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G發展遇上金融海嘯

中國工業及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最近表示，中國電訊業重組快將完成，當局亦會在年底發出三張3G牌照，包括向新中國聯通發出 WCDMA 牌照，繼承舊有中國聯通 CDMA2000 網絡的中國電信，擁有 CDMA2000 3G 牌照，而中國移動就會得到中國才用的 TD-SCDMA 標準牌照。
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當局發出 3G 牌照，拯救IT業的意味相當濃厚，因為 3G 牌照發出後，三大電訊公司都要升級網絡，最具實力的中國移動，更要大手筆購入 TD-SCDMA 基站設備和手機。 TD-SCDMA 是中國才用的標準，大部分設備都會由中國生產，對受到金融海嘯以至受山寨機衝擊的中國手機和通訊設備產業，無疑有一定積極意義，至少山寨廠不能生產 TD-SCDMA 手機，而設備供應商亦可以先做中移動的生意來「吊鹽水」。

中國聯通有着數

不過，由於中國同樣受到金融海嘯衝擊，三大公司在 3G 的投資何時收回，筆者倒是相當懷疑。
在聯發科技研發出 GSM／GPRS 廉價晶片，推動所謂山寨機的發展，大幅提升中國手機普及率之後，就遇上金融風暴的打擊，山寨機的主要用戶農民和民工很多沒有工作做，或感到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這些人只會留在傳統 2G 網絡，以預付卡付款，並以使用山寨機為主。搞得不好不少沿海城市的中產，都可能變成山寨機和 2G 預付卡的用家，3G 開發初期到底誰在用，實在已經值得懷疑。

對取得 TD-SCDMA 網絡的中移動而言，所遇到的麻煩比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更大，中國電信使用 CDMA2000 網絡，要升級到 3G 也只是在現有網絡上升級。中國聯通使用 WCDMA 是由於香港、歐洲、日本等地普遍使用 WCDMA 網絡，不單漫遊方便，而且手機選擇相當多，設備基站的選擇以至技術亦相對成熟穩定，不少商務客戶可能因此由中國移動轉投到中國聯通也不足為奇。加上向山寨機廠商提供晶片的台灣聯發科技已經進軍 WCDMA 市場，隨時大量廉價 WCDMA 手機充斥市場，因此，中國聯通在困難環境下仍然有機會取得一定的優勢。

中移動要「捱義氣」

中移動的 TD-SCDMA 網絡完全屬於新技術，中國移動要自行克服在網絡建設的諸多困難，與此同時，市面上的手機選擇又太少，台灣聯發科技要在明年才會提供 TD-SCDMA 晶片，再加上商務客戶一去到海外，就要被迫使用 2G 網絡，或者另攜 WCDMA 手機享受當地的 3G 網絡，中國移動承擔政治責任的結果，那就是中國移動要利用他們在 2G 市場所享受的霸權，支持 TD-SCDMA 技術發展。但金融海嘯何時結束，全球經濟何時由低谷反彈根本無人知，中國移動這樣長期忍受由國家政策帶來的損失是否合理，又是否承受得起，就成為了很多關注中國電訊產業發展的人心中的一大疑問。

無論如何，這次中國政府借 3G 牌照來救市的做法，至低限度在未來一段時間令中國的電訊工程師；以至全球各地流動電話設備生產商，可以暫時避過金融海嘯這一劫，因為不論有沒有人使用中國的 3G 網絡也好，中國政府下了決心去興建 3G 網絡，就不大可能會退卻，這可謂工程師和設備製造商的好消息。

不過，由於 TD-SCDMA 網絡技術有「遲上岸」的先天劣勢，中國移動目前在 2G 網絡上所佔的優勢，可能因為TD-SCDMA 在金融海嘯的前景不明情況下被消耗殆盡，加上中國當局有意以非對稱政策扶持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筆者對中國移動的前途，實在難以看好。

收回牌照全面管 遏的士風波

筆者過往擔任香港商業電台研究員，經常乘的士與司機閒聊，因為當時商業電台最大的聽眾群正是的士司機，作為研究員有責任了解聽眾口味，再提出改進節目的建議。

在近日的士車費引發的爭議中，很多人都把矛頭指向八折黨，以及乘客與司機議價的行為。不過，以筆者與不少司機閒聊所知，八折黨只不過是代罪羔羊。真正令的士司機生計有問題，卻是那些在香港畸形的士規管制度下受惠的車行們。

禁炒高牌價租金 保司機收入

在世界不少大城市，的士車費都是受到規管，而的士牌照一般像專利巴士般批給一些大公司，或由政府持有，或批給一些需要扶助的弱勢社群。基本上，全世界很多大城市都是為了減少的士數目、保證服務質素和保護司機權益下，對整個市場的方方面面都作出規管，儘管在經濟學上觀點上，有著不少問題，但甚少在政治上或公共政策上實施的問題，至少不會有的士司機投訴像奴隸般被剝削。

香港的士規管相當古怪，香港的士車費是規管，發出牌照的數量是規管的，但的士牌照的租金，以至的士牌照的轉讓，在香港是合法而不作任何限制，甚至容忍單一財團擁有多個的士牌照，而不像世界其他大城市，對的士牌照轉讓作出限制，或連的士的租金一併規管，保障司機權益。這樣半天吊的士規管的結果，就是的士牌照因政府人為限制牌照數目，變得奇貨可居，令香港的士牌價長期居高不下，由少數人壟斷的士牌照的結果，那就是的士車租高得可怕，但由於政府規管的士車資，司機無法藉調節車資來應付車租成本，令沒有車牌的司機變成慘遭剝削的一群，他們既沒有勞工福利，他們的權益亦不受保障，就算政府引進最高工時、最低工資，這群的士司機都一樣會被剝削。

因此，要真正保護的士司機權益，政府就要藉收回的士車牌計劃等等，令的士變成一個徹底被規管的行業，而不是搞偽自由經濟、偽政府干預的半天吊規管行業。政府可以仿傚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滿地可推行的士牌照回收計劃，藉成立一個由的士牌費加入若干徵費的信託基金，收回不願車租受規管車主的牌照，政府可以把牌照轉成不可轉讓模式，給一些弱勢社群接手。而車租就要規管，包括禁止加車費同時加車租的行為，車主要加車租，就要像過往租務管制一樣，要得到特別法庭的批准，就算終止合約，一樣要得到特別法庭的批准，這樣禁止乘客議價才講得過去。

議員轉視線 卸責乘客八折黨

但現在航運運輸界的立法會議員劉健儀，為了保護她在的士車主業界這個大票倉，不惜轉移視線，未有斥責車主們的壟斷行為，相反把責任全部推到乘客以及八折黨身上，這類不顧公眾利益的功能組別業界代表，行為實在醜陋。筆者作為自由經濟的支持者，實在不認為自由黨還是支持自由經濟的政黨，由劉健儀提出懲罰議價行為，到方剛提出消費券主張，都看出自由黨已經淪為不折不扣的尋租黨，只不過借機會拿市民利益開玩笑的一個政黨。

因此，如果政府想挽回因的士車費問題損失的聲望，政府最好能強硬擋回劉健儀等人提出的建議，並且在的士車租上對症下藥，這才是真的解決問題之道。

張永霖與王維基聯手急救亞視

亞視上周作出出人意表的公布，電訊盈科前副主席張永霖擔任亞視執行主席，而城市電訊創辦人兼主席王維基，擔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由兩位電訊界的名人挽救亞視很多人都意料不到。

由王維基打破香港電訊IDD的壟斷開始，香港電訊業界長期在戰國年代，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點子不斷，要打破無綫電視長期以來的壟斷，王維基和張永霖的作戰經驗都相當寶貴，由於兩人沒有行內人包袱但分別有經營媒體、電視台經驗，由他們掌政亞視，希望能夠打破一直以來亞視積弱的局面。

但空有良將，而沒有良兵，都不能夠解決亞視長期以來的營運問題。以筆者在電子傳媒以至印刷傳媒的營運經驗，張永霖和王維基要面對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加強成本效益觀念

很多電視人、電台人甚至報章主管，在開一項新項目時，只是幻想項目的內容如何精彩，但完全不考慮新項目能否帶來廣告收入或能否配合整體戰略，亦不預算所得到的收入能否與成本相稱。香港電台近年因政府和納稅人關注的緣故，尚且能關注每一個新項目，所用的一分一毫都能達致效益，但很多電台和電視台不會考慮這個問題。

電訊公司由於其本質問題，相當注重每一個項目可以帶來的收益，以及成本，因此，張永霖和王維基除了鼓勵創意，能否引導亞視員工思考每一項目的成本效益，可能比裁員更為重要。如果公司的高層不能在決策時，考慮到最終所得的效果，公司裁員一百次都無補於事。

另一方面，各大電視台或電台都有很明顯的山頭主義問題。基本上，電視台或電台完全不以人的能力和戰績作考量，只考慮你與哪一位高層熟，或懂不懂辦公室政治，討個別高層歡心。這種現象由製作部到新聞部都有這個問題，若非如此，就不會在娛樂版看到，有個別藝員為了保住位置，與某位高層出遊等奇怪問題。特別在無綫長期一台獨大之下，再加上慣性收視，電視台的決策成果並無一個客觀的指標評估，因此縱容了這種各樹山頭的陋習，最終在每一個電視台都出現。

剷除山頭主義

現在王維基和張永霖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他們所作的每一項改革，都需要清理電視台由高層到低層的各種山頭，如果沒有大股東有力的支持，任何改革者加入電視台或電台都要打一場艱苦的浴血戰，浪費大量力氣在人事鬥爭之上，以致不能集中資源進行改革。當然，筆者對張永霖的手腕並不會有懷疑，但在金融海嘯下，亞視有的時間不多，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去清除亞視內部的各個山頭，並將整個公司的文化脫胎換骨，就成了亞視能否轉危為機的關鍵。

這次張永霖和王維基入主亞視，是自蔡東豪、梁文道入主商台後，另一次矚目的電子傳媒管理層改動。當年蔡東豪、梁文道推動的改革，最後在「封咪事件」引發的政變後告終，功敗垂成。筆者希望張永霖和王維基的改革能夠為電視產業帶來衝擊，香港電視產業面對台灣和中國的競爭，不能夠再故步自封，急需企業化的改革。如果張永霖和王維基能夠將香港電視界引導企業化經營的道路，而不是維持在中國舊式家族企業的水平，他們肯定對香港創意產業作出一大貢獻。

忽視市民利益 弱政亂治根源

在曾蔭權初初擔任特首時，提出強政勵治的口號，一度令人以為香港政局有中興之象。豈知，近日由泰國包機撤僑事件到新界的士阻塞東涌事件，都看出香港出現一片弱政亂治的跡象，強政勵治口號己經實踐不到。

英治做得到 緣何回歸不能

公務員治港，曾有人以為香港政局可以扭轉董建華以來的敗局，但最後事與願違。有人指責這是AO治港的問題，認為AO治港也不外如是。這些趁政府陷入弱政亂治時隨便指責AO的人，並無看清現時混亂政局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香港現有大部分高級公務員，都是英治時期進入香港政府，同一班高級公務員，為何在英治時期可以有效施政，但一進入中國管治年代就不斷作出荒腔走板的演出？這才是當中最關鍵的問題。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未必有政治智慧，但由於政務官一向以來都是以各方面利益平衡者自居，因此，如果由他們作出實質決策，創新固然欠奉，但不會犯上低級政治錯誤。像新界的士調整車費與市區的士不同步這類怪事，在英治年代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政策一開始就有損新界的士營運者利益，這是政務官不會做。

但在曾蔭權年代，他提出「親疏有別論」，由這一刻開始，政府決策時可以放膽為了偏幫個人支持政府群體而胡作非為，這理論為香港出現弱政亂治現象埋下伏線。因為政府不單為大多數人利益決策，而是當事人為了要偏幫誰而決定。因此，政府在決定泰國撤僑時，不再考慮當地港人安危，而是私營航空公司的班次；在決定的士票價時，只顧穩住反對八折黨人士的壓力，沒有考慮香港整體市民的利益，最後釀成大錯。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都不一定是乖乖的才能擢升到高位，不少政務官加入政府時固然有理想，而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有獨立思考，擇善固執的人，這樣才令沒有民選的政務主任體系，並無因此而由一群辦公室政治專家把持的局面。陳方安生和前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固然是性格鮮明，就算擔任官員時看來平凡無奇的王永平，他在退休後所撰寫的政治評論也是火力十足，有本身鮮明的觀點和立場。至少他們是敢為民眾的福祉，作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並在退休後的日子為香港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官不及舊官 擢升準則成疑

但現在不要說政府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準則令人懷疑，擢升什麼人擔當高官也是令人懷疑。像在泰國撤僑事件中被指闖下大禍的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她擔任行政署長時的最大功績，竟然是在政府總部加設出入閘管制系統，阻隔官民間的溝通，試問政府日後擢升或錄用的政務主任，會是怎麼樣的人？因此，有點志氣的政務主任，近年都寧願離政府體系，加入傳媒甚至商界，這是不令人意外的事。

陳方安生在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口號時，提出以良政勵治取代，由近日連串亂局，都可以看到以政務官代表自居的陳方安生在這方面的遠見。強政勵治變成弱政亂治，不是AO文化的錯，而是香港政治文化因畸形政制，以及沒有英國人的監督，最後變得腐敗之過。如果香港不能建立民主體制，取代英國人過往的監督和自律，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弱政亂治，香港政局根本難以扭轉。

渾水摸魚的權貴黨

近日由的士短加長減所引發的連串風波，至今仍未平息。這樣大的事，各方政治人物乘機撈取政治本錢是正常不過的事。不過那些政治人物，有多少真的為市民和司機利益著想就成一大疑問。

航運交通的立法會議員劉健儀，乘機提出立法禁止的士乘客議價，表面上是要保障的士司機利益，但實際上，劉健儀只不過為她的選民、亦即是炒賣的士牌照那些人講話，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

的士車主才是大票倉

的士車費高企，但的士司機仍然「無啖好食」，並不是因為油價貴，而是因為政府規管的士車費，規管的士發牌的數目，但不規管的士車牌轉讓，亦不規管車租，造成的士牌費和車租長期高企。而所謂八折黨，只不過利用市場規律，給予顧客優惠之餘，亦提高營業額以應付車租而已，這有甚麼問題？根本問題在於的士車租，如果政府放棄現時半天吊式的士規管，狠下決心，不理會擁有多個的士牌照的大車主利益，實施車租管制，或在的士市場引進反壟斷法，禁止個別財團壟斷的士牌照，這樣就不可能再有八折黨與其他司機之間的衝突了。

只要仔細觀察劉健儀所屬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就會發現，有權投票的一百八十六間公司中，有二十多間公司根本是車主聯會或商會之類組織，換言之，的士車主是劉健儀的一大票倉，而代表的士司機的會十個也不夠，試問劉健儀到底代表誰講說話？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實在誤會了搞罷駛的司機在威脅他，真正在威脅他以至全香港市民的，就是由公司票為主的功能組別跑出來的所謂民意代表。

應阻止財團壟斷市場

如果政府真的要清理的士收費問題，展現強政勵治的決心，做法不應是立法禁止議價，相反，政府如果仍然要限制的士發牌數目，就要規管到底，引進的士車租上限，要像以往租務管制般，加車租要得到特別法庭批准。還要對擁有一定數量的士牌照的個別財團，實施懲罰制度，阻止他們壟斷的士市場。政府不要在不應監管的地方浪費時間，為了的士司機利益，強硬對付炒賣的士車牌的車主事不宜遲。

英國過時法律拖延互聯網改革

筆者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發表後，曾先後三次出席有關的諮詢活動。雖然資訊科技界中人強烈反對一些措施，例如強制伺服器端過濾系統或信用卡年齡核實機制，政府應不會貿然推行。但由政府到民間團體，在討論法律發展歷史的問題時，基本事實搞得一塌糊塗，筆者有必要再申明一些關鍵問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互聯網上提供關於其他國家相類法例的文件中，提及英國的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有細心留意《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文本，應該留意到現行法例中，對物品發布以至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很清晰明白指明，是參照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和1964的相關條文。換言之，一如其他香港法例一樣，香港很多時根本在用一些過時的英國法律而懵然不知。因此，香港應該留意英國曾經在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中闖下的禍或一些相關的爭議性案例，再對現行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作出適當檢討。

英式體制非萬能

首先，英國的淫審法例與香港一樣惹人詬病，那些離譜案例與香港是不遑多讓。在今年10月，一名英國公務員在博客上寫了綁架、強姦和謀殺英國某隊知名女子組合的幻想小說，被蘇格蘭場的淫褻物品組查出，然後將這案件交由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作出檢控，這案例成為1960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案後，因文字小說內容被引用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檢控的案件。現在這宗案受到英國網絡權益人士關注，因為這有可能令很多在互聯網成人討論區傳播的性幻想小說，有可能因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而被控。由於英港兩地條文相若，如果這名公務員的罪名成立的話，英國的案例便有可能被香港政府在官司中引用，屆時香港人亦會受到影響。

英國 Obscence Publications Act 之所以可以搞到今時今日惹出風波，因為 Obscence Publications Act 早在1857年已經在英國出現，維多利亞年代的英國國會經常訂立一些規管他人道德和性行為的法律。這些法律的殘餘部分，由於根本價值上與當代社會有嚴重不協調，故此在不少普通法國家搞出一堆法律風波，像去年10月新加坡廢除同性戀刑事化的爭論，亦即刑事法典377A條，有關條文是在1862年訂立。

普通法有不協調

由於英式普通法地區甚少大刀闊斧將某一類法例同一時間廢除或改革，令很多不協調的荒謬局面根本上已經出現，例如現在香港人十六歲以上可以合法性交，但十六至十八歲人士不可購買不雅刊物，反映普通法地區經常以修修補補方式修改法律，出現不協調問題。

因此，實際上整個淫審條例已經涉及法律改革層次的問題，香港有些法律要以英為師，但在淫審法律上，以英為師的結果是，英國一天不作法律改革，當英國出現一些令人費解的案件時，香港就會捲進爭論之中而不自知。香港這次淫審檢討並非考慮如何在過時的英國法律基礎上增增減減，而是在當代普通法的理論框架下，再配合互聯網的發展，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先導者，推出新的法律解決問題，而這非要出動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專家不可。

現在的局面是，淫審條例若不改革，英國和香港一旦出現荒謬案例，就會影響到對方，最後結果就是一團糟。檢討淫審條例是必要，不過，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目前連英國的同類案例都沒有羅列給公眾的做法來看，這樣子的諮詢會不了了之。香港政府應該將整個法例交給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再諮詢公眾如何做下去。

主動減建高樓 環保抑缺財？

一直以來，保育人士和居民，與地產商之間，就大型地產項目的地積比率爭辯不休。不少居民和保育人士都認為，地產商在市區進行的大型地產項目，地積比率過高，不單造成屏風樓等問題，亦可能破壞舊區原有景觀。而不論市建局，還是地產商，在這方面本來是寸步不讓。

不過，近日合和以及市建局都突然在地積比率問題上大幅讓步，願意按保育人士和居民的要求，大大削減樓面面積，希望令地產項目能夠順利進行。表面上，這是保育人士和居民的小勝利，但地產商和市建局為何會在金融海嘯之後大發慈悲起來？背後有何玄機？


借貸成本與風險

地產商在考慮地產項目地積比率時，需要考慮兩項風險因素，首先是建成後的建築物，最終租出率或售出率，之後，就是整個項目由建築工程展開，到落成可供出售或出租這段期間的長度，以及相連的利息成本。這兩項成本，都涉及落成後建築物，不能及時出售或租出的風險。

在過往，由於各界對市區的寫字樓、住宅，以至酒店的需求殷切，地產商很多時在未落成，已經可以透過預售樓花，將未完成項目整幢預先出售等手段套現，而成功出售或租出的比率，亦高達七成或以上，因此，地產商就會傾向盡取地積比率，甚至利用政府各類不同優惠政策的漏洞，爭取更大的地積比率。像公共空間、環保露台、嘉亨灣事件等問題，都是過往這種落成後建築物幾乎可以全被租出或出售的思維主導下產物。

另一方面，由於過往融資容易，越大額的貸款，所借的利息越低，加上地產商很容易將落成後的單位出售，銀行對借錢給地產商這類低風險生意都相當有興趣。這亦令地產商敢於付出大筆的補地價，以換取更大的地積比率。而地產商只要未展開工程，都未需要動用信貸，所以保育人士反對下，地產商亦不急於發展項目，否則亦不會出現Megatower的爭論拖了多年的奇景。

環境惡化

金融海嘯後，地產界發展前景出現很大的改變。過往住宅單位之所以容易出售，因為銀行普遍重視住宅按揭貸款，而「磚頭」亦被視為可靠的抵押品。而次按事件告訴銀行，房地產已不是可靠的抵押品，同樣可以製造大量的有毒資產，加上金融海嘯令經濟重創，令銀行總體而言對房地產按揭審批大為收緊，這亦令住宅、寫字樓等單位，出售比以往困難得多。

而銀行本身，由於銀行之間缺乏信心，針對大銀行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一種防止因借貸一方違約而造成損失的衍生工具）大幅上升，令銀行普遍出現借貸困難，這種困難不會一時三刻解決，令銀行更不敢借錢給地產商發展大型項目，就算地產商願意付利息，都不一定借到足夠的錢去補地價。而在一個現金為王的年代，地產商儘速把手頭上的土地儲備變現，肯定比長期積壓有利，這令地產商以至市建局出現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願意大幅削減地積比率，甚至項目出現虧蝕亦在所不惜。

換言之，地產商和市建局突然大削項目地積比率，不是保育人士的勝利，而是地產商和市建局都看淡樓市前景。樓市被嚴重看淡背後，可能代表更大的銀行系統及經濟危機，這一點市民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