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傑 傳奇的鼠首兔首賣家

時裝帝國的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同志、社會主義支持者、人權鬥士、藝術收藏家、歌劇愛好者，幾種不同身份，在香港人眼中很難合而為一。但在圓明園鼠首兔首爭議當中，中國人面對正是這位同時集企業家、藝術家、政治家三種身份於一身的法國人貝爾傑（Pierre Berge），而貝爾傑一生的傳奇，也反映著法國人浪漫愛美，堅持理想之餘，但不失理性的複雜個性。中國人以為贏得拍賣不付款，就可以令貝爾傑就範，似乎今天的中國人，實在不了解這位查實是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貝爾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生於藝術家和運動狂熱家庭貝爾傑（Pierre Berge）在一九三零年，於法國西部海岸城市奧萊龍島（Olron）出生，他的母親是一名採用另類教育法的激進老師，更會在公餘時間以女高音身份參與歌劇演出，這解釋了為何貝爾傑一生熱愛歌劇。而他的父親是一名稅局職員，熱愛看欖球比賽，但父親對他的影響明顯沒有這麼大。

在他與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拍拖兼創辦時裝設計公司前，熱愛文學的他做一件同時能搵錢和滿足他藝術愛好的工作，那就是做藝術家的經理人。因此，他的一生成就都是商業加藝術混合的結果。

與聖羅蘭的離離合合

在一九五八年一個周末派對上，當時與藝術家Bernard Buffet拍拖的貝爾傑，首次遇上當時在Christian Dior已是當紅的設計師的聖羅蘭，這次派對可謂改變了貝爾傑的一生。Bernard Buffet在派對上遇上一名女孩子，搞到由「攣變直」，後來更離開貝爾傑去結婚，而貝爾傑不久後就與聖羅蘭走在一起。

在貝爾傑與聖羅蘭相遇時，聖羅蘭與Christian Dior關係開始惡化，聖羅蘭在一九六零年，因阿爾及爾之戰服兵役，被Christian Dior辭退後，雙方更對簿公堂，後來聖羅蘭勝訴，在一九六一年自立門戶，貝爾傑便身兼行政總裁，直到聖羅蘭的時裝集團賣盤為止。

貝爾傑與聖羅蘭的感情關係，在一九七六年便宣布結束，但貝爾傑仍然留在兩人共同擁有的大屋直至一九八六年。而這兩個人的生意，以至不少財產，更一直共同擁有。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感情關係及性傾向，在甚少排擠同性戀者的時裝界竟然一直不為人知，直至一九九一年，聖羅蘭接受《費加羅報》的訪問時，才自爆他自己的性傾向，以及與貝爾傑間的關係。儘管貝爾傑與聖羅蘭結束了愛情關係，但雙方的關係仍然很密切，除了雙方共同擁有很多房產、藝術品外，貝爾傑仍然是YSL的行政總裁，而YSL時裝設計集團和品牌股權售予大財團的工作，也是由貝爾傑策劃。在一九九三年，他在YSL時裝設計集團出現巨額虧蝕前，以六億美元的代價，將YSL時裝設計集團售予當時由法國政府擁有的製藥和香水集團Elf Sanofi，亦即今天賽諾菲安萬特製藥集團（Sanofi-Aventis）的前身，但並沒有賣品牌。

而YSL的品牌在一九九九年，於貝爾傑策劃下，引來Gucci和擁有LV品牌的LVMH爭奪，最後Gucci贏得最後勝利。貝爾傑不單在商業上協助YSL走向世界，他的財技和商業頭腦也是相當有名。不過他在一九九三年那宗交易，似乎玩財技玩到過了火，被指進行內幕交易，結果在一九九六年，被法國當局罰了一百萬法郎。

而他和聖羅蘭將賣公司股權和品牌的收益，都注入以他和聖羅蘭命名的一個慈善基金，這個基金正由貝爾傑負責。而聖羅蘭的死訊，也是由貝爾傑負責對外公布。在聖羅蘭喪禮中，貝爾傑送給聖羅蘭的花圈，是由紅玫瑰組成的心型大花圈。聖羅蘭和貝爾傑分手後，仍維持那種親密朋友關係，大概可以與畢菲特與他那位離了婚還會一齊旅行，主持慈善基金，甚至替前夫介紹新妻子的前妻蘇珊（Susan Thompson Buffett）相比。

貝爾傑與聖羅蘭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男女分手就要分財產，鬧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而言當然難以理解，不過在一個歷任總統都有不少風流韻事，已故社會黨籍總統密特朗有私生子，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娶了個意大利歌星為妻，內閣女閣員為這位總統爭風呷醋爭到眾人皆知，但人人都認為沒有問題的國家，聖羅蘭與貝爾傑之間似離非離的關係，實在也並不令人大驚小怪。

社會黨的金主

在歐美，不少身處商界的同性戀者，投身人權運動都有相當戰績。在美國，有華爾街出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將三藩市搞得天翻地覆的維權人士夏菲米克（Harvey Milk），最後成為美國首位同性戀民選政客。在法國，營商了得的貝爾傑，不單熱心參與同性戀者運動，而且在法國政壇亦有相當影響力和江湖地位。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在實施總統全權主管對外事務，總理全權主管內政的法國，社會黨的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做了十四年總統，而其中一位有份支持密特朗長期主政的人，便是貝爾傑。在密特朗最初參選總統時，貝爾傑雖然是社會黨的支持者，但沒有很熱烈支持密特朗，但在密特朗上台後，貝爾傑就越來越積極參與支持密特朗的政治活動。在一九八七年，貝爾傑為了支持密特朗連任，便搞了本雜誌Globe。當然貝爾傑的支持亦得到一定回報，密特朗在一九八八年，便委任貝爾傑為巴士底歌劇院的主席，以回報這位歌劇愛好者對他的支持。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貝爾傑更是Institut Franois-Mitterrand之友會的會長。

二零零七年，法國社會黨女候選人羅瓦爾（Segolene Royal）與薩爾科齊爭奪法國總統寶座，當時贊助辦公室的其中一位財主，便是貝爾傑。在羅瓦爾沒有再成為社會黨黨魁後，羅瓦爾的政治活動經費，仍然由貝爾傑支付。所以中國《楚天都市報》指，貝爾傑與薩爾科齊關係密切，恐怕只反映了中國傳媒對法國政情缺乏了解。因此，這次中國得罪貝爾傑，可是連薩爾科齊的政敵都一併得罪。當薩爾科齊和社會黨人都與中國關係欠佳，那中法關係真的誰上台都談不上會有改善了。

除了是社會黨主要金主，貝爾傑亦是同性戀活動的支持者，不過貝爾傑比夏菲米克幸運得多的是，歐洲在同性戀權利上比美國寬容開明得多，所以貝爾傑不單可以做社會黨的金主，亦不需要像夏菲米克般要為同性戀者爭取政治權利，相反，他可以將焦點放在愛滋病防治之上。

貝爾傑除了創辦同性戀者雜誌《Globe Hebdo》(在一九九四年停刊），以及一度是同性戀者電視台Pink TV的主要股東外，也是Sidaaction組織的創辦人，在法文，Sida是愛滋病的簡寫，Sidaaction就是愛滋行動的意思。這個組織除了是歐洲主要宣傳如何防止愛滋病的組織，更為非洲以及歐洲的病患者籌募研究愛滋病藥物的經費。這次拍賣七百多件藝術品的目的，也是為了協助這方面的工作籌款。

與中國愛恨交纏

美國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支持者，不少本來都是中國政府的支持者，近年在中國互聯網上相當流行，拍攝於一九七三年的惡搞大片《中國佔領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正好反映這種情況，皆因一九六八年法國左翼學生發起，搞到戴高樂總統要去德國空軍基地避難，甚至組織百萬人反示威抗衡的「五月風暴」，那些佔領大學校園的激進學生，正是拿著毛澤東的橫額去遊行，模仿紅衛兵的行徑四處搗亂，幾乎搞到政府癱瘓，當中不乏社會主義支持者，而法國左翼分子曾經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有所憧憬和夢想。《中國佔領巴黎》是國內左翼分子對中國夢想幻滅後所拍成，借解放軍佔領巴黎的鬧劇，用來嘲諷法國左翼分子本身的一套黑色幽默電影。

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很多法國左翼分子就與中國當局分道揚鑣，在人權問題上針鋒相對，而貝爾傑也不例外。

貝爾傑在鼠首和兔首拍賣前，接受法國公營廣播機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法文、中文等多個語言組別的訪問，就表示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與聖羅蘭一起，接受曾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並且接受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榮銜，在冷戰尚未結束，中國尚未成為強國的一九八五年，他接受中國當局的委任當然不是為了聖羅蘭的生意，當時中國沒有多少人買得起YSL的名牌服裝，他是有著左翼分子的一份熱情，希望協助中國邁向民主，才接受這任命，與現時不少為訂單和生意而接受任命的老外，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但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後，貝爾傑不單辭去中國政府顧問工作，而且更組織了中國民主之家，而這個中國民主之家成立的目的，便是接濟千辛萬苦，透過當時香港不少人都有參與的黃雀行動，成功逃到法國的民運人士和學運參與者。因此，貝爾傑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時，還特意向中國聽眾表示，只要中國民眾開聲要他幫忙，他都會仗義去幫助中國人。

當然貝爾傑與中國當局之間關係不佳，也與中國在同性戀者權利一直欠佳有關，貝爾傑曾投資同性戀者傳媒，當然關注同性戀者的言論自由，他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便指責中國與回教國家一樣，一本同性戀雜誌也沒有。

但如果你因他要求中國讓達賴回國，以為他是達賴的支持者亦大錯特錯，他並非達賴喇嘛的忠實支持者，他表明是反對宗教，對達賴和教皇態度都是一樣，他只是希望中國尊重西藏民眾宗教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

或許中國當局親自邀請貝爾傑來華辦中文同性戀雜誌，反而更有機會令他免費將鼠首兔首奉還中國。對中國人而言，鼠首和兔首落在貝爾傑這位一生色彩豐富，立場鮮明，而且頭腦精明，兼且對中國有相當認識的法國人手上，利用利誘招數完全派不上用場。或許這次受教訓，要付出代價的不是貝爾傑，而是中國人。在國際上，有些人真的並不是利字掛帥，尤其對著某些法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