擊，導致全中國政府的網絡癱瘓，這風險當局承受不起，特別中國當局深知中國黑客的技術水平相當高，而只要幾位匿名黑客具備這種實力，中國當局就只能向他們舉白旗投降。因此，中國當局突然改變政策，就是深知打不過這群人，希望以退讓來換取時間。

由鄧玉嬌案到「綠壩」都看到，中國網民具備有迫使政府退讓的實力，中國人正不斷將這實力增強，今天能迫中共退讓，他日也可能迫共產黨走到政治改革的談判桌。以戰迫和，會成為中國政治改變的關鍵詞。一味委曲求全，自行退讓來換取對方退讓的策略，已經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