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阿嬸」投訴與「公民記者」權利

近日，在YouTube上流傳一齣名叫「機場阿嬸」的短片，片中一名訪港遊客，在香港機場大發脾氣，有關短片被查出是由國泰航空公司一名地勤員工所拍，國泰向有關乘客道歉，並且處分了上傳短片的員工。國泰航空公司又表示，要求員工尊重乘客私隱。

不過，筆者在翻查法庭案例後，並不認為國泰員工侵犯私隱，相反「機場阿嬸」的做法，有可能侵犯了每一位市民作為「公民記者」的新聞自由，筆者認為國泰工會必須為片段上傳者尋求一個公道。

投訴無法律理據

香港現有對僱主或政府執法機構以外的秘密監察權力，是透過《東周刊》督印人有限公司及東周刊有限公司對私隱專員公署（Eastweek Publisher Ltd and Eastweek Ltd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CACV331/1999）確立，這也是普通法地區中，關於私隱定義的經典案例之一。根據這個案例，儘管相片屬於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的一種，但在街上隨意拍攝個人行蹤並不屬於「搜集」資料行為，因為《東周刊》在1997年一篇報導中，所搜集的個人資料會在刊登後丟在一旁，不會知道當事人的姓名、聯絡方法等資料，故此裁定《東周刊》勝訴。

同樣道理，除非上傳者在上傳片段到YouTube時，順便將這個人的其他個人資料，例如姓名、護照號碼等同樣貼在YouTube，而拍攝者亦有意圖去搜集這名乘客的個人資料，再向第三者提供作「人肉搜索」的用途，否則筆者看不到有任何法律上的理據，可以讓「機場阿嬸」的投訴理據成立。至低限度，在資料使用者層面，國泰以至拍攝的國泰員工，並未有犯任何法律上錯誤。

相反，這次機場阿嬸的無理取鬧投訴事件，更可能涉及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的採訪及發布權利的問題。因為上傳以及拍攝短片的國泰員工，除了運用了《基本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發表採用私人器材所拍的短片外，由於這套片所反映有遊客在香港旅遊時的失禮做法，已經是公眾關注的社會現象，換言之，將片段上傳的人，已經做了一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這不只是表達自由那麼簡單，更涉及新聞自由的問題。

侵害公民記者權利

假若國泰內部出現一些很離譜的事件，有國泰員工將有關事件片段上傳到YouTube，並引起公眾廣泛注意，又或者，有國泰員工將個別名人在候機室的離譜行為放上網，引起公眾熱烈討論，國泰或者當事人又會否再次重施故技，以個人私隱為理由，對上傳片段的個別員工進行秋後算賬，意圖封殺有關片段，如果公眾對「機場阿嬸」片段的拍攝者以至上傳者不進行聲援，不單助長「機場阿嬸」那種以為靠惡可以為所欲為的不良風氣，更可能損害每一個人在互聯網時代的發表權利。

由於手機技術的長足進步，人人都擁有具拍照硬照和影片功能的手機，現在已經進入一個人人都是記者的年代，儘管在《東周刊》案中，公眾作為公民記者的法律權利得到某程度上的確立，但現時公民記者擁有的權利，公眾仍然認知不多，在這類具爭議性事件中，無論評論人、新聞學者以至法律學者，應該參與討論，令有關界線得以澄清。而私隱專員更應就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說明清楚，在這件事上私隱專員由頭到尾都沒說過半句公道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筆者特此多謝筆者一名好朋友，她的一篇文章啟發了本人對此問題的研究，並撰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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