ㄟ擱發？小心中國凸槌！

近日，國際債券市場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出現了不尋常的異動，深受金融問題困擾的希臘、葡萄牙等國信貸違約掉期固然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近日亞太多國的信貸違約掉期也出現異常上升，香港、澳洲、中國、紐西蘭和韓國的五年期中期信貸違約掉期一天內上升百分之三至四。而澳洲五間主要商業銀行的信貸違約掉期，上升幅度更超過百分之十。

信貸違約掉期，查實是一個保險機制，在購買掉期合約後，一旦有關信貸，例如債券出現拒付的違約情況，就會由交易對手手上得到本金的賠償，而信貸違約掉期價格越高，即代表購買一方要付更高的保險費用，亦即風險越高。自金融海嘯後，信貸違約掉期已經成為了不少投資者，用作了解和預測投機者對大市去向的工具。像希臘、葡萄牙、杜拜等地的問題，早在危機出現前半年至一年，已經可以透過信貸違約掉期預視得到，如果當時投資作出因應的話，就可以避過今天的風險。

而最近出現信貸違約掉期風險上升影響五個亞太國家，其中一個共同特色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近年都是受中國經濟的推動，像澳洲和紐西蘭，不單受惠於中國對原料的強勁需求，澳洲亦受惠於中國來的投機熱錢。而香港在ＣＥＰＡ協議下，明顯被中國來的黑錢炒高資產價格。韓國在旅遊業以至製造業，也受到中國的影響。

這五國信貸違約掉期上升，反映投資者開始對中國的過度信貸，以至無底洞一樣的銀行壞帳問題感到擔憂。如果這股信貸違約掉期升勢無法消弭，最終會演變成亞洲金融海嘯，衝擊受中國影響的各個經濟體系，而台灣肯定會首當其衝，如果簽了ＥＣＦＡ情況肯定會更惡化。

鑑於現時不穩定的金融形勢，沒有必要急於今年六月簽署ＥＣＦＡ，相反的，馬政府應該為未來可能出現的金融衝擊做好應變方案，協助台灣各企業應變更為重要。

開放渡輪市場 堵津貼「黑洞」

政府最近決定，向經營離島渡輪服務的公司提供津貼，希望藉此遏止離島地區的交通上漲問題，現有在離島渡輪業務上掙扎的公司，當然歡迎當局的決定。

不過，由海外的例子可見，就算最終政府接管了渡輪服務，沒有妥善的管理，不單未能夠控制離島居民的交通費用，亦未能提升服務質素，而且有可能構成納稅人的沉重負擔，而同樣有離島交通問題需要解決的澳洲港口城市悉尼，可以做香港的反面教材。

澳反面教材 紐約堪借鏡

澳洲悉尼與香港一樣，有不少居民居於離島，並且需要每天乘坐渡輪到市區上班上學。由1951年開始，由於渡輪虧蝕嚴重，悉尼大部分離島渡輪服務被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接管。在1974年，餘下的私營服務由於無法應付日漸上升的成本，也被州政府接管。往後30多年，悉尼渡輪都是州政府旗下企業。

但州政府旗下的渡輪服務，一如其他的國有交通服務一樣，不但成為納稅人的財政負擔，而且服務質素差強人意，包括班次經常不準時、班次不足、船隻保養差勁、渡輪運作不安全等問題。今年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試圖將服務外判給兩間私營公司，但由於工會壓力等因素，最終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仍然與州政府旗下渡輪公司續約，悉尼渡輪得到改善遙遙無期。

反觀，另一個一樣有離島與市區水路往來問題的大城市紐約，渡輪不但沒有因虧蝕而萎縮，相反，新澤西州與紐約之間的渡輪公司愈來愈興旺，成為紐約市民時髦的交通工具。由1927年，紐約開始有跨河隧道開始，本來渡輪服務乘客開始萎縮，但在近10年，趨勢倒轉過來，乘客和航綫都愈來愈多。現時光是NY Waterway公司，在沒有政府補貼下，就由原來16條航綫，增加至21條航綫往來紐約市中心和新澤西州，每年服務800萬人次，在遠比香港人依賴私家車和陸路交通的紐約，聽起來不可思議。表面來看，紐約與新澤西州間的渡輪服務應一早走入歷史，但事實恰好相反。

除了因為紐約市區的陸路交通實在令人搖頭外，另一方面，紐約市政府採用開放市場政策，容許多於一間公司，營運第11號碼頭，與紐約和新澤西州之間的渡輪服務，市政府只是在各公司如何使用市政府擁有的碼頭作出協調，由於有競爭，反而班次愈來愈多，成為了紐約市其中一個疏導沉重公共交通服務的主力。

開放靈活經營 重生關鍵

事實上，現時香港政府容許一條航綫只有一間公司專營的做法，一如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做法，最終結果就是渡輪服務缺乏改進動力，現時私營公司接受政府津貼，當私營公司收了津貼仍然無法改善營運問題，政府礙於政治壓力，最終就會走上澳洲悉尼之路，那就是政府被迫收購私營渡輪公司，由政府部門去營運渡輪事業，最終變成納稅人的財政負擔，沒完沒了。

在美國，因私營公司競爭，採用載客量較少，但船速較快的船隻，可以提供頻密而準時的服務，船公司一般保證一小時內抵達市區；而悉尼的船隻較大，看似載客量更多，但實際上由於班次稀疏，船速緩慢，令乘客更不想乘坐。

因此，政府不應因現有的渡輪公司無法經營，就向渡輪公司提供津貼，相反，應採取開放碼頭政策，運輸署容許任何願意繳納碼頭租賃費用，並在渡輪安全上受運輸署監察的公司，在政府擁有的公共碼頭，經營離島至市區間的渡輪服務。只要私營公司加設的班次，不會影響香港海上的交通秩序，筆者相信不同的競爭者可以有不同的服務，某些船公司可能提供物流為主，載客為輔的較廉價服務，改善離島送貨和物流問題；某些船公司在繁忙時間提供較舒服和豪華的服務；某些船公司則提供通宵服務，方便一些必須在市區加班至凌晨的朋友。

要改善公共交通，唯一的方法是更大程度引進競爭者，像港島巴士服務得到改善，也是英治年代引進城巴與中巴競爭所賜，津貼這做法只是開啟國有化之路，實在是一條多輸之路

對中退讓沒好下場

在台灣ＥＣＦＡ的討論中，有人對中國仍心存幻想，認為在ＥＣＦＡ以至其他問題上向中國做出退讓，便能為台灣換取一定好處。對於這些心存良善幻想的人，筆者請他們看看香港政改爭論中，溫和民主派如何陷於裡外不是人的困局。

在香港特區政府把沒有任何改革可言的政改方案，向公眾做出諮詢時，香港老牌反共政黨民主黨，與新興的社民連線和公民黨出現意見分歧，公民黨和社民連線主張將香港政治前途付諸公決，由於香港沒有《公投法》，所以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搞變相公投。而民主黨就反對公投，還牽頭成立終極普選聯盟，希望以溫和姿態，爭取中國和特區政府同意更快民主步伐。

而一向拉一派打一派的北京當局，就藉這個機會，一方面會見終極普選聯盟成員，裝著願意與溫和泛民主派成員尋求共識，另一方面，就不斷抹黑社民連線、公民黨，甚至不是公民黨和社民連線成員的年輕社運參與者，意圖分化支持民主各派系支持者。溫和派一直都以為，特區政府最終會把一個有明確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方案，交到立法會表決。

四月十四日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與原先諮詢文件那個分別不大，溫和民主派雖然期望落空，但特區政府亦實在低估民主黨中人的政治堅持，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律師很快便表明，如果政府不作任何讓步，他們會否決掉政改方案。溫和民主派受了支持者猛烈批評，但得不到任何實質的成果。

因此，對中國這種沒有任何政治道德倫理可言的對手，唯一的做法就是堅守強硬立場，以戰迫和。因此，在ＥＣＦＡ以及相關話題上，一廂情願地退讓只會兩面不討好，激怒中國不見得有壞處，反而有機會得到更多。而香港的實例，可否對台灣人有點啟發？

市民憤怒的臨界點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有兩成六成年市民，贊同用更激烈手段逼政府回應市民訴求，上升幅度達四點五個百分點，而且這群主張採取激烈手段的市民不限於八十後，而且是遍及各個不同年齡組別。有人已經開始擔心，香港遲早會出現暴動。

權力傲慢害苦民眾
在眾多原因中，最能解釋現時越來越險峻的情況，可稱為權力的傲慢。有權的人以為在現有政制下，市民不可以阻止當權者推出民眾不喜歡的政策便可為所欲為，完全沒有聆聽民意的打算，而這種權力傲慢的受害者，遍及社會每一個階層。

就以最令八十後反感的高鐵撥款案，以及驚動一眾半山中產的舊樓強拍案為例，反對政府方案的人並沒有打算將整個方案推倒，只不過希望有更多時間討論，或提出修補建議。但高鐵撥款案，以及舊樓強拍案的任何議員合理修正案，都一律遭到支持政府的議員否決。在現有制度完全沒有辦法令政府作出稍微的讓步時，那市民傾向以更激烈手段來逼政府屈服是很正常的事。

在民主政治下，政府不會自以為夠票通過就漠視民意，最近英國工黨政府硬推有相當多侵犯民權條文的《數碼經濟法案》（ Digital Economy Bill），但由於 twitter上英國網民反對如排山倒海而來，工黨政府怕影響下月舉行大選勝算，將最具爭議性的條文收回。如果香港像英國一樣全民普選產生，當局也會收回像高鐵撥款案以及舊樓強拍案中具爭議性的部份。因此，要徹底解決權力傲慢問題的方法，就是盡快達致全民普選，而且現時已經沒有拖到二○二○年才立法會普選的空間，因為市民明顯不耐煩。

未來局勢無法樂觀
但對一群傲慢視人民如無物的當權者，要他們醒覺危機是緣木求魚，儘管中大學者提出確切的危機訊號，筆者不認為保皇黨會因應形勢退讓一步，香港未來局勢發展，實在無法樂觀。

取得手机标准话语权只是其中一步

在4G标准的争夺战中，中国提出的TD-LTE Advanced(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标准，有望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会议中，被接纳为4G技术的标准，由英特尔等公司主导的WiMax技术先败一仗。

　　虽然TD-SCDMA都获国际电信联盟采纳成为3G标准，但TD-SCDMA未得到中国以外国家的广泛支持，TD-LTE由于频谱运用效率比FD-LTE为佳，加上得到中国大力支持，以及兼容现有的3G网络，美国Qualcomm等公司己经迫不及待四处推广TD-LTE技术，比中国还要积极。因此，TD-LTE的成功对中国有指标性意义，这是中国首个获国际广泛认同的技术标准。

　　但取得业界标准话语权虽好，亦只是中国要在手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其中一环，中国不能因此而自满。

日本在3G市场的教训

　　今天广泛在欧、美、日等地市场接受的WCDMA 3G技术，最先采用并在技术上有话语权的国家是日本。最早将WCDMA技术应用的是NTT DoCoMo，第一批3G手机也是日本的产品。但今天在3G手机上领先的是欧洲诺基亚、日欧合资的索尼爱立信，以及后发制人成功的美国苹果公司，在3G后台设备上领先的公司，也不是日资公司，而是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以及中国的华为、中兴通信等公司。

　　无可否认，日本的手机设计得相当漂亮，而日本在后台技术上也有一定实力，像香港和记3G服务初期也是用NEC的手机和后台技术，但要在消费者市场上成为最终赢家，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能的后台技术方案，以及在手机设计上，在漂亮外观以外，为消费者提供易用而稳定的服务，才是取胜关键。在手机和后台技术上取得相当的知识产权，有助先发制人，以及减低总体成本，但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之处。正如苹果电脑，从来都没有参与3G标准的制订，iPhone照样横扫全球市场，凭的除了是漂亮的外观，还有iPhone稳定的操作系统，以及iTunes Store为核心的软件销售网络和产业制度。

中国手机设计者的挑战

　　笔者对中国厂家未来在TD-LTE后台设备的发展没有担忧，中国作为WCDMA的后进者，在HSPA终端上，华为横扫千军，而不少电信公司的后台设备，都换上了华为和中兴通信的设备，TD-LTE的出现会巩固中国厂商在后台设备的实力和发展，这也是Qualcomm急急要先发制人，要拿中国标准四处进军市场的原因，但华为和中兴通信要后来居上，问题应都不大。

　　但中国手机设计上却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外观上固然难与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等大厂竞争，中国手机在用户体验上更急需改进，例如在选单流程、一些贴心小功能、甚至SD Card插槽的位置，都相当决定手机的竞争力。iPhone的设计由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都没有变过，款式上没有索尼爱立信、HTC以至诺基亚等千变万化，有些基本功能，像蓝芽档案传送，iPhone也是缺乏，但苹果手机在用户介面等方面设计上却是相当好用，令人很难再满足于其他牌子的手机。

在4G的年代，一定是智能手机称雄的年代，智能手机的用户体验比外型更为重要。而用户体验己不是技术能力相关问题，而是技术人员人文修养，亦一般大家俗称的软实力的问题。大牌子手机在这方面的设计水准，如果不比山寨机好太多，请问又如何在4G年代脱颖而出？

　　中国在TD-LTE标准上的胜利，只是小小的一步，中国的手机产业，还有相当多方面有待改进。

廢除功能組 化解「暴動」危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日發表關於香港社會和諧程度調查報告，顯示有兩成六市民支持以更激烈手段迫政府回應訴求，首次有科學化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社會穩定程度出現危機。

在董建華年代，危機還可以借董建華下台而化解，但這次危機，筆者恐怕必須在政制改革上，有明顯的作為，至少在短期內廢除功能組別的武功，才能有化解的機會，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議員「不怕死」 訂損民政策

在高鐵事件前，香港社會已瀰漫強烈的世代之爭，在1975至1990年出生的成年人，由事業發展機會到置業到婚嫁等問題的不如意，造就相當濃烈的對抗氣氛，這亦在今年1月中國高鐵香港段撥款爭議中爆發。

但現時眼前有個更大的問題擺在眼前，那就是當權者的傲慢至一個目中無人的程度，愈來愈多市民忍無可忍。在涉及廣大納稅人權益，以及大角咀、菜園村村民權益的高鐵撥款案，政府對任何合理質疑都不回應，而對任何合理的訴求都不採納，自以為夠票便懶理反對意見強過法案，這本身已經製造相當多的傷痕。

而舊樓強拍問題上，法案問題多多，而且不單未能加快解決紅磡、馬頭圍等舊區重建問題，相反更令半山一帶的保育、交通、業主產權等岌岌可危，所有人提出的合理質疑，以至修訂案全部無功而還。綽號「好打得」的林鄭月娥一味口頭保證，但對地產商已經對半山地區舊樓摩拳擦掌置諸不理。政府這種傲慢，令主張激烈行動的市民遍及每一個階層。

而政府之所以可以如此傲慢，推出一個又一個得罪市民的政策，皆因有一群不怕得罪市民的功能組別議員，像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認為每小時最低工資20元便足夠的言論，民選議員絕對講不出口，因為民選議員講出來的結果就是整個政黨的政治前途玩完。

但由於張宇人是飲食界公司票下選出來的議員，因此他可以有恃無恐下去。政府得到這些不怕死的議員支持便可通過法案，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陷入暴動危機的主因。

特首急務 迫保皇黨自廢「功能」

英國在1832年，亦曾由於過時的選區劃界以及選民財產要求認定，選出一堆無法代表當時廣大市民意願的下議院議員，差點也掉入革命邊緣，但當時英國首相格雷勳爵（Earl Grey，亦即大家熟悉Earl Grey Tea的發明人）當機立斷，運用當時英國憲制下容許首相請求英皇，委任大批支持首相的上議院議員令政府改革方案能夠通過的權力，迫保守派讓步，開啟英國憲制改革的序幕，英國得以用緩進改革方式，最終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現時香港要避免陷入暴動危機，曾蔭權為首的當政者，除了要學習謙虛地施政外，更重要的是要以巧妙的政治策略和智慧，迫保皇黨同意在短時間內廢除功能組別，令市民相信現有制度足以讓市民訴求得到合理回應。如果功能組別一直未能廢除而千秋萬世的話，只會有愈來愈多市民認為激烈手段才能解決問題，只要再有政府官員講了一些挑戰公眾忍受能力的廢話，或推出一些不受歡迎政策，就足以引爆計時炸彈。

而當問題在民調浮現時，政府根本時間無多。政府應考慮推出一份進取得多的政改方案。如果政府仍然堅持現有方案的話，筆者對短期香港局勢發展不表樂觀。

飛龍閉門造車 失民意淪笑柄

作為香港對外品牌推廣標誌的飛龍，一直以來劣評如潮，政府因應市民訴求，用了140萬公帑，請了名設計師陳幼堅去修改，怎知評價更差，標誌公布不久已經遭到惡搞，公眾對這標誌評價有多高，可想而知。

不過飛龍標誌被惡搞背後，更反映出港府在確立香港品牌時，決策過程出現的連串問題，導致品牌得不到香港公眾認同。而要香港品牌具有高度認受性，如何在決策過程中引進公眾參與變得非常重要。

未見大型諮詢 公眾難認同

首先，香港品牌如此涉及香港整體形象的事，應由一個具有廣泛公眾參與的組織和機制去負責，至少應該像創意香港辦公室一樣，是一個隸屬局長的高階層部門，並且具備協調其他部門的能力，因為推廣品牌本身已經涉及多個不同部門，特別香港駐外辦事處的配合和支援，而這部門亦應向廣大市民以及民選議會問責。

但負責香港品牌的設計和管理工作，竟是政府新聞處，請問政府新聞處具備對市民問責、與香港駐外機構有緊密連繫等能力嗎？

而如何為香港品牌定位，定位的目標是甚麼，徵集對香港品牌的意見和建議等等，筆者從未見政府有作大型諮詢和討論。同樣由陳幼堅設計，可惜在中國有不少劣評的國家大劇院標誌設計，至少都是一個在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的作品，這只表示中國當局請來的評審品味有問題。但這次搞出被人惡搞的標誌來，就連一個公開比賽也沒有，純粹只是代表個別決策官員的意志，這難怪公眾對這標誌的認同這樣差，而市民對這140萬是否物有所值亦有所質疑。

海內外諮詢 凝聚港人契機

事實上，香港品牌塑造的過程，本身是香港人，不論是仍然居港的香港人，還是已經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一次確立自我身份認同，以及向外界展現香港優勢的大好機會，實在不應任由個別官員閉門造車。港府至低限度，應為香港品牌應有的元素和目標，一方面向廣大香港市民作諮詢，另一方面，亦應透過香港各駐外辦事處，向曾經居港的各國公民，不論原籍香港的，還是曾居港一段時間的作出諮詢，這些已移往其他地方的香港居民，往往最了解香港有甚麼特質，最適合作為推廣的品牌。

而這些前香港居民，日後也會是推廣香港品牌的一股主力。在Web 2.0年代，人際網絡所起的宣傳作用以至力量，往往比政府一些硬銷的廣告更具感染力。

而在整個諮詢過程如此國際化時，政府應堅持開放透明的方針，以及容許更天馬行空的創意。特別現時香港有些親建制政黨，他們根本不理他們人才水準如何不濟，都硬要把他們的人安插到各諮詢委員會內。由於香港品牌涉及香港的對外形象，政府也需要諮詢這些人，但絕對不宜由這些人主導整個諮詢工作，否則香港新品牌不但慘不忍睹，更有可能加深香港已經愈來愈內地化的形象，這與香港品牌為了建立香港獨有形象的目標背道而馳。

總言之，這次香港新品牌遭到廣泛質疑甚至惡搞，實在已經無法再拿來當成香港品牌來用，而香港品牌的管理和諮詢機制，亦到了一個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政府仍然不理民意去推廣新的香港品牌，筆者可以預見這所謂的品牌標誌，將淪為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笑話，沒有為香港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已算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