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民情速改革 防明年政治突變

受金融海嘯陰影籠罩的2009年已經過去，很多人都期望2010年將會是平穩的一年。

期望還期望，現實還現實，特首曾蔭權在北京述職期間，已經警告香港在2010年年中有可能出現雙底衰退，但經濟問題還不是最令人感到困擾，2010年將是中國和香港政治發展關鍵的一年，如果在明年有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當政者無法回應民眾的訴求，筆者恐怕2010年將是驚心動魄的一年。

中國網民 助伊朗示威反政府

近日伊朗多個城市爆發反政府示威，警民屢次發生衝突，而最關心這件事的，除了伊朗網民，在Twitter上出現大量中國網民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的奇觀。在#iranelection這個Twitter標籤中，有大量中國讀者或由中文讀寫轉發或繙譯的信息，而#cn4iran這個標籤，一度列入人氣榜十大之列，在Twitter被中國當局封鎖的情況下，大量中國網民支持伊朗民眾可說是奇觀。

而最令當政者嚇出一身冷汗是中國網民的言論，他們不單不斷將伊朗現政權，與中國當局的各種作為作出比較，中國網民甚至在學習伊朗民眾如何利用互聯網突破消息封鎖，以及發動大型群眾運動。而聲援劉曉波的短信，亦出現在Twitter兩個與伊朗有關的標籤串中。由此可以見到，在中國當局重判劉曉波後，中國民眾已經對和平談判達致政治改革再沒有期望，筆者相信不少網民已經考慮類似伊朗式的激烈行動，中國局勢有可能由一次偶然事件，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特別中國網民的破網能力，已經去到援助伊朗民眾破網的地步，筆者對中國當局的封網能力表示懷疑。

經濟難維持增長 社會怎穩定

如果中國還不盡速表示會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筆者相信群眾對現況愈來愈不耐煩，而曾蔭權的雙底衰退警告，很可能是基於中國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而作出，當中國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時，哪中國還靠甚麼維持社會穩定？2010年中國出現突然其來的政治突變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在新年伊始之際，香港人應該對此有所了解和準備。

在中國民情出現暗湧之際，香港的五區公投，以及80後政治抬頭，不單會對香港政治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這兩大因素亦可能會對中國出現暗湧的民情帶來了影響。

80後推公投 或影響國內民情

雖然現時港大民調顯示，公民黨和社民連聯盟搞的五區公投，未得過半市民支持，但現時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宣傳機器尚未正式啟動。而且五區公投的出現，某程度是80後政治抬頭的副產品。80後政治的其中一大特色是行動主導，而且無所畏懼。當西南政法大學的香港學生夠膽在重慶，舉起聲援劉曉波的標語，而一群80後年輕人夠膽玩到羅湖邊防人仰馬翻時，這反映中年人普遍因懼怕北京反對而反對公投的心態，在年輕人心目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80後的熱情支持下，五區公投不單會繼續主導政改討論，而且有可能令公眾改變，特別在劉曉波被重判後，有不少中年都對中國當局感到絕望，他們或會有80後一樣的想法。

而如果五區公投真的成功實施，並對特區政府構成重大壓力的話，那將是在中共管治下的地區首次成功人民行使主權，那對中國的民眾會有深遠影響，80後的行動為本模式亦可能傳入中國，因此，中港政治明年如何互動，將會主導明年以至未來數年中國和香港局勢。未來一年將是刺激而關鍵的一年，一般人想明年平安度過的話，恐怕在大氣候下是有點奢望了。

中國的「推民志願軍」

近日伊朗局勢風起雲湧，雖然主流中文傳媒都不當伊朗近日反政府示威是一回事，但中國的 Twitter用家，他們自稱是推民，於是造就了中國網絡史上一項創舉。大批越過中國防火長城來到 Twitter世界的網民，不但觀看伊朗人如何搞革命，還積極利用 Twitter來聲援伊朗人民，怒斥中國中央電視歪曲事實，除了令#iranelection的 Twitter標籤入了十大，連中國人支援伊朗的標籤#cn4iran亦成為了熱門標籤，連伊朗網民都多謝中國推民在這方面的協助。

參與了伊朗民主運動

中國推民的熱情舉動，以及推民不斷將伊朗現時的民主運動，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作比較，與石首事件作比較，可以見到中國推民們這次協助伊朗人民爭取民主，不是旁觀者趁熱鬧行為，而是映照出他們對現時中國局勢的高度不滿，甚至希望由伊朗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終有一天像伊朗人一樣無畏無懼走上街頭，把民主和自由帶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在 Twitter上其中一句口號便是今天我們在德黑蘭戰鬥，明天我們在北京戰鬥，這次互聯網上的國際政治大串聯是非比尋常的。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推民很大程度上，實際參與了伊朗的民主運動，他們由伊朗人民與政府鬥法的經驗中，學到了一旦中國出現大規模網絡封鎖，他們應該如何處理，當局會如何鎮壓人民。當中國真的出現大規模民眾運動時，並不會再像一九八九年般，由一群知識分子堅持與政府對話為宗旨搞的和平運動，有可能參照伊朗模式，甚至比伊朗更激烈，特別在中國當局重判《○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十一年監禁後，不少溫和派都變成了清末皇族內閣成立後的立憲派，變成同情或支持革命的人。很大程度上，中國已經有一批人，將結束中共政權作為一個選項，不像以往還會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政體基礎下和平演變。

在二百多年前，法國政府派遣軍隊支援美國獨立戰爭，這些人在美國人身上得到啟蒙，並且將民主人權理想帶回法國，促成法國大革命。而中國這批「推民志願軍」受過伊朗的民主洗禮後，不論伊朗民主運動最終成敗，他們最終會將革命帶回中國，為中國未來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是中國重判劉曉波的代價。

ECFA兩岸人民都倒楣

由於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國民眾對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事實上沒有發言權，因此，表面看來，中國民眾都歡迎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不會像台灣一樣出現一浪又一浪的抗議聲音。

但幸好有互聯網，以及一些獨立於中國政府的海外傳媒，事實上，中國人真的想簽ＥＣＦＡ嗎？這也不是的。十二月廿四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張錄強所寫的《ＥＣＦＡ對大陸弊多於利，應當緩行》的文章，這位中國來的學者指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協定，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及政治考慮，不單會危害台灣的低端產業，同時也會危害中國的產業升級，只是把好處源源送到個別商人手上，但不論中國還是台灣的基層市民，都不會因ＥＣＦＡ得到任何好處，中國現時已經相當艱難的基層，生活只會更苦。

一如中國和香港簽署ＣＥＰＡ，除了讓香港大地產商、賣奢侈品商店賺個盤滿砵滿，中國官員的黑錢可以滾滾南下外，大家思考一下，香港和中國的ＣＥＰＡ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對香港又有什麼好處？事實上，除了少數當權的人外，以及當權者重點拉攏的富商巨賈，沒有人在ＣＥＰＡ一類協議中得到了好處。那些時常心繫中國的統派們，你們支持ＥＣＦＡ真的為中國好嗎？很明顯不是，現時台灣那些統派，已經惡化至他們事實上只是認同人民幣，為了錢可以將中國和台灣兩國人民利益棄於不顧，因此，很諷刺地，真的最關顧中國人民利益的，不是支持ＥＣＦＡ所謂的統派，而是一直堅持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至上，反對ＥＣＦＡ的所謂獨派。

正由於假貨統派實在太多了，因此，真正仍然顧念中國民生的人，應該與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未經公投便簽署ＥＣＦＡ協議，ＥＣＦＡ每一份具體協議內容，都必須經過仔細辯論和公投才能簽。中國因為政制問題，沒可能讓人民公投，那這些統派代中國基層人民投下反對票，又有什麼問題。ＥＣＦＡ可算是照妖鏡，那些借統一招牌騙人的假貨，倒是一下子全照出來了。

否決5區請辭 民主黨噩夢開始

民主黨在12月13日召開的特別黨員大會中，以大比數通過不會參與由社民連和公民黨聯手主導的5區請辭，變相公投決定政改方向的做法，只容許黨員以個人身份，為社民連和公民黨拉票。

雖然這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由第四代人的不滿情緒，以至對民主黨的政治道德資產而言，這才是噩夢的開始，不參與公投的日子，不見得比參與了公投，辭掉了議席來得易過。

行動乏力 遭民建聯攻陷

民主黨由本來香港首屈一指的大政黨，搞得現時在地區的實力逐一被蠶食，其中被嚴厲批評的一點是政治人物不夠勤力，亦不夠進取，因此才被擁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民建聯攻陷。

有部分泛民支持者，亦對民主黨行動力不足問題有微言，但由於在泛民陣營中，民主黨看來仍是比較像樣的，因此，泛民支持者為主的票倉，仍是會把票投給民主黨的。

不過，自公民黨和社民連興起後，形勢便起了很大變化。盡管社民連擲蕉掃枱等行為，不一定為中產階級所認同，但無可否認，有很多重大問題和法案上，社民連是有出過聲，甚至間接由社民連促使變革。像監獄囚犯投票權問題，以及現時執法機關秘密監聽條例，都是長毛迫出來的傑作。而社民連地區樁腳不多，不過由於社民連經常在地區與民建聯硬碰，在柴灣一帶的居民便知社民連區議員勤力程度與民建聯不相上下。

公民黨議員們沒有社民連激烈，但公民黨在不少問題上都旗幟鮮明，而且亦妥善跟進一些不合理的問題。像筆者在羅便臣道家門驚見中國來的救護車執勤，個案交到余若薇手上後，變成立法會的口頭質詢，在整個質詢過程中，鄭汝樺才清楚告知公眾這些救護車是不能執勤的，把香港法理黑洞暴露出來。在高鐵問題上，公民黨議員把關之嚴也是有目共睹。

失道德高地 守不住未來

反觀民主黨，在高鐵撥款問題上，差點支持政府去，在很多地方上又看來不夠勤力，而在年輕人對翻叮政改方案的憲制僵局下，感到很不耐煩，公民黨和社民連都願意犧牲席位，試圖去博取一個突圍機會，回應民主派支持者的苦悶，但民主黨也東找西找藉口時，外界的觀感就是民主黨缺乏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這也是為何這次民主黨拒絕五席公投，惹來如此強烈的反彈聲音，筆者絕對明白司徒華的戰略和戰術憂慮，但民主黨平日的往績令公眾沒有足夠信心相信，民主黨是真的為了戰略和戰術考量而拒絕社民連和公民黨的建議。

對民主黨最大噩夢之處是，面對煽動群眾技巧不如社民連，政策和形象不如公民黨的情況下，民主黨本來最大的資產，是自一九八九六四以來，守在爭取香港民主第一綫的道德高地，倘若民主黨參與五席公投，不見得能與公民黨和社民連爭奪高地也好，至少可以保住這金漆招牌，守住這老本再圖黨內改革都未為晚也，但這次結果就是隨時廿年來的道德高地資產失守，很多年輕人要參政爭取民主，一是支持公民黨，一是支持社民連，那民主黨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守得住現有議席，但守不住未來。

因此，民主黨這次集體決定的政治代價匪淺，這也是李柱銘最後仍堅持支持五區公投的原因。民主黨如何由這次政治漩渦中再出發，似乎難度都相當高，未來數年都可能是民主黨相當艱困的日子，並不易捱。

都會？專業？ ECFA照砍！

香港，這個與倫敦、紐約齊名的金融都會，實行了類似ＥＣＦＡ的ＣＥＰＡ之後，除了中國學生搶佔香港大學資源與就業機會、大批不明來歷的資金炒房引發民怨外，香港會計師也將飯碗不保！

現時不論哪一間公司來香港上市，都要聘請香港執業會計師，對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因此每年都有大量香港的年輕會計師進入中國，為中國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

由於在ＣＥＰＡ實施前，已經有大量中國公司來香港上市，因此這不算香港因ＣＥＰＡ而受惠，純粹是香港金融實力的展現與吸引力。

同樣的，香港公司要在中國Ａ股市場上市，亦需要聘請中國的會計師審計。但因極少香港公司考慮在中國上市（暫時只有同時在英國及香港掛牌的英資匯豐銀行表示考慮在上海上市），這個市場並不大。

但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一項異常決定，那就是豁免中國上市公司聘用香港會計師的要求，可以聘用中國會計師審計帳目；同樣的，香港公司在中國上市，也改為聘請香港會計師便可。

表面是互惠互利，但實際上，香港會計師極可能在新措施下飯碗不保。因此，新措施受到香港公共專業聯盟強烈質疑，要求香港交易所收回成命。

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和中國簽署ＥＣＦＡ，充斥著這類表面互惠互利，實際上卻是說變就變、衝擊當地就業市場的條款，那麼就算像會計師這種專業人士，也難逃衝擊。都會或農村，根本不是重點。

但是，國民黨那些拒絕聆聽民眾意見的傢伙們，竟然指ＥＣＦＡ主要影響是農業地區，所以這次選舉，國民黨在農業縣份大敗，但都會地區將因ＥＣＦＡ受益，所以五都選情不至於受到影響。這不叫欺騙台灣人民又叫什麼？

因此，ＥＣＦＡ一定要公投，陳雲林來台談ＥＣＦＡ的話，一定要把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如果國民黨仍然拒絕ＥＣＦＡ公投，繼續搞密室政治的話，五大都會區的選民，應該用手上的選票捍衛自己的權益，千萬不要像我的香港同胞，吃下糖衣毒藥還不知怎麼中毒的。

以史為鑑：香港如何面對現時的政制僵局（未刪節版）

在十二月二日，立法會討論梁家傑提出，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不具法定效力的動議，泛民廿三票，包括直選十九票以及功能組別四票支持動議，而建制陣營，包括直選九票以及功能組別十六票，將動議否決。而這結果彷彿預示了，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亦可能在相類結果下被否決。

最近之所以有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等討論，皆因由二零零五年政改方案被泛民否決開始，事實上香港出現了一個憲政僵局（Constitutional Deadlock），而要政改有任何實質進展，實際上我們要探討到底這個憲政僵局是如何形成，以及在過往歷史上，其他國家出現憲政僵局時，到底有什麼方案可以予以解決，而這些方法又可以在香港具可操作空間。

由制度形成的憲政僵局

所謂憲政僵局，就是一些在重大憲政問題上，因各種原因爭持不下，無法妥善解決的局面。而有些憲政僵局，是由於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或歷史原因相持，而相持各方勢力相若，難分勝負而導致，像加拿大魁北克的統獨問題就是這類僵局，這類僵局不可能因一次或兩次公投或大選而得到實質進展，這需要有關各方面的政治智慧以及長期努力才可能有所成果。

有些憲政僵局，卻非因社會高度分化引發，而是政治制度設計上出現問題，由於設計上的缺乏導致制度本身無法作出改革，任何改革都會遭到反對方案的人有效反對，令問題長期懸而不決，甚至因憲政上的分歧惡化導致非常事件。

像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便是憲政僵局惡化，最後搞出非常事件的佼佼者，法國第三共和由一八七零年成立，成立以來永沒穩定過，在一九零四年結果由希特拉揮軍巴黎結束第三共和，由一九四七年採用與第三共和相若憲法的第四共和成立，到一九五八年阿爾及爾右翼軍人要脅揮軍巴黎，國會被迫授予戴高樂將軍全權改革憲政為止，十年內法國換了廿多個總理，每半年便換一個，人民對政府政策無所適從，更不要說政府要應付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挑戰，而弱勢得總理經常被更替的政府，更不要說搞政制改革。這也是戴高樂在兵變威脅下成功上台後，才能用半年替法國人民寫套新憲法，並將憲法草案付諸公決，第五共和相對起第四共和，實在穩定和有效率太多了。

香港的處境，英國的經驗


當然，香港現況還未到法國第四共和那種糟糕狀況，至少香港政府仍然是能夠運作的，不過現時香港面對的處境，卻與十九世紀初英國國會改革時的情況相若，政府確實能夠運作，但政府的組成和運作卻不能反映社會的現狀，既得利益分子拒絕改革令人民相當憤怒，而當政者不出怪招應付就不可能向前走下去。

先講英國在《一八三二改革法》（Reform Act 1832）通過前，英國政制有多荒謬。自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英國都沒有對選區作出改革，當時新興的工業城鎮，像香港人熟悉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在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一席也沒有，但有些不要說沒有人口，就連土地都陸沉了的城鎮，像北海沉入海底的城鎮Dunwich，卻可以有國會議席。而由於選民資格中對入息及財產擁有權的嚴格限制，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一也不到，這國會有多大民意認受性可想而知。而由於受歐洲當時接二連三的革命浪潮影響，在一八三零年，法國的波旁王朝再度倒台，人民擁立路易腓立為王，維也納會議主導的保守勢力越來越站不住腳，英國不改革也不成。

當時英國輝格黨（Whigs，今天英國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的前身）的首相格雷勳爵（Earl Grey，有名的Earl Grey Tea便以他命名，因為是他發明的）希望推出改革法案，至少改革選區編配，開放選民資格，但先受到由托利黨（Tories，今天英國保守黨）的阻撓。保守黨的阻撓還算小事，他解散國會重新大選，成功令支持他的輝格黨上台，後來最糟糕是來自上議院（House of Lords）其他貴族的阻撓，當時上議院仍對下議院通過的議案具否決權，如果格雷勳爵無法擺平反對改革的上議院，那就會改革失敗。

格雷勳爵當然屬於聰明人，他看中當時英國不成文憲制中一個漏洞，那就是英王具有無可挑戰的貴族委任權，這特權是屬於今天依然存在英國憲制，甚至不少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中的皇室特權（英國護照發出權利屬皇室特權一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格雷勳爵請求英王大量委任自由派人士成為貴族，準備進入上議院大舉反制保守派，保守派知道無法對付格雷勳爵，那就在改革法案上妥協，開啟了一八三二年後英國政制改革的序幕，英國在一百多年後的一九六九年通過《人民代表法一九六九》（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69），十八歲以上所有成年英國公民獲普選權，才結束漫長的憲政改革，期間並無任何大革命影響。

回到香港，為何泛民主派會質疑香港政府的憲改誠意，以現時香港《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修改《基本法》必須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而香港立法會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各佔一半，由十二月二日梁家傑動議，以及二零零五年政改被否決都可以看到，要傾向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案在立法會方案通過難度很高，但政府現時只給人看到提交一份向既得利益分子叩頭的方案，而沒有格雷勳爵在百多年前的智慧，如果政府與泛民談出一套妥協方案，運用政府議案只要過半數通過的機制，只要有幾票獨立人士會支持政府，然後先在部分功能組別選民資格動手腳，再來解散立法會重選，在確保支持政府與泛民聯合建議的人佔立法會三分二，再啟動政改又成不成？政府現時給人懶惰的感覺，皆因政府沒有窮盡（exhaust）所有可行手段讓政制向前走，這也是泛民被迫走五區總辭這險著的原因，公投本來是行政機關為反制議會，訴諸民眾公決，以民意壓議會的常用手段，這也是現時不少國家行政部門用來解決與議會之間憲制僵局的方法，來一場政治豪賭決勝負，願賭服輸打死無悔，現時給泛民拿來運用，這也算對行政主導的香港政府一種嘲諷。

所謂的路線圖

格雷勳爵的《一八三二改革法》查實並不屬於什麼石破天驚的改革，在放寬選民的財產要求，以及對選區作出合理改動後，英國國會仍然是由中上階層把持的議會，合資格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三。但格雷勳爵的戰略性貢獻在於，他沒有什麼時間表，但他確立了議會改革的目標和戰略。格雷勳爵的改革精神是一方面能開明聽取民意，一方面要顧及保守派的顧慮，維持君主立憲的精神。

而格雷勳爵改革法案，由放寬參與選舉人士資格要求，以及合理安排選區符合人口比例作為兩大改革手段。之後英國的多份改革法案，無一不在放寬參與選舉資格要求，以及選區劃分改動兩大項目上動腦筋。在一八五八年，英國廢除了對參選議會候選人的財產要求，而《一八六七年改革法》（Reform Act 1867）再進一步放寬選民入息要求，一八八五年通過了《議席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規定每五萬人就要有一名國會代表，到了一九一八年徹底廢除選民資格對入息和財產相關要求，達致全民普選。所謂的路線圖，並不是敷衍民眾一樣，只是加了五席功能組別，以及五席直選議席便算，而是明確向廢除功能組別踏進第一步。這步伐大不大，人人總有不同意見，但一步也不走，就任誰都講不過去。

要廢除功能組別，當然有很多策略和方法，如怕不能一下子廢除公司票，政府是不是應在一些選民人數與實際從業員人數不相稱的組別，大舉放寬選民資格，類似新九組的方法來溝淡公司票不良影響，那時公司票保留也好，也屬可有可無，之後再廢除便輕而易舉。像現時銀行界只准銀行公會會員投票，而保險界只准保險公司投票，是不是應該作出改革，只要現時實際任職銀行的僱員，或持有保險從業員牌照的會員，都己經可以投票。至少在廢除功能組別前，手上有兩票的市民比例大增，問題政府看來未走到這一步。如果三十席功能組別，可以全部做到類似彭定康勳爵新九組的設計，這樣的方向己經是一個清晰可喜的中途站方案，問題在現有政改方案離這裡太遠，亦不向這個方向走。

又像逐步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法，前問責官員，現執教中大政政系的王永平提出先廢掉由泛民議員控制的功能組別，這是符合泛民的政治理想，但恐怕效果有限，政府會否先廢掉那些議員出席水平欠佳的組別的議席，可能更合符市民期望。既然這些組別一次又一次選出表現不孚眾望的議員，那就等於他們根本放棄了組別席位，那這些席位移交給直選議員也是天經地義，這只不過是維護公帑的合理運用而己。香港立法議員不像十九世紀時的英國議員，十九世紀英國議員不具薪津，要自掏腰包服務市民，但今天香港議員卻是受著公帑。

現時之所以會出席泛民陣營如此強力要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聲音，因為政府在推進改革上無所作為，完全不步踏前走上改革第一步才是關鍵。以策略巧妙繞過既得利益分子的阻撓，以及為明確清晰的普選方向踏出第一步，這是政府不可推卻的責任。公投訴求是問題的因，不是問題的果，實際上這是對香港人解決憲政僵局能力的一次考試，英國與法國相比，法國要在二次大戰亡國一次，加上幾乎陷入軍事政變一次才能解決憲政問題，這因法國人堅持那套根本不可行的政制，要去到無可挽救的階段，加上好運遇上戴高樂將軍這位無私的法國軍人典範，才能成功改革。而英國人以政治手腕迫保守派退讓，以平和平靜的方法成功完成政治改革，到底香港要走那條路，決定權在於政府以及保守派手中。政制能否向前走，就取決於香港人這次如何解決憲政僵局。泛民作為反對派，他們只能消極運用反對票，曾蔭權是不是政治家，就看他如何處理政改了，而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可為各方所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保守派不打算讓政制向前走，或佯稱支持政制向前走，事實上掛羊頭賣狗肉的話，那香港注定走上法國之路。

蔡英文挑戰現 馬英九施政難

由於台灣將會由兩個直轄市，變成5個直轄市，台中、台南和高雄縣市將會合併，台北縣亦會升格做直轄市，因此今年三合一縣長選舉只是涵蓋台灣四成人口，而且很多縣都是國民黨偏強的縣份。

不過，這次馬英九實在輸得相當難看，如果這結果延續到明年五大直轄市之戰，國民黨有可能死得極為難看，甚至會對馬英九的執政根基造成實質削弱。

民進黨北部大有斬獲

這次選舉結果有兩個特色，首先綠營執政3個縣，包括嘉義縣、雲林縣和屏東縣可以用狂勝來形容，尤其特別留意是屏東縣，因為台灣南部而言，一般以高高屏（高雄市、高雄縣和屏東縣）合稱，屏東縣成功穩守，那明年國民黨要攻破本來民進黨根基穩固的高雄縣，與執政滿意度愈來愈高的高雄市合併的新高雄直轄市，幾近不可能的任務。而嘉義縣張花冠由選前五五波，變成開出10萬票優勢的結果，亦反映要攻破綠色執政縣份，難乎其難。

相反，這次民進黨在北部，以及東部國民黨傳統強區硬攻，似乎大有斬獲，在一向民進黨傳統力量不強的桃園縣，陳水扁年代的新聞局長鄭文燦創下民進黨對國民黨一對一對打差距最小結果，基隆市藍綠差距，在候選人知名度不強下亦大幅縮小。台東縣民進黨只輸在鄉郊票站，但市區台東市卻是民進黨大勝。

中間選民漸轉向綠營

桃園縣、基隆市、台東縣台東市等查實與台北縣、台中直轄市等生態類似，這些都是某程度上中間選民較密集的地區，而民進黨亦曾經在中間選民支持下執政過，如果民進黨這次在戰略重點錯誤放在新竹縣和南投縣情況下，仍然取得良好戰績，那明年民進黨大舉進軍台中直轄市以及台北縣直轄市就大有可為，因為台中市以及台北縣，民進黨都曾經執政過，亦有相當不錯的票倉，而民進黨在高雄直轄市和台南直轄市本身實力雄厚，可以放手一博，如果中間選民明顯投向民進黨，那台北縣直轄市以及台中直轄市隨時都一併輸掉，屆時可能只能力守郝龍斌的台北直轄市。5個直轄市輸掉4個的話，那2012年馬英九要打贏選舉戰爭，難度絕對不少。

蔡英文中間路綫奏效

而中間選民開始由馬英九轉向民進黨關鍵，除了馬英九在風災等方面施政無能，以及兩岸政策上給人過分軟弱的感覺外，蔡英文成功在民進黨確立蔡英文中間路綫也是關鍵。

曾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在這次選戰中拒絕讓謝長廷、蘇貞昌、呂秀蓮和游錫堃四大天王當主角，亦不讓陳水扁案成為選戰主軸，相反，她的形象理性清新，又鼓勵候選人廣泛利用網絡、婦女和年輕人等方面資源，令民進黨出現了變化，至少中間選民認為民進黨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能重新信賴，因此，一向對施政品質要求高的宜蘭選民，就馬英九來拉票10次也沒用，一舉推倒呂國華下台，北部的得票以至整體得票水平，亦有大幅度的改善。當蔡英文路綫證明有效後，那就會實行下去，這是民進黨的傳統。

馬英九已經過了他可以全面掌控政局的蜜月期，接下來他要面對蔡英文的挑戰，蔡英文不一定是他的總統競爭對手，但蔡英文絕對可以建立制衡國民黨的力量，馬英九如何在蔡英文挑戰下存活，將會影響他未來的施政方針。

香港英籍的居歐權問題

周日《蘋果日報》報道，歐盟駐港辦事處以及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均否認新修訂《里斯本條約》正式實施後，英國國民（海外）護照（ＢＮＯ）持有人，於歐盟有自由行動的權利。

在互聯網上，掀起對英國國民（海外）居歐權討論正是本人，由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爭取無中國國籍的英國國民（海外）居英權行動開始，筆者由始至終認為，香港的英籍人士應該有全面英國公民權利，這是香港人的天賦權利，不容英國政府無理剝奪。在此，筆者希望把辯論由互聯網上搬到傳統傳媒，好讓標榜人權的歐盟和英國，好好檢視一下，他們對英國國民（海外）的歧視，是否合理恰當。

所謂的居歐權，事實上指歐盟條約中，對歐洲公民（ European citizen）的定義。根據現有《里斯本條約》，任何持有歐盟成員國國籍人士，都會是歐盟公民。這權利是附加於當事人身上的，不會取代當事人原有國籍。有部份歐盟海外領地公民，因他們身處地區位於《里斯本條約》正文指明的豁免範圍內，因此他們不會享有有關待遇。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是由英國本土發出（發出國家代碼ＧＢＲ，正是英國本土），因此不應被豁免。

英國是否國籍歧視

現時英國所謂豁免，是建基於一九八一年《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通過時，單方面作出的聲明，並載明於歐盟條約附件中。聲明列明曼島（ Isle of Man）以及海峽群島（ Channel Isles）以外的英國公民、直布羅陀的英國海外領地公民（前稱英國屬土公民）以及在《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下指明的部份英國臣民（ British subject）可獲歐盟公民待遇。不過，這單方面法律聲明，以及附件內的條文，能否凌駕正文本身已大有疑問。

而《里斯本條約》與之前歐盟條約不同的地方在於，是《歐盟基本權利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引入，這憲章二十一條講明，禁止基於出生地、種族和國籍的歧視。筆者敢問，現時華裔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大部份都因有中國國籍，不能登記成為英國公民，那是不是出生地及種族歧視？英國只准部份英籍人士被視為歐盟公民，又會否構成國籍歧視？英國申請豁免執行這憲章，是不是因為英國自己根本心虛，不敢面對《英國國籍法》的歧視問題。而歐陸國家，又怎敢視這憲章如無物？


明目張膽剝奪權利

事實上，根據筆者掌握的確實資料，部份歐洲國家已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視為歐盟公民身份而發出居留准證（ residence permit），包括以嚴謹著稱的德國。難道這些國家不懂分別歐盟護照嗎？當然不是，而是這些國家根本不敢面對一旦有香港人提出法律挑戰後，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下，歐洲國家有多大法律勝算？

撇除法律層面來看，今天標榜人權的英國和歐盟，豈可容許三百多萬英籍人士被剝奪自由進出歐洲和英國的權利？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又豈是人權國家所為？因此，筆者公開請求歐盟以及英國，回應筆者以上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