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百科全書嘗試發掘民間學者

Google近日推出了一項新服務叫Google Knol，這服務的主要目的是鼓勵大家分享知識，不少人都拿具商業成分的Google Knol 與維基百科作出比較。不過，筆者試用過Google Knol之後，就發現Google Knol與維基百科根本是性質不同的工具，某程度上，Google Knol與維基百科是有相互補充的空間。

　　在學術上，不同類型的刊物扮演不同的角色，而百科全書是作為研究人員查找已被公認資料的指南。這裏有三個特色：首先，百科全書很難就某個特定課題作出深入討論；其次，百科全書只能載入已被公認的研究成果，原創研究是不被鼓勵。第三，百科全書若要載入不同觀點，就要做到所謂中立客觀，但在文史哲題目上，中立客觀很多時被濫用為政治審查的擋箭牌。

維基百科多限制

　　Google Knol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Google Knol鼓勵作者發表就他自己有興趣課題的研究成果，這樣就有了發表原創研究的空間，這填補了維基百科不能夠發表原創研究的缺陷。由於Google Knol對文章的安排，查實有點像學術期刊，於是可以就某個特定課題作出深入而有意義的討論，而不像維基百科般，很多課題有了基本的輪廓，而沒有了具爭議性課題的仔細論述。而在文史哲課題中討論，亦可以寫得有獨有的觀點，不用受制於維基的中立原則。

　　由於Google Knol沒有維基百科般，有一些以維護條目質素為理由，實際上把維基變成小圈子遊戲的管理員，對搜尋引擎公司而言，他們寧願題目更具包容性，因此，一些在維基百科中經常慘遭個別管理員，以及愛好刪除條目人士毒手的內容，在Google Knol終於得到一處容身之所。在Google Knol中的討論成熟之後，再返回維基百科時，管理員也不容易隨便提出刪除要求，除非，他們夠膽不承認Google Knol為一個可靠的來源。

　　不過，Google Knol的意義除了是彌補維基百科一些不足外，另一項意義都很重要，那就是培育民間學者。

打破象牙塔框框

　　現在非大學的學者很難寫一篇論文，然後交給學術期刊發表，因為學術期刊的審批程序已變成一種官僚遊戲。香港的學者們主要是用來應付大學資助委員會的奇怪撥款要求，於是局限為象牙塔內的學者研究發表，但在大學世界以外，不少有自己獨特創見的人，他們在業餘時間所做的研究，其分量和成果也有一定可觀之處，難道也要只局限於維基百科的框框下？Google Knol就提供了一個非學院學者的發表平台，這能為學術界帶來新的衝擊。

　　另一方面，Google Knol容許文章作者分享由Google AdSense帶來的商業成果，而文章的版權授權亦不像維基般採用開放源碼相同的授權，而是容許作者得到商業收益的Creative Common，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可以由其他途徑得到版稅，支持作者繼續作出有意義的研究。對維基百科而言，由於協作色彩較重，加上以進行二次研究為主，採用GNU（General Public License）授權可以理解，但對偏重原創研究的Google Knol，容許作者獲得商業收益，對維持Google Knol的成功具相當意義。

　　當然Google Knol作為一個商業項目，筆者相信不少人會對此抱以懷疑的目光，但Google Knol無疑利用Web 2.0，降低了學術發表的門檻，筆者對這種新技術新服務是樂觀其成，亦期望在若干年後，有若干由Google Knol走出來的民間學者，為學術界帶來新的景象。

香港要如何應付奧馬保安挑戰

美國一個保安智庫發放的錄影帶顯示，有聲稱疆獨組織成員，在承認上海和昆明爆炸案責任同時，又聲言會在包括香港在內的奧運舉行城市進行恐怖襲擊，阻止奧運舉行。影帶的真偽，確實不得而知，不過，香港政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斷不可以對這類恐襲警告掉以輕心，否則不但令奧馬舉行失敗，而且更會損及眾多無辜百姓的性命。政府斷不能不斷安撫民眾，恐襲危機不變就了事，現時港府要假設，有恐怖分子已經準備進侵香港，並作出防備。首先，提醒公眾對可能的恐怖襲擊作出防衞，是最基本的任務。在奧姆真理教教徒於東京放沙林毒氣後，東京警視廳在東京團營地下鐵、都營地下鐵，以及各主要火車站貼出海報，提醒公眾留意可疑無人看管物件(日文稱「不審物」)，以防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另一方面，警方的情報及防禦工作，並不能夠只把焦點放在奧馬舉行區域範圍，事實上，恐怖分子的襲擊目標是多樣化。像二○○二年，新加坡內政部內部安全局人員，破獲蓋達組織的東南亞分支：回教祈禱團意圖攻擊新加坡的陰謀時，發現回教祈禱團的攻擊目標包括了新加坡的主要水源，連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新山的新柔長堤、有大量駐新加坡美軍出入的義順地鐵站、以及連接軍營的交通設施。換言之，除了奧馬場地附近，以及運動員有可能參觀的沙田區社區設施和商場，港鐵沿綫、連接香港和深圳的水管、香港主要油庫、解放軍軍營附近一帶，都應該加強監察，以防恐怖分子襲擊。

除此以外，入境處和警方的情報工作亦很重要，入境處和警方不應浪費時間，去阻止高志活等人入境，這不但有損香港形象，而且更嚴重影響反恐部署。入境處和警方，應該與各大酒店，以及少數族裔社區加強情報聯繫，留意有否可疑人士早就進入香港進行部署。根據過往經驗，不少恐怖分子是持歐盟成員國的護照入境香港，因此，警方除了要與回教祈禱團活動猖獗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情報交流，與歐盟國家的情報交流同樣重要，特別現時歐盟國家國民可以免簽進入香港，恐怖分子隨時看中這一點，派持歐盟國籍人士來港施襲。

由於阿爾蓋達分子，亦有可能騎劫民航客機，然後對準香港高樓大廈進行九一一式襲擊，而且比紐約人口還要密集的香港，用民航機當導彈來用的施襲方法殺傷力極大。因此，奧馬的反恐防衞工作上，不但要靠香港的入境處、海關和警察，亦需要珠三角附近地區公安的配合，香港附近的深圳、珠海、澳門、廣州等地的機場，特別內陸航班都應加強安檢，防止恐怖分子騎劫民航客機向國金二期、中銀大廈等地標進犯。筆者不知解放軍在香港附近的防空部署如何，特別以解放軍在地震期間的表現來看，解放軍未必能趕及飛機撞向大廈前，在適當的地方，逼降或擊落已經被恐怖分子騎劫的客機。特別中國空軍的實力，還不及擁有愛國者導彈和先進雷達系統的美國。

或許過慣安逸生活的香港人，認為筆者上述之言實屬危言聳聽，但作為一個研究戰略和戰術的人，筆者根據恐怖分子過往行為模式所提出的忠告，都未必能應付得了恐怖分子創意十足的攻擊手段。面對可能出現的情況，港府以最壞的情況作出打算，一旦有事發生時就遊刃有餘，不會驚惶失措。

奧運被洩憤 民怨宜解不宜壓

在北京奧運進入倒數階段之際，雲南省省會昆明一宗恐怖襲擊事件，令北京奧運蒙上陰影。在7月21日早上，連續兩宗在54號巴士發生的炸彈，造成兩死十四傷。至今公安仍然未知道誰是主謀，亦未有任何組織或個人承認責任。只是《南方都市報》報道，在爆炸前有昆明市民收過來自「螻蟻總動員」的警告短信，不久就發生爆炸。

　　《南方都市報》當然不會亂報。恐怖主義對中國民眾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有可能威脅奧運的召開，以及未來中國局勢的穩定。

有冤無路訴 暴力頻生

　　在香港，警察處事不公，可以找警察投訴科和監警會，亦可以用民事程序尋求公道，甚至將個別個案交給廉政公署調查，或向傳媒反映。警察有時會濫用權力也好，也會避免成為投訴對象，因為這會出現俗稱「寫花file」的問題，那會影響升遷。大部分情況下，市民所受的不公都有相應的渠道去處理。

　　但在中國是另一個故事，由於中國司法不獨立，因此，司法程序明顯是走不通的。由於沒有獨立的傳媒，官員被投訴亦不會影響升遷，因此官員濫用權力時，根本無任何制裁途徑。相反，民眾受了不公，前往再上一級政府上訪，運用合法權力也好，也要受打擊報復的風險。

　　當運用合法上訪權力一樣要被公安拘捕時，本來一無所有的民眾，由於上訪與採用極端手段的機會成本相若，但採用極端手段引起注意的機會比較大，因此造成了誘因，令民眾愈來愈傾向採用暴力手段表達訴求。楊佳案就是一個例子，搞得大部分中國網民站在楊佳這一邊（編按：一名男子楊佳，月初襲擊上海一間警局，致6 人死亡。據稱楊佳曾因為一宗懷疑偷自行車案遭警員查問，稱遭毆打，後多番投訴不果。）。

　　由於北京奧運全球注目，世界各國健兒、遊客和記者都會雲集北京、青島和香港三個奧運主辦城市，對於一直有冤無路訴的民眾而言，奧運更是千載難逢吸引外界注意的機會，令他們的訴求得到世人的注視。

　　現時中國當局為了奧運順利舉行，千方百計阻截訪民前往北京，這策略明顯相當錯誤，如果這些訪民能在北京接觸外國記者，不單有助減低他們動用暴力手段的機會，而且可以藉外國記者的監察力量，整頓中國各地已經腐爛透頂的地方政府官僚，更可以改善中國的對外形象，對希望重整吏治的中央政府而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才是。

正視訪民意見 留精力壓恐襲

　　相反，中國如果阻止訪民前往北京，就有可能有人為得到世人注目，在各地搞出不同類型的恐怖襲擊，或暗中混入北京、青島等城市，發動極端行動，反而更威脅奧運的順利舉行，而且北京當局應付自身不滿民眾都疲於奔命時，又何來時間和精力去應付麻煩得多，亦專業得多的阿爾蓋達成員？不要忘記，阿爾蓋達成員對不少奧運會賓客是很有興趣的。

　　要防止民怨化為威脅奧運舉行的恐怖力量，唯一方法是疏導民怨，正視訪民表達意見的權利是重要的一步。如果中國政府為了奧運順利舉行，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堵截民怨，那只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手機市場生態改變考驗廠商

新力愛立信剛公布的第二季財報，可以用非常難看來形容，經營利潤由去年的3.4億美元，急降到現在的950萬美元。由於業績太難看，新力愛立信宣布全球裁減二千名員工，希望保持公司的盈利能力。

　　除了新力愛立信，另一間手機大廠摩托羅拉更長期處於困境。查實，新力愛立信以至摩托羅拉等公司困境，都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現在手機產業正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仍然用舊策略行事的公司，恐怕時日無多。

低端手機非大廠所長

　　由於歐洲和日本市場分別以WCDMA 為本、3G手機改朝換代的過程已經大致結束，因此新力愛立信很難再依賴這兩個市場。

　　但在高端市場，新力愛立信很難與蘋果 iPhone、HTC Windows Mobile 電話，以至諾基亞一系列智能電話抗衡，因此，新力愛立信將眼光放在印度、中國等新興市場，希望在新興市場賣出更多低端手機，保持市場佔有率。

　　如果過往沒有山寨機這種玩意，新力愛立信的算盤絕對打得響，但台灣人成功研製低端手機用的通用晶片後，設計成本便宜的山寨機空群而出，這個算盤就完全打不響。現在新力愛立信的處境，與過往IBM、HP等公司面對的處境一樣。價格偏貴的廠機，在低價市場根本缺乏競爭力，特別面對沒有品牌的廉價機種，更是毫無反擊能力。結果IBM放棄個人電腦業務部門，將整個業務賣給中國聯想，很明顯，手機產業在低價市場，正重演一模一樣的故事。

　　但新力愛立信真正的致命傷，在於為了應付各方強敵，推出了過多的生產線。而新力愛立信電話花款之多，可能是諾基亞以外最多。本來已經有K系列、J系列、W系列、T 系列和P系列，現在還多了G系列、C系列，消費者要在令人眼花繚亂的電話群中選擇固然有困難，而新力愛立信在推廣的時候，亦完全失去了焦點。試問一個平日沒有研究手機潮流的消費者，怎知道新力愛立信各不同系列電話之間的分別？

戰線不宜過度拉長

　　產品線過多除了有宣傳上的問題，亦有成本控制的問題，一方面，個別型號的產品在銷路上可能未必夠多去彌補開發成本。另一方面，當產品線不夠多，在採購零件時不可能有數量優勢，亦即所謂的規模經濟效益，這樣就會蠶食每部手機的利潤，新力愛立信正正吞下了產品線過多的苦果。

　　比較新力愛立信的對手之一蘋果，其產品線素來以簡單著稱，電話只有iPhone 3G，而桌面電腦只有Mac Mini、iMac和Mac Pro，iPod就分為與iPhone系出同門的iPod Touch、原有iPod基礎發展出的Classic和Nano，以及小巧的Shuffle。蘋果的簡單產品線令喬布斯每次推廣產品都很專注，而在零件採購和管理上亦極為簡單，要取得規模經濟效益，實在相當容易。

　　新力愛立信這次出現經營上的困境，查實對手機業界是一個警號，現在手機大廠，實在沒有必要再在廉價型號上打無謂的仗，維持現有產品線便很足夠，因為正規軍彈藥即使再多，亦不可能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游擊隊。另一方面，只有精簡產品線，消費者才能夠輕而易舉認識產品，這是基本原則。新力愛立信不需要推出更多更多令人目不暇給的新型號，只要有幾個型號能夠令不想選擇iPhone的消費者眼前一亮，新力愛立信就已經足以重振雄風。過去的一套，實在再難以應付今天業界的環境。

親疏有別論與特首的戰略處境

特首曾蔭權在本屆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次答問大會中，被社民連的陳偉業問及親疏有別論的問題，不知是不是特首臨場爆肚，提出了親疏有別論的新解釋，然後帶着看來不大愉快的心情結束答問大會。

筆者與一位同樣撰寫政論專欄的朋友，仔細研究過「親疏有別論」的起源和發展，在二○○六年時，特首在接受一份報章的訪問時，埋怨泛民主派沒有聆聽他的政策主張開始，之後特首在同一年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回應單仲偕的提問時，就指親疏有別是建基於不同黨派對個別政府政策的支持。到後現階段，就只提政府是親市民利益為依歸的政策。親疏有別論經歷的不同階段，都可以看到，特首在不同階段的戰略處境。

尋求政治盟友的挫折

在二○○六年，特首提出親疏有別時，不論他怎解釋親疏有別論也好，都明顯看到，由於在二○○五年政改方案被否決的重大挫折，他不得不重新檢視與泛民主派的關係。他在怒氣未消的情況下，才提出有任何人支持政府的主張，政府就會親那些人，反之，政府就會疏遠他們。特首在回應單仲偕的提問時，更表明對爭取個別為反對而反對的人，不寄厚望，就可以看出特首與泛民主派之間，當時關係出現何等的緊張狀況。

查實，就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而言，執政者將政治權力分給支持自己的黨派很正常，除非出現兩派僵持，不得不作出妥協的情況，否則執政黨要怎分配政治資源，在選民授權下親疏有別沒有大錯。問題在於，如何保證那些得到政治資源的黨派或個人，在關鍵關頭會出來支持政府。由於特首不屬任何政黨，曾蔭權搞親疏有別不一定能夠得到回報。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役中，曾蔭權把一些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職位給了自由黨和民建聯，但當政府被各路人馬狂轟時，自由黨和民建聯並未有盡全力為政府辯護，有可能替特首做了最多擋子彈工作的，是泛民主派的特首好友鄭經翰！在《種族歧視條例》的語文翻譯豁免修訂案一役中，工聯會三子更走去與泛民同一陣綫，令政府議案被否決。這可以見到，香港政界有一幫人，可以拿了政治好處但不負責任何政治責任。

特首也是聰明人，他不可能像男孩子追求心儀的女性般，只會默默付出不求回報，然後痴痴地等對方感動。因此，特首在借回應陳偉業提問的機會，實際上是將過去親疏有別論中，對所謂親建制政黨的承諾一筆勾銷，他表明他只會是全民的特首，不會再去與任何的黨派結盟，免得白費心機，但政府付出了不會有任何的支持

行政立法關係持續緊張

由於現任特首在從政歷程中，幾乎被各個黨派出賣過，因此，日後特首無論在分配政治權力也好，還是政策取向也好，都不會再向個別政黨傾斜，因為特首已經無法保證他做任何投資，都可以得到合理回報。換言之，由政改方案被否決以來，特首與親建制政黨的蜜月期已經結束，已經重回立法會都是反對派的格局上，行政立法關係難以改善，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上，特首用了董建華結束八萬五政策的方法，以一種低調而不為人知的方式，結束已經證實失敗的政策。當然，這樣結束親疏有別論明顯是低手之舉，但只要現有政制不改，任何人當特首，都會被類似的處境折磨至下台為止。

技術中立原則不容退讓

最近有消息傳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打算根據美國奉行多年的網絡中立原則（Net Neutrality），下令美國其中一間主要網絡供應商（ISP）Comcast停止對用戶P2P（peer-to-peer）通訊，特別是BT下載（BitTorrent）通訊作出干擾和過濾，亦即意味着ISP不可以阻止用戶以任何形式的P2P通訊。

　　相比起美國，香港在網絡中立原則一直未有積極討論，用戶對個別網絡供應商，例如Smartone-Vodafone的HSDPA （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服務，設有對P2P的通訊管制有所怨言，但香港用戶一直未見有組織地針對ISP的各種問題作出反應。而不少網絡服務供應商，假借公平使用為名，實則提供「斤両不足」服務的問題，實際值得深入討論。

明顯貨不對辦

　　今年2月Comcast高層人員出席聯邦通訊委員會聆訊時指出，為了控制繁忙時間，防止P2P通訊帶來的交通阻塞，因此Comcast要對網絡交通流量作出管制，包括限制用戶的P2P通訊活動。而香港的電訊公司所持的理由就更加巧妙和奸詐，他們用的名詞叫作「公平使用」（Fair Use），不論為了限制繁忙時間交通也好，還是「公平使用」也好，這些網絡供應商都掩蓋不了他們提供貨不對辦服務的事實。

　　如果電訊公司希望限制P2P的通訊，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按量收費，不過，在競爭激烈的電訊市場，任何寬頻供應商提出按量收費的方案，都不會被消費者所接受。最為消費者受落的方案，就是每月付出固定金額，然後不限任何的方案，以免消費者使用互聯網時受到掣肘，亦容易管理和計算通訊開支。事實上，不論按量收費還是按時收費，在現今的互聯網寬頻市場上，都是不受歡迎。

　　另一方面，既然單一月費可以享用在最高頻寬限制下的無限時無限量服務，那麼用戶可以享用的服務內容多少，就如自助餐的分量一樣，應該完全取決於消費者本身到底有多少實際需求。任何巧立明目的限制措施，等於向消費者提供自助餐時，限制食客把食物堆疊的高度，以及領取食物的次數，這根本就是貨不對辦行為。單從消費者權益角度來看，電訊公司這種限制手法是不可接受的。

　　更何況，消費者之間到底用什麼技術與對方通訊，純粹是兩名用戶之間的事，電訊公司針對P2P技術作出干擾和過濾，就是對消費者的通訊技術作出限制，電訊公司違反技術中立，情況是相當危險的。今天可以限制用戶不能使用BT下載，不知道哪一天禁止使用Tor下載或其他突破網絡封鎖的軟件技術。在香港的情況，如果不將技術中立這議題提上來，這無異於為日後官方實施網絡封鎖提供依據。政府不用在法律上過濾內容，有人指示電訊公司作出「自我審查」便夠了，那還得了的嗎？因此，美國的資訊科技社會運動分子，對網絡中立這問題寸步不讓，是有其原因的。

誰來伸張正義

　　事實上，香港電訊管理局近年在很多基本網絡民權問題上表現不力，最簡單如飽受電訊公司劣質服務欺壓的消費者，都未有為之伸張正義，更遠不如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相反，經常派出大量由公帑聘用的人員去偵測民間電台，取締不構成公眾威脅的微弱廣播電波。

　　筆者希望電訊管理局應該做回他們應做的事，指令電訊公司不要對P2P通訊作出任何干擾，維持消費者基本權益。而香港的網絡用戶亦不應再沉默，一如羔羊般任由電訊公司宰割。　

撥款四川有違基本法

在公眾一片爭議聲下，港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二十億港幣，作為四川地震災後重建之用。而最奇妙的是，在公眾一片質疑聲中，除了公民黨未有表態支持政府撥款申請與否外，立法會其餘三大黨，包括民主黨、自由黨和民建聯，都打算支持政府的撥款申請。

不作質疑議員失職

在民族主義、政治正確的旗幟下，筆者恐怕不少立法會議員，為了自身的議席着想都不敢反對有關的撥款申請。但立法會議員不對申請作出質疑，本身就是失職行為。由於香港是實施成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的地區，國會的決定不像本身沒有成文憲法的英國，具至高無上的效力。立法機構的任何立法，行政機構的任何作為，都必須符合《基本法》的各種要求。行政機關以及立法會，都應力求避免訂立有違反《基本法》之嫌的法律。而根據《基本法》第一○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而一○六條的英文文本更指，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use its financial revenues exclusively for its own purposes, and they shall not be handed over to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exclusively在中文指「只能」，具非常強烈的排他性。不論中英文而言，都是非常嚴格的寫法。由於根據《基本法》，英文與中文同屬官方語文，而很多《基本法》判例都是用英文的，換言之，一旦提上司法覆核，除非人大常委又一次撕破臉亂釋法，否則二十億撥款有可能泡湯的。不論民主黨、自由黨以至民建聯，為何他們可以不顧立法會議員應有責任，仔細審視政府撥款申請的合憲性，只是礙於香港民族主義思潮高漲下，任由公眾反感的違憲撥款得到批准。如果立法會議員可以為了政治方便，一次又一次批准違憲法律或措施，那香港《基本法》以至法治精神又去了那裏呢？立法會議員與其他公僕一樣，可是支取納稅人的錢的。

賑災基金或保不了

筆者明白，四川災區確實要一筆錢去進行重建，但香港法律不容許公帑捐款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政府最多鼓勵市民和大財團更積極捐款，但公帑就斷不能捐。如果有人真的提上司法覆核，就有可能因為有違憲之嫌，連在回歸前《基本法》未生效時成立的賑災基金也保不了。若要避免司法爭論，立法會應做他們要做的事，反對撥款申請。

譚偉豪參選有待解答的問題

立法會選舉將近之時，與選舉相關的政治火頭亦在資訊科技界四處燃起。近月來動作頻頻的譚偉豪，已推出電視宣傳片，以及四處建立Facebook Group，好不熱鬧。

　　不過譚偉豪的一連串動作，就很可能違反個別機構應守的中立原則，甚至有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之嫌，如果不妥善處理，有可能令資訊科技界的選舉蒙上陰影。

　　筆者在較早前的文章曾提及，譚偉豪在Facebook開了個生產力促進局的facebook群組，但生產力促進局和譚偉豪一直都未有回應。筆者想指出，生產力促進局是按《生產力促進局條例》（香港法例1116章）成立的組織，成員亦由行政長官委任。

亮相節目是否違規

　　更重要的是，根據《生產力促進局條例》第二十一條，任何人等未獲生產力促進局授權，不得使用或管有促進局的標誌、有生產力促進局名稱的標誌或圖樣，或令人誤會其為生產力促進局標誌或圖樣的東西，否則可被罰款1000元。為何生產力促進局至今一直都未採取行動？這只會令公眾對生產力促進局成員甚至政府本身在選舉的中立性產生質疑。而譚偉豪身為生產力促進局副主席，知法犯法是不是有點兒那個。

　　而譚偉豪的一連串在收費電視播出的片段，明顯亦很有問題，譚偉豪在4月8日接受《信報》訪問時，指他因《星島日報》一篇文章被控誹謗，不影響他參選今年立法會選舉，那是不是可視為他已經公開宣布參選或表露參選意圖？

　　如果出現這情況，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二條，選舉廣告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當選而發布的通知或廣播。若然如此，那個以譚偉豪為主角，在畫面上出現譚偉豪詳細履歷的《IT達人Talk》，會否已經構成選舉廣告？

　　構成選舉廣告，就會產生兩個法律問題。首先，根據《廣播條例》附表四第十二條，禁止任何屬宗教、政治或關於工業糾紛的廣告，出現在收視電視台的廣播中，而選舉廣告已經符合政治廣告的基本條例，那廣管局是否應該根據《廣播條例》就譚偉豪的《IT達人Talk》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甚至採取進一步行動？

惹上法律火頭

　　另一方面，若然有構成選舉廣告之嫌，由於在電視台上A賣廣告所費不菲，而資訊科技界的選舉經費上限只有35萬元，這樣有可能令譚偉豪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45條，因第45條寫明，超支本身便是非法行為，可被檢控。

　　除了譚偉豪本身可能惹上麻煩，《IT達人Talk》在香港中文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協助下拍攝，但香港中文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並非獨立法人團體，那大學校長、校董會或教務會，有沒有授權資訊工程學系，對一個擺明有政治成分的項目提供協助？如果這被視為選舉廣告，有可能要簽署一份同意支持聲明書，那誰有權力簽這份法定聲明書？如果因學系的決定，令香港中文大學本身作為法人團體，因而惹上官非，責任又由誰負責？

　　很明顯，這次譚偉豪已經不只惹上政治火頭這麼簡單，譚偉豪的參選已經同時惹上大量的法律火頭，這些火頭都有可能影響這次資訊科技界選舉的公正性。筆者希望政府、廣管局、生產力促進局、香港中文大學以至譚偉豪本人，徹底向公眾解釋清楚，這一連串事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否則不少資訊科技界人士，都會對這次選舉，抱有極大懷疑態度。

施政無改善 七一出洋相

由2003年7月1日，有五十多萬名市民，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綫主辦反對《基本法》廿三條以來，七一遊行已經成為了回歸紀念日其中一個重點政治節目，也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後另一個重要政治活動。

改善管治靠制度 非換領導

　　除了2003年那次，群眾與主辦機構的看法一致外，由2004年開始，民間人權陣綫所提出的遊行主題，都不見得為大多數遊行人士所認同。但有一個遊行主題，在2005年曾蔭權上台後，曾以為有望改進，豈知今年再度成為遊行主題之一：管治的問題。為何過去5年走了一轉，由商人當特首，變成由公務員當特首，管治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在英國管治年代，並非未有過管治問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勳爵未來香港擔任總督前，盡管戰後的香港總督都算是質素優良的英國公務員，但香港政府內部亂七八糟，警察、公務人員貪污、公共政策等問題多多。

　　在麥理浩後，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在制度上徹底解決了貪污問題，之後的香港政府的水準才保持平穩。

　　由此可見，改善管治的關鍵在於制度上的改革，利用改革解決一些現有制度上未能解決的問題，才能令管治問題得到長久的改善，改善管治不能只是透過撤換一兩名領導人就做得到。

　　在中國收回香港前，由於包括總督在內都是公務員，政治決定實際上由受過西敏寺民主政治鍛練的倫敦內閣官員拍板。由於倫敦的官員普遍有駕馭民意等經驗，因此英國訂下的宏觀政策方針，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過後便甚少撞大板。而1997年後，香港人就要找人做回當年倫敦所做的事，所謂的管治問題事實上由這裏而來。

　　訓練政治人才沒有捷徑，只有經歷過選戰的洗禮，才知道像操控傳媒、防止制定得罪民眾政策等的竅門。偏偏現時中國不容許香港發展全面的民主政制，經常想辦法去繞過選舉這道門去訓練政治人才。

　　因此不斷冒險以走捷徑的方法，找了一大堆不孚眾望的人領導政府，政府的管治不斷出現問題才怪。由董建華年代那堆接連闖禍的問責官員，到曾蔭權在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委任上洋相百出，都可以看到沒有選舉，就很難談上良好管治，由公務員來擔任政府首腦都不見得能解決問題。

管治5年無進步 京幫倒忙

　　由過去五年原地踏步來看，如果政府不落實全面民主，最終香港仍然出不了善於作出政治決定的政治人才，以取代倫敦的角色。

　　而中國政府沒有實施西方民主的經驗，由北京作出政治決定更可能愈幫愈忙，甚至引來香港市民的強烈反彈，如果這政治真正一天都不解決，管治問題有可能繼爭取普選後，成為另一個七一遊行的長期主題之一，不論民間人權陣綫有否提及改善管治的口號也好，市民都不會滿意政府的施政表現。

　　如果政府不想因每年政治管治出洋相，而成為七一遊行的針對對象，港府必須認識到，政改與改善管治兩者其實互為表裏，缺一不可。當然，全面民主不代表施政立即改善，這亦需要一個過程。但如果不盡早實施民主，有可能未來若干年的七一遊行，都會以政府的施政作為主題。而施政問題長期困着解決不了，可謂香港人之不幸。

智能卡收費系統暗藏危機

過往，大家認為智能卡收費系統是安全的，皆因智能卡讀卡機不易買到，加上智能卡與讀卡機之間的通訊，一般都經過加密，因此，智能卡都被視為比磁帶更安全的電子付款記錄媒體。

　　無可否認，智能卡上已加密的資料，比較難於複製，不過，最近荷蘭的一項實驗引起不少人的關注。荷蘭有一位大學教授發現NXP（前身是飛利浦半導體，這也是由飛利浦研發的技術） Mifare Classic卡的保安漏洞，他可以利用一些假讀卡機，成功讀取不同人的Mifare Classic卡數據資料後，並將智能卡複製。由於Mifare Classic廣泛應用於倫敦公共交通系統蠔卡（Oyster Card），以及台北捷運悠遊卡之上，如果這兩地的系統不將Mifare Classic系統升級至使用較高加密程度的Mifare新一代系統，後果有如為不法之徒開啟印製偽鈔之門，這種電子「偽鈔」對整個經濟社會所構成的危害，絕對非同小可。

八達通須升級

　　香港八達通雖然是使用Sony Felica，但這系統卻用Triple DES（Data Encryption System），這是其他電子付款媒介所使用的加密系統，過往未有發現被大規模破解的迹象，但既然同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展Mifare Classic，所用的加密機制被人成功突破，而美國政府亦逐步以AES取代DES為本的加密技術，那麼正在使用Felica技術的八達通公司，也應有心理準備，現有Felica使用的加密機制有可能被人攻破，而八達通必須及早準備，按部就班將市面的八達通卡保安系統升級。

　　由於市面流通極為大量的八達通卡，因此，升級計劃很早便要實施，但最低限度，讀卡系統應該逐步同時支援Triple DES以及AES加密算法，因為現在全世界的主要加密及保安機制，都會慢慢向AES標準邁進。在Mifare開發公司NXP與Sony合組了 Moversa的合資公司後，亦表明會提供新一代支援AES加密技術的方案。一旦Moversa開始提供支援AES的方案，八達通就要展開升級工作。

　　另一方面，新發出的智能卡除了支援新加密技術之外，八達通公司亦應詳細規定回收舊智能卡的計劃，例如定期公布將某一個發卡年份的卡更換，免費由舊卡變成新卡，以及將第一代卡設定最後有效日期，防止保安技術較弱的舊卡變成整個防偽保安機制的漏洞。

市民要習慣換卡

　　香港比較缺乏這類更換舊卡意識和習慣，一方面香港的八達通卡損耗率不算低，絕大部分八達通卡都不會有超過十年壽命，另一方面，香港的鈔票亦不像美元，成為世界各地不法之徒的偽冒對象，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印製的香港鈔票，現在仍然安全地流通。美國很多時為了對付假鈔集團，對舊鈔票的流通和兌換實施較嚴格限制，令美國人比較易接受定期換鈔票的習慣，但香港可能需要一些公眾教育，才可能養成留意智能卡型號的習慣。

　　在看待一些資訊科技保安問題上，防患於未然永遠都比發現出問題之後才去杜絕來得好。若果八達通卡公司以至金管局，現在就有智能卡保安問題的升級和應對方案，這對保持香港金融制度的穩定性，以至治安都大有好處的。如果當局在出事之後，才來千方百計補救，市民對智能卡支付系統的信心，以至零售市場的穩定都會大受打擊，同時亦不一定補救得了。八達通系統都用了十年以上，是時候來一次升級和檢討。

貴州民變反映了甚麼

貴州甕安縣在上周六發生了自西藏事變以來最大型的警民衝突，當地民眾不滿公安局，在一宗姦殺案中不但包庇了與副縣長有親友關係的疑犯，還對伸寃的死者家屬嚴刑對付。當地中學生以及民眾不滿一發不可收拾，就火燒公安局和縣政府大樓。這可能是自文革以來，首次有民眾成功武攻縣政府大樓和公安局。

官僚腐敗網絡盤根錯節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貴州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事實上是中國民眾近數年以來的憤怒開始出現總爆發的結果。中國一向都有官僚濫用權力的問題，胡亂徵地有之，包庇皇親國戚有之，不一而足。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要伸寃的最後一道門是上訪。所謂上訪，就是向再上一級政府投訴，希望政府介入。但由於中國官僚的腐敗網絡盤根錯節，往往鎮級政府在縣級政府包庇下才敢貪污，同樣地，縣級政府受到市級甚至省級官員包庇才貪污，因此，儘管官方表示人民有權上訪，但是上訪這項體制內的監督權力，事實上發揮不了任何作用。最糟還不是上訪無效，而是民眾去了上訪投訴後，會被當地公安打擊報復，過往的打擊報復手段一般為行政拘留，或製造一些罪名送到監牢去。這令民眾的不滿得不到抒發。而涉及公安局或大官的強姦案，如果受到包庇就特別容易激怒人民，像二○○七年一月，四川省大竹萊士德酒店十六歲女迎賓楊代麗被姦殺案，疑犯就被公安局包庇而觸發大型警民衝突，群眾決定焚燒事發酒店洩憤。而在大竹事件後，類似事件未有得到及時清理，但地方公安官員對付伸寃民眾的離譜程度不斷升級，最後連最怕事的中國農民，都毅然選擇與有槍桿子撐腰的公安和政府機關對抗，火燒政府和公安大樓。

制度不改善忍耐力崩潰

過往出現這類大型騷亂事件，雖然有網民在論壇貼出報道文章，都很快被網主刪去，但這次，中國史無前例出現大量網民，敢於與網主對抗，不斷貼出反封鎖文章，甚至四處傳播搖滾版《國際歌》的影片，如果中國政府不盡快作出適當的政治改革，以制度去改善吏治，筆者相信中國民眾的忍耐很快走向極限，只要多一兩宗類似事件，或在四川豆腐渣學校事件處理上激怒民眾，星星之火，就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