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拓金融 禍源竟當救命草？

曾俊華在二月廿五日，終於宣讀他在金融海嘯後首份財政預算案。近幾年，財政預算案已經儼如中期施政報告，除了宣示政府財政政策的方向，亦會勾勒香港政府經濟政策的取向。

不過，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上提出的方案，固然沒有市民期望的大幅度稅務寬免，刺激消費，而政府提出的經濟策略，很明顯仍然未就金融海嘯後的新形勢作出調整。

債市、新興市場和伊斯蘭金融能救港？

雖然金融海嘯對全球金融產業造成重大打擊，需要長時間才恢復，但筆者很不明白，政府仍然要強調在香港建立債券市場，加強進軍新興市場，以及著重發展伊斯蘭金融這幾方面。

這次金融海嘯其中一個起因，正是與債券市場相關的信貸評級制度，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例如CDO（Credit Default Option）、CDS（Credit Default Swap）等操作出現問題，包括信貸評級不可信，以物業擔保的借貸製造大量高評級幻象，投資者對債券市場相關的衍生工具報價一無所知等等，令次債風暴一發不可收拾。在世界各國都在檢討債券市場發展時，到底香港憑什麼發展債市？

而現時第二波金融海嘯，有指就是由東歐新興市場誘發，現時東歐各國經濟出現危機，而歐洲奧地利等大量向東歐借出資金的國家正坐在計時炸彈上，難道曾俊華鞏固香港金融市場地位的方案，就是學冰島、奧地利一樣嗎？而油價大跌後，中東各國的投資能力不大如前，筆者更不明缺乏伊斯蘭金融文化配套的香港，有何條件發展伊斯蘭金融。上述各點都證明了，曾俊華根本不明白金融海嘯後的大形勢發展，這樣制訂的經濟政策能否救市，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

退稅比政府工程實際

另一方面，對市民真的實惠的救市措施，查實是退稅和減稅，當市民和企業可以保留更多的現金時，這樣才能真的提振對消費和投資的信心，慢慢帶香港走出困境。而且退稅和減稅，對絕大部分小市民都能夠受惠，再配合在福利上向低下階層市民作出扶助，這樣不少市民都會滿意，但政府只是退六千元稅款，這實在令市民失望。

相反，政府提出增加工程上馬來刺激經濟，小市民不見得受惠，皆因香港仍然有輸入外勞計劃，而香港那些建築判頭私底下會否聘請黑工，那些工程的招標費用是否合理，通通都是一個問號。筆者做過業主立案法團委員，那些小型建築公司和顧問公司胡亂漫天開價，相信不少做過業主立案法團委員的都領教過。如果政府仍然容許建築公司聘請外勞，而政府工程，以至重修大廈小型工程費用未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方法去監督，防止業界胡亂開價，筆者恐怕這筆撥款，只會淪為官商勾結的新溫床，並不能夠真的做到保住就業的目標。但香港政府敢得罪功能組別那邊的工商界議員，提出禁止輸入外勞法案嗎？筆者不見得政府有這樣的膽量。

總體而言，這份財政預算案顯出，現時香港政府是缺乏領導市民走出經濟困境的方案和策略，市民期望政府能夠救市救人保飯碗是不切實際，靠官僚瞎指揮只會進一步浪費資源，甚至助長官商勾結的不良現象。看來，要真的走出經濟困境，還得靠香港市民本身的智慧，觀察世界市場的發展走自己的路。

市民可從預算案受益嗎？

很多市民都期望，曾俊華在金融海嘯後所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會指出拯救經濟的大方向，並且會以退稅等措施來紓緩現時的經濟困境。但很不幸，除了寬免兩季差餉，以及作六千元退稅外，這份預算案似乎並不是真的要救市民。

像公共工程開支三百九十三億元，表面上可以挽救就業，但很多市民都知道，現時香港仍然有輸入外勞政策，政府不廢除這政策，到底這三百九十三億元會送到誰的口袋？

經濟不景厚愛粵劇界

又以舊樓失修問題，本來舊樓失修問題是應該解決，強制驗樓驗窗表面上是顧全公共安全的。但問題在於，做過業主立案法團委員的都知，不少小型顧問公司和工程承辦商胡亂開價全無監管，而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與這些公司私底下的利益交換數之不盡，最後小業主就變成待宰羊牯，到底這是救市，還是要救既得利益分子。

筆者不反對香港投放資源發展粵劇，但在新光戲院續約問題上，政府已經每月用二十萬公帑津貼新光戲院，現時政府又打算投放三千三百萬元在粵劇推廣之上，還未計翻新油麻地戲院和紅磚屋動用的一億八千六百萬元。筆者想問，究竟這筆公帑的使用與提升香港創意產業有何關係？在經濟不景時對粵劇界如此厚愛，是不是因為八和會館那群人抗議夠兇？那麼日後市民是不是要以八和會館為榜樣來爭取公帑資助？

政府不仿效其他國家政府，大幅度退稅和減稅來刺激經濟，相反巧立各種名目，把公帑用到表面看來促進就業，事實上卻放進特定利益者口袋，可以看出在香港沒有健全民主政制下，市民不可能真的在預算案中受益。在美國獨立戰爭前，由於北美十三州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十三州人民對英國國王經常亂抽稅相當不滿，提出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口號，亦即納稅人如果不能在如何運用公帑上有話事權，不納稅。當然這口號有點激進，但現時財政預算案，確實成了這句歷史名言的寫照。

走向國際公關訓練課：如何面對各類飛來之物

近年，香港和中國領導人，在演講途中都要面對他們過往很少面對的事，那就是在演講途中，面對由台下觀眾掟來的不同物體。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面對，是黃毓民所掟的一梳蕉。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台下觀眾送他一對臭鞋，待遇與剛卸任美國總統的小布殊相同。

查實在歐美等國，名人進行公開演講時，要面對的台下觀眾千奇百怪，什麼人都有。如何面對演講途中台下觀眾掟上來的「禮物」，由政界到商界都是必修課。溫家寶總理用「陰謀」兩個字來斥責那位在劍橋大學掟鞋的聽眾，查實有可能在公關上失分。

英國傳統：中了招不要還口

雖然香港人普遍對英國人的印象，都是文質彬彬，相當講紳士風度，但事實上，英國周不時都有人對國會議員、內閣閣員擲雞蛋抗議，示威者亦不在乎在擲鞋、擲蛋抗議後，因而被警察拘捕，因為很多時都是被輕判。

現任英國交通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簡樂芙（Kelly Ruth），在二零零六擔任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時（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時，在裁判法院門口，被一群爭取離婚後父親撫養權組織支持者擲雞蛋，當時簡樂芙中了蛋後，頭上滿是蛋跡，非常狼狽。後來英國警方拘捕了四十四歲的爭取父親撫養權組織成員Michael Down，指他利用雞蛋襲擊簡樂芙，干犯了普通法中的普通襲擊罪（香港也是用相若的罪名作出檢控），但裁判官也沒有判這名擲蛋者坐牢，只是五年守行為禁止他擲雞蛋，以及從事其他比較激烈的抗議行動，另加七十五英鎊（約九百港元）罰款，以及五百英鎊（約六千港元）的堂費。
這名抗議者在聞判後，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他對他蛋洗內閣閣員的做法相當自豪，甚至表示，他不會理會法院所頒的禁制令，之後的行動要更激烈，更富對抗性，他敢這樣向傳媒表示時，反映了英國公眾對這類抗議行為的寬容態度，與香港公眾和傳媒對激烈示威行動的指責，實在是天淵之別。試問在一個連內閣閣員都可能隨時被人擲雞蛋的國家，溫家寶指責擲鞋的人卑鄙，英國公眾又怎評估溫家寶總理的EQ呢。

當然溫家寶總理並非英國歷史上最差的例子，若論反應最差的例子，當推貝理雅年代擔任副首相的工黨下議院議員彭仕國（John Prescott），在二零零一年五月的選舉活動中，被一名在場廿九歲的示威者擲雞蛋，而由於彭仕國未有預備突然飛來的雞蛋，他西裝滿是蛋跡，當時彭仕國憤怒得不只是斥責擲蛋行為是卑鄙行為這麼簡單，而是走到擲蛋人面前與他打起上來，他身旁的保鑣亦要充當拳證，而整個過程，都被傳媒在當日新聞播放。

身為副首相，竟然對擲蛋人士打起架來，這是如何有失身分的事，貝理雅當年的選舉工程幾乎被彭仕國怒髮衝冠的行為毀掉。由於受到英國輿論的一致指責，彭仕國為了止血救亡，在打架事件後的翌日，他就公開向公眾就打架事件道歉。還好這件事止血得快，並未有對工黨選情構成進一步傷害，貝理雅和白高敦才沒有被彭仕國連累，彭仕國本人的副首相位置亦能維持到貝理雅退下為止。不過彭仕國與擲蛋人士打作一團的事件，就成為了彭仕國之後從政的污點。而英國人，亦當然不會支持這種不夠冷靜的人擔任英國首相。

身手要好

伊拉克記者把鞋掟向小布殊時，小布殊不單成功閃避那對飛來的皮鞋，還能事後講出記者所掟的鞋碼，令不少人對小布殊的身手擊節讚賞，甚至將他的身手，與電影《二十世紀殺人網絡》男主角奇洛李維斯相比。奇洛李維斯的輕功只是電腦特技，但小布殊是沒有事先排練，貨真價實的真人示範，小布殊這位空軍出身的總統，輕功之好大概可以去拍電影。

查實這種身手，不少經常要面對各類型抗議群眾的名人都會有，在去年八月，微軟行政總裁Steve Ballmer，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進行演講時，期間有台下聽眾向他擲了足足三隻雞蛋抗議，指微軟在匈牙利，拿了匈牙利人的錢，要求微軟把錢退還給匈牙利人民。不過Steve Ballmer這位行政總裁，身手絕對比得上布殊，他一隻蛋都沒有中過。事後還笑笑口說，這位朋友所擲來的蛋是友善的搗蛋。

而Steve Ballmer所任職的微軟，本身是不少國際社運人士的抗議對象，惹火程度與美國政府本身不相上下，Steve Ballmer的前任，亦即微軟的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參與一項會議，正準備走入辦公大樓時，突然被法國籍的示威者Noel Godin擲蛋糕，當時蓋茨滿面都是蛋糕，情況非常狼狽，要在保安護送下急急走進大樓，事後還有好事之徒，將他被擲蛋糕的狼狽相寫成電腦遊戲。或許自這件事後，微軟一眾高層都有心理準備，隨時會變成襲擊目標。因此，Steve Ballmer在十年後，在歐洲遇上擲雞蛋抗議的群眾時，他可以輕身閃避飛來之蛋。當知道自己是惹火人物，或身處惹火機構時，練得一身好輕功，都可謂職業需要。那布殊可以輕易避過伊拉克記者擲來的臭鞋，那又有什麼值得好大驚小怪。

永遠保持幽默感

不過，遇上飛來之蛋可以用輕功避過，或許只是基本功，能夠笑對示威者擲來的東西，再用來證明自己才是有頭腦的領導人，這樣轉「危」為「機」，令示威者的抗議聲音化為自己的助力，或許才堪稱最爐火純青的應對方法。

在阿諾舒華辛力加在二零零三年宣布參選加州州長前，他是人所共知的大隻佬，動作巨星，大部分電影都是打打殺殺，與政治談不上什麼關係，甚少人認為他有能力擔當加州州長一職。而在他宣布參選後，於南加州一間州立大學發表演說，由於他曾經支持削減拉美裔移民福利的法案，現場有學生，以及拉美裔示威者向他擲雞蛋，以阿諾舒華辛力加的身手，如果他像彭仕國般，與示威者打作一團，恐怕沒幾個人是他的對手，但他只是脫下西裝，然後用開玩笑的語氣，問這位示威者要煙肉。

在美國人的早餐中，除了有雞蛋，還一定有煙肉之類的肉類。而阿諾舒華辛力加用美國人吃早餐的習慣，以智取而非力敵來令反對他的人無功而還，令人刮目相看，而之後阿諾舒華辛力加的政綱亦能夠向加州選民證明，他不只是動作巨星，而且也是一位能夠解決加州當時一塌糊塗財政的人，因當時州長戴維斯，把加州財政搞得一團糟，選民忍無可忍才運用州憲法的權力，要搞罷免公投把他推下台，最後阿諾舒華辛力加成功擊敗民主黨的原州長戴維斯擔任新州長，並連任至今。若論幽默感，同樣屬於共和黨的阿諾舒華辛力加，還比以嬉皮笑臉回應擲鞋記者的小布殊，還高一個級數。這也是不少人談政治公關時，定必談到的經典事例。

正所謂入鄉隨俗，在金融海嘯後，中國的大國地位得到不少人的肯定，既然做得到，在歐美等地遇上這類飛鞋、飛蛋、飛蕉的事是無可避免。溫家寶在四川地震期間所做的一連串親民騷，可以看到他對如何面對電視鏡頭已經相當熟習，要見大場面問題不大。不過，不習慣歐美示威者，動輒向大人物動鞋動蛋的作風，恐怕苦心營造的公關形象仍然毀於一旦。似乎中國領導人，也要一如西方大國的領導人，學習一下，如何面對示威者擲來的東西而不會動氣。當溫家寶下次可以像小布殊、阿諾舒華辛力加般笑對飛來的臭鞋時，那時中國就真的稱得上走向世界。溫家寶，似乎仍要下一些苦功。

負債高設備差 盈科私有將如何？

作為一個研究電訊公司的資訊科技專欄作家，早在二零零零年李澤楷以盈科數碼動力收購香港電訊，阻截新加坡電信的收購開始，我已經難以對李澤楷的收購表示同意。始終盈科數碼動力，手上除了數碼港項目，並未有實質經營科技的經驗，不知他什麼實質技術可以如何令一間老牌電訊公司邁向新時代。

發展須重鋪網絡 涉資龐大
而令人遺憾的是，李澤楷在入主香港電訊以來，除了不斷進行財技操作，以及在IPTV（亦即大家所知NOW寬頻電視）技術有所進步外，不見李澤楷為香港資訊科技界帶來什麼驚喜。姑且不論李澤楷在私有化過程是否涉及舞弊行為，這次私有化對電盈，對李澤楷，以至對小股東純粹一場賭博。政客在協助小股民反對私有化時，有可能只是協助小股民參與一場高風險的賭博。

首先，除非李澤楷再度提高私有化作價，否則電訊盈科的股價在未來日子，只會繼續沉淪，翻身機會不大。皆因現時電訊盈科入屋固網線路，以舊式電話線為主(UTP Cat 3線)，採用是頻寬有限的技術(ADSL,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與競爭對手城市電訊香港寬頻採用的UTP Cat 5(頻寬極大)線甚至光纖相比，電盈日後要有發展，定必涉及大量資本投資，需要投資大量金錢在網絡翻新，將光纖線路鋪入屋。

但以電盈現有高達二百四十億港元的負債，試問電盈何來資金進行全港性網絡升級？在較早前，無線接達技術（BWA）的牌照競投中，根據電訊管理局公布的資料，一向自行投牌的電盈竟然要與和記合組合資公司競投頻譜，而電盈的競爭對手，包括成功投得牌照的中移動香港及CSL，以及未能成功投得牌照的數碼通和城市電訊香港寬頻，都是獨資的，根據傳媒報導，電盈此舉是為了避免投放過多資本在第四代網絡之上，可以見得電盈處境之不利。

這次電盈私有化失敗的結果，一是眼看電盈無力進行網絡升級，公司的價值漸漸流失，一是小股東就要接受供股集資，筆者想問那些協助小股民政客，他們在協助小股民前，有沒有分析清楚香港電訊業界發展前景，以及拒絕私有化，小股民所要承受的實質風險。若論李澤楷不道德，筆者恐怕這眾政客亦相差無幾。

但李澤楷與中國聯通聯手，將電盈私有化同樣令人大惑不解，因為電盈這樣老的網絡，查實很多投資者都沒興趣將錢投進其中，李澤楷和中國聯通在可見將來，要全數負起日後電盈升級網絡的資本費用。

而李澤楷和中國聯通聯手將電盈私有化後，他們雖然可以得到私有化成功特別派息，但根據筆者對電盈發給小股東通函的理解，這筆派息實際上，李澤楷所得到的那筆就是給小股東那筆錢，而網通的二十億得益也是延遲支付（Deferred Payment），並不即時入袋。

前路險 萬名僱員飯碗堪虞
而由於現時小股東，查實都同時負擔電盈債務，而在李澤楷和中國聯通成功私有化後，不單收購股權，更同時一併承擔負債，金額高達三百九十二億港元，筆者想問，這樣高的負債，除非李澤楷一早另找到新的資金來源，否則誰來付新債以及升級網絡所造成的資本成本？投資科技絕對要燒錢的，李澤楷到底帶領電盈往何處去，令人大惑不解。

由於電盈仍是香港一大僱主，而電盈接受私有化也好，拒絕私有化也好，當中的商業決策風險都大得可怕，隨時對電盈所僱用過萬名資
訊科技從業員飯碗有所危害。李澤楷不論有否造票也好，他應該在金融海嘯期間，向公眾講清楚，他到底想帶電盈這個科技旗艦往何處去。畢竟電盈的前途，不只牽動個別股民的利益，更涉及這麼多家庭的飯碗，這才是更值得公眾關注的問題。

組織時代的正式終結

在周日早上，網民為骨幹的群眾，由長沙灣徑經播道會恩福堂，再經長沙灣道遊行至太子明光社總部，抗議宗教界人士在《家庭暴力條例草案》以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的立場。根據警方向《南華早報》透露的數字，參與人數超過一千人，遠遠超出主辦團體的預期。

這次是一次歷史性遊行，除了這是香港首次因宗教爭議觸發遊行，亦是首次由網民主動自發組織，並能夠動員這麼多群眾的遊行，連去年的淫照案觸發的網民遊行，都未如此多人參與和有組織。就算主流政黨和評論員，也只是提供有限協助，而未成主力。這次遊行由網絡政治動員而言，別具意義。

Facebook動員群眾

筆者在數年前「七一遊行」後，根據「快閃黨」的組織原理，提出「組織終結」之說，指出互聯網由於在資訊流通上的便利，代替了傳統組織在資訊傳遞上的功能，因此組織政治活動不一定再需要組織來動員，相反，網絡上的個別人士，可以就個別議題進行自發動員。

中國的網絡自由比不上香港，但中國利用網絡來取代組織，動員政治活動卻比香港來得早，中國網民慣用的QQ也是當中的關鍵。在QQ軟件中，有一個叫QQ群的功能，可以很容易將關注個別議題的網民連結起來，並提供可靠的通訊途徑。而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件，過往就是缺乏這類群組功能，欠缺了一個「殺手軟件」（Killer application）去實現隨意、鬆散，但有效的政治動員。

Facebook的普及成為了一個轉捩點，Facebook的群組不單很容易就個別議題發動聯署行動，顯示個別政治議題的關注程度，亦可以利用Facebook去動員群眾參與政治行動，甚至共商對策，情況就與中國的QQ群一樣，這正是網絡政治動員可以正式脫離政治組織，甚至傳媒策動的關鍵。

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網民自發組織「口投民建聯，票投社民連」的行動，也是Facebook成功策動網民的最佳示範，這不單令香港傳媒大跌眼鏡，民主派亦受益於網上組織之助，令是次選舉取得理想成績。網民策動這次組織大遊行，是利用Facebook上的聯繫方式，進行實質會面和會議。

政治化妝師廢武功

另一方面，這次遊行前，傳媒並無作出顯著報道，在遊行後，有個別傳媒寧願花時間和篇幅報道民建聯組織只有十多人參與的反電盈遊行。但主流傳媒不報道己經無關宏旨，因為這一代人的網絡群眾，平日很可能不看電視，亦不信任主流傳媒報道，情況一如馬來西亞，儘管親當權者的財團壟斷了當地主要中、英、巫文報章，但過有重大政治事件，大家寧可看網絡傳媒《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都不看主流傳媒。

當群眾有能力自行動員，亦有能力自已透過互聯網搞傳媒時，政府那些所謂「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根本己經廢了武功，因為Spin Doctor要發揮效用，就要靠影響主流傳媒的編採方針，但現時互聯網上什麼傳媒都有，試問Spin Doctor能影響誰？

無論如何，2月15日千多人參與的遊行對香港政治生態是一次重要里程碑，我們會漸漸發現，傳統的遊戲規則和政治武器，都無法應付這嶄新的年代。利用互聯網來動員群眾，已經由學者理論層面的分析，發展至可供實務操作的一門學問。

四川災區撥款特區議員失職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本月通過發展局提出的四川地震重建基金撥款要求，增撥四十億港元入基金之中，連同去年七月所撥的二十億元撥款，令香港納稅人花費在去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的款項高達六十億元。

在去年七月，筆者已經在這指出，四川賑災撥款是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條中，香港特區政府所有財政收入，只能用於自身需要。在去年七月，雖然西方各國已經開始受次按問題困擾，但當時尚未演變成金融海嘯，以當時香港的經濟環境，撥二十億元都已經有可能違憲。而現時香港各階層市民深受金融海嘯之苦，議員更多次要求政府，將原來注資入各小市民強積金戶口中的九十億元救市款項，改為直接注入市民的銀行戶口中，令市民可以即時受惠。既然如此，為何議員們竟可以批准，這筆完全應該用於香港市民其他方面切身需要的四十億元公帑？無論如何，香港特區政府的議員們，以至政府，都欠了廣大納稅人一個清晰的交代。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特區有不少中國籍立法會議員，都不獲廣東省公安廳發出回鄉證，除非個別特別理由，否則香港立法會議員是不可以隨時趕赴地震災區，代表香港人監察這筆公帑能夠得到妥善運用。既然議員們只能依靠香港特區官員的定期報告，才能夠知道這筆公帑如何使用，而特區官員所得的資訊，也只是來自四川省官員們，而中國官員的道德水平是眾所周知的。亦即是說，香港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都不可以妥善監督這筆錢的使用，立法會議員明知不能作出妥善監察，仍然撥出四十億元給政府捐給地震災區，那不是失職又是甚麼？部份沒有回鄉證的議員，沒有以職務需要為理由爭取回鄉證，又可以照樣批出捐款，確實不可思議。

由這件事可見，今天香港政府可以公然做出違憲的事件，甚至眾多有悖常理的決策，實在與立法會議員們的軟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在政治表演時如何顯出強硬、激進都好，面對偽民族主義的口號，立法會議員不分黨派紛紛低頭，如果香港市民指望這些不能擇善固執的立法會議員，來替小市民所有的公帑把關，實在不切實際。

香港何時變成獨裁者洗黑錢天堂？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通脹以天文數字計，全國霍亂橫行的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 Robert Mugabe ） ，被發現在香港大埔購置豪宅，並打算在中國開設鑽石加工場，為他倒台後奢華生活鋪路；穆加貝的女兒，則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到本港城市大學就讀。西方記者在香港追訪穆加貝夫人時，更遭到武力對待。

雖然世界各國致力吸引外資，招待來自各國的豪客消費和投資，但絕不是替那些惡名昭彰的獨裁者和貪污高官洗黑錢，或成為獨裁者倒台後的資金避難所。非洲不少獨裁者，搞得自己的國家民不聊生，賺這些不義之財只會令自己的國際形象蒙污。另一方面，不少獨裁者都與恐怖分子或一些非法武裝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被獨裁者搞得一團糟的國家，由於法治不彰，亦很容易變成索馬里般的盜賊溫床，因此，現時就算連瑞士都不再對獨裁者的資金加以寬容，像陳水扁的黑錢便是反洗黑錢組織艾格蒙聯盟（ The Egmont Group ）通報機制下，由瑞士、新加坡方面報給台灣當局。順便說一句，台灣、香港都是這反洗黑錢組織的會員，但中國不是。

在世界各國都為了防止津巴布韋變成另一個索馬里，致力聯手以國際壓力，迫穆加貝這個人下台，把政權交給一些較為正常的統治者時，香港卻讓這人的親屬在香港購置豪宅，中國讓這個人開設鑽石加工場，擺明中國沒有負起大國應負的責任，立志成為非洲或第三世界惡棍獨裁者的避難所，這不但令香港人蒙羞，而且本來國際形象已經不佳的中國，其國際道德形象會更形低落，試問日後還有誰會尊重中國和香港？這樣不尊重國際行事準則的大國崛起，不可能受到世人歡迎。

要保留香港和中國的國際形象，現時港府應該當機立斷，拒絕再向穆加貝以至他的家屬發出簽證，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而中國當局亦應拒絕穆加貝在中國的任何投資，站在西方國家的一邊，迫穆加貝交出權力，並協助南非等國處理穆加貝留下的爛攤子。如果香港還讓穆加貝這些人到訪，恐怕從他身上所賺到的，還不及他對香港國際形象所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等到西方有人發起杯葛香港行動，才去不歡迎這人就太遲了。

的士裝閉路電視 問題多功效小

較早時，有一位笨賊，妙想天開在紅磡海底隧道打劫的士，當然，由於的士司機反抗，加上紅磡海底隧道長期過於擠塞，令疑犯插翼難飛，當場被捕。

在這次劫案後，的士司機的個人安全問題再受關注。不少司機都反對裝設成本較便宜的保護膠板，相反傾向安裝閉路電視。以現時小型鏡頭和Flash Memory技術，確實不難辦到。不過筆者作為科技人，對的士司機組織的建議極為保留，建議不單功效不大，而且有可能令乘客私隱受損。

存在技術性問題

首先，除非的士司機長期打開車廂的燈光，但一般的士司機都會熄燈，既然如此，的士內的環境便相當陰暗，除非動用極為昂貴的閉路電視系統，否則筆者對拍攝得來的畫面質素能否達致有效檢控相當有保留。

但如果匪徒是有心來打劫，他根本不怕閉路電視系統，只消戴上一個口罩，整個系統便完全功虧一簣，難道香港要立例禁止的士乘客佩戴口罩嗎？香港這個經常被流感和沙士威脅的城市，相信的士司機都不敢提禁止戴口罩這回事。

現在的士安裝閉路電視之所以可行，因為現時Flash Memory太便宜，而Flash Memory不怕的士避震系統不理想，在行車過程所造成的震盪。問題亦在這裏，如果系統只是用一般SD Card或Compact Flash Card，那麼士司機或個別修車師傅便很容易取得閉路電視錄像內容，倘若當中有一些涉及名人私隱，那的士司機或會錄像內容賣給傳媒，在網上公開傳播。日後，有知名度的人為求保護私穩，可能選擇不坐的士，因為洩露私隱風險實在太高。

另外，如果的士閉路電視影帶外洩，到底是誰要承擔當中民事責任？私隱專員公署要追究誰呢？到底由車房負責，還是由車主負責，還是由個別當更司機負責？當中的責任問題有理說不清，一旦出了洩漏私隱事件，各方一定爭相推卸責任，那私隱被侵犯那個人就有冤無路訴。

難防濫用閉路電視

此外，由於乘客預期了車上有鏡頭，司機有可能在一些不應該安裝鏡頭位置，暗地安裝鏡頭，但內容並非作保安用途，比方說是作偷窺用途，那麼對女士們可謂莫大的威脅。

不要以為筆者危言聳聽，自去年11月市區的士實施短加長減以來，筆者仍然發現不少市區的士仍未作適當調校，司機要利用運輸署提供的換算表計算車資，政府人員不見得會隨時隨地檢查的士的內部系統，確保車主不會濫用閉路電視。

筆者雖然是一個科技人，但任何科技人都要時常警惕，科技並非萬能，有些事情可由資訊科技提供解決方案，但方案未必是最佳解決方案，皆因任何技術都有本身的限制，或有部分技術的副作用很難控制。

如果科技所帶來的問題遠比所帶來的好處來得多，那就不能動用科技，而是使用傳統解決方案，像的士防賊閉路電視，便是一個弊多於利的技術，筆者並不贊同。

事實上，香港與英國一樣，已經滿街都是各類型閉路電視系統，就連巴士上層都有一個閉路電視鏡頭，這麼多鏡頭就如科技驚慄小說的Big Brother一樣，侵犯每一個人的個人私隱，試問這是不是原先技術發明的目的？閉路電視除了帶來恐懼，不見得帶來太平盛世。

民主派要拒絕李澤楷嗎？

吾友蔡子強，在2月9日〈巧取豪奪的故事〉一文中，指電盈主席李澤楷長期大玩財技，空有才幹卻用於歪路。他將李澤楷和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作比較，指李澤楷所得都是不義之財，李澤楷與民主派親近只不過在找遮醜布，民主派應該與李澤楷保持距離。

微軟很道德？

在公元2000年，李澤楷打算與新加坡電信爭奪香港電訊控制權時，筆者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反對這宗收購，至今立場不變。筆者過往亦公開批評李澤楷以及電訊盈科不少做法，但這次，我認為有必要為李澤楷講句公道說話。

儘管蓋茨捐了他財產的大部分，包括微軟主要股權作慈善用途，但如果可以因此認為蓋茨比李澤楷玩財技來得高尚，這恐怕並非資訊科技界人士一貫的理解。

微軟公司在資訊科技界的聲譽，恐怕比只玩財技的李澤楷來得差很多。微軟公司過往藉Windows作業系統的壟斷優勢，消滅其他競爭對手，例如Netscape、Real甚至連蘋果也差點沒頂，與此同時，又不斷阻撓開放源碼(Open Source)運動，這樣的作為，難道就叫比李澤楷高尚？微軟公司為了在中國反盜版，既不向中國提供廉宜作業系統，但又大搞黑屏行動，以近乎黑客手段入侵他人電腦來反盜版，難道又叫高尚乎？照蔡子強的邏輯，是否世界各國都應拒絕蓋茨基金會的捐款，因為蓋茨得來的錢，都是巧取豪奪，同樣是不義之財。

另一方面，在選舉中，大家都是選俗人，而不是選聖人。如果蔡子強認為莫乃光得到李澤楷支持不可接受，那譚偉豪得到中聯辦的支持、葉劉淑儀之流的支持，難道因為莫乃光背後的支持者不夠完美，並不合乎聖人的要求，因此就要把票投到一個更爛的人？這樣可是大家認識的民主政治？更何，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的選舉只是小圈子選舉，連民主選舉也不是。

香港泛民主派長期以來的問題，就是缺乏工商界支持，不論財政上，還是其他方面的支持，來來去去都只兩三個「金主」。如果照蔡子強的標準，只有道德如聖人的商界人士才能支持民主，那香港民主派就永遠只是在清談，根本做不了任何事，因為香港沒有商界人士合乎蔡子強的要求，那保皇陣營就永遠稱霸下去。世上沒人是完美的，只要能夠為民主運動做事，我們都應廣納百川。正如蔡子強由蓋茨捐了身家，忘卻微軟在資訊科技界的惡名，李澤楷有天或可能是締造香港民主的關鍵人物，現在這樣判定他實在太早了。

建議銷售稅 專業團體只顧私利

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夕，不同的政團和專業團體，都會走出來公開表達對財政預算案的期望。政治團體和政黨提出的方案，當中有些是不切實際，不過筆者尚可理解，皆因政黨和政治團體還得向他們的支持者負責。

不過，不知由哪裡吹來的歪風，有個別專業提出的建議和主張，赤裸裸地為所謂業界利益張目，乖離公眾利益。而香港稅務學會會長龔永德，最近提出重新研究銷售稅來擴闊稅基，便是當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例子。

金融海嘯下的財政政策目標

不論是右派主張的減稅、退稅救市，還是左派主張的增加福利和政府工程，雖然兩者理念並不相同，但兩者的目的卻相當一致，那是藉刺激民眾消費，來增加國民所得。而對政府而言，真正的稅基並非有多少人被納入稅網，而是民眾整體國民所得基礎。如果大多數民眾，因缺乏信貸引導的消費萎縮而失業，既然無薪酬收入，談不上交稅和消費，那談什麼擴闊稅基都是枉然。因此，任何關於財政政策，特別是鞏固稅基的主張，正常而言，都不應該令消費進一步萎縮，否則不能夠達致政策目標。

在保住就業的財政政策前提下，龔永泰的主張根本不合邏輯，皆因任何銷售稅都會令香港人的消費意欲減少，亦會打擊中國遊客來港購物的意欲。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相比，其中一大優勢就是香港對大物品貨品，包括奢侈品不收關稅，亦沒有銷售稅，這優勢都保住零售業和旅遊業的飯碗至為重要。由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龔永泰的主張毫無合理性可言。

反之，由於引進銷售稅後，香港各大零售企業都要更改內部會計系統，以便準備評算每日營業期間所收的稅金，並方便與稅務局對數，換言之，龔永泰所代表的香港稅務學會的會員，包括稅務會計和律師，就會是新稅制的受惠者，至少能夠在金融海嘯下逆市求得出路，但為了他所代表的組織會員的飯碗，而提出犧牲全香港人飯碗，這樣有悖常理的建議，肯定不是公眾對香港稅務學會的期望。儘管龔永泰同時有提出擴大免稅額的建議，但能否彌補到銷售稅對公眾帶來的損失，頗成疑問。

專業組織工會化

近年不少專業組織，以至立法會專業功能組別之所以令公眾厭惡，皆因這些組織都變得工會化，他們先顧著會員，甚至個別勢力雄厚會員的利益，而將公眾對他們所屬專業的期望，以至長期以來專業所抱持的操守放諸一旁，當專業組織濫用公眾對專業的信任，隨便向公眾發出為謀一己私利的言論時，最終公眾都會發現當中的問題，亦令專業在公眾的形象大打折扣，公眾亦對專業界別留在功能組別的必要性有所質疑。

在眾多專業功能組別中，公眾始終最尊重法律界，法律界代表並非全無維護本身利益的言論，但法律界代表很多時利用其專業知識，為社會公義發聲甚至不惜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辯論，為的是全港市民的權利，這是符合公眾對法律專業代表的期望。

筆者希望其他專業組織，在海嘯期間不要只想著如何乘政府救市之便，只想著業界利益，而忘卻了專業之所以是專業，皆因他們有著與其他行業不同的道德要求，公眾才默許他們享有一些專有權利。如果他們把這些道德要求置諸不顧，公眾亦不一定會繼續支持這些專業繼續擁有專有權利。

美國數碼電視鬧劇的啟示

近日，美國電訊界人士、電視台、消費者權益團體與政客，就數碼電視的過渡時間表爭吵不休。消費者權益團體和政客，以數以百萬計美國人（主要是鄉郊地區、老弱清貧的人）還未駁好數碼機頂盒為理由，要求延遲停止模擬訊號發射的時間，由原定的本月17日推遲到6月。國會參眾兩院已經通過法案，落實6月才停止模擬訊號發射的決定，目前只等總統奧巴馬簽字。

過渡期安排須審慎

但有部分電視台已經決定照原定計劃停止模擬訊號廣播，皆因同時發送模擬和數碼訊號的成本不菲。電訊界人士投訴新法案阻礙他們建設新的4G系統，因美國的LTE流動寬頻網絡是使用模擬廣播部分頻段，一天不終止模擬訊號，一天都不能落實建網。執法人員由本月17日開始，同時利用原有模擬訊號頻段進行通訊，可能令情況一團糟。

按照電訊管理局計劃，2012年就會終止數碼廣播，屆時特區政府會否將模擬發射站所用的700MHz至800MHz頻段，仿傚其他國家拿去拍賣？一旦中國內地都有意這樣做時，香港電訊管理局很難不跟隨。如果特區政府有意對700MHz以上的頻段進行拍賣，最終全港結束模擬廣播的話，政府應該早點部署，不要等到頻譜已經拿出去拍賣，還未完成過渡。

美國在2005年通過法例，下令今年停止模擬電視訊號，並推出一個40美元的津貼計劃，老人和貧窮人士可以向政府申請40美元的現金券購買解碼盒。問題這個計劃涉及官僚程序相當多，那些不懂調校影音系統的家庭，亦沒有人可以為他們安裝解碼器，結果很多人未有如期使用現金券，拿着過期現金券去商店買解碼器又遇上麻煩，整件事一塌糊塗。筆者絕不認為，由政府直接資助老人家購置解碼盒，是合理的做法，對社會也沒有太大好處。

解決這類數碼隔膜問題的行動，業界出手遠比政府為好，業界如希望儘快完成香港電視廣播數碼化，除了督促兩間電視台改善覆蓋外，亦應組織義工隊，向老人家和窮人提供解碼盒，以及相關技術支援服務。由業界自行出錢，遠比政府出錢為好。此外，政府如果要採購解碼盒，必須謹慎處理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問題，例如決定向那一間廠商購入，程序及監察是否到位。香港人始終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這回事相當忌諱。

及早公布終止日期

筆者另一方面感到奇怪的是，現時電腦用的數碼電視USB手指極為便宜，售價為300港元左右，家有電腦人士應該很容易升級，但為什麼解碼盒的售價仍然維持1000元以上？在電訊管理局登記名冊上，只有一堆升級版解碼器，沒有基本版解碼器，廠商是否打算等政府公布終止模擬訊號的日期，才推出基本版解碼器，應付普羅大眾的需要？

如果政府的公布太倉促，恐怕屆時混亂的情況很難處理，政府應儘早就終止模擬訊號發射日期表態，這樣等廠商早點推出基本上版解碼器，香港有一點比美國好的是，美國一早公布有關日期，但便宜的解碼器要等到去年初才能上市，美國聯邦通訊管理局沒有看清楚市場狀況就推終止訊號日期，成為了這次鬧劇的主因。香港早有一堆解碼器上市，表態愈早愈能減少那些不論左右、聲稱為基層請命的政客，屆時找政府麻煩，要求政府動用公帑來為自己領功的機會。

美國已經示範了一次，胡亂停止模擬電視訊號廣播的鬧劇。港府應引以為鑑，早日妥善安排。如果港府做得比美國更亂，恐怕這件事沒有人會同情政府。

香港政改方向 中央權爭決定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及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近日都公開放話，指中央可以接受在二零一七年，在沒有篩選機制下普選行政長官，並表明中央政府有心理準備，接受一些中央政府未能接受的人當選行政長官。

當然泛民主派對曾鈺成和葉國謙的放話不以為然，除了因為現時中央政府未有派出重量級人物放話，表明這是中央政府立場外，民建聯中人的風派作風，泛民也不是未見識過。在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多名親建制要人慷慨激昂投身民主運動，程介南更一度擔任支聯會常委，但六四槍聲過後，趙紫陽被罷黜已成定局時，就非常積極攻擊泛民主派。有這樣不愉快的過去，泛民主派不相信葉國謙和曾鈺成的言論可以理解。

葉國謙和曾鈺成的立場，能否真的是中央立場，甚至在最終政改方案中成為泛民主派與中央政府的共識，這查實很視乎中國政改以至權鬥的結果。

政改前後中央立場天淵之別

現時香港政制，以至泛民主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惡劣關係，查實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產物，由李柱銘和司徒華被委任為《基本法》草委，可以看到趙紫陽為首改革派當權時，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治派系有著相當大的包容性。在八九六四後，中央政府當權者為防堵中國政治改革支持者成為香港權力核心一員，才對泛民主派採取強烈打壓政策。

而在六四槍聲二十年後，雖然中國已成經濟強國，但多年來經濟急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以至新社會結構，已令中國進入一個政治十字路口。中國必須在政改與否作一抉擇。倘若中國選擇政改，那繼續打壓泛民主派並無意義，相反香港需要成為中國政改的試點城市之一，那對中央政府而言，特首篩選機制根本無意義，並不存在出現中央政府不接受特首人選的可能性。至少不會出現在競選時，連回鄉證也沒有的行政長官。

但如果中央政府權鬥結果，結論是不理社會矛盾有多深，不實行政改，那將會是另一個光景，屆時中央政府政策只會更加打壓社會異見聲音，而對香港政策上，不只行政長官選舉的篩選機制是必要條件，特區政府更可能面對訂立《基本法》廿三條相關法律的壓力。當出現這種情況，葉國謙和曾鈺成等人就會一如既往，立即改變立場，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因此，葉國謙和曾鈺成等人，或許收到中央政府個別高人指點，宣示政改方案立場上有商量餘地的立場，但最終他們會否把他們的主張兌現，並實踐到底，仍然要視乎在未來一段日子，中南海對政改方向爭論的結果。中南海諸公爭論的結論，不單影響香港政制的未來，亦會影響中國的未來。

曾蔭權突然延遲二零一二年的政改諮詢，或許並非中央政府有拖延政改，而是中國政改與香港政改之間，有太多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在中央政府未對中國未來的方向有所結論前，曾鈺成等人的立場可能經常出現轉變，未來數月，來自中南海各派的所謂消息人士放出的「消息」亦會滿天飛，令香港人疲於奔命，而曾蔭權亦不可能宣示香港未來的政改方向。當曾蔭權正式提出政改方案時，相信當權者決定中國走向那一方，亦應該方向相當清晰明朗。

智能交通系統遲遲未出的主因

在上月13日，譚偉豪在本版發表了《以 ITS 解開隧道流量不均死結》，建議政府投資30多億公帑建立智能交通系統，藉此解決三條海隧流量不均的問題。

筆者明白，譚偉豪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為了應付選民的訴求，作出任何公共政策建議，無可避免與業界利益有關。不過，如果只為業界求取利益，而未有作出仔細的政策研究，作出不負責任的公共政策建議，不單只會徒增笑柄，而且只會令公眾對功能組別代表更形反感，折損了專業界別功能組別代表公信力。

隧道存在政策死結

首先，現時三條隧道流量不均的主因，並非缺乏智能交通系統，而是三條隧道分別由政府、以及另外兩個財團擁有，而政府擁有的紅磡海底隧道的流通費特別便宜，財團擁有的西隧就昂貴得令人咋舌，令不少汽車，特別是營業車輛全部擠到紅磡海底隧道，要 ITS 發揮效用的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必須是東隧和西隧都被政府收購經營，隧道流通費用劃一才可。如果這政策先決條件不存在，要求政府投資30多億納稅人公帑在一個大白象工程上，這本身已是不負責任建議。

此外，要有效將紅隧的交通流量分流到東隧和西隧，港島北部以及九龍的幹線公路必須有效運作，但現時港島北部四號幹線維園道至干諾道中段，由於道路設計問題，已經出現嚴重擠塞，除非中環灣仔繞道完成工程，否則 ITS 如何發揮效用真成一大疑問。

另一方面，根據運輸署網頁公布的數據，東隧的平均流量接近七萬，已經相當接近東隧的設計容量七萬八千架次，東隧可能未來也會出現紅隧一樣的問題，西隧的設計容量有十一萬八千架次，現時西隧流量約六萬架次，只要將部分紅隧車流分流，一樣會接近飽和，根本最有效解決問題，兼促進經濟方案是興建第四條海底隧道，並且在興建第四條海底隧道時，再整頓港島北部和九龍的幹線交通系統，在這個時候再加上智能交通系統也不遲。

GPS受制香港環境

除了交通流量問題，譚偉豪在提出ITS設計時，亦忽略了由於香港高樓大廈密集，汽車要接收準確的GPS衛星導航訊號並不容易，這也是政府多項智能交通系統測試難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現時香港手機用戶所使用的 GPS 導航功能，很大程度上是輔以 3G 網絡定位功能的 Assisted GPS ，換言之，要智能交通系統真正取得成功，是需要香港手機用戶大多數都購置具備Assisted GPS 功能手機，再加上電訊營運商合作才能成事。

當 Assisted GPS 技術成熟至適合香港應用，香港的公共巴士、小巴、私家車以至貨車才能真的受惠於智能交通系統。請問譚偉豪在發表他的意見前，有沒有就 Assisted GPS 以至智能交通系統使用上的困難，作出充分的研究和評估？

雖然不少業界代表，希望譚偉豪的政策建議能為業界爭取更多政府工程合約，但筆者必須強調，納稅人的錢是屬於全港市民，並不是拿來給財團分配的大餅，任何的政策建議都要考慮到是否可行，以及能否用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