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9日 星期二

忽視市民利益 弱政亂治根源

在曾蔭權初初擔任特首時,提出強政勵治的口號,一度令人以為香港政局有中興之象。豈知,近日由泰國包機撤僑事件到新界的士阻塞東涌事件,都看出香港出現一片弱政亂治的跡象,強政勵治口號己經實踐不到。

英治做得到 緣何回歸不能

公務員治港,曾有人以為香港政局可以扭轉董建華以來的敗局,但最後事與願違。有人指責這是AO治港的問題,認為AO治港也不外如是。這些趁政府陷入弱政亂治時隨便指責AO的人,並無看清現時混亂政局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香港現有大部分高級公務員,都是英治時期進入香港政府,同一班高級公務員,為何在英治時期可以有效施政,但一進入中國管治年代就不斷作出荒腔走板的演出?這才是當中最關鍵的問題。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未必有政治智慧,但由於政務官一向以來都是以各方面利益平衡者自居,因此,如果由他們作出實質決策,創新固然欠奉,但不會犯上低級政治錯誤。像新界的士調整車費與市區的士不同步這類怪事,在英治年代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政策一開始就有損新界的士營運者利益,這是政務官不會做。

但在曾蔭權年代,他提出「親疏有別論」,由這一刻開始,政府決策時可以放膽為了偏幫個人支持政府群體而胡作非為,這理論為香港出現弱政亂治現象埋下伏線。因為政府不單為大多數人利益決策,而是當事人為了要偏幫誰而決定。因此,政府在決定泰國撤僑時,不再考慮當地港人安危,而是私營航空公司的班次;在決定的士票價時,只顧穩住反對八折黨人士的壓力,沒有考慮香港整體市民的利益,最後釀成大錯。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都不一定是乖乖的才能擢升到高位,不少政務官加入政府時固然有理想,而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有獨立思考,擇善固執的人,這樣才令沒有民選的政務主任體系,並無因此而由一群辦公室政治專家把持的局面。陳方安生和前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固然是性格鮮明,就算擔任官員時看來平凡無奇的王永平,他在退休後所撰寫的政治評論也是火力十足,有本身鮮明的觀點和立場。至少他們是敢為民眾的福祉,作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並在退休後的日子為香港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官不及舊官 擢升準則成疑

但現在不要說政府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準則令人懷疑,擢升什麼人擔當高官也是令人懷疑。像在泰國撤僑事件中被指闖下大禍的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她擔任行政署長時的最大功績,竟然是在政府總部加設出入閘管制系統,阻隔官民間的溝通,試問政府日後擢升或錄用的政務主任,會是怎麼樣的人?因此,有點志氣的政務主任,近年都寧願離政府體系,加入傳媒甚至商界,這是不令人意外的事。

陳方安生在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口號時,提出以良政勵治取代,由近日連串亂局,都可以看到以政務官代表自居的陳方安生在這方面的遠見。強政勵治變成弱政亂治,不是AO文化的錯,而是香港政治文化因畸形政制,以及沒有英國人的監督,最後變得腐敗之過。如果香港不能建立民主體制,取代英國人過往的監督和自律,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弱政亂治,香港政局根本難以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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