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市民利益 弱政亂治根源

在曾蔭權初初擔任特首時，提出強政勵治的口號，一度令人以為香港政局有中興之象。豈知，近日由泰國包機撤僑事件到新界的士阻塞東涌事件，都看出香港出現一片弱政亂治的跡象，強政勵治口號己經實踐不到。

英治做得到 緣何回歸不能

公務員治港，曾有人以為香港政局可以扭轉董建華以來的敗局，但最後事與願違。有人指責這是AO治港的問題，認為AO治港也不外如是。這些趁政府陷入弱政亂治時隨便指責AO的人，並無看清現時混亂政局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香港現有大部分高級公務員，都是英治時期進入香港政府，同一班高級公務員，為何在英治時期可以有效施政，但一進入中國管治年代就不斷作出荒腔走板的演出？這才是當中最關鍵的問題。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未必有政治智慧，但由於政務官一向以來都是以各方面利益平衡者自居，因此，如果由他們作出實質決策，創新固然欠奉，但不會犯上低級政治錯誤。像新界的士調整車費與市區的士不同步這類怪事，在英治年代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政策一開始就有損新界的士營運者利益，這是政務官不會做。

但在曾蔭權年代，他提出「親疏有別論」，由這一刻開始，政府決策時可以放膽為了偏幫個人支持政府群體而胡作非為，這理論為香港出現弱政亂治現象埋下伏線。因為政府不單為大多數人利益決策，而是當事人為了要偏幫誰而決定。因此，政府在決定泰國撤僑時，不再考慮當地港人安危，而是私營航空公司的班次；在決定的士票價時，只顧穩住反對八折黨人士的壓力，沒有考慮香港整體市民的利益，最後釀成大錯。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都不一定是乖乖的才能擢升到高位，不少政務官加入政府時固然有理想，而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有獨立思考，擇善固執的人，這樣才令沒有民選的政務主任體系，並無因此而由一群辦公室政治專家把持的局面。陳方安生和前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固然是性格鮮明，就算擔任官員時看來平凡無奇的王永平，他在退休後所撰寫的政治評論也是火力十足，有本身鮮明的觀點和立場。至少他們是敢為民眾的福祉，作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並在退休後的日子為香港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官不及舊官 擢升準則成疑

但現在不要說政府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準則令人懷疑，擢升什麼人擔當高官也是令人懷疑。像在泰國撤僑事件中被指闖下大禍的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她擔任行政署長時的最大功績，竟然是在政府總部加設出入閘管制系統，阻隔官民間的溝通，試問政府日後擢升或錄用的政務主任，會是怎麼樣的人？因此，有點志氣的政務主任，近年都寧願離政府體系，加入傳媒甚至商界，這是不令人意外的事。

陳方安生在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口號時，提出以良政勵治取代，由近日連串亂局，都可以看到以政務官代表自居的陳方安生在這方面的遠見。強政勵治變成弱政亂治，不是AO文化的錯，而是香港政治文化因畸形政制，以及沒有英國人的監督，最後變得腐敗之過。如果香港不能建立民主體制，取代英國人過往的監督和自律，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弱政亂治，香港政局根本難以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