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用公帑養政治綜援戶？

政府在十二月十四日，公佈了新一屆各區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名單。那些不敢迎接選民的質詢和挑戰的政客，本來就難叫人有何好感；令次委任名單中出現的一些名字，更令人感到委任制度何其浪費公帑和不知所謂。

像被委任為灣仔區議員的孫啟昌，在二○○三年被獨立親民主派的李繼雄擊敗之前，他做了足足十三年的鵝頸選區區議員，今年區議會選舉，孫啟昌也協助他的助理鍾嘉敏再戰鵝頸選區，但仍然打敗不了看來沒有政黨支持的李繼雄；這種曾經被選民拒絕授權繼續做下去的，香港政府憑甚麼理由，運用公帑去養這名被選民唾棄的議員？若公眾可以容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如此公然侮辱灣仔鵝頸選區的選民，香港民選制度的威信豈非蕩然無存？

在董建華年代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醫生，在委任區議員時尚且斬釘截鐵地說明，落敗區議員不會被委任為區議員，避免選民被政府狠狠的摑一巴，尚且看到他對民選議員的一絲尊重。曾德成這次，可說是繼在立法會不顧禮貌、公然人身攻擊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以來，又一次侮辱香港的民選制度。

委任制度必成政治酬庸

曾德成荒謬的委任，亦可以看到，委任區議員制度的不合理之處。表面上，委任區議員制度可以引進社會上有才能的人入地方議會。但事實上，整個委任制度缺乏透明度，委任議員的準則毫無客觀標準可言；更進一步看，香港的所謂問責局長，亦只會在七一遊行這種特殊情況，才會被迫倉皇下台。委任制度也定必成為一種政治酬庸，而這些酬庸權力更會令局長這一層漸漸腐化，最終令香港政治臭不可聞。當然，公眾亦休想在民建聯、自由黨的政客們爭取選票的競爭過程中，得到任何好處。

因此，香港政府要是有誠意引導香港踏進普選之路，其中一項必然的測試條件，是承諾永久廢除區議員委任制度。如果政府做不出這個承諾，讓土共、自由黨般的政治綜援戶，仍然堅持委任制下去，為孫啟昌這種失敗政客，透過委任制捲土重來鋪路，做其萬年區議員，屆時政府要市民相信香港政府有政改的誠意，實在難乎其難。

攻伊斯蘭金融 香港還未準備好

近年，由於中東以及部分擁有豐富油藏的伊斯蘭國家，手上資金充裕得不得了，因此，吸引了西方國家的注意。

　　但由於《可蘭經》是禁止借貸活動進行的，因此，為伊斯蘭教教徒提供的金融服務，必須依據《可蘭經》的指引而設計，以免中東和伊斯蘭資金擁有者犯了教規而不自知。因此，才有伊斯蘭金融這獨特項目。

　　為了維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一場演講會中，再強調要在香港大搞伊斯蘭金融，是有產業政策的合理性。不過問題在於，香港在社區建設上，預備好開拓伊斯蘭金融的條件沒有？

清真寺少朝拜難 回教徒抱怨

　　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在開拓伊斯蘭金融中最具天然優勢，其實是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人口以講英文的華人為主，但新加坡亦有不少信奉回教，懂阿拉伯文和英文，受良好教育的馬來人，這些馬來人正是伊斯蘭教徒。而當地華人與馬來人相處多年，基本上亦了解和明白伊斯蘭教徒的文化和風俗。

　　而在社區的生活環境中，新加坡的清真寺、提供清真食品的商品是樣樣不缺的。甚至回教齋戒月結束，在新加坡也是公眾假期，環境上為發展伊斯蘭金融提供良好條件。

　　而香港並非像南洋般，擁有一個健全的伊斯蘭社區，除了少數印巴裔的伊斯蘭教徒，只有同樣來自南洋的印尼和馬來西亞華人，會比較熟悉伊斯蘭文化。香港亦不像英國倫敦，近年因大量伊斯蘭教信眾移入而可以發展伊斯蘭金融。因此，香港的伊斯蘭金融人才，肯定要由海外引入，要在本地培養相關人才，恐怕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而要這些伊斯蘭金融人才在香港定居，那香港的社區準備好沒有？在數年前，香港伊斯蘭教徒申請在北區興建清真寺，也遭到居民大力反對。而現時只有香港中環摩羅廟，以及尖沙咀市中心的清真寺，到底香港清真寺數目上又能否合乎伊斯蘭金融人才的需要？

　　筆者身為印尼人，世界最大伊斯蘭國家的前國民，就曾經不斷收到印傭投訴，指香港的清真寺很不足，僱主對印傭在指定時間向麥加朝拜的習慣有怨言，在香港要買伊斯蘭教典籍要去印尼訂。試問這樣，又如何引進伊斯蘭金融人才？

　　此外，伊斯蘭教徒吃東西，在屠宰和處理過程，必須合乎《可蘭經》標準，例如不可涉及豬肉製成品，以及殺生前要作出適當的宗教程序。但香港要找間清真認證的餐廳和麵包店都很有難度，還不要提一套對各類食品清真標籤規定。香港在這方面，是遠遠落後於本身有相當伊斯蘭教人口的中國。至少在北京，要找間清真認證的餐廳，不會太有難度的。

先了解回教文化 免碰釘

　　事實上，現時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的最大障礙，並非缺乏伊斯蘭金融的產品，而是缺乏一個容納伊斯蘭教的寬容環境，讓這些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長久為香港作出貢獻。

　　在短期而言，政府除了要研究發行伊斯蘭金融產品的可行性，更迫切是盡早在市區撥地，興建多一所清真寺，應付現有印傭，以及未來伊斯蘭金融人才，在宗教上的需要。此外，在食物、生活習慣、教育等等，香港又如何配合，營造一個容納多元宗教的社會？這變了香港一大挑戰。

　　筆者雖不是伊斯蘭教徒，只是伊斯蘭國家的前國民，但筆者要提醒香港政府的官員，伊斯蘭金融產品不是只是一種金融產品，這是與伊斯蘭文化有緊密相連的關係。如果我們搞伊斯蘭金融，但不去了解伊斯蘭文化，不單事倍功半，而且更可能冒犯他們，這實在不必。

電影助旅遊 蝙蝠俠點醒高官

最近《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在香港取景，引起傳媒高度關注。政府批出這項頗為擾民的拍攝申請時，指《蝙蝠俠》來港取景，有助於香港旅遊業，因此希望市民忍讓。

荷里活非獨大 港片也知名

　　其實早在政府決定興建迪士尼樂園前後，已有不少人指出，香港本來是一個加大碼的電影主題公園，港產片本身的江湖地位，加上不少港產片也是得獎片，足以帶動香港旅遊業發展。經濟日報編輯鄒崇銘，早在七年前已經提出這個構思，但政府完全當作耳邊風。

　　政府批准《蝙蝠俠》來港取景，讓香港換成了漫畫的葛咸城，現在才醒悟電影原來可與旅遊業相互配合，可謂後知後覺。但由於政府缺乏文化視野，只是把焦點放在荷里活的大製作之中，這不單招來杜琪峰等香港導演的抱怨，而且亦顯出香港旅遊官員，對文化產業缺乏應有的認知。

　　就以杜琪峰的電影為例，香港人因對杜琪峰拍的得獎片，和高度商業化的電影都看得多，看不出他在歐洲影迷有着一定地位。杜琪峰電影的陽剛味，本來就與香港城市規劃和發展是渾然天成，光是一條「杜琪峰陽剛風電影徑」，已經在歐洲推廣香港旅遊上起了一定作用。

　　像近日很受華人談論的李安電影《色，戒》，有部分拍攝場地不在上海，皆因上海已經不復有戰時那種舊韻味，有部分場景是在香港，以及另一個華人聚居的前英殖民地，馬來西亞檳城拍攝。

　　將《色，戒》在香港取景部分，與中區警署等項目，甚至《花樣年華》一些軌迹配合，又是另一種旅遊味道。還未計那些昆倫塔倫天奴怪雞片的擁躉，對邵氏片的追尋。光是這樣東配西搭，香港已經忽然多了三種旅遊產品，可以作為這個城市的賣點。政府只是把目光盯在《蝙蝠俠》，只代表香港負責旅遊政策的官員，其電影修養仍然有待提升。

　　雖然香港是中國南方會議展覽業重鎮，但光是會議展覽業，只是保證了酒店的出租率，要遊客的錢花在香港不同地方，以玩樂為目的旅遊仍是主要。像澳門這樣，靠賭業來維持玩樂方面的消費，社會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而靠自由行的購物浪潮維持，在香港這種凡事依靠入口的城市，除了推動租金上升就無太大好處。

政府欠文化視野 不識寶

　　對香港而言，以文化為本的旅遊產業政策，不單是香港固有的優勢，更是保證旅遊業對香港帶來的好處，不同的階層和社區都可以均沾。像王家衛《重慶森林》，就令重慶大廈除了是印巴裔人士的聚腳點，也是影迷們投入王家衛電影世界的其中一個點。

　　過往政府亦曾請演藝界相關人士掌管旅遊政策，像旅發局前主席周梁淑怡就是資深電視人。但香港導演、演員有質素，不代表演藝界管理人員有文化視野，否則 TVB也不會長期被文化迷和電視迷抨擊為反智文化溫床。政府的方向，應在旅發局加入一些，對文化，特別其他國家影迷、文化人的品味有認識的文化人，參與香港旅遊產業政策的決策過程，這樣才可能有高質素、多元化、高增值、以及照顧不同社區的旅遊文化產品提供，令香港旅遊業進入多元化的年代。

　　產業政策，是一門很精細的學問，現時社會討論產業政策時，只着重自己業界的利益爭奪，而缺乏對政策大方向的宏觀視野。容許《蝙蝠俠》到中環取鏡，政府無疑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如果讓這方向深化，充分運用香港社會文化的優勢，則暫時都未見有這類討論。《蝙蝠俠》攝製隊走了，如果這隊人來港，只是帶來連續七天娛樂版的好題材，香港市民和政府，都未免太令人失望。

香港郵政為何不可以私有化？

據報，香港政府正研究將已用營運基金經營多年的香港郵政，脫離政府私有化。各政黨接受訪問時，都怕最後無法監管香港郵政的運作，因此反對私有化建議。

無章法的私有化當然問題多多。但香港郵政在情在理，不但可以很有章法地私有化，而且更應該私有化。

郵政，本質上就是物流服務，尤其香港郵政不像其他國家郵政局同時兼營銀行業務，這門生意，根本就是人人可做。除了車隊、門市等資本投資外，郵政服務的技術門檻很低，根本上，是一盤該由民間百花齊放的生意。現況是，香港有很多中小型物流公司，和香港郵政競爭，但香港郵政享有很多官府才有的特權，例如在街上設置郵筒、在香港各個當眼地方設置一些郵件存放點，甚至只有經郵政署寄發的郵件，才獲某些法律地位。這種與民爭利的情況，試問對其他私營物流公司，特別中小型物流公司可有公平可言？

競爭令郵費有下調空間
另一方面，香港郵政在全港各大黃金地點設立門市，但由於受政府部門身份所限，所提供的服務很有限；在西方國家，已經民營化的郵局根本是另類便利店，但香港郵政除了替市民收取公用事業費用的郵繳通，就甚麼都辦不到。在尺土寸金的香港，納稅人租那麼多舖位但效益不彰，這又是甚麼道理？所以將香港郵政私有化，很是合理。

當然，像領匯這種千方百計繞過立法會的私有化，完全不值得鼓勵。要妥善地私有化，無論如何都要爭取立法會支持。世界各國，包括以福利主義聞名的英國、荷蘭、德國等，郵政私有化的經驗豐富，而且法規完備，香港要訂出良好的監管方案其實不難。

香港政府可以郵政管理局（Postal Administration），接管郵政署長現時部份法理上或外交上的職權，並且規定持有郵政服務特許的公司（包括香港郵政）的服務標準和要求，一如現時電訊管理局。然後除了香港郵政有權設立郵筒，其他獲發牌的公司都可以設郵局，以及立郵筒，引進競爭市民才可獲益。像英國皇家郵政的專營權在私有化結束後，現時同樣已被私有化的德國郵政（Deutsche Post，香港人熟悉的DHL），以及荷蘭郵政（TNT Post）都在當地設立郵筒，與之競爭。而由於有競爭，郵費就有下調空間。

作為議員的，千萬不要以為私有化是十惡不赦。總體方向上，像香港郵政這類人人可做的服務，不與民爭利更好。而如何令私有化計劃合理，這是立法會議員把關的責任。議員們二話不說就反對私有化，只會令人感到他們非常怕事和懶惰。

刑事法典377A条：香港的经验

近日，新加坡为了《刑事法令》377A的存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对笔者而言，这种双方阵营的联署大战是似曾相识，因为在香港，保守与非保守阵营，都经常在互联网动员群众，发动这类联署战。

　　新加坡现时将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性行为刑事化，源自于，英国法典，在一九九一年前，香港的刑事法典亦有同样的条文。而香港在废除类似法令条文上，亦遇过重重险阻，而香港的经验，可以为双方阵营借鉴。

　　一宗血案扭转形势

　　在1967年，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本土管治范围，废除了同性恋刑事法令。英国很理所当然，会将联合王国本土法令引进殖民地。在1969年，当时殖民地政府提出将这项英国法律应用香港时，遭到华人团体强烈反对。由于当时六七暴动刚结束，社会尚未复原，因此政府放弃引进相关法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私底下同性恋卖淫活动相当活跃，政府就用类似法令去对付这类活动，结果不少人都因同性恋被捕，当中不少与这类卖淫活动无关。全球不少政府很怕类似377A法令出现，并非因为政府有意鼓励同性恋，而是因为这类法令，实际上要做到不主动执法，并不容易。

　　1980年，皇家香港警察拘捕一名驻守新界的督察麦乐伦，指他与一名18岁的华裔男子，触犯八项粗犷性行为罪，亦即与377A相关的条文。后来，麦乐伦身中五枪身亡，而死因调查法庭裁定结果是死因不明。这宗神秘的死亡事件，引起公众对类似377A条的法律条文，能否妥善执行的关注。政府最后指派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有关条文能否保留。

　　法律改革委员会在1983年发表的报告，建议将有关行为列为非刑事罪行，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事检控，但同样地，因为这类行为伤风败德，亦不会受到法律保障。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绿皮书，引起香港教会与同性恋权利分子唇枪舌剑，但政府最终在1991年，将有关法令提交立法局，并获三读通过。

　　请由执法机关角度去考虑

　　香港主流社会与新加坡一样，对同性恋是保守的，在流行音乐容纳同性恋题材，也是近年何韵诗才敢做的事。但为何香港政府，仍然抵受教会的反对压力，将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法令付诸实行？

　　对执法机关而言，他们先要考虑打击的，并非两名男子私底下干的行为，而是娈童癖一类的刑事罪行。倘若有人举报邻居是同性恋的，作为执法者要处理这类举报，会否影响警察在处理其他更需要打击罪案，例如嫖童妓、狎玩男童、嗜毒等行为的资源，这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的。特别现时不少海外输入的人才，他们可能正是同性恋者，这种法律上不清晰的情况，对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竞争力是很不利的。对同性恋的人才而言，已经废除了相关刑事法律的香港，明显更令他们安心。

　　而1980年香港麦乐伦案反映的是，如果有关条文难以清晰执行的话，执法机关很容易像中国成语所讲，陷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而立法者立法时，维持社会风俗固然重要，但亦要令执法者做到君子不立于，危墙下，而修改377A或废除377A，并非对社会一贯风俗的挑战，而是执政者要维持执法者公信的需要。

　　除此以外，英联邦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刑事罪行构成元素，除了犯罪行为，还有难以用中文翻译的Mens Rea（犯意），这代表促使犯罪者进行犯罪的思想元素。同性恋明显是一种先天倾向，这是科学可以证实，而私底下的性行为，不像与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犯罪，要用强制责任（Strict Liabilities），单凭犯罪行为便可惩治。保留377A，与新加坡一贯行使的普通法是有一定冲突。若非如此，英国、香港和澳洲也不会陆续将类似 377A的法令修改。

　　当然，李显龙总理维持立法，笔者是可以理解，当公众反对声音强烈时，或公众未完全明白政府将有关行为非刑事化的用意时，政府维持377A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如英国政府在1969年，也曾因公众压力撤回同性恋在香港非刑事化立法一样。

　　但笔者相信，关于，377A的辩论亦不会因此结束，而笔者希望赞同废除377A的人，是以立法者和执政者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社会风气偏向保守的南洋，借机大搞同性恋平权运动，其政治和社会冲击都太大，现时并非合适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代入新加坡政府角度，总理这次保留377A是无可厚非，但长远政策而言，对377A动手术，令法律条文本身既合符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适应新加坡的民情，也许难以避免。

黃金周濫加價 酒店殺雞取卵

近年，一提到五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這些中國長假期，香港的旅遊業界無不感到興奮莫名，因為這代表着有大量中國遊客南來。而中國遊客的消費力，隨中國經濟發展變得很驚人可觀。

租金貴設備差 物不符值

　　中國經濟進入泡沫時期，香港旅遊業如何不濟也好也會生意滔滔，皆因泡沫之下消費行為無理性可言。但中國經濟泡沫一爆破，香港旅遊業能否生存下去，筆者倒對此打了一個問號。而近日筆者替不少外籍，以至中國來的客戶朋友找酒店的經歷，更令筆者感覺到，香港旅遊業一旦遇上大風浪，幾乎是死定了。

　　去過東京作極慳儉公幹旅行的人，特別像筆者這種小商人，都會住過在東京市中心區一些在JR或地鐵站沿綫，房間面積可能百餘呎也不到，僅能把一張床，以及獨立廁所放入的超小型酒店。這類酒店當然談不上豪華，但每天租金，就算在旅遊旺季，也約50美元至80美元一天，而且有免費高速寬頻，綠茶供應。

　　但香港市區，北角有一間規格比東京同類酒店爛得多的酒店，租金卻接近80至100美元，而且這100美元的日租，除了毛巾、被鋪、熱水和冷氣，甚麼都沒有供應。三小時無綫寬頻上網，盛惠40港元，全日就要120元。這收費被筆者來自中國的客戶，戲稱為「非洲價」。而房間內，亦不會有甚麼熱飲供應。結果筆者這位來自中國的客戶，只好用電訊盈科的Wifi服務，那只是20元一天，而且很容易買到增值券。

　　來自中國的商務旅客，當然已經不像往日般，對海外酒店的價錢一點概念也沒有。就算在華府、紐約這類，美國東岸物價指數高的地區，酒店普遍房租起碼要80美元以上也好，一般都會有無限寬頻上網，以及飲品供應。接近200美元那些酒店，很多已是連鎖經營，商務客戶可以賺飛行里數等好處，而且房間內有廚房等設備，相當巨型。香港的酒店服務如此物不符所值，當經濟泡沫爆破時誰還會去香港旅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後來筆者為了預算的需要，讓客戶入住由香港明愛管理的酒店，過往教會管理的酒店，那是青年背包客才住的。但最後發現，教會管理的酒店，雖然每日租金也接近100美元，但酒店房間的面積是北角那間酒店同價錢的三倍，設備水平與海外同價錢的商務酒店相若。而筆者的客戶，竟然對教會辦的酒店服務感到最滿意，認為物符所值，盡管酒店位處香港仔田灣。

經濟好謀暴利 做壞品牌

　　香港地價昂貴，當然沒有人否認，但難道東京、紐約等城市工資、物價和地價也很便宜乎？歸根究柢，香港商人在金融風暴後，沒有戒掉在97前泡沫經濟期間，那種殺雞取卵，急功近利的做生意心態。在經濟好時就視客戶如羊牯，謀取暴利，做壞品牌，在經濟不好時，就裁員又裁員，減薪又減薪，老是把經濟不好的責任，推到外圍環境，或員工競爭力不濟之上，有沒有想過，他們做生意的心態，才是他們在逆境中不堪一擊的原因嗎？

　　為了香港在這次泡沫過後，還能撑下去，旅遊發展局一眾吃納稅人俸祿的高層，是不是應該安排一群匿名員工，以一般顧客的身份去光顧各大酒店，並就他們的營商手法給予意見。如果那些酒店給了意見後，也是愛理不理的話，那一旦香港經濟受到外圍因素的重大影響，就不要再求政府甚麼援助了。

　　在市場經濟下的商人，是應該為他們愚蠢的商業手法和決定承擔責任，這不是納稅人應該去承擔的責任。未雨綢繆，從來都是經濟好景時要做好的事，商業決策者責無旁貸。

審裁員亂叫囂，香港法治還安在？

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以及《聖經》被投訴涉及不雅內容的事件中，傳媒除了找當事人發言，亦很愛邀請淫褻物品審裁處（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的審裁委員（Lay Assessors）來發言。其中發言最多當推張民炳，還有審裁員協會主席葉興國，其餘包括撐學生報和反對學生的評審委員，都有在傳媒就案件作出評論。

胡亂發言法治安在？

不過，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香港法例390章）是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職位，而淫褻物品審裁處亦屬於司法機構一部份，對他們的行為規範，應該與法官相若。

司法機構發出的文件《如何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中，亦指明市民有權，就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裁委員的行為，向總裁判官（Chief Magistrate）作出投訴。根據司法機構發出的《法官行為指引》第74條規定：「對於一些很可能會由法庭處理具爭議性的法律問題，法官如發表意見，其表達方式及內容要避免可能影響日後的聆訊資格。」

司法機構訂出上述條文不是無的放矢，像張民炳用審裁員的身份，在《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以及《聖經》不雅投訴期間向傳媒發言，令公眾誤以為審裁處已經作出了決定，事實上已經對公眾對司法信心構成損害。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47條，「如果在有關情況下，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旁觀者的結論是，法官有偏頗的實在可能，則該法官的聆訊資格會自動取消。」換言之，這些審裁員隨時可能被認定為偏頗，發現根本沒資格去評審被送審的刊物，惹起法律爭議又何苦？

在公民黨成立期間，由於有非全職的特委和暫委法官加入了公民黨，司法機構頒佈了《關於非全職法官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指引》，講明如果非全職法官，代表政黨參選或作為政黨的委員會成員，參與籌款活動等全部不可接受，陳景生等資深大律師在去年參選選委時，要辭去他們的暫委和特委法官職務。

審裁處還有甚麼問題
筆者未知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成員，有沒有是同志組織，或明光社之類組織的幹事，若然是的話，根據上述的指引，為免公眾認為會造成偏頗，是不是統統都辭職？司法機構是不是應該考慮公布整份委員名單，讓公眾根據司法機構的指引，去評定那些委員可能引發公眾疑慮，應該離任以昭公允？

這次《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已非中大內部的茶杯裡的小風波，亦不只是宗教紛爭那麼簡單，發展到現在，已事關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如果司法機構還不做點事，是不是要投訴信件和傳真，四面八方湧到九龍城法院大樓總裁判官手，才去做點事？這已事關香港的司法制度信心問題，李國能大法官應該作出一個決斷！

《老左正傳》不拍為妙

在娛樂版甚少見與土共相關的報道，不過最近有套影片叫《老左正傳》，找來了笑匠鄭中基，以及反廿三條中堅黃秋生來演左派人士。據聞中央政府指定要拍，相當受重視云云。

中央是不是要為香港土共平反，實在不得而知。不過《老左正傳》公映之時，恐怕有如六七暴動首領楊光領大紫荊勳章時一般，掀起很多中央政府不想面對的集體回憶。

要為老左立傳，難免要提及一九六七年那場暴動。因為六七暴動左派的非理性表現，令親中陣營在本來就反共難民眾多的香港民心盡失，再加上港英的打壓，多年來左派都抬不起頭做人，到現在仍受不少香港人所鄙視。

難以交代歷史錯誤

儘管一九六七年時，老左的暴動最後成為了麥理浩勳爵推行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問題在於，現時民建聯這群老左，仍然不肯為一九六七年時，在香港街頭亂放土製炸彈，傷及無辜，以及殺掉商業電台著名播音員林彬的事件道歉。當年楊光還厚著臉皮，接受由董建華所頒的大紫荊勳章。那到底《老左正傳》又怎樣詮釋這段香港左派錯得離譜的歷史？如果認錯，恐怕這不是一眾正牌老左的本意。但如果不認錯，《老左正傳》就變成了楊光的勳章，不被市民杯葛才怪，連免費送給看都沒人去碰！

還有，在香港回歸前後，不少老左，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以及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都對中共本身看不過眼，最後由老左變成民主派。對於這些良心老左的出現，中方又是不是選擇不去提及？

香港回歸後，干犯刑律的立法會議員，都不是民主派的議員。相反，有一位曾是支聯會常委、民建聯四大天王之一的程介南，他犯的罪是以權謀私，以他在立法會的職權，來做他公關公司的生意。對於這種老左，又不知《老左正傳》會不會提？是為他抱不平，還是多踩他兩腳？

由於太多歷史問題，當權者根本解釋不了，《老左正傳》提也好，不提也好，如果在中央壓力下不能客觀描述事實，就會變成歪曲歷史、教壞下一代的日本文部省歷史教科書。而歪曲香港人曾經歷過的歷史，只會令香港人對土共的憎恨有增無減，這又何必？

錯誤太多了，恐怕拍了電影以後，只會加深土共的痛苦，有如在傷口上灑鹽。不拍《老左正傳》，為時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