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台論中國政策 港欲語還休

王慧麟上周六（3日）發表文章，呼籲泛民因應政改後的新形勢，公開就「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國政策」作出討論，就算未必有結果都好，至少讓公眾明白泛民內部在中國政策上的分歧。

「中國政策」是綠營內部就台灣與中國兩地間關係政策的稱呼，筆者由2009年起於台灣綠營的《自由時報》發表時評，當中不少涉及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中國學生來台等問題，可謂有年多時間參與中國政策的辯論。由筆者親身參與台灣綠營中國政策辯論的經驗來看，香港難以在泛民陣營，以至整個社會就中國政策作出有益的討論，並且將不同板塊之間的分歧鋪陳在公眾之前。

台灣討論中國政策 限制寬鬆

在台灣參與中國政策辯論，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不論你的國籍和居住地為何，討論的核心必須圍繞着維護台灣自主性和利益，像筆者身為一個居於香港的英國籍人士，都可以參與這場討論，只要最終提出建議以捍衞台灣人利益為目標。

由於框架如此寬鬆，因此在參與這場討論時，沒有太多的限制，甚至可以假定中國作為台灣的敵人或競爭對手，不單由台灣的經濟的角度，可以同時由台灣國防安全、民眾發展機會等作探討，甚至可以一開始假設台灣不應依賴中國，而是嘗試獨立自主生活去思考問題。在沒有太多禁忌下，甚至可以將英國疑歐派一些抗拒歐盟權力擴張的主張，例如歐盟條約的修訂都必須付諸公投等等拿出來比照討論，應用在ECFA的簽署，以至未來修訂的討論上。

假設中國乃敵人 香港可以嗎？

但香港作出「中國政策」討論時，又能否真的可以如此沒有框架，純粹以香港人利益作本位作出討論？而有一些相當敏感的議題，例如東江水水供合約、公投權利寫入《基本法》等，又能否在中國政策辯論中提出來？甚至一些更激烈的主張，像假設中國是香港的敵人不是夥伴，又能否提得出來呢？當中國政策辯論中，四處都是政治不正確的禁忌時，筆者對中國政策辯論能否真的反映香港人想法的分歧，以及讓大家了解當中的鴻溝等深表懷疑，甚至懷疑香港能否像台灣一樣，有真的中國政策辯論。

在今年七一遊行，有為數不少的示威者手持的不是中國國旗，或中華民國國旗，而是英治時代的香港旗，由於人數相當多，而且亦相當顯眼，英國廣播公司以及路透社都不得不對這特殊現象加以報道。

話題太敏感 恐多數人沉默

事實上，一旦真的來個中國政策辯論，有可能涉及一個更敏感的問題，那就是香港新生代的國家認同，以至中英兩國關係等。正如澳門在中國統治下，仍可以是葡語國家組織一員，甚至舉辦過葡語國家運動會。那香港能否以某種身份保留英聯邦成員資格，甚至除了在大專教育（現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香港公開大學仍被承認為英聯邦大學成員）以外，更大程度保持與英聯邦的聯繫，例如參加英聯邦運動會？更甚至香港人有權作出國籍選擇，只是基於本身的英國國民（海外）或因居英權計劃（英國國籍（香港）法1990）得到英國公民身份，放棄中國國籍？這些問題高度敏感，但由於中國政策辯論是有很多限制，這些議題不能討論，筆者相信很多人會選擇繼續沉默，並不會真的把各方對中國政策看法的不同鋪陳出來。

要將香港泛民各派系，以至香港社會整體對中國政策的分歧鋪陳出來，有需要來一次中國政策辯論，但如果一個社會各執己見，包括像筆者般因歷史緣故無法成為中國公民，而大方接納英國身份會被扣漢奸、賣國賊的帽子的話，香港是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政策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