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戰明年 港人勿仰賴中央

在金融海嘯不知何時結束的陰影下，二零零八年已達尾聲，大家都希望二零零九年奧巴馬正式擔任美國總統下，他的團隊能夠帶領世界走出經濟困境。
除了奧巴馬，在金融海嘯下，中國曾經亦被看好成為帶領世界走出困境的火車頭。不過，總結二零零八年中國出現的各種情況，如果中國應變危機的能力未有提升的話，未來中國只會面臨更嚴峻的考驗，能夠自保已經很不錯，不要指望中國能夠成為走出海嘯的龍頭。

雪災和汶川地震暴露弱點

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中國發出南方大規模雪災，以及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這兩次天災中，中國各地政府甚至軍隊的表現，只能夠以雞手鴨腳來形容。雪災沒有一套緊急應變和協調機制，大批車輛困在高速公路動彈不得，溫家寶總理要親臨指揮救災。而汶川大地震中，解放軍缺乏直升機救災，軍隊救災方式和裝備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水平等等。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而現時中國尚未在汶川大地震所帶來的災劫中平復下來，災區的重建、災民安置、豆腐渣樓房的賠償問題等一大堆還未處理好，現在還要加上大批在外面打工的災區災民，因金融海嘯工廠失去訂單而被迫返鄉，就業問題未知如何處理，如果再來一次地震或類似雪災之類的事，中國能否妥善應付完全是一個問號。

金融經濟危機夾擊

另一方面，在金融海嘯後，中國南方，特別是廣東省珠三角工業區，以及上海、浙江一帶的長三角工業區，出現大量外資工作欠債不還的惡性倒閉事件，當中不少更發展成警民衝突，已經令中國當局疲於奔命要應付。不單要化解衝突事件，更要處理受影響勞工的飯碗問題，這一切一切，已不只是四萬億內需投資可以應付得了。

更糟的是，在中國急需資金進行四萬億人民幣建設時，外資卻因為各金融機構以及機構投資者，在金融海嘯中損失慘重，急需自救而逐步撤退。在聖誕節平安夜，中國的《每日經濟新聞》發表文章，已經警告外資為了自救，熱錢已經由中國撤退，導致中國外匯儲備五年內首次下降，對人民幣匯價，以及金融資產價格造成壓力。

而在廿六日「拆禮物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更明確警告，人民幣正面臨巨大貶值壓力，這正代表中國當局意識到大量資金可能外流，這種資金外流，對能源、原料甚至糧食都開始依賴進口的中國而言，正意味著輸入性通脹可能出現，中國有可能出現滯脹的情況，這種金融海嘯再加上貨幣貶值造成的打擊，對中國而言絕不可以忽視，這不單危害中國經濟增長率，而且有可能造成民生方面的惡化，最終挑戰中國的社會穩定。在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中國多個省市都爆發的士罷駛，教師罷教等群體事件，而二零零九年情況只會更嚴峻，換言之，要期望明年會更好，恐怕只是我們出於主觀願望的夢想。

雖然大家都期望新的一年會更好，事實上，香港人應該要清醒認識到，新的一年中國只會更困難，真正的海嘯很可能在明年就會抵達香港。而香港人在年尾總結今年時，要開始有心理以至財政準備，應付明年更艱難的局面，而不是仍然心存僥倖，以為一切靠中央政府打救，加上一點運氣，就可以輕易過關。

工聯會發動的機場罷工

十二月廿七日由工聯會發動的香港機場地勤人員罷工，凸顯出土共純粹為了撈取政治本錢的風派態度，香港人應該重新考慮 ，到底還應否支持這類政黨。

當工會與資方談判破裂時，要作出警示性罷工或行動，辦法會有很多種，例如在香港機場範圍貼滿中英文抗議標語或在凌晨時間作警示性罷工，資方依然強硬的話，就向公眾以至國際旅客在預先若干天進行罷工預告，等旅客有所準備。過往職工盟發動巴士司機罷駛或按章工作時，是有充份時間向公眾提出警告的，將對公眾影響減到最低，這就是務實理性的抗爭。

但工聯會與資方談判破裂後，未有向國際旅客或香港本土旅客提出充份預警，就在下午機場有大批旅客進出香港的時間搞三小時罷工，很多旅客航班被取消，他們當晚要臨時訂酒店、改業務行程，甚至錯失轉乘的班機、遺失行李，這是何等狼狽的事。而工聯會那些人就像泰國佔領機場的反對派一樣，對旅客的情況置諸不理，破壞香港形象，這是怎麼樣的務實理性？

工聯會與民建聯一貫口講「理性務實」，但這次機場工潮卻令人懷疑它們到底是真的維護穩定，還是見有政治利益就可以隨時轉變立場？現時他們利用香港政黨不用替政府負政治責任的漏洞，一時裝保皇黨，一時裝反對派搞抗爭，兩面逢源，人格完全分裂，這種政黨香港市民敢支持嗎？

政府對HKIRC董事任命令人質疑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改組後，八位董事局成員中，四位由政府委任。由行政長官揚言要搞「親疏有別」開始，政府很多時委任的人選都相當令人憂慮。而很不幸，在今年 HKIRC 所委任的四名董事中，不少業界人士對一名人選極有保留，那就是民建聯成員徐尉玲博士。

首先，作為一個互聯網域名管理組織的董事會，理應極力保持政治中立，特別互聯網域名涉及言論自由問題。HKIRC 的改組，之所以受到不少業界人士極力反對，皆因不少業界人士擔憂，當親政府人士控制了董事會時，部分掌了權便不受控制的人，有可能會濫用手上權力，禁止某些組織，或含某些字眼的香港域名出現，這對香港社會相當不利。而政府委任政黨成員加入 HKIRC 董事會，但委任親建制人士同時，又沒有委任親民主派人士以作平衡，這更令業界人士相信，政府千方百計要控制 HKIRC 董事會一半議席的真正目的，查實要搞政府控制。

保護言論自由

更不幸的是，徐尉玲在過往擔任廣管局投訴委員會的委員時，其表現令人對其能否持平地執行職務感到相當擔憂。筆者在擔任香港商業電台研究員時，廣管局投訴委員會經常要求電台方面，就言論節目的言論作出解釋，筆者更曾經參與部分解釋文字的撰寫工作，已經感到廣管局大有打壓言論自由之嫌。而在2005年，廣管局投訴委員會竟然要求香港商業電台方面，就現已貴為立法會議員的名嘴黃毓民，就《不談風月》節目中，一段指日本繼承中國文化不認錯傳統的宣傳聲帶作出解釋。

而那段聲帶的內容，照筆者對廣管局節目內容守則的理解，根本沒有任何犯錯的嫌疑。而當時的徐尉玲正好是廣管局投訴委員會委員，當時筆者更在《蘋果日報》論壇版，點名抨擊包括徐尉玲在內，有三名投訴委員會委員有強烈政治立場，不適合擔任投訴委員會成員，後來廣管局從善如流，不再委任包括徐尉玲在內的委員擔任投訴委員會成員，後來徐尉玲更離開廣管局。試問一個在廣播事務上監管有如此紀錄的人，擔任 HKIRC 董事，更據聞有意競逐 HKIRC 董事局主席一職，到底政府在開誰的玩笑？

組織須政治中立

另一方面，現在主管 HKIRC 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正是民建聯黨員蘇錦樑，以目前政府委任徐尉玲的做法，更令人懷疑日後有任何政策局，倘若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由政黨人士擔任，那政府委任法定組織或重要組織政府委任代表時，會否完全當成政治酬庸的工具，一如台灣的情況一樣，完全不理會成員的政治中立要求，或是否具備有關能力，那還得了嗎？徐尉玲雖然是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但過去十多年，徐尉玲專注香港董事學會的工作多於 IT 組織的工作，那政府該委任她去協助改進香港的企業管治，忽然間做 HKIRC 董事幹什麼。徐尉玲作為香港董事學會行政總裁多年，應該知道她現在的政治背景，空降在 HKIRC 這類極度需要政治中立的組織，是有違企業管治之道。

當然，以目前香港政府官僚面皮之厚，香港政府不可能撤回徐尉玲的董事任命，但為了減低傷害，政府應該要勸徐尉玲不要競逐主席一職。如果徐尉玲當了董事的話，當香港網民聽到由民建聯中人把持 HKIRC 時，還有沒有香港人願意註冊一個「.hk」的網址，真的不問可知。

亚视总裁王维基的十二天变法

　近几天，香港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新闻，除了周慧敏、倪震与张茆之间的奇怪三角关系，就是城市电讯创办人王维基，有自己创办公司的老板不当，去做亚洲电视行政总裁。而当了12天总裁，就因他的言论太出格，股东们承受不了，请他离开。

　　这12天带有“震荡疗法”味道的改革，可称为王维基变法。

　　目前风波暂告平息，亚视董事会接受王维基的请辞，改任亚视顾问。

　　其实，王维基所说的一些话，他在亚视做的一些事情，对中国的媒体改革，以至中国的政治改革，都有不少启发意义。

　　王维基一上场，就扬言亚视不要再当“中央十台”，因为亚视的新闻内容、格调与取向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相似，而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亚视不受欢迎的原因。

　　每天都观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中国观众，可能对王维基这番话有更深的体会。中国网上的顺口溜，CCTV被恶搞成CCAV。

　　不要说新闻，就连春晚和百家讲坛这两个节目，都有网民搞了一个“山寨版”来挑战一下央视的原装正版。这些事情都表明，不论海内外，电视台搞成中央电视台一个样，都只是死路一条。如果中央电视台不是有政治上独一无二的垄断优势，相信就不会赚大钱，更会面临与亚视一样的财政困境。

　　王维基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政府喉舌”形象，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障碍。他说，新闻娱乐化、着重美女主播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中央电视台要摆明喉舌形象，捍卫中国民众的知情权，以客观不偏不倚的观点报道时事，这才能重建公信力，成为代表中国的一把声音。

　　王维基的确很急于改革亚视，求取成果。据笔者几位在该台任职的朋友所讲，王维基上场后，周日连家也不回，不眠不休在公司办公，会见各级员工，希望尽快为亚视求取一条生路。他对亚视的诚意和决心，是无庸置疑的。

但任何一家电视台，都有本身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员工也希望新总裁会尊重他们。或许，如人所说，王维基一上场，就把亚视上上下下都骂个体无完肤，是他最后离开的关键原因。
　　王维基几乎把全公司员工批个一文不值，于是就被视为全台“公敌”，反对改革的人也很容易趁机赢得他们的支持点，这令王维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中国媒体确实很需要改革，不过如果改革那个人也像王维基一样，下场也将会与中国以往的变革领袖一样，羽翼未丰已经被保守派找藉口清除得乾乾净净。

　　如果王维基在有限时间内，以不得罪组织上下的情况，迅速改革整间公司，定必成为工管学者以及政治学者热衷研究的课题。

　　王维基变法不应只是见诸报章的一场肥皂剧。倘若亚视是中国媒体的缩影，这场变法所得的教训如能仔细研究，对中国和香港，以至其他国家媒体管理层，定必有深刻的启发。

向內地求救 不如自救創雙贏

曾蔭權雖然在民望低沉下，前往北京述職，但他似乎未受到中央領導人嚴厲批評，相反，推出十四項，大部分已經沒有新意救市措施協助香港，只有容許企業在港以人民幣作貿易結算有點新意，其他都是之前講完又講的措施。

城市電訊創辦人王維基，在擔任亞視行政總裁時，要求亞視員工不要指望中央打救，查實他這番話，同樣適用於港府和香港人，因為現時中央政府也可能在泥沼中自身難保，千方百計脫身。香港人現在仍指望中央救市，確實不切實際。

中國自身難保

在曾蔭權述職返港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北京一間大學參觀，他在參觀時指出，現時中國有兩大問題，一個是農民工返鄉失業問題，另一個是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他雖然指，如果能夠保住每年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解決九百萬人的就業問題。但溫家寶仍要求各大學延長學生的研究時間，實行拖字訣，還忠告大學生，隨時要做些與所學專業不符的工作。

由溫家寶向大學生所講的，可以看到現時中國經濟形勢確實嚴峻，現時中國政府對明年能否做到保住百分之八經濟增長缺乏把握，而東莞等地頻頻出現因工廠不負責任地倒閉，被拖欠欠薪的工人上街抗議的事件下，中國政府的措施一定先保住國內政治形勢，優於去拯救經濟條件遠遠優越的香港人。而十四項救市措施中，當中不少都是要救港資企業，查實都是因為港人與中央有共同利益之故。

亦因為中央政府要解決大專生的就業問題，因此不少中產或專業組織指望在明年簽署CEPA 6進一步開放服務業，這種想法完全不切實際，中央政府只會在有利解決大專生就業問題前提下簽署CEPA 6，換言之，只會有利港資公司在中國推展服務業，協助中央政府解決就業問題，但如果中產專業想借CEPA 6來大展拳腳，解決自身就業問題，就不必指望。因為中央政府亦有責任，保護中國大專畢業生的飯碗。

香港可以怎辦

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動輒在經濟不景時請求中央政府拯救，令香港人過去十多年，已經喪失了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過往中國經濟氣勢如虹時，香港人不會察覺當中的問題，但現時中國經濟都深受歐美經濟海嘯困擾時，當中央不再有力去支援香港時，不少香港人就除了哀求中央政府，什麼都不懂做，更不要說協助中央政府解決問題。

事實上，這次金融海嘯正正迫香港人要重拾過往發奮圖強的本性，自己去找出路，甚至利用香港的優勢去協助中國解決問題。像香港人在工業設計的品味上，仍然比中國為高，至少不會搞出中國那些樣貌不倫不類，令人啼笑皆非，採用台灣人開發手機晶片為基礎的「山寨機」。但如果香港人利用本身品味和工業設計能力，配合中國廉價手機的產能，去生產價廉物美的手機這又如何？現時香港人的自救方法，就是利用香港人在文化和世界觀的優勢，協助中國走出困局，達致雙贏局面，而不是無出息的事事向中央政府伸大手板要優惠，要政策。

香港應該停止再問中央政府要救市政策了，香港人不如想想自己的強項在哪裡，動動腦筋能否殺出重圍更為實際。

維新夭折 亞視苦無出路

王維基主持「十二天維新」，最後不幸夭折，王維基辭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一職，只保留尚未知權力有多大的顧問職銜。儘管執行主席張永霖三番四次否認，事件與北京的政治壓力有關，不過連筆者的朋友，亞視前新聞主播繆美詩，在事前也於她在12月11日《AM730》專欄中，擔憂王維基不做中央台的豪情壯語，能否過得了亞視的紅色資金這一關時，張永霖的事後否認有多少人信？相信曾經公開批評《文匯報》、《大公報》公信力的張永霖，自己也會很明白。

事實上，王維基的離開，也代表金融海嘯下，如果亞視仍然無法融資的話，香港政府只能預備接管亞視。

王維基儘管在這十二天，犯了不少不該犯的戰略或戰術錯誤，但王維基以新聞部作為首個被改革的部門，在戰略上是相當正確。皆因亞視目前的問題，與《文匯報》、《大公報》等長期依賴北京資助營運的媒體是一樣的，就是內容脫離香港主流口味，充斥政治宣傳內容，缺乏公信力，根本沒人想看！

王維基失諸交臂

由亞視傳統歷史來看，亞視在九十年代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正是新聞部，不論亞視六君子，還是新聞部主導的《龍門陣》，亞視新聞部傳統的招牌是具公信力、客觀而敢言、不偏不倚、無畏無懼，如果能夠有方法重建亞視新聞部的聲譽，不單可以迅速令公眾建立對亞視改革的信心，而且亦有助亞視走向中產的路線，有了一定來自新聞的收視率，收廣告時就比較有利，就可以下一步去改革節目部。重建新聞部不是靠美女主播，而是靠編輯方針的改革，王維基在辭職前，向亞視員工發出的內部函件，反對新聞部濫用匿名消息來源，以及捍衞公眾知情權，可以看出王維基是很清楚問題在哪裏－。

問題在於亞視背後的親北京資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既不願意，亦無法無限量提供資金，維持亞視的基本營運，但又拒絕正視亞視根本上流失觀眾的原因，親北京人士不讓王維基放手向亞視對症下藥，作為純粹以市場角度考慮的公司醫生，就算亞視如何節流都無藥可救，倘若筆者是王維基，也認為自己不必在亞視浪費時間，作出根本不可能有成果的外科手術。王維基就算辭去行政總裁一職，亦相當合情合理。

而王維基離開更大問題是，觀眾不可能期望日後新的亞視行政總裁對亞視這個根本問題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觀眾對亞視的信心已經崩潰。很多大廈的公用天線系統都有中央電視台看，何必看亞視？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夠長期提供亞視的營運資金，那亞視只會長期大出血，倒閉收場。

資金黑洞難以填平

但在金融海嘯下，固然甚少人能夠向銀行融資再度注資亞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有限的資金，值不值得投放超過10億元在一個政治效益奇低的亞視上？這些錢用來拯救東莞的港資中小企可能更具政治效益，至少可以穩住東莞一帶的局勢。東莞近日常常發生由工廠倒閉引發的群眾事件，令中央政府非常頭痛，亞視根本不是中央政府要考慮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有決心拯救亞視，也用不着張永霖和查氏家族。現在亞視為資金來源發愁，否則也不會貿然請王維基這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拯救亞視。

王維基為一位末期癌症病人提供一劑很激烈的化療藥方，但亞視這位病人的家屬拒絕吃藥，還把醫生趕出病房。

在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寒冬，亞視能捱過可算奇迹。如果中國政府不願出資注入亞視，筆者相信，香港第二間電視台牌照的爭奪戰，即將會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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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3G發展遇上金融海嘯

中國工業及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最近表示，中國電訊業重組快將完成，當局亦會在年底發出三張3G牌照，包括向新中國聯通發出 WCDMA 牌照，繼承舊有中國聯通 CDMA2000 網絡的中國電信，擁有 CDMA2000 3G 牌照，而中國移動就會得到中國才用的 TD-SCDMA 標準牌照。
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當局發出 3G 牌照，拯救IT業的意味相當濃厚，因為 3G 牌照發出後，三大電訊公司都要升級網絡，最具實力的中國移動，更要大手筆購入 TD-SCDMA 基站設備和手機。 TD-SCDMA 是中國才用的標準，大部分設備都會由中國生產，對受到金融海嘯以至受山寨機衝擊的中國手機和通訊設備產業，無疑有一定積極意義，至少山寨廠不能生產 TD-SCDMA 手機，而設備供應商亦可以先做中移動的生意來「吊鹽水」。

中國聯通有着數

不過，由於中國同樣受到金融海嘯衝擊，三大公司在 3G 的投資何時收回，筆者倒是相當懷疑。
在聯發科技研發出 GSM／GPRS 廉價晶片，推動所謂山寨機的發展，大幅提升中國手機普及率之後，就遇上金融風暴的打擊，山寨機的主要用戶農民和民工很多沒有工作做，或感到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這些人只會留在傳統 2G 網絡，以預付卡付款，並以使用山寨機為主。搞得不好不少沿海城市的中產，都可能變成山寨機和 2G 預付卡的用家，3G 開發初期到底誰在用，實在已經值得懷疑。

對取得 TD-SCDMA 網絡的中移動而言，所遇到的麻煩比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更大，中國電信使用 CDMA2000 網絡，要升級到 3G 也只是在現有網絡上升級。中國聯通使用 WCDMA 是由於香港、歐洲、日本等地普遍使用 WCDMA 網絡，不單漫遊方便，而且手機選擇相當多，設備基站的選擇以至技術亦相對成熟穩定，不少商務客戶可能因此由中國移動轉投到中國聯通也不足為奇。加上向山寨機廠商提供晶片的台灣聯發科技已經進軍 WCDMA 市場，隨時大量廉價 WCDMA 手機充斥市場，因此，中國聯通在困難環境下仍然有機會取得一定的優勢。

中移動要「捱義氣」

中移動的 TD-SCDMA 網絡完全屬於新技術，中國移動要自行克服在網絡建設的諸多困難，與此同時，市面上的手機選擇又太少，台灣聯發科技要在明年才會提供 TD-SCDMA 晶片，再加上商務客戶一去到海外，就要被迫使用 2G 網絡，或者另攜 WCDMA 手機享受當地的 3G 網絡，中國移動承擔政治責任的結果，那就是中國移動要利用他們在 2G 市場所享受的霸權，支持 TD-SCDMA 技術發展。但金融海嘯何時結束，全球經濟何時由低谷反彈根本無人知，中國移動這樣長期忍受由國家政策帶來的損失是否合理，又是否承受得起，就成為了很多關注中國電訊產業發展的人心中的一大疑問。

無論如何，這次中國政府借 3G 牌照來救市的做法，至低限度在未來一段時間令中國的電訊工程師；以至全球各地流動電話設備生產商，可以暫時避過金融海嘯這一劫，因為不論有沒有人使用中國的 3G 網絡也好，中國政府下了決心去興建 3G 網絡，就不大可能會退卻，這可謂工程師和設備製造商的好消息。

不過，由於 TD-SCDMA 網絡技術有「遲上岸」的先天劣勢，中國移動目前在 2G 網絡上所佔的優勢，可能因為TD-SCDMA 在金融海嘯的前景不明情況下被消耗殆盡，加上中國當局有意以非對稱政策扶持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筆者對中國移動的前途，實在難以看好。

收回牌照全面管 遏的士風波

筆者過往擔任香港商業電台研究員，經常乘的士與司機閒聊，因為當時商業電台最大的聽眾群正是的士司機，作為研究員有責任了解聽眾口味，再提出改進節目的建議。

在近日的士車費引發的爭議中，很多人都把矛頭指向八折黨，以及乘客與司機議價的行為。不過，以筆者與不少司機閒聊所知，八折黨只不過是代罪羔羊。真正令的士司機生計有問題，卻是那些在香港畸形的士規管制度下受惠的車行們。

禁炒高牌價租金 保司機收入

在世界不少大城市，的士車費都是受到規管，而的士牌照一般像專利巴士般批給一些大公司，或由政府持有，或批給一些需要扶助的弱勢社群。基本上，全世界很多大城市都是為了減少的士數目、保證服務質素和保護司機權益下，對整個市場的方方面面都作出規管，儘管在經濟學上觀點上，有著不少問題，但甚少在政治上或公共政策上實施的問題，至少不會有的士司機投訴像奴隸般被剝削。

香港的士規管相當古怪，香港的士車費是規管，發出牌照的數量是規管的，但的士牌照的租金，以至的士牌照的轉讓，在香港是合法而不作任何限制，甚至容忍單一財團擁有多個的士牌照，而不像世界其他大城市，對的士牌照轉讓作出限制，或連的士的租金一併規管，保障司機權益。這樣半天吊的士規管的結果，就是的士牌照因政府人為限制牌照數目，變得奇貨可居，令香港的士牌價長期居高不下，由少數人壟斷的士牌照的結果，那就是的士車租高得可怕，但由於政府規管的士車資，司機無法藉調節車資來應付車租成本，令沒有車牌的司機變成慘遭剝削的一群，他們既沒有勞工福利，他們的權益亦不受保障，就算政府引進最高工時、最低工資，這群的士司機都一樣會被剝削。

因此，要真正保護的士司機權益，政府就要藉收回的士車牌計劃等等，令的士變成一個徹底被規管的行業，而不是搞偽自由經濟、偽政府干預的半天吊規管行業。政府可以仿傚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滿地可推行的士牌照回收計劃，藉成立一個由的士牌費加入若干徵費的信託基金，收回不願車租受規管車主的牌照，政府可以把牌照轉成不可轉讓模式，給一些弱勢社群接手。而車租就要規管，包括禁止加車費同時加車租的行為，車主要加車租，就要像過往租務管制一樣，要得到特別法庭的批准，就算終止合約，一樣要得到特別法庭的批准，這樣禁止乘客議價才講得過去。

議員轉視線 卸責乘客八折黨

但現在航運運輸界的立法會議員劉健儀，為了保護她在的士車主業界這個大票倉，不惜轉移視線，未有斥責車主們的壟斷行為，相反把責任全部推到乘客以及八折黨身上，這類不顧公眾利益的功能組別業界代表，行為實在醜陋。筆者作為自由經濟的支持者，實在不認為自由黨還是支持自由經濟的政黨，由劉健儀提出懲罰議價行為，到方剛提出消費券主張，都看出自由黨已經淪為不折不扣的尋租黨，只不過借機會拿市民利益開玩笑的一個政黨。

因此，如果政府想挽回因的士車費問題損失的聲望，政府最好能強硬擋回劉健儀等人提出的建議，並且在的士車租上對症下藥，這才是真的解決問題之道。

張永霖與王維基聯手急救亞視

亞視上周作出出人意表的公布，電訊盈科前副主席張永霖擔任亞視執行主席，而城市電訊創辦人兼主席王維基，擔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由兩位電訊界的名人挽救亞視很多人都意料不到。

由王維基打破香港電訊IDD的壟斷開始，香港電訊業界長期在戰國年代，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點子不斷，要打破無綫電視長期以來的壟斷，王維基和張永霖的作戰經驗都相當寶貴，由於兩人沒有行內人包袱但分別有經營媒體、電視台經驗，由他們掌政亞視，希望能夠打破一直以來亞視積弱的局面。

但空有良將，而沒有良兵，都不能夠解決亞視長期以來的營運問題。以筆者在電子傳媒以至印刷傳媒的營運經驗，張永霖和王維基要面對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加強成本效益觀念

很多電視人、電台人甚至報章主管，在開一項新項目時，只是幻想項目的內容如何精彩，但完全不考慮新項目能否帶來廣告收入或能否配合整體戰略，亦不預算所得到的收入能否與成本相稱。香港電台近年因政府和納稅人關注的緣故，尚且能關注每一個新項目，所用的一分一毫都能達致效益，但很多電台和電視台不會考慮這個問題。

電訊公司由於其本質問題，相當注重每一個項目可以帶來的收益，以及成本，因此，張永霖和王維基除了鼓勵創意，能否引導亞視員工思考每一項目的成本效益，可能比裁員更為重要。如果公司的高層不能在決策時，考慮到最終所得的效果，公司裁員一百次都無補於事。

另一方面，各大電視台或電台都有很明顯的山頭主義問題。基本上，電視台或電台完全不以人的能力和戰績作考量，只考慮你與哪一位高層熟，或懂不懂辦公室政治，討個別高層歡心。這種現象由製作部到新聞部都有這個問題，若非如此，就不會在娛樂版看到，有個別藝員為了保住位置，與某位高層出遊等奇怪問題。特別在無綫長期一台獨大之下，再加上慣性收視，電視台的決策成果並無一個客觀的指標評估，因此縱容了這種各樹山頭的陋習，最終在每一個電視台都出現。

剷除山頭主義

現在王維基和張永霖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他們所作的每一項改革，都需要清理電視台由高層到低層的各種山頭，如果沒有大股東有力的支持，任何改革者加入電視台或電台都要打一場艱苦的浴血戰，浪費大量力氣在人事鬥爭之上，以致不能集中資源進行改革。當然，筆者對張永霖的手腕並不會有懷疑，但在金融海嘯下，亞視有的時間不多，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去清除亞視內部的各個山頭，並將整個公司的文化脫胎換骨，就成了亞視能否轉危為機的關鍵。

這次張永霖和王維基入主亞視，是自蔡東豪、梁文道入主商台後，另一次矚目的電子傳媒管理層改動。當年蔡東豪、梁文道推動的改革，最後在「封咪事件」引發的政變後告終，功敗垂成。筆者希望張永霖和王維基的改革能夠為電視產業帶來衝擊，香港電視產業面對台灣和中國的競爭，不能夠再故步自封，急需企業化的改革。如果張永霖和王維基能夠將香港電視界引導企業化經營的道路，而不是維持在中國舊式家族企業的水平，他們肯定對香港創意產業作出一大貢獻。

忽視市民利益 弱政亂治根源

在曾蔭權初初擔任特首時，提出強政勵治的口號，一度令人以為香港政局有中興之象。豈知，近日由泰國包機撤僑事件到新界的士阻塞東涌事件，都看出香港出現一片弱政亂治的跡象，強政勵治口號己經實踐不到。

英治做得到 緣何回歸不能

公務員治港，曾有人以為香港政局可以扭轉董建華以來的敗局，但最後事與願違。有人指責這是AO治港的問題，認為AO治港也不外如是。這些趁政府陷入弱政亂治時隨便指責AO的人，並無看清現時混亂政局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香港現有大部分高級公務員，都是英治時期進入香港政府，同一班高級公務員，為何在英治時期可以有效施政，但一進入中國管治年代就不斷作出荒腔走板的演出？這才是當中最關鍵的問題。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未必有政治智慧，但由於政務官一向以來都是以各方面利益平衡者自居，因此，如果由他們作出實質決策，創新固然欠奉，但不會犯上低級政治錯誤。像新界的士調整車費與市區的士不同步這類怪事，在英治年代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政策一開始就有損新界的士營運者利益，這是政務官不會做。

但在曾蔭權年代，他提出「親疏有別論」，由這一刻開始，政府決策時可以放膽為了偏幫個人支持政府群體而胡作非為，這理論為香港出現弱政亂治現象埋下伏線。因為政府不單為大多數人利益決策，而是當事人為了要偏幫誰而決定。因此，政府在決定泰國撤僑時，不再考慮當地港人安危，而是私營航空公司的班次；在決定的士票價時，只顧穩住反對八折黨人士的壓力，沒有考慮香港整體市民的利益，最後釀成大錯。

在英治年代，政務官都不一定是乖乖的才能擢升到高位，不少政務官加入政府時固然有理想，而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有獨立思考，擇善固執的人，這樣才令沒有民選的政務主任體系，並無因此而由一群辦公室政治專家把持的局面。陳方安生和前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固然是性格鮮明，就算擔任官員時看來平凡無奇的王永平，他在退休後所撰寫的政治評論也是火力十足，有本身鮮明的觀點和立場。至少他們是敢為民眾的福祉，作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並在退休後的日子為香港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官不及舊官 擢升準則成疑

但現在不要說政府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準則令人懷疑，擢升什麼人擔當高官也是令人懷疑。像在泰國撤僑事件中被指闖下大禍的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她擔任行政署長時的最大功績，竟然是在政府總部加設出入閘管制系統，阻隔官民間的溝通，試問政府日後擢升或錄用的政務主任，會是怎麼樣的人？因此，有點志氣的政務主任，近年都寧願離政府體系，加入傳媒甚至商界，這是不令人意外的事。

陳方安生在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口號時，提出以良政勵治取代，由近日連串亂局，都可以看到以政務官代表自居的陳方安生在這方面的遠見。強政勵治變成弱政亂治，不是AO文化的錯，而是香港政治文化因畸形政制，以及沒有英國人的監督，最後變得腐敗之過。如果香港不能建立民主體制，取代英國人過往的監督和自律，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弱政亂治，香港政局根本難以扭轉。

渾水摸魚的權貴黨

近日由的士短加長減所引發的連串風波，至今仍未平息。這樣大的事，各方政治人物乘機撈取政治本錢是正常不過的事。不過那些政治人物，有多少真的為市民和司機利益著想就成一大疑問。

航運交通的立法會議員劉健儀，乘機提出立法禁止的士乘客議價，表面上是要保障的士司機利益，但實際上，劉健儀只不過為她的選民、亦即是炒賣的士牌照那些人講話，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

的士車主才是大票倉

的士車費高企，但的士司機仍然「無啖好食」，並不是因為油價貴，而是因為政府規管的士車費，規管的士發牌的數目，但不規管的士車牌轉讓，亦不規管車租，造成的士牌費和車租長期高企。而所謂八折黨，只不過利用市場規律，給予顧客優惠之餘，亦提高營業額以應付車租而已，這有甚麼問題？根本問題在於的士車租，如果政府放棄現時半天吊式的士規管，狠下決心，不理會擁有多個的士牌照的大車主利益，實施車租管制，或在的士市場引進反壟斷法，禁止個別財團壟斷的士牌照，這樣就不可能再有八折黨與其他司機之間的衝突了。

只要仔細觀察劉健儀所屬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就會發現，有權投票的一百八十六間公司中，有二十多間公司根本是車主聯會或商會之類組織，換言之，的士車主是劉健儀的一大票倉，而代表的士司機的會十個也不夠，試問劉健儀到底代表誰講說話？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實在誤會了搞罷駛的司機在威脅他，真正在威脅他以至全香港市民的，就是由公司票為主的功能組別跑出來的所謂民意代表。

應阻止財團壟斷市場

如果政府真的要清理的士收費問題，展現強政勵治的決心，做法不應是立法禁止議價，相反，政府如果仍然要限制的士發牌數目，就要規管到底，引進的士車租上限，要像以往租務管制般，加車租要得到特別法庭批准。還要對擁有一定數量的士牌照的個別財團，實施懲罰制度，阻止他們壟斷的士市場。政府不要在不應監管的地方浪費時間，為了的士司機利益，強硬對付炒賣的士車牌的車主事不宜遲。

英國過時法律拖延互聯網改革

筆者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發表後，曾先後三次出席有關的諮詢活動。雖然資訊科技界中人強烈反對一些措施，例如強制伺服器端過濾系統或信用卡年齡核實機制，政府應不會貿然推行。但由政府到民間團體，在討論法律發展歷史的問題時，基本事實搞得一塌糊塗，筆者有必要再申明一些關鍵問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互聯網上提供關於其他國家相類法例的文件中，提及英國的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有細心留意《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文本，應該留意到現行法例中，對物品發布以至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很清晰明白指明，是參照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和1964的相關條文。換言之，一如其他香港法例一樣，香港很多時根本在用一些過時的英國法律而懵然不知。因此，香港應該留意英國曾經在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中闖下的禍或一些相關的爭議性案例，再對現行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作出適當檢討。

英式體制非萬能

首先，英國的淫審法例與香港一樣惹人詬病，那些離譜案例與香港是不遑多讓。在今年10月，一名英國公務員在博客上寫了綁架、強姦和謀殺英國某隊知名女子組合的幻想小說，被蘇格蘭場的淫褻物品組查出，然後將這案件交由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作出檢控，這案例成為1960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案後，因文字小說內容被引用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檢控的案件。現在這宗案受到英國網絡權益人士關注，因為這有可能令很多在互聯網成人討論區傳播的性幻想小說，有可能因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而被控。由於英港兩地條文相若，如果這名公務員的罪名成立的話，英國的案例便有可能被香港政府在官司中引用，屆時香港人亦會受到影響。

英國 Obscence Publications Act 之所以可以搞到今時今日惹出風波，因為 Obscence Publications Act 早在1857年已經在英國出現，維多利亞年代的英國國會經常訂立一些規管他人道德和性行為的法律。這些法律的殘餘部分，由於根本價值上與當代社會有嚴重不協調，故此在不少普通法國家搞出一堆法律風波，像去年10月新加坡廢除同性戀刑事化的爭論，亦即刑事法典377A條，有關條文是在1862年訂立。

普通法有不協調

由於英式普通法地區甚少大刀闊斧將某一類法例同一時間廢除或改革，令很多不協調的荒謬局面根本上已經出現，例如現在香港人十六歲以上可以合法性交，但十六至十八歲人士不可購買不雅刊物，反映普通法地區經常以修修補補方式修改法律，出現不協調問題。

因此，實際上整個淫審條例已經涉及法律改革層次的問題，香港有些法律要以英為師，但在淫審法律上，以英為師的結果是，英國一天不作法律改革，當英國出現一些令人費解的案件時，香港就會捲進爭論之中而不自知。香港這次淫審檢討並非考慮如何在過時的英國法律基礎上增增減減，而是在當代普通法的理論框架下，再配合互聯網的發展，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先導者，推出新的法律解決問題，而這非要出動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專家不可。

現在的局面是，淫審條例若不改革，英國和香港一旦出現荒謬案例，就會影響到對方，最後結果就是一團糟。檢討淫審條例是必要，不過，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目前連英國的同類案例都沒有羅列給公眾的做法來看，這樣子的諮詢會不了了之。香港政府應該將整個法例交給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再諮詢公眾如何做下去。

主動減建高樓 環保抑缺財？

一直以來，保育人士和居民，與地產商之間，就大型地產項目的地積比率爭辯不休。不少居民和保育人士都認為，地產商在市區進行的大型地產項目，地積比率過高，不單造成屏風樓等問題，亦可能破壞舊區原有景觀。而不論市建局，還是地產商，在這方面本來是寸步不讓。

不過，近日合和以及市建局都突然在地積比率問題上大幅讓步，願意按保育人士和居民的要求，大大削減樓面面積，希望令地產項目能夠順利進行。表面上，這是保育人士和居民的小勝利，但地產商和市建局為何會在金融海嘯之後大發慈悲起來？背後有何玄機？


借貸成本與風險

地產商在考慮地產項目地積比率時，需要考慮兩項風險因素，首先是建成後的建築物，最終租出率或售出率，之後，就是整個項目由建築工程展開，到落成可供出售或出租這段期間的長度，以及相連的利息成本。這兩項成本，都涉及落成後建築物，不能及時出售或租出的風險。

在過往，由於各界對市區的寫字樓、住宅，以至酒店的需求殷切，地產商很多時在未落成，已經可以透過預售樓花，將未完成項目整幢預先出售等手段套現，而成功出售或租出的比率，亦高達七成或以上，因此，地產商就會傾向盡取地積比率，甚至利用政府各類不同優惠政策的漏洞，爭取更大的地積比率。像公共空間、環保露台、嘉亨灣事件等問題，都是過往這種落成後建築物幾乎可以全被租出或出售的思維主導下產物。

另一方面，由於過往融資容易，越大額的貸款，所借的利息越低，加上地產商很容易將落成後的單位出售，銀行對借錢給地產商這類低風險生意都相當有興趣。這亦令地產商敢於付出大筆的補地價，以換取更大的地積比率。而地產商只要未展開工程，都未需要動用信貸，所以保育人士反對下，地產商亦不急於發展項目，否則亦不會出現Megatower的爭論拖了多年的奇景。

環境惡化

金融海嘯後，地產界發展前景出現很大的改變。過往住宅單位之所以容易出售，因為銀行普遍重視住宅按揭貸款，而「磚頭」亦被視為可靠的抵押品。而次按事件告訴銀行，房地產已不是可靠的抵押品，同樣可以製造大量的有毒資產，加上金融海嘯令經濟重創，令銀行總體而言對房地產按揭審批大為收緊，這亦令住宅、寫字樓等單位，出售比以往困難得多。

而銀行本身，由於銀行之間缺乏信心，針對大銀行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一種防止因借貸一方違約而造成損失的衍生工具）大幅上升，令銀行普遍出現借貸困難，這種困難不會一時三刻解決，令銀行更不敢借錢給地產商發展大型項目，就算地產商願意付利息，都不一定借到足夠的錢去補地價。而在一個現金為王的年代，地產商儘速把手頭上的土地儲備變現，肯定比長期積壓有利，這令地產商以至市建局出現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願意大幅削減地積比率，甚至項目出現虧蝕亦在所不惜。

換言之，地產商和市建局突然大削項目地積比率，不是保育人士的勝利，而是地產商和市建局都看淡樓市前景。樓市被嚴重看淡背後，可能代表更大的銀行系統及經濟危機，這一點市民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