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港人仍对普选着紧

台湾的“三合一”县市选举之外，对香港人而言，12月同样是决战的月份。先有12月4日反政改大游行，之后，12月21日，就是传闻中政改方案的表决日。

　　本月4日当天，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亲自挂帅，“争取普选大游行”香港街头再现拥塞场面。

　　大游行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出现争议。香港警方的估计是6万3000人上街，而游行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则说，参加的约有25万人。

　　特首曾荫权强调，不要围绕数字作争辩，当局稍后将有独立统计报告公布。对于游行的诉求，他也回应：可在有限空间内对政改报告进行调整。

　　大家都满以为，中国换了曾荫权接任特首，市民对普选的诉求便会大减。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女皇律师号召下，香港市民对普选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报纸打起的广告大战，令情况好不热闹。到底为何曾荫权上场后，市民仍坚持争取普选？

对丑态百出的人物不满

　　无可否认，曾荫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特首。他早上四时便起床，向他的下属发电邮，商谈政策。纵然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但他的勤奋程度不会比他前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来得差。

　　但并不是每一个未经普选锻炼的政客，都会像董建华和曾荫权，勤奋去做好每一件事。香港立法会，有一批占着席位，但什么事都不做，毫无建树的议员。这些议员之不济，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在2003年七一期间，向示威群众出示粗口手势的黄宜弘。光是他在2003年的不雅举动，若在新加坡政坛上早已受严厉谴责；在换届选举中，就算反对党也都会不好意思推这些人出来选。

　　但在功能组别制度下，靠父亲遗下的人脉关系，他就是可以照样自动当选，继续在议会内睡他的觉。试问这种奇怪的制度，怎会不令香港人感到愤怒？

　　黄宜弘都还算经历过选举，而香港的内阁部长们，不像新加坡都是国会议员出身，选举未经历过，便坐上了内阁部长的位置，那是更等而下之的一批。已经辞职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无避嫌概念，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言论之无礼，是令人侧目。

　　现在留下来的，像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所管的部门，已是屡出丑闻，包括红湾半岛拆卸事件、领汇风波、以及最近由审计署所揭出来的嘉亨湾事件。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部长早就要下台问责，但孙明扬就是老神在在，仍做他的局长。光是政府内的光怪陆离的事，就已经令香港人不能放弃对普选的诉求。

政治人才枯竭的担忧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普选的渴求，亦源于英治时代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陆续退休。

　　现时在政治舞台上，公务员出身的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都是英国人培训出来，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政务主任并不是一个训练政治人才的好地方，因为政务主任并不是政治职位，在殖民地年代主要还是落实英国人政策的工具。但最后一任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任期间，为了全力应付与中国就政改问题恶斗，他将香港内政的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财政司曾荫权。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的机缘下，才有实际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被塑造成治港人才。

　　政治人才需要长时间培养，非经过普选的历练很难成事，而且普选了，还要等待机缘才有好的政治人才出现，大家看人民行动党，如何苦心寻找良才参与国会大选便知。差不多李显龙上场，就要思考谁来接李显龙的班。如果没有普选时间表，试问香港市民怎会放心香港未来，仍会有足够的人才管治？

　　而更糟的是，现时亲北京人士的政治人物，很多是不孚人望，北京长期扶植，也还得不到香港市民所接受。

　　像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他是香港大学优等生，受英式教育，而且又经历过直选的洗礼。但很不幸的是，他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差，若非现时香港实行很奇怪的比例代表制，笔者质疑他成功进入议会机会。

　　曾钰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亲北京的建制内中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尽快实行普选，香港人迟早会闹管治人才荒，但由于中港文化差异，京人治港根本是不可能，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

　　李光耀曾经说过，香港的政制不幸穿了一套紧身衣。现时这套紧身衣紧得香港快要窒息，如果北京还想香港对中国有实质贡献，在香港尽早实施普选，放松紧身衣，已是别无可选的选择。

　　香港人在12月4日上街，表达就是他们的焦虑，不论游行人数多少都应该聆听他们的意见。

中国应成立太空总署

“神五”和“神六”先后成功升空，却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要证据。日本因“神五”发射成功，终止对华的经济援助。这次“神六”升空，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军方都密切关注。

　　相信没有任何国家会认为太空能够非军事化。任何太空任务，难免带有一定的军事意义。问题是，以中国目前的航天开发体系，想要别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相当困难，想要鼓吹“中国威胁论”却易如反掌。

　　美国的太空任务，虽然有些涉及军事，但总体而言，美国登陆月球和太空梭的任务，都是由美国国家太空总署负责。

　　这个部门，由１９５８年回应苏联首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至今，都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而并非军事部门。负责发射间谍卫星的部门是国防部属下的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军方近年甚至不发射军用通讯卫星，只租用私人企业的通讯容量，军用民用分得清清楚楚。

　　就算在冷战时期，美国在执行太空任务时，在民用和军用方面也都毫不含糊。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国合作发展国际太空船便有了基础。至少美国、欧洲太空总署同俄罗斯进行太空合作时，就减去了不少顾忌，不怕在太空合作的同时会泄漏军事机密，反而加强了美国、俄国和欧洲的互信基础，使整个太空俱乐部处于和平状态。

　　如果真要世人相信中国的太空事业主要是作为民用，而且中国如想加入国际太空俱乐部，以提升中国载人飞天的技术水平，中国便有必要因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宣扬和平崛起，对中国的太空探索发展机构进行改革。

　　首先，应成立中国太空总署，将研究神舟项目有关人员调入这个总署，专心负责民用项目。一方面令世人放心，而另一方面，中国要同俄国或西方国家加强太空探索的合作，也就有了合适的对口部门。

　　而负责太空任务的太空人，不应再具备军籍。任何军人都可以成为中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或科学家，但加入中国太空总署之前，却必须先退出军籍。由现役军人执行太空任务，只会继续给予“中国威胁论者”一个宣扬其理论的借口。

　　在成立中国太空总署，以及完成太空人平民化的任务后，除了运送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升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主动向西方国家要求参与国际太空站计划，并承担部分发射和支援补给任务。

　　这除了可以加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互信，也表明中国有意承担在国际社会中应尽的责任。在太空梭的安全问题未解决前，如果中国可以分担俄国和欧洲太空总署的发射和补给任务，世人会乐于看到中国继续发射“神舟”，载人飞天。

私有化日本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因參議院否決了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法案，毅然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如果執政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敗，他就會辭去首相一職。

傳媒指領匯上市很重要，港府的問責官員都未曾要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為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為了日本郵政私有化問題，就不惜解散國會，冒上政治風險？首先，日本的郵政局，並非一般的郵政局。香港郵政，一如英國、美國等地的郵政機構一樣，並不會兼營銀行業務，是近年才向物流業發展。但日本、德國、台灣等地的郵局是兼營銀行。香港人很熟悉的DHL，母公司德國郵政集團(Deutsch Post)就控制當地附屬於郵政局的銀行Postbank。而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其規模亦並非一般銀行那麼簡單。

由於日本郵政有強大的郵政局網絡支援，日本郵政的分行網絡多達二萬五千間，乃只有千多間分行的商業銀行所不能比，加上不用承受存戶商營銀行的倒閉風險，而利率以及儲蓄產品為存戶帶來的利息收入以及靈活性，亦比商業銀行優厚，令日本郵政現時有三百多兆日圓的存款，是日本最大的東京三菱銀行的三倍，也是全球實力最強的銀行之一。不過日本郵政空有大量存款，卻不能支援日本的私營經濟。因為日本郵政的儲蓄業務，原是日本政府為戰爭籌募資金的工具，因此日本郵政一般只會將錢借給政府，而不會借給私人機構。

這個設計，保證了戰爭時，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去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後，日本郵政的儲蓄部門依舊存在，而當時日本百廢待興，郵政儲蓄就由原來去支持戰爭，變成日本公共建設的資金來源。日本的高速公路、鐵路和電訊網絡，都是由日本郵政儲蓄的資金支持下興建。政府手頭上的錢太多，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當政府有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時，不單令私營公司發展受窒礙，更變相鼓勵官僚揮霍。在戰後，日本搞出日本國鐵(日本七間JR的前身)、日本高速公路事業團一類的政府財政赤字黑洞。日本政府不容易將這些黑洞逐一放下，但如果不將日本郵政這個根源卸下，日本政府要瘦身實在難過登天。曾經擔任郵政大臣，在英國修讀經濟學的小泉純一郎，當然明白如果他不去做「日本王安石」，且怕日本政府仍然維持老樣子。為了萬世流芳，小泉純一郎，只好孤注一擲。

上回解釋了小泉純一郎要做「日本王安石」的理由，這回要解釋一下，為何日本有部分執政黨國會議員，要冒解散國會，不再獲自民黨支持之險，仍要阻止小泉純一郎通過郵政私有化法案。

在日本，除了一般由政府投資開辦的郵局，亦有些設於住宅內的「特定郵局」。這些郵局相當古怪，設於特定郵局局長的家中，政府為這些古怪郵局，每年繳付相等於郵局營辦成本十分一的補貼。而最奇怪的是，這些郵局的主人都是世襲，一個現代國家的公務員，可以靠世襲產生，真的不可思議。出現「特定郵局」這種難以理解的怪胎，與明治維新時，政府為打擊私營「飛腳問屋」而不擇手段有關。

所謂的飛腳問屋，是江戶時代的民營派遞公司，就像今天那些私營速遞公司，主要業務是替政府傳遞公文。在一八七零年，前島密接手管理政府的文件派遞工作，發現這些飛腳問屋又貴又慢，因此要盡快建立現代化的國營郵政網絡，取代這些飛腳問屋。

前島密當時想到一個妙計，那就是以世襲制，以及政府經費補貼，換取地方名士在家中設立現代郵局。結果，在短短十多年，日本郵政在全國設有四千多個郵局。在前島密的妙計下，飛腳問屋很快成為了歷史。不過前島密百多年前所想的妙計，為後世遺下的副作用相當大。

當這類特定郵局，佔了全國郵局多數時，事實上在地方製造了一批既得利益分子。現時，日本郵政兩萬五千間郵局中，有一萬九千間是這類特定郵局。這些特定郵局的主人，肯定是反對日本郵政改革的骨幹。日本政客一直以來，都不認為運用行政資源來輔選是羞恥的事。自民黨的政客，利用這些特定郵局局長在地方上的聲望，運用日本郵政的資源，及基層網絡下，在選舉中輔選戰無不勝。

正由於不少政客依賴特定郵局局長支持而上台，所以絕對沒有本錢，去為了小泉純一郎的政治理想，犧牲多年以來靠日本郵政古怪制度而建立的人脈網絡。因此，日本執政自民黨有一批人，肯定要為了自身利益背叛小泉純一郎。

在利益當前，任何制度有多不合理，都會被保留下來。而日本郵政私有化製造的政治風暴，背後也只是政客們謀取私利的攻防戰。

國有企業私有化，對日本而言並非新鮮事物。因為有不少大家耳熟能詳的巨無霸企業，例如以imode名聞世界的NTT，不少美國香煙的生產商日本煙草集團，以及經營東京山手線的JR東日本，前身都是日本政府擁有的企業。但這些企業脫離政府之後，又能否達到私有化的目標：減債和提升績效。

有些在本質上不適宜由國家經營的企業，私有化後確實令企業經營更為靈活。像前身為日本煙草專賣公社的日本煙草集團。如果仍由政府擁有，不單令政府難以推行禁煙政策，作為一個國有企業，收購海外大型煙草公司，以至收購食品廠都會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日本撤銷煙草專賣後，企業有如等死。

但日本煙草集團民營化後，日本煙草就收購了美國RJR煙草，擁有一系列有名的美國牌子香煙，又不會像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政治壓力。之後，日本煙草收購Asahi的食品業務，像菲里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進軍食品業，亦少了很多問題。

不過，有些巨無霸級的企業，如果私有化手段不當，不單不能達致減債目標，更可能是一場噩夢的開始。最有名的例子，那就是日本國鐵的改革。

由六十年代開始，日本因為開發子彈火車，以及國鐵的官僚架構過分臃腫，令日本國鐵在八十年代承受二十多兆日圓的巨額債務。

如果不及早解決，勢必成為日本政府沉重負擔。日本政府在一九八六年決定，將日本國鐵分成七間公司，分別是JR東日本、西日本、四國、北海道、九州、貨運和東海。

政府將部分債務轉到有賺錢能力的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而土地資產注入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政府希望將股份上市，以及出售鐵路沿線土地，將日本國鐵債務問題解決。

雖然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成功上市，但其餘四間JR公司仍然虧蝕，難以脫手。更糟的是，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房地產市場低沉，根本難以藉出售房地產減債。結果在十年後，仍然有廿多兆日圓債務。

最後，日本政府解散日本國鐵清算事業團，將剩下的債務以六十年分期付款償還。而日本政府想JR東日本、西日本和東海承擔多點債務時，幾乎引發訴訟。日本國鐵的不快經歷，亦成為了部分反對日本郵政私有化的人的論據。

因此，如果盲目相信私有化是政府減債良方，不去思考怎樣做好私有化，往往只是製造另一場噩夢。

官吁停播賽馬後遺癥難收拾

香港電台最後決定下一個馬季不再播賽馬，將資源和節目時段留給其他節目，這本來是正確的政策。但港台在今年四月決定取消賽馬節目，並無事前諮詢公眾，政府又搶在港台之先，公布有關決定，就令公眾質疑政府有否運用行政指令，干預港台的編采自主權。正確的政策，演化成一場政治危機。

搶先公布遭指摘整頓

對曾蔭權來說，他肯定想不到港台播賽馬問題，演化成一場政治風暴。但他應要問自己的問題是，為何港台播馬問題，最後竟然讓他陷入漩渦。

不論政策本身方向正確，還是歪理也好，若要政策成功得到公眾認受，首先要知道公眾的一些底線。這些底線包括公眾對那些手法認為不可容忍，以及公眾認為那一些價值必須捍衛。所謂的「政治正確」，其實也是回避一些政治禁忌的手法。

不論近年來港台內部管理有甚麼問題也好，自港英政府決定讓港台以半獨立形式運作，享有類似英國廣播公司的編采自主權後。港台節目叫好叫座，亦被認為是言論自由其中一座重要堡壘，必須珍而重之。對香港人而言，任何侵犯港台自主權之嫌的做法，都會遭到嚴重的反擊，以至焦頭爛額收場。

曾俊華在處理港台播馬問題上，正犯了從政不問禁忌的嚴重錯誤。港台高層在處理播放賽馬節目問題上，如何拖泥帶水都好，有關決定都一定要由港台高層自行公布，有關政治效果由他們自行負責。一旦由曾俊華搶在港台之先公布有關決定，外界就振振有詞指政府有意整頓港台。

未考慮節目馬迷歡迎

加上近日商台管理層忽視听眾要求，不單未將黃毓民的節目時段增加，還予解雇；公眾對言論自由問題極為敏感，在如此政治時勢下，港台不播馬的問題更應暫時打退堂鼓，等待黃毓民被炒事件解決後再作打算。在不適合的政治時機，做一項直闖公眾政治禁忌的決定，天時地利都不佳，難怪港台不播馬事件觸怒了公眾。

另一方面，港台以至政府當局，在決定取消播馬時，只考慮公營電台應否播馬這個問題，就算筆者，也是這樣去看港台應否播馬的問題。

但由馬迷反映的意見，就反映了另一個問題。不少馬迷近年轉听港台賽馬直播，因為港台重金禮聘了董驃擔任賽馬評述員，而董驃一向以敢言著稱，批評馬會以至騎師都絕不手軟。相反，商台還要顧慮來自馬會的波馬推廣廣告額，未必敢請董驃這類名嘴級評馬人。

對馬迷而言，只有商台播馬，那就剝奪了他們于投注前听取較為獨立意見的權利，那他們當然會反對政府的決定。如果政府事前做好諮詢，知道不少馬迷為了听董驃而听賽馬的個中因由，政府在處理港台取消播馬問題上，處理會更為合理，而不會出現民意支持播馬決定的傾向。

倘處理不佳影響施政

在天時地利不佳下，政府這次肯定要付出沉重代價，港台停播賽馬這項決定帶來的後遺癥，需要一段時間去清理。但如果曾蔭權的政府，不汲取這次教訓，采取任何行動前仔細思考當中的後果，以及民眾的禁忌，日後類似的政治災難只會陸續有來，沒完沒了，誰也救不了曾蔭權。

而親政府的派系，這次冷眼旁觀，他們對政府有多支持亦有目共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次事件反映是曾蔭權的施政風格，筆者對未來兩年的香港政治，實在不寄厚望。

促進旅遊業 改革旅發局

前身是香港旅遊協會的旅遊發展局，最近有報道指內部運作有不少問題，包括用人唯親，以至印刷宣傳品數量過多等問題。雖然旅發局否認有關指控，而暫時亦未有文件證明有關指控屬實；不過，空穴來風，並非無因。這證明了不少人，都對旅發局這個每年接受數以億元計公帑的部門有所不滿。

　　姑且不論有關醜聞是否屬實，單從旅發局的宣傳方針十多年不變，經常被文化界人士炮轟，以至土耳其遊客居然因旺角好景商場的色情光碟來到香港，而非旅發局的廣告，就知道現時旅發局運用公帑是否得當，其實相當值得懷疑。而旅遊業已成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改革旅發局令旅發局更有效運用公帑，是相當有必要。

被指用人唯親 年耗億元公帑

　　要旅發局運作得更有效率，必須先清楚查出旅發局內部，會否有一些積藏已久的問題。像傳媒針對旅發局的報道，有可能反映了旅發局一些潛在問題，可以視之為市民的投訴，而這投訴是受到公眾關注。既然引起了公眾關注，審計署應一如處理英基學校事件的慣例，主動與旅發局商討，讓審計署人員替旅發局進行衡工量值審計。

　　在審計署人員協助下，公眾才會知道現時政府對旅發局的資助，是否物有所值。而旅發局現時的做法，有那些值得保留，甚至表揚，有那些必須進行改革，以提升效率。傳媒在報道審計署針對英基的報告，多數集中英基如何行政失誤，但審計署報告，亦點出英基不少做法，教育統籌局應該加以推廣。真金不怕洪爐火，旅發局接受審計署人員的審計，正是證明旅發局清白的最有效方法。

針對不同地區 定推廣策略

　　旅發局所推廣的香港形象，其實由英治殖民年代，並無太大改變。都是推銷香港所留存所謂「中國文化特色」，以及「購物天堂」形象。對外代言人，永遠都是成龍，並沒有其他人。

　　但經歷過多年的發展，旅發局應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針對香港不同的特色，甚至時局的發展，制定出不同的市場推廣策略。針對中國內地，香港商人不賣假貨，以至香港迪士尼固然是賣點。但針對日本市場，不少日本人對英治年代香港的懷緬，可能更吸引日本遊客。而近日內地因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引起的中華民國熱，香港作為國民黨的搖籃，應該打鐵趁熱，重點推廣所謂「中國革命史」遊，包裝中西區到紅樓一帶，與國民黨有關的各式熱點，招徠遊客。

　　要旅發局的方針更具靈活性，不會被固有框框限死，旅發局的決策架構應該改革。更多文化界、學界以至海外研究香港文化的專家，應被委入旅發局的諮詢架構。現時旅發局成員，集中來自商界、旅遊業界以至一些熱烈擁護政府人士，缺乏遊客以至文化界人士的聲音，難怪香港旅發局的推廣策略，基本上與香港實情，甚至海外遊客的期望大為脫節。

　　旅發局發展至今天，已經是一個每年用上過億元公帑的組織，而旅發局工作的成敗，對香港旅遊業發展又有相當大的影響。公眾一定不會任由旅發局一成不變，要求只會有增無減。為旅發局內部運作進行審計，以及加強成員的代表性，已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政府早日採取行動，對香港長遠發展是有利的，亦合乎公眾期望。

曾荫权难过的日子

经过好一番扰攘，董建华辞职了，而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则被指派为署理行政长官。如果赌王何鸿燊的消息准确的话，曾荫权可望在7月正式成为香港第二位行政长官。

　　不过，曾荫权上任后，除了要清理烂摊子，更可能要面对比董建华更困难的处境。而这种困难处境，可说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没有议会支持的政府

　　以往，不论董建华如何不受民众欢迎，政府提出的法案，除非遇上像国家安全法引发七一游行那种狼狈境况，否则政府总能取得自由党和民建联的支持，在议会中取得过半数票，保证法案得以通过。

　　但曾荫权却非传统亲中共派系民建联属意的人选，而民建联在行政会议的成员曾钰成和郑耀棠等人，宁愿留在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也不愿在曾荫权接任当天出席由曾荫权召开的紧急行政会议和记者招待会。曾钰成、郑耀棠、梁振英和廖长城女皇律师的用意，明显不过。

　　就算自由党给曾荫权一点面子，愿意在曾荫权接任当天的记者会上站台，亦不代表自由党诚心支持新政府。事实上，人们预测，自由党正等待两年后的特首选举，要支持现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问鼎特首宝座。在这样背景下，自由党对曾荫权有多少支持，便大有疑问。

　　虽然泛民主派预料会全力支持曾荫权，但力量明显不及自由党和民建联来得强。

　　没有议会支持的政府，就算如何行政主导，始终都无法展现强势。

　　更糟糕的是，中央政府为了安抚反对曾荫权的亲北京派系，有意让曾荫权只做两年特首，在2007年的选举中重选一次。换言之，曾荫权一方面要应付董建华任内遗下的烂摊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两年后的特首选举，以及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等潜在对手，他未来这两年就只能在奋战中度过。

　　而曾荫权不论民望多高，他能够驾驭各类反对势力的工具有限，因为他不是由全民一人一票秘票选出来。他也不能以民意调查的结果，来显示他是代表民意，然后要求各路反对人士就范。

　　以北京与民建联的渊源、自由党本身的统战价值，北京不可能仅仅为了曾荫权的政权稳定，要求民建联和自由党无条件支持曾荫权。相反，如果北京对自由党和民建联凡事俯顺，又会很容易让这两个党无形中操控了政策，这又是北京领导层不愿见到的事。

　　倘若曾荫权是香港民众以选票选出来的特首，北京不用特别帮忙，他都可以把自由党和民建联的杂音压下去。因此，曾荫权极可能藉自己仍是政制发展小组组长的便利，游说北京接受特首普选，希望两年后他能够在选举中胜出而成为香港历史上最有民意威望的领导人，取得震慑群雄的效果。

　　以香港民主派进步之缓慢，曾荫权要在普选中高票取胜，并非十分困难。

英国治港年代的智慧

董建华突传辞职，照现时亲北京阵营的言论来看，董建华的离去已成定局。由于董建华仓促离开，除非中国政府邀请陈方安生出任特首主持大局，否则以现时香港的政治发展来看，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爵士，是接任特首不二之选。

　　从中共传统的成分来看，由曾荫权来当特首政治不正确。他出身自皇家警察世家，父亲和弟弟都曾效命殖民地警察当局。受争议的专业人士居英权计划，他也是总舵手之一。

　　曾荫权也曾是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手下的猛将之一，在回归前数天接受英帝国爵级司令勳章（Knight of British Empire，简称KBE）。由出身而论，他比与中共有一定渊源的陈方安生更不适合当特首。

　　但由于中共迟迟不搞普选，又反对在英治年代大搞民主，结果北京悉心栽培的民建联，以至代表商人的自由党，全部未经足够磨练，根本难成大器。要延揽足够的人才担当治理班底，中国政府要忍痛撇除成分论，对港英政府训练出来的官员委以重任。对北京而言，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抉择。

　　不过，从目前的困境回溯，可看出港英对官僚的训练可算相当到家。除了印度和非洲那些前英殖民地，能够在英国人管治经验中加以发扬光大的共和联邦国家，不少在独立后都取得不错成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反殖的同时，对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加以发展，令新加坡取得今天的成绩。

　　在中国政改和香港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政府如何透过香港，吸取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智慧，笔者相信，这才是曾荫权被委以重任的真意义。那么，英国人有什么政治智慧，借得中国人借鉴？

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中国民众一般最认识的香港公务员制度优点，莫过于香港廉政公署和高薪养廉制度，因为在传统上，中国民众都渴望官僚能够清廉。

　　但曾经在殖民地政府任职的人，都知道香港公务员系统得到嘉许，并非只有廉署、高薪养廉等特点。整个殖民地政府的其中一项运作特色，那是有板有眼的做事方式。

　　先从小节来看，殖民地政府内部的文件管理是相当严谨有序。由文件的保密等级，以及文件的分类存档，英国人留下一套有系统的制度。由文件管理，大家可以看到英国公务员基本上做到按清晰明确的本子办事，现时中国官僚爱怎样做就怎样，什么常规都不理的心态，才搞得中国上有政策、下层胡来的混乱状况。

　　董建华在这七年来，经常破坏英治年代的常规行事，曾荫权爵士应来个拨乱反正。

　　另一方面，英国人在香港虽然没有搞民主，但经历1967年中共发动的反英暴动的教训，英国派来的官僚时常低调地微服出巡，视察民众生活状况。像七十年代的总督麦理浩勳爵，经常一个人坐电车低调视察，为房屋和免费教育政策打好基石。英国人搞民本施政，建基于官员愿意放下身段去了解民情。

　　在推行政策时，英国人搞的咨询工作绝不马虎。由委派个别官员向传媒放汽球测试风向，到推出绿皮书（Green Paper），让民众在多个不同可行方案作出讨论，再推白皮书（White Paper）将政府建议再让公众讨论一次，到最后送入立法会成为法案。当中经过无数的争论，到了立法会时，议员根本不能反对。

　　董建华上台后，咨询文件一开始便去到白皮书阶段，公众全无选择可言，加上董建华政府编写的咨询文件粗糙不堪，与英治年代的踏实不能比，这难怪政府政策频频撞车。笔者相信，曾荫权对这点要引以为鉴。

没有绝对敌人

　　在中国政治，一般有基于意识形态，讲究对手出身背景的绝对敌人。像亲北京阵营，一般视民主派为仇敌。董建华当政时，也甚少主动拉拢民主派，作为政府的盟友，任由他们的力量变成反对力量。

　　在英治年代，务实的英国人没有绝对的敌人。彭定康拉拢民主派作为政改方案的主要盟友，但反对政改的民建联中人，英国人亦不介意给予肥缺。像再培训局主席，彭定康便给了民建联的谭耀宗出任。

　　中国人搞政治的大忌，就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所述，那种全赢全输的政治思维，粗疏地把世界视为只有黑白两色的世界。董建华在任内与民主派不共戴天，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中国人搞政治要进步，就要学殖民地官僚那种只有永远利益，没有永远敌人的务实做法。在个别政策上，拉民主派做政府盟友，在另一些政策，就与另一些政党结盟。笔者相信，曾荫权能在这点胜任愉快。

　　曾荫权并非圣人，他有着存在于凡人之间的很多问题。不过，如果他能善用他在英国人身上学过的技巧，笔者相信香港可以有所作为，也是结束中国不理性“身份”政治的一大里程碑。就由香港人去证明，不问背景，不问民族，唯才是用的想法，才是中国的正确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