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華在公眾沒有太大期望下，宣讀了他最新一份預算案，政府為了應付民怨，因此照樣寬免一年差餉、七成半薪俸稅、代繳兩個月公屋租金，還推出了綜援家庭互聯網上網津貼，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宣佈重建馬頭圍道一帶舊樓。看起來，某程度上滿足了政客的訴求。
中國經濟陷入發燒狀態
不過，政府推出這些計劃的錢從何而來？由過去一年的財政收入的結果可以看出端倪，去年原本預計有三百多億元財政赤字，但最終反而有一百三十多億元財政盈餘，而四百多億元巨額差額的來源，正是股市和樓宇買賣的印花稅，以及賣地收益。換言之，曾俊華推出所謂紓困措施，只不過是由熱錢炒家們賺來的一點錢回贈給被樓市壓得喘不過氣的市民，紓緩一下他們的生活壓力。
問題在於熱錢從來都不可靠，眾所周知，現時香港最大的熱錢來源是中國，而較早前，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郎咸平，形容中國經濟陷入發燒狀態，明顯出現過熱狀況。就連一向以精準狠辣著稱的金融大炒家索羅斯，都擔憂中國經濟隨時硬着陸。現時曾俊華只是打算用熱錢得來的一點收益來暫時紓解民困，但有沒有提出如何為熱錢走後的爛攤子打算，由於熱錢來匆匆去匆匆，香港因此受的打擊可能會比金融危機還要大得多。
因此，一份方向明確的財政預算案，不應只推出一些派糖措施暫時應付公眾不滿，或者一些花拳繡腿來聲稱冷卻樓市，而是要為熱錢走後的香港經濟提供方向。只要熱錢一走，樓市股市自然冷卻，但隨之而來就是公共開支的大增以及稅收收入減少，這還未計因中國經濟的打擊，對香港旅遊業、零售業的負面影響。是不是現在應先叫停像中國高鐵香港這樣的無謂公共工程，或對葡萄酒這類只有個別高官有興趣的無謂優惠，為未來作好打算呢？
未為可能的災難作預備
簡單而言，曾俊華的預算案是假定中國經濟不會硬着陸下而作出，但一旦中國經濟出現硬着陸，香港經濟以至整體發展可以往何處去，很明顯，我們的官員並未就有可能出現的災難情況作任何預備，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地方，中國經濟硬着陸已不是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而是有可能隨時發生的事。
2010年2月24日 星期三
速遞業納CEPA 助中小企經營
每年港府都會就不同行業加入CEPA與北京方面進行磋商，由於CEPA推出的背景以籠絡專業人士為主，因此，CEPA大多數是專業人士受惠，中小企甚至非常着緊個別行業能否受惠於CEPA。
不過，自內地去年通過《郵政法》，包括筆者在內的中小企東主，就相當關注在去年10月開始實施的《郵政法》緩衝時間屆滿前，能否令香港速遞業納入CEPA範圍，繼續維持在中國內地業務，因為速遞對中小企的成本控制，以及運作的穩定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
內地速遞 成本貴難追蹤
根據去年4月通過、10月實施的《郵政法》，同城50克以下，異地100克以下快遞郵件業務，一律由國有中國郵政專營，而其他的文件快遞業務，就容許內地人士擁有的私有企業經營，但禁止外資插手。而沒有CEPA協議保障下，香港快遞企業會被列入外資計算。
雖然現在是互聯網年代，但中小企很多合同、像布料樣本之類的小型輕重物件、圖紙一類的文件，仍然依賴速遞公司傳送。現時香港的速遞公司單靠香港的國際客戶，不可能維持全中國各地皆有駐點的龐大網絡，因此，香港的速運公司為了維持全國性網絡，都會在中國內地兼營同城或異地快遞業務，事實上，有部分辦公點與工廠分散於不同城市的中小企，亦需要港資公司的速遞網絡去幫助他們。
一旦香港的速遞公司不能繼續經營內地同城或異地速遞業務，這會導致很多文件不能做到一票到底，而要交給其他內地公司代為傳送，但由於中國內地不同民營公司的資訊系統並不劃一，結果不但令速遞費用上升，而且速遞文件難以追查下落，有些文件是絕對不容有失，例如一些涉及進出口報關的船運文件，或一些項目合約。一旦文件失蹤而要追討損失，要追究誰的責任，真的夠費煞思量。
而由於香港郵政特快專遞，同時受制於內地壟斷的中國郵政昂貴費用，以及本身公務員體制的影響，郵費會大為上升。而且香港郵政亦不見得比私有速遞公司可靠，在去年11月，大批空郵郵件積壓導致中小企蒙受損失事件，已經令不少中小企東主對香港郵政起了戒心。
爭擴CEPA 要顧中小企
此外，現時不少港商都慣於利用速遞公司代收貨款，或代為支付一些費用，若然交給香港的速遞公司負責，一旦出現法律問題，甚至速遞公司倒閉，仍然可以依循香港法律追討，亦比較容易找到相關人士下落，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但如果變成由內地公司去負責，在上月廣東省一間速遞公司倒閉，導致群體事件的例子可以看到，連內地人都要用群體事件這種極端手段追討款項，那香港東主的貨款有多安全真可想而知。
有時候，香港政府爭取CEPA的優惠，不要只考慮專業人士或大財團的飯碗，有時更要考慮中小企日常營運需要，政府一方面講中港融合，但另一方面又不為中小企解決一些營運上的問題，例如銀行滙款、郵遞安排這些細節上的關卡，那講甚麼中港融合都只不過是一片空談。作為中小企的營運者，筆者衷心希望，今年的CEPA會為速遞業解決問題，而日後政府在CEPA談判上，多點顧及中小企日常營運上各種遇上的細節問題，那CEPA才會真的有助香港企業競爭力。
不過，自內地去年通過《郵政法》，包括筆者在內的中小企東主，就相當關注在去年10月開始實施的《郵政法》緩衝時間屆滿前，能否令香港速遞業納入CEPA範圍，繼續維持在中國內地業務，因為速遞對中小企的成本控制，以及運作的穩定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
內地速遞 成本貴難追蹤
根據去年4月通過、10月實施的《郵政法》，同城50克以下，異地100克以下快遞郵件業務，一律由國有中國郵政專營，而其他的文件快遞業務，就容許內地人士擁有的私有企業經營，但禁止外資插手。而沒有CEPA協議保障下，香港快遞企業會被列入外資計算。
雖然現在是互聯網年代，但中小企很多合同、像布料樣本之類的小型輕重物件、圖紙一類的文件，仍然依賴速遞公司傳送。現時香港的速遞公司單靠香港的國際客戶，不可能維持全中國各地皆有駐點的龐大網絡，因此，香港的速運公司為了維持全國性網絡，都會在中國內地兼營同城或異地快遞業務，事實上，有部分辦公點與工廠分散於不同城市的中小企，亦需要港資公司的速遞網絡去幫助他們。
一旦香港的速遞公司不能繼續經營內地同城或異地速遞業務，這會導致很多文件不能做到一票到底，而要交給其他內地公司代為傳送，但由於中國內地不同民營公司的資訊系統並不劃一，結果不但令速遞費用上升，而且速遞文件難以追查下落，有些文件是絕對不容有失，例如一些涉及進出口報關的船運文件，或一些項目合約。一旦文件失蹤而要追討損失，要追究誰的責任，真的夠費煞思量。
而由於香港郵政特快專遞，同時受制於內地壟斷的中國郵政昂貴費用，以及本身公務員體制的影響，郵費會大為上升。而且香港郵政亦不見得比私有速遞公司可靠，在去年11月，大批空郵郵件積壓導致中小企蒙受損失事件，已經令不少中小企東主對香港郵政起了戒心。
爭擴CEPA 要顧中小企
此外，現時不少港商都慣於利用速遞公司代收貨款，或代為支付一些費用，若然交給香港的速遞公司負責，一旦出現法律問題，甚至速遞公司倒閉，仍然可以依循香港法律追討，亦比較容易找到相關人士下落，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但如果變成由內地公司去負責，在上月廣東省一間速遞公司倒閉，導致群體事件的例子可以看到，連內地人都要用群體事件這種極端手段追討款項，那香港東主的貨款有多安全真可想而知。
有時候，香港政府爭取CEPA的優惠，不要只考慮專業人士或大財團的飯碗，有時更要考慮中小企日常營運需要，政府一方面講中港融合，但另一方面又不為中小企解決一些營運上的問題，例如銀行滙款、郵遞安排這些細節上的關卡，那講甚麼中港融合都只不過是一片空談。作為中小企的營運者，筆者衷心希望，今年的CEPA會為速遞業解決問題，而日後政府在CEPA談判上，多點顧及中小企日常營運上各種遇上的細節問題，那CEPA才會真的有助香港企業競爭力。
2010年2月10日 星期三
從香港看馬總統的邊緣化
馬總統終於願意解釋一下ＥＣＦＡ的內容，包括減免關稅、投資保障以及知識產權保障。馬總統表示，不簽ＥＣＦＡ的話，台灣就會被邊緣化。
對有簽ＣＥＰＡ的香港人而言，馬總統所講的內容，甚至邊緣化這個爛理由，都似曾相識。可惜的是，馬總統講的理由，以至內容，以香港經驗而言，不單不會防止台灣被邊緣化，相反簽了後，就真的會令台灣被邊緣化。
先講投資保障和知識產權保障這兩點。不論投資保障還是知識產權保障，要落實執行最重要還是看簽字國的法治水平。很可惜，中國的法治水平以爛聞名於世。在知識產權上，不單經常有人明目張膽搞「山寨仿冒品」而無制止，有時候當局更是主動出擊，去竊取他國的知識產權，近日美國引用《商業間諜法》判了一名華裔工程師十五年監禁，更反映出中國這方面的慣性，有關知識產權部分，不論條文內容如何，都很大機會是一堆廢紙。
而投資保障方面，中國更是以惡名昭彰著稱，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經常有地方政府為侵吞外商財產，不惜羅織罪名，甚至有不少香港人因此傾家蕩產，甚至有港商高級行政人員入獄，累得妻離子散。除非中國有獨立司法制度，否則投資保障部分如何落實呢？
減免關稅部分，由於中國擁有比台灣廉價的勞動力，就算不開放農產品市場也好，大批中國生產的商品仍然會在ＥＣＦＡ下湧進台灣，基層就業仍然受到嚴重威脅。相反，只有極少數台灣商品會在ＥＣＦＡ下免關稅受益。而且要留意一點：就算有若干百分比是台灣製造，有部分用了中國製造零件，都可以宣稱「台灣製造」享受關稅優惠；換言之，台灣只有很少人受益！這類騙人做法在香港見得多，難道馬總統認為台灣人不懂將台灣ＥＣＦＡ與香港ＣＥＰＡ作比較。
台灣真正避免邊緣化，不是依靠危機四伏的中國，相反地，要落實台灣建立「海洋國家」的方針，不論東南亞、南美友邦，甚至現時出現危機的東歐和南歐，都是台灣有可能找到利基的地方。馬總統堅持簽署ＥＣＦＡ，並祭出邊緣化作藉口，只是想騙人。一如中國成功騙得香港議會同意撥款約二千四百億新台幣興建中國高鐵香港段，用的也是「邊緣化」這理由！
對有簽ＣＥＰＡ的香港人而言，馬總統所講的內容，甚至邊緣化這個爛理由，都似曾相識。可惜的是，馬總統講的理由，以至內容，以香港經驗而言，不單不會防止台灣被邊緣化，相反簽了後，就真的會令台灣被邊緣化。
先講投資保障和知識產權保障這兩點。不論投資保障還是知識產權保障，要落實執行最重要還是看簽字國的法治水平。很可惜，中國的法治水平以爛聞名於世。在知識產權上，不單經常有人明目張膽搞「山寨仿冒品」而無制止，有時候當局更是主動出擊，去竊取他國的知識產權，近日美國引用《商業間諜法》判了一名華裔工程師十五年監禁，更反映出中國這方面的慣性，有關知識產權部分，不論條文內容如何，都很大機會是一堆廢紙。
而投資保障方面，中國更是以惡名昭彰著稱，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經常有地方政府為侵吞外商財產，不惜羅織罪名，甚至有不少香港人因此傾家蕩產，甚至有港商高級行政人員入獄，累得妻離子散。除非中國有獨立司法制度，否則投資保障部分如何落實呢？
減免關稅部分，由於中國擁有比台灣廉價的勞動力，就算不開放農產品市場也好，大批中國生產的商品仍然會在ＥＣＦＡ下湧進台灣，基層就業仍然受到嚴重威脅。相反，只有極少數台灣商品會在ＥＣＦＡ下免關稅受益。而且要留意一點：就算有若干百分比是台灣製造，有部分用了中國製造零件，都可以宣稱「台灣製造」享受關稅優惠；換言之，台灣只有很少人受益！這類騙人做法在香港見得多，難道馬總統認為台灣人不懂將台灣ＥＣＦＡ與香港ＣＥＰＡ作比較。
台灣真正避免邊緣化，不是依靠危機四伏的中國，相反地，要落實台灣建立「海洋國家」的方針，不論東南亞、南美友邦，甚至現時出現危機的東歐和南歐，都是台灣有可能找到利基的地方。馬總統堅持簽署ＥＣＦＡ，並祭出邊緣化作藉口，只是想騙人。一如中國成功騙得香港議會同意撥款約二千四百億新台幣興建中國高鐵香港段，用的也是「邊緣化」這理由！
2010年2月9日 星期二
鄭汝樺facebook諮詢 變公關災難
雖然高鐵撥款已經通過，但同時亦暴露了政府仍然依賴操控主流傳媒來推銷政策以及吸納民意的大毛病，因此，不少政府問責官員都要學習用facebook，其中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以及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都設立了自己的facebook戶口。
而因高鐵而成為年輕人針對對象的運輸及房屋局，在上周六亦利用一個論壇和facebook蒐集民意，不過這次行動變成了一場公關大災難，網上劣評如潮，成為了一些網絡政治年代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的反面教材，到底這次本意良好的行動，鄭汝樺犯了甚麼大錯？
基本使用知識欠奉
要利用任何網絡工具進行政策宣傳，對相關工具的使用模式和文化需要有基本常識，才不會令民眾感到被冒犯，否則不但吃力不討好，犯了一些忌諱更可能被會引起公眾的憤怒，未有達到原有的目標，就已經惹得一身麻煩。
而這次鄭汝樺利用facebook進行的諮詢行動，就充分反映了她全無facebook的使用常識。
一般機構是利用Group或Fan Page兩種性質類似的工具來建立與群眾間的關係，因為Fan Page和Group兩種用起來很像的工具，既有Photo和Event（可以提醒參與者有個別事情會發生）兩種發放信息的工具，亦有Discussion和Wall這些蒐集民情的工具。
善於使用Web 2.0的政府，一般會使用這些工具，既解釋民情，亦會利用討論內容，重新考慮某些政策可能出現的問題，作為一種預警工具。
由於Web 2.0工具的互動性，因此，不但民間用來動員群眾，政府本身亦可以利用來同時發放信息、解釋政策、蒐集和剖析民情，以及動員支持者。而facebook戶口的使用得愈久，參與的群眾愈多，效用就愈好。
但鄭汝樺的處理手段，堪稱不可思議來形容，一般政府是發出新聞稿時，已經設定好facebook戶口，但鄭汝樺是政府發出新聞稿後，公眾東找西找都找不到鄭汝樺的戶口。
而戶口只讓公眾留言數小時，之後便不讓公眾發言，而運輸及房屋局戶口是沒有任何市民做「朋友」，更不要說設立一個Group或Fan Page來發放資訊和蒐集民意，這充分反映出，鄭汝樺本人以至運輸及房屋局整個決策層，根本不懂用facebook，亦沒有研究如何用facebook。
限時回應 誠意不足
不懂用facebook，公眾還有原諒的理由，但限制留言時間，以及未有善用discussion這功能，讓公眾提出的議題可以得到公開的跟進，就讓人感到運輸及房屋局，未有打算長久透過互聯網，直接與公眾溝通。
現時facebook蒐集民意這做法，純粹只是應付一時的民憤，結果網上民眾的回應顯得更憤怒，這次第一次便出閘脫腳，這令日後運輸及房屋局，要修補在公眾間的負面形象更為困難，可能成為少數難以利用互聯網平台蒐集民意的政府部門。
在英美等國，政府首長級官員直接利用Web 2.0工具發放資訊和蒐集民意是正常不過的事，像筆者也有定時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文禮彬（David Wright Miliband）的twitter的一樣。
宜與時並進虛心納諫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與西方國家相比大為落後，本應急起直追，如果不了解各類web 2.0工具的用法，請參考其他國家的正常做法。
但更重要的是，官員要有在網上，與民眾平等交流的心理準備，網民都是見多識廣相當聰明的，政府官員與民眾相處時敷衍了事，民眾很容易識穿的。
這不是Spin Doctor可以呼風喚雨的年代，在Web 2.0年代，官員需要是與時並進的虛心。
而因高鐵而成為年輕人針對對象的運輸及房屋局，在上周六亦利用一個論壇和facebook蒐集民意，不過這次行動變成了一場公關大災難，網上劣評如潮，成為了一些網絡政治年代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的反面教材，到底這次本意良好的行動，鄭汝樺犯了甚麼大錯？
基本使用知識欠奉
要利用任何網絡工具進行政策宣傳，對相關工具的使用模式和文化需要有基本常識，才不會令民眾感到被冒犯，否則不但吃力不討好，犯了一些忌諱更可能被會引起公眾的憤怒，未有達到原有的目標，就已經惹得一身麻煩。
而這次鄭汝樺利用facebook進行的諮詢行動，就充分反映了她全無facebook的使用常識。
一般機構是利用Group或Fan Page兩種性質類似的工具來建立與群眾間的關係，因為Fan Page和Group兩種用起來很像的工具，既有Photo和Event（可以提醒參與者有個別事情會發生）兩種發放信息的工具，亦有Discussion和Wall這些蒐集民情的工具。
善於使用Web 2.0的政府，一般會使用這些工具，既解釋民情，亦會利用討論內容，重新考慮某些政策可能出現的問題，作為一種預警工具。
由於Web 2.0工具的互動性，因此，不但民間用來動員群眾，政府本身亦可以利用來同時發放信息、解釋政策、蒐集和剖析民情，以及動員支持者。而facebook戶口的使用得愈久，參與的群眾愈多，效用就愈好。
但鄭汝樺的處理手段，堪稱不可思議來形容，一般政府是發出新聞稿時，已經設定好facebook戶口，但鄭汝樺是政府發出新聞稿後，公眾東找西找都找不到鄭汝樺的戶口。
而戶口只讓公眾留言數小時，之後便不讓公眾發言，而運輸及房屋局戶口是沒有任何市民做「朋友」，更不要說設立一個Group或Fan Page來發放資訊和蒐集民意，這充分反映出，鄭汝樺本人以至運輸及房屋局整個決策層，根本不懂用facebook，亦沒有研究如何用facebook。
限時回應 誠意不足
不懂用facebook，公眾還有原諒的理由，但限制留言時間，以及未有善用discussion這功能，讓公眾提出的議題可以得到公開的跟進，就讓人感到運輸及房屋局，未有打算長久透過互聯網，直接與公眾溝通。
現時facebook蒐集民意這做法，純粹只是應付一時的民憤，結果網上民眾的回應顯得更憤怒，這次第一次便出閘脫腳，這令日後運輸及房屋局，要修補在公眾間的負面形象更為困難，可能成為少數難以利用互聯網平台蒐集民意的政府部門。
在英美等國，政府首長級官員直接利用Web 2.0工具發放資訊和蒐集民意是正常不過的事，像筆者也有定時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文禮彬（David Wright Miliband）的twitter的一樣。
宜與時並進虛心納諫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與西方國家相比大為落後，本應急起直追，如果不了解各類web 2.0工具的用法，請參考其他國家的正常做法。
但更重要的是，官員要有在網上，與民眾平等交流的心理準備，網民都是見多識廣相當聰明的，政府官員與民眾相處時敷衍了事，民眾很容易識穿的。
這不是Spin Doctor可以呼風喚雨的年代，在Web 2.0年代，官員需要是與時並進的虛心。
失敗的 facebook公關騷
在高鐵事件後，政府官員不得不承認 e-politics的威力，陳維安和許曉暉兩位副局長各自開了 facebook戶口，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亦學人開了 facebook戶口。不過鄭汝樺的戶口只是用來應付在上周六舉行的公眾論壇，政府只在論壇期間接受留言，之後邱誠武副局長的留言，也只是官樣文章，對二千多名網民留下的留言沒有具體的跟進承諾，引起全城網民一片劣評，日後運輸及房屋局要透過互聯網諮詢民意，可能更為艱難。
鄭汝樺拒與時並進
要在 Web2.0成功利用互聯網發動群眾，重要的關鍵在於願意與民眾直接對話，並且透過這個途徑了解民情。在泛民政黨中，為何公民黨和社民連都比較能夠掌握網上年輕人對很多公共政策的看法，因為公民黨和社民連是最早一批使用互聯網工具直接與市民互動，由○四年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創立網上電台，到今天公民黨和社民連不但在網上電台與民眾互動，兩黨每位議員都擁有本身的 facebook戶口，甚至有時要與建制派支持者正面交鋒，這是他們知道放下身段之道。因此，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議員敢玩五區公投，老早便反對高鐵撥款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知道真正民意所在。
而鄭汝樺使用 facebook戶口的態度，卻是仍然是高鐵撥款辯論時那副態度，她作為政府部門首長高高在上，不用直接與民眾解釋互動，至今仍然未能接受互聯網世界人人平等的作風，因此，她才會妙想天開到把 facebook當成 Web1.0年代的留言版這樣用，這不但是她不了解科技這麼簡單，而是她心態落後，拒絕與時並進接受時代的轉變。
官員不經選舉洗禮
鄭汝樺拒絕與時並進並非沒有原因，現時所謂的問責制，根本不用經歷選舉的洗禮，或許有陳維安或許曉暉這些人敢接受新挑戰，但一些年輕的政治助理，如食物及衞生局政治助理陳智遠，他很早便有 facebook戶口，他年齡比筆者還小，但收了納稅人十多萬薪酬，恕筆者愚昧，都未見陳智遠在 facebook上與民眾互動，因為陳智遠縱然為問責官員，但看來並無任何為未來從政生涯的準備。民選議員的積極性，與問責官員的懶惰，由此高下立見。
因此，要政府真的邁向 Web2.0年代，政府非邁向普選不可，這非科技問題， facebook並不難用，這歸根究柢還是政制的問題。沒有普選，怎叫高官有動力直接聆聽民意？
鄭汝樺拒與時並進
要在 Web2.0成功利用互聯網發動群眾，重要的關鍵在於願意與民眾直接對話，並且透過這個途徑了解民情。在泛民政黨中，為何公民黨和社民連都比較能夠掌握網上年輕人對很多公共政策的看法，因為公民黨和社民連是最早一批使用互聯網工具直接與市民互動，由○四年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創立網上電台，到今天公民黨和社民連不但在網上電台與民眾互動，兩黨每位議員都擁有本身的 facebook戶口，甚至有時要與建制派支持者正面交鋒，這是他們知道放下身段之道。因此，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議員敢玩五區公投，老早便反對高鐵撥款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知道真正民意所在。
而鄭汝樺使用 facebook戶口的態度，卻是仍然是高鐵撥款辯論時那副態度，她作為政府部門首長高高在上，不用直接與民眾解釋互動，至今仍然未能接受互聯網世界人人平等的作風，因此，她才會妙想天開到把 facebook當成 Web1.0年代的留言版這樣用，這不但是她不了解科技這麼簡單，而是她心態落後，拒絕與時並進接受時代的轉變。
官員不經選舉洗禮
鄭汝樺拒絕與時並進並非沒有原因，現時所謂的問責制，根本不用經歷選舉的洗禮，或許有陳維安或許曉暉這些人敢接受新挑戰，但一些年輕的政治助理，如食物及衞生局政治助理陳智遠，他很早便有 facebook戶口，他年齡比筆者還小，但收了納稅人十多萬薪酬，恕筆者愚昧，都未見陳智遠在 facebook上與民眾互動，因為陳智遠縱然為問責官員，但看來並無任何為未來從政生涯的準備。民選議員的積極性，與問責官員的懶惰，由此高下立見。
因此，要政府真的邁向 Web2.0年代，政府非邁向普選不可，這非科技問題， facebook並不難用，這歸根究柢還是政制的問題。沒有普選，怎叫高官有動力直接聆聽民意？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
中國不一定強
當很多港台商人和傳媒，都不斷瘋狂唱好中國經濟和政治前景，以為中國共產黨現時的畸形統治可以千秋萬世時，近日來自搜狐行政總裁張朝陽，以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分別在不同場合，表達他們悲觀的看法，而他們的警告都相當有份量。
搜狐行政總裁張朝陽，在二月三日於北京舉行一個論壇上，指出中國偏袒國有企業的體制，傳媒並無形成獨立人格，政府權力不受限制，體制亦不尋求公平，將會令中國未來發展大為受限，他呼籲中國更大程度上擁護普世價值，以及維護公平競爭，以維持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競爭力，這已是一大震撼彈。
在二月四日，最新一期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的文章，指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將會把中國拖進新的政治危機，他指中國只有作出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
張朝陽、姚洋都是中國社會的菁英，以往對中國現有的經濟和政治模式都多加讚許，但連他們都不得不出來要求當局限制既得利益份子對中國經濟成果的蠶食，甚至公開要求民主化，這正反映出現時中國的經濟社會危機，已經惡化到一個連中國民眾本身都忍無可忍的程度。
如果中國當局在中國自身的政改問題上，都交不出任何承諾或者成績出來，中國有可能要面對比一九八九年民運更大的政治衝擊，而由於現時再沒有鄧小平這種份量的強人，一旦出現衝突後果將會相當難以預料。
由此來看，現時港台商界那種完全依賴中國的心理，根本是一種高風險而且不負責任的政治賭博，萬一中國出現亂局，那我們可以怎麼辦？現時台灣的當政者，應該停止事事向西望的大陸思維，由只依靠中國，到改為尋求多個不同的可能性分散風險。而在軍事戰略上，台灣人應有心理準備，中國共產黨為了保住自身政權，什麼都可以幹出來，現時與中國商談任何和議都根本不切實際。
搜狐行政總裁張朝陽，在二月三日於北京舉行一個論壇上，指出中國偏袒國有企業的體制，傳媒並無形成獨立人格，政府權力不受限制，體制亦不尋求公平，將會令中國未來發展大為受限，他呼籲中國更大程度上擁護普世價值，以及維護公平競爭，以維持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競爭力，這已是一大震撼彈。
在二月四日，最新一期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的文章，指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將會把中國拖進新的政治危機，他指中國只有作出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
張朝陽、姚洋都是中國社會的菁英，以往對中國現有的經濟和政治模式都多加讚許，但連他們都不得不出來要求當局限制既得利益份子對中國經濟成果的蠶食，甚至公開要求民主化，這正反映出現時中國的經濟社會危機，已經惡化到一個連中國民眾本身都忍無可忍的程度。
如果中國當局在中國自身的政改問題上，都交不出任何承諾或者成績出來，中國有可能要面對比一九八九年民運更大的政治衝擊，而由於現時再沒有鄧小平這種份量的強人，一旦出現衝突後果將會相當難以預料。
由此來看，現時港台商界那種完全依賴中國的心理，根本是一種高風險而且不負責任的政治賭博，萬一中國出現亂局，那我們可以怎麼辦？現時台灣的當政者，應該停止事事向西望的大陸思維，由只依靠中國，到改為尋求多個不同的可能性分散風險。而在軍事戰略上，台灣人應有心理準備，中國共產黨為了保住自身政權，什麼都可以幹出來，現時與中國商談任何和議都根本不切實際。
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舊樓管理 驗樓治標不治本
在紅磡馬頭圍道50年樓齡舊樓轟然倒塌事件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乘勢加快推出強制驗樓計劃，政府已經交付立法會首讀的《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2010》的草案，應該在這氣氛中快快通過。
只不過，曾經作為舊樓業主和法團委員的小弟，不禁要問，驗了樓，就等於以後不會悲劇重演嗎？情況明顯比想像中複雜得多。
釘王多拒承擔維修責任
對於大多數小業主，他們在法例下也得驗樓，因為他們的物業被釘契，轉讓時就很麻煩，釘契對正常物業業主都是有效的阻嚇手段，問題在於，在愈舊的樓宇，愈多一種叫釘王的不正常業主，這種釘王根本不在乎物業會否被釘契，因為他們只是指望有地產商買下他們的業權拿去重建，當物業獲地產商垂青時，自然有人在買賣合約時替他們贖契。
因此，他們不會付款進行任何維修，甚至由於釘王擁有的業權份數相當多，他們一毛不拔，或在業主大會否決維修方案，試問誰能奈他們何？因此，政府如何保證在同一大廈物業內，釘王願意承擔責任甚為重要。
倡扣押收入清付維修費
而現時漏洞在於，所有維修或業主大會，都以業權份數決勝負，那是助長釘王拒絕承擔大廈維修責任，最終導致大廈失修。
因此，政府應考慮引進類似上市公司股東會對大股東投票的監管，對持有相當多業權份數的業主，在維修相關決議的投票權力作出限制，以及屋宇署長有權對拒付維修費用的大業主，或佔顯著業權比例業主，申請命令扣押由地產得來的收入，清付維修費用，甚至用以繳納罰款，甚至頒令由這類業主代小業主清付所有維修費用，這樣才會解決一些釘王主導的舊樓物業維修問題。
就算沒有釘王問題，業主立案法團本身也是一個問題。政府將業主立案法團描述成解決建築管理問題的萬能良方，但以筆者親身經驗來看，就算業主立案法團內部沒有貪污問題都好，由於很多業主立案法團委員，都不具備檢驗維修質素等需要的專業知識，他們往往不知如何保證物業有沒有被妥善維修，這也是不少大廈的大維修花了一大筆錢，都不見得令建築物結構妥為修葺的原因。
業主立案法團 管治一團糟
另一方面，由於業主立案法團只是一個在《建築物管理條例》下成立的民間法團，而業主立案法團所作的決定，或選舉出現爭拗，也只是原來用作解決物業產權問題的土地審裁處負責有關訴訟，而不像其他法定組織般，需要依照一般公共行政規範，決定能被司法覆核所挑戰，結果不少立案法團內部管理一團糟，業主之間爭拗不斷，無法作出令人服眾的決定，那些大廈的維修長期無法展開，那與沒有業主立案法團，又有何分別？
因此，政府不斷強調驗樓可以解決問題，查實只是治標不治本，有助紓緩病徵但不能夠根治問題。面對舊樓常見不負責任釘王問題、業主立案法團不知如何監管維修質量問題，以及業主立案法團本身的管治和監察問題，全部都是現時問題的根本，政府將這些問題一一解決，舊樓的管理水平才會出現曙光，問題在於改革這些問題涉及利益千絲萬縷，在政府缺乏民意認受基礎，如何作出這些重大的改革，小弟相信林鄭月娥如何「打得」，都不一定能夠解決得了。
只不過，曾經作為舊樓業主和法團委員的小弟，不禁要問，驗了樓，就等於以後不會悲劇重演嗎？情況明顯比想像中複雜得多。
釘王多拒承擔維修責任
對於大多數小業主，他們在法例下也得驗樓，因為他們的物業被釘契，轉讓時就很麻煩，釘契對正常物業業主都是有效的阻嚇手段，問題在於，在愈舊的樓宇，愈多一種叫釘王的不正常業主，這種釘王根本不在乎物業會否被釘契，因為他們只是指望有地產商買下他們的業權拿去重建，當物業獲地產商垂青時，自然有人在買賣合約時替他們贖契。
因此，他們不會付款進行任何維修，甚至由於釘王擁有的業權份數相當多，他們一毛不拔，或在業主大會否決維修方案，試問誰能奈他們何？因此，政府如何保證在同一大廈物業內，釘王願意承擔責任甚為重要。
倡扣押收入清付維修費
而現時漏洞在於，所有維修或業主大會，都以業權份數決勝負，那是助長釘王拒絕承擔大廈維修責任，最終導致大廈失修。
因此，政府應考慮引進類似上市公司股東會對大股東投票的監管，對持有相當多業權份數的業主，在維修相關決議的投票權力作出限制，以及屋宇署長有權對拒付維修費用的大業主，或佔顯著業權比例業主，申請命令扣押由地產得來的收入，清付維修費用，甚至用以繳納罰款，甚至頒令由這類業主代小業主清付所有維修費用，這樣才會解決一些釘王主導的舊樓物業維修問題。
就算沒有釘王問題，業主立案法團本身也是一個問題。政府將業主立案法團描述成解決建築管理問題的萬能良方，但以筆者親身經驗來看，就算業主立案法團內部沒有貪污問題都好，由於很多業主立案法團委員，都不具備檢驗維修質素等需要的專業知識，他們往往不知如何保證物業有沒有被妥善維修，這也是不少大廈的大維修花了一大筆錢，都不見得令建築物結構妥為修葺的原因。
業主立案法團 管治一團糟
另一方面，由於業主立案法團只是一個在《建築物管理條例》下成立的民間法團，而業主立案法團所作的決定，或選舉出現爭拗，也只是原來用作解決物業產權問題的土地審裁處負責有關訴訟，而不像其他法定組織般，需要依照一般公共行政規範，決定能被司法覆核所挑戰，結果不少立案法團內部管理一團糟，業主之間爭拗不斷，無法作出令人服眾的決定，那些大廈的維修長期無法展開，那與沒有業主立案法團，又有何分別？
因此，政府不斷強調驗樓可以解決問題，查實只是治標不治本，有助紓緩病徵但不能夠根治問題。面對舊樓常見不負責任釘王問題、業主立案法團不知如何監管維修質量問題，以及業主立案法團本身的管治和監察問題，全部都是現時問題的根本，政府將這些問題一一解決，舊樓的管理水平才會出現曙光，問題在於改革這些問題涉及利益千絲萬縷，在政府缺乏民意認受基礎，如何作出這些重大的改革，小弟相信林鄭月娥如何「打得」，都不一定能夠解決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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