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金融海嘯陰影籠罩的2009年已經過去，很多人都期望2010年將會是平穩的一年。
期望還期望，現實還現實，特首曾蔭權在北京述職期間，已經警告香港在2010年年中有可能出現雙底衰退，但經濟問題還不是最令人感到困擾，2010年將是中國和香港政治發展關鍵的一年，如果在明年有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當政者無法回應民眾的訴求，筆者恐怕2010年將是驚心動魄的一年。
中國網民 助伊朗示威反政府
近日伊朗多個城市爆發反政府示威，警民屢次發生衝突，而最關心這件事的，除了伊朗網民，在Twitter上出現大量中國網民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的奇觀。在#iranelection這個Twitter標籤中，有大量中國讀者或由中文讀寫轉發或繙譯的信息，而#cn4iran這個標籤，一度列入人氣榜十大之列，在Twitter被中國當局封鎖的情況下，大量中國網民支持伊朗民眾可說是奇觀。
而最令當政者嚇出一身冷汗是中國網民的言論，他們不單不斷將伊朗現政權，與中國當局的各種作為作出比較，中國網民甚至在學習伊朗民眾如何利用互聯網突破消息封鎖，以及發動大型群眾運動。而聲援劉曉波的短信，亦出現在Twitter兩個與伊朗有關的標籤串中。由此可以見到，在中國當局重判劉曉波後，中國民眾已經對和平談判達致政治改革再沒有期望，筆者相信不少網民已經考慮類似伊朗式的激烈行動，中國局勢有可能由一次偶然事件，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特別中國網民的破網能力，已經去到援助伊朗民眾破網的地步，筆者對中國當局的封網能力表示懷疑。
經濟難維持增長 社會怎穩定
如果中國還不盡速表示會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筆者相信群眾對現況愈來愈不耐煩，而曾蔭權的雙底衰退警告，很可能是基於中國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而作出，當中國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時，哪中國還靠甚麼維持社會穩定？2010年中國出現突然其來的政治突變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在新年伊始之際，香港人應該對此有所了解和準備。
在中國民情出現暗湧之際，香港的五區公投，以及80後政治抬頭，不單會對香港政治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這兩大因素亦可能會對中國出現暗湧的民情帶來了影響。
80後推公投 或影響國內民情
雖然現時港大民調顯示，公民黨和社民連聯盟搞的五區公投，未得過半市民支持，但現時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宣傳機器尚未正式啟動。而且五區公投的出現，某程度是80後政治抬頭的副產品。80後政治的其中一大特色是行動主導，而且無所畏懼。當西南政法大學的香港學生夠膽在重慶，舉起聲援劉曉波的標語，而一群80後年輕人夠膽玩到羅湖邊防人仰馬翻時，這反映中年人普遍因懼怕北京反對而反對公投的心態，在年輕人心目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80後的熱情支持下，五區公投不單會繼續主導政改討論，而且有可能令公眾改變，特別在劉曉波被重判後，有不少中年都對中國當局感到絕望，他們或會有80後一樣的想法。
而如果五區公投真的成功實施，並對特區政府構成重大壓力的話，那將是在中共管治下的地區首次成功人民行使主權，那對中國的民眾會有深遠影響，80後的行動為本模式亦可能傳入中國，因此，中港政治明年如何互動，將會主導明年以至未來數年中國和香港局勢。未來一年將是刺激而關鍵的一年，一般人想明年平安度過的話，恐怕在大氣候下是有點奢望了。
2009年12月31日 星期四
中國的「推民志願軍」
近日伊朗局勢風起雲湧，雖然主流中文傳媒都不當伊朗近日反政府示威是一回事，但中國的 Twitter用家，他們自稱是推民，於是造就了中國網絡史上一項創舉。大批越過中國防火長城來到 Twitter世界的網民，不但觀看伊朗人如何搞革命，還積極利用 Twitter來聲援伊朗人民，怒斥中國中央電視歪曲事實，除了令#iranelection的 Twitter標籤入了十大，連中國人支援伊朗的標籤#cn4iran亦成為了熱門標籤，連伊朗網民都多謝中國推民在這方面的協助。
參與了伊朗民主運動
中國推民的熱情舉動，以及推民不斷將伊朗現時的民主運動，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作比較，與石首事件作比較，可以見到中國推民們這次協助伊朗人民爭取民主，不是旁觀者趁熱鬧行為，而是映照出他們對現時中國局勢的高度不滿，甚至希望由伊朗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終有一天像伊朗人一樣無畏無懼走上街頭，把民主和自由帶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在 Twitter上其中一句口號便是今天我們在德黑蘭戰鬥，明天我們在北京戰鬥，這次互聯網上的國際政治大串聯是非比尋常的。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推民很大程度上，實際參與了伊朗的民主運動，他們由伊朗人民與政府鬥法的經驗中，學到了一旦中國出現大規模網絡封鎖，他們應該如何處理，當局會如何鎮壓人民。當中國真的出現大規模民眾運動時，並不會再像一九八九年般，由一群知識分子堅持與政府對話為宗旨搞的和平運動，有可能參照伊朗模式，甚至比伊朗更激烈，特別在中國當局重判《○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十一年監禁後，不少溫和派都變成了清末皇族內閣成立後的立憲派，變成同情或支持革命的人。很大程度上，中國已經有一批人，將結束中共政權作為一個選項，不像以往還會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政體基礎下和平演變。
在二百多年前，法國政府派遣軍隊支援美國獨立戰爭，這些人在美國人身上得到啟蒙，並且將民主人權理想帶回法國，促成法國大革命。而中國這批「推民志願軍」受過伊朗的民主洗禮後，不論伊朗民主運動最終成敗，他們最終會將革命帶回中國，為中國未來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是中國重判劉曉波的代價。
參與了伊朗民主運動
中國推民的熱情舉動，以及推民不斷將伊朗現時的民主運動，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作比較，與石首事件作比較，可以見到中國推民們這次協助伊朗人民爭取民主，不是旁觀者趁熱鬧行為，而是映照出他們對現時中國局勢的高度不滿，甚至希望由伊朗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終有一天像伊朗人一樣無畏無懼走上街頭，把民主和自由帶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在 Twitter上其中一句口號便是今天我們在德黑蘭戰鬥，明天我們在北京戰鬥，這次互聯網上的國際政治大串聯是非比尋常的。
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推民很大程度上，實際參與了伊朗的民主運動，他們由伊朗人民與政府鬥法的經驗中，學到了一旦中國出現大規模網絡封鎖，他們應該如何處理，當局會如何鎮壓人民。當中國真的出現大規模民眾運動時，並不會再像一九八九年般，由一群知識分子堅持與政府對話為宗旨搞的和平運動，有可能參照伊朗模式，甚至比伊朗更激烈，特別在中國當局重判《○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十一年監禁後，不少溫和派都變成了清末皇族內閣成立後的立憲派，變成同情或支持革命的人。很大程度上，中國已經有一批人，將結束中共政權作為一個選項，不像以往還會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政體基礎下和平演變。
在二百多年前，法國政府派遣軍隊支援美國獨立戰爭，這些人在美國人身上得到啟蒙，並且將民主人權理想帶回法國，促成法國大革命。而中國這批「推民志願軍」受過伊朗的民主洗禮後，不論伊朗民主運動最終成敗，他們最終會將革命帶回中國，為中國未來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是中國重判劉曉波的代價。
2009年12月25日 星期五
ECFA兩岸人民都倒楣
由於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國民眾對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事實上沒有發言權，因此，表面看來，中國民眾都歡迎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不會像台灣一樣出現一浪又一浪的抗議聲音。
但幸好有互聯網，以及一些獨立於中國政府的海外傳媒，事實上，中國人真的想簽ＥＣＦＡ嗎？這也不是的。十二月廿四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張錄強所寫的《ＥＣＦＡ對大陸弊多於利，應當緩行》的文章，這位中國來的學者指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協定，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及政治考慮，不單會危害台灣的低端產業，同時也會危害中國的產業升級，只是把好處源源送到個別商人手上，但不論中國還是台灣的基層市民，都不會因ＥＣＦＡ得到任何好處，中國現時已經相當艱難的基層，生活只會更苦。
一如中國和香港簽署ＣＥＰＡ，除了讓香港大地產商、賣奢侈品商店賺個盤滿砵滿，中國官員的黑錢可以滾滾南下外，大家思考一下，香港和中國的ＣＥＰＡ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對香港又有什麼好處？事實上，除了少數當權的人外，以及當權者重點拉攏的富商巨賈，沒有人在ＣＥＰＡ一類協議中得到了好處。那些時常心繫中國的統派們，你們支持ＥＣＦＡ真的為中國好嗎？很明顯不是，現時台灣那些統派，已經惡化至他們事實上只是認同人民幣，為了錢可以將中國和台灣兩國人民利益棄於不顧，因此，很諷刺地，真的最關顧中國人民利益的，不是支持ＥＣＦＡ所謂的統派，而是一直堅持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至上，反對ＥＣＦＡ的所謂獨派。
正由於假貨統派實在太多了，因此，真正仍然顧念中國民生的人，應該與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未經公投便簽署ＥＣＦＡ協議，ＥＣＦＡ每一份具體協議內容，都必須經過仔細辯論和公投才能簽。中國因為政制問題，沒可能讓人民公投，那這些統派代中國基層人民投下反對票，又有什麼問題。ＥＣＦＡ可算是照妖鏡，那些借統一招牌騙人的假貨，倒是一下子全照出來了。
但幸好有互聯網，以及一些獨立於中國政府的海外傳媒，事實上，中國人真的想簽ＥＣＦＡ嗎？這也不是的。十二月廿四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張錄強所寫的《ＥＣＦＡ對大陸弊多於利，應當緩行》的文章，這位中國來的學者指中台之間簽署ＥＣＦＡ協定，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及政治考慮，不單會危害台灣的低端產業，同時也會危害中國的產業升級，只是把好處源源送到個別商人手上，但不論中國還是台灣的基層市民，都不會因ＥＣＦＡ得到任何好處，中國現時已經相當艱難的基層，生活只會更苦。
一如中國和香港簽署ＣＥＰＡ，除了讓香港大地產商、賣奢侈品商店賺個盤滿砵滿，中國官員的黑錢可以滾滾南下外，大家思考一下，香港和中國的ＣＥＰＡ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對香港又有什麼好處？事實上，除了少數當權的人外，以及當權者重點拉攏的富商巨賈，沒有人在ＣＥＰＡ一類協議中得到了好處。那些時常心繫中國的統派們，你們支持ＥＣＦＡ真的為中國好嗎？很明顯不是，現時台灣那些統派，已經惡化至他們事實上只是認同人民幣，為了錢可以將中國和台灣兩國人民利益棄於不顧，因此，很諷刺地，真的最關顧中國人民利益的，不是支持ＥＣＦＡ所謂的統派，而是一直堅持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至上，反對ＥＣＦＡ的所謂獨派。
正由於假貨統派實在太多了，因此，真正仍然顧念中國民生的人，應該與台灣大多數人民利益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未經公投便簽署ＥＣＦＡ協議，ＥＣＦＡ每一份具體協議內容，都必須經過仔細辯論和公投才能簽。中國因為政制問題，沒可能讓人民公投，那這些統派代中國基層人民投下反對票，又有什麼問題。ＥＣＦＡ可算是照妖鏡，那些借統一招牌騙人的假貨，倒是一下子全照出來了。
2009年12月19日 星期六
否決5區請辭 民主黨噩夢開始
民主黨在12月13日召開的特別黨員大會中，以大比數通過不會參與由社民連和公民黨聯手主導的5區請辭，變相公投決定政改方向的做法，只容許黨員以個人身份，為社民連和公民黨拉票。
雖然這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由第四代人的不滿情緒，以至對民主黨的政治道德資產而言，這才是噩夢的開始，不參與公投的日子，不見得比參與了公投，辭掉了議席來得易過。
行動乏力 遭民建聯攻陷
民主黨由本來香港首屈一指的大政黨，搞得現時在地區的實力逐一被蠶食，其中被嚴厲批評的一點是政治人物不夠勤力，亦不夠進取，因此才被擁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民建聯攻陷。
有部分泛民支持者，亦對民主黨行動力不足問題有微言，但由於在泛民陣營中，民主黨看來仍是比較像樣的，因此，泛民支持者為主的票倉，仍是會把票投給民主黨的。
不過，自公民黨和社民連興起後，形勢便起了很大變化。盡管社民連擲蕉掃枱等行為，不一定為中產階級所認同，但無可否認，有很多重大問題和法案上，社民連是有出過聲，甚至間接由社民連促使變革。像監獄囚犯投票權問題，以及現時執法機關秘密監聽條例，都是長毛迫出來的傑作。而社民連地區樁腳不多，不過由於社民連經常在地區與民建聯硬碰，在柴灣一帶的居民便知社民連區議員勤力程度與民建聯不相上下。
公民黨議員們沒有社民連激烈，但公民黨在不少問題上都旗幟鮮明，而且亦妥善跟進一些不合理的問題。像筆者在羅便臣道家門驚見中國來的救護車執勤，個案交到余若薇手上後，變成立法會的口頭質詢，在整個質詢過程中，鄭汝樺才清楚告知公眾這些救護車是不能執勤的，把香港法理黑洞暴露出來。在高鐵問題上，公民黨議員把關之嚴也是有目共睹。
失道德高地 守不住未來
反觀民主黨，在高鐵撥款問題上，差點支持政府去，在很多地方上又看來不夠勤力，而在年輕人對翻叮政改方案的憲制僵局下，感到很不耐煩，公民黨和社民連都願意犧牲席位，試圖去博取一個突圍機會，回應民主派支持者的苦悶，但民主黨也東找西找藉口時，外界的觀感就是民主黨缺乏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這也是為何這次民主黨拒絕五席公投，惹來如此強烈的反彈聲音，筆者絕對明白司徒華的戰略和戰術憂慮，但民主黨平日的往績令公眾沒有足夠信心相信，民主黨是真的為了戰略和戰術考量而拒絕社民連和公民黨的建議。
對民主黨最大噩夢之處是，面對煽動群眾技巧不如社民連，政策和形象不如公民黨的情況下，民主黨本來最大的資產，是自一九八九六四以來，守在爭取香港民主第一綫的道德高地，倘若民主黨參與五席公投，不見得能與公民黨和社民連爭奪高地也好，至少可以保住這金漆招牌，守住這老本再圖黨內改革都未為晚也，但這次結果就是隨時廿年來的道德高地資產失守，很多年輕人要參政爭取民主，一是支持公民黨，一是支持社民連，那民主黨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守得住現有議席，但守不住未來。
因此，民主黨這次集體決定的政治代價匪淺，這也是李柱銘最後仍堅持支持五區公投的原因。民主黨如何由這次政治漩渦中再出發，似乎難度都相當高，未來數年都可能是民主黨相當艱困的日子，並不易捱。
雖然這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由第四代人的不滿情緒，以至對民主黨的政治道德資產而言，這才是噩夢的開始，不參與公投的日子，不見得比參與了公投，辭掉了議席來得易過。
行動乏力 遭民建聯攻陷
民主黨由本來香港首屈一指的大政黨，搞得現時在地區的實力逐一被蠶食，其中被嚴厲批評的一點是政治人物不夠勤力，亦不夠進取，因此才被擁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民建聯攻陷。
有部分泛民支持者，亦對民主黨行動力不足問題有微言，但由於在泛民陣營中，民主黨看來仍是比較像樣的，因此，泛民支持者為主的票倉，仍是會把票投給民主黨的。
不過，自公民黨和社民連興起後，形勢便起了很大變化。盡管社民連擲蕉掃枱等行為，不一定為中產階級所認同，但無可否認，有很多重大問題和法案上，社民連是有出過聲，甚至間接由社民連促使變革。像監獄囚犯投票權問題，以及現時執法機關秘密監聽條例，都是長毛迫出來的傑作。而社民連地區樁腳不多，不過由於社民連經常在地區與民建聯硬碰，在柴灣一帶的居民便知社民連區議員勤力程度與民建聯不相上下。
公民黨議員們沒有社民連激烈，但公民黨在不少問題上都旗幟鮮明，而且亦妥善跟進一些不合理的問題。像筆者在羅便臣道家門驚見中國來的救護車執勤，個案交到余若薇手上後，變成立法會的口頭質詢，在整個質詢過程中，鄭汝樺才清楚告知公眾這些救護車是不能執勤的，把香港法理黑洞暴露出來。在高鐵問題上，公民黨議員把關之嚴也是有目共睹。
失道德高地 守不住未來
反觀民主黨，在高鐵撥款問題上，差點支持政府去，在很多地方上又看來不夠勤力，而在年輕人對翻叮政改方案的憲制僵局下，感到很不耐煩，公民黨和社民連都願意犧牲席位，試圖去博取一個突圍機會，回應民主派支持者的苦悶，但民主黨也東找西找藉口時，外界的觀感就是民主黨缺乏從政者應有的承擔。這也是為何這次民主黨拒絕五席公投，惹來如此強烈的反彈聲音，筆者絕對明白司徒華的戰略和戰術憂慮，但民主黨平日的往績令公眾沒有足夠信心相信，民主黨是真的為了戰略和戰術考量而拒絕社民連和公民黨的建議。
對民主黨最大噩夢之處是，面對煽動群眾技巧不如社民連，政策和形象不如公民黨的情況下，民主黨本來最大的資產，是自一九八九六四以來，守在爭取香港民主第一綫的道德高地，倘若民主黨參與五席公投，不見得能與公民黨和社民連爭奪高地也好，至少可以保住這金漆招牌，守住這老本再圖黨內改革都未為晚也，但這次結果就是隨時廿年來的道德高地資產失守，很多年輕人要參政爭取民主，一是支持公民黨，一是支持社民連，那民主黨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守得住現有議席，但守不住未來。
因此，民主黨這次集體決定的政治代價匪淺，這也是李柱銘最後仍堅持支持五區公投的原因。民主黨如何由這次政治漩渦中再出發，似乎難度都相當高，未來數年都可能是民主黨相當艱困的日子，並不易捱。
2009年12月9日 星期三
都會？專業？ ECFA照砍！
香港，這個與倫敦、紐約齊名的金融都會，實行了類似ＥＣＦＡ的ＣＥＰＡ之後，除了中國學生搶佔香港大學資源與就業機會、大批不明來歷的資金炒房引發民怨外，香港會計師也將飯碗不保！
現時不論哪一間公司來香港上市，都要聘請香港執業會計師，對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因此每年都有大量香港的年輕會計師進入中國，為中國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
由於在ＣＥＰＡ實施前，已經有大量中國公司來香港上市，因此這不算香港因ＣＥＰＡ而受惠，純粹是香港金融實力的展現與吸引力。
同樣的，香港公司要在中國Ａ股市場上市，亦需要聘請中國的會計師審計。但因極少香港公司考慮在中國上市（暫時只有同時在英國及香港掛牌的英資匯豐銀行表示考慮在上海上市），這個市場並不大。
但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一項異常決定，那就是豁免中國上市公司聘用香港會計師的要求，可以聘用中國會計師審計帳目；同樣的，香港公司在中國上市，也改為聘請香港會計師便可。
表面是互惠互利，但實際上，香港會計師極可能在新措施下飯碗不保。因此，新措施受到香港公共專業聯盟強烈質疑，要求香港交易所收回成命。
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和中國簽署ＥＣＦＡ，充斥著這類表面互惠互利，實際上卻是說變就變、衝擊當地就業市場的條款，那麼就算像會計師這種專業人士，也難逃衝擊。都會或農村，根本不是重點。
但是，國民黨那些拒絕聆聽民眾意見的傢伙們，竟然指ＥＣＦＡ主要影響是農業地區，所以這次選舉，國民黨在農業縣份大敗，但都會地區將因ＥＣＦＡ受益，所以五都選情不至於受到影響。這不叫欺騙台灣人民又叫什麼？
因此，ＥＣＦＡ一定要公投，陳雲林來台談ＥＣＦＡ的話，一定要把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如果國民黨仍然拒絕ＥＣＦＡ公投，繼續搞密室政治的話，五大都會區的選民，應該用手上的選票捍衛自己的權益，千萬不要像我的香港同胞，吃下糖衣毒藥還不知怎麼中毒的。
現時不論哪一間公司來香港上市，都要聘請香港執業會計師，對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因此每年都有大量香港的年輕會計師進入中國，為中國公司帳目進行審計工作。
由於在ＣＥＰＡ實施前，已經有大量中國公司來香港上市，因此這不算香港因ＣＥＰＡ而受惠，純粹是香港金融實力的展現與吸引力。
同樣的，香港公司要在中國Ａ股市場上市，亦需要聘請中國的會計師審計。但因極少香港公司考慮在中國上市（暫時只有同時在英國及香港掛牌的英資匯豐銀行表示考慮在上海上市），這個市場並不大。
但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一項異常決定，那就是豁免中國上市公司聘用香港會計師的要求，可以聘用中國會計師審計帳目；同樣的，香港公司在中國上市，也改為聘請香港會計師便可。
表面是互惠互利，但實際上，香港會計師極可能在新措施下飯碗不保。因此，新措施受到香港公共專業聯盟強烈質疑，要求香港交易所收回成命。
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和中國簽署ＥＣＦＡ，充斥著這類表面互惠互利，實際上卻是說變就變、衝擊當地就業市場的條款，那麼就算像會計師這種專業人士，也難逃衝擊。都會或農村，根本不是重點。
但是，國民黨那些拒絕聆聽民眾意見的傢伙們，竟然指ＥＣＦＡ主要影響是農業地區，所以這次選舉，國民黨在農業縣份大敗，但都會地區將因ＥＣＦＡ受益，所以五都選情不至於受到影響。這不叫欺騙台灣人民又叫什麼？
因此，ＥＣＦＡ一定要公投，陳雲林來台談ＥＣＦＡ的話，一定要把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如果國民黨仍然拒絕ＥＣＦＡ公投，繼續搞密室政治的話，五大都會區的選民，應該用手上的選票捍衛自己的權益，千萬不要像我的香港同胞，吃下糖衣毒藥還不知怎麼中毒的。
以史為鑑：香港如何面對現時的政制僵局（未刪節版）
在十二月二日，立法會討論梁家傑提出，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不具法定效力的動議，泛民廿三票，包括直選十九票以及功能組別四票支持動議，而建制陣營，包括直選九票以及功能組別十六票，將動議否決。而這結果彷彿預示了，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亦可能在相類結果下被否決。
最近之所以有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等討論，皆因由二零零五年政改方案被泛民否決開始，事實上香港出現了一個憲政僵局（Constitutional Deadlock），而要政改有任何實質進展，實際上我們要探討到底這個憲政僵局是如何形成，以及在過往歷史上，其他國家出現憲政僵局時，到底有什麼方案可以予以解決，而這些方法又可以在香港具可操作空間。
由制度形成的憲政僵局
所謂憲政僵局，就是一些在重大憲政問題上，因各種原因爭持不下，無法妥善解決的局面。而有些憲政僵局，是由於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或歷史原因相持，而相持各方勢力相若，難分勝負而導致，像加拿大魁北克的統獨問題就是這類僵局，這類僵局不可能因一次或兩次公投或大選而得到實質進展，這需要有關各方面的政治智慧以及長期努力才可能有所成果。
有些憲政僵局，卻非因社會高度分化引發，而是政治制度設計上出現問題，由於設計上的缺乏導致制度本身無法作出改革，任何改革都會遭到反對方案的人有效反對，令問題長期懸而不決，甚至因憲政上的分歧惡化導致非常事件。
像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便是憲政僵局惡化，最後搞出非常事件的佼佼者，法國第三共和由一八七零年成立，成立以來永沒穩定過，在一九零四年結果由希特拉揮軍巴黎結束第三共和，由一九四七年採用與第三共和相若憲法的第四共和成立，到一九五八年阿爾及爾右翼軍人要脅揮軍巴黎，國會被迫授予戴高樂將軍全權改革憲政為止，十年內法國換了廿多個總理，每半年便換一個，人民對政府政策無所適從，更不要說政府要應付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挑戰，而弱勢得總理經常被更替的政府，更不要說搞政制改革。這也是戴高樂在兵變威脅下成功上台後，才能用半年替法國人民寫套新憲法，並將憲法草案付諸公決，第五共和相對起第四共和，實在穩定和有效率太多了。
香港的處境，英國的經驗
當然，香港現況還未到法國第四共和那種糟糕狀況，至少香港政府仍然是能夠運作的，不過現時香港面對的處境，卻與十九世紀初英國國會改革時的情況相若，政府確實能夠運作，但政府的組成和運作卻不能反映社會的現狀，既得利益分子拒絕改革令人民相當憤怒，而當政者不出怪招應付就不可能向前走下去。
先講英國在《一八三二改革法》（Reform Act 1832）通過前，英國政制有多荒謬。自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英國都沒有對選區作出改革，當時新興的工業城鎮，像香港人熟悉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在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一席也沒有，但有些不要說沒有人口，就連土地都陸沉了的城鎮，像北海沉入海底的城鎮Dunwich，卻可以有國會議席。而由於選民資格中對入息及財產擁有權的嚴格限制，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一也不到，這國會有多大民意認受性可想而知。而由於受歐洲當時接二連三的革命浪潮影響，在一八三零年，法國的波旁王朝再度倒台，人民擁立路易腓立為王，維也納會議主導的保守勢力越來越站不住腳，英國不改革也不成。
當時英國輝格黨（Whigs，今天英國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的前身）的首相格雷勳爵（Earl Grey，有名的Earl Grey Tea便以他命名，因為是他發明的）希望推出改革法案，至少改革選區編配，開放選民資格，但先受到由托利黨（Tories，今天英國保守黨）的阻撓。保守黨的阻撓還算小事，他解散國會重新大選，成功令支持他的輝格黨上台，後來最糟糕是來自上議院（House of Lords）其他貴族的阻撓，當時上議院仍對下議院通過的議案具否決權，如果格雷勳爵無法擺平反對改革的上議院，那就會改革失敗。
格雷勳爵當然屬於聰明人，他看中當時英國不成文憲制中一個漏洞，那就是英王具有無可挑戰的貴族委任權，這特權是屬於今天依然存在英國憲制，甚至不少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中的皇室特權（英國護照發出權利屬皇室特權一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格雷勳爵請求英王大量委任自由派人士成為貴族，準備進入上議院大舉反制保守派，保守派知道無法對付格雷勳爵，那就在改革法案上妥協，開啟了一八三二年後英國政制改革的序幕，英國在一百多年後的一九六九年通過《人民代表法一九六九》（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69），十八歲以上所有成年英國公民獲普選權，才結束漫長的憲政改革，期間並無任何大革命影響。
回到香港，為何泛民主派會質疑香港政府的憲改誠意，以現時香港《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修改《基本法》必須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而香港立法會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各佔一半，由十二月二日梁家傑動議，以及二零零五年政改被否決都可以看到，要傾向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案在立法會方案通過難度很高，但政府現時只給人看到提交一份向既得利益分子叩頭的方案，而沒有格雷勳爵在百多年前的智慧，如果政府與泛民談出一套妥協方案，運用政府議案只要過半數通過的機制，只要有幾票獨立人士會支持政府，然後先在部分功能組別選民資格動手腳，再來解散立法會重選，在確保支持政府與泛民聯合建議的人佔立法會三分二，再啟動政改又成不成？政府現時給人懶惰的感覺，皆因政府沒有窮盡（exhaust）所有可行手段讓政制向前走，這也是泛民被迫走五區總辭這險著的原因，公投本來是行政機關為反制議會，訴諸民眾公決，以民意壓議會的常用手段，這也是現時不少國家行政部門用來解決與議會之間憲制僵局的方法，來一場政治豪賭決勝負，願賭服輸打死無悔，現時給泛民拿來運用，這也算對行政主導的香港政府一種嘲諷。
所謂的路線圖
格雷勳爵的《一八三二改革法》查實並不屬於什麼石破天驚的改革，在放寬選民的財產要求，以及對選區作出合理改動後，英國國會仍然是由中上階層把持的議會，合資格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三。但格雷勳爵的戰略性貢獻在於，他沒有什麼時間表，但他確立了議會改革的目標和戰略。格雷勳爵的改革精神是一方面能開明聽取民意，一方面要顧及保守派的顧慮，維持君主立憲的精神。
而格雷勳爵改革法案，由放寬參與選舉人士資格要求，以及合理安排選區符合人口比例作為兩大改革手段。之後英國的多份改革法案，無一不在放寬參與選舉資格要求，以及選區劃分改動兩大項目上動腦筋。在一八五八年，英國廢除了對參選議會候選人的財產要求，而《一八六七年改革法》（Reform Act 1867）再進一步放寬選民入息要求，一八八五年通過了《議席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規定每五萬人就要有一名國會代表，到了一九一八年徹底廢除選民資格對入息和財產相關要求，達致全民普選。所謂的路線圖，並不是敷衍民眾一樣，只是加了五席功能組別，以及五席直選議席便算，而是明確向廢除功能組別踏進第一步。這步伐大不大，人人總有不同意見，但一步也不走，就任誰都講不過去。
要廢除功能組別，當然有很多策略和方法，如怕不能一下子廢除公司票，政府是不是應在一些選民人數與實際從業員人數不相稱的組別，大舉放寬選民資格，類似新九組的方法來溝淡公司票不良影響，那時公司票保留也好，也屬可有可無，之後再廢除便輕而易舉。像現時銀行界只准銀行公會會員投票，而保險界只准保險公司投票，是不是應該作出改革，只要現時實際任職銀行的僱員，或持有保險從業員牌照的會員，都己經可以投票。至少在廢除功能組別前，手上有兩票的市民比例大增，問題政府看來未走到這一步。如果三十席功能組別，可以全部做到類似彭定康勳爵新九組的設計，這樣的方向己經是一個清晰可喜的中途站方案，問題在現有政改方案離這裡太遠，亦不向這個方向走。
又像逐步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法，前問責官員，現執教中大政政系的王永平提出先廢掉由泛民議員控制的功能組別，這是符合泛民的政治理想，但恐怕效果有限，政府會否先廢掉那些議員出席水平欠佳的組別的議席，可能更合符市民期望。既然這些組別一次又一次選出表現不孚眾望的議員，那就等於他們根本放棄了組別席位，那這些席位移交給直選議員也是天經地義，這只不過是維護公帑的合理運用而己。香港立法議員不像十九世紀時的英國議員，十九世紀英國議員不具薪津，要自掏腰包服務市民，但今天香港議員卻是受著公帑。
現時之所以會出席泛民陣營如此強力要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聲音，因為政府在推進改革上無所作為，完全不步踏前走上改革第一步才是關鍵。以策略巧妙繞過既得利益分子的阻撓，以及為明確清晰的普選方向踏出第一步，這是政府不可推卻的責任。公投訴求是問題的因，不是問題的果，實際上這是對香港人解決憲政僵局能力的一次考試，英國與法國相比，法國要在二次大戰亡國一次，加上幾乎陷入軍事政變一次才能解決憲政問題，這因法國人堅持那套根本不可行的政制，要去到無可挽救的階段，加上好運遇上戴高樂將軍這位無私的法國軍人典範，才能成功改革。而英國人以政治手腕迫保守派退讓，以平和平靜的方法成功完成政治改革，到底香港要走那條路，決定權在於政府以及保守派手中。政制能否向前走，就取決於香港人這次如何解決憲政僵局。泛民作為反對派，他們只能消極運用反對票，曾蔭權是不是政治家，就看他如何處理政改了，而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可為各方所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保守派不打算讓政制向前走，或佯稱支持政制向前走，事實上掛羊頭賣狗肉的話，那香港注定走上法國之路。
最近之所以有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等討論，皆因由二零零五年政改方案被泛民否決開始，事實上香港出現了一個憲政僵局（Constitutional Deadlock），而要政改有任何實質進展，實際上我們要探討到底這個憲政僵局是如何形成，以及在過往歷史上，其他國家出現憲政僵局時，到底有什麼方案可以予以解決，而這些方法又可以在香港具可操作空間。
由制度形成的憲政僵局
所謂憲政僵局，就是一些在重大憲政問題上，因各種原因爭持不下，無法妥善解決的局面。而有些憲政僵局，是由於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或歷史原因相持，而相持各方勢力相若，難分勝負而導致，像加拿大魁北克的統獨問題就是這類僵局，這類僵局不可能因一次或兩次公投或大選而得到實質進展，這需要有關各方面的政治智慧以及長期努力才可能有所成果。
有些憲政僵局，卻非因社會高度分化引發，而是政治制度設計上出現問題，由於設計上的缺乏導致制度本身無法作出改革，任何改革都會遭到反對方案的人有效反對，令問題長期懸而不決，甚至因憲政上的分歧惡化導致非常事件。
像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便是憲政僵局惡化，最後搞出非常事件的佼佼者，法國第三共和由一八七零年成立，成立以來永沒穩定過，在一九零四年結果由希特拉揮軍巴黎結束第三共和，由一九四七年採用與第三共和相若憲法的第四共和成立，到一九五八年阿爾及爾右翼軍人要脅揮軍巴黎，國會被迫授予戴高樂將軍全權改革憲政為止，十年內法國換了廿多個總理，每半年便換一個，人民對政府政策無所適從，更不要說政府要應付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挑戰，而弱勢得總理經常被更替的政府，更不要說搞政制改革。這也是戴高樂在兵變威脅下成功上台後，才能用半年替法國人民寫套新憲法，並將憲法草案付諸公決，第五共和相對起第四共和，實在穩定和有效率太多了。
香港的處境，英國的經驗
當然，香港現況還未到法國第四共和那種糟糕狀況，至少香港政府仍然是能夠運作的，不過現時香港面對的處境，卻與十九世紀初英國國會改革時的情況相若，政府確實能夠運作，但政府的組成和運作卻不能反映社會的現狀，既得利益分子拒絕改革令人民相當憤怒，而當政者不出怪招應付就不可能向前走下去。
先講英國在《一八三二改革法》（Reform Act 1832）通過前，英國政制有多荒謬。自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英國都沒有對選區作出改革，當時新興的工業城鎮，像香港人熟悉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在國會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一席也沒有，但有些不要說沒有人口，就連土地都陸沉了的城鎮，像北海沉入海底的城鎮Dunwich，卻可以有國會議席。而由於選民資格中對入息及財產擁有權的嚴格限制，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一也不到，這國會有多大民意認受性可想而知。而由於受歐洲當時接二連三的革命浪潮影響，在一八三零年，法國的波旁王朝再度倒台，人民擁立路易腓立為王，維也納會議主導的保守勢力越來越站不住腳，英國不改革也不成。
當時英國輝格黨（Whigs，今天英國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的前身）的首相格雷勳爵（Earl Grey，有名的Earl Grey Tea便以他命名，因為是他發明的）希望推出改革法案，至少改革選區編配，開放選民資格，但先受到由托利黨（Tories，今天英國保守黨）的阻撓。保守黨的阻撓還算小事，他解散國會重新大選，成功令支持他的輝格黨上台，後來最糟糕是來自上議院（House of Lords）其他貴族的阻撓，當時上議院仍對下議院通過的議案具否決權，如果格雷勳爵無法擺平反對改革的上議院，那就會改革失敗。
格雷勳爵當然屬於聰明人，他看中當時英國不成文憲制中一個漏洞，那就是英王具有無可挑戰的貴族委任權，這特權是屬於今天依然存在英國憲制，甚至不少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中的皇室特權（英國護照發出權利屬皇室特權一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格雷勳爵請求英王大量委任自由派人士成為貴族，準備進入上議院大舉反制保守派，保守派知道無法對付格雷勳爵，那就在改革法案上妥協，開啟了一八三二年後英國政制改革的序幕，英國在一百多年後的一九六九年通過《人民代表法一九六九》（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69），十八歲以上所有成年英國公民獲普選權，才結束漫長的憲政改革，期間並無任何大革命影響。
回到香港，為何泛民主派會質疑香港政府的憲改誠意，以現時香港《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修改《基本法》必須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而香港立法會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各佔一半，由十二月二日梁家傑動議，以及二零零五年政改被否決都可以看到，要傾向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案在立法會方案通過難度很高，但政府現時只給人看到提交一份向既得利益分子叩頭的方案，而沒有格雷勳爵在百多年前的智慧，如果政府與泛民談出一套妥協方案，運用政府議案只要過半數通過的機制，只要有幾票獨立人士會支持政府，然後先在部分功能組別選民資格動手腳，再來解散立法會重選，在確保支持政府與泛民聯合建議的人佔立法會三分二，再啟動政改又成不成？政府現時給人懶惰的感覺，皆因政府沒有窮盡（exhaust）所有可行手段讓政制向前走，這也是泛民被迫走五區總辭這險著的原因，公投本來是行政機關為反制議會，訴諸民眾公決，以民意壓議會的常用手段，這也是現時不少國家行政部門用來解決與議會之間憲制僵局的方法，來一場政治豪賭決勝負，願賭服輸打死無悔，現時給泛民拿來運用，這也算對行政主導的香港政府一種嘲諷。
所謂的路線圖
格雷勳爵的《一八三二改革法》查實並不屬於什麼石破天驚的改革，在放寬選民的財產要求，以及對選區作出合理改動後，英國國會仍然是由中上階層把持的議會，合資格選民只佔英國人口百分之三。但格雷勳爵的戰略性貢獻在於，他沒有什麼時間表，但他確立了議會改革的目標和戰略。格雷勳爵的改革精神是一方面能開明聽取民意，一方面要顧及保守派的顧慮，維持君主立憲的精神。
而格雷勳爵改革法案，由放寬參與選舉人士資格要求，以及合理安排選區符合人口比例作為兩大改革手段。之後英國的多份改革法案，無一不在放寬參與選舉資格要求，以及選區劃分改動兩大項目上動腦筋。在一八五八年，英國廢除了對參選議會候選人的財產要求，而《一八六七年改革法》（Reform Act 1867）再進一步放寬選民入息要求，一八八五年通過了《議席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規定每五萬人就要有一名國會代表，到了一九一八年徹底廢除選民資格對入息和財產相關要求，達致全民普選。所謂的路線圖，並不是敷衍民眾一樣，只是加了五席功能組別，以及五席直選議席便算，而是明確向廢除功能組別踏進第一步。這步伐大不大，人人總有不同意見，但一步也不走，就任誰都講不過去。
要廢除功能組別，當然有很多策略和方法，如怕不能一下子廢除公司票，政府是不是應在一些選民人數與實際從業員人數不相稱的組別，大舉放寬選民資格，類似新九組的方法來溝淡公司票不良影響，那時公司票保留也好，也屬可有可無，之後再廢除便輕而易舉。像現時銀行界只准銀行公會會員投票，而保險界只准保險公司投票，是不是應該作出改革，只要現時實際任職銀行的僱員，或持有保險從業員牌照的會員，都己經可以投票。至少在廢除功能組別前，手上有兩票的市民比例大增，問題政府看來未走到這一步。如果三十席功能組別，可以全部做到類似彭定康勳爵新九組的設計，這樣的方向己經是一個清晰可喜的中途站方案，問題在現有政改方案離這裡太遠，亦不向這個方向走。
又像逐步廢除功能組別的方法，前問責官員，現執教中大政政系的王永平提出先廢掉由泛民議員控制的功能組別，這是符合泛民的政治理想，但恐怕效果有限，政府會否先廢掉那些議員出席水平欠佳的組別的議席，可能更合符市民期望。既然這些組別一次又一次選出表現不孚眾望的議員，那就等於他們根本放棄了組別席位，那這些席位移交給直選議員也是天經地義，這只不過是維護公帑的合理運用而己。香港立法議員不像十九世紀時的英國議員，十九世紀英國議員不具薪津，要自掏腰包服務市民，但今天香港議員卻是受著公帑。
現時之所以會出席泛民陣營如此強力要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聲音，因為政府在推進改革上無所作為，完全不步踏前走上改革第一步才是關鍵。以策略巧妙繞過既得利益分子的阻撓，以及為明確清晰的普選方向踏出第一步，這是政府不可推卻的責任。公投訴求是問題的因，不是問題的果，實際上這是對香港人解決憲政僵局能力的一次考試，英國與法國相比，法國要在二次大戰亡國一次，加上幾乎陷入軍事政變一次才能解決憲政問題，這因法國人堅持那套根本不可行的政制，要去到無可挽救的階段，加上好運遇上戴高樂將軍這位無私的法國軍人典範，才能成功改革。而英國人以政治手腕迫保守派退讓，以平和平靜的方法成功完成政治改革，到底香港要走那條路，決定權在於政府以及保守派手中。政制能否向前走，就取決於香港人這次如何解決憲政僵局。泛民作為反對派，他們只能消極運用反對票，曾蔭權是不是政治家，就看他如何處理政改了，而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可為各方所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保守派不打算讓政制向前走，或佯稱支持政制向前走，事實上掛羊頭賣狗肉的話，那香港注定走上法國之路。
2009年12月8日 星期二
蔡英文挑戰現 馬英九施政難
由於台灣將會由兩個直轄市，變成5個直轄市，台中、台南和高雄縣市將會合併，台北縣亦會升格做直轄市，因此今年三合一縣長選舉只是涵蓋台灣四成人口，而且很多縣都是國民黨偏強的縣份。
不過，這次馬英九實在輸得相當難看，如果這結果延續到明年五大直轄市之戰，國民黨有可能死得極為難看，甚至會對馬英九的執政根基造成實質削弱。
民進黨北部大有斬獲
這次選舉結果有兩個特色，首先綠營執政3個縣，包括嘉義縣、雲林縣和屏東縣可以用狂勝來形容，尤其特別留意是屏東縣，因為台灣南部而言，一般以高高屏（高雄市、高雄縣和屏東縣）合稱，屏東縣成功穩守，那明年國民黨要攻破本來民進黨根基穩固的高雄縣，與執政滿意度愈來愈高的高雄市合併的新高雄直轄市，幾近不可能的任務。而嘉義縣張花冠由選前五五波，變成開出10萬票優勢的結果，亦反映要攻破綠色執政縣份，難乎其難。
相反，這次民進黨在北部，以及東部國民黨傳統強區硬攻，似乎大有斬獲，在一向民進黨傳統力量不強的桃園縣，陳水扁年代的新聞局長鄭文燦創下民進黨對國民黨一對一對打差距最小結果，基隆市藍綠差距，在候選人知名度不強下亦大幅縮小。台東縣民進黨只輸在鄉郊票站，但市區台東市卻是民進黨大勝。
中間選民漸轉向綠營
桃園縣、基隆市、台東縣台東市等查實與台北縣、台中直轄市等生態類似，這些都是某程度上中間選民較密集的地區，而民進黨亦曾經在中間選民支持下執政過，如果民進黨這次在戰略重點錯誤放在新竹縣和南投縣情況下，仍然取得良好戰績，那明年民進黨大舉進軍台中直轄市以及台北縣直轄市就大有可為，因為台中市以及台北縣，民進黨都曾經執政過，亦有相當不錯的票倉，而民進黨在高雄直轄市和台南直轄市本身實力雄厚，可以放手一博，如果中間選民明顯投向民進黨，那台北縣直轄市以及台中直轄市隨時都一併輸掉，屆時可能只能力守郝龍斌的台北直轄市。5個直轄市輸掉4個的話，那2012年馬英九要打贏選舉戰爭，難度絕對不少。
蔡英文中間路綫奏效
而中間選民開始由馬英九轉向民進黨關鍵，除了馬英九在風災等方面施政無能，以及兩岸政策上給人過分軟弱的感覺外，蔡英文成功在民進黨確立蔡英文中間路綫也是關鍵。
曾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在這次選戰中拒絕讓謝長廷、蘇貞昌、呂秀蓮和游錫堃四大天王當主角，亦不讓陳水扁案成為選戰主軸，相反，她的形象理性清新，又鼓勵候選人廣泛利用網絡、婦女和年輕人等方面資源，令民進黨出現了變化，至少中間選民認為民進黨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能重新信賴，因此，一向對施政品質要求高的宜蘭選民，就馬英九來拉票10次也沒用，一舉推倒呂國華下台，北部的得票以至整體得票水平，亦有大幅度的改善。當蔡英文路綫證明有效後，那就會實行下去，這是民進黨的傳統。
馬英九已經過了他可以全面掌控政局的蜜月期，接下來他要面對蔡英文的挑戰，蔡英文不一定是他的總統競爭對手，但蔡英文絕對可以建立制衡國民黨的力量，馬英九如何在蔡英文挑戰下存活，將會影響他未來的施政方針。
不過，這次馬英九實在輸得相當難看，如果這結果延續到明年五大直轄市之戰，國民黨有可能死得極為難看，甚至會對馬英九的執政根基造成實質削弱。
民進黨北部大有斬獲
這次選舉結果有兩個特色，首先綠營執政3個縣，包括嘉義縣、雲林縣和屏東縣可以用狂勝來形容，尤其特別留意是屏東縣，因為台灣南部而言，一般以高高屏（高雄市、高雄縣和屏東縣）合稱，屏東縣成功穩守，那明年國民黨要攻破本來民進黨根基穩固的高雄縣，與執政滿意度愈來愈高的高雄市合併的新高雄直轄市，幾近不可能的任務。而嘉義縣張花冠由選前五五波，變成開出10萬票優勢的結果，亦反映要攻破綠色執政縣份，難乎其難。
相反，這次民進黨在北部，以及東部國民黨傳統強區硬攻，似乎大有斬獲，在一向民進黨傳統力量不強的桃園縣，陳水扁年代的新聞局長鄭文燦創下民進黨對國民黨一對一對打差距最小結果，基隆市藍綠差距，在候選人知名度不強下亦大幅縮小。台東縣民進黨只輸在鄉郊票站，但市區台東市卻是民進黨大勝。
中間選民漸轉向綠營
桃園縣、基隆市、台東縣台東市等查實與台北縣、台中直轄市等生態類似，這些都是某程度上中間選民較密集的地區，而民進黨亦曾經在中間選民支持下執政過，如果民進黨這次在戰略重點錯誤放在新竹縣和南投縣情況下，仍然取得良好戰績，那明年民進黨大舉進軍台中直轄市以及台北縣直轄市就大有可為，因為台中市以及台北縣，民進黨都曾經執政過，亦有相當不錯的票倉，而民進黨在高雄直轄市和台南直轄市本身實力雄厚，可以放手一博，如果中間選民明顯投向民進黨，那台北縣直轄市以及台中直轄市隨時都一併輸掉，屆時可能只能力守郝龍斌的台北直轄市。5個直轄市輸掉4個的話，那2012年馬英九要打贏選舉戰爭，難度絕對不少。
蔡英文中間路綫奏效
而中間選民開始由馬英九轉向民進黨關鍵，除了馬英九在風災等方面施政無能，以及兩岸政策上給人過分軟弱的感覺外，蔡英文成功在民進黨確立蔡英文中間路綫也是關鍵。
曾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在這次選戰中拒絕讓謝長廷、蘇貞昌、呂秀蓮和游錫堃四大天王當主角，亦不讓陳水扁案成為選戰主軸，相反，她的形象理性清新，又鼓勵候選人廣泛利用網絡、婦女和年輕人等方面資源，令民進黨出現了變化，至少中間選民認為民進黨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能重新信賴，因此，一向對施政品質要求高的宜蘭選民，就馬英九來拉票10次也沒用，一舉推倒呂國華下台，北部的得票以至整體得票水平，亦有大幅度的改善。當蔡英文路綫證明有效後，那就會實行下去，這是民進黨的傳統。
馬英九已經過了他可以全面掌控政局的蜜月期，接下來他要面對蔡英文的挑戰，蔡英文不一定是他的總統競爭對手，但蔡英文絕對可以建立制衡國民黨的力量，馬英九如何在蔡英文挑戰下存活，將會影響他未來的施政方針。
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香港英籍的居歐權問題
周日《蘋果日報》報道，歐盟駐港辦事處以及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均否認新修訂《里斯本條約》正式實施後，英國國民（海外）護照（ＢＮＯ）持有人，於歐盟有自由行動的權利。
在互聯網上，掀起對英國國民（海外）居歐權討論正是本人，由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爭取無中國國籍的英國國民（海外）居英權行動開始，筆者由始至終認為，香港的英籍人士應該有全面英國公民權利，這是香港人的天賦權利，不容英國政府無理剝奪。在此，筆者希望把辯論由互聯網上搬到傳統傳媒，好讓標榜人權的歐盟和英國，好好檢視一下，他們對英國國民（海外）的歧視，是否合理恰當。
所謂的居歐權，事實上指歐盟條約中，對歐洲公民（ European citizen）的定義。根據現有《里斯本條約》，任何持有歐盟成員國國籍人士，都會是歐盟公民。這權利是附加於當事人身上的，不會取代當事人原有國籍。有部份歐盟海外領地公民，因他們身處地區位於《里斯本條約》正文指明的豁免範圍內，因此他們不會享有有關待遇。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是由英國本土發出（發出國家代碼ＧＢＲ，正是英國本土），因此不應被豁免。
英國是否國籍歧視
現時英國所謂豁免，是建基於一九八一年《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通過時，單方面作出的聲明，並載明於歐盟條約附件中。聲明列明曼島（ Isle of Man）以及海峽群島（ Channel Isles）以外的英國公民、直布羅陀的英國海外領地公民（前稱英國屬土公民）以及在《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下指明的部份英國臣民（ British subject）可獲歐盟公民待遇。不過，這單方面法律聲明，以及附件內的條文，能否凌駕正文本身已大有疑問。
而《里斯本條約》與之前歐盟條約不同的地方在於，是《歐盟基本權利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引入，這憲章二十一條講明，禁止基於出生地、種族和國籍的歧視。筆者敢問，現時華裔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大部份都因有中國國籍，不能登記成為英國公民，那是不是出生地及種族歧視？英國只准部份英籍人士被視為歐盟公民，又會否構成國籍歧視？英國申請豁免執行這憲章，是不是因為英國自己根本心虛，不敢面對《英國國籍法》的歧視問題。而歐陸國家，又怎敢視這憲章如無物？
明目張膽剝奪權利
事實上，根據筆者掌握的確實資料，部份歐洲國家已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視為歐盟公民身份而發出居留准證（ residence permit），包括以嚴謹著稱的德國。難道這些國家不懂分別歐盟護照嗎？當然不是，而是這些國家根本不敢面對一旦有香港人提出法律挑戰後，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下，歐洲國家有多大法律勝算？
撇除法律層面來看，今天標榜人權的英國和歐盟，豈可容許三百多萬英籍人士被剝奪自由進出歐洲和英國的權利？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又豈是人權國家所為？因此，筆者公開請求歐盟以及英國，回應筆者以上的質疑。
在互聯網上，掀起對英國國民（海外）居歐權討論正是本人，由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爭取無中國國籍的英國國民（海外）居英權行動開始，筆者由始至終認為，香港的英籍人士應該有全面英國公民權利，這是香港人的天賦權利，不容英國政府無理剝奪。在此，筆者希望把辯論由互聯網上搬到傳統傳媒，好讓標榜人權的歐盟和英國，好好檢視一下，他們對英國國民（海外）的歧視，是否合理恰當。
所謂的居歐權，事實上指歐盟條約中，對歐洲公民（ European citizen）的定義。根據現有《里斯本條約》，任何持有歐盟成員國國籍人士，都會是歐盟公民。這權利是附加於當事人身上的，不會取代當事人原有國籍。有部份歐盟海外領地公民，因他們身處地區位於《里斯本條約》正文指明的豁免範圍內，因此他們不會享有有關待遇。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是由英國本土發出（發出國家代碼ＧＢＲ，正是英國本土），因此不應被豁免。
英國是否國籍歧視
現時英國所謂豁免，是建基於一九八一年《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通過時，單方面作出的聲明，並載明於歐盟條約附件中。聲明列明曼島（ Isle of Man）以及海峽群島（ Channel Isles）以外的英國公民、直布羅陀的英國海外領地公民（前稱英國屬土公民）以及在《英國國籍法一九八一》下指明的部份英國臣民（ British subject）可獲歐盟公民待遇。不過，這單方面法律聲明，以及附件內的條文，能否凌駕正文本身已大有疑問。
而《里斯本條約》與之前歐盟條約不同的地方在於，是《歐盟基本權利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引入，這憲章二十一條講明，禁止基於出生地、種族和國籍的歧視。筆者敢問，現時華裔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大部份都因有中國國籍，不能登記成為英國公民，那是不是出生地及種族歧視？英國只准部份英籍人士被視為歐盟公民，又會否構成國籍歧視？英國申請豁免執行這憲章，是不是因為英國自己根本心虛，不敢面對《英國國籍法》的歧視問題。而歐陸國家，又怎敢視這憲章如無物？
明目張膽剝奪權利
事實上，根據筆者掌握的確實資料，部份歐洲國家已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視為歐盟公民身份而發出居留准證（ residence permit），包括以嚴謹著稱的德國。難道這些國家不懂分別歐盟護照嗎？當然不是，而是這些國家根本不敢面對一旦有香港人提出法律挑戰後，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下，歐洲國家有多大法律勝算？
撇除法律層面來看，今天標榜人權的英國和歐盟，豈可容許三百多萬英籍人士被剝奪自由進出歐洲和英國的權利？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又豈是人權國家所為？因此，筆者公開請求歐盟以及英國，回應筆者以上的質疑。
2009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如何妥善執行五區公投
自政府公佈政改方案後，如何妥善執行五區公投變成了熱鬥話題。其中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反對意見最為矚目，皆因他已不是立法會議員，而他對付中共經驗老到，他的經驗和意見也是必須慎為考慮。
選擇出戰時間最重要
由宏觀戰略角度，五區公投肯定是泛民最佳打法，但由戰術執行而言，泛民主派如何執行五區公投的戰略必須慎重小心，不可隨便胡來，否則要付出沉重代價換取勝利，這對香港民主運動長遠發展而言並無好處。而妥善將五區公投執行，現階段最重要是出戰的時間。
首先，在下月便辭去立法會議席的做法是失諸鹵莽，現在可以提出五席公投，但實際要辭職的時間便必須小心，特區政府有可能在公投期間偷襲，強過政改方案，那就會造成戰略上問題，司徒華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此，執行五席公投的時間，至低限度在政府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後，充份運用現時泛民的否決權，作進一步討價還價。而只要司徒華能穩住民主黨九票否決政改立場，這就問題不大。
泛民要催策選民登記
此外，五席公投要贏，必須為五席公投締造有利條件，而下一年的選民登記將於五月十七日截止，正式選民登記冊將於七月公佈並使用，補選時間應選在可以使用新選民登記冊的時間，而泛民主派現在便要全力催策選民登記工作，特別是現時傾向民主派，支持五席公投年輕人的選民登記工作，並藉此機會做好公投動員的演練，例如招募義工，掌握選民聯絡資料等等。下月貿然出戰，只會在一個未有東風環境下出戰。當然，籌款等也是必要去做好的事，不能讓泛民三大黨派獨力支撐公投的經費。
現時公投一役，有如三國時代的赤壁之戰，泛民陣營背城借一，沒有不團結的餘地，要力抗北方強權，必須集合最大力量一戰。但赤壁之戰也要有了東風才能火燒連環船，以最少兵力一舉擊敗強大南侵兵團，現時公投戰並非閃電戰的戰場，亦沒條件去打閃電戰。現時泛民陣營要做的是，除了繼續討論是否出戰公投，泛民各派也要兩條腿走路，現在便開始公投一戰的籌備工作，不可以有任何鬆懈，也要保持向公眾解釋公投的戰略合理性和必要性。
選擇出戰時間最重要
由宏觀戰略角度，五區公投肯定是泛民最佳打法，但由戰術執行而言，泛民主派如何執行五區公投的戰略必須慎重小心，不可隨便胡來，否則要付出沉重代價換取勝利，這對香港民主運動長遠發展而言並無好處。而妥善將五區公投執行，現階段最重要是出戰的時間。
首先，在下月便辭去立法會議席的做法是失諸鹵莽，現在可以提出五席公投，但實際要辭職的時間便必須小心，特區政府有可能在公投期間偷襲，強過政改方案，那就會造成戰略上問題，司徒華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此，執行五席公投的時間，至低限度在政府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後，充份運用現時泛民的否決權，作進一步討價還價。而只要司徒華能穩住民主黨九票否決政改立場，這就問題不大。
泛民要催策選民登記
此外，五席公投要贏，必須為五席公投締造有利條件，而下一年的選民登記將於五月十七日截止，正式選民登記冊將於七月公佈並使用，補選時間應選在可以使用新選民登記冊的時間，而泛民主派現在便要全力催策選民登記工作，特別是現時傾向民主派，支持五席公投年輕人的選民登記工作，並藉此機會做好公投動員的演練，例如招募義工，掌握選民聯絡資料等等。下月貿然出戰，只會在一個未有東風環境下出戰。當然，籌款等也是必要去做好的事，不能讓泛民三大黨派獨力支撐公投的經費。
現時公投一役，有如三國時代的赤壁之戰，泛民陣營背城借一，沒有不團結的餘地，要力抗北方強權，必須集合最大力量一戰。但赤壁之戰也要有了東風才能火燒連環船，以最少兵力一舉擊敗強大南侵兵團，現時公投戰並非閃電戰的戰場，亦沒條件去打閃電戰。現時泛民陣營要做的是，除了繼續討論是否出戰公投，泛民各派也要兩條腿走路，現在便開始公投一戰的籌備工作，不可以有任何鬆懈，也要保持向公眾解釋公投的戰略合理性和必要性。
2009年11月24日 星期二
總辭變相公投 破政改僵局
政府公布了政改方案，一如所料，政府推出2005年方案的換湯不換藥版，除了增加10個立法會議席，以及將5個新功能組別議席都交由民選區議員選出來，沒有甚麼新的進展。
沒有新進展 裏外不獲支持
而除了泛民主派不接受方案，不少依賴功能組別維持政治能量的政黨，例如自由黨都對這個方案不大滿意，由於委任區議員不能選出新議席，因此，連民建聯的陳克勤都在向唐英年的提問中，對方案有保留的意味。
這個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不能接受的方案，是一個裏外不是人的方案，由於政改需要三分二立法會議員贊成通過，政府這個方案能否取得三分二贊成已成一個疑問。而由於有不少建制派成員仍要吃政治免費午餐，加上香港政制沒有英國過往進行上議院（House of Lords）削權改革時，可以運用至今在法理上仍然難以挑戰的皇室特權（Royal Prerogative）瘋狂委任支持改革的人成為貴族，並進入議院擺平既得利益分子這種大殺傷力政治武器。因此，香港有可能陷入長期政治僵局，令香港進入一個憲政對抗危機中，消耗香港的力量。
變相公投 避免令北京尷尬
當出現難以解決的政治對抗時，在世界主要的議會制國家，包括新加坡在內，都會運用公投決勝負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在60年代，以英語教育華裔為主的人民行動黨，以及以華語教育華裔為主、並有中共撑腰的馬共惡鬥時，當時新加坡自治邦的首席部長（總理）李光耀，以新馬合併作為議題公投決最後勝負，人民行動黨取得7成選票，不單令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並為日後清剿馬共分子的冷房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奠下民意基礎。法國戰後總統戴高樂將軍，也是以公投解決政治難題聞名，否則也不會成功建立穩定而強勢的法國第5共和。以公投解決憲制僵局，不失為有戰略合理性方案。
雖然香港沒有公投法，但五區請辭時，角逐再選的議員加上支持普選的別名，令普選問題印在選票上，民主派另派5名選民，以反對普選的別名參選，這種變相公投已經具備沒有法定強制力，但有影響力的諮詢性公投效果。如果香港不想訂公投法引起北京尷尬，這種看來滑稽的所謂改名公投，也不失為打破政治僵局的方案。事實上，民主派也要負上普選訴求被否決的風險，對北京未必是一件壞事。
除非大派錢 否則市民難支持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溫和派支持緩慢改革的條件，都是改革的最終目標能夠有實質保證支持下履行。清朝政府搞的預備立憲，後來之所以搞到連支持皇室的立憲派都走到同盟會那邊，因為皇族內閣以及拖延召開國會，令立憲派不相信清室有任何立憲誠意，最終導致立憲派不再支持清室。
現時政府以人大決議為理由，拒絕保證2017和2020年會邁向普選，亦拒絕廢除區議會委任制，實質效果與皇族內閣相同。筆者相信，除非政府向每位市民分派用以興建高鐵、捐款給四川等接近800億款項給市民，令市民即時得到實質好處，否則要市民和立法會支持一個對何時達致普選沒有保證的政改方案是天方夜譚，畢竟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信亦去到一個新低點，要市民相信政府誠意絕對不容易。這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的政改，如何得到市民和政界的廣泛支持，沒有創新機制，亦沒有實質保證下，實在難乎其難。
沒有新進展 裏外不獲支持
而除了泛民主派不接受方案，不少依賴功能組別維持政治能量的政黨，例如自由黨都對這個方案不大滿意，由於委任區議員不能選出新議席，因此，連民建聯的陳克勤都在向唐英年的提問中，對方案有保留的意味。
這個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不能接受的方案，是一個裏外不是人的方案，由於政改需要三分二立法會議員贊成通過，政府這個方案能否取得三分二贊成已成一個疑問。而由於有不少建制派成員仍要吃政治免費午餐，加上香港政制沒有英國過往進行上議院（House of Lords）削權改革時，可以運用至今在法理上仍然難以挑戰的皇室特權（Royal Prerogative）瘋狂委任支持改革的人成為貴族，並進入議院擺平既得利益分子這種大殺傷力政治武器。因此，香港有可能陷入長期政治僵局，令香港進入一個憲政對抗危機中，消耗香港的力量。
變相公投 避免令北京尷尬
當出現難以解決的政治對抗時，在世界主要的議會制國家，包括新加坡在內，都會運用公投決勝負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在60年代，以英語教育華裔為主的人民行動黨，以及以華語教育華裔為主、並有中共撑腰的馬共惡鬥時，當時新加坡自治邦的首席部長（總理）李光耀，以新馬合併作為議題公投決最後勝負，人民行動黨取得7成選票，不單令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並為日後清剿馬共分子的冷房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奠下民意基礎。法國戰後總統戴高樂將軍，也是以公投解決政治難題聞名，否則也不會成功建立穩定而強勢的法國第5共和。以公投解決憲制僵局，不失為有戰略合理性方案。
雖然香港沒有公投法，但五區請辭時，角逐再選的議員加上支持普選的別名，令普選問題印在選票上，民主派另派5名選民，以反對普選的別名參選，這種變相公投已經具備沒有法定強制力，但有影響力的諮詢性公投效果。如果香港不想訂公投法引起北京尷尬，這種看來滑稽的所謂改名公投，也不失為打破政治僵局的方案。事實上，民主派也要負上普選訴求被否決的風險，對北京未必是一件壞事。
除非大派錢 否則市民難支持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溫和派支持緩慢改革的條件，都是改革的最終目標能夠有實質保證支持下履行。清朝政府搞的預備立憲，後來之所以搞到連支持皇室的立憲派都走到同盟會那邊，因為皇族內閣以及拖延召開國會，令立憲派不相信清室有任何立憲誠意，最終導致立憲派不再支持清室。
現時政府以人大決議為理由，拒絕保證2017和2020年會邁向普選，亦拒絕廢除區議會委任制，實質效果與皇族內閣相同。筆者相信，除非政府向每位市民分派用以興建高鐵、捐款給四川等接近800億款項給市民，令市民即時得到實質好處，否則要市民和立法會支持一個對何時達致普選沒有保證的政改方案是天方夜譚，畢竟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信亦去到一個新低點，要市民相信政府誠意絕對不容易。這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的政改，如何得到市民和政界的廣泛支持，沒有創新機制，亦沒有實質保證下，實在難乎其難。
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香港人肉錄音機走音
在上月，被香港人譏笑為「人肉錄音機」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才斬釘截鐵向傳媒保證，不會翻炒在二○○五年被泛民主派議員否決的政改方案，言猶在耳，在上週四傳出消息，香港政府打算在本週三推出的政改方案，仍是翻炒二○○五年被否決的方案，只是稍作改動，美其名是優化版，但換湯不換藥成分有多高，大家心中有數。
林瑞麟這位一向極度忠於中國共產黨意旨的官員，之所以這次「播錯帶」，皆因中國政府不守信用的程度，遠遠超過常人想像。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掌握共產黨在什麼時候會食言不守承諾。就像重複二○○五年政改方案，明知這會遭到泛民主派否決的，因林瑞麟不認為中共想政改再度失敗，因此才放下狠話。但他始終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出身，沒有想到中共真的會食言。反之，中共在香港的衛星政黨民主建港聯盟，便一早提出二○○五年政改方案的「優化版」，作為他們支持的方案，因為他們老早便得北京指示，亦明白北京那幫人在想什麼。
事實上，民主建港聯盟也是有名厚顏無恥的食言專家。在二○○四年立法會選舉辯論中，民主建港聯盟港島區立法會議員蔡素玉才信誓旦旦，在香港電台的鏡頭前，指他們支持二○○七至○八年實施普選，在一年後北京否決實施全面普選後，民建聯已經反了口，立場完全依靠北京。因此，中國共產黨以至他們的代理人的任何承諾，都只會是空頭支票，倘若你運氣夠或許有機會兌現，但支票兌現的機會率，與香港買六合彩中頭獎的機率相若。
當然，這次政改被否決都不可惜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永遠推出假貨政改，由假貨政改產生的政府更具欺騙性，寧可讓政府因認受性不足無法順利運作下去，對香港市民比較好。
台灣人看到香港的經驗，應該對任何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所開的支票予以不信任態度，因為共產黨的信用太差，彈票率太高，不值得信賴。
林瑞麟這位一向極度忠於中國共產黨意旨的官員，之所以這次「播錯帶」，皆因中國政府不守信用的程度，遠遠超過常人想像。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掌握共產黨在什麼時候會食言不守承諾。就像重複二○○五年政改方案，明知這會遭到泛民主派否決的，因林瑞麟不認為中共想政改再度失敗，因此才放下狠話。但他始終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出身，沒有想到中共真的會食言。反之，中共在香港的衛星政黨民主建港聯盟，便一早提出二○○五年政改方案的「優化版」，作為他們支持的方案，因為他們老早便得北京指示，亦明白北京那幫人在想什麼。
事實上，民主建港聯盟也是有名厚顏無恥的食言專家。在二○○四年立法會選舉辯論中，民主建港聯盟港島區立法會議員蔡素玉才信誓旦旦，在香港電台的鏡頭前，指他們支持二○○七至○八年實施普選，在一年後北京否決實施全面普選後，民建聯已經反了口，立場完全依靠北京。因此，中國共產黨以至他們的代理人的任何承諾，都只會是空頭支票，倘若你運氣夠或許有機會兌現，但支票兌現的機會率，與香港買六合彩中頭獎的機率相若。
當然，這次政改被否決都不可惜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永遠推出假貨政改，由假貨政改產生的政府更具欺騙性，寧可讓政府因認受性不足無法順利運作下去，對香港市民比較好。
台灣人看到香港的經驗，應該對任何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所開的支票予以不信任態度，因為共產黨的信用太差，彈票率太高，不值得信賴。
2009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借政改消弭年輕人怨氣
在政府政改方案公布在即之際，特首邀請各黨派代表就政改表達意見，由於曾蔭權的民望水平，已經接近董建華下台前的水平，因此，曾蔭權這次政改差不多是他挽救民望的最後黃金機會，如果他交不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政改方案，不單會導致政制在2012年原地踏步，還可能令市面反政府浪潮不斷升溫。
建制派漠視民情 混水摸魚
很不幸，現時親政府陣營中人，不論自由黨、民建聯以至經濟動力，他們都只是想如何借政改的機會混水摸魚，擴大權力，漠視民情的憤怒，提出形形式式擴張自己權力的所謂政改方案。
例如民建聯提出2005年政改方案的換湯不換藥版，在堅持保留委任區議員同時，又將5席新增功能組別議席加到對民建聯有利的區議會界別，倒盡全民胃口。
自由黨提出擴大選委會，以至經濟動力堅持保留功能組別，全部都是為了擴張或保留自己的權力作盤算，並不是真心真意為2017年最終邁向普選作出任何努力。
不過，親政府陣營看不到的是，現時的形勢比2005年凶險得多，如果政府按照建制派人士方案辦事，或因建制派人士的阻撓導致今年政改流產，對香港政局的惡劣影響將會難以想像。
年輕人乏出路 激進成本低
2005年政改方案審議時，雖然經歷過七一大遊行，但那時曾蔭權仍然處於民望蜜月期，政府擁有不俗的民意基礎，加上中國政府推出多項CEPA措施，看似對改善經濟有幫助，因此，就算當時推出一個不大理想的政改方案，還不會令政府陷入戰略上危險的局面，後果最多便是政改被拖延多幾年，對政府本身還不是太大損失。
但4年後的今天，世代之爭由學術上的議題演變成民怨沸騰的具體行動，年輕激進分子開始利用互聯網自發搞起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連泛民最激進的政黨社民連都控制不住。而發表激進言論的年輕人，不單是位處基層的第4代人，而且遍及專業人士甚至中上階層，甚至有部分親共政治組織的年輕人，都對現時缺乏發展機會的政制感到很大的無力感，青年人由生活上缺乏機會所累積的挫折，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倘若政府照着建制派的方案去做，或者政府提出一個市民接受的方案，但遭到建制派否決，那就遠不會是泛民中人出來抗議這麼簡單，而是有可能引發年輕人廣泛的憤怒，最終演化成難以控制的社會運動。特別今天的年輕人缺乏出路，對他們而言，走向激進的機會成本並不是很大，當社會矛盾因政制爭議而高度激化時，不單曾蔭權會變成跛腳鴨特首，而且更有可能演變成更難預料的政治衝突和長期傷痕。
公平競爭 增青年晉政壇機會
不論政府還是親建制人士，都應該明白現時局勢的嚴峻，在政制改革上作出適當的讓步，廢除功能議席公司票、廢除分組投票、放寬私人議員草案提案權、適當削減功能組別議員，廢除區議會委任制等都應該在這次政改被提上議程，並以增加年輕一代透過公平競爭而晉身政壇為目標推行政改，希望借政改機會消弭部分社會的怨氣。
但如果建制派人士仍然不負責任，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作出和支持對整體社會有利的政改方案的話，一旦香港出現政局動盪，他們難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一如史書所載，清代皇族內閣令支持政府立憲派幻想破滅投向革命黨，最終促成辛亥革命成功一樣，他們應不想同樣的故事在香港上演多一次。
建制派漠視民情 混水摸魚
很不幸，現時親政府陣營中人，不論自由黨、民建聯以至經濟動力，他們都只是想如何借政改的機會混水摸魚，擴大權力，漠視民情的憤怒，提出形形式式擴張自己權力的所謂政改方案。
例如民建聯提出2005年政改方案的換湯不換藥版，在堅持保留委任區議員同時，又將5席新增功能組別議席加到對民建聯有利的區議會界別，倒盡全民胃口。
自由黨提出擴大選委會，以至經濟動力堅持保留功能組別，全部都是為了擴張或保留自己的權力作盤算，並不是真心真意為2017年最終邁向普選作出任何努力。
不過，親政府陣營看不到的是，現時的形勢比2005年凶險得多，如果政府按照建制派人士方案辦事，或因建制派人士的阻撓導致今年政改流產，對香港政局的惡劣影響將會難以想像。
年輕人乏出路 激進成本低
2005年政改方案審議時，雖然經歷過七一大遊行，但那時曾蔭權仍然處於民望蜜月期，政府擁有不俗的民意基礎，加上中國政府推出多項CEPA措施，看似對改善經濟有幫助，因此，就算當時推出一個不大理想的政改方案，還不會令政府陷入戰略上危險的局面，後果最多便是政改被拖延多幾年，對政府本身還不是太大損失。
但4年後的今天，世代之爭由學術上的議題演變成民怨沸騰的具體行動，年輕激進分子開始利用互聯網自發搞起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連泛民最激進的政黨社民連都控制不住。而發表激進言論的年輕人，不單是位處基層的第4代人，而且遍及專業人士甚至中上階層，甚至有部分親共政治組織的年輕人，都對現時缺乏發展機會的政制感到很大的無力感，青年人由生活上缺乏機會所累積的挫折，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倘若政府照着建制派的方案去做，或者政府提出一個市民接受的方案，但遭到建制派否決，那就遠不會是泛民中人出來抗議這麼簡單，而是有可能引發年輕人廣泛的憤怒，最終演化成難以控制的社會運動。特別今天的年輕人缺乏出路，對他們而言，走向激進的機會成本並不是很大，當社會矛盾因政制爭議而高度激化時，不單曾蔭權會變成跛腳鴨特首，而且更有可能演變成更難預料的政治衝突和長期傷痕。
公平競爭 增青年晉政壇機會
不論政府還是親建制人士，都應該明白現時局勢的嚴峻，在政制改革上作出適當的讓步，廢除功能議席公司票、廢除分組投票、放寬私人議員草案提案權、適當削減功能組別議員，廢除區議會委任制等都應該在這次政改被提上議程，並以增加年輕一代透過公平競爭而晉身政壇為目標推行政改，希望借政改機會消弭部分社會的怨氣。
但如果建制派人士仍然不負責任，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作出和支持對整體社會有利的政改方案的話，一旦香港出現政局動盪，他們難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一如史書所載，清代皇族內閣令支持政府立憲派幻想破滅投向革命黨，最終促成辛亥革命成功一樣，他們應不想同樣的故事在香港上演多一次。
香港高鐵東江水 證明ＣＥＰＡ很昂貴
有不少對中國政治不認識的台灣人，還很鄉愿地認為中國當局給予台灣的種種優惠，目的都是為了台灣好。如果這些對中國政治認識很淺的台灣人，願意花點時間了解最近香港發生的事，大概會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一件事，是港府打算撥出約二千四百億新台幣，用以興建中國高速鐵路在香港的路段。用二千四百億新台幣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興建高速鐵路確實不可思議，台灣高鐵的總投資也只是四千四百億新台幣。儘管香港有很強烈的反對聲音，甚至有年輕人去香港特首府（前英治年代督憲府）抗議，被警察無法源支持下帶走，但政府仍然堅持硬幹到底，還要在本月二十日將有關法律草案交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尋求撥款支持。
為何政府要硬幹到底，因為這涉及大筆中國官員的私利，這是用香港人的公帑，回饋中國貪官的利益，與去年四川佛誕大地震後，硬要香港人捐四百億新台幣到四川是如出一轍。
另一件事更加可以看清楚中國那種要香港人付鈔的惡劣企圖。近日廣東省旱災，中國沒法依合約向香港提供東江水，香港現時水庫儲水充足，香港要減少汲取東江水應該沒問題，但中國政府卻根據合約，不願因香港人少用了東江水，而減少香港人每年要繳付用以買東江水的錢。天下間豈有這種道理？
現時香港政府對興建海水化淡廠採取拖延態度，又沒有就減少供應東江水後減少付款據理力爭，很明顯，這又是拿香港的公帑，用以為中國貪官們的利益買單。
從這些例子來看，香港的ＣＥＰＡ真的貴得可怕。因此，千萬不要以為現時中國給台灣的好處是無條件，中國的貪官最終會把手伸向台灣每一個人的口袋裡！
要防止中國官員向台灣人苛索的唯一方法，就是強硬到底，對中國給予任何小恩小惠都嚴詞拒絕，那中國政府就無法向台灣人搶錢。香港的經驗，前車可鑒。
最近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一件事，是港府打算撥出約二千四百億新台幣，用以興建中國高速鐵路在香港的路段。用二千四百億新台幣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興建高速鐵路確實不可思議，台灣高鐵的總投資也只是四千四百億新台幣。儘管香港有很強烈的反對聲音，甚至有年輕人去香港特首府（前英治年代督憲府）抗議，被警察無法源支持下帶走，但政府仍然堅持硬幹到底，還要在本月二十日將有關法律草案交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尋求撥款支持。
為何政府要硬幹到底，因為這涉及大筆中國官員的私利，這是用香港人的公帑，回饋中國貪官的利益，與去年四川佛誕大地震後，硬要香港人捐四百億新台幣到四川是如出一轍。
另一件事更加可以看清楚中國那種要香港人付鈔的惡劣企圖。近日廣東省旱災，中國沒法依合約向香港提供東江水，香港現時水庫儲水充足，香港要減少汲取東江水應該沒問題，但中國政府卻根據合約，不願因香港人少用了東江水，而減少香港人每年要繳付用以買東江水的錢。天下間豈有這種道理？
現時香港政府對興建海水化淡廠採取拖延態度，又沒有就減少供應東江水後減少付款據理力爭，很明顯，這又是拿香港的公帑，用以為中國貪官們的利益買單。
從這些例子來看，香港的ＣＥＰＡ真的貴得可怕。因此，千萬不要以為現時中國給台灣的好處是無條件，中國的貪官最終會把手伸向台灣每一個人的口袋裡！
要防止中國官員向台灣人苛索的唯一方法，就是強硬到底，對中國給予任何小恩小惠都嚴詞拒絕，那中國政府就無法向台灣人搶錢。香港的經驗，前車可鑒。
2009年10月28日 星期三
化解世代矛盾 施政免陷殘局
近日，有一群網民透過facebook以及香港高登討論區，發起11月1日包圍禮賓府行動，雖然未知有多少人最後參與這次行動，但網上由陳錦鴻飾演許文彪，在無綫10年前舊劇《創世紀》中批評地產商的對白四處流傳來看，無人敢將這次包圍行動，看成網民無聊惡作劇。
一代出路問題 令施政困難
雖然曾蔭權近日民望陷入新低點，與他低估市民對官商勾結的厭惡有關，但如果政府不去解決現時新一代的前景出路問題，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有施政困難問題。
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問題，只是仍然停留在2000年，包括筆者在內的社會科學學者，提出的「階級流動性阻塞論」，認為現時的問題是香港年輕人無法像昔日他們的長輩般，憑專業資格來由中下階層跳到中產或中上階層，政府試圖在改善階級流動性上想辦法。
階級流動阻塞 看不到出路
政府的判斷明顯與民情是脫節的，現時香港的問題已經演變成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提出的世代之爭問題，不論你出身中下階層，還是出身中上家庭，身為第四、五代香港人就是看不到出路，出身中下階層固然翻身無望，出身中上階層的爬升階梯都處處受限，若非際遇特好，就算中上階層有志之士都不知如何憑自己的努力創一番事業。
事業愛情全受挫 積怨爆危機
而世代之爭的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這麼簡單，甚至去到在男女情愛，或自身存在需要的問題，而近年港男港女的爭論正是這方面的反映，第四代香港甚至有不少荒謬至需要與第二、第三代有經濟條件的人爭奪心儀。
當年輕一代由男女情愛到經濟事業全是挫折時，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積累的不滿，聚沙成塔便會演變成管治危機甚至社會危機。在歷史上，有很多革命，都是由於太多庶民的日常生活問題解決不了，社會積聚太多的挫敗感而導致總體爆發。
很多與筆者年紀相若的年輕人，已經忍受不了政府提出的「六大產業」救經濟之類的廢話，現時香港年輕人所要是社會能夠提供足夠機會，讓他們做想做的事，讓他們能夠發揮所長，讓他們能夠達成結識異性，以至生兒育女等基本欲望，簡單而言就是讓世代矛盾得以紓解。
推普選 有助紓解世代矛盾
要解決世代矛盾，除了一個自由寬容的社會，讓他們有多元出路可以選擇外，有些根本問題亦必須解決，像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讓功能組別結束，令年輕人重拾透過從政服務社會，減少訴諸街頭；像解決現有中年人的退休問題，讓第二代香港人可以考慮退休享受新生活，讓位給第三、四代香港；像鼓勵同代伴侶，避免跨代伴侶引起的社會緊張，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副作用。
這堆問題千頭萬緒，不一定可以一時三刻將問題解決，但如果甚麼都不去做，社會矛盾得不到有效紓解，結果就會有可能令社會衝突不斷升級，對社會整體沒有甚麼好處。
現在到了一個需要公開討論世代矛盾的時候，香港社會各方面都需要就新社會契約達成公識，如果當權的那批人仍然像鴕鳥一樣拒絕正視問題，誰當行政長官都不會解決問題，一旦這些矛盾變成一道又一道的傷痕時，日後要收拾殘局所要付出的代價恐怕不是香港可以承受得起。
一代出路問題 令施政困難
雖然曾蔭權近日民望陷入新低點，與他低估市民對官商勾結的厭惡有關，但如果政府不去解決現時新一代的前景出路問題，筆者相信誰來當特首都會有施政困難問題。
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問題，只是仍然停留在2000年，包括筆者在內的社會科學學者，提出的「階級流動性阻塞論」，認為現時的問題是香港年輕人無法像昔日他們的長輩般，憑專業資格來由中下階層跳到中產或中上階層，政府試圖在改善階級流動性上想辦法。
階級流動阻塞 看不到出路
政府的判斷明顯與民情是脫節的，現時香港的問題已經演變成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提出的世代之爭問題，不論你出身中下階層，還是出身中上家庭，身為第四、五代香港人就是看不到出路，出身中下階層固然翻身無望，出身中上階層的爬升階梯都處處受限，若非際遇特好，就算中上階層有志之士都不知如何憑自己的努力創一番事業。
事業愛情全受挫 積怨爆危機
而世代之爭的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這麼簡單，甚至去到在男女情愛，或自身存在需要的問題，而近年港男港女的爭論正是這方面的反映，第四代香港甚至有不少荒謬至需要與第二、第三代有經濟條件的人爭奪心儀。
當年輕一代由男女情愛到經濟事業全是挫折時，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積累的不滿，聚沙成塔便會演變成管治危機甚至社會危機。在歷史上，有很多革命，都是由於太多庶民的日常生活問題解決不了，社會積聚太多的挫敗感而導致總體爆發。
很多與筆者年紀相若的年輕人，已經忍受不了政府提出的「六大產業」救經濟之類的廢話，現時香港年輕人所要是社會能夠提供足夠機會，讓他們做想做的事，讓他們能夠發揮所長，讓他們能夠達成結識異性，以至生兒育女等基本欲望，簡單而言就是讓世代矛盾得以紓解。
推普選 有助紓解世代矛盾
要解決世代矛盾，除了一個自由寬容的社會，讓他們有多元出路可以選擇外，有些根本問題亦必須解決，像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讓功能組別結束，令年輕人重拾透過從政服務社會，減少訴諸街頭；像解決現有中年人的退休問題，讓第二代香港人可以考慮退休享受新生活，讓位給第三、四代香港；像鼓勵同代伴侶，避免跨代伴侶引起的社會緊張，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副作用。
這堆問題千頭萬緒，不一定可以一時三刻將問題解決，但如果甚麼都不去做，社會矛盾得不到有效紓解，結果就會有可能令社會衝突不斷升級，對社會整體沒有甚麼好處。
現在到了一個需要公開討論世代矛盾的時候，香港社會各方面都需要就新社會契約達成公識，如果當權的那批人仍然像鴕鳥一樣拒絕正視問題，誰當行政長官都不會解決問題，一旦這些矛盾變成一道又一道的傷痕時，日後要收拾殘局所要付出的代價恐怕不是香港可以承受得起。
200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中資炒樓 港人望樓興嘆
香港樓價近日不斷升高，有醫師致電電台的叩應節目，指醫師、律師一類收入高而穩定的專業，都在香港買不起樓，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
香港經濟並不是在世界經濟上一枝獨秀，很多年輕人仍然承受減薪裁員之苦，只有少部分機構受惠於樓市暢旺，而可以恢復金融海嘯前的薪酬水平，那到底香港樓市為何升成這個樣子，引發民怨連連？
香港樓市現時暢旺的部分，主要都是那些售價在六百萬港元，約二千四百萬新台幣左右那些單位，六百萬港元這條線相當重要，這是香港的「投資移民」計畫的門檻，由於香港的教育制度、社會福利等方面，受英國人的餘蔭，仍然比中國本土好得多，加上香港特區護照認受性在世界上仍然比處處不受歡迎的中國公民護照為好，因此，很多中國的高官和商人，就砸下六百萬在港投資，以便申請香港居民身分。不少人買完房子，便找移民顧問申請來港定居。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在ＣＥＰＡ協議下，很多方面都向中國開放，令大量來自中國貪腐官員，來歷不明的現金滾滾南來，他們只要把得來的黑錢漂白，因此，他們不會理會樓價合不合理，反正他們拿了香港身分證，把錢變成看來來自合法途徑的收益，就會匯回中國。而香港受中國黑錢所累，年輕一代不單未有真的受惠，反而還要面臨買不到房子之苦，筆者同輩有不少朋友，婚事便是因此耽誤了。
香港這樣法治健全的地區，也可以被中國來的黑錢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台灣與中國不明不白簽了ＥＣＦＡ，或許那些發展商會眉開眼笑，他們在台北、高雄、桃園等地區的發展計畫可以被炒至天價，但台灣很多仍然受不景氣困擾的年輕一代，很可能淪為無殼蝸牛，都會地區民眾所受的影響會最為嚴重，這是台灣人願意見到的嗎？基於香港的教訓，ＥＣＦＡ是必須付諸公投，絕不能由馬政府說了便算，政府不經公投硬推ＥＣＦＡ，這做法根本是不負責任，漠視台灣基層民眾的福祉。
香港經濟並不是在世界經濟上一枝獨秀，很多年輕人仍然承受減薪裁員之苦，只有少部分機構受惠於樓市暢旺，而可以恢復金融海嘯前的薪酬水平，那到底香港樓市為何升成這個樣子，引發民怨連連？
香港樓市現時暢旺的部分，主要都是那些售價在六百萬港元，約二千四百萬新台幣左右那些單位，六百萬港元這條線相當重要，這是香港的「投資移民」計畫的門檻，由於香港的教育制度、社會福利等方面，受英國人的餘蔭，仍然比中國本土好得多，加上香港特區護照認受性在世界上仍然比處處不受歡迎的中國公民護照為好，因此，很多中國的高官和商人，就砸下六百萬在港投資，以便申請香港居民身分。不少人買完房子，便找移民顧問申請來港定居。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在ＣＥＰＡ協議下，很多方面都向中國開放，令大量來自中國貪腐官員，來歷不明的現金滾滾南來，他們只要把得來的黑錢漂白，因此，他們不會理會樓價合不合理，反正他們拿了香港身分證，把錢變成看來來自合法途徑的收益，就會匯回中國。而香港受中國黑錢所累，年輕一代不單未有真的受惠，反而還要面臨買不到房子之苦，筆者同輩有不少朋友，婚事便是因此耽誤了。
香港這樣法治健全的地區，也可以被中國來的黑錢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台灣與中國不明不白簽了ＥＣＦＡ，或許那些發展商會眉開眼笑，他們在台北、高雄、桃園等地區的發展計畫可以被炒至天價，但台灣很多仍然受不景氣困擾的年輕一代，很可能淪為無殼蝸牛，都會地區民眾所受的影響會最為嚴重，這是台灣人願意見到的嗎？基於香港的教訓，ＥＣＦＡ是必須付諸公投，絕不能由馬政府說了便算，政府不經公投硬推ＥＣＦＡ，這做法根本是不負責任，漠視台灣基層民眾的福祉。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施政只向內地伸手 反添怨氣
在公眾沒有期望下，曾蔭權周三在立法會會議廳宣讀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在《施政報告》宣讀期間，筆者觀察網絡上網民的反應，可謂罵聲連連，此起彼落。
《施政報告》宣稱要解決民生問題，宣稱要解決年輕人缺乏階級流動性問題，但很不幸，這份《施政報告》過分依賴內地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亦有不少邏輯上自相矛盾的政策，這不是一份市民普遍接受的《施政報告》。
將雞蛋集中在中國
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特別要管治香港這類受外圍環境影響相當大的地方，經濟政策應該以分散風險作主導，發展任何產業，不應只是集中與某一地區經濟整合，而是應該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所參與，減輕個別地區經濟周期波動對香港造成的衝擊。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角色，就是協助中國走向世界，現時中國只是「世界工廠」，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地位正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挑戰，筆者的家鄉印尼更被譽為金磚第五國，在這個時候，香港更應扮演協助中國投入世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才對。
但這份施政報告，由頭到尾只是強調香港要參與內地那一方面發展，大部分都是向內地伸手板要經濟利益，忽視了東南亞國家在金融海嘯後迅速興起，亦將大部分雞蛋放在中國經濟發展這籃子裏，但中國經濟發展現時不是沒有泡沫迹象的，一旦中國經濟出了狀況，那香港可以跑到哪裏去？現時曾蔭權的政策，把香港放到一個高風險，但不見得高收益的位置去，這種經濟政策難怪令人難以接受。
電子產品環保稅 損消費慾
盡管特首很強調中國在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特首有些政策，實際危害香港分享中國經濟的好處，邏輯上自相矛盾，電子產品環保責任稅，便是一個好例子。現時內地自由行遊客來香港最愛購買電子產品，除了香港比較少假貨問題外，亦因香港沒有入口關稅、亦沒有銷售稅，電子產品比內地便宜是不爭的事實。一旦香港向電子產品徵收類似膠袋稅的環保責任稅，那內地遊客還有誘因來香港購物消閒嗎？
開放內地生來港 年輕人反感
特首又在施政報告中強調，現時香港階級流動性不及6、70年代，年輕人很難像以往靠自己努力闖出名堂。政府終於意識到，這個早為不少社會學者，以至時事評論員講到口水都乾的老問題，但現時又為了發展所謂優勢產業，進一步開放內地生來香港的大學就讀，如果大學學位不增加，哪香港年輕人在本地讀大學的機會在那裏？會不會最後香港的大學不為香港人服務，只是為內地學生服務？對很多沒能力去海外升學的年輕人，他們會服氣嗎？這種內地優於本地自身問題的思維，正是很多年輕人聽完《施政報告》後感到怒氣難消的原因。
在政改沒有任何驚喜消息下，一份只要依賴內地給予香港經濟好處，並沒有把香港自身問題解決好的《施政報告》，不單未能提升曾蔭權的民望，相反只會激起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的怨氣，若下月公布的政改方案令人失望，甚至有將2005年方案翻叮之嫌的話，社會上的怨氣遲早會找機會來個總爆發，一如2003年《基本法》23條之役一樣，交出這樣爛的《施政報告》，曾蔭權真的好自為之。
《施政報告》宣稱要解決民生問題，宣稱要解決年輕人缺乏階級流動性問題，但很不幸，這份《施政報告》過分依賴內地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亦有不少邏輯上自相矛盾的政策，這不是一份市民普遍接受的《施政報告》。
將雞蛋集中在中國
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特別要管治香港這類受外圍環境影響相當大的地方，經濟政策應該以分散風險作主導，發展任何產業，不應只是集中與某一地區經濟整合，而是應該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所參與，減輕個別地區經濟周期波動對香港造成的衝擊。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角色，就是協助中國走向世界，現時中國只是「世界工廠」，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地位正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挑戰，筆者的家鄉印尼更被譽為金磚第五國，在這個時候，香港更應扮演協助中國投入世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才對。
但這份施政報告，由頭到尾只是強調香港要參與內地那一方面發展，大部分都是向內地伸手板要經濟利益，忽視了東南亞國家在金融海嘯後迅速興起，亦將大部分雞蛋放在中國經濟發展這籃子裏，但中國經濟發展現時不是沒有泡沫迹象的，一旦中國經濟出了狀況，那香港可以跑到哪裏去？現時曾蔭權的政策，把香港放到一個高風險，但不見得高收益的位置去，這種經濟政策難怪令人難以接受。
電子產品環保稅 損消費慾
盡管特首很強調中國在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特首有些政策，實際危害香港分享中國經濟的好處，邏輯上自相矛盾，電子產品環保責任稅，便是一個好例子。現時內地自由行遊客來香港最愛購買電子產品，除了香港比較少假貨問題外，亦因香港沒有入口關稅、亦沒有銷售稅，電子產品比內地便宜是不爭的事實。一旦香港向電子產品徵收類似膠袋稅的環保責任稅，那內地遊客還有誘因來香港購物消閒嗎？
開放內地生來港 年輕人反感
特首又在施政報告中強調，現時香港階級流動性不及6、70年代，年輕人很難像以往靠自己努力闖出名堂。政府終於意識到，這個早為不少社會學者，以至時事評論員講到口水都乾的老問題，但現時又為了發展所謂優勢產業，進一步開放內地生來香港的大學就讀，如果大學學位不增加，哪香港年輕人在本地讀大學的機會在那裏？會不會最後香港的大學不為香港人服務，只是為內地學生服務？對很多沒能力去海外升學的年輕人，他們會服氣嗎？這種內地優於本地自身問題的思維，正是很多年輕人聽完《施政報告》後感到怒氣難消的原因。
在政改沒有任何驚喜消息下，一份只要依賴內地給予香港經濟好處，並沒有把香港自身問題解決好的《施政報告》，不單未能提升曾蔭權的民望，相反只會激起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的怨氣，若下月公布的政改方案令人失望，甚至有將2005年方案翻叮之嫌的話，社會上的怨氣遲早會找機會來個總爆發，一如2003年《基本法》23條之役一樣，交出這樣爛的《施政報告》，曾蔭權真的好自為之。
2009年10月15日 星期四
倒退的施政報告
在市民普遍沒期望下，曾蔭權在立法會議事堂讀了他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曾蔭權宣稱他這份施政報告踏實樸素，但事實剛好相反，這份施政報告令人聯想到老董年代那些充斥假大空口號的施政報告。
所提政策不切實際
在董建華年代，施政報告宣讀那刻是市民火氣集體上升的其中一個時刻，因為董建華經常在施政報告中，描畫香港在經濟依賴中國後，會有怎樣的美好前景，共產黨味道濃厚的政治口號和用字充斥在整份報告之中。有些香港人都會信董建華所描畫的前景是真的，送子女讀工程、讀中醫，結果大好青春浪費，畢業後找工作相當困難才知受騙。
而這一份曾蔭權的施政報告與董建華那些最像的地方，就是那些對六大優勢產業的政策，不是全部要向中央政府伸手要利益，以便圖利部份富商巨賈，就算有部份政策，連親建制陣營中人都看不過眼，認為不切實際。像施政報告中有關醫療和教育政策，便被政務官出身的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批評是不符合香港實情。
以假大空蒙混過關
曾蔭權是有豐富經驗的政務官，他上任初期也沒有這麼多假大空的東西，為何現在的曾蔭權會寫出這樣爛的施政報告，除了政府高層，包括董建華在內刻意奉迎北京的思維外，北京高層以外行領導內行，純粹為自己利益着想的瞎指導，也是這類假大空施政報告產生的原因。現時北京的政策只是想控制香港，北京眼見ＣＥＰＡ這類糖衣毒藥，連台灣藍營也會開始上釣，因此就加推一堆表面上促進香港經濟，事實上受益者不明的政策，而由於背後的利益不可告人，因此，必須利用假大空口號來包裝才有可能蒙混過關。
但北京沒算到的是，香港人經歷過董建華擔任特首的慘痛經歷後，對空洞的口號和政策只有痛恨，不大可能再受騙。主流傳媒的管理層或許昧於經濟利益唱好這些政策，在市民親歷其境的自然對這些政策心裏有數，因此，在互聯網的 twitter和 facebook，市民對施政報告的即時反應是憤怒和不滿，香港彷彿回到老董年代。如果下月公佈的政改方案，只是一份原地踏步的假貨方案，香港重複老董時代的循環是無可避免。
所提政策不切實際
在董建華年代，施政報告宣讀那刻是市民火氣集體上升的其中一個時刻，因為董建華經常在施政報告中，描畫香港在經濟依賴中國後，會有怎樣的美好前景，共產黨味道濃厚的政治口號和用字充斥在整份報告之中。有些香港人都會信董建華所描畫的前景是真的，送子女讀工程、讀中醫，結果大好青春浪費，畢業後找工作相當困難才知受騙。
而這一份曾蔭權的施政報告與董建華那些最像的地方，就是那些對六大優勢產業的政策，不是全部要向中央政府伸手要利益，以便圖利部份富商巨賈，就算有部份政策，連親建制陣營中人都看不過眼，認為不切實際。像施政報告中有關醫療和教育政策，便被政務官出身的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批評是不符合香港實情。
以假大空蒙混過關
曾蔭權是有豐富經驗的政務官，他上任初期也沒有這麼多假大空的東西，為何現在的曾蔭權會寫出這樣爛的施政報告，除了政府高層，包括董建華在內刻意奉迎北京的思維外，北京高層以外行領導內行，純粹為自己利益着想的瞎指導，也是這類假大空施政報告產生的原因。現時北京的政策只是想控制香港，北京眼見ＣＥＰＡ這類糖衣毒藥，連台灣藍營也會開始上釣，因此就加推一堆表面上促進香港經濟，事實上受益者不明的政策，而由於背後的利益不可告人，因此，必須利用假大空口號來包裝才有可能蒙混過關。
但北京沒算到的是，香港人經歷過董建華擔任特首的慘痛經歷後，對空洞的口號和政策只有痛恨，不大可能再受騙。主流傳媒的管理層或許昧於經濟利益唱好這些政策，在市民親歷其境的自然對這些政策心裏有數，因此，在互聯網的 twitter和 facebook，市民對施政報告的即時反應是憤怒和不滿，香港彷彿回到老董年代。如果下月公佈的政改方案，只是一份原地踏步的假貨方案，香港重複老董時代的循環是無可避免。
中國經濟殖民地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週三早上宣讀了最新一個立法年度的《施政報告》。台灣人應該好好研究今年香港《施政報告》，因為這份報告，正揭示了台灣一旦與中國簽了ＥＣＦＡ，以及讓中國學生來台灣，會有什麼後果。
今年《施政報告》最惹網民批評的一點，就是為了發展所謂教育產業，要引進更多中國學生來香港讀大學，但如果香港大學學額沒有增加，那沒能力去海外升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讀大學的機會又去了那裡，會否終有一天香港的大學不為香港人服務，香港人在教育上淪為二等公民？這正是陸生來台的危險之處，陸生來台是會大大擠掉台灣學生上大學的機會的，最終是扼殺台灣新生代的生機，難道這是一個愛護台灣的政府應該推行的政策嗎？
而《施政報告》另一個被批評的地方，就是香港什麼經濟產業發展政策，都與中國綁在一起，如果現時中國經濟的泡沫爆了，那香港可以往何處去嗎？而香港的經濟發展，是不是只是為了中國的經濟政策服務，而不用理會香港民生？很多年輕人，事實上沒有在ＣＥＰＡ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很多這類政策實際獲利，是香港的大財團大地產商，因此，不少人譏笑這份《施政報告》是一份為地產商服務的報告。而中國的ＥＣＦＡ會否只是讓少數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不負責任財團圖利，甚至像香港一樣，變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
香港《施政報告》指出一個最爛的標準，與中國簽類似ＣＥＰＡ的協定，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受害只會是我們的子孫以及基層市民。香港人沒有辦法藉公投和民主制度，阻止政府出賣民眾利益，但台灣人仍然有公投這武器，台灣人應該推動ＥＣＦＡ公投到底，並最終否決ＥＣＦＡ以及陸生來台，這才可避免重複香港悲慘的命運。
今年《施政報告》最惹網民批評的一點，就是為了發展所謂教育產業，要引進更多中國學生來香港讀大學，但如果香港大學學額沒有增加，那沒能力去海外升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讀大學的機會又去了那裡，會否終有一天香港的大學不為香港人服務，香港人在教育上淪為二等公民？這正是陸生來台的危險之處，陸生來台是會大大擠掉台灣學生上大學的機會的，最終是扼殺台灣新生代的生機，難道這是一個愛護台灣的政府應該推行的政策嗎？
而《施政報告》另一個被批評的地方，就是香港什麼經濟產業發展政策，都與中國綁在一起，如果現時中國經濟的泡沫爆了，那香港可以往何處去嗎？而香港的經濟發展，是不是只是為了中國的經濟政策服務，而不用理會香港民生？很多年輕人，事實上沒有在ＣＥＰＡ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很多這類政策實際獲利，是香港的大財團大地產商，因此，不少人譏笑這份《施政報告》是一份為地產商服務的報告。而中國的ＥＣＦＡ會否只是讓少數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的不負責任財團圖利，甚至像香港一樣，變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
香港《施政報告》指出一個最爛的標準，與中國簽類似ＣＥＰＡ的協定，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受害只會是我們的子孫以及基層市民。香港人沒有辦法藉公投和民主制度，阻止政府出賣民眾利益，但台灣人仍然有公投這武器，台灣人應該推動ＥＣＦＡ公投到底，並最終否決ＥＣＦＡ以及陸生來台，這才可避免重複香港悲慘的命運。
2009年10月14日 星期三
甘乃威鬧劇展現的世代分歧
當主流傳媒，大部分將甘乃威解僱王麗珠引發的連串鬧劇，看成甘乃威重大的政治過失時，年青一輩，很明顯對主流傳媒的看法不以為然。在博客中，討論區中，將甘乃威事件當成笑料看待為數不少。在facebook中反映的民意，相信更能反映客觀現實，在facebook中有不少網民批評甘乃威事件，不少議員寧願投入在甘乃威事件不理高鐵是不務正業，筆者將吾友繆美詩一篇，為甘乃威講句公道話的專欄文字，在facebook中與他人共享，竟然收到多人把連結分享，以及表示贊同，而這些人，多為年青人。
主流傳媒與年青人看法如此背馳，實際上是反映了年青人與主流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現時主流傳媒不斷地對甘乃威窮追猛打，由於香港社會的系統性問題，最終有可能反令甘乃威成為了年青人的英雄。
年青人對泛道德反感
在今年年初，有一群網民對基督教團體明光社的言論忍無可忍，最終觸發一群網民由荔枝角一間教堂出發，遊行到明光社抗議，社會人士才恍然大悟，香港有一群年青人對泛道德的言論和思潮極為不滿。而這群反明光社主力，之後亦成為了反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諮詢文件，以及學校強制驗毒等行動的主力。由這串行動可見，年青人對一些高舉道德之名，大石壓死蟹的言行相當反感。
而由這次有被告無原告的事件中，甘乃威只不過因被懷疑求愛不遂，因而解僱他的女助理王麗珠，最後引發連串風波，在年青人眼中，甘乃威對異性關係處理拙劣都可以無限上綱至誠信問題，非下台不可，這觸起了年青人對「道德塔利班」的警戒，所以很多年青人，本來就對主流傳媒那些針對甘乃威的指控不以為然。特別不少年青一代，被譏為「毒男」的年青單身男士，他們都怕他們害羞向女孩子表白，最終竟然可以被提成「性騷擾」，那他們還敢為自己的幸福勇往直前嗎？
更令年青人不以為然的是，這次甘乃威有否作出不道德行為，倒要經過深入調查，而且有可能以羅生門告終。但在甘乃威事件爆發時，有人未經當事人批准就隨便爆料的行為，以及有被告無原告的輿論公審，既不顧及程序公正，更有漠視當事人意願，甚至侵犯私隱之嫌。現今年青一代，相當注重程序公正以及私隱，任何人就算要被審判都好，都應該要有一套程序，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而私隱更是現今年青一代著重的核心價值。因此，這件事替王麗珠頻頻爆料的前會計界立法會議員譚香文，她把她未經授權的爆料行為講到如何偉大都好，都不為主流網民所接納，甚至不少人因此討厭譚香文起來。甘乃威的仕途會否終結實在是言之尚早，但在現階段，譚香文因與年青新世代主流價值觀相抵觸，她日後想要東山再起，恐怕並不容易，賠了夫人又折兵。
年青人同情做實事的人
另一方面，甘乃威某程度上是香港年青一代，特別所謂四代香港人的縮影，甘乃威很早便成了區議員，亦曾做過市政局議員，他在地方的政績一向受到不錯的評價，但由於民主黨內的「大佬」們遲遲不願退，他一直都未能成為立法會議員，直至二零零八年因形勢使然，民主黨內部才不情不願，不讓單仲偕空降港島區，而是讓甘乃威以民主黨名單首名候選人出戰，順利贏得議席。本來他的經歷，與不少香港第三、四代人有共通之處，他本來就有值得年青人同情的地方。
而在甘乃威當選後，他壓抑已久的幹勁，在雷曼事件爆發時得到了發揮，首位表明會協助苦主的立法會議員便是甘乃威，也是甘乃威的果斷行動才導致後來立法會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為苦主尋一個公道。而上月告士打道爆水管事件，當那些高薪厚祿的問責官員全數失蹤時，他是第一個出現在現場視察災情，為港島區民眾留下深刻印象。年青人感覺香港出現很多問題，但政客多數都不為他們去解決問題，甘乃威過去一年的勤力表現，更令他容易在年青人間得到支持。
甘乃威事件爆發後，當政客們嗅出這件事的血腥味，紛紛出席會議，提出方案要調查甘乃威時，令市民不滿的是，那其他問題，像年青人近年開始關心規劃問題，那些議員又跑到那兒去。適逢近日因高鐵興建問題，以及菜園村事件吵得沸沸揚揚，議員們寧願去為甘乃威的鬧劇大吵大鬧，都不去理會高鐵所浪費的公帑，以及相當的規劃問題，更令年青一代認為，甘乃威這個還算得上是盡責立法會議員的人，絕不可因這次事件離開議會。縱使這次主力要甘乃威下台的傳媒《蘋果日報》，讀者多是年青一代，不過這次事件反映出年青人的獨立思考能力，《蘋果日報》若然是有悖常理的話，讀者也沒有盲目支持到底的理由。
擊倒了甘乃威也是輸家
或許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甘乃威的政治生涯有可能被主流媒體以及政界人士終結，不過那些推倒了甘乃威的人，都不見得將會是贏家。這次主流所顯出的泛道德思維、不務正業的行徑，以及對做實事的人作出的打壓，引起了年青一代的警覺。而主流傳媒以至政界人士在這次事件上的不擇手段，誠如繆美詩在報章專欄尾段所言，這樣的審判更不專業，亦更不道德。當所謂的主流，在這次赤裸裸為了自己的目的不要面具，顯出偽君子面目時，只會更激起年青一代挑戰主流的意欲和力度，在呂大樂的「世代之爭」框架下，甘乃威事件說不定為日後其他衝突事件埋下導火線。當甘乃威事件放在一個更宏觀的社會框架去看，便不難發現，這次事件只不過是香港畸形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造成的衝突的一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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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美詩：傳媒、政客、醜聞
作者後注：本文首尾兩段提及Rachel的專欄文字，載於2009年10月8日《AM730》，而小弟這篇文，是基於她的文章，作出的社會學闡釋文字。
主流傳媒與年青人看法如此背馳，實際上是反映了年青人與主流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現時主流傳媒不斷地對甘乃威窮追猛打，由於香港社會的系統性問題，最終有可能反令甘乃威成為了年青人的英雄。
年青人對泛道德反感
在今年年初，有一群網民對基督教團體明光社的言論忍無可忍，最終觸發一群網民由荔枝角一間教堂出發，遊行到明光社抗議，社會人士才恍然大悟，香港有一群年青人對泛道德的言論和思潮極為不滿。而這群反明光社主力，之後亦成為了反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諮詢文件，以及學校強制驗毒等行動的主力。由這串行動可見，年青人對一些高舉道德之名，大石壓死蟹的言行相當反感。
而由這次有被告無原告的事件中，甘乃威只不過因被懷疑求愛不遂，因而解僱他的女助理王麗珠，最後引發連串風波，在年青人眼中，甘乃威對異性關係處理拙劣都可以無限上綱至誠信問題，非下台不可，這觸起了年青人對「道德塔利班」的警戒，所以很多年青人，本來就對主流傳媒那些針對甘乃威的指控不以為然。特別不少年青一代，被譏為「毒男」的年青單身男士，他們都怕他們害羞向女孩子表白，最終竟然可以被提成「性騷擾」，那他們還敢為自己的幸福勇往直前嗎？
更令年青人不以為然的是，這次甘乃威有否作出不道德行為，倒要經過深入調查，而且有可能以羅生門告終。但在甘乃威事件爆發時，有人未經當事人批准就隨便爆料的行為，以及有被告無原告的輿論公審，既不顧及程序公正，更有漠視當事人意願，甚至侵犯私隱之嫌。現今年青一代，相當注重程序公正以及私隱，任何人就算要被審判都好，都應該要有一套程序，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而私隱更是現今年青一代著重的核心價值。因此，這件事替王麗珠頻頻爆料的前會計界立法會議員譚香文，她把她未經授權的爆料行為講到如何偉大都好，都不為主流網民所接納，甚至不少人因此討厭譚香文起來。甘乃威的仕途會否終結實在是言之尚早，但在現階段，譚香文因與年青新世代主流價值觀相抵觸，她日後想要東山再起，恐怕並不容易，賠了夫人又折兵。
年青人同情做實事的人
另一方面，甘乃威某程度上是香港年青一代，特別所謂四代香港人的縮影，甘乃威很早便成了區議員，亦曾做過市政局議員，他在地方的政績一向受到不錯的評價，但由於民主黨內的「大佬」們遲遲不願退，他一直都未能成為立法會議員，直至二零零八年因形勢使然，民主黨內部才不情不願，不讓單仲偕空降港島區，而是讓甘乃威以民主黨名單首名候選人出戰，順利贏得議席。本來他的經歷，與不少香港第三、四代人有共通之處，他本來就有值得年青人同情的地方。
而在甘乃威當選後，他壓抑已久的幹勁，在雷曼事件爆發時得到了發揮，首位表明會協助苦主的立法會議員便是甘乃威，也是甘乃威的果斷行動才導致後來立法會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雷曼事件，為苦主尋一個公道。而上月告士打道爆水管事件，當那些高薪厚祿的問責官員全數失蹤時，他是第一個出現在現場視察災情，為港島區民眾留下深刻印象。年青人感覺香港出現很多問題，但政客多數都不為他們去解決問題，甘乃威過去一年的勤力表現，更令他容易在年青人間得到支持。
甘乃威事件爆發後，當政客們嗅出這件事的血腥味，紛紛出席會議，提出方案要調查甘乃威時，令市民不滿的是，那其他問題，像年青人近年開始關心規劃問題，那些議員又跑到那兒去。適逢近日因高鐵興建問題，以及菜園村事件吵得沸沸揚揚，議員們寧願去為甘乃威的鬧劇大吵大鬧，都不去理會高鐵所浪費的公帑，以及相當的規劃問題，更令年青一代認為，甘乃威這個還算得上是盡責立法會議員的人，絕不可因這次事件離開議會。縱使這次主力要甘乃威下台的傳媒《蘋果日報》，讀者多是年青一代，不過這次事件反映出年青人的獨立思考能力，《蘋果日報》若然是有悖常理的話，讀者也沒有盲目支持到底的理由。
擊倒了甘乃威也是輸家
或許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甘乃威的政治生涯有可能被主流媒體以及政界人士終結，不過那些推倒了甘乃威的人，都不見得將會是贏家。這次主流所顯出的泛道德思維、不務正業的行徑，以及對做實事的人作出的打壓，引起了年青一代的警覺。而主流傳媒以至政界人士在這次事件上的不擇手段，誠如繆美詩在報章專欄尾段所言，這樣的審判更不專業，亦更不道德。當所謂的主流，在這次赤裸裸為了自己的目的不要面具，顯出偽君子面目時，只會更激起年青一代挑戰主流的意欲和力度，在呂大樂的「世代之爭」框架下，甘乃威事件說不定為日後其他衝突事件埋下導火線。當甘乃威事件放在一個更宏觀的社會框架去看，便不難發現，這次事件只不過是香港畸形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造成的衝突的一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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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美詩：傳媒、政客、醜聞
作者後注：本文首尾兩段提及Rachel的專欄文字，載於2009年10月8日《AM730》，而小弟這篇文，是基於她的文章，作出的社會學闡釋文字。
2009年10月11日 星期日
聖羅蘭戀人的照妖鏡
法國收藏家，北京圓明園鼠首和兔首現時的擁有人貝爾熱（Pierre Berge，台譯「貝爾傑」）曾在今年六月接觸台北故宮，打算捐出鼠首和兔首，但台北故宮負責人，竟然指鼠首和兔首是搶回來為理由，拒絕接收。這新聞，可謂辛亥革命紀念日前，對藍營最諷刺的新聞，因為這名很熟悉中國的法國人，儼如照妖鏡把馬總統的「藍皮紅骨」本質照出來。
貝爾熱並非對中國一無所知的平常歐洲人，在一九八五年，貝爾熱曾經與他的同性戀人，名設計師聖羅蘭共同訪問北京，見過鄧小平，還當過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身為歐洲社會主義者的他，本來立心協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後，他捐助民運組織，協助民運份子逃亡到法國。他對圓明園鼠首和兔首的歷史瞭如指掌，這也是他利用這兩件聖羅蘭留下的收藏品，作為照妖鏡的原因。
貝爾熱之所以選擇台北故宮作為捐助對象，因為中華民國是清政府的法定繼承者，貝爾熱將鼠首和兔首捐給台北故宮，就是承認現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法理事實。如果馬英九總統還敢將貝爾熱送來的鼠首和兔首接過來，世人還可以相信，馬英九想當總統，而不是去做當代石敬瑭，當起兒皇帝來，未得到台灣二千多萬民眾的同意，就向獨裁的中國稱臣。
很不幸，貝爾熱的鼠首和兔首再一次成為照妖鏡，馬英九就連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正統這最底線政治理念都不敢堅持，請問馬英九與曾蔭權有何分別呢？馬英九甚至比曾蔭權爵士更差，曾蔭權爵士在英治年代是殖民地政府官僚，從來都未當過一國之首，他只不過是另一個長樂老人。但馬英九此舉，就與中國五代十國期間，後梁石敬瑭為借契丹軍援奪取政權，不惜割去燕雲十六州（今北京一帶），兼且自稱兒皇帝，並稱契丹皇帝為父皇帝沒分別。
因此，大家稱呼馬英九為馬區長，並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恰如其分的描述，連履行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接收圓明園文物都不敢，中華民國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庸國，那中華民國不是名存實亡嗎？因此，台灣正名是有必要，因為就是要防止那些藍皮紅骨之輩，四處拿中華民國之名招搖撞騙，這種騙術實在太可怕。
貝爾熱並非對中國一無所知的平常歐洲人，在一九八五年，貝爾熱曾經與他的同性戀人，名設計師聖羅蘭共同訪問北京，見過鄧小平，還當過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身為歐洲社會主義者的他，本來立心協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後，他捐助民運組織，協助民運份子逃亡到法國。他對圓明園鼠首和兔首的歷史瞭如指掌，這也是他利用這兩件聖羅蘭留下的收藏品，作為照妖鏡的原因。
貝爾熱之所以選擇台北故宮作為捐助對象，因為中華民國是清政府的法定繼承者，貝爾熱將鼠首和兔首捐給台北故宮，就是承認現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法理事實。如果馬英九總統還敢將貝爾熱送來的鼠首和兔首接過來，世人還可以相信，馬英九想當總統，而不是去做當代石敬瑭，當起兒皇帝來，未得到台灣二千多萬民眾的同意，就向獨裁的中國稱臣。
很不幸，貝爾熱的鼠首和兔首再一次成為照妖鏡，馬英九就連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正統這最底線政治理念都不敢堅持，請問馬英九與曾蔭權有何分別呢？馬英九甚至比曾蔭權爵士更差，曾蔭權爵士在英治年代是殖民地政府官僚，從來都未當過一國之首，他只不過是另一個長樂老人。但馬英九此舉，就與中國五代十國期間，後梁石敬瑭為借契丹軍援奪取政權，不惜割去燕雲十六州（今北京一帶），兼且自稱兒皇帝，並稱契丹皇帝為父皇帝沒分別。
因此，大家稱呼馬英九為馬區長，並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恰如其分的描述，連履行中華民國政府的責任，接收圓明園文物都不敢，中華民國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庸國，那中華民國不是名存實亡嗎？因此，台灣正名是有必要，因為就是要防止那些藍皮紅骨之輩，四處拿中華民國之名招搖撞騙，這種騙術實在太可怕。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甘乃威風波 泛民公投契機？
雖然筆者所認識的年輕一輩，對甘乃威「性騷擾」女助理「醜聞」主流傳媒的取態，相當不以為然，甚至擔心現時香港出現凡事道德審判的怪事。
但政治畢竟要顧及大部分人，當年輕人以外的群體都認為甘乃威與被炒女助理之間，甘乃威所做有錯時，盡管甘乃威相當實幹，在政治現實考慮下，他要辭職救黨也是形勢使然。
不過，只是甘乃威辭職是救不了民主黨的，因為甘乃威辭職後，有意爭奪他遺下港島區空缺的對手，一定把甘乃威所犯的錯誤說成民主黨的錯誤，然後把選戰設定為對泛民道德水平的信任投票。
保港島議席 候選人須重量級
泛民要守住甘乃威留下的議席，就要在候選人上作出選擇，令整個補選議題轉變，而這位候選人，如何達致議題轉變的戰略目標，那就是他們要考慮的議題。
在特首公布政改方案在即之際，泛民就容易動員支持者的戰略議題，必定爭取普選的補選公投，而借甘乃威辭職乘勢進行補選公投，在港島打響補選公投的第一仗，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但並不是任何一位候選人都可以參與補選，因為港島作為第一個打響補選公投戰的戰場，候選人必須極有分量，有相當大的符號象徵意義，道德操守亦無懈可擊，令泛民在港島第一戰能夠以大比數勝出，為補選公投戰鋪平道路，這樣才算是有意義。
單仲偕雖實務 惜缺普選魅力
雖然民主黨內部有聲音希望單仲偕出戰，筆者與單仲偕相識多年，他的工作能力和態度亦絕無問題，他亦有當直選議員的經驗，但以現時戰略形勢來看，由於單仲偕偏向實務，缺乏了作為普選公投戰領導者的魅力和資歷，這變了他難以完成戰略議題轉移的任務。
因此，在這場仗中，筆者對單仲偕出戰甚有保留，在缺乏一如甘乃威強大地區實力支持下，單仲偕隨時陷入苦戰之中。由2007年，陳方安生對葉劉淑儀的兩太會戰都可以看到，港島並非泛民想像中容易打的戰場。
李柱銘出戰 具民主象徵意義
民主黨港島支部有一位前任立法會議員，他個人道德操守都屬無可置疑，他在民主運動所代表的象徵意義也是人所皆知，他亦公開支持五席請辭公投戰略，那是李柱銘資深大律師。
雖然要李柱銘復出看來有點突兀，但他是現任特首曾蔭權兒子的教父，如果他的對手質疑李柱銘的人格，恐怕這同時一併質疑曾特首的眼光和判斷，而李柱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由他領軍打港島區補選，對手就再難在候選人的人格問題上下功夫，基本上，就可以為泛民轉危為機，甚至為特首的政改方案構成壓力。而且李柱銘在泛民聲望很高，社民連和公民黨相信也會對這個決定服氣。
在政治戰略角度而言，甘乃威是否「性騷擾」女助手並不是最重要，這類羅生門事件，也非旁人能論盡當中的是非曲直。
政改戰場 可殺對手措手不及
但如果現時排山倒海而來，主要來自主流傳媒要求甘乃威辭職的壓力，最終成為泛民主派正式實施五席公投的契機，這肯定是在甘乃威政敵意料之外，日後選民會還甘乃威一個公道，而建制派隨時因這次突然而來的「戰役」，在政改戰場上被對手殺個措手不及，因此，這次甘乃威事件有不少人已經變成輸家，但建制派不見得在這次事件能因旁觀者身份而成為贏家。
但政治畢竟要顧及大部分人，當年輕人以外的群體都認為甘乃威與被炒女助理之間，甘乃威所做有錯時，盡管甘乃威相當實幹，在政治現實考慮下，他要辭職救黨也是形勢使然。
不過，只是甘乃威辭職是救不了民主黨的，因為甘乃威辭職後，有意爭奪他遺下港島區空缺的對手，一定把甘乃威所犯的錯誤說成民主黨的錯誤，然後把選戰設定為對泛民道德水平的信任投票。
保港島議席 候選人須重量級
泛民要守住甘乃威留下的議席，就要在候選人上作出選擇，令整個補選議題轉變，而這位候選人，如何達致議題轉變的戰略目標，那就是他們要考慮的議題。
在特首公布政改方案在即之際，泛民就容易動員支持者的戰略議題，必定爭取普選的補選公投，而借甘乃威辭職乘勢進行補選公投，在港島打響補選公投的第一仗，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但並不是任何一位候選人都可以參與補選，因為港島作為第一個打響補選公投戰的戰場，候選人必須極有分量，有相當大的符號象徵意義，道德操守亦無懈可擊，令泛民在港島第一戰能夠以大比數勝出，為補選公投戰鋪平道路，這樣才算是有意義。
單仲偕雖實務 惜缺普選魅力
雖然民主黨內部有聲音希望單仲偕出戰，筆者與單仲偕相識多年，他的工作能力和態度亦絕無問題，他亦有當直選議員的經驗，但以現時戰略形勢來看，由於單仲偕偏向實務，缺乏了作為普選公投戰領導者的魅力和資歷，這變了他難以完成戰略議題轉移的任務。
因此，在這場仗中，筆者對單仲偕出戰甚有保留，在缺乏一如甘乃威強大地區實力支持下，單仲偕隨時陷入苦戰之中。由2007年，陳方安生對葉劉淑儀的兩太會戰都可以看到，港島並非泛民想像中容易打的戰場。
李柱銘出戰 具民主象徵意義
民主黨港島支部有一位前任立法會議員，他個人道德操守都屬無可置疑，他在民主運動所代表的象徵意義也是人所皆知，他亦公開支持五席請辭公投戰略，那是李柱銘資深大律師。
雖然要李柱銘復出看來有點突兀，但他是現任特首曾蔭權兒子的教父，如果他的對手質疑李柱銘的人格，恐怕這同時一併質疑曾特首的眼光和判斷，而李柱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由他領軍打港島區補選，對手就再難在候選人的人格問題上下功夫，基本上，就可以為泛民轉危為機，甚至為特首的政改方案構成壓力。而且李柱銘在泛民聲望很高，社民連和公民黨相信也會對這個決定服氣。
在政治戰略角度而言，甘乃威是否「性騷擾」女助手並不是最重要，這類羅生門事件，也非旁人能論盡當中的是非曲直。
政改戰場 可殺對手措手不及
但如果現時排山倒海而來，主要來自主流傳媒要求甘乃威辭職的壓力，最終成為泛民主派正式實施五席公投的契機，這肯定是在甘乃威政敵意料之外，日後選民會還甘乃威一個公道，而建制派隨時因這次突然而來的「戰役」，在政改戰場上被對手殺個措手不及，因此，這次甘乃威事件有不少人已經變成輸家，但建制派不見得在這次事件能因旁觀者身份而成為贏家。
2009年10月6日 星期二
視窮人為大客 服務商機巨
本文與陳嘉怡 勰高服務創新顧問公司創辦人合著
商業機構需要在服務上創新，才能夠突圍而出，站穩陣腳。創新是二十一世紀的大趨勢，除了商業上的需要，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更是迫切。
資源有限 社會創新更迫切
社會愈進步，人對生活的要求便愈高，各地政府都面對市民在醫療、教育、環境，以至其他他社會福利的訴求。在有限資源下，如果只是在現有制度中想辦法以提升效率及生產力，並非上策。面對新問題，就得有新方法去達到可持續發展。再者，金融海嘯對社會的價值觀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衝擊。當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不再成為時尚的商業用語，經濟學家也為資本主義作重新定位，商界的社會責任也變得日益重要。
社會創新是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的需要，令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和富足。社會創新不單是政府的責任，非政府機構（NGO）以至商界亦可推動。確實在官商民共同協作之下，才有可能加快應付時代變遷的新社會服務出現。
當然社會創新是需要政府的帶動和鼓勵，像英國、荷蘭、芬蘭和丹麥等國家的政府，已經組成高層次專門部門，在以民為本的大前提下配合科技運用，推出嶄新的公共服務概念及方法。創新公營服務最重要的是改變公務員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
非政府機構 才能有突破
對比起政府，非政府機構原則上可以更靈活，去回應時代的需要。但要作出突破，他們必需摒棄「資助者」的心態，用創新的思維為機構和社會創造價值。
像Andreas Heinecke創立的Dialogue in the Dark，目的除了為世界上的失明、傷殘以及遭遇不幸人士帶來就業機會，亦藉其中一系列活動教育公眾。如失明導遊帶着一群人，在絕對黑暗的環境下進行活動，讓公眾學習使用其他感官，改變他們對殘疾及自身能力的看法，重新學習了解自己。
又像近年相當熱門，針對新興國家貧窮人口的「微型金融」。Alex Counts（註）是2006年諾貝爾得獎者Muhummad Yunus的門生，他們共同成立Grameen Bank，為貧困人提拱銀行服務。C K Prahalad在他的書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中，鼓勵政府、非政府組織，以至捐助者，不要再視貧困人為受害者，而是有創意的企業家，以及有要求的消費者，他認為跨國企業如果選到有效方法去服務這批人，會得到相當大的好處。事實上愈來愈多的企業，如P&G和IBM，也朝着這方向走。而更多的商學院，亦都將社會創新這個項目加入在他們的核心課程內。
香港現時才開始提倡社會企業，社會企業一如其他新興企業，在未站穩陣腳前需要他人扶一把，有些創新理念亦需要有伯樂去賞識。而Ashoka正是以創投基金的方式，去尋找以及協助有創新意念的人，去創辦他們的社會企業。
創意工業已過時 要全民皆創
總言之，在社會環境愈來愈複雜的情況下，單是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增加效率是不足夠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更要work smart--利用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資源，共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
因此，不只做藝術創作需要創意，做生意需要創意，提供社會服務同樣是需要創意的。創意工業這二十世紀概念其實已非常過時，香港是需要發展成為一個「全民皆創」的創新城市。
商業機構需要在服務上創新，才能夠突圍而出，站穩陣腳。創新是二十一世紀的大趨勢，除了商業上的需要，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更是迫切。
資源有限 社會創新更迫切
社會愈進步，人對生活的要求便愈高，各地政府都面對市民在醫療、教育、環境，以至其他他社會福利的訴求。在有限資源下，如果只是在現有制度中想辦法以提升效率及生產力，並非上策。面對新問題，就得有新方法去達到可持續發展。再者，金融海嘯對社會的價值觀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衝擊。當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不再成為時尚的商業用語，經濟學家也為資本主義作重新定位，商界的社會責任也變得日益重要。
社會創新是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的需要，令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和富足。社會創新不單是政府的責任，非政府機構（NGO）以至商界亦可推動。確實在官商民共同協作之下，才有可能加快應付時代變遷的新社會服務出現。
當然社會創新是需要政府的帶動和鼓勵，像英國、荷蘭、芬蘭和丹麥等國家的政府，已經組成高層次專門部門，在以民為本的大前提下配合科技運用，推出嶄新的公共服務概念及方法。創新公營服務最重要的是改變公務員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
非政府機構 才能有突破
對比起政府，非政府機構原則上可以更靈活，去回應時代的需要。但要作出突破，他們必需摒棄「資助者」的心態，用創新的思維為機構和社會創造價值。
像Andreas Heinecke創立的Dialogue in the Dark，目的除了為世界上的失明、傷殘以及遭遇不幸人士帶來就業機會，亦藉其中一系列活動教育公眾。如失明導遊帶着一群人，在絕對黑暗的環境下進行活動，讓公眾學習使用其他感官，改變他們對殘疾及自身能力的看法，重新學習了解自己。
又像近年相當熱門，針對新興國家貧窮人口的「微型金融」。Alex Counts（註）是2006年諾貝爾得獎者Muhummad Yunus的門生，他們共同成立Grameen Bank，為貧困人提拱銀行服務。C K Prahalad在他的書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中，鼓勵政府、非政府組織，以至捐助者，不要再視貧困人為受害者，而是有創意的企業家，以及有要求的消費者，他認為跨國企業如果選到有效方法去服務這批人，會得到相當大的好處。事實上愈來愈多的企業，如P&G和IBM，也朝着這方向走。而更多的商學院，亦都將社會創新這個項目加入在他們的核心課程內。
香港現時才開始提倡社會企業，社會企業一如其他新興企業，在未站穩陣腳前需要他人扶一把，有些創新理念亦需要有伯樂去賞識。而Ashoka正是以創投基金的方式，去尋找以及協助有創新意念的人，去創辦他們的社會企業。
創意工業已過時 要全民皆創
總言之，在社會環境愈來愈複雜的情況下，單是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增加效率是不足夠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更要work smart--利用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資源，共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
因此，不只做藝術創作需要創意，做生意需要創意，提供社會服務同樣是需要創意的。創意工業這二十世紀概念其實已非常過時，香港是需要發展成為一個「全民皆創」的創新城市。
2009年9月30日 星期三
通脹可期 未雨綢繆紓民怨
近日，中國農業部表示，中國肉蛋等副食品價格上升，不會引起通脹。當然肉蛋價格上升成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一點是，肉蛋價格上升的有些原因，並不到農業部來控制，當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金融海嘯後，各國為救市注入大量貨幣供應在市場內，由貨幣供應大增引發的通貨膨脹，而這因素就不是農業部可以控制的。
大增貨幣供應 引發通脹遠因
由於香港主要物資主要依賴進口，而貨幣又與美元掛鈎，因此，香港物資主要供應地中國，以及美國的通脹情況，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香港的物價水平，而對於一個民望低的政府而言，如何因應通脹推出新政策保持民望，將是一個相當難的政治和政策課題。
首先，香港大部分糧食和日用品供應都依賴由中國進口，因此，中國的物價水平，特別在食品方面的物價水平變化，絕對會對香港的物價水平有決定性影響，如果香港人購買糧食時不跟隨市價，結果就是農民不會將食物出口到香港。
現時中國農業已經相當大程度市場經濟化，中央政府縱使為了穩定香港民心，以行政命令要求以特惠價格出口到香港，能夠動員的量也會很有限。
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系統的借貸不斷上升，盡管在下半年，升幅已經大大放緩，但今年上半年大量注入銀行系統的貨幣，並不會一夜間在市場消失，這大幅增加的貨幣供應，正正是中國出現通脹的遠因，這也是中國政府不得不出口術，意圖穩定民心的原因。換言之，中國出現通脹機會大的情況下，香港一同出現通脹也殊不為奇。
預算案推紓困措施 無可避免
由於中國出口到香港的產品，很多都是基層市民的生活所需，例如新鮮蔬菜和副食品，尋找替代品的空間有限。
因此，政府在明年財政預算案中，不一定要向基層派糖，但在香港工資升幅水平受制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推出一定的紓緩方案幾乎是無可避免，現時在考慮政府財政政策時，就應該要考慮到這點，否則會因通脹造成民怨。
另一方面，當中國出現通脹時，任何理性的人都會試圖在投資市場，希望投資回報高於通脹，利用投資的實質回報保住財富和購買力。而在通脹的情況下，除了黃金、股市和樓市都會湧入大量逃避通脹的資金。
股樓漲租金升 民生百上加斤
而這次通脹浪潮與以往不同的是，由於中國已經是新興經濟國家，民眾以至擁有財富的人擁有資金不少，加上中港之間資金流通渠道眾多，中國的外滙管制怎管都難管得住資金往外跑，一旦他們為逃避中國的通脹風險，調撥資金來到香港股市和樓市投資，香港股市和樓市可能出現脫離香港實際情況的興旺現象。
而大筆資金湧入下，所誘發與實際經濟情況背道而馳的旺市，都有相當程度的泡沫成分，若政府和投資者不謹慎監察，並作出相應措施，在泡沫未爆前，基層民生有可能受租金上升影響百上加斤，而泡沫爆了後，銀行系統如何收科也是令人頭痛。
筆者明白，現時香港政府所能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工具不多，調控經濟的能力極為有限，但縱使不能控制經濟情況也好，事先對通脹帶來的副作用作出政策調節，減低副作用造成的民生上損害，這未雨綢繆的事是應該現在便要做好，不要後知後覺，政府被市民猛烈抨擊後，才打算以外圍經濟情況為理由推搪過去。
大增貨幣供應 引發通脹遠因
由於香港主要物資主要依賴進口，而貨幣又與美元掛鈎，因此，香港物資主要供應地中國，以及美國的通脹情況，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香港的物價水平，而對於一個民望低的政府而言，如何因應通脹推出新政策保持民望，將是一個相當難的政治和政策課題。
首先，香港大部分糧食和日用品供應都依賴由中國進口，因此，中國的物價水平，特別在食品方面的物價水平變化，絕對會對香港的物價水平有決定性影響，如果香港人購買糧食時不跟隨市價，結果就是農民不會將食物出口到香港。
現時中國農業已經相當大程度市場經濟化，中央政府縱使為了穩定香港民心，以行政命令要求以特惠價格出口到香港，能夠動員的量也會很有限。
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國銀行系統的借貸不斷上升，盡管在下半年，升幅已經大大放緩，但今年上半年大量注入銀行系統的貨幣，並不會一夜間在市場消失，這大幅增加的貨幣供應，正正是中國出現通脹的遠因，這也是中國政府不得不出口術，意圖穩定民心的原因。換言之，中國出現通脹機會大的情況下，香港一同出現通脹也殊不為奇。
預算案推紓困措施 無可避免
由於中國出口到香港的產品，很多都是基層市民的生活所需，例如新鮮蔬菜和副食品，尋找替代品的空間有限。
因此，政府在明年財政預算案中，不一定要向基層派糖，但在香港工資升幅水平受制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推出一定的紓緩方案幾乎是無可避免，現時在考慮政府財政政策時，就應該要考慮到這點，否則會因通脹造成民怨。
另一方面，當中國出現通脹時，任何理性的人都會試圖在投資市場，希望投資回報高於通脹，利用投資的實質回報保住財富和購買力。而在通脹的情況下，除了黃金、股市和樓市都會湧入大量逃避通脹的資金。
股樓漲租金升 民生百上加斤
而這次通脹浪潮與以往不同的是，由於中國已經是新興經濟國家，民眾以至擁有財富的人擁有資金不少，加上中港之間資金流通渠道眾多，中國的外滙管制怎管都難管得住資金往外跑，一旦他們為逃避中國的通脹風險，調撥資金來到香港股市和樓市投資，香港股市和樓市可能出現脫離香港實際情況的興旺現象。
而大筆資金湧入下，所誘發與實際經濟情況背道而馳的旺市，都有相當程度的泡沫成分，若政府和投資者不謹慎監察，並作出相應措施，在泡沫未爆前，基層民生有可能受租金上升影響百上加斤，而泡沫爆了後，銀行系統如何收科也是令人頭痛。
筆者明白，現時香港政府所能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工具不多，調控經濟的能力極為有限，但縱使不能控制經濟情況也好，事先對通脹帶來的副作用作出政策調節，減低副作用造成的民生上損害，這未雨綢繆的事是應該現在便要做好，不要後知後覺，政府被市民猛烈抨擊後，才打算以外圍經濟情況為理由推搪過去。
2009年9月26日 星期六
誰是恐怖分子？
為何吳敦義就任行政院長前飛往香港，聲稱要搜集香港應付土石流的資料，一直都沒有什麼人相信？除了吳敦義那矛盾百出的說辭外，他對熱比婭申請簽證來台灣的決定，已經說明了一切。
熱比婭是恐怖份子，一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說辭，中國既提不出實質證據證明她是恐怖份子，其他國家亦沒有證據去證明她是恐怖份子。現時熱比婭更有美國綠卡，亦即美國永久居留權的持有人，美國是世界各路恐怖份子的頭號目標，對反恐投放心力和心血可不少，就算一般旅客，像筆者持英國公民護照免簽證的，也得入境時按捺指紋，更何況對永久居留權申請人的反恐審查？但美國不單批出永久居留權簽證，而且更讓她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請問吳敦義，何來證據去證明熱比婭以及她所支持組織都是恐怖份子？
而且疆獨有很多派別，像熱比婭以及迪里夏提等，他們都有家人仍在新疆，熱比婭更曾是中國的全國政協委員，試問中國怎會讓一個恐怖份子當起全國政協委員？熱比婭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權鬥下的犧牲品，吳敦義不單沒有對熱比婭寄予同情，反而隨中國現當權者的調子起舞，參與抹黑熱比婭的行列，到底吳敦義閣揆的政府，還相信民主自由等價值嗎？
吳敦義的作為，對香港人相當眼熟，因為他的手法，與香港入境處那些人，禁止丹麥藝術家、豎立在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創作人高志活入境香港是如出一轍。
吳敦義正用行動來證明，馬英九已經不是總統，而是與香港特首曾蔭權爵士一樣的傀儡，而吳敦義本人，亦被他自己矮化為政務司司長一類的角色，只差在他沒像香港政務司司長一樣，由中國國務院任免。
熱比婭是恐怖份子，一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說辭，中國既提不出實質證據證明她是恐怖份子，其他國家亦沒有證據去證明她是恐怖份子。現時熱比婭更有美國綠卡，亦即美國永久居留權的持有人，美國是世界各路恐怖份子的頭號目標，對反恐投放心力和心血可不少，就算一般旅客，像筆者持英國公民護照免簽證的，也得入境時按捺指紋，更何況對永久居留權申請人的反恐審查？但美國不單批出永久居留權簽證，而且更讓她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請問吳敦義，何來證據去證明熱比婭以及她所支持組織都是恐怖份子？
而且疆獨有很多派別，像熱比婭以及迪里夏提等，他們都有家人仍在新疆，熱比婭更曾是中國的全國政協委員，試問中國怎會讓一個恐怖份子當起全國政協委員？熱比婭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權鬥下的犧牲品，吳敦義不單沒有對熱比婭寄予同情，反而隨中國現當權者的調子起舞，參與抹黑熱比婭的行列，到底吳敦義閣揆的政府，還相信民主自由等價值嗎？
吳敦義的作為，對香港人相當眼熟，因為他的手法，與香港入境處那些人，禁止丹麥藝術家、豎立在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創作人高志活入境香港是如出一轍。
吳敦義正用行動來證明，馬英九已經不是總統，而是與香港特首曾蔭權爵士一樣的傀儡，而吳敦義本人，亦被他自己矮化為政務司司長一類的角色，只差在他沒像香港政務司司長一樣，由中國國務院任免。
2009年9月24日 星期四
六百億公帑換什麼？ 《東宮西宮》笑出了城規悲歌
本身是建築科班出身的胡恩威，在最新一集《東宮西宮》，回歸他真正的強項：城市規劃及建築問題，在笑料中提出了不少對城市規劃的質疑，當中最值得留意的其中一項，就是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門都在中西區和灣仔商業中心辦公，而香港的規劃發展，總是為地產，特別是港鐵的地產項目服務。
《東宮西宮》提出這點，就令筆者聯想起近日的高鐵爭議。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聲稱高鐵是「寬頻」，而現時中港陸路交通是「撥號上網」。但邱誠武副局長未搞清楚的是，如果市內的規劃和建設一塌糊塗，六百億去投資高鐵除了製造新的地產項目，將未來高鐵總站所在的西九進一步變成地產商兵家必爭之地，什麼意義都沒有。
何解獨愛萬佛朝「中」？
根據《東宮西宮》所展示的資料，香港有五分一上班人口在中西區和灣仔上班，七成政府部門總部位處港島北部商業區。為何各政府部門不能分散香港各區辦公，平衡不同區份的發展，而偏要承受無論在反恐上，以至交通規劃上都相當不理想的「萬佛朝中」式設計。這因為香港規劃上的血管，亦即香港主要交通幹線的設計，出現了問題和老化，根本做不到將政府各部門的官署，分散於各區上班。
在電子化年代，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間的溝通，當然可以用電郵包辦，但如果要在服務上方便市民，就算新的政府部門總部位置不在商業中心，也要在交通上市民不會感到不方便，畢竟仍有不少政府公共服務，需要市民或商家親身去處理，暫時未能實現電子化。
像廉署總部、海關總部能夠實現搬到港島北角與魚涌間的海旁地區，因為這兒的海旁地帶東區走廊和東區海底隧道可達，市民既可坐港鐵來到這些地方，亦可以利用免費的高速公路坐巴士或私家車抵達。東區走廊的出現，令政府部門以至私營企業，將總部搬到港島東部，包括太古城、小西灣、柴灣一帶變成可能。
九龍新界無路行
問題在於現時九龍也好、新界也好，很多地區根本缺乏主幹公路貫通，亦缺乏足夠鐵路網支持，而政府不願意把政府官署部門搬到這些地區，為新道路網鐵路網提供用量，結果政府部門以至商界永遠都萬佛朝中式建設他們的總部。在沙中線建成前，土瓜灣一帶的交通竟然靠行車線遠不及高速公路標準，在油麻地廟街至何文田一帶加士居道更會收窄成一條行車線所謂「幹線公路」來維持，而政府近年才為擴建中九龍幹線做預備工作，到底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就算有新公路，如果營運者安排不當，也是後患無窮。像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這條以大欖隧道為主幹的高速公路本來可以為政府部門搬到新界西北地區辦公打好基礎，因為在這條高速公路配合港鐵西鐵線情況下，不單解決屯門公路擠塞問題，而且更可以令新界西北成為一個吸引中港商人的辦公地點。正確做法，是三號幹線免費，屯門公路向大貨車收費，改變交通流量。可惜政府任由三號幹線公司，以及同屬三號幹線成員的西區海底隧道漫天開價，天水圍城查實就是香港政府不當交通政策惹出來的禍。
請看看首爾
而香港市區由於被維多利亞港一分為二，因此，香港的過海交通對城市均衡發展有絕對重要性影響，一旦過海交通成為了城市交通的樽頸，在這種困獸鬥的環境下，要做到社區均衡發展在實務上是不可能的。
韓國首都首爾同樣由一條漢江分隔南北，但首爾的交通佈局卻比香港合理得多，除了興建一共九條地鐵線理順人流外，亦興建了環市公路，避免車流湧入市區，更大量興建貫通漢江南北的行車天橋，這些橋很多都是免費使用，避免來往漢江南北的交通堵塞，避免造成首爾市內交通一團糟的局面。亦由於首爾的設計，才做到商業中心區設於明洞一帶，中央政府總部設於景福宮一帶，而國會就設在汝矣島，這正是胡恩威在《東宮西宮》中提出的做法。在繁忙時間，首爾的車流才勉強算得上合理，至少你還敢選擇坐的士，由首爾市區前往遠在仁川的國際機場。
另一方面，首爾政府為了避免大量橫越漢江南北的車輛堵塞市內以及環市公路交通，漢江南北有大量的行車天橋橫越兩地。而現時香港島北部交通經常大擠塞的原因，除了集中了五分一人口在港島北上班外，紅磡海底隧道堵塞的車流也是關鍵，香港仔隧道被海底隧道的車流連累早不是新聞。香港與首爾情況既屬同類的話，除了政府部門分散各地，又是不是應興建第四條，甚至第五條海底隧道？
市民利益置何地？
當香港市區無論在規劃，以至交通上出現問題時，容筆者這半個IT人，借用邱副局長很IT的比喻，再借題發揮一下，當HKIX（香港各電訊公司之間的交換網絡）都容量不足時，甚至仍有不少客戶仍然只能用56K窄頻線，寬頻都覆蓋不了時，寬頻公司投資巨額金錢在出海光纖容量又有什麼用？是不是用作興建高鐵香港段六百億港元，用來改善香港各區交通，達到香港各地平衡發展更為重要？用六百億納稅人的錢，興建出來的高鐵，除了令西九龍文化藝術區成為一塊地產商垂涎不止三尺，而是七尺的肥豬肉外，對香港社會到底有何實質好處？高鐵不只是港鐵股東要關心的議題，亦不只是菜園村民眾關心的議題，這更涉及香港多年以來不合理的城市規劃，甚至公帑如何合理運用，還市民更優質、更自由生活空間的問題。但落在沒有規劃常識和戰略的官員手裡，誠如《東宮西宮》所言，香港運輸及房屋局，以及發展局，運作目標除了是為地產商帶來更多的錢外，還有什麼目標？這才是看完《東宮西宮》，再看菜園村村民的抗爭感到最令人心酸的地方。
《東宮西宮》提出這點，就令筆者聯想起近日的高鐵爭議。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聲稱高鐵是「寬頻」，而現時中港陸路交通是「撥號上網」。但邱誠武副局長未搞清楚的是，如果市內的規劃和建設一塌糊塗，六百億去投資高鐵除了製造新的地產項目，將未來高鐵總站所在的西九進一步變成地產商兵家必爭之地，什麼意義都沒有。
何解獨愛萬佛朝「中」？
根據《東宮西宮》所展示的資料，香港有五分一上班人口在中西區和灣仔上班，七成政府部門總部位處港島北部商業區。為何各政府部門不能分散香港各區辦公，平衡不同區份的發展，而偏要承受無論在反恐上，以至交通規劃上都相當不理想的「萬佛朝中」式設計。這因為香港規劃上的血管，亦即香港主要交通幹線的設計，出現了問題和老化，根本做不到將政府各部門的官署，分散於各區上班。
在電子化年代，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間的溝通，當然可以用電郵包辦，但如果要在服務上方便市民，就算新的政府部門總部位置不在商業中心，也要在交通上市民不會感到不方便，畢竟仍有不少政府公共服務，需要市民或商家親身去處理，暫時未能實現電子化。
像廉署總部、海關總部能夠實現搬到港島北角與魚涌間的海旁地區，因為這兒的海旁地帶東區走廊和東區海底隧道可達，市民既可坐港鐵來到這些地方，亦可以利用免費的高速公路坐巴士或私家車抵達。東區走廊的出現，令政府部門以至私營企業，將總部搬到港島東部，包括太古城、小西灣、柴灣一帶變成可能。
九龍新界無路行
問題在於現時九龍也好、新界也好，很多地區根本缺乏主幹公路貫通，亦缺乏足夠鐵路網支持，而政府不願意把政府官署部門搬到這些地區，為新道路網鐵路網提供用量，結果政府部門以至商界永遠都萬佛朝中式建設他們的總部。在沙中線建成前，土瓜灣一帶的交通竟然靠行車線遠不及高速公路標準，在油麻地廟街至何文田一帶加士居道更會收窄成一條行車線所謂「幹線公路」來維持，而政府近年才為擴建中九龍幹線做預備工作，到底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就算有新公路，如果營運者安排不當，也是後患無窮。像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這條以大欖隧道為主幹的高速公路本來可以為政府部門搬到新界西北地區辦公打好基礎，因為在這條高速公路配合港鐵西鐵線情況下，不單解決屯門公路擠塞問題，而且更可以令新界西北成為一個吸引中港商人的辦公地點。正確做法，是三號幹線免費，屯門公路向大貨車收費，改變交通流量。可惜政府任由三號幹線公司，以及同屬三號幹線成員的西區海底隧道漫天開價，天水圍城查實就是香港政府不當交通政策惹出來的禍。
請看看首爾
而香港市區由於被維多利亞港一分為二，因此，香港的過海交通對城市均衡發展有絕對重要性影響，一旦過海交通成為了城市交通的樽頸，在這種困獸鬥的環境下，要做到社區均衡發展在實務上是不可能的。
韓國首都首爾同樣由一條漢江分隔南北，但首爾的交通佈局卻比香港合理得多，除了興建一共九條地鐵線理順人流外，亦興建了環市公路，避免車流湧入市區，更大量興建貫通漢江南北的行車天橋，這些橋很多都是免費使用，避免來往漢江南北的交通堵塞，避免造成首爾市內交通一團糟的局面。亦由於首爾的設計，才做到商業中心區設於明洞一帶，中央政府總部設於景福宮一帶，而國會就設在汝矣島，這正是胡恩威在《東宮西宮》中提出的做法。在繁忙時間，首爾的車流才勉強算得上合理，至少你還敢選擇坐的士，由首爾市區前往遠在仁川的國際機場。
另一方面，首爾政府為了避免大量橫越漢江南北的車輛堵塞市內以及環市公路交通，漢江南北有大量的行車天橋橫越兩地。而現時香港島北部交通經常大擠塞的原因，除了集中了五分一人口在港島北上班外，紅磡海底隧道堵塞的車流也是關鍵，香港仔隧道被海底隧道的車流連累早不是新聞。香港與首爾情況既屬同類的話，除了政府部門分散各地，又是不是應興建第四條，甚至第五條海底隧道？
市民利益置何地？
當香港市區無論在規劃，以至交通上出現問題時，容筆者這半個IT人，借用邱副局長很IT的比喻，再借題發揮一下，當HKIX（香港各電訊公司之間的交換網絡）都容量不足時，甚至仍有不少客戶仍然只能用56K窄頻線，寬頻都覆蓋不了時，寬頻公司投資巨額金錢在出海光纖容量又有什麼用？是不是用作興建高鐵香港段六百億港元，用來改善香港各區交通，達到香港各地平衡發展更為重要？用六百億納稅人的錢，興建出來的高鐵，除了令西九龍文化藝術區成為一塊地產商垂涎不止三尺，而是七尺的肥豬肉外，對香港社會到底有何實質好處？高鐵不只是港鐵股東要關心的議題，亦不只是菜園村民眾關心的議題，這更涉及香港多年以來不合理的城市規劃，甚至公帑如何合理運用，還市民更優質、更自由生活空間的問題。但落在沒有規劃常識和戰略的官員手裡，誠如《東宮西宮》所言，香港運輸及房屋局，以及發展局，運作目標除了是為地產商帶來更多的錢外，還有什麼目標？這才是看完《東宮西宮》，再看菜園村村民的抗爭感到最令人心酸的地方。
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西鐵延伸內地 勝高鐵大白象
近日香港爭論得比較激烈的經濟議題，當推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興建問題，當傳媒的焦點放於菜園村村民的抗爭時，有一個問題查實更值得關注，那就是動用600多億公帑興建的香港段，是否真的一如政府運用電腦模型所推測，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高鐵香港段600億 效益成疑
而由中國整個高速鐵路建設政策，到現時高鐵香港段的發展思維，都明顯是個別官僚閉門造車，見到日本、歐洲的例子，就未有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憑空思考出來的政策，這600多億能否實際帶來經濟效益，頗成疑問。
首先，並非世界每一個先進國家都流行高速鐵路，事實上，高速鐵路真正能夠被廣泛接受是幾個地區，包括了日本、台灣、法國以及德國鄰近國家。這些地區都是幅員並不太大，而人口往往集中於幾個大城市，而公路作為陸路運輸主要手段，亦因相當的技術困難，才會運用高鐵。
日台高鐵成功 因陸路受阻
日本和台灣情況就很類似，台灣的人口和交通流量主要集中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幾個西岸大城，由於受山勢所限，再增建高速公路空間有限，而由於台北至高雄距離不遠，依賴空中運輸不符合成本效益，才會運用高鐵來解決問題。日本的人口模式與地勢與台灣類近，這也是日本新幹綫引入台灣後，令台灣國內民航綫幾乎全數關閉的原因。
而德國和法國高速鐵路成功，既有歐洲阿爾卑斯山的地勢問題，令高速公路興建受限制的緣故，亦有因為一些歷史遺留的原因。像法國的公路系統令不少歐洲人望而生畏，寧願坐鐵路作跨境旅行。亦有因為要即時解決問題的因素，像德國高速鐵路竟然連柴油版的ICE-TD都要拿出來用，因為原為東德的德國東部的公路建設甚至鐵路建設都追不上德國統一後，部分政府部門遷往柏林，但又將部分政府部門留在舊首都波恩（Bonn），加上歐盟東擴令大量客流湧到波蘭、捷克等前共產國家的需要，那些地方就算機場要現代也要相當時間，這才令高速鐵路變成了可以短時間解決問題的方案。
現時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未有地勢問題必須要興建高速鐵路疏導大量人流的問題，要疏導珠三角之間通勤者（Commuter）的交通需要，可能將現時西鐵綫延展到落馬洲，令紅磡的旅客可以選擇西鐵綫過境，這有可能更為實惠的方案，而廣州到香港之間的交通，也不是沒有高速公路可以支援，如何改善中國過境口岸，與香港高速公路的銜接可能更為重要。像深圳灣口岸和落馬洲口岸，主要銜接市區的道路竟然都是香港九號幹綫，三號幹綫因收費問題令司機望而卻步，甚至近年已經開始自行駕車往其他省市觀光的中國司機，都嫌香港路費太貴，就算搞中港車自由行都不考慮來香港觀光，這才是香港政府真的要為香港經濟前景，要切實解決問題，而不是動用大量公帑，引進一隻效益成疑的大白象。
搞好中港公路銜接 活用西鐵
雖然中國政府近年很積極在全中國引進高速鐵路網，但是這網絡有多少效益，就連中國民眾本身都抱有很大的疑問。既然如此，香港政府亦應該仔細考慮珠三角的實際情況，先投放資源搞好中港之間的公路銜接，以及活用西鐵綫，才再談高鐵入港也未遲。
高鐵香港段600億 效益成疑
而由中國整個高速鐵路建設政策，到現時高鐵香港段的發展思維，都明顯是個別官僚閉門造車，見到日本、歐洲的例子，就未有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憑空思考出來的政策，這600多億能否實際帶來經濟效益，頗成疑問。
首先，並非世界每一個先進國家都流行高速鐵路，事實上，高速鐵路真正能夠被廣泛接受是幾個地區，包括了日本、台灣、法國以及德國鄰近國家。這些地區都是幅員並不太大，而人口往往集中於幾個大城市，而公路作為陸路運輸主要手段，亦因相當的技術困難，才會運用高鐵。
日台高鐵成功 因陸路受阻
日本和台灣情況就很類似，台灣的人口和交通流量主要集中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幾個西岸大城，由於受山勢所限，再增建高速公路空間有限，而由於台北至高雄距離不遠，依賴空中運輸不符合成本效益，才會運用高鐵來解決問題。日本的人口模式與地勢與台灣類近，這也是日本新幹綫引入台灣後，令台灣國內民航綫幾乎全數關閉的原因。
而德國和法國高速鐵路成功，既有歐洲阿爾卑斯山的地勢問題，令高速公路興建受限制的緣故，亦有因為一些歷史遺留的原因。像法國的公路系統令不少歐洲人望而生畏，寧願坐鐵路作跨境旅行。亦有因為要即時解決問題的因素，像德國高速鐵路竟然連柴油版的ICE-TD都要拿出來用，因為原為東德的德國東部的公路建設甚至鐵路建設都追不上德國統一後，部分政府部門遷往柏林，但又將部分政府部門留在舊首都波恩（Bonn），加上歐盟東擴令大量客流湧到波蘭、捷克等前共產國家的需要，那些地方就算機場要現代也要相當時間，這才令高速鐵路變成了可以短時間解決問題的方案。
現時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未有地勢問題必須要興建高速鐵路疏導大量人流的問題，要疏導珠三角之間通勤者（Commuter）的交通需要，可能將現時西鐵綫延展到落馬洲，令紅磡的旅客可以選擇西鐵綫過境，這有可能更為實惠的方案，而廣州到香港之間的交通，也不是沒有高速公路可以支援，如何改善中國過境口岸，與香港高速公路的銜接可能更為重要。像深圳灣口岸和落馬洲口岸，主要銜接市區的道路竟然都是香港九號幹綫，三號幹綫因收費問題令司機望而卻步，甚至近年已經開始自行駕車往其他省市觀光的中國司機，都嫌香港路費太貴，就算搞中港車自由行都不考慮來香港觀光，這才是香港政府真的要為香港經濟前景，要切實解決問題，而不是動用大量公帑，引進一隻效益成疑的大白象。
搞好中港公路銜接 活用西鐵
雖然中國政府近年很積極在全中國引進高速鐵路網，但是這網絡有多少效益，就連中國民眾本身都抱有很大的疑問。既然如此，香港政府亦應該仔細考慮珠三角的實際情況，先投放資源搞好中港之間的公路銜接，以及活用西鐵綫，才再談高鐵入港也未遲。
2009年9月21日 星期一
創新重點在服務 專家教增值
本文與陳嘉怡 勰高服務創新顧問公司創辦人合著
當香港經濟已不再以製造業帶動，甚至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亦受到印尼、越南等新興工業國家的挑戰，都要走向高增值轉型時，香港作為服務型經濟，若要在價值鏈向上突破，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是香港轉型必走之路。
商品化是現代企業最大的敵人，現時香港的經濟仍是沿用20世紀的工業經濟模式，主要以「效率」和「質量」掛帥。隨着資訊日益發達，顧客選擇愈來愈多，上世紀的致勝之道已不足夠令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爭一杯羹。要保持競爭力，企業必須不斷創新，突圍而出。
iPhone改變設計 更革新服務
創新不一定限於產品和科技，服務也可創新。服務創新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針對與別不同的客戶群（WHO）；開發新服務滿足客戶潛在需求（WHAT）；新的商業模式，獨特的客戶體驗，不同的服務交付過程（HOW）等。服務創新亦多涉及科技的應用，但最重要是凡事以顧客為中心。
服務創新不會只規限在服務層面上，在提升產品價值也扮演相當重要角色。蘋果由iPod到iPhone 3GS的成功，不單是外觀設計那般簡單，最重要是其服務創新意念，iTunes Store開創了買歌到下載歌曲到MP3一條龍的先河。而在iPhone年代，iTunes App Store不但製造了一個新興的產業：為iPhone開發第三者應用，養活了不少的新軟件公司，而且令不少人更難離開iPhone，因為iPhone不只是一部好用的手提電話，而是有無窮用途的商務暨娛樂工具。
Amazon.com最近用超過8億美元（約62.4億港元）收購Zappos.com，還要保留原來管理團隊。因為Zappos最值錢，是原來的管理團隊。
Zappos成功 全心為顧客
Zappos開創網上賣鞋成功的先河，因不少人都誤以為，顧客一定要試穿鞋後才會購買。針對這些顧客需要，Zappos一年365日，24小時客戶熱綫都有人接聽，買了貨品後，如有不滿，在一年內原銀奉還兼且不用顧客負擔運費，在香港老闆們眼中，這樣做的傢伙一定是瘋子。但這正是Zappos成功之道，由於Zappos的做法令顧客好滿意，在Twitter、YouTube以至博客這些Web 2.0媒體上，不斷有人自願為Zappos打免費廣告，Zappos將用於市場推廣的開支，用於客戶服務和應付退貨之上，這種前無古人的做法，正是令Zappos百分之七十五的生意額都是來自老顧客，這解釋了Zappos為何值8億美元那麼多。
Zappos的金漆招牌，正是來自創辦人年輕美籍華人謝家華，這種打破時下一般老闆的迷思，全力為消費者做到最好的態度。只要為消費者做到最好，日後自然有大堆免費廣告，讓你的企業得以壯大。Zappos的成功，絕對是建基於謝家華的核心價值和目標，有諸於內形之外。所有公司總部僱員，不論地位，需要接受為期4星期的客戶忠誠服務培訓課程。經過一個星期的培訓，新員工可拿走2,000美元（約1.56萬港元）立即離開公司而不附帶任何條件。這是確保員工是喜歡其工作，而不單是為了金錢。
法制優人才多 成試點
而另外一個例子，任佐治生於香港，曾是亞洲頂尖髮型設計師，於2003年在上海開了第一家悠庭保健會所，以一個五星級的服務、三星級的價格針對上海的外籍人士。今年悠庭保健會所被授予上海最佳的Spa massage。悠庭現遍布內地5個城市，另有3間在杜拜、挪威和新加坡。任佐治的例子表明，香港人都一樣有能力藉服務創新而取得成功。
香港擁有優良的基礎設施，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運作健全的法制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懂得跟貼潮流口味的民眾，大可成為各企業的服務創新的「實驗室」，也可帶動內地服務業的發展，商機無限，說不定日後另一個謝家華就是來自於香港。
﹏﹏﹏﹏﹏﹏﹏﹏﹏﹏﹏﹏﹏﹏﹏﹏﹏﹏
國際論壇︰20創意專家 明年雲集香江
謝家華（Zappos.com）及任佐治（悠庭保健會）將於明年1月22至24日，在港參與一個「Make a Difference（MaD）」論壇。其他演講嘉賓包括：John Maeda（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主席）與傅佳偉（麻省理工學院權威雜誌《科技評論》2009年度傑出創新家）等20多名國際級思想領袖、企業家、創新者及創意專業人士。詳情請瀏覽www.m-a-d.asia。
當香港經濟已不再以製造業帶動，甚至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亦受到印尼、越南等新興工業國家的挑戰，都要走向高增值轉型時，香港作為服務型經濟，若要在價值鏈向上突破，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是香港轉型必走之路。
商品化是現代企業最大的敵人，現時香港的經濟仍是沿用20世紀的工業經濟模式，主要以「效率」和「質量」掛帥。隨着資訊日益發達，顧客選擇愈來愈多，上世紀的致勝之道已不足夠令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爭一杯羹。要保持競爭力，企業必須不斷創新，突圍而出。
iPhone改變設計 更革新服務
創新不一定限於產品和科技，服務也可創新。服務創新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針對與別不同的客戶群（WHO）；開發新服務滿足客戶潛在需求（WHAT）；新的商業模式，獨特的客戶體驗，不同的服務交付過程（HOW）等。服務創新亦多涉及科技的應用，但最重要是凡事以顧客為中心。
服務創新不會只規限在服務層面上，在提升產品價值也扮演相當重要角色。蘋果由iPod到iPhone 3GS的成功，不單是外觀設計那般簡單，最重要是其服務創新意念，iTunes Store開創了買歌到下載歌曲到MP3一條龍的先河。而在iPhone年代，iTunes App Store不但製造了一個新興的產業：為iPhone開發第三者應用，養活了不少的新軟件公司，而且令不少人更難離開iPhone，因為iPhone不只是一部好用的手提電話，而是有無窮用途的商務暨娛樂工具。
Amazon.com最近用超過8億美元（約62.4億港元）收購Zappos.com，還要保留原來管理團隊。因為Zappos最值錢，是原來的管理團隊。
Zappos成功 全心為顧客
Zappos開創網上賣鞋成功的先河，因不少人都誤以為，顧客一定要試穿鞋後才會購買。針對這些顧客需要，Zappos一年365日，24小時客戶熱綫都有人接聽，買了貨品後，如有不滿，在一年內原銀奉還兼且不用顧客負擔運費，在香港老闆們眼中，這樣做的傢伙一定是瘋子。但這正是Zappos成功之道，由於Zappos的做法令顧客好滿意，在Twitter、YouTube以至博客這些Web 2.0媒體上，不斷有人自願為Zappos打免費廣告，Zappos將用於市場推廣的開支，用於客戶服務和應付退貨之上，這種前無古人的做法，正是令Zappos百分之七十五的生意額都是來自老顧客，這解釋了Zappos為何值8億美元那麼多。
Zappos的金漆招牌，正是來自創辦人年輕美籍華人謝家華，這種打破時下一般老闆的迷思，全力為消費者做到最好的態度。只要為消費者做到最好，日後自然有大堆免費廣告，讓你的企業得以壯大。Zappos的成功，絕對是建基於謝家華的核心價值和目標，有諸於內形之外。所有公司總部僱員，不論地位，需要接受為期4星期的客戶忠誠服務培訓課程。經過一個星期的培訓，新員工可拿走2,000美元（約1.56萬港元）立即離開公司而不附帶任何條件。這是確保員工是喜歡其工作，而不單是為了金錢。
法制優人才多 成試點
而另外一個例子，任佐治生於香港，曾是亞洲頂尖髮型設計師，於2003年在上海開了第一家悠庭保健會所，以一個五星級的服務、三星級的價格針對上海的外籍人士。今年悠庭保健會所被授予上海最佳的Spa massage。悠庭現遍布內地5個城市，另有3間在杜拜、挪威和新加坡。任佐治的例子表明，香港人都一樣有能力藉服務創新而取得成功。
香港擁有優良的基礎設施，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運作健全的法制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懂得跟貼潮流口味的民眾，大可成為各企業的服務創新的「實驗室」，也可帶動內地服務業的發展，商機無限，說不定日後另一個謝家華就是來自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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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論壇︰20創意專家 明年雲集香江
謝家華（Zappos.com）及任佐治（悠庭保健會）將於明年1月22至24日，在港參與一個「Make a Difference（MaD）」論壇。其他演講嘉賓包括：John Maeda（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主席）與傅佳偉（麻省理工學院權威雜誌《科技評論》2009年度傑出創新家）等20多名國際級思想領袖、企業家、創新者及創意專業人士。詳情請瀏覽www.m-a-d.asia。
2009年9月12日 星期六
ECFA不公投 老百姓不能活
有些人以ECFA對台灣經濟有好處為理由，反對將ECFA公投。所謂的ECFA，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政府為了安撫二○○三年，香港七一「回歸紀念日」反政府大遊行後市民憤怒情緒推出的CEPA的產物。以筆者個人在香港生活的親身經驗，除了對少數人有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將協議內容付諸公投，對台灣大部分民眾不公平。
在香港CEPA協議下，中國註冊的汽車可以拿香港的車牌，在香港境內行走。這政策看來是小事一樁，但實際執行起來問題多多。在香港主要購物商場及商業中心區，出現大量駕駛技術不濟的中國司機不在話下。而市面出現了這些來自中國的，無論在車窗顏色，以至張貼行車證等方面，都不合法的車輛在路上行走。在香港，市民可以在網路上根據車牌號碼，查出車輛物主的個人資料，以便進行民事索償和訴訟。但這些中國來的車輛的資料，在網路是查不出來的，萬一出現交通意外，要誰來負責都不知道，香港路上忽爾出現大量香港法律根本管不到的司機和車輛，而這些問題，港府事前從來不向香港市民交代清楚，因為香港實行CEPA是不用公投的。
ECFA公投的重要性在於，迫政府對每一條協議背後的原則、對民眾的利害、具體的實施方式向民眾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些具體實施時會對民眾有害的條文，必須予以否決，不能為了圖利少部分金融大亨、財閥，就犧牲大多數民眾的利益。這些利益不一定指民眾的就業和升學，像香港的例子，為了一小部分人，就犧牲了大部分香港用路人的權益和安全。
現時馬英九政府千方百計避免ECFA公投，甚至濫用《公投法》條文，否決了由民進黨提出的ECFA公投，這證明ECFA協議背後，可能有不少出賣台灣民眾的條文，馬英九政府希望利用國民黨現時對立法院的絕對控制權，匆匆對這些賣台條文過關，明知當局立心不良，就更要反對ECFA簽署和通過，除要求公投以外，製造更多政治壓力。難道要出現有一天，有台灣人在台灣的路上給中國不負責任司機撞死了，但法律處理不了這些司機，我們才去為ECFA後悔嗎？
在香港CEPA協議下，中國註冊的汽車可以拿香港的車牌，在香港境內行走。這政策看來是小事一樁，但實際執行起來問題多多。在香港主要購物商場及商業中心區，出現大量駕駛技術不濟的中國司機不在話下。而市面出現了這些來自中國的，無論在車窗顏色，以至張貼行車證等方面，都不合法的車輛在路上行走。在香港，市民可以在網路上根據車牌號碼，查出車輛物主的個人資料，以便進行民事索償和訴訟。但這些中國來的車輛的資料，在網路是查不出來的，萬一出現交通意外，要誰來負責都不知道，香港路上忽爾出現大量香港法律根本管不到的司機和車輛，而這些問題，港府事前從來不向香港市民交代清楚，因為香港實行CEPA是不用公投的。
ECFA公投的重要性在於，迫政府對每一條協議背後的原則、對民眾的利害、具體的實施方式向民眾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些具體實施時會對民眾有害的條文，必須予以否決，不能為了圖利少部分金融大亨、財閥，就犧牲大多數民眾的利益。這些利益不一定指民眾的就業和升學，像香港的例子，為了一小部分人，就犧牲了大部分香港用路人的權益和安全。
現時馬英九政府千方百計避免ECFA公投，甚至濫用《公投法》條文，否決了由民進黨提出的ECFA公投，這證明ECFA協議背後，可能有不少出賣台灣民眾的條文，馬英九政府希望利用國民黨現時對立法院的絕對控制權，匆匆對這些賣台條文過關，明知當局立心不良，就更要反對ECFA簽署和通過，除要求公投以外，製造更多政治壓力。難道要出現有一天，有台灣人在台灣的路上給中國不負責任司機撞死了，但法律處理不了這些司機，我們才去為ECFA後悔嗎？
2009年9月11日 星期五
新疆摑了中央一巴掌
新疆新聞辦就香港記者被毆打事件召開的記者會，公然指鹿為馬，引起公眾極大憤慨，連民建聯和自由黨，都上書中央政府，要求解釋。
中國長期存在地方政府不受控制的問題，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政府的政策去到地方政府，不是政策走了樣，便是無法貫徹。不過，過往地方政府如何不理中央政府指令也好，還不會做出一些令中央政府丟臉或下不了台的事。只要不影響貪官污吏作威作福，還會給中央政府一點面子。
對中南海的政治考驗
但這次新疆政府，不但狠狠摑了香港一大巴，同時也摑了中央政府一大巴。作為中央政府在港代表的中聯辦，上周才向被人用槍指嚇的無綫電視記者林子豪致送花籃，現在新疆政府就對香港記者作出如此嚴重，而且不符事實的指控，試問香港人還可以相信中央落實各項承諾的能力嗎？中央還能夠控制得住各地方政府嗎？
現時香港親共政黨已經去信習近平和溫家寶，要求中央政府關注事件，這是對中央莫大考驗，如果中央無法糾正新疆政府所犯的錯誤，這等於中央失去了對新疆管治權，恢復在蔣介石年代，盛世才做「新疆王」自把自為的局面，當各地地方政府見到王樂泉變成現代版本的盛世才，中央仍然沒有辦法，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還會把中央放在眼內嗎？恐怕這次中央沒有妥善處理問題，不但有損香港記者在中國的合法採訪權，這更是中央失去全國控制權的先兆，出現類同軍閥割據的局面，這倒是真的立心分裂國家。
這是一次對中南海的政治考驗，中央像大家想像般強而有力，還是只是一隻無牙老虎，很快便會分曉。不過，在中共奪得政權六十周年時，中共所謂中央政府的底牌如此揭出來，這果然是新疆官員們給中共的一份大賀禮。
中國長期存在地方政府不受控制的問題，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政府的政策去到地方政府，不是政策走了樣，便是無法貫徹。不過，過往地方政府如何不理中央政府指令也好，還不會做出一些令中央政府丟臉或下不了台的事。只要不影響貪官污吏作威作福，還會給中央政府一點面子。
對中南海的政治考驗
但這次新疆政府，不但狠狠摑了香港一大巴，同時也摑了中央政府一大巴。作為中央政府在港代表的中聯辦，上周才向被人用槍指嚇的無綫電視記者林子豪致送花籃，現在新疆政府就對香港記者作出如此嚴重，而且不符事實的指控，試問香港人還可以相信中央落實各項承諾的能力嗎？中央還能夠控制得住各地方政府嗎？
現時香港親共政黨已經去信習近平和溫家寶，要求中央政府關注事件，這是對中央莫大考驗，如果中央無法糾正新疆政府所犯的錯誤，這等於中央失去了對新疆管治權，恢復在蔣介石年代，盛世才做「新疆王」自把自為的局面，當各地地方政府見到王樂泉變成現代版本的盛世才，中央仍然沒有辦法，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還會把中央放在眼內嗎？恐怕這次中央沒有妥善處理問題，不但有損香港記者在中國的合法採訪權，這更是中央失去全國控制權的先兆，出現類同軍閥割據的局面，這倒是真的立心分裂國家。
這是一次對中南海的政治考驗，中央像大家想像般強而有力，還是只是一隻無牙老虎，很快便會分曉。不過，在中共奪得政權六十周年時，中共所謂中央政府的底牌如此揭出來，這果然是新疆官員們給中共的一份大賀禮。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瞞報惡化危機 加劇新疆亂局
在上周新疆烏魯木齊再發生大示威，不過這次不是由維吾爾人發起，而是由漢人發起，由於新疆出現多宗民眾被不明針狀物品攻擊事件，令市內民眾人人自危，在政府未有明確作為的情況下，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中共黨委書記王樂泉下台。政府又指摘示威由流亡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策動，明顯過於牽強。
查實上周的示威，本來可以避免，但由於官場一些陋習，加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本來吏治不彰，結果釀成大禍。而這次漢人示威，對從政者不無啟事。
應發放清楚信息 安撫民眾
在8月中，烏魯木齊開始傳出有人用針筒襲擊平民時，已經謠言滿天飛，有人指針筒上帶有愛滋病毒，又有人指有受害者受襲後，要進醫院做斷肢手術。這種情況下，烏魯木齊市面出現恐慌氣氛自不待言，倘若針上有愛滋病毒，因此染上愛滋病毒恐怕比即時死去更磨人。有人做斷肢手術的傳言更可怕，令人聯想到有恐怖分子使用碳疽桿菌進行生化襲擊。烏魯木齊市面傳言本身，已經是一場政治危機。
面對這種政治危機，傳言愈傳愈久，版本就愈嚇人，在小學時，很多人應該讀過王員外，吃飯時吞了一條鴨毛，最後以訛傳訛竟然傳到王員外吞掉整隻鴨的故事。因此，應付這種傳言引發的危機，必須盡早在傳言發展初期，給予澄清，以及教導公眾一旦遇到真的用針筒犯案的人，不論是打劫的小偷，還是正牌恐怖分子，公眾應該怎樣防備以及保護自己免受傷害，而不幸真的中了招又可以怎樣做。
這不但令公眾安心，亦令公眾願意去做反恐前綫的綫眼，活躍中亞細亞的恐怖分子，借新疆局勢不穩乘機犯案撈取政治資本，也不是令人意外的事。但過去半個月，新疆當地傳媒，未有向公眾及時提供可靠而令人安心的資訊，對這件事隻字不提，而民眾身邊聽到中招的情況愈來愈多，憤怒因此愈積愈深，最後忍無可忍，變成了剛過去的漢人大示威。
錯過抗敵危機 民意反彈
對很多中共官員，他們認為一旦出了令公眾感到恐慌的事件，瞞報就是最有效處理方法，但事實往往告訴大家，瞞報的結果令公眾錯過了最好共同對抗危機的時機，結果不但令公眾在不知詳情的情況下，蒙受重大損失，而且一旦有民眾受害，當中的民意反彈亦會相當強烈。在沙氏病毒肆虐中國初期，官員就是明知公眾搶購板藍根來自救都不願講出真相，不單令香港和中國有多條人命枉送，更令中國當局的聲譽大損。而這次新疆漢人大示威事件，某程度可以說成沙氏病毒侵襲時造成政治危機的翻版。
不論搞不搞政治改革也好，客觀現實不為主觀意志所轉移，現時情況相當清楚明瞭，中國公眾要求涉及民生攸關的重大危機時，公眾至少能夠由官方傳媒知道相當的資訊，而不是有人受害後才恍然大悟。在香港也好，中國也好，從政者應該在謠言出現後，設法誠實地將所知的告知公眾，以及向公眾提出自保的方法，安撫民心。中國古語有云：「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中國民眾一定認為謠言背後有一定可信性，因此誠實以及提出可行方案自保是相當重要。中國當局在沙氏以及新疆，都為了未能妥善解決謠言引發的信心危機，付出沉重代價。倘若日後處理危機都這樣差，政治誠信破產只是遲早問題。
查實上周的示威，本來可以避免，但由於官場一些陋習，加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本來吏治不彰，結果釀成大禍。而這次漢人示威，對從政者不無啟事。
應發放清楚信息 安撫民眾
在8月中，烏魯木齊開始傳出有人用針筒襲擊平民時，已經謠言滿天飛，有人指針筒上帶有愛滋病毒，又有人指有受害者受襲後，要進醫院做斷肢手術。這種情況下，烏魯木齊市面出現恐慌氣氛自不待言，倘若針上有愛滋病毒，因此染上愛滋病毒恐怕比即時死去更磨人。有人做斷肢手術的傳言更可怕，令人聯想到有恐怖分子使用碳疽桿菌進行生化襲擊。烏魯木齊市面傳言本身，已經是一場政治危機。
面對這種政治危機，傳言愈傳愈久，版本就愈嚇人，在小學時，很多人應該讀過王員外，吃飯時吞了一條鴨毛，最後以訛傳訛竟然傳到王員外吞掉整隻鴨的故事。因此，應付這種傳言引發的危機，必須盡早在傳言發展初期，給予澄清，以及教導公眾一旦遇到真的用針筒犯案的人，不論是打劫的小偷，還是正牌恐怖分子，公眾應該怎樣防備以及保護自己免受傷害，而不幸真的中了招又可以怎樣做。
這不但令公眾安心，亦令公眾願意去做反恐前綫的綫眼，活躍中亞細亞的恐怖分子，借新疆局勢不穩乘機犯案撈取政治資本，也不是令人意外的事。但過去半個月，新疆當地傳媒，未有向公眾及時提供可靠而令人安心的資訊，對這件事隻字不提，而民眾身邊聽到中招的情況愈來愈多，憤怒因此愈積愈深，最後忍無可忍，變成了剛過去的漢人大示威。
錯過抗敵危機 民意反彈
對很多中共官員，他們認為一旦出了令公眾感到恐慌的事件，瞞報就是最有效處理方法，但事實往往告訴大家，瞞報的結果令公眾錯過了最好共同對抗危機的時機，結果不但令公眾在不知詳情的情況下，蒙受重大損失，而且一旦有民眾受害，當中的民意反彈亦會相當強烈。在沙氏病毒肆虐中國初期，官員就是明知公眾搶購板藍根來自救都不願講出真相，不單令香港和中國有多條人命枉送，更令中國當局的聲譽大損。而這次新疆漢人大示威事件，某程度可以說成沙氏病毒侵襲時造成政治危機的翻版。
不論搞不搞政治改革也好，客觀現實不為主觀意志所轉移，現時情況相當清楚明瞭，中國公眾要求涉及民生攸關的重大危機時，公眾至少能夠由官方傳媒知道相當的資訊，而不是有人受害後才恍然大悟。在香港也好，中國也好，從政者應該在謠言出現後，設法誠實地將所知的告知公眾，以及向公眾提出自保的方法，安撫民心。中國古語有云：「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中國民眾一定認為謠言背後有一定可信性，因此誠實以及提出可行方案自保是相當重要。中國當局在沙氏以及新疆，都為了未能妥善解決謠言引發的信心危機，付出沉重代價。倘若日後處理危機都這樣差，政治誠信破產只是遲早問題。
2009年9月5日 星期六
香港小姐選舉或反無線霸權游擊戰
雖然近年香港小姐選舉，都有參選佳麗水準下降的趨勢，但還未變成未播出已經變成笑話的情況。但今年高登討論區的網民又來暑期傑作，發動投票行動把被戲稱為「女版許愿」的2號佳麗林潔瑜，在各大網民公開投票中捧成最熱門佳麗，由於林潔瑜的樣貌實在難用漂亮來形容，網民的舉動，就令今年香港小姐選舉變成一場鬧劇，作為無線每年傳統年度大騷，還剩多少叫座力頓成疑問。
這次由網民集體策劃，連主事是誰都找不到的抗議行動，除了展現現今網上動員的威力外，更反映了香港公眾對現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無力感，以及網絡抗議行為的一直新趨勢。
媒體怪象無人理會
在網民策動林潔瑜行動前，無線早是網民的針對對象，由今年六四燭光晚會，突然走出來的是但男，搞得無線新聞部人仰馬翻，不知如何應付，到今年廣管局舉辦三次免費電視牌照中期檢討公聽會，都走出大量反無線的民眾對陳志雲作出不同程度的抗議，一場針對無線的網絡游擊戰一直都在進行，民眾普遍對無線的節目製作方針以及水平，早已忍無可忍。
不過，由於現行的發牌制度，加上無線與政府關係極為良好，連東亞運動員運送聖火的終點，都放在無線的錄影棚裡，可見政府與無線關係何其穩固，這令公眾現時仍然沒有任何辦法，徹底終結無線的霸權。
面對力量遠比個別群眾為大的霸權，作為資源有限的公眾，可以做就是以羅馬大將費邊提出的費邊戰術，不斷進行不同大大小小的抗議行動去消耗無線的元氣，將無線確立一個又一個權威擊破，以長期戰爭的手段以時間換取空間，藉此無線疲於應付各類抗議行動，最終希望消耗無線的資源和實力，等待時機再以決定性行動，終結無線的霸權地位，這也是無線與網民之間長期戰爭的背景，這次林潔瑜被捧成熱門事件，實際上是反無線霸權戰爭的其中一場戰役，與是但男行動，以及廣管局公聽會中的連串抗議事件連成一線，不過這次以荒謬透頂的方法，去對抗制度的荒謬與無稽。
塔倫天奴式抗議
在《希魔撞正殺人狂》中，儘管由畢彼特領導的美軍游擊隊，與在清剿猶太人運動中僥倖生存的巴黎戲院東主蘇珊娜並無事前約定，但由於攻擊目標相當明顯和一致，在雙方未有事前約定的情況下的各展神通，基於雙方理性的決定，都會有著協同效應，最終將攻擊效果最大化，事前有否約定根本無關要旨。
由於過往資訊傳遞的困難，類似的情況在二次大戰的年代比較難發生，純屬電影導演的狂想，但在互聯網世界，只要攻擊目標夠明顯，而攻擊理由足以打動人心的話，沒有任何中央協調的政治行動，都可以聚成足夠大的力量，把敵方擊倒。而林潔瑜事件，可說是當中的代表作。
把林潔瑜捧為熱門，只是個別高登討論區網民提出來的談論話題，這連Facebook Group一類協調機制也沒有，在高登討論區上的討論，都多以林潔瑜當成笑料看待，實際上協調各路人馬行動的討論並不多。
但由於有了具體的戰鬥目標，以及戰略目的，各路人馬不用透過討論作出整合，都按自己的優勢進行行動，由於不少高登討論區使用者，同時亦活躍其他討論區，有部分人因此就自告奮勇擔當傳教士的角色，在其他討論區上宣傳吹捧林潔瑜的行動，結集其他高登以外的力量。而高登討論區另一強項是用戶精於電腦程式編寫的人亦不少，甚至本身是資訊科技界的專業人士，他們研究各大港姐投票網站的合法程式漏洞，並利用這些程式設計上的缺陷，以Javascript編出「洗票」程式，容許其他人以自行匿名參與方式，進行「造票」行動。這些未有討論，但有共同目標存在的行動項目，不少網民亦樂於不參與討論下靜默參與，這亦令香港多個傳媒關於港姐的網上投票，包括無線本身的在內，林潔瑜的票數都突然迅速上升，而這些傳媒根本在技術水平上，以至可以動員的群眾，是沒有辦法應付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力量。過往政客經常濫用的「沉默的大多數」，竟然在互聯網世代，成為一股難以預測，但可以確實見得到的恐怖力量。
長期鬥爭游擊隊
就算林潔瑜當不成港姐冠軍，根本已經不重要，因為今年港姐冠軍是誰都好，都很難避免要與林潔瑜相提並論，林潔瑜是第一個網民游擊戰式抗議行動的標記，不論她樣貌如何都好，網民拿她作為戰鬥工具，都足以令她名垂香港傳媒歷史。
但對無線而言，林潔瑜被捧成港姐大熱，只不過是惡夢的開始，以方逸華、陳志雲為首的無線管理層，一直都低估了網民反對無線霸權的戰鬥意志，以為這只是六四廿週年引發的政治熱潮，事實上，網絡容許議題的爭論因一股熱潮變成長期的鬥爭，當任何爭論變成長期鬥爭，抗爭手段將會層出不窮，加上互聯網容許匿名性，事實上，無線只要任何製作上的疏漏，或做了一些政治不正確的事，都會有大批網民自己走出，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法搞得無線哭笑不得。除了會有更多的是但男，或更多類似林潔瑜的怪事，無線亦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醜，甚至像《希魔撞正殺人狂》一樣，被人看中一個戰略錯誤，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不能自拔。
這種長期面對游擊隊的情況，不單無線要面對，事實上，個別親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政客，甚至親共陣營的政客，都已經要面對這類游擊隊長期監視和伺機攻擊的狀況，這類長期對峙可說是無處不在。在互聯網年代，低估群眾的戰鬥意志，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推林潔瑜做熱門這鬧劇，只是序幕，而不是終結，這將是無線，以至其他類似處境的機構，與網民一場拉鋸戰。
這次由網民集體策劃，連主事是誰都找不到的抗議行動，除了展現現今網上動員的威力外，更反映了香港公眾對現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無力感，以及網絡抗議行為的一直新趨勢。
媒體怪象無人理會
在網民策動林潔瑜行動前，無線早是網民的針對對象，由今年六四燭光晚會，突然走出來的是但男，搞得無線新聞部人仰馬翻，不知如何應付，到今年廣管局舉辦三次免費電視牌照中期檢討公聽會，都走出大量反無線的民眾對陳志雲作出不同程度的抗議，一場針對無線的網絡游擊戰一直都在進行，民眾普遍對無線的節目製作方針以及水平，早已忍無可忍。
不過，由於現行的發牌制度，加上無線與政府關係極為良好，連東亞運動員運送聖火的終點，都放在無線的錄影棚裡，可見政府與無線關係何其穩固，這令公眾現時仍然沒有任何辦法，徹底終結無線的霸權。
面對力量遠比個別群眾為大的霸權，作為資源有限的公眾，可以做就是以羅馬大將費邊提出的費邊戰術，不斷進行不同大大小小的抗議行動去消耗無線的元氣，將無線確立一個又一個權威擊破，以長期戰爭的手段以時間換取空間，藉此無線疲於應付各類抗議行動，最終希望消耗無線的資源和實力，等待時機再以決定性行動，終結無線的霸權地位，這也是無線與網民之間長期戰爭的背景，這次林潔瑜被捧成熱門事件，實際上是反無線霸權戰爭的其中一場戰役，與是但男行動，以及廣管局公聽會中的連串抗議事件連成一線，不過這次以荒謬透頂的方法，去對抗制度的荒謬與無稽。
塔倫天奴式抗議
在《希魔撞正殺人狂》中，儘管由畢彼特領導的美軍游擊隊，與在清剿猶太人運動中僥倖生存的巴黎戲院東主蘇珊娜並無事前約定，但由於攻擊目標相當明顯和一致，在雙方未有事前約定的情況下的各展神通，基於雙方理性的決定，都會有著協同效應，最終將攻擊效果最大化，事前有否約定根本無關要旨。
由於過往資訊傳遞的困難，類似的情況在二次大戰的年代比較難發生，純屬電影導演的狂想，但在互聯網世界，只要攻擊目標夠明顯，而攻擊理由足以打動人心的話，沒有任何中央協調的政治行動，都可以聚成足夠大的力量，把敵方擊倒。而林潔瑜事件，可說是當中的代表作。
把林潔瑜捧為熱門，只是個別高登討論區網民提出來的談論話題，這連Facebook Group一類協調機制也沒有，在高登討論區上的討論，都多以林潔瑜當成笑料看待，實際上協調各路人馬行動的討論並不多。
但由於有了具體的戰鬥目標，以及戰略目的，各路人馬不用透過討論作出整合，都按自己的優勢進行行動，由於不少高登討論區使用者，同時亦活躍其他討論區，有部分人因此就自告奮勇擔當傳教士的角色，在其他討論區上宣傳吹捧林潔瑜的行動，結集其他高登以外的力量。而高登討論區另一強項是用戶精於電腦程式編寫的人亦不少，甚至本身是資訊科技界的專業人士，他們研究各大港姐投票網站的合法程式漏洞，並利用這些程式設計上的缺陷，以Javascript編出「洗票」程式，容許其他人以自行匿名參與方式，進行「造票」行動。這些未有討論，但有共同目標存在的行動項目，不少網民亦樂於不參與討論下靜默參與，這亦令香港多個傳媒關於港姐的網上投票，包括無線本身的在內，林潔瑜的票數都突然迅速上升，而這些傳媒根本在技術水平上，以至可以動員的群眾，是沒有辦法應付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力量。過往政客經常濫用的「沉默的大多數」，竟然在互聯網世代，成為一股難以預測，但可以確實見得到的恐怖力量。
長期鬥爭游擊隊
就算林潔瑜當不成港姐冠軍，根本已經不重要，因為今年港姐冠軍是誰都好，都很難避免要與林潔瑜相提並論，林潔瑜是第一個網民游擊戰式抗議行動的標記，不論她樣貌如何都好，網民拿她作為戰鬥工具，都足以令她名垂香港傳媒歷史。
但對無線而言，林潔瑜被捧成港姐大熱，只不過是惡夢的開始，以方逸華、陳志雲為首的無線管理層，一直都低估了網民反對無線霸權的戰鬥意志，以為這只是六四廿週年引發的政治熱潮，事實上，網絡容許議題的爭論因一股熱潮變成長期的鬥爭，當任何爭論變成長期鬥爭，抗爭手段將會層出不窮，加上互聯網容許匿名性，事實上，無線只要任何製作上的疏漏，或做了一些政治不正確的事，都會有大批網民自己走出，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法搞得無線哭笑不得。除了會有更多的是但男，或更多類似林潔瑜的怪事，無線亦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醜，甚至像《希魔撞正殺人狂》一樣，被人看中一個戰略錯誤，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不能自拔。
這種長期面對游擊隊的情況，不單無線要面對，事實上，個別親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政客，甚至親共陣營的政客，都已經要面對這類游擊隊長期監視和伺機攻擊的狀況，這類長期對峙可說是無處不在。在互聯網年代，低估群眾的戰鬥意志，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推林潔瑜做熱門這鬧劇，只是序幕，而不是終結，這將是無線，以至其他類似處境的機構，與網民一場拉鋸戰。
台灣紅媒先倒楣
新疆烏魯木齊市週五爆發漢人群眾與武警間的嚴重衝突，武警不單施放催淚彈，更以武力拘捕香港四名分別來自無線電視（ＴＶＢ），以及香港最大電訊公司電訊盈科（前身是英資大東電報局旗下香港電訊，現時大股東是李嘉誠的次子李澤楷）旗下的電訊盈科寬頻電視（PCCW NOW）的記者和攝影師。其中無線電視記者林子豪，更被中國武警以警棍毆打，甚至用槍指嚇，這引發香港市民相當大的憤慨。
香港無線電視，正是台灣ＴＶＢＳ的母公司，在香港可謂惡名昭著，由於無線電視在今年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的親共立場，因此香港網民將ＴＶＢ稱為ＣＣＴＶＢ，諷刺香港無線電視新聞立場淪落為中國中央電視台在香港的分台。雖然無線電視新聞部處心積慮出賣新聞良知，報導上處處維護中共，但記者在新疆採訪時，一樣遭到無差別的毆打對待。中國武警對記者的粗暴行為，不論受害者來自哪一個傳媒，基於維護新聞自由的原則，都應該向中國當局嗆聲。
但由這點亦可以見到，就算任何傳媒如何出賣自己給中國，中國也不會感恩的，只要中國當局有政治需要就會對付這些曾經出賣良知的傳媒，並不會因此而手軟。像電訊盈科寬頻電視記者多次在中國採訪時與中國當局對幹，在四川採訪譚作人案審訊時，更曾被公安誣指藏獨但仍然不妥協，令電訊盈科寬頻電視的中國報導於香港和中國聲名大噪，而這次，一向不向中國叩頭的電訊盈科寬頻電視記者，比無線電視記者更早釋放，這更顯出對欺善怕惡的中國當局，採訪時出賣自己的新聞良知，一點好處也沒有。
中天電視主播盧秀芳，較早前在中央電視台的鏡頭前狂罵達賴喇嘛，這種違反新聞專業的作為，表面看來好像很風光，但由香港無線電視記者遭遇來看，難保日後在中國被拳打腳踢，打得最狠的也是中天電視的記者。今天港媒的遭遇，或許正是明天台灣紅媒的寫照。這些台灣媒體還不做好自己，為虎作倀的話，他們還會有什麼好下場？
（勘誤：文中第三段，應為藏毒，不是藏獨，手民之誤，謹此致歉）
香港無線電視，正是台灣ＴＶＢＳ的母公司，在香港可謂惡名昭著，由於無線電視在今年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的親共立場，因此香港網民將ＴＶＢ稱為ＣＣＴＶＢ，諷刺香港無線電視新聞立場淪落為中國中央電視台在香港的分台。雖然無線電視新聞部處心積慮出賣新聞良知，報導上處處維護中共，但記者在新疆採訪時，一樣遭到無差別的毆打對待。中國武警對記者的粗暴行為，不論受害者來自哪一個傳媒，基於維護新聞自由的原則，都應該向中國當局嗆聲。
但由這點亦可以見到，就算任何傳媒如何出賣自己給中國，中國也不會感恩的，只要中國當局有政治需要就會對付這些曾經出賣良知的傳媒，並不會因此而手軟。像電訊盈科寬頻電視記者多次在中國採訪時與中國當局對幹，在四川採訪譚作人案審訊時，更曾被公安誣指藏獨但仍然不妥協，令電訊盈科寬頻電視的中國報導於香港和中國聲名大噪，而這次，一向不向中國叩頭的電訊盈科寬頻電視記者，比無線電視記者更早釋放，這更顯出對欺善怕惡的中國當局，採訪時出賣自己的新聞良知，一點好處也沒有。
中天電視主播盧秀芳，較早前在中央電視台的鏡頭前狂罵達賴喇嘛，這種違反新聞專業的作為，表面看來好像很風光，但由香港無線電視記者遭遇來看，難保日後在中國被拳打腳踢，打得最狠的也是中天電視的記者。今天港媒的遭遇，或許正是明天台灣紅媒的寫照。這些台灣媒體還不做好自己，為虎作倀的話，他們還會有什麼好下場？
（勘誤：文中第三段，應為藏毒，不是藏獨，手民之誤，謹此致歉）
2009年9月1日 星期二
接任志剛攤子 陳德霖蜜月期短
雖然任志剛下月才正式退休，但由任志剛近日頻頻在《觀點》專欄懷緬過去來看，陳德霖年代來臨亦進入倒數階段。由於陳德霖出身金管局，不論市場還是公眾，給予他的蜜月期將會相當短。
攤子雖不算爛 隱患多
在金融海嘯後接下金管局總裁的位置，實際上他是接一個任志剛遺下未有妥善處理的攤子，這未到爛攤子的地步，但不少隱患等着他處理，如果陳德霖處理不當，不單影響他的仕途，更可能對香港以至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不容忽視。
由於中國當局跟隨其他國家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在西方國家眼中，中國經濟看來較有看頭，香港夾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出現巨額熱錢亂走的奇景，大量中國的資金來港掃樓市，而大量來自四方八面的資金亦留在香港銀行系統，伺機進入中國，造成巨額的銀行系統結餘。
防熱錢流出 上任第一大挑戰
但由於社科院早已警告，中國銀行系統有可能於可見將來出現壞帳問題，貨幣政策勢必收緊不再寬鬆，加上中國現時經濟情況未見突出，熱錢可能話走就走，造成大量資金突然在香港抽走的情況，如果處理不當會引發香港金融體系動盪，如果見招拆招，就成陳德霖上台後第一大挑戰。
另一方面，由金融風暴本身到雷曼迷債事件，都反映出銀行監管架構出現系統性問題，銀行為求業績大舉進軍衍生工具市場，造成銀行有可能出現重大風險。而銀行為求業績，以不適當手法向客戶銷售金融產品，亦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現有用以監管銀行的《銀行業條例》，賦予金管局局長廣泛的權力去監管銀行，但過往任志剛只是以發出通告或通函方式，對銀行監管修修補補，未有真的運用《銀行業條例》賦予他的尚方寶劍，優化對金融機構的管理。而日後陳德霖如何利用《銀行業條例》賦予他相當大的權力，優化對銀行投資風險、以及銷售和經營手法的監管，將會是他能否在聲望上超越任志剛的重要關鍵。
由於中國手持大量美國國庫券，造成人民幣價值實際由美債擔保的局面，因此，港幣短期內與美元脫鈎，改與人民幣掛鈎的建議是不切實際的，現時與人民幣掛鈎，與美元掛鈎相若，但還要計上中國的風險因素，令港幣更不可靠，這種建議短期難以實行。
貨幣管理局制度 研替代方案
但美國國庫券的價值和風險，不像昔日般穩如泰山，美國現時實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事實上有相當的副作用，亦會對美元的價值構成風險，因此，短期內不可能放棄聯繫滙率都好，陳德霖作為金管局局長，亦需要研究現有以美元為本的貨幣管理局（Currency Board）制度的替代方案，這方案要有與現有制度相若的可靠性，亦要考慮甚麼時候會觸發金管局使用替代方案，以及替代方案的具體實施方案，這些都要盡早向公眾諮詢，而諮詢方法亦要極度小心，慎防有投機者狙擊港幣資產。這絕非容易做的事，而現時這個波，就踢到陳德霖的腳下。
金管局局長表面看來是很悠閒的職位，實際上金管局總裁隨金融市場的變化，及《銀行業條例》的設計，負起的責任相當大，且決定亦不容易做，而陳德霖會變得謹慎一點，有智慧去解決問題，還是像處理副局長問題般，不斷犯下低級錯誤，搞得香港金融系統人仰馬翻，這留待市場和公眾密切監察。
攤子雖不算爛 隱患多
在金融海嘯後接下金管局總裁的位置，實際上他是接一個任志剛遺下未有妥善處理的攤子，這未到爛攤子的地步，但不少隱患等着他處理，如果陳德霖處理不當，不單影響他的仕途，更可能對香港以至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不容忽視。
由於中國當局跟隨其他國家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在西方國家眼中，中國經濟看來較有看頭，香港夾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出現巨額熱錢亂走的奇景，大量中國的資金來港掃樓市，而大量來自四方八面的資金亦留在香港銀行系統，伺機進入中國，造成巨額的銀行系統結餘。
防熱錢流出 上任第一大挑戰
但由於社科院早已警告，中國銀行系統有可能於可見將來出現壞帳問題，貨幣政策勢必收緊不再寬鬆，加上中國現時經濟情況未見突出，熱錢可能話走就走，造成大量資金突然在香港抽走的情況，如果處理不當會引發香港金融體系動盪，如果見招拆招，就成陳德霖上台後第一大挑戰。
另一方面，由金融風暴本身到雷曼迷債事件，都反映出銀行監管架構出現系統性問題，銀行為求業績大舉進軍衍生工具市場，造成銀行有可能出現重大風險。而銀行為求業績，以不適當手法向客戶銷售金融產品，亦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現有用以監管銀行的《銀行業條例》，賦予金管局局長廣泛的權力去監管銀行，但過往任志剛只是以發出通告或通函方式，對銀行監管修修補補，未有真的運用《銀行業條例》賦予他的尚方寶劍，優化對金融機構的管理。而日後陳德霖如何利用《銀行業條例》賦予他相當大的權力，優化對銀行投資風險、以及銷售和經營手法的監管，將會是他能否在聲望上超越任志剛的重要關鍵。
由於中國手持大量美國國庫券，造成人民幣價值實際由美債擔保的局面，因此，港幣短期內與美元脫鈎，改與人民幣掛鈎的建議是不切實際的，現時與人民幣掛鈎，與美元掛鈎相若，但還要計上中國的風險因素，令港幣更不可靠，這種建議短期難以實行。
貨幣管理局制度 研替代方案
但美國國庫券的價值和風險，不像昔日般穩如泰山，美國現時實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事實上有相當的副作用，亦會對美元的價值構成風險，因此，短期內不可能放棄聯繫滙率都好，陳德霖作為金管局局長，亦需要研究現有以美元為本的貨幣管理局（Currency Board）制度的替代方案，這方案要有與現有制度相若的可靠性，亦要考慮甚麼時候會觸發金管局使用替代方案，以及替代方案的具體實施方案，這些都要盡早向公眾諮詢，而諮詢方法亦要極度小心，慎防有投機者狙擊港幣資產。這絕非容易做的事，而現時這個波，就踢到陳德霖的腳下。
金管局局長表面看來是很悠閒的職位，實際上金管局總裁隨金融市場的變化，及《銀行業條例》的設計，負起的責任相當大，且決定亦不容易做，而陳德霖會變得謹慎一點，有智慧去解決問題，還是像處理副局長問題般，不斷犯下低級錯誤，搞得香港金融系統人仰馬翻，這留待市場和公眾密切監察。
2009年8月30日 星期日
高中生鄭詠欣為總統上課
在外界沒有期望下，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中國政府突然釋放公盟負責人許志永律師，以及維吾爾人網站維吾爾在線伊力哈木教授，成為了少數能夠在中國當局拘捕後，未經判刑釋放的維權人士。
當然，不同人對許志永和伊力哈木教授獲釋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很重要，除了馬英九領導的台灣政府，以及中國國民黨對這兩人無理被拘不發一言外，中國和香港有很多人，都挺直腰板，無懼中國當局的威嚇，公開表態反對中國政府無理拘捕行動，為這兩個人的自由奔走。香港有一名高中女生鄭詠欣，更敢於向中國總理溫家寶發公開信，並投書報章，質疑中國當局打壓公盟的原因，以及拘捕許志永的理由，受到外界廣泛注目。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官員廣泛貪污腐敗、濫用權力，因此，共產黨在中國民眾心中已經沒有什麼公信力，只剩下軍隊、特務及警察等國家機器可以裝裝樣子嚇人。但由於官員們自己都心知肚明，他們做的事沒有道理，失盡民心，因此，對著共產黨，只要你挺起腰板，沒有向他們下跪，知道靠威嚇達不成他們的目的，他們便不得不妥協和退讓，欺善怕惡是任何生命臨近終結的專制政體的共同特色。
因此，就像教育部前主任秘書，現任政治大學教授莊國榮所說的，對中國就是不能沒GUTS，一旦對中國沒GUTS，不能堅持下來，一貫欺善怕惡的中國共產黨便會像欺負西藏人一樣欺負台灣人，因為他們不能在惡人身上得到任何好處，所以他們欺負善良的人只會更狠、更無恥。本來中國政府找伊力哈木和許志永下手，就是因為他們都是溫和派，好欺負，中國政府估不到這麼多「惡人」向中國當局施加壓力，才不得不在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前，釋放許志永和伊力哈木。
對著中國，必須要有勇氣對其說不，當香港一個高中學生都知道這個道理，為了營救許志永不惜公開投書批評溫家寶時，作為台灣的總統更加應該硬起來！
當然，不同人對許志永和伊力哈木教授獲釋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很重要，除了馬英九領導的台灣政府，以及中國國民黨對這兩人無理被拘不發一言外，中國和香港有很多人，都挺直腰板，無懼中國當局的威嚇，公開表態反對中國政府無理拘捕行動，為這兩個人的自由奔走。香港有一名高中女生鄭詠欣，更敢於向中國總理溫家寶發公開信，並投書報章，質疑中國當局打壓公盟的原因，以及拘捕許志永的理由，受到外界廣泛注目。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由於官員廣泛貪污腐敗、濫用權力，因此，共產黨在中國民眾心中已經沒有什麼公信力，只剩下軍隊、特務及警察等國家機器可以裝裝樣子嚇人。但由於官員們自己都心知肚明，他們做的事沒有道理，失盡民心，因此，對著共產黨，只要你挺起腰板，沒有向他們下跪，知道靠威嚇達不成他們的目的，他們便不得不妥協和退讓，欺善怕惡是任何生命臨近終結的專制政體的共同特色。
因此，就像教育部前主任秘書，現任政治大學教授莊國榮所說的，對中國就是不能沒GUTS，一旦對中國沒GUTS，不能堅持下來，一貫欺善怕惡的中國共產黨便會像欺負西藏人一樣欺負台灣人，因為他們不能在惡人身上得到任何好處，所以他們欺負善良的人只會更狠、更無恥。本來中國政府找伊力哈木和許志永下手，就是因為他們都是溫和派，好欺負，中國政府估不到這麼多「惡人」向中國當局施加壓力，才不得不在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前，釋放許志永和伊力哈木。
對著中國，必須要有勇氣對其說不，當香港一個高中學生都知道這個道理，為了營救許志永不惜公開投書批評溫家寶時，作為台灣的總統更加應該硬起來！
2009年8月25日 星期二
馬英九給曾蔭權的教訓
對馬英九而言，颱風莫拉克不單令台灣中南部受重創，他的政治生命同樣受重創。當陳水扁當政時的教育部主任秘書，現任政治大學副教授莊國榮替謝長廷助選時，那些難聽非常，指馬英九為無膽匪類 的言論，被人拿出來重溫，甚至被不少中間選民封他為先知時，大家可以想像到這次風災所展現的無能形象，對馬英九帶來怎樣的打擊。
民情事小，人命事大，危機管理不當，可以令生靈塗炭。而這次 八八水災馬英九差劣的表現，對香港當政者，甚至企業管理人員都不 無啟示。
港府須定期檢視 應變程序
這次馬英九之所以被人看出無能，除了因為這次風災死的人實在多外，另一方面，他這次的做法，亦被人拿來與李登輝應付1999年九 二一地震，以及陳水扁處理多次風災、水災的表現作比較。李登輝和陳水扁，都照足處理天災應有的程序和步驟和處理災難，因此就算當 時都被猛烈批評，但後來民意基本上仍然支持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處理 危機時表現。而馬英九這次處理危機，就有如新手一樣，沒有參考過 前朝的做法，加上馬英九以至他的團隊不是慣於短時間作出重大決定 ，結果當然救災救得一塌糊塗，不知所謂，就連國民黨的立委都無法 忍受這種表現。
對於香港而言，參考港英年代處理災難的做法甚為重要，盡管香 港在實施嚴格的斜坡管理制度後，嚴重山泥傾瀉發生次數大為減少， 政府亦很努力解決個別地區的洪水氾濫問題，不過，香港特區成立時 間仍不到10年，除了沙氏，很大天災香港人都未見識過。因此，香港 政府高層官員，仍需要定期檢視過往處理危機的做法，並且與其他國 家，特別處境相類的國家作出比較，溫習處理危機的應變程序，不要 出了意外時手忙腳亂，除了打擊民望，這更危害市民的生命安全。若個別官員決定，導致相當嚴重的人命傷亡，香港公眾並不會原諒這種表現的。
作為領袖 需犧牲私人生活
這次馬英九陷入政治土石流的另一個原因，亦在於馬英九政府的 高層官員，根本缺乏從政的人，要有隨時因重大事件犧牲私人生活的 意識，8月8日風災適逢台灣父親節，行政院長劉兆玄以至行政院秘書 長薛香川仍然照常活動，包括慶祝父親節，未有即時處理風災，而事 後亦未有向公眾道歉，反而覺得理直氣壯，令失去親人以及家園的災 民非常憤怒，而所有的政治後果，卻要馬英九一個人全數承擔。
任何從政的人，特別是執政者，應要明白一旦天災出現，暫時犧 牲私人生活，立即處理危機，既是公眾對領袖的期望，也是處理天災 的黃金法則，因為天災發生後首24小時的表現甚至關鍵，若非如此，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時，中國總理溫家寶也不用立即飛往災區視察災場 。如果沒有這種心理準備，這個人根本不適合擔任高級官員，甚至作 為政治領袖。一個人擁有的權力愈大，責任亦愈大，犧牲亦愈多，畢 竟這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
天災或大災難並不常見，個別幸運的當政者，可能整個任期都未 遇過重大的意外，但從政不應有任何僥倖心理。定期檢視處理災難的 程序，以及隨時有應付災難而犧牲的準則，可以說是政治人生活的一 部分。沒有把這門課做好的，結果就是一旦天災來臨，政治生命也會 遇上大災難，難以脫身。
民情事小，人命事大，危機管理不當，可以令生靈塗炭。而這次 八八水災馬英九差劣的表現，對香港當政者，甚至企業管理人員都不 無啟示。
港府須定期檢視 應變程序
這次馬英九之所以被人看出無能，除了因為這次風災死的人實在多外，另一方面，他這次的做法，亦被人拿來與李登輝應付1999年九 二一地震，以及陳水扁處理多次風災、水災的表現作比較。李登輝和陳水扁，都照足處理天災應有的程序和步驟和處理災難，因此就算當 時都被猛烈批評，但後來民意基本上仍然支持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處理 危機時表現。而馬英九這次處理危機，就有如新手一樣，沒有參考過 前朝的做法，加上馬英九以至他的團隊不是慣於短時間作出重大決定 ，結果當然救災救得一塌糊塗，不知所謂，就連國民黨的立委都無法 忍受這種表現。
對於香港而言，參考港英年代處理災難的做法甚為重要，盡管香 港在實施嚴格的斜坡管理制度後，嚴重山泥傾瀉發生次數大為減少， 政府亦很努力解決個別地區的洪水氾濫問題，不過，香港特區成立時 間仍不到10年，除了沙氏，很大天災香港人都未見識過。因此，香港 政府高層官員，仍需要定期檢視過往處理危機的做法，並且與其他國 家，特別處境相類的國家作出比較，溫習處理危機的應變程序，不要 出了意外時手忙腳亂，除了打擊民望，這更危害市民的生命安全。若個別官員決定，導致相當嚴重的人命傷亡，香港公眾並不會原諒這種表現的。
作為領袖 需犧牲私人生活
這次馬英九陷入政治土石流的另一個原因，亦在於馬英九政府的 高層官員，根本缺乏從政的人，要有隨時因重大事件犧牲私人生活的 意識，8月8日風災適逢台灣父親節，行政院長劉兆玄以至行政院秘書 長薛香川仍然照常活動，包括慶祝父親節，未有即時處理風災，而事 後亦未有向公眾道歉，反而覺得理直氣壯，令失去親人以及家園的災 民非常憤怒，而所有的政治後果，卻要馬英九一個人全數承擔。
任何從政的人，特別是執政者，應要明白一旦天災出現，暫時犧 牲私人生活，立即處理危機，既是公眾對領袖的期望，也是處理天災 的黃金法則，因為天災發生後首24小時的表現甚至關鍵，若非如此，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時，中國總理溫家寶也不用立即飛往災區視察災場 。如果沒有這種心理準備，這個人根本不適合擔任高級官員，甚至作 為政治領袖。一個人擁有的權力愈大，責任亦愈大，犧牲亦愈多，畢 竟這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
天災或大災難並不常見，個別幸運的當政者，可能整個任期都未 遇過重大的意外，但從政不應有任何僥倖心理。定期檢視處理災難的 程序，以及隨時有應付災難而犧牲的準則，可以說是政治人生活的一 部分。沒有把這門課做好的，結果就是一旦天災來臨，政治生命也會 遇上大災難，難以脫身。
2009年8月24日 星期一
管理性服務 由針對性工作者到針對嫖客
最近，本港的少女援交、賣淫問題成為社會熱烈爭論的其中一個主要政策議題，其實不論在香港，還是在歐洲國家，對於性服務，這種同時附著不少社會問題，又涉及多個不同政策範疇的行業，到底應如何妥善管理確令各國頭痛不已。
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在管理性工作者的法律上基本跟隨英國， 一樓一鳳並不違法，但開設有一名以上性工作者的「妓院」，或藉操縱他人從事性工作而獲得收益卻是違法，而光顧任何類型的性服務均不屬違法。而近年英國公眾發現，現有法律不足以應付伴隨性服務行業而帶來的非法入境、兒童色情等問題。那又是否應該跟隨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或澳洲、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將性服務合法化以便管理，還是像北歐國家般，提供性服務不違法，反之光顧性服務就違法，在兩個政策方向之間的爭論不休。而由英國掙扎的經驗，或者可為香港處理援交問題的爭論，帶來一些啟示。
歐陸及澳紐：性服務合法化
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以至澳洲、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性服務是合法的，不過前題是需在合符一定條件下領有牌照，並需要遵照牌照所列出的各種條件，甚至需要在指定的區域從事業務。
性服務合法化政策背後理念，在於令當局能夠掌握和管理性服務伴隨的毒品、性病和未成年從事性服務等問題，亦杜絕黑社會操縱性工作者，對性工作者進行剝削。而性服務合法化，一般分為澳紐模式，以及德奧模式兩種。
所謂的澳紐模式，就是政府向從事性服務的妓院發出牌照，現時澳洲坎培拉、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和維多利亞州這四個東部州份都可以向政府申請牌照經營妓寨，不過地方政府會對牌照持有人作出品格審查，有刑事紀錄的人亦不會獲准申領有關牌照。就算有了牌照，在經營上仍然有一定限制，包括東主有責任讓警方隨時進入搜查，持牌人擁有的牌照數目，以及容許僱用的性工作者數目受限制，還有，性工作者也好，妓院東主也好，如果明知有人染上性病仍然提供服務，亦屬違法。而荷蘭的發牌政策，亦與澳紐相類似。
表面上，如果澳紐等國政府政策執行得當，性服務都可以洗脫受幫會控制的惡名，甚至有妓院集團由於經營得相當成功，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不過有研究發現，有不少澳紐等地的妓院，牌照擁有人雖然是沒犯罪紀錄的良好市民，但背後操控他們的人，卻是有組織犯罪集團。而政府在審查妓院牌照申請時，能否揪出申請人背後的黑手並不容易。不過澳洲在引進有關政策後，對公共衛生的好處是妓院傳播性病的情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對防治愛滋病等並非毫無貢獻。
另一種是德奧模式，在德國、奧地利和希臘，並不像荷蘭和澳紐一樣，容許妓院變成大企業，只容許個別性工作者向政府申請牌照。在奧地利，申請成為合法持牌性工作者的年齡是十九歲，這即是代表若未成年學生提供獲償的性服務即屬刑事罪行，因為在學學生以及未成年少女，不可能成功申請牌照執業。至於牌照持有人，除了要向政府交稅，亦要進行定期身體檢查，以防這些性工作者傳染性病外，亦要接受警察以及社工的定期跟進，以防牌照持有人被有組織犯罪分子操縱，以及防止性工作者染上毒癮。不過，如果有性工作者，為了逃避要定期會見警察、社工和醫生，拒絕申領牌照，或按牌照要求進行會面那怎辦呢？事實上，仍然有一群性工作者，因為逃避牌照規定而無牌執業。
在二零零二年後，德國亦被迫向澳紐模式過渡，原因在於二零零二年當時執政聯盟成員綠黨提出一項法案，容許性工作者一如其他行業一樣可以受僱，而不用自行獨資經營，為妓院合法掃除了主要的法理障礙。到二零零六年，德國原有禁止性工作者在報章刊登廣告的法律，被德國聯邦法院指為違憲，原有法律被迫廢除，之後全德國性服務廣告滿天飛，有不少州政府更乾脆抽取性服務稅來幫補一下財政收入，和減輕因性服務合法化後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北歐方式：光顧性服務違法
由澳紐模式的管制，到德奧模式的規則，主要目標都是針對性服務引發的副作用，實際上治標不治本，而且有關副作用都不見得能徹底被控制。有組織犯罪集團仍然有辦法控制妓院，而在德國和奧地利，仍然有大批非法入境者違法提供性服務。而與此同時，瑞典政府則大膽採納女權分子對性服務的看法，將管制重點由性工作者轉移到接受性服務的顧客身上，而女權分子的看法由於立了奇功，亦令不少國家將瑞典的法律列為仿效對象。
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認為，性服務本身代表男性對女性的剝削，這是一種性別霸權，因此，性服務提供者本身才是受害者，而性服務的顧客應是被懲罰的對象。現時法律懲罰性工作者，但不對顧客採取行動根本不合理。而瑞典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根據女性主義分子的學說，修改刑法，將提供性服務列為非刑事罪行，任何性工作者都不會因提供性服務而受罰，不過顧客就大禍臨頭，顧客一旦被捕，會因而罰款，甚至判監六個月。而這法律不單適用任何在瑞典境內的男女，瑞典公民在海外光顧性服務，不論有關服務合法與否，一旦被揭發一樣會受到法律制裁。
瑞典新法律生效後，由於性工作者的米飯班主，亦即顧客們怕被捕後的種種刑罰以外的後果，包括離婚，以至聲譽受損等等，紛紛不敢光顧性服務，直接令瑞典的性服務業大為萎縮。根據某避孕套牌子進行的研究，瑞典是其中一個國民最少光顧性服務的國家之一。
其他國家見瑞典的新法有奇效，亦紛紛跟進，最早跟進是法律制度相近的其他北歐國家，現時挪威和冰島紛紛效法，都照瑞典的法律將性服務提供行為非刑事化，改為針對顧客。其他並非採用北歐法律制度的歐洲國家，亦紛紛研究瑞典模式的可行性，包括英國在內。
英國：試圖中間落墨
由於瑞典模式有奇效，因此英國有不少輿論都呼籲政府改革管制性工作者的法律，將所有性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非刑事化，而以瑞典為首的北歐模式取代。不過英國政府一直都未有行動，直至最近才將瑞典模式略作修改，希望保留原有法律的同時，亦能夠吸收瑞典模式的長處，解決困擾英國公眾的性服務問題。
蘇格蘭在二零零七年修例，任何人在街上付錢進行性交易，都屬刑事罪行，並首次將兒童色情法律以外，接受性服務的顧客，納入刑法的管制範圍，藉此解決流鶯問題，他們更會將涉案的車牌記錄在案，作為續牌的依據，避免有些性服務的顧客，隨便在街上作「車震」行為，滋擾公眾。而由於蘇格蘭的法律有成效，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在去年亦開始跟隨修改法律，形式和字眼與蘇格蘭大同小異，希望至低限度能減少男士們在街頭光顧流鶯的情況。
而最近英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引進更辣的法例，過往只有依靠性工作者為生的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但現在於新法例下，只要光顧了受犯罪集團操縱的性工作者，不論交易前知情與否，顧客都屬刑事罪行，英國政府用普通法的強制責任（Strict Liability）的概念，令性服務的顧客要考慮一旦光顧了受有組織犯罪集團控制性工作者的風險，從而減少國民光顧各類性服務。
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在執行有關法例時，附帶一些相當狠辣的做法，除了剛才提及，有可能導致駕駛執照或車輛行車證不保外，還包括會將被捕人士的情況通知家人以至同事，而英國政府的廣告海報，亦以這種將性工作者顧客身份曝光的做法作為重點宣傳，不過這種做法會否面臨司法和人權上的挑戰，就不得而知。
雖然英國當局已經試圖中間落墨，但仍然有組織要求英國全面仿效瑞典等北歐國家，全面禁止國民付款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光顧性服務。英國政府在二零零三年訂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時（Sexual Offence Act 2003，香港實際上執行英國《一九五六年性犯罪法》及相關本地化版本），已經禁止英國公民及英國居民（包括在港居英權持有人）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十八歲以下人士購買性服務（包括援交，理論上居英權擁有者在港援交，已經有可能觸犯英國法律），但似乎不少英國人都認為可以將涵蓋範圍進一步擴大，甚至一直有人發起聯署運動，要求進一步修改現時的性犯罪法，向瑞典等北歐國家看齊。
由性服務管制的法律爭論可以看到，要解決援交，甚至性服務所衍生的問題，不光是一兩位問責官員聲言立法便可以辦好。如想簡單一點的做法，或可將英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的做法在香港本地化，只是禁止十八歲以下人士收取財政資助下提供性服務解決問題，但亦可以複雜如澳洲設立牌照制度，或德國收取性服務稅，意圖將性服務掌控在政府之中。另外，亦可以像瑞典般，懲罰那些購買性服務的顧客，不論性別，亦不論向他們提供服務的人滿了十八歲沒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關的討論相當複雜而漫長，而當中的選擇和政策考慮亦相當多，並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亦不是一腔熱血下立了法就代表問題從此消失。
延伸閱讀
繆美詩：真正的邪惡
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在管理性工作者的法律上基本跟隨英國， 一樓一鳳並不違法，但開設有一名以上性工作者的「妓院」，或藉操縱他人從事性工作而獲得收益卻是違法，而光顧任何類型的性服務均不屬違法。而近年英國公眾發現，現有法律不足以應付伴隨性服務行業而帶來的非法入境、兒童色情等問題。那又是否應該跟隨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或澳洲、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將性服務合法化以便管理，還是像北歐國家般，提供性服務不違法，反之光顧性服務就違法，在兩個政策方向之間的爭論不休。而由英國掙扎的經驗，或者可為香港處理援交問題的爭論，帶來一些啟示。
歐陸及澳紐：性服務合法化
德國、荷蘭等歐陸國家，以至澳洲、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性服務是合法的，不過前題是需在合符一定條件下領有牌照，並需要遵照牌照所列出的各種條件，甚至需要在指定的區域從事業務。
性服務合法化政策背後理念，在於令當局能夠掌握和管理性服務伴隨的毒品、性病和未成年從事性服務等問題，亦杜絕黑社會操縱性工作者，對性工作者進行剝削。而性服務合法化，一般分為澳紐模式，以及德奧模式兩種。
所謂的澳紐模式，就是政府向從事性服務的妓院發出牌照，現時澳洲坎培拉、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和維多利亞州這四個東部州份都可以向政府申請牌照經營妓寨，不過地方政府會對牌照持有人作出品格審查，有刑事紀錄的人亦不會獲准申領有關牌照。就算有了牌照，在經營上仍然有一定限制，包括東主有責任讓警方隨時進入搜查，持牌人擁有的牌照數目，以及容許僱用的性工作者數目受限制，還有，性工作者也好，妓院東主也好，如果明知有人染上性病仍然提供服務，亦屬違法。而荷蘭的發牌政策，亦與澳紐相類似。
表面上，如果澳紐等國政府政策執行得當，性服務都可以洗脫受幫會控制的惡名，甚至有妓院集團由於經營得相當成功，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不過有研究發現，有不少澳紐等地的妓院，牌照擁有人雖然是沒犯罪紀錄的良好市民，但背後操控他們的人，卻是有組織犯罪集團。而政府在審查妓院牌照申請時，能否揪出申請人背後的黑手並不容易。不過澳洲在引進有關政策後，對公共衛生的好處是妓院傳播性病的情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對防治愛滋病等並非毫無貢獻。
另一種是德奧模式，在德國、奧地利和希臘，並不像荷蘭和澳紐一樣，容許妓院變成大企業，只容許個別性工作者向政府申請牌照。在奧地利，申請成為合法持牌性工作者的年齡是十九歲，這即是代表若未成年學生提供獲償的性服務即屬刑事罪行，因為在學學生以及未成年少女，不可能成功申請牌照執業。至於牌照持有人，除了要向政府交稅，亦要進行定期身體檢查，以防這些性工作者傳染性病外，亦要接受警察以及社工的定期跟進，以防牌照持有人被有組織犯罪分子操縱，以及防止性工作者染上毒癮。不過，如果有性工作者，為了逃避要定期會見警察、社工和醫生，拒絕申領牌照，或按牌照要求進行會面那怎辦呢？事實上，仍然有一群性工作者，因為逃避牌照規定而無牌執業。
在二零零二年後，德國亦被迫向澳紐模式過渡，原因在於二零零二年當時執政聯盟成員綠黨提出一項法案，容許性工作者一如其他行業一樣可以受僱，而不用自行獨資經營，為妓院合法掃除了主要的法理障礙。到二零零六年，德國原有禁止性工作者在報章刊登廣告的法律，被德國聯邦法院指為違憲，原有法律被迫廢除，之後全德國性服務廣告滿天飛，有不少州政府更乾脆抽取性服務稅來幫補一下財政收入，和減輕因性服務合法化後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北歐方式：光顧性服務違法
由澳紐模式的管制，到德奧模式的規則，主要目標都是針對性服務引發的副作用，實際上治標不治本，而且有關副作用都不見得能徹底被控制。有組織犯罪集團仍然有辦法控制妓院，而在德國和奧地利，仍然有大批非法入境者違法提供性服務。而與此同時，瑞典政府則大膽採納女權分子對性服務的看法，將管制重點由性工作者轉移到接受性服務的顧客身上，而女權分子的看法由於立了奇功，亦令不少國家將瑞典的法律列為仿效對象。
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認為，性服務本身代表男性對女性的剝削，這是一種性別霸權，因此，性服務提供者本身才是受害者，而性服務的顧客應是被懲罰的對象。現時法律懲罰性工作者，但不對顧客採取行動根本不合理。而瑞典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根據女性主義分子的學說，修改刑法，將提供性服務列為非刑事罪行，任何性工作者都不會因提供性服務而受罰，不過顧客就大禍臨頭，顧客一旦被捕，會因而罰款，甚至判監六個月。而這法律不單適用任何在瑞典境內的男女，瑞典公民在海外光顧性服務，不論有關服務合法與否，一旦被揭發一樣會受到法律制裁。
瑞典新法律生效後，由於性工作者的米飯班主，亦即顧客們怕被捕後的種種刑罰以外的後果，包括離婚，以至聲譽受損等等，紛紛不敢光顧性服務，直接令瑞典的性服務業大為萎縮。根據某避孕套牌子進行的研究，瑞典是其中一個國民最少光顧性服務的國家之一。
其他國家見瑞典的新法有奇效，亦紛紛跟進，最早跟進是法律制度相近的其他北歐國家，現時挪威和冰島紛紛效法，都照瑞典的法律將性服務提供行為非刑事化，改為針對顧客。其他並非採用北歐法律制度的歐洲國家，亦紛紛研究瑞典模式的可行性，包括英國在內。
英國：試圖中間落墨
由於瑞典模式有奇效，因此英國有不少輿論都呼籲政府改革管制性工作者的法律，將所有性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非刑事化，而以瑞典為首的北歐模式取代。不過英國政府一直都未有行動，直至最近才將瑞典模式略作修改，希望保留原有法律的同時，亦能夠吸收瑞典模式的長處，解決困擾英國公眾的性服務問題。
蘇格蘭在二零零七年修例，任何人在街上付錢進行性交易，都屬刑事罪行，並首次將兒童色情法律以外，接受性服務的顧客，納入刑法的管制範圍，藉此解決流鶯問題，他們更會將涉案的車牌記錄在案，作為續牌的依據，避免有些性服務的顧客，隨便在街上作「車震」行為，滋擾公眾。而由於蘇格蘭的法律有成效，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在去年亦開始跟隨修改法律，形式和字眼與蘇格蘭大同小異，希望至低限度能減少男士們在街頭光顧流鶯的情況。
而最近英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引進更辣的法例，過往只有依靠性工作者為生的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但現在於新法例下，只要光顧了受犯罪集團操縱的性工作者，不論交易前知情與否，顧客都屬刑事罪行，英國政府用普通法的強制責任（Strict Liability）的概念，令性服務的顧客要考慮一旦光顧了受有組織犯罪集團控制性工作者的風險，從而減少國民光顧各類性服務。
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在執行有關法例時，附帶一些相當狠辣的做法，除了剛才提及，有可能導致駕駛執照或車輛行車證不保外，還包括會將被捕人士的情況通知家人以至同事，而英國政府的廣告海報，亦以這種將性工作者顧客身份曝光的做法作為重點宣傳，不過這種做法會否面臨司法和人權上的挑戰，就不得而知。
雖然英國當局已經試圖中間落墨，但仍然有組織要求英國全面仿效瑞典等北歐國家，全面禁止國民付款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光顧性服務。英國政府在二零零三年訂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時（Sexual Offence Act 2003，香港實際上執行英國《一九五六年性犯罪法》及相關本地化版本），已經禁止英國公民及英國居民（包括在港居英權持有人）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十八歲以下人士購買性服務（包括援交，理論上居英權擁有者在港援交，已經有可能觸犯英國法律），但似乎不少英國人都認為可以將涵蓋範圍進一步擴大，甚至一直有人發起聯署運動，要求進一步修改現時的性犯罪法，向瑞典等北歐國家看齊。
由性服務管制的法律爭論可以看到，要解決援交，甚至性服務所衍生的問題，不光是一兩位問責官員聲言立法便可以辦好。如想簡單一點的做法，或可將英國《二零零三年性犯罪法》的做法在香港本地化，只是禁止十八歲以下人士收取財政資助下提供性服務解決問題，但亦可以複雜如澳洲設立牌照制度，或德國收取性服務稅，意圖將性服務掌控在政府之中。另外，亦可以像瑞典般，懲罰那些購買性服務的顧客，不論性別，亦不論向他們提供服務的人滿了十八歲沒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關的討論相當複雜而漫長，而當中的選擇和政策考慮亦相當多，並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亦不是一腔熱血下立了法就代表問題從此消失。
延伸閱讀
繆美詩：真正的邪惡
2009年8月21日 星期五
豈是領匯的錯？
近年，不少人提起領匯無不熱血上頭，紛紛指摘領匯接管房委會屬下部份公屋商場後，管理上壓榨基層，周一刊登武大郎的文章，反映了類似看法。不過，只要作進一步思考，查實領匯只不過是香港房屋發展史中一隻代罪羔羊。
領匯是香港公屋發展過程中，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屋邨商場固然有不少是賺錢的，但也有不少是房委會年代計劃經濟下失敗的產品，明明個別屋苑人口不足以養活獨立商場或車場，鄰近社區足以支援，仍要為滿足《房屋條例》的要求而興建「一邨一商場、街市、停車場」，致令社會資源長期被浪費。
既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自然有不少商戶，因長期受到房委會在商場執行的低租金及世襲式續租的政策保護，缺乏市場競爭力，他們與中國舊國有企業員工是沒有分別。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或已追不上時代，不能滿足大多數居民的需要，卻因保護政策而得以繼續生存，並變相由公帑補貼。這些商戶一旦與政府脫鈎，依照市場規律運作，就無法與之競爭。就算領匯繼續租舖給他們，如果他們的商業運作模式已經不符合客觀現實環境，神仙都無法拯救他們。近年房署商場的出租政策，亦開始向領匯的方向走，引發白田商戶罷市抗議，更反映出領匯的方針是時代的大勢，不論領匯出現與否，遲早都要面對這問題，無可迴避。
而武大郎提出將領匯商場分判給不同公司競爭，這是可行的嗎？美國 AT&T曾幾何時分拆成一間長途電話公司，以及七間被稱為小貝爾（ Baby Bell）的固網公司，但經過長時間的演進，七間小貝爾中三間最後仍與 AT&T合併成今天的新 AT&T，而另外的兩間小貝爾，另外吞併了一間私營固網公司以及一間長途電話公司變成 Verizon，成為佔據美國電訊業兩強，依然是龐然巨物。而且太多限制條款下的分判，沒有人會願意經營，這些商場最終重返由政府接管的舊路，一切回歸起點。
領匯的出現，若干小租戶的處境一如中國國企員工，值得同情，但批評領匯並無助於問題解決。一如很多國家國有企業的私營化一樣，要化解當中的副作用，需要政府對受影響人士作出賠償，以及對受損小商戶提供經濟援助，或許可以平衡市民對小商戶的同情，以及改進公屋商場的需要。既然是政府的決策，就由政府承擔責任，不斷要求一間私營機構負起解決問題責任，不要求作出決策的政府有任何補救，這又怎算公平呢？
領匯是香港公屋發展過程中，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屋邨商場固然有不少是賺錢的，但也有不少是房委會年代計劃經濟下失敗的產品，明明個別屋苑人口不足以養活獨立商場或車場，鄰近社區足以支援，仍要為滿足《房屋條例》的要求而興建「一邨一商場、街市、停車場」，致令社會資源長期被浪費。
既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自然有不少商戶，因長期受到房委會在商場執行的低租金及世襲式續租的政策保護，缺乏市場競爭力，他們與中國舊國有企業員工是沒有分別。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或已追不上時代，不能滿足大多數居民的需要，卻因保護政策而得以繼續生存，並變相由公帑補貼。這些商戶一旦與政府脫鈎，依照市場規律運作，就無法與之競爭。就算領匯繼續租舖給他們，如果他們的商業運作模式已經不符合客觀現實環境，神仙都無法拯救他們。近年房署商場的出租政策，亦開始向領匯的方向走，引發白田商戶罷市抗議，更反映出領匯的方針是時代的大勢，不論領匯出現與否，遲早都要面對這問題，無可迴避。
而武大郎提出將領匯商場分判給不同公司競爭，這是可行的嗎？美國 AT&T曾幾何時分拆成一間長途電話公司，以及七間被稱為小貝爾（ Baby Bell）的固網公司，但經過長時間的演進，七間小貝爾中三間最後仍與 AT&T合併成今天的新 AT&T，而另外的兩間小貝爾，另外吞併了一間私營固網公司以及一間長途電話公司變成 Verizon，成為佔據美國電訊業兩強，依然是龐然巨物。而且太多限制條款下的分判，沒有人會願意經營，這些商場最終重返由政府接管的舊路，一切回歸起點。
領匯的出現，若干小租戶的處境一如中國國企員工，值得同情，但批評領匯並無助於問題解決。一如很多國家國有企業的私營化一樣，要化解當中的副作用，需要政府對受影響人士作出賠償，以及對受損小商戶提供經濟援助，或許可以平衡市民對小商戶的同情，以及改進公屋商場的需要。既然是政府的決策，就由政府承擔責任，不斷要求一間私營機構負起解決問題責任，不要求作出決策的政府有任何補救，這又怎算公平呢？
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不要再把責任推給災民
在週日，看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ＣＮＮ）英文專訪，雖然他表示作為總統，他會負起所有責任，但另一方面，又去指責災民未及時撤離，釀成大禍。不過，只要比照一下在陳水扁當總統年代，處理納莉風災的做法，就算強制撤離這一塊，都也是馬英九總統的責任，可不是災民該負的。
筆者重溫二○○一年九月十八日《自由時報》對當時怪颱納莉的報導，發現當時民進黨籍行政院長張俊雄，知道納莉有可能為北部和中部帶來豪大雨，在向各縣市政府發出土石流和淹水警告的同時，張院長罕見強烈勸諭各縣市長，動用《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的特殊權力，在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前提下強制將危險地區的民眾撤離；有部分縣市甚至動用警察，不理三七二十一把民眾帶走才算，這樣才令傷亡大大減少。
馬總統說得沒錯，由李登輝總統時期制定，並在陳水扁總統當政時落實的《災害防救法》提供相當的法源作救災之用，但有一個很簡單的政治常識：倘若沒有中央政府的強烈勸諭各縣市政府運用《災害防救法》，請問在暴雨來臨前，各縣市長豈敢動用《災害防救法》所寫明的特殊權力，動用軍警強行把民眾帶離災區？因為地方政府要動用如此涉及公民遷徙自由和居住地點自由的強制力，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背書，否則縣市政府，不論那一黨執政，除非本身對治水問題極有心得和信心，否則都不會敢動用這權力。
《災害防救法》並不是新法規，而過往亦有成功運用的例子，若《災害防救法》剛實施出現這樣手忙腳亂的情況，這算還可饒恕。若過往執政者都曾經成功和充分運用《災害防救法》所列出的手段，但這次因中央政府未有依照舊有當政者的做法，搞出事故，那就是中央政府低能和無知。因此馬政府不可把責任推給其他人，而是要公開認錯，甚至辭職以示負責。特別納莉吹襲台灣時，當時馬英九正是台北市長，也是當時眾縣市長中處理災情最爛的一個。他沒有理由不知道，《災害防救法》中不少特殊權力，需要中央政府明確背書這點。
出現這樣四處諉過的中央政府，死者們實在死得太慘了。
筆者重溫二○○一年九月十八日《自由時報》對當時怪颱納莉的報導，發現當時民進黨籍行政院長張俊雄，知道納莉有可能為北部和中部帶來豪大雨，在向各縣市政府發出土石流和淹水警告的同時，張院長罕見強烈勸諭各縣市長，動用《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的特殊權力，在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前提下強制將危險地區的民眾撤離；有部分縣市甚至動用警察，不理三七二十一把民眾帶走才算，這樣才令傷亡大大減少。
馬總統說得沒錯，由李登輝總統時期制定，並在陳水扁總統當政時落實的《災害防救法》提供相當的法源作救災之用，但有一個很簡單的政治常識：倘若沒有中央政府的強烈勸諭各縣市政府運用《災害防救法》，請問在暴雨來臨前，各縣市長豈敢動用《災害防救法》所寫明的特殊權力，動用軍警強行把民眾帶離災區？因為地方政府要動用如此涉及公民遷徙自由和居住地點自由的強制力，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背書，否則縣市政府，不論那一黨執政，除非本身對治水問題極有心得和信心，否則都不會敢動用這權力。
《災害防救法》並不是新法規，而過往亦有成功運用的例子，若《災害防救法》剛實施出現這樣手忙腳亂的情況，這算還可饒恕。若過往執政者都曾經成功和充分運用《災害防救法》所列出的手段，但這次因中央政府未有依照舊有當政者的做法，搞出事故，那就是中央政府低能和無知。因此馬政府不可把責任推給其他人，而是要公開認錯，甚至辭職以示負責。特別納莉吹襲台灣時，當時馬英九正是台北市長，也是當時眾縣市長中處理災情最爛的一個。他沒有理由不知道，《災害防救法》中不少特殊權力，需要中央政府明確背書這點。
出現這樣四處諉過的中央政府，死者們實在死得太慘了。
2009年8月15日 星期六
無K 之城：一隻大鴕鳥
最近，年輕人吸毒問題，成了公眾關注的熱門議題，政府的「天造之材，不進迷陣」的宣傳海報鋪天蓋地，大批青少年在深圳被發現使用毒品，被行政拘留後返回香港的報道受到社會關注。
不過，公眾有否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何這些政府宣傳品中的天造之材，被推到深圳由毒梟造成的迷陣中。而諷刺的是，把年輕人推到毒梟之中，就是香港政界和傳媒流行的泛道德主義，以及眼不見為淨思想。而由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居住的社區，竟然無卡拉OK 立足之地，正可以看到，那些義正詞嚴反吸毒的政客以至傳媒，可能同時是把青年推到毒窟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着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况，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不過，公眾有否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何這些政府宣傳品中的天造之材，被推到深圳由毒梟造成的迷陣中。而諷刺的是，把年輕人推到毒梟之中，就是香港政界和傳媒流行的泛道德主義，以及眼不見為淨思想。而由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居住的社區，竟然無卡拉OK 立足之地，正可以看到，那些義正詞嚴反吸毒的政客以至傳媒，可能同時是把青年推到毒窟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着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况，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2009年8月12日 星期三
民政局積弱 埋特區政治炸彈
近日圍繞民政事務局所管轄部門的是非，可謂數之不絕，光是康文署，孫中山文物失竊事件、泳池水質如屎水事件、樹木管理爭論等，是非之多令人咋舌。之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又被指向基督教女青年會一名社工施壓，令其中一名大澳的社工離職，捲入政治漩渦之中。
民政事務局面對這麼多問題，有部分是制度設計不當的系統性問題，但亦有部分是曾德成等政府官員，戒不掉一些政治壞習慣的問題。如果這兩個問題都不解決，恐怕民政事務局將會成為特區政府是非之源，沒完沒了。
近日鬧劇不斷 殺局惹的禍
康文署是原屬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部門，本來殺局的目標是提升原屬市政總署政府部門的效率，但由於近日的連串是非來看，有關目標不單未能達到，而且情況比未殺局前更差。
英國人在戰後將潔淨局改組為市政局，其實邏輯相當清晰，由於樹木、泳池、文物，以至食環署管轄的公共衞生工作，涉及的事情相當煩瑣，由政府部門來監督亦恐怕力有不逮，因此，由一個民選議會去監督，才會比較有效率和有系統監察這些服務的運作方針和水平，是否合乎選民的預期。而立法會就專注於審議法案等，涉及重大政策爭議，以及大量法律技術細節的工作。背後查實有一定分工，並非無的放矢。
不過董建華殺局，既未有令區議會變成一個實權機構，取代原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角色，而立法會由於要花耗時間在《基本法》廿三條、雷曼迷債，以至政改等重大問題，加上其他政府部門有其他離奇古怪的問題，令立法會根本不可能扮演原有兩個市政局的角色，康文署最終成為一個無人監督的部門，問題日積月累，最終演變成連串鬧劇。像孫中山文物失蹤事件，若然兩個市政局仍然存在，不會搞得連審計署報告都公布不了的胡鬧局面。而泳池水質有議員定期監督，就不會搞出多個泳池因水質太差而暫時關閉的局面。
曾德成未汲教訓 敏感度低
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被指向基督教女青年會施壓，導致社工離職事件，本不應發生，皆因經過鍾庭耀事件以及教育學院事件後，身為問責官員理應汲取教訓，不就任何他不該理的事作出任何發言。曾德成竟然再一次犯上路祥安、羅范椒芬相類的錯誤，這是不是這些未經過民選洗禮的問責官員，由於一直不用承受民選的壓力，不明白民意禁忌所在，因此作出一些近乎政治自殺的行為而不自知？
倘不改革 恐拖低政府民望
如果問責局長連何謂政治禁忌都不知，加上香港政治不少系統性問題混在一起，這會變成香港政府的計時炸彈，本來政府民望已經夠低，只要個別局長處理一些系統性問題時踏中政治地雷，政府的民望就會向新低點邁進，那政府要搞問責制的成效，就更成疑問。
總言之，民政事務局已經成為一個集香港問責制，以及殺局造成系統性問題於一身的部門，再加上一個政治敏感度欠佳的局長，這已變成林瑞麟主管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外，香港政府另一個The Weakest Link，若然曾蔭權不改革民政事務局，或將根本不適合處理敏感政治問題的曾德成調往其他部門，筆者相信，香港政府隨時被民政事務局所造成的政治炸彈波及而粉身碎骨，本來不應由曾特首承擔的政治責任，要由他一力承擔。
民政事務局面對這麼多問題，有部分是制度設計不當的系統性問題，但亦有部分是曾德成等政府官員，戒不掉一些政治壞習慣的問題。如果這兩個問題都不解決，恐怕民政事務局將會成為特區政府是非之源，沒完沒了。
近日鬧劇不斷 殺局惹的禍
康文署是原屬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部門，本來殺局的目標是提升原屬市政總署政府部門的效率，但由於近日的連串是非來看，有關目標不單未能達到，而且情況比未殺局前更差。
英國人在戰後將潔淨局改組為市政局，其實邏輯相當清晰，由於樹木、泳池、文物，以至食環署管轄的公共衞生工作，涉及的事情相當煩瑣，由政府部門來監督亦恐怕力有不逮，因此，由一個民選議會去監督，才會比較有效率和有系統監察這些服務的運作方針和水平，是否合乎選民的預期。而立法會就專注於審議法案等，涉及重大政策爭議，以及大量法律技術細節的工作。背後查實有一定分工，並非無的放矢。
不過董建華殺局，既未有令區議會變成一個實權機構，取代原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角色，而立法會由於要花耗時間在《基本法》廿三條、雷曼迷債，以至政改等重大問題，加上其他政府部門有其他離奇古怪的問題，令立法會根本不可能扮演原有兩個市政局的角色，康文署最終成為一個無人監督的部門，問題日積月累，最終演變成連串鬧劇。像孫中山文物失蹤事件，若然兩個市政局仍然存在，不會搞得連審計署報告都公布不了的胡鬧局面。而泳池水質有議員定期監督，就不會搞出多個泳池因水質太差而暫時關閉的局面。
曾德成未汲教訓 敏感度低
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被指向基督教女青年會施壓，導致社工離職事件，本不應發生，皆因經過鍾庭耀事件以及教育學院事件後，身為問責官員理應汲取教訓，不就任何他不該理的事作出任何發言。曾德成竟然再一次犯上路祥安、羅范椒芬相類的錯誤，這是不是這些未經過民選洗禮的問責官員，由於一直不用承受民選的壓力，不明白民意禁忌所在，因此作出一些近乎政治自殺的行為而不自知？
倘不改革 恐拖低政府民望
如果問責局長連何謂政治禁忌都不知，加上香港政治不少系統性問題混在一起，這會變成香港政府的計時炸彈，本來政府民望已經夠低，只要個別局長處理一些系統性問題時踏中政治地雷，政府的民望就會向新低點邁進，那政府要搞問責制的成效，就更成疑問。
總言之，民政事務局已經成為一個集香港問責制，以及殺局造成系統性問題於一身的部門，再加上一個政治敏感度欠佳的局長，這已變成林瑞麟主管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外，香港政府另一個The Weakest Link，若然曾蔭權不改革民政事務局，或將根本不適合處理敏感政治問題的曾德成調往其他部門，筆者相信，香港政府隨時被民政事務局所造成的政治炸彈波及而粉身碎骨，本來不應由曾特首承擔的政治責任，要由他一力承擔。
2009年8月7日 星期五
中國 謊言的世界
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求是》旗下的分支《小康》，在今年六月至七月進行調查，發現在中國民眾眼中，宗教工作者、農民和性工作者最有誠信，而其中最沒有誠信的一個職業是官員。這結果引起外界廣泛注意，連中國官方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也不得不在社論作出評論。
中國民眾廣泛認為官員的誠信遠不及性工作者，這是可以理解。由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事件，以至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的交代等，中國官員以至傳媒沒人講過半句真話，講真話的人都會被公安和國保人員逮捕。連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中英聯合聲明》這種國際條約保障的政治承諾，照樣可以跳票，試問這種說謊成性的政府，誰敢相信。當中國民眾都不相信共產黨時，如果台灣的當權者竟然相信中國政府起來，不是他們的智商該被質疑，便是他們心術不正，立心出賣台灣人求榮。對於中國政府作出的承諾，台灣人應否相信，應該看看中國民眾的態度。
不過，中國政府誠信破產，不單代表中國對台灣作出的任何承諾都不可以信這樣簡單。當民眾對政府出現如此廣泛的不信任時，證明現時中國的政治穩定非常脆弱，甚至可以這樣說，現時由於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控制著軍隊和執法機構，也沒有突發事件讓中國政府突然崩潰，所以才看來沒事。可以用中國諺語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來形容今天中國的現況。
當中國經濟或政治出現一些突發性事件時，由於民眾已經徹底不信任政府，中國共產黨政權隨時一如羅馬尼亞西奧塞古把持的共產黨政權一樣，在突發事件爆發後不久樹倒猢猻散，然後全國陷入一片混亂的局面，那時台灣不單不能夠在經濟上依靠中國，而且有可能要面對大量越過台灣海峽而來的難民，情況就如中國作家王力雄，在他描述共產黨崩潰後混亂情況的政治幻想小說《黃禍》一樣，不知馬英九政府有沒有準備任何劇本，面對這種狀況？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已經是一顆大的計時炸彈，絕不是台灣的希望。任何相信連中國人都不信的共產黨謊言的人，都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中國民眾廣泛認為官員的誠信遠不及性工作者，這是可以理解。由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事件，以至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的交代等，中國官員以至傳媒沒人講過半句真話，講真話的人都會被公安和國保人員逮捕。連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中英聯合聲明》這種國際條約保障的政治承諾，照樣可以跳票，試問這種說謊成性的政府，誰敢相信。當中國民眾都不相信共產黨時，如果台灣的當權者竟然相信中國政府起來，不是他們的智商該被質疑，便是他們心術不正，立心出賣台灣人求榮。對於中國政府作出的承諾，台灣人應否相信，應該看看中國民眾的態度。
不過，中國政府誠信破產，不單代表中國對台灣作出的任何承諾都不可以信這樣簡單。當民眾對政府出現如此廣泛的不信任時，證明現時中國的政治穩定非常脆弱，甚至可以這樣說，現時由於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控制著軍隊和執法機構，也沒有突發事件讓中國政府突然崩潰，所以才看來沒事。可以用中國諺語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來形容今天中國的現況。
當中國經濟或政治出現一些突發性事件時，由於民眾已經徹底不信任政府，中國共產黨政權隨時一如羅馬尼亞西奧塞古把持的共產黨政權一樣，在突發事件爆發後不久樹倒猢猻散，然後全國陷入一片混亂的局面，那時台灣不單不能夠在經濟上依靠中國，而且有可能要面對大量越過台灣海峽而來的難民，情況就如中國作家王力雄，在他描述共產黨崩潰後混亂情況的政治幻想小說《黃禍》一樣，不知馬英九政府有沒有準備任何劇本，面對這種狀況？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已經是一顆大的計時炸彈，絕不是台灣的希望。任何相信連中國人都不信的共產黨謊言的人，都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2009年8月5日 星期三
內地投資者控訴 香港監管響警號
在上周，有批來自內地的Accumulator（累計股票期權）投資者親臨香港金管局，投訴香港私人銀行以欺騙手法向他們推銷Accumulator，令他們損失慘重，他們損失的情況比雷曼苦主還可怕。
現時能來香港的投訴人，只是這些個案的冰山一角，皆因不少在Accumulator損手的內地投資者，由於他們的資金來自賄款、小金庫等不見得光的地方，不敢來港投訴。而他們內地投資者的投訴，有可能比雷曼迷債事件更衝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Accumulator處理差 恐資金外流
筆者暫時撇開那些以不法資金投資Accumulator的人不談，就以擁有合法財富的人而言，不少內地投資者之所以沒在中國的外資銀行開設私人戶口，而是山長水遠來到香港開戶口，除了因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較多投資產品可供選擇外，亦因為香港的法治和監管聲譽比較好，他們有信心將大筆資金交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和投資銀行管理。如果香港的法治和監管水平不比上海高，內地投資者沒有理由把資金存港。
而Accumulator事件，與雷曼迷債事件，正考驗香港金管局以及證監當局，對採用不良銷售手段銀行的態度。現時雷曼迷債的處理，固然令人難以滿意，而如果這次Accumulator事件若與雷曼迷債一樣處理差勁，給人偏幫銀行感覺的話，內地投資者就可能對投資香港，或將資金交予香港的投資銀行和私人銀行管理抱有戒心，會令大筆資金流向上海和新加坡，最終不止個別銀行聲譽受損，而且會令香港金融界長遠發展受到嚴重打擊，令整個行業蒙污。
銀行不良銷售 不應姑息
就短期而言，金管局和證監會應該認真看待這些內地投資者的投訴，盡力調查，而不要與銀行合作，意圖提出所謂的調解方案，讓採用不良銷售手段的害群之馬逃之夭夭。甚至有必要調查，在Accumulator銷售上所採用的手法，是否與雷曼迷債有相同之處。而立法會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成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在有必要時候亦應尋求立法會大會擴大授權，調查銀行在向中國投資者推銷Accumulator時，有否蓄意採用欺騙手法，如果手法與雷曼迷債出現的情況雷同，證明香港的監管已經出現嚴重系統性問題，足以損害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立法會與行政當局必須商討如何修改法例，堵塞由兩大事件所揭開的各類漏洞。
引英詐騙法 本地化立法
長遠而言，香港應將英國的《二零零六年詐騙法》（Fraud Act 2006）進行本地化立法，將蓄意以欺騙手法銷售金融產品，以至其他產品，例如收費電視等有問題行為，列為刑事罪行，藉刑法上的大幅收緊阻截銀行以至其他機構採用的不良銷售手法。以欺騙手法來推銷金融產品是複雜而有組織的商業罪案，畢竟已是警隊一類專業執法隊伍才有足夠經驗、訓練以至法律權力對付的問題，由證監以至金管局這類並非對付商業罪案的機構去處理，實在是強人所難。
總言之，無論雷曼迷債還是中國投資者在Accumulator所遇到的投訴，都反映了香港的刑法以至金融監管已經令人質疑，香港要成為金融中心，還得有賴公平的遊戲規則，以至對監管有效執行，而不是像某些官員和政客所想，搞伊斯蘭金融、政府發債之類的花拳繡腿，不斷把某些假大空的口號吹到天一樣高，就可以維持金融中心地位。
現時能來香港的投訴人，只是這些個案的冰山一角，皆因不少在Accumulator損手的內地投資者，由於他們的資金來自賄款、小金庫等不見得光的地方，不敢來港投訴。而他們內地投資者的投訴，有可能比雷曼迷債事件更衝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Accumulator處理差 恐資金外流
筆者暫時撇開那些以不法資金投資Accumulator的人不談，就以擁有合法財富的人而言，不少內地投資者之所以沒在中國的外資銀行開設私人戶口，而是山長水遠來到香港開戶口，除了因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較多投資產品可供選擇外，亦因為香港的法治和監管聲譽比較好，他們有信心將大筆資金交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和投資銀行管理。如果香港的法治和監管水平不比上海高，內地投資者沒有理由把資金存港。
而Accumulator事件，與雷曼迷債事件，正考驗香港金管局以及證監當局，對採用不良銷售手段銀行的態度。現時雷曼迷債的處理，固然令人難以滿意，而如果這次Accumulator事件若與雷曼迷債一樣處理差勁，給人偏幫銀行感覺的話，內地投資者就可能對投資香港，或將資金交予香港的投資銀行和私人銀行管理抱有戒心，會令大筆資金流向上海和新加坡，最終不止個別銀行聲譽受損，而且會令香港金融界長遠發展受到嚴重打擊，令整個行業蒙污。
銀行不良銷售 不應姑息
就短期而言，金管局和證監會應該認真看待這些內地投資者的投訴，盡力調查，而不要與銀行合作，意圖提出所謂的調解方案，讓採用不良銷售手段的害群之馬逃之夭夭。甚至有必要調查，在Accumulator銷售上所採用的手法，是否與雷曼迷債有相同之處。而立法會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成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在有必要時候亦應尋求立法會大會擴大授權，調查銀行在向中國投資者推銷Accumulator時，有否蓄意採用欺騙手法，如果手法與雷曼迷債出現的情況雷同，證明香港的監管已經出現嚴重系統性問題，足以損害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立法會與行政當局必須商討如何修改法例，堵塞由兩大事件所揭開的各類漏洞。
引英詐騙法 本地化立法
長遠而言，香港應將英國的《二零零六年詐騙法》（Fraud Act 2006）進行本地化立法，將蓄意以欺騙手法銷售金融產品，以至其他產品，例如收費電視等有問題行為，列為刑事罪行，藉刑法上的大幅收緊阻截銀行以至其他機構採用的不良銷售手法。以欺騙手法來推銷金融產品是複雜而有組織的商業罪案，畢竟已是警隊一類專業執法隊伍才有足夠經驗、訓練以至法律權力對付的問題，由證監以至金管局這類並非對付商業罪案的機構去處理，實在是強人所難。
總言之，無論雷曼迷債還是中國投資者在Accumulator所遇到的投訴，都反映了香港的刑法以至金融監管已經令人質疑，香港要成為金融中心，還得有賴公平的遊戲規則，以至對監管有效執行，而不是像某些官員和政客所想，搞伊斯蘭金融、政府發債之類的花拳繡腿，不斷把某些假大空的口號吹到天一樣高，就可以維持金融中心地位。
2009年7月26日 星期日
去中國化，總統府才會變好
近日台灣總統府頻頻出包的情況，已經可以用胡鬧來形容，由讓人擅闖，到百噸冷氣主機不知所蹤，到輿情簡訊洩漏，到未來版「治國週記」提早讓人下載。陳水扁還是總統的時候，沒聽過總統府運作如此不斷出狀況。
胡適曾經寫過《差不多先生傳》，描述中國人那種做事馬虎，不求認真而屢鬧笑話的荒唐狀況。現時馬英九管理一個總統府，都可以管成如此荒謬的樣子，與馬英九上台後，把中國人不求認真的態度帶回總統府很有關係。
任何公共機構，特別是大型機構，由維安控管到文件及物資管理，都應該有一套標準程序，在處理物資或資訊出入時，該讓什麼人審核，要填什麼表格，要做到什麼要求才能做下一步，有什麼要負責，全部都應該有清晰的程序，寫在文件中，而只要公務人員認真嚴格執行有關程序，就不應該會不斷出包。
問題在於，總統府內到底有沒有白紙黑字的程序，把每一件事仔細列得清清楚楚。如果總統府內部，對一切事情的管理，連標準程序和表格都沒有，或程序和表格設計得很含糊，讓個人可以自行詮釋和執行，當然是狀況不斷。在這件事上，在英國一類西方國家，議會早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清楚到底有沒有在這方面搞好，而不是等總統府秘書向總統交報告，公眾不知到底生了什麼病。
就算有了程序，如何保證妥當執行也是問題。中國人問題是，很多時有了明文程序，但結果因沒有懲處機制，或機構文化上沒力求認真，令中國人不可能像德國人、日本人般凡事認真執行，而是沒有認真檢查清楚就隨便放行，結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出包。像維安問題也好，以至治國週記打算以預錄週記矇混過關，若非有這種中國人的差不多先生病，怎可能會搞成這副樣子？
因此，馬如果要把總統府內管理問題搞好，他必須要在管理文化上去中國化，以歐美以至日本的認真文化來要求每一位總統府內的員工，把每一項程序都貫徹執行。問題在於，一個內裡思維文化中國得很的總統，能夠真的在這方面做到去中國化嗎？一個連自己生來有英國籍也不認的人，無視《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的條文事實，筆者實在對馬總統沒有什麼信心。
胡適曾經寫過《差不多先生傳》，描述中國人那種做事馬虎，不求認真而屢鬧笑話的荒唐狀況。現時馬英九管理一個總統府，都可以管成如此荒謬的樣子，與馬英九上台後，把中國人不求認真的態度帶回總統府很有關係。
任何公共機構，特別是大型機構，由維安控管到文件及物資管理，都應該有一套標準程序，在處理物資或資訊出入時，該讓什麼人審核，要填什麼表格，要做到什麼要求才能做下一步，有什麼要負責，全部都應該有清晰的程序，寫在文件中，而只要公務人員認真嚴格執行有關程序，就不應該會不斷出包。
問題在於，總統府內到底有沒有白紙黑字的程序，把每一件事仔細列得清清楚楚。如果總統府內部，對一切事情的管理，連標準程序和表格都沒有，或程序和表格設計得很含糊，讓個人可以自行詮釋和執行，當然是狀況不斷。在這件事上，在英國一類西方國家，議會早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清楚到底有沒有在這方面搞好，而不是等總統府秘書向總統交報告，公眾不知到底生了什麼病。
就算有了程序，如何保證妥當執行也是問題。中國人問題是，很多時有了明文程序，但結果因沒有懲處機制，或機構文化上沒力求認真，令中國人不可能像德國人、日本人般凡事認真執行，而是沒有認真檢查清楚就隨便放行，結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出包。像維安問題也好，以至治國週記打算以預錄週記矇混過關，若非有這種中國人的差不多先生病，怎可能會搞成這副樣子？
因此，馬如果要把總統府內管理問題搞好，他必須要在管理文化上去中國化，以歐美以至日本的認真文化來要求每一位總統府內的員工，把每一項程序都貫徹執行。問題在於，一個內裡思維文化中國得很的總統，能夠真的在這方面做到去中國化嗎？一個連自己生來有英國籍也不認的人，無視《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的條文事實，筆者實在對馬總統沒有什麼信心。
2009年7月23日 星期四
Ma will be laughed out of town on the Internet
Last week,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announced he would post a weekly three-minute video online to discuss his political ideals. Sadly for him, research that I have conducted over many years of the onlin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forms us that he is using old technology to try to present himself a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the Internet era.
He’ll only be laughed at. Here’s why.
First, governments and leaders worldwide, including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Cabinet, use YouTube. It is free, there is no need to set up a server and the Adobe Flash Player used on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most operating systems and browsers. It can even be watched on mobile phones and is easy to embed in blogs for commentary.
Ma, however, uses Microsoft Netshow, which means that Mac users are unable to see it. This begs the question: Aren’t there, among Macintosh and Linux users, people who voted for Ma, or would potentially do so in future elections?
From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e has therefore already become a laughing stock.
Another deplorable aspect of his initiative is that Ma only provides video of his speech; he does not follow the YouTube precedent that allows viewers to respond. Ma’s approach, then, remains a unilateral issuing of one-way information to Internet users.
Ma wants us to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but he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public. This is an aloof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
Not only is he using outdated technology, but his very mindset is outdated and entirely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times we live in.
As a Facebook, Twitter and Plurk user, I am much more pleased with how former premie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ank Hsieh (謝長廷) uses the Internet.
I’m a Facebook friend of Hsieh’s and I notice that he often uses Plurk to provide short and simple explanations of hi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even some general life experiences.
Hsieh also invites Facebook and Plurk users to suggest topics they would like him to bring up during his radio call-in talk show.
He engages in debate and exchanges with Internet users, and sometimes he publishes his opinions from his mobile phone while traveling on the High Speed Rail.
What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Internet users: Hsieh is a regular person like the rest of us and displays none of the aloofness that could be the prerogative of a former premi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ready cast off the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years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et, it is now in step with the times.
Follow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clever use of the Interne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emulate him.
However, simply imitating Obama by posting videos online is useless, if not passe.
Obama is a presid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an avid BlackBerry user who never lets his telephone leave his side. He identifies with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which is why he has man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with success, both during his electoral campaign and since he came into office.
Without a change in thinking, leaders with an authoritarian mindset who use the Internet in the belief that this will mitigate criticism are in for a major surprise.
He’ll only be laughed at. Here’s why.
First, governments and leaders worldwide, including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Cabinet, use YouTube. It is free, there is no need to set up a server and the Adobe Flash Player used on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most operating systems and browsers. It can even be watched on mobile phones and is easy to embed in blogs for commentary.
Ma, however, uses Microsoft Netshow, which means that Mac users are unable to see it. This begs the question: Aren’t there, among Macintosh and Linux users, people who voted for Ma, or would potentially do so in future elections?
From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he has therefore already become a laughing stock.
Another deplorable aspect of his initiative is that Ma only provides video of his speech; he does not follow the YouTube precedent that allows viewers to respond. Ma’s approach, then, remains a unilateral issuing of one-way information to Internet users.
Ma wants us to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but he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public. This is an aloof and authoritarian approach.
Not only is he using outdated technology, but his very mindset is outdated and entirely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times we live in.
As a Facebook, Twitter and Plurk user, I am much more pleased with how former premie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ank Hsieh (謝長廷) uses the Internet.
I’m a Facebook friend of Hsieh’s and I notice that he often uses Plurk to provide short and simple explanations of hi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even some general life experiences.
Hsieh also invites Facebook and Plurk users to suggest topics they would like him to bring up during his radio call-in talk show.
He engages in debate and exchanges with Internet users, and sometimes he publishes his opinions from his mobile phone while traveling on the High Speed Rail.
What this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Internet users: Hsieh is a regular person like the rest of us and displays none of the aloofness that could be the prerogative of a former premi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ready cast off the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years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net, it is now in step with the times.
Follow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clever use of the Interne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emulate him.
However, simply imitating Obama by posting videos online is useless, if not passe.
Obama is a presid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an avid BlackBerry user who never lets his telephone leave his side. He identifies with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which is why he has man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with success, both during his electoral campaign and since he came into office.
Without a change in thinking, leaders with an authoritarian mindset who use the Internet in the belief that this will mitigate criticism are in for a major surprise.
2009年7月21日 星期二
堵U盤「屈機」漏洞 考慮隨機收市
在上周，東方海外國際股價出現異常的大幅波動，在周四收市前一分鐘，有多個偏離市價的買賣盤成功配對，令股價收市時暴跌百分之三十三，市值損失71億。而在周五，就暴升至暴跌前的價位，這亦引起公眾再度對香港股市收市定價問題的關注。有人懷疑有大證券行，因涉及衍生工具交易，不惜動用手頭上東方海外國際現貨，來操控股價上落。
在滙豐股價於今年3月，因有人洞悉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的漏洞，暴跌至港幣33元的水位，引發全城非議，而令俗稱U盤的收市競價時段暫停執行後，港交所恢復原來的收市定價方法，即在收市前一分鐘，每15秒記錄一宗交易的按盤價，並且以這5宗交易的按盤價的中間數，作為當天的收市價。
現貨損失細 衍生工具利潤大
全球各地股市紛紛引進收市競價時段的主要原因，皆因現時衍生工具市場已經成為不受控制的龐然巨物，由於現代的衍生工具槓桿比率高，涉及的資金可能數以百億計，而衍生工具交易的輸贏，往往以指定日期的收市價結算，這令不少證券行甚至擁有大量現貨的玩家，有誘因在收市時段上下其手，以一些不正常的買賣盤操控股價，藉此得到他們心目中的收市價，皆因他們在現貨市場的損失，與他們在場外衍生工具所賺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而港交所沿用的收市定價方法，只要臨尾市利用電腦程式設定，便可以不斷出招，成為港交所記錄的五個買賣盤之一，之後就可以操控股價，而在今年收市競價時段引進前，已經多次發生收市價不尋常大起大落的事件。因此，港交所暫停收市競價時段都好，都不代表對現時收市價經常出現不尋常情況視而不見，任由散戶，或一些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小投資者，成為任由宰割的大戶點心。
雖然金融海嘯後，不少證券行以至大戶實力受削弱，但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仍然相當龐大，港股不少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更不在香港本土進行，而在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等金融市場進行，港交所不可能掌握全球各地，有多少人和資金有可能因衍生交易工具，會動用巨額資金和持股來操控市場。因此，港交所能夠做的，只能就收市時段改革再度諮詢公眾意見。特別在收市競價時段，必須吸收倫敦的經驗，以隨機收市，以至其他方式配合，杜絕大行利用程式買賣盤來操控股價的行為，如果新制度仍是漏洞滿天飛，大行輕易改變電腦程式來操控收市價的話，其實有關改革亦宣布失敗，投資者亦會質疑港交所維持公平交易的決心和能力。
股價異動披露要求 必須加強
另一方面，港交所以至證監會，亦應加強上市公司，在股價出現異動時的披露要求，不論速度以至資訊上，要更快以及有更大的透明度。大藍籌的股價異動，可能只與龐大的衍生工具交易有關，但一些二三綫，甚至三四綫股的大幅波動，就有可能涉及公司大股東，利用他們所得資訊，事先進行對他們有利的交易行為，特別這類股票流通量不大，操控股價難度更低。證監會應該要留意，有部分股價異動有否涉及內幕交易，並加以嚴厲打擊。總言之，香港股市收市定價改革是遲早問題，若不作任何改革，香港股市便會淪為沒規則的賭場，這長遠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名聲有害無益。
在滙豐股價於今年3月，因有人洞悉收市競價時段（Closing Auction Session）的漏洞，暴跌至港幣33元的水位，引發全城非議，而令俗稱U盤的收市競價時段暫停執行後，港交所恢復原來的收市定價方法，即在收市前一分鐘，每15秒記錄一宗交易的按盤價，並且以這5宗交易的按盤價的中間數，作為當天的收市價。
現貨損失細 衍生工具利潤大
全球各地股市紛紛引進收市競價時段的主要原因，皆因現時衍生工具市場已經成為不受控制的龐然巨物，由於現代的衍生工具槓桿比率高，涉及的資金可能數以百億計，而衍生工具交易的輸贏，往往以指定日期的收市價結算，這令不少證券行甚至擁有大量現貨的玩家，有誘因在收市時段上下其手，以一些不正常的買賣盤操控股價，藉此得到他們心目中的收市價，皆因他們在現貨市場的損失，與他們在場外衍生工具所賺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而港交所沿用的收市定價方法，只要臨尾市利用電腦程式設定，便可以不斷出招，成為港交所記錄的五個買賣盤之一，之後就可以操控股價，而在今年收市競價時段引進前，已經多次發生收市價不尋常大起大落的事件。因此，港交所暫停收市競價時段都好，都不代表對現時收市價經常出現不尋常情況視而不見，任由散戶，或一些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小投資者，成為任由宰割的大戶點心。
雖然金融海嘯後，不少證券行以至大戶實力受削弱，但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仍然相當龐大，港股不少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更不在香港本土進行，而在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等金融市場進行，港交所不可能掌握全球各地，有多少人和資金有可能因衍生交易工具，會動用巨額資金和持股來操控市場。因此，港交所能夠做的，只能就收市時段改革再度諮詢公眾意見。特別在收市競價時段，必須吸收倫敦的經驗，以隨機收市，以至其他方式配合，杜絕大行利用程式買賣盤來操控股價的行為，如果新制度仍是漏洞滿天飛，大行輕易改變電腦程式來操控收市價的話，其實有關改革亦宣布失敗，投資者亦會質疑港交所維持公平交易的決心和能力。
股價異動披露要求 必須加強
另一方面，港交所以至證監會，亦應加強上市公司，在股價出現異動時的披露要求，不論速度以至資訊上，要更快以及有更大的透明度。大藍籌的股價異動，可能只與龐大的衍生工具交易有關，但一些二三綫，甚至三四綫股的大幅波動，就有可能涉及公司大股東，利用他們所得資訊，事先進行對他們有利的交易行為，特別這類股票流通量不大，操控股價難度更低。證監會應該要留意，有部分股價異動有否涉及內幕交易，並加以嚴厲打擊。總言之，香港股市收市定價改革是遲早問題，若不作任何改革，香港股市便會淪為沒規則的賭場，這長遠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名聲有害無益。
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治國週記的技術與心態
上週，馬總統在網站推出治國週記，以每週三分多鐘的影音演講，來宣明他的治國理念。可惜，由筆者多年研究網路政治生態的經驗來看，馬英九以過時技術，裝作網路年代的新鮮人，令人失笑。
首先，由最簡單的技術面來看，全球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皇室和首相，他們都紛紛採用Youtube作為影音發放平台，一來免費，又不用自行架設主機維護，二來所採用的Adobe Flash Player技術是跨平台的，絕大部分作業系統和瀏覽器都支援，甚至可以在手機上看，又容易引用到博客來評論。馬英九竟然用微軟的Netshow，像筆者用Mac的就不用看了，是不是用Mac的、用Linux的不是馬總統的選民？在技術上，已經鬧了笑話。
另一方面，馬總統現時只有影音講話，又沒有像Youtube般，有容許網友回應的空間，事實上，馬總統發放資訊的心態，仍然停留在單向向網友發放信息，他只要網友聽他講，他就不用聽網友講，一種高高在上的威權心態，這不只是技術落後這麼簡單，簡直是心態落後，連現時在什麼世代都未搞清楚。
作為Facebook、Twitter以至噗浪的使用者，筆者對謝長廷在運用網路方面的進取欣賞得多。筆者也算是謝長廷在Facebook的網友，見到謝長廷經常利用噗浪，簡短發表他對時政的看法，甚至一些生活的感受，他做電台叩應節目要什麼題材，他也會在噗浪和Facebook問問網友意見，與網友有討論有交流，他有時甚至在高鐵上，利用手機來發表他一些看法，與其他網友無異，他就是與網友平等，平民得很的謝長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前行政院長。民進黨老早就超越了阿扁年代，在網路互動上與時並進。
自歐巴瑪充分利用網路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什麼政客都嚷著利用網路搞政治，學習歐巴瑪。但事實上，只學歐巴瑪的皮相是沒有用的，利用網路發放影音講話已經不是什麼新技術。歐巴瑪是一個黑莓手機（Blackberry）不離身的網路世代總統，他是真心認同網路年代的想法，才令他運用網路時得心應手。如果有些人的腦筋，仍然停留在兩蔣年代的話，他們怎樣利用網路，都只會畫虎不成反像犬，變成笑話。
首先，由最簡單的技術面來看，全球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皇室和首相，他們都紛紛採用Youtube作為影音發放平台，一來免費，又不用自行架設主機維護，二來所採用的Adobe Flash Player技術是跨平台的，絕大部分作業系統和瀏覽器都支援，甚至可以在手機上看，又容易引用到博客來評論。馬英九竟然用微軟的Netshow，像筆者用Mac的就不用看了，是不是用Mac的、用Linux的不是馬總統的選民？在技術上，已經鬧了笑話。
另一方面，馬總統現時只有影音講話，又沒有像Youtube般，有容許網友回應的空間，事實上，馬總統發放資訊的心態，仍然停留在單向向網友發放信息，他只要網友聽他講，他就不用聽網友講，一種高高在上的威權心態，這不只是技術落後這麼簡單，簡直是心態落後，連現時在什麼世代都未搞清楚。
作為Facebook、Twitter以至噗浪的使用者，筆者對謝長廷在運用網路方面的進取欣賞得多。筆者也算是謝長廷在Facebook的網友，見到謝長廷經常利用噗浪，簡短發表他對時政的看法，甚至一些生活的感受，他做電台叩應節目要什麼題材，他也會在噗浪和Facebook問問網友意見，與網友有討論有交流，他有時甚至在高鐵上，利用手機來發表他一些看法，與其他網友無異，他就是與網友平等，平民得很的謝長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前行政院長。民進黨老早就超越了阿扁年代，在網路互動上與時並進。
自歐巴瑪充分利用網路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什麼政客都嚷著利用網路搞政治，學習歐巴瑪。但事實上，只學歐巴瑪的皮相是沒有用的，利用網路發放影音講話已經不是什麼新技術。歐巴瑪是一個黑莓手機（Blackberry）不離身的網路世代總統，他是真心認同網路年代的想法，才令他運用網路時得心應手。如果有些人的腦筋，仍然停留在兩蔣年代的話，他們怎樣利用網路，都只會畫虎不成反像犬，變成笑話。
2009年7月17日 星期五
由南洋经验看新疆骚乱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种族骚乱，尽管是汉族与维吾尔族间互砍，但情景对笔者而言仍是似曾相识，因为过往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不少都变成血腥排华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排华骚乱，笔者大概会在印尼亚齐省的小城兰沙平淡过一生。
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由南洋经验，或许对解决新疆的问题有所启迪。
新加坡做得最好
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占主导的华人固然没有压迫马来人和印度人，而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地位，现时新加坡总统就是印度裔。
中国人只认识到新加坡在种族通婚、混居等表面东西，这颇有问题，皆因南洋华人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程度的马来化。南洋华人的菜式固然自成一套，而南洋华人子弟身穿马来服装亦不感到意外。像笔者尽管在香港长大，但小时候在家里却穿印尼当地人传统便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本来是反对身穿马来民族服装，头戴马来人传统宋谷帽向元首宣誓效忠，但今天他却要求其他议员都要头戴宋谷帽向元首宣誓，生活习惯还不是最关键。
但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这样，给马来人特殊优惠，只不过在集选区设计上，确保各党能派出少数种族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为何新加坡种族问题比马来西亚为少？一方面，新加坡的种族政策更强调平等机会，不论公务员还是私人机构，一律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作为占优势的种族，更加要打击优势种族的沙文主义言论，避免挑起两族间的猜忌，新加坡这方面某程度上值得中国参照学习。新加坡现时运用英国人留下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煽动法》（Sedition Act）来对付华人中的沙文主义分子。虽然当中不少做法有争议性，但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政府，大力打击华人沙文主义的做法赢得马来人和印度人信任，亦避免盲从之士参与种族骚乱，确见一定效用。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汉人愤青那些沙文主义言论，亦大有挑起事端之嫌，当中不少更被怀疑是被俗称为“五毛党”的，有官方背景网络评论员所为，不知中国政府有否看到这一点。
廉洁与法治是关键
不过，打击沙文主义要有实效，以及做法真正的平等，让各民族有能之士贡献国家，廉洁和法治是关键的元素。在新加坡，从来不用走后门做生意，因此印度裔和马来裔人，能力高的人也可以占据社会高位。而马来西亚却是贪污如家常便饭，因此，马来、印度和华人三族，只有少数权贵能分享经济成果，马来人根本亦不可能由优惠马来人的政策受惠。中国也一样，如果贪污腐败不除，什么扶助维吾尔人的政策也只是空谈。
同样有《内部安全法》以及《煽动法》，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没有解决马来种族沙文主义问题，每年执政巫统青年团大会，都有政客高举马来短剑，引发争拗，但从来没有警察去拘捕这些煽动种族情绪的当权者。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主要用来对付反对派，经常被滥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少用《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对付反对派，上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是用来对付基地组织（卡伊达）旗下的回教祈祷团。而人民行动党人从来不会发表种族沙文主义言论，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如何。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自律，也成为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人民行动党的基础。
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问题在于，中国人真的明白李光耀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吗？笔者居港31年，对此抱有很大疑问。
南洋华人，可谓是过去百多年种族骚乱的受害者，而汉族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已是南洋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课题。由南洋经验，或许对解决新疆的问题有所启迪。
新加坡做得最好
在南洋诸国中，将种族问题解决得最漂亮是新加坡，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建国至今，新加坡未有过任何种族骚乱。占主导的华人固然没有压迫马来人和印度人，而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地位，现时新加坡总统就是印度裔。
中国人只认识到新加坡在种族通婚、混居等表面东西，这颇有问题，皆因南洋华人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程度的马来化。南洋华人的菜式固然自成一套，而南洋华人子弟身穿马来服装亦不感到意外。像笔者尽管在香港长大，但小时候在家里却穿印尼当地人传统便服。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本来是反对身穿马来民族服装，头戴马来人传统宋谷帽向元首宣誓效忠，但今天他却要求其他议员都要头戴宋谷帽向元首宣誓，生活习惯还不是最关键。
但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这样，给马来人特殊优惠，只不过在集选区设计上，确保各党能派出少数种族的议员进入国会，但为何新加坡种族问题比马来西亚为少？一方面，新加坡的种族政策更强调平等机会，不论公务员还是私人机构，一律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作为占优势的种族，更加要打击优势种族的沙文主义言论，避免挑起两族间的猜忌，新加坡这方面某程度上值得中国参照学习。新加坡现时运用英国人留下的《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及《煽动法》（Sedition Act）来对付华人中的沙文主义分子。虽然当中不少做法有争议性，但新加坡华人为主的政府，大力打击华人沙文主义的做法赢得马来人和印度人信任，亦避免盲从之士参与种族骚乱，确见一定效用。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汉人愤青那些沙文主义言论，亦大有挑起事端之嫌，当中不少更被怀疑是被俗称为“五毛党”的，有官方背景网络评论员所为，不知中国政府有否看到这一点。
廉洁与法治是关键
不过，打击沙文主义要有实效，以及做法真正的平等，让各民族有能之士贡献国家，廉洁和法治是关键的元素。在新加坡，从来不用走后门做生意，因此印度裔和马来裔人，能力高的人也可以占据社会高位。而马来西亚却是贪污如家常便饭，因此，马来、印度和华人三族，只有少数权贵能分享经济成果，马来人根本亦不可能由优惠马来人的政策受惠。中国也一样，如果贪污腐败不除，什么扶助维吾尔人的政策也只是空谈。
同样有《内部安全法》以及《煽动法》，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没有解决马来种族沙文主义问题，每年执政巫统青年团大会，都有政客高举马来短剑，引发争拗，但从来没有警察去拘捕这些煽动种族情绪的当权者。在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主要用来对付反对派，经常被滥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少用《内部安全法》和《煽动法》对付反对派，上次动用《内部安全法》是用来对付基地组织（卡伊达）旗下的回教祈祷团。而人民行动党人从来不会发表种族沙文主义言论，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如何。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自律，也成为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人民行动党的基础。
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解决种族问题之道，给予维吾尔人发展平等机会、消除贪污、禁止汉人发表侮辱维吾尔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及贯彻法治，四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在东南亚种族政治的夹缝中能够稳定的原因。稳定不是靠武警的枪炮，而是靠当权者的自律和优势种族的自重。问题在于，中国人真的明白李光耀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吗？笔者居港31年，对此抱有很大疑问。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不用Twitter搞事談何容易
在今年七一遊行後，有批年輕人在事前未有周詳計劃下，留在政府總部中座門前空地，要求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話，警方以及行政署在未有法庭批准，亦未有任何成文法依據下，禁止示威者外出，因而引發衝突，最終這些示威者被警方驅離政府總部空地。當然，警方以及行政署亦不檢控有關人士，因為警方和行政署的決定是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他們以為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他們所講便是法律。
這次固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府醜陋的一面。不過，與此同時，這亦反映出香港社運界，仍未掌握網絡快速動員的技術，若筆者是當權者，根本不會認為，香港社運界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
大眾傳媒不可用
雖然七月一日留守行動倉卒，糧水準備未足便執行了留守行動，但只要有網絡的動員配合，是有可能迅速號召大批群眾支持，令倉卒而成的留守行動，在戰術上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如天星碼頭佔領事件，社運界一樣事前無計劃，只是見到工人意圖開工就採取行動，當時社運分子主要依靠獨立媒體這個言論平台。
不過，社運分子沒有留意的一點是，在天星佔領事件前，事實上有整整半個月時間醞釀討論，很多留意天星碼頭事態發展的人，早就聚集在獨立媒體網站，這令獨立媒體的本質，縱然不是一個快速動員平台，但只要獨立媒體內有人把消息放出去，就可以迅速把關注事件的小眾號召起來。這次在政府總部的行動中，很多關注社運的人事前都不知道會有事發生，還要等獨立媒體的民間報道，示威者早就被清場。
整件事最糟的地方在於當時在場沒有什麼人會用手機打 Twitter，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並送了兩次糧水的筆者，由於 iPhone 內安裝了 Twitterfon 軟件，要把即時事態更新容易得多，筆者可能是少數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的人。但只有幾個人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根本不可能迅速召集足夠的人，前往現場聲援或提供實質物資援助。另一方面，香港「微博客」用家人數，亦遠遠不及伊朗和中國，用 Twitter 的香港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博客」，這亦令在伊朗和中國大發神威的動員武器，在香港卻無用武之地，至少在7月1日事件中，未有發揮關鍵作用。
手機上網搞翻伊朗
香港日後若然要有比較像伊朗、中國般快速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用使用智能電話的習慣，因為 Twitter 配合智能電話和數據網絡，才能發揮起這技術真正的機動性，這是 Twitter 威力所在。如果搞社運還未懂用智能電話，還未有去訂一個價錢合理的手機數據服務，猶如坦克年代仍然用騎兵。話得說回來，香港警方用這麼多人來對社運分子，真屬浪費公帑。
香港年輕新一代有手機上網習慣的人不多，像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實屬少數，更與南韓年輕人經常使用數據服務，用到有如生活的一部分的程度，有天淵之別。香港要有更多年青人養成在手機上網，並將社會網絡、「微博客」等應用流動化，才能夠真的令 Twitter 在社會運動中佔有應有的位置。若然香港年青人在手機上玩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情況仍然不普遍的話，香港的當權者實在不用怕 Web 2.0 年代的來臨，因為香港縱使有這個自由使用工具，卻苦無紮實的支持者基礎，要搞事談何容易。
這次固然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政府醜陋的一面。不過，與此同時，這亦反映出香港社運界，仍未掌握網絡快速動員的技術，若筆者是當權者，根本不會認為，香港社運界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實質的威脅。
大眾傳媒不可用
雖然七月一日留守行動倉卒，糧水準備未足便執行了留守行動，但只要有網絡的動員配合，是有可能迅速號召大批群眾支持，令倉卒而成的留守行動，在戰術上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如天星碼頭佔領事件，社運界一樣事前無計劃，只是見到工人意圖開工就採取行動，當時社運分子主要依靠獨立媒體這個言論平台。
不過，社運分子沒有留意的一點是，在天星佔領事件前，事實上有整整半個月時間醞釀討論，很多留意天星碼頭事態發展的人，早就聚集在獨立媒體網站，這令獨立媒體的本質，縱然不是一個快速動員平台，但只要獨立媒體內有人把消息放出去，就可以迅速把關注事件的小眾號召起來。這次在政府總部的行動中，很多關注社運的人事前都不知道會有事發生，還要等獨立媒體的民間報道，示威者早就被清場。
整件事最糟的地方在於當時在場沒有什麼人會用手機打 Twitter，住在事發現場附近，並送了兩次糧水的筆者，由於 iPhone 內安裝了 Twitterfon 軟件，要把即時事態更新容易得多，筆者可能是少數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的人。但只有幾個人在 Twitter 把消息透出去，根本不可能迅速召集足夠的人，前往現場聲援或提供實質物資援助。另一方面，香港「微博客」用家人數，亦遠遠不及伊朗和中國，用 Twitter 的香港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博客」，這亦令在伊朗和中國大發神威的動員武器，在香港卻無用武之地，至少在7月1日事件中，未有發揮關鍵作用。
手機上網搞翻伊朗
香港日後若然要有比較像伊朗、中國般快速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意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一定要用使用智能電話的習慣，因為 Twitter 配合智能電話和數據網絡，才能發揮起這技術真正的機動性，這是 Twitter 威力所在。如果搞社運還未懂用智能電話，還未有去訂一個價錢合理的手機數據服務，猶如坦克年代仍然用騎兵。話得說回來，香港警方用這麼多人來對社運分子，真屬浪費公帑。
香港年輕新一代有手機上網習慣的人不多，像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實屬少數，更與南韓年輕人經常使用數據服務，用到有如生活的一部分的程度，有天淵之別。香港要有更多年青人養成在手機上網，並將社會網絡、「微博客」等應用流動化，才能夠真的令 Twitter 在社會運動中佔有應有的位置。若然香港年青人在手機上玩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情況仍然不普遍的話，香港的當權者實在不用怕 Web 2.0 年代的來臨，因為香港縱使有這個自由使用工具，卻苦無紮實的支持者基礎，要搞事談何容易。
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新疆亂源：假自治真歧視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在七月五日爆發嚴重種族騷亂，大批維吾爾人抗議中國當局，在處理上月一宗廣東港資廠的種族騷亂不當，最終演變成嚴重衝突，當地局勢緊張至新疆當地對外電訊和網路通訊大部分中斷，可以估計到其嚴重性。
維吾爾人不滿中國的統治並不是第一天的事，否則也不會有維吾爾人，不惜離鄉背井參與新疆獨立運動。而真正的根源，莫過於中國名不副實的所謂民族自治政策。
一如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是假貨，新疆和西藏所謂的自治區，儘管自治區首長由當地人出任，但實際上受制於由漢人擔當的共產黨黨委書記。而少數民族堅持本身的文化，在就業以至升學、升官等方面會備受排擠，要事業等方面較順利就要學漢語。但由於中國人長期自以為自己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別人文化的劣根性，就算維吾爾人或藏人學得一口好漢語，一旦進入中原地區工作亦難免被歧視，而中國亦不會有種族歧視法律對付歧視行為，保護少數民族利益，這令原本在廣東發生的工廠種族衝突，演變成七月五日在烏魯木齊發生的血腥事件。
中國要解決在新疆、西藏，以至中國西部「大藏區」的種族關係緊張問題，最根本的方案，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兌現民族自治的承諾，停止再指派漢人擔任西藏和新疆的黨委書記，放手由當地人自治。並為種族歧視行為立法，保護少數民族權益，至低限度令少數民族能夠以法律維權。但以中國共產黨一貫什麼權力都要牢牢掌握在心中的思維，中國共產黨一定堅拒放權給少數民族，實踐真正自治，亦不會就種族歧視行為立法，只會一味迷信武力鎮壓，而中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只會令少數民族的反抗更為激烈，最終成為中國動盪不安的其中一條導火線。
有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國情，竟然會相信中國一國兩制的承諾，但由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經驗來看，中國共產黨不會認真履行承諾，而中國當局背信的結果，就是這些地區的政治亂象不斷，在新疆和西藏甚至演變成沒完沒了的流血衝突，中共的假自治只會令政局更亂，而竟然去相信中共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兼很不負責任。
維吾爾人不滿中國的統治並不是第一天的事，否則也不會有維吾爾人，不惜離鄉背井參與新疆獨立運動。而真正的根源，莫過於中國名不副實的所謂民族自治政策。
一如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是假貨，新疆和西藏所謂的自治區，儘管自治區首長由當地人出任，但實際上受制於由漢人擔當的共產黨黨委書記。而少數民族堅持本身的文化，在就業以至升學、升官等方面會備受排擠，要事業等方面較順利就要學漢語。但由於中國人長期自以為自己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別人文化的劣根性，就算維吾爾人或藏人學得一口好漢語，一旦進入中原地區工作亦難免被歧視，而中國亦不會有種族歧視法律對付歧視行為，保護少數民族利益，這令原本在廣東發生的工廠種族衝突，演變成七月五日在烏魯木齊發生的血腥事件。
中國要解決在新疆、西藏，以至中國西部「大藏區」的種族關係緊張問題，最根本的方案，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兌現民族自治的承諾，停止再指派漢人擔任西藏和新疆的黨委書記，放手由當地人自治。並為種族歧視行為立法，保護少數民族權益，至低限度令少數民族能夠以法律維權。但以中國共產黨一貫什麼權力都要牢牢掌握在心中的思維，中國共產黨一定堅拒放權給少數民族，實踐真正自治，亦不會就種族歧視行為立法，只會一味迷信武力鎮壓，而中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只會令少數民族的反抗更為激烈，最終成為中國動盪不安的其中一條導火線。
有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國情，竟然會相信中國一國兩制的承諾，但由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經驗來看，中國共產黨不會認真履行承諾，而中國當局背信的結果，就是這些地區的政治亂象不斷，在新疆和西藏甚至演變成沒完沒了的流血衝突，中共的假自治只會令政局更亂，而竟然去相信中共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兼很不負責任。
2009年7月6日 星期一
伊朗神權政治三十年 由伊支持神權說起
在三十年前，伊朗民眾推翻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迎接流亡海外的宗教學者霍梅尼回國，經公民投票廢除了皇室，建立了一個神權政權，以回教什葉派教士來管治國家。
在革命三十週年剛過，伊朗大選舞弊爭議，卻令伊朗的神權政權面臨重大考驗，雖然伊朗民兵開槍射殺示威民眾，封鎖互聯網，但伊朗民眾仍然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歷史的鐘擺，由一邊擺向另一邊，到底伊朗神權政權，在三十年前何以掌權，現時又何故落得這狼狽境地？
神權領袖的權力來源
要認識伊朗神權領袖可以掌權的原因，必須了解大部分伊朗人所信奉的回教什葉派，以及巴列維王朝王室，如何令伊朗的主權淪喪，才能解釋得到，為何回教教士可以取得政權，並且令伊朗與國際主流社會隔絕了三十年。
回教什葉派是回教第二大派別，僅次於最多人信奉的遜尼派。雖然什葉派教徒遍布全球，但實際上，大部分什葉派教徒都居住於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和伊朗地區。
在公元六三二年，回教因阿拉伯哈里發（宗教領袖）繼承權問題，一分為二成遜尼派和什葉派，除了哈里發外，遜尼派和什葉派對回教教義的詮釋權亦有不同的看法。在什葉派中，被稱為伊瑪目（Iman）的教長，是人和上帝之間的中介，人不能夠單憑《可蘭經》文本得知經文中的真義，要經過伊瑪目的承傳才算完整。雖然伊瑪目隱遁起來，未曾回到人間，但他們堅信伊瑪目最終會回來，帶回正義。而遜尼派，伊瑪目只是領導祈禱的人，而信徒是由穆罕默德言論集、《可蘭經》等得知上帝的旨意，伊瑪目並非人和上帝的中介。因此，在什葉派社會中，教長擁有崇高的聲望地位，一如中古時代歐洲天主教會的神父一樣，所以只要教長們決定要反政府，本身就不愁沒有支持者。
不過，巴列維王朝的腐敗無能，才是宗教領袖們興起的背景。在十七世紀，歐洲列強在中東爭霸，而當時國名仍叫波斯的伊朗，成為了俄國和英國爭奪的對象。在一次大戰前，英國人發現波斯有石油，加上列寧共產革命後，俄國撤出波斯，令伊朗在巴列維王朝建立前，成英國的附庸國。
在二次大戰後，當時民選的君主立憲政府，曾經一度想將英國在當地的石油收益收歸國有，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軍情六處（MI6）支持下，巴列維王朝皇室實施獨裁統治，當然這一切都有回報，皇室除了保障英美的石油利益，並給予英美不少治外法權，而英美對伊朗皇室運用秘密警察打擊異己的行為不聞不問，更不要說消滅貪污腐敗，以至推行民主，這令伊朗人民對美國積怨不淺。
反對巴列維王朝的，不只是霍梅尼為首的教士組織，當時由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憲政派，以及不少知識分子也有參與，有蘇聯背後撐腰的共產黨人，亦投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運動。不過，憲政派太鬆散，而共產黨人亦不是十分得到伊朗人支持。相反，霍梅尼不單因反對皇室而流亡海外，在一九七七年，他的兒子更因參與反對運動去世，引發全國大示威。霍梅尼所牽動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最初連中央情報局都低估了威力，後來連伊朗軍方都倒戈相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返回伊朗，巴列維皇室成員流亡美國。
神權政權帶來了甚麼？
一向清廉自持的學者霍梅尼由法國巴黎回國掌政，伊朗民眾本來期望會帶來新局面，不過這三十年，伊朗人的錢除了用來資助中東各個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以及與伊拉克打了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既沒有為基層帶來更好的生活，更不用說消滅貪污腐敗。
在一九八零年，亦即伊朗建立回教共和國一年後，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最初是伊拉克以伊朗意圖暗殺伊拉克外長為藉口揮軍東進，但到了一九八二年，變成有意將伊斯蘭革命輸出到伊拉克的伊朗，派大軍揮軍西進，伊朗軍隊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但到了一九八四年，雙方變成打僵持戰，到了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雙方停火的五九八號決議，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雙方停火，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才暫告一段落。
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伊朗元氣大傷，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官方宣稱造成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但不少人都估計實際死亡數字遠超這數字，而經濟損失達到五千億美元。
雖然伊拉克都損失慘重，但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得到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以及信奉遜尼派的回教國家，甚至蘇聯在武器、財政等方面的支援。但伊朗除了得到北韓的軍事協助，以及美國、以色列和蘇聯基於軍事戰略原因，暗地提供的小量援助外，實際上伊朗要靠自己的財政實力去支持這場戰爭。實際上，一群回教學者輸出革命的結果，就是搞得國家元氣大傷。
而由於伊朗與西方國家交惡，加上經常資助恐怖組織，甚至有意自行研製核武，令伊朗過去三十年，成為西方國家的禁運對象，近年因核武計劃問題，更令差不多聯合國主要成員國，都不得不參與，或加緊對伊朗的禁運。就算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好，都因外界的禁運，難以休養生息及治愈長期戰禍帶來的經濟創傷。
另一方面，由一群清廉自持的回教學者來治理國家，又會否代表國家沒貪污，巴列維王朝期間的腐敗風氣一掃而空？事實上，並非如此。過去三十年，伊朗經常都要對付在石油，以至多個方面的貪污腐敗。而現任總統內賈德，在四年前正是憑他的反貪污口號上台。但由透明國際貪污觀感指數排名（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顯示，內賈德上台時，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伊朗排名八十八，但去年底公布的數字顯示，伊朗的貪腐程度並無改善，在一百六十三個國家中，排名一百四十一，幾乎是越反越貪。而內賈德在今年選舉的電視辯論中回應時，他指責透明國際的調查方法有問題，但沒有去反省他自己過去四年反貪方法，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神權政權沒有帶來人民更好的生活，亦沒有消滅貪污腐敗的問題，但對婦女，以及不信奉什葉派回教的少數分子可能更是一大災難。在一九六三年，巴列維王朝一系列被稱為白色革命的社會改革中，賦予婦女投票權，容許婦女擁有更大的家庭保護權利，以及容許非回教徒擔任政府職位，但在霍梅尼當政後，這一切全數取消。而由回教教士控制的情報機關，更對異見人士作出迫害，神權伊朗與過往英美把持下的伊朗，到底有甚麼分別？
敗也美國，成也美國一直以來，什葉派回教徒對美國的觀感不佳，特別美國與巴列維王朝的關係，更令伊朗人覺得美國人只是把伊朗視作殖民地，這也成了伊朗神權政權的重要基石，因為對美國觀感不好，令神權政權表現如何不佳，也算可以原諒，不過，在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儘管不少中東國家，甚至西方國家的反戰分子，都反對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卻為伊朗宗教領袖，無法再打反美牌埋下重要的伏線。
伊拉克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什葉派回教徒，但薩達姆侯賽因當政期間，伊拉克政府不單由遜尼派所把持，而且對什葉派回教徒實施殘酷鎮壓，這也是伊朗與伊拉克關係長期緊張，甚至爆發兩伊戰爭的原因。而過往，美國以至遜尼派為主導的中東國家，因伊朗因素，以及宗教歧見等等原因，都對薩達姆侯賽因殘酷鎮壓袖手旁觀。除了伊朗，沒有甚麼人幫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
但美國在揮軍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為了穩定戰後局勢，美國在伊拉克的教派政策，作出相當重大的改變，雖然英美聯軍佔領初期，什葉派回教徒與美國之間仍然相當大的摩擦和衝突，但在美國設計的新憲法下，人口超過一半的什葉派，以及佔少數的庫爾德人都可以控制政府，執掌政權，取代原有的遜尼派政權，美國成為了伊拉克什葉派教徒的大恩人，以往伊朗動用大軍想辦到卻辦不到的事，如今卻由美國軍隊為他們達成了，這令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伊朗人，對美國人的觀感改變。
而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亦成伊朗民眾對美國觀感出現轉變另一因素，由奧巴馬的家族名字來看，令不少伊朗人相信他的祖先屬於由伊朗移民到肯雅的什葉派教徒，伊朗當地報章亦借此來大造文章。美國派軍隊解放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美國現總統也是什葉派教徒的後裔，那美國何來是伊朗威脅？反美理論越來越靠不住，這也解釋了，這次伊朗政府意圖打反美牌來反制反對派示威，但效用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在什葉派眼中早不是敵人，宗教領袖的教導，亦好像與事實不符。當內賈德最厲害的反美牌都站不住腳時，有人為了保住權位，不惜在票箱上大做手腳，這並不令人意外。
伊朗的前途
當神權政權給予伊朗人民三十年的承諾，仍然兌現無期的時候，伊朗人民，甚至原本神權政權的同路人，都忍不住站在反對派這一邊。像這次領導反對浪潮的穆薩維，他是霍梅尼在世時的總理，大力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亦得到霍梅尼的信任。在一九八九年霍梅尼逝世後，他得不到繼任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當時哈梅內伊推動修憲，取消總理職位，穆薩維就退出政壇，直至今年總統大選為止。當一個政權的基本精神和理想都蕩然無存，變成空頭支票時，人民等待機會尋求改變並不令人意外。但伊朗神權政權，會否在建立三十年後就倒下，或出現重大改變，這仍然有待在德黑蘭，改革派與支持教士的保守派的較量，及未來的演化。
在革命三十週年剛過，伊朗大選舞弊爭議，卻令伊朗的神權政權面臨重大考驗，雖然伊朗民兵開槍射殺示威民眾，封鎖互聯網，但伊朗民眾仍然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歷史的鐘擺，由一邊擺向另一邊，到底伊朗神權政權，在三十年前何以掌權，現時又何故落得這狼狽境地？
神權領袖的權力來源
要認識伊朗神權領袖可以掌權的原因，必須了解大部分伊朗人所信奉的回教什葉派，以及巴列維王朝王室，如何令伊朗的主權淪喪，才能解釋得到，為何回教教士可以取得政權，並且令伊朗與國際主流社會隔絕了三十年。
回教什葉派是回教第二大派別，僅次於最多人信奉的遜尼派。雖然什葉派教徒遍布全球，但實際上，大部分什葉派教徒都居住於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和伊朗地區。
在公元六三二年，回教因阿拉伯哈里發（宗教領袖）繼承權問題，一分為二成遜尼派和什葉派，除了哈里發外，遜尼派和什葉派對回教教義的詮釋權亦有不同的看法。在什葉派中，被稱為伊瑪目（Iman）的教長，是人和上帝之間的中介，人不能夠單憑《可蘭經》文本得知經文中的真義，要經過伊瑪目的承傳才算完整。雖然伊瑪目隱遁起來，未曾回到人間，但他們堅信伊瑪目最終會回來，帶回正義。而遜尼派，伊瑪目只是領導祈禱的人，而信徒是由穆罕默德言論集、《可蘭經》等得知上帝的旨意，伊瑪目並非人和上帝的中介。因此，在什葉派社會中，教長擁有崇高的聲望地位，一如中古時代歐洲天主教會的神父一樣，所以只要教長們決定要反政府，本身就不愁沒有支持者。
不過，巴列維王朝的腐敗無能，才是宗教領袖們興起的背景。在十七世紀，歐洲列強在中東爭霸，而當時國名仍叫波斯的伊朗，成為了俄國和英國爭奪的對象。在一次大戰前，英國人發現波斯有石油，加上列寧共產革命後，俄國撤出波斯，令伊朗在巴列維王朝建立前，成英國的附庸國。
在二次大戰後，當時民選的君主立憲政府，曾經一度想將英國在當地的石油收益收歸國有，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軍情六處（MI6）支持下，巴列維王朝皇室實施獨裁統治，當然這一切都有回報，皇室除了保障英美的石油利益，並給予英美不少治外法權，而英美對伊朗皇室運用秘密警察打擊異己的行為不聞不問，更不要說消滅貪污腐敗，以至推行民主，這令伊朗人民對美國積怨不淺。
反對巴列維王朝的，不只是霍梅尼為首的教士組織，當時由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憲政派，以及不少知識分子也有參與，有蘇聯背後撐腰的共產黨人，亦投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運動。不過，憲政派太鬆散，而共產黨人亦不是十分得到伊朗人支持。相反，霍梅尼不單因反對皇室而流亡海外，在一九七七年，他的兒子更因參與反對運動去世，引發全國大示威。霍梅尼所牽動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最初連中央情報局都低估了威力，後來連伊朗軍方都倒戈相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返回伊朗，巴列維皇室成員流亡美國。
神權政權帶來了甚麼？
一向清廉自持的學者霍梅尼由法國巴黎回國掌政，伊朗民眾本來期望會帶來新局面，不過這三十年，伊朗人的錢除了用來資助中東各個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以及與伊拉克打了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既沒有為基層帶來更好的生活，更不用說消滅貪污腐敗。
在一九八零年，亦即伊朗建立回教共和國一年後，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最初是伊拉克以伊朗意圖暗殺伊拉克外長為藉口揮軍東進，但到了一九八二年，變成有意將伊斯蘭革命輸出到伊拉克的伊朗，派大軍揮軍西進，伊朗軍隊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但到了一九八四年，雙方變成打僵持戰，到了一九八七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雙方停火的五九八號決議，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雙方停火，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才暫告一段落。
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伊朗元氣大傷，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官方宣稱造成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但不少人都估計實際死亡數字遠超這數字，而經濟損失達到五千億美元。
雖然伊拉克都損失慘重，但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得到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以及信奉遜尼派的回教國家，甚至蘇聯在武器、財政等方面的支援。但伊朗除了得到北韓的軍事協助，以及美國、以色列和蘇聯基於軍事戰略原因，暗地提供的小量援助外，實際上伊朗要靠自己的財政實力去支持這場戰爭。實際上，一群回教學者輸出革命的結果，就是搞得國家元氣大傷。
而由於伊朗與西方國家交惡，加上經常資助恐怖組織，甚至有意自行研製核武，令伊朗過去三十年，成為西方國家的禁運對象，近年因核武計劃問題，更令差不多聯合國主要成員國，都不得不參與，或加緊對伊朗的禁運。就算伊朗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好，都因外界的禁運，難以休養生息及治愈長期戰禍帶來的經濟創傷。
另一方面，由一群清廉自持的回教學者來治理國家，又會否代表國家沒貪污，巴列維王朝期間的腐敗風氣一掃而空？事實上，並非如此。過去三十年，伊朗經常都要對付在石油，以至多個方面的貪污腐敗。而現任總統內賈德，在四年前正是憑他的反貪污口號上台。但由透明國際貪污觀感指數排名（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顯示，內賈德上台時，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伊朗排名八十八，但去年底公布的數字顯示，伊朗的貪腐程度並無改善，在一百六十三個國家中，排名一百四十一，幾乎是越反越貪。而內賈德在今年選舉的電視辯論中回應時，他指責透明國際的調查方法有問題，但沒有去反省他自己過去四年反貪方法，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神權政權沒有帶來人民更好的生活，亦沒有消滅貪污腐敗的問題，但對婦女，以及不信奉什葉派回教的少數分子可能更是一大災難。在一九六三年，巴列維王朝一系列被稱為白色革命的社會改革中，賦予婦女投票權，容許婦女擁有更大的家庭保護權利，以及容許非回教徒擔任政府職位，但在霍梅尼當政後，這一切全數取消。而由回教教士控制的情報機關，更對異見人士作出迫害，神權伊朗與過往英美把持下的伊朗，到底有甚麼分別？
敗也美國，成也美國一直以來，什葉派回教徒對美國的觀感不佳，特別美國與巴列維王朝的關係，更令伊朗人覺得美國人只是把伊朗視作殖民地，這也成了伊朗神權政權的重要基石，因為對美國觀感不好，令神權政權表現如何不佳，也算可以原諒，不過，在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儘管不少中東國家，甚至西方國家的反戰分子，都反對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卻為伊朗宗教領袖，無法再打反美牌埋下重要的伏線。
伊拉克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什葉派回教徒，但薩達姆侯賽因當政期間，伊拉克政府不單由遜尼派所把持，而且對什葉派回教徒實施殘酷鎮壓，這也是伊朗與伊拉克關係長期緊張，甚至爆發兩伊戰爭的原因。而過往，美國以至遜尼派為主導的中東國家，因伊朗因素，以及宗教歧見等等原因，都對薩達姆侯賽因殘酷鎮壓袖手旁觀。除了伊朗，沒有甚麼人幫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
但美國在揮軍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為了穩定戰後局勢，美國在伊拉克的教派政策，作出相當重大的改變，雖然英美聯軍佔領初期，什葉派回教徒與美國之間仍然相當大的摩擦和衝突，但在美國設計的新憲法下，人口超過一半的什葉派，以及佔少數的庫爾德人都可以控制政府，執掌政權，取代原有的遜尼派政權，美國成為了伊拉克什葉派教徒的大恩人，以往伊朗動用大軍想辦到卻辦不到的事，如今卻由美國軍隊為他們達成了，這令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伊朗人，對美國人的觀感改變。
而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亦成伊朗民眾對美國觀感出現轉變另一因素，由奧巴馬的家族名字來看，令不少伊朗人相信他的祖先屬於由伊朗移民到肯雅的什葉派教徒，伊朗當地報章亦借此來大造文章。美國派軍隊解放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美國現總統也是什葉派教徒的後裔，那美國何來是伊朗威脅？反美理論越來越靠不住，這也解釋了，這次伊朗政府意圖打反美牌來反制反對派示威，但效用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在什葉派眼中早不是敵人，宗教領袖的教導，亦好像與事實不符。當內賈德最厲害的反美牌都站不住腳時，有人為了保住權位，不惜在票箱上大做手腳，這並不令人意外。
伊朗的前途
當神權政權給予伊朗人民三十年的承諾，仍然兌現無期的時候，伊朗人民，甚至原本神權政權的同路人，都忍不住站在反對派這一邊。像這次領導反對浪潮的穆薩維，他是霍梅尼在世時的總理，大力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亦得到霍梅尼的信任。在一九八九年霍梅尼逝世後，他得不到繼任的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當時哈梅內伊推動修憲，取消總理職位，穆薩維就退出政壇，直至今年總統大選為止。當一個政權的基本精神和理想都蕩然無存，變成空頭支票時，人民等待機會尋求改變並不令人意外。但伊朗神權政權，會否在建立三十年後就倒下，或出現重大改變，這仍然有待在德黑蘭，改革派與支持教士的保守派的較量，及未來的演化。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一则新加坡广告在香港引发回响
在一向以言论疯狂，但创意十足，经常成为香港社会运动温床而闻名政界，香港传媒和政界都不得不注意的高登讨论区吹水台，有一群网友在讨论一则新加坡政府的广告。这次网友不是嘲笑这出新加坡政府的广告，相反，赞誉有加，这则广告是新加坡全国家庭理事会（National Family Council）所发起的Think family运动系列电视广告的丧礼篇。广告所强调的包容，不论是种族包容，还是对爱侣的包容，令网友们非常感动。
为何新加坡的广告，竟然在香港如此打动人心，皆因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相当严重在婚嫁上的问题，而强调对爱侣的包容和体谅，成为了香港久久未闻的清泉。
港男港女论战的余波
过去几年，在香港互联网上，博客之间经常就所谓港男港女问题展开骂战或论战，论战内容不外乎大数香港女孩子拜金、崇拜物质、不细心等不适合当伴侣缺点，或香港男孩子不上进、缺乏独立性、没经济能力等同样不适合当伴侣的缺点。在今年三月，无线电视的杂志式新闻节目《星期日档案》把这问题搬到电视荧光幕前讨论，更为这场论战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就连无线本身也成为了网民开炮的对象，情况好不热闹。
但这些问题的背后，查实是香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找到终身伴侣的问题。笔者今年31岁，与笔者同岁的男孩子都找不到伴侣，投诉女孩子过份注重物质，又对男孩子很多生活细节问题诸多挑剔。当然香港男孩子有不少行径，笔者亦不欲观之，更不欲评论。造成了现在香港女孩子不是迟婚，便是可能年纪轻轻，就竟然出卖肉体，从事日本人称为“援助交际”的活动。根据香港性教育专业组织，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进行的调查，有百分之五香港中学生有曾参与援交活动，而且以成绩最好的第一组别（Band 1）中学占多，有一半中学生认为援交只是各取所需的社交生活。当有这样的古怪社会时，试问香港人怎可能不会对新加坡一套政府电视广告而动容。
引以为傲的南洋价值
近年红遍中港台新马等地的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最近在吉隆坡接受了男友Tony的求婚。梁静茹与香港很多歌手不同，她从不否认她渴望婚姻，亦不怕公开恋情后会失去支持者，她更在当红时结婚去。查实梁静茹所代表，是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世代相传，一直强调的家庭为本的价值观，也是南洋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跨越了种族和宗教，几乎这就是南洋人的标记。
当香港人对这种南洋价值开始羡慕的时候，新加坡年轻一代更应该捍卫这种南洋优良传统。当然，笔者并不鼓励择偶时全无底线，不讲条件。但如果是合眼缘的话，只要相处得开心，亦没必要找到完美伴侣才罢休。最低限度，不要以财富、样貌来评断理想对象，很多时，大家能否相处得来，思想能否交流，这些在维持家庭上才更重要。
为何新加坡的广告，竟然在香港如此打动人心，皆因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相当严重在婚嫁上的问题，而强调对爱侣的包容和体谅，成为了香港久久未闻的清泉。
港男港女论战的余波
过去几年，在香港互联网上，博客之间经常就所谓港男港女问题展开骂战或论战，论战内容不外乎大数香港女孩子拜金、崇拜物质、不细心等不适合当伴侣缺点，或香港男孩子不上进、缺乏独立性、没经济能力等同样不适合当伴侣的缺点。在今年三月，无线电视的杂志式新闻节目《星期日档案》把这问题搬到电视荧光幕前讨论，更为这场论战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就连无线本身也成为了网民开炮的对象，情况好不热闹。
但这些问题的背后，查实是香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找到终身伴侣的问题。笔者今年31岁，与笔者同岁的男孩子都找不到伴侣，投诉女孩子过份注重物质，又对男孩子很多生活细节问题诸多挑剔。当然香港男孩子有不少行径，笔者亦不欲观之，更不欲评论。造成了现在香港女孩子不是迟婚，便是可能年纪轻轻，就竟然出卖肉体，从事日本人称为“援助交际”的活动。根据香港性教育专业组织，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进行的调查，有百分之五香港中学生有曾参与援交活动，而且以成绩最好的第一组别（Band 1）中学占多，有一半中学生认为援交只是各取所需的社交生活。当有这样的古怪社会时，试问香港人怎可能不会对新加坡一套政府电视广告而动容。
引以为傲的南洋价值
近年红遍中港台新马等地的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最近在吉隆坡接受了男友Tony的求婚。梁静茹与香港很多歌手不同，她从不否认她渴望婚姻，亦不怕公开恋情后会失去支持者，她更在当红时结婚去。查实梁静茹所代表，是百多年来，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世代相传，一直强调的家庭为本的价值观，也是南洋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跨越了种族和宗教，几乎这就是南洋人的标记。
当香港人对这种南洋价值开始羡慕的时候，新加坡年轻一代更应该捍卫这种南洋优良传统。当然，笔者并不鼓励择偶时全无底线，不讲条件。但如果是合眼缘的话，只要相处得开心，亦没必要找到完美伴侣才罢休。最低限度，不要以财富、样貌来评断理想对象，很多时，大家能否相处得来，思想能否交流，这些在维持家庭上才更重要。
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中國網民再次迫政府退讓
中國當局突然宣佈暫緩實施強制所有在華銷售電腦安裝「綠壩」過濾軟件政策，令不少人鬆一口氣。
中國當局這次讓步，反映出中國網民以戰迫和的戰略接連得手，一旦以戰迫和成了中國政治常態，民眾確實有機會憑着自己的實力，奪回一直牢牢控制在當權者手中的話語權。
外國政府的壓力，不一定會令中國政府改變決定，但如果內部壓力大得連情治單位都招架不住，中國共產黨卻可能會作出策略上的退讓，免得短兵相接時吃眼前虧。像上月鄧玉嬌案，鄧玉嬌之所以可以免除刑責，皆因來自四面八方的網民不斷湧往巴東地區，當地政府官員疲於奔命，中央政府只好退讓順從民意。
而在上周末開始，中國網絡流傳一份《匿名網民宣言》的政治文章，這篇文章仿照美國電影《 V煞》（ V for Vendetta）倫敦電視講話一幕的語氣和邏輯，聲言會在七月一日發動攻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而在上月，以及本月，中國都發生過神秘的網絡癱瘓事件，因不明來歷的網絡攻擊，搞得中國主要城市的網絡通訊癱瘓，如果匿名網民發動襲擊，導致全中國政府的網絡癱瘓，這風險當局承受不起，特別中國當局深知中國黑客的技術水平相當高，而只要幾位匿名黑客具備這種實力，中國當局就只能向他們舉白旗投降。因此，中國當局突然改變政策，就是深知打不過這群人，希望以退讓來換取時間。
由鄧玉嬌案到「綠壩」都看到，中國網民具備有迫使政府退讓的實力，中國人正不斷將這實力增強，今天能迫中共退讓，他日也可能迫共產黨走到政治改革的談判桌。以戰迫和，會成為中國政治改變的關鍵詞。一味委曲求全，自行退讓來換取對方退讓的策略，已經不合時宜了。
中國當局這次讓步，反映出中國網民以戰迫和的戰略接連得手，一旦以戰迫和成了中國政治常態，民眾確實有機會憑着自己的實力，奪回一直牢牢控制在當權者手中的話語權。
外國政府的壓力，不一定會令中國政府改變決定，但如果內部壓力大得連情治單位都招架不住，中國共產黨卻可能會作出策略上的退讓，免得短兵相接時吃眼前虧。像上月鄧玉嬌案，鄧玉嬌之所以可以免除刑責，皆因來自四面八方的網民不斷湧往巴東地區，當地政府官員疲於奔命，中央政府只好退讓順從民意。
而在上周末開始，中國網絡流傳一份《匿名網民宣言》的政治文章，這篇文章仿照美國電影《 V煞》（ V for Vendetta）倫敦電視講話一幕的語氣和邏輯，聲言會在七月一日發動攻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而在上月，以及本月，中國都發生過神秘的網絡癱瘓事件，因不明來歷的網絡攻擊，搞得中國主要城市的網絡通訊癱瘓，如果匿名網民發動襲擊，導致全中國政府的網絡癱瘓，這風險當局承受不起，特別中國當局深知中國黑客的技術水平相當高，而只要幾位匿名黑客具備這種實力，中國當局就只能向他們舉白旗投降。因此，中國當局突然改變政策，就是深知打不過這群人，希望以退讓來換取時間。
由鄧玉嬌案到「綠壩」都看到，中國網民具備有迫使政府退讓的實力，中國人正不斷將這實力增強，今天能迫中共退讓，他日也可能迫共產黨走到政治改革的談判桌。以戰迫和，會成為中國政治改變的關鍵詞。一味委曲求全，自行退讓來換取對方退讓的策略，已經不合時宜了。
2009年6月30日 星期二
國內網民積極對抗管制
六四二十周年這一關已經過了，但中國當局對互聯網的管制似乎變本加厲。除了要求在7月1日後，於中國安裝的新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近日又指 Google 中國的內容淫穢，對 Google 中國作出懲處，又一度禁止中國網民使用 Google 透過美國伺服器提供的服務，令很多不理政事的網民為了保持與客戶和夥伴之間的正常通訊，而要學習使用破網軟件。
中國近日加強封鎖互聯網，有關措施變本加厲，而中國政局亦見愈來愈多可以引發燎原大火的火種，在6月，中國已經發生過兩場規模甚大的暴力維權衝突，包括了江西省南康市和湖北省石首市，全部都是用手機迅速動員，而且被掀翻的警車不計其數。如果中國人一旦像伊朗人一樣，大規模運用 Twitter、飯否一類的微博客，或 Gmail 進行動員，中國恐怕會掉進像伊朗般的窘境，因此，在中國政府一貫的消滅反動勢力於萌芽狀態的思維下，中國封鎖互聯網的措施相信只會一個比一個過分。
商業用戶受牽連
中國政府與伊朗政府一樣，他們眼中只是顧着保住自己的權力，忘了中國各環節的活動已經廣泛與互聯網連結在一起。Twitter、飯否或許只是文化界、知識界或年青人的玩意，但 Gmail 的用家很多都是商人，他們利用 Google 多項不同服務來協調與客戶的關係，甚至藉着 Google Adsense 來賺錢，這些人多數不理政治，甚至傾向支持中國政府，現時因中國政府愚不可及的封鎖措施，影響了他們日常的經濟活動，不單迫使他們亦要投向破網軟件的陣營，更有可能改變他們對言論自由的看法。
以往商人認為言論自由與自己沒有關係，但他們如今認識到，一日中國沒有真正的網絡自由，他們一日業務都有可能受到政治的威脅，他們對政治看法的改變，自不待言。
因此，中國當局應該意識到與網絡自由的大勢對抗只是螳臂擋車，中國那些網絡管制措施，應該在成為徹底無用的廢物前，就要予以終結，否則只會累積愈來愈大的網絡反抗力量，這股力量當變成政治大雪球時，中國面臨的政治麻煩可能比伊朗更要嚴重得多。
近日中國網民的行動，包括創作「綠壩娘」這個卡通人物來諷刺中國政府逼使新電腦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措施，以至近日在中國互聯網上四處流傳的《匿名網民宣言》，號召由今年7月1日起，攻擊中國的互聯網審查系統，反映中國民眾對這些胡鬧透頂的審查措施感到極不耐煩，有可能一如「鄧玉嬌案旅行團」一樣，演變成實在的政治行動。
網上流傳匿名抗議
特別要留意《匿名網民宣言》，無論宣言的文風，以至整個行動的構思，包括匿名網民這個名字都與美國電影《V 煞》V for Vendetta 極為相像，這套片在中國網民間相當流行，幾乎是網民間最愛用 eMule 或 BT 相互傳播的一套電影，而《V 煞》主題直指以暴力推翻極權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這套片的結局是大量戴 V 煞面具英國民眾湧到特拉法加廣場，而V煞主謀按原定計劃炸毀英國國會大樓，國會大樓長期以來是英國政府主權象徵。這反映出，網民已經對中國政府現時的表現，以至對網絡審查，顯出蔑視和忍無可忍的態度。
而一旦網民出來搞政治行動的話，網民確實真的參與的話，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一個難以估計的變數，因為網民普遍認可歐洲式行動宣傳理論（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無政府主義時，匿名網民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搞個天翻地覆只會是第一波，不達目的他們不會收手的。
可以肯定的是，持續的胡亂封網最終只會失盡民心，而不能保衛政權，政權終究要人民支持才能維持下去。
中國近日加強封鎖互聯網，有關措施變本加厲，而中國政局亦見愈來愈多可以引發燎原大火的火種，在6月，中國已經發生過兩場規模甚大的暴力維權衝突，包括了江西省南康市和湖北省石首市，全部都是用手機迅速動員，而且被掀翻的警車不計其數。如果中國人一旦像伊朗人一樣，大規模運用 Twitter、飯否一類的微博客，或 Gmail 進行動員，中國恐怕會掉進像伊朗般的窘境，因此，在中國政府一貫的消滅反動勢力於萌芽狀態的思維下，中國封鎖互聯網的措施相信只會一個比一個過分。
商業用戶受牽連
中國政府與伊朗政府一樣，他們眼中只是顧着保住自己的權力，忘了中國各環節的活動已經廣泛與互聯網連結在一起。Twitter、飯否或許只是文化界、知識界或年青人的玩意，但 Gmail 的用家很多都是商人，他們利用 Google 多項不同服務來協調與客戶的關係，甚至藉着 Google Adsense 來賺錢，這些人多數不理政治，甚至傾向支持中國政府，現時因中國政府愚不可及的封鎖措施，影響了他們日常的經濟活動，不單迫使他們亦要投向破網軟件的陣營，更有可能改變他們對言論自由的看法。
以往商人認為言論自由與自己沒有關係，但他們如今認識到，一日中國沒有真正的網絡自由，他們一日業務都有可能受到政治的威脅，他們對政治看法的改變，自不待言。
因此，中國當局應該意識到與網絡自由的大勢對抗只是螳臂擋車，中國那些網絡管制措施，應該在成為徹底無用的廢物前，就要予以終結，否則只會累積愈來愈大的網絡反抗力量，這股力量當變成政治大雪球時，中國面臨的政治麻煩可能比伊朗更要嚴重得多。
近日中國網民的行動，包括創作「綠壩娘」這個卡通人物來諷刺中國政府逼使新電腦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措施，以至近日在中國互聯網上四處流傳的《匿名網民宣言》，號召由今年7月1日起，攻擊中國的互聯網審查系統，反映中國民眾對這些胡鬧透頂的審查措施感到極不耐煩，有可能一如「鄧玉嬌案旅行團」一樣，演變成實在的政治行動。
網上流傳匿名抗議
特別要留意《匿名網民宣言》，無論宣言的文風，以至整個行動的構思，包括匿名網民這個名字都與美國電影《V 煞》V for Vendetta 極為相像，這套片在中國網民間相當流行，幾乎是網民間最愛用 eMule 或 BT 相互傳播的一套電影，而《V 煞》主題直指以暴力推翻極權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這套片的結局是大量戴 V 煞面具英國民眾湧到特拉法加廣場，而V煞主謀按原定計劃炸毀英國國會大樓，國會大樓長期以來是英國政府主權象徵。這反映出，網民已經對中國政府現時的表現，以至對網絡審查，顯出蔑視和忍無可忍的態度。
而一旦網民出來搞政治行動的話，網民確實真的參與的話，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一個難以估計的變數，因為網民普遍認可歐洲式行動宣傳理論（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無政府主義時，匿名網民把中國網絡審查系統搞個天翻地覆只會是第一波，不達目的他們不會收手的。
可以肯定的是，持續的胡亂封網最終只會失盡民心，而不能保衛政權，政權終究要人民支持才能維持下去。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這政權已無可救藥
面對各地此起彼落的騷亂事件，網民對強制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等措施非常不滿時，中國政府決定起訴劉曉波，把《零八憲章》聯署人推到對立面，這個政權實在已無可救藥。
作為其中一名聯署人，筆者認為《零八憲章》是相當溫和的一份政治宣言。《零八憲章》的聯署人既不像法輪功般要求中國共產黨消失，亦不像湖北石首的民眾，拿起武器對付執法人員來表達他們的訴求，這份憲章只不過希望，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白紙黑字寫明，中國公民應有的公民權利。這是一份請願書，連這樣溫和的聯署信都接受不到，那世人應該如何要求中國政府去作出改變呢？
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機會去自我完善，由開放改革開展時，西方國家給予中國經濟發展機會，二十年前中國學生反官倒，到近年由維權律師發起，以中國共產黨自己訂出來法律為基礎的維權運動。沒人想共產黨一夜消失，但共產黨的表現越來越令人失望，溫和派的話往往聽不進耳，相反採用暴力手段還有機會以戰迫和，像鄧玉嬌案，以至最近江西南康家具城暴亂事件，無一不反映中共的欺善怕惡。
當劉曉波這種溫和派都走向這種結局時，筆者相信知識分子或許會不再作聲，而廣大不滿的群眾，他們反抗的手段只會越來越升級，甚至寧可訴諸暴力，因為文質彬彬地講道理，當權的都聽不進耳，一無所有的時候，那就冒死一搏都總勝於坐以待斃。
作為其中一名聯署人，筆者認為《零八憲章》是相當溫和的一份政治宣言。《零八憲章》的聯署人既不像法輪功般要求中國共產黨消失，亦不像湖北石首的民眾，拿起武器對付執法人員來表達他們的訴求，這份憲章只不過希望，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白紙黑字寫明，中國公民應有的公民權利。這是一份請願書，連這樣溫和的聯署信都接受不到，那世人應該如何要求中國政府去作出改變呢？
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機會去自我完善，由開放改革開展時，西方國家給予中國經濟發展機會，二十年前中國學生反官倒，到近年由維權律師發起，以中國共產黨自己訂出來法律為基礎的維權運動。沒人想共產黨一夜消失，但共產黨的表現越來越令人失望，溫和派的話往往聽不進耳，相反採用暴力手段還有機會以戰迫和，像鄧玉嬌案，以至最近江西南康家具城暴亂事件，無一不反映中共的欺善怕惡。
當劉曉波這種溫和派都走向這種結局時，筆者相信知識分子或許會不再作聲，而廣大不滿的群眾，他們反抗的手段只會越來越升級，甚至寧可訴諸暴力，因為文質彬彬地講道理，當權的都聽不進耳，一無所有的時候，那就冒死一搏都總勝於坐以待斃。
2009年6月23日 星期二
反對電視台歧視兼壟斷
最近，廣管局就無綫和亞視免費電視牌照進行中期檢討，並於6月19日在太空館舉行首場公聽會。在這場公聽會，不少人；包括筆者在內都會針對無綫電視一台獨大、劇本亂編，以及新聞部報道偏頗，偏離新聞專業，不符公眾期望等問題作出批評。筆者與另一位曾經在電子傳媒擔任行政職位的出席者，更會建議政府收回無綫的牌照。
做過傳媒機構行政管理工作都明白廣管局的公聽會，儘管最後不一定促使當局收回牌照都好，但如果公眾反映意見夠強烈，確實會影響對發牌條款的檢討，這是一個迫使電視台面對公眾期望的好機會。以香港電視業發展而言，如果要迫使兩個電視台作出符合公眾期望的意見，應該不只是針對某節目遴選現場觀眾準則不清晰之類雞毛蒜皮的問題，而是應由一些涉及大方向、大政策的問題着手，迫使廣管局必須在牌照中增加一些條款，迫使持牌人作出合符公眾期望的事。
新聞節目歧視弱聽者
就像現時香港各大免費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至少仍然未提供手語服務，這點查實相當荒謬，因為世界不少國家為防止弱聽人士在透過電視來接收資訊上受到歧視，強制要在新聞或特定節目提供手語服務，廣管局應該列明，電視台在提供服務上，除非現有技術做不到，否則不應構成對殘疾人士歧視的情況。
此外，現時無綫禁止旗下合約歌星和藝員接受其他電視台以粵語進行訪問，也是荒謬無稽的，由於無綫長期壟斷了所有香港當紅的演員和歌星，令亞視就算想製作好的內容，往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時香港人對無綫一台獨大的情況都難再忍受，廣管局為了亞視以至有可能出現其他競爭者，能夠公平地競爭，應否在無綫的牌照中加入反競爭行為條款？如果無綫再在合約條款中禁止旗下歌星和藝員亮相其他香港電視台，就有可能即時終止牌照，並要求繳納相等於一年營業額的懲罰性罰款，讓電視台可以選擇不同的藝員，才有可能有更好的製作播出。
電視管理層自我審查
此外，現時香港廣管局針對免費廣播機構的牌照中，對管理層蓄意干預編輯自主，或在人事調動上胡作非為等問題，根本無法制止，否則就不會出現2004年的商台封咪事件，亦不會有當紅電視台主播疑與主管不和而被辭退的「江湖傳聞」。
筆者建議，一旦出現類似封咪事件，或新聞編採手法嚴重偏離公眾期望等事件，公眾有權書面要求廣管局召開由陪審員進行公開聆訊，迫使管理層交代辭退個別人士，或作出個別編採決定背後的真實原因，如陪審員認定有關指控成立，廣管局有權收取懲罰性罰款，以至收回廣播牌照。
總言之，現時公眾對無綫以至廣管局的期望都相當高，希望這次電視牌照中期檢討，能夠引導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向正確的方向邁進。如果廣管局聽了不少憤怒的聲音，兩間電視台以至廣管局都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的話，筆者相信會引發更大的抗議浪潮，過往有個別網民在無綫新聞直播時舉起抗議標語，如此關係再任其發展下去，未來可能有更多市民會阻礙採訪，這並不是大家都想見到的事。
做過傳媒機構行政管理工作都明白廣管局的公聽會，儘管最後不一定促使當局收回牌照都好，但如果公眾反映意見夠強烈，確實會影響對發牌條款的檢討，這是一個迫使電視台面對公眾期望的好機會。以香港電視業發展而言，如果要迫使兩個電視台作出符合公眾期望的意見，應該不只是針對某節目遴選現場觀眾準則不清晰之類雞毛蒜皮的問題，而是應由一些涉及大方向、大政策的問題着手，迫使廣管局必須在牌照中增加一些條款，迫使持牌人作出合符公眾期望的事。
新聞節目歧視弱聽者
就像現時香港各大免費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至少仍然未提供手語服務，這點查實相當荒謬，因為世界不少國家為防止弱聽人士在透過電視來接收資訊上受到歧視，強制要在新聞或特定節目提供手語服務，廣管局應該列明，電視台在提供服務上，除非現有技術做不到，否則不應構成對殘疾人士歧視的情況。
此外，現時無綫禁止旗下合約歌星和藝員接受其他電視台以粵語進行訪問，也是荒謬無稽的，由於無綫長期壟斷了所有香港當紅的演員和歌星，令亞視就算想製作好的內容，往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時香港人對無綫一台獨大的情況都難再忍受，廣管局為了亞視以至有可能出現其他競爭者，能夠公平地競爭，應否在無綫的牌照中加入反競爭行為條款？如果無綫再在合約條款中禁止旗下歌星和藝員亮相其他香港電視台，就有可能即時終止牌照，並要求繳納相等於一年營業額的懲罰性罰款，讓電視台可以選擇不同的藝員，才有可能有更好的製作播出。
電視管理層自我審查
此外，現時香港廣管局針對免費廣播機構的牌照中，對管理層蓄意干預編輯自主，或在人事調動上胡作非為等問題，根本無法制止，否則就不會出現2004年的商台封咪事件，亦不會有當紅電視台主播疑與主管不和而被辭退的「江湖傳聞」。
筆者建議，一旦出現類似封咪事件，或新聞編採手法嚴重偏離公眾期望等事件，公眾有權書面要求廣管局召開由陪審員進行公開聆訊，迫使管理層交代辭退個別人士，或作出個別編採決定背後的真實原因，如陪審員認定有關指控成立，廣管局有權收取懲罰性罰款，以至收回廣播牌照。
總言之，現時公眾對無綫以至廣管局的期望都相當高，希望這次電視牌照中期檢討，能夠引導香港兩間免費電視台，向正確的方向邁進。如果廣管局聽了不少憤怒的聲音，兩間電視台以至廣管局都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的話，筆者相信會引發更大的抗議浪潮，過往有個別網民在無綫新聞直播時舉起抗議標語，如此關係再任其發展下去，未來可能有更多市民會阻礙採訪，這並不是大家都想見到的事。
2009年6月22日 星期一
中國人開始跟武警公安對幹
近日中國的騷亂可謂一波接一波，越來越暴力。
上週一，江西省南康市家具商人不滿當局的產業整頓政策，堵塞主要公路，十多輛警車被砸爛，要政府叫停了政策才平息亂局。四天後，湖北省石首市酒店一宗離奇凶案，死者被指發現了一些與黨政高官販毒相關的醜聞，因而被人滅口，引發搶屍大戰，武警和公安被群眾追著 打。
由二○○五年廣東省廣州市太石村維權衝突開始，中國因官僚腐敗而引發的官民衝突，此起彼落，參與人數由原本數百人，到近年如果參與人數不過萬人都不算轟動大新聞。而由二○○七年開始，這些衝突出現憤怒群眾打砸燒的現象，不過這種打砸燒都是僅限於發洩，而不是對公權力作出明確的挑戰。
而這次江西省南康市騷亂，以及湖北省石首市騷亂，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群眾完全針對公安、武警車輛作為襲擊對象。
過往太石村村民還很克制，不敢拿起武器對付軍警，但在湖北省石首市騷亂中，由互聯網的片段所見，大批民眾拿起雜物對付手持防暴裝備的武警，搞得武警要暫時撤退。由此可見，中國民眾長期積累的憤怒，已經差不多到了無法承受的臨界點。那時就不只把警車砸爛這麼簡單，隨時會演變成警民、甚至軍民之間的血腥衝突，情況將會難以設想。
中國的維權衝突越來越激烈，這亦意味著中國的政經風險已經達到一個新高點，一旦出現一些類似鄧玉嬌案之類，引發公眾普遍憤怒的案件，中國變成現時伊朗的翻版亦不會令人意外。試問如此政治動盪地區，豈是台灣人合適投資的地方？現時還勸人把資金投進中國的說法，可說是相當不負責任。
現時中國共黨政權還有多穩固，已經成了一個大問號，而期待共產黨自我完善，亦不切實際。與其相信部分不負責任的傳媒所介紹所謂新中國，不如由互聯網了解中國民眾每天都生活的真實中國。當明白真實中國是怎麼的模樣，台灣人才可能明白到何謂「與虎同眠」。
上週一，江西省南康市家具商人不滿當局的產業整頓政策，堵塞主要公路，十多輛警車被砸爛，要政府叫停了政策才平息亂局。四天後，湖北省石首市酒店一宗離奇凶案，死者被指發現了一些與黨政高官販毒相關的醜聞，因而被人滅口，引發搶屍大戰，武警和公安被群眾追著 打。
由二○○五年廣東省廣州市太石村維權衝突開始，中國因官僚腐敗而引發的官民衝突，此起彼落，參與人數由原本數百人，到近年如果參與人數不過萬人都不算轟動大新聞。而由二○○七年開始，這些衝突出現憤怒群眾打砸燒的現象，不過這種打砸燒都是僅限於發洩，而不是對公權力作出明確的挑戰。
而這次江西省南康市騷亂，以及湖北省石首市騷亂，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群眾完全針對公安、武警車輛作為襲擊對象。
過往太石村村民還很克制，不敢拿起武器對付軍警，但在湖北省石首市騷亂中，由互聯網的片段所見，大批民眾拿起雜物對付手持防暴裝備的武警，搞得武警要暫時撤退。由此可見，中國民眾長期積累的憤怒，已經差不多到了無法承受的臨界點。那時就不只把警車砸爛這麼簡單，隨時會演變成警民、甚至軍民之間的血腥衝突，情況將會難以設想。
中國的維權衝突越來越激烈，這亦意味著中國的政經風險已經達到一個新高點，一旦出現一些類似鄧玉嬌案之類，引發公眾普遍憤怒的案件，中國變成現時伊朗的翻版亦不會令人意外。試問如此政治動盪地區，豈是台灣人合適投資的地方？現時還勸人把資金投進中國的說法，可說是相當不負責任。
現時中國共黨政權還有多穩固，已經成了一個大問號，而期待共產黨自我完善，亦不切實際。與其相信部分不負責任的傳媒所介紹所謂新中國，不如由互聯網了解中國民眾每天都生活的真實中國。當明白真實中國是怎麼的模樣，台灣人才可能明白到何謂「與虎同眠」。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電子產品徵回收費不可取
最愛以徵費來解決環保問題的環保局長邱騰華，在下月7日推行膠袋稅後乘勝追擊，表示有意在下年度開始，針對五類電器產品，包括電腦、電視、雪櫃、冷氣機和洗衣機進行回收徵費，讓政府來負責運輸和處理回收的廢棄電器。
雖然筆者承認，棄置電器產品確有可能造成污染和加重堆填區負擔，不過，現時各國更重視的問題是減少碳排放，節能是各國環保政策的重中之重。歐盟政府向貧苦大眾提供津貼，讓他們汰換耗電率大的舊雪櫃、冷氣機、洗衣機和電視。邱騰華是不是應該反其道而行，鼓勵中下階層把家中耗電量較大的電視，換成LCD 電視，而舊雪櫃、冷氣機換成合符歐盟最高節能要求的型號，才叫作真環保？邱騰華在這方面，已經教人感到不可思議。
民間自覺意識高
一般電腦玩家不會隨便把舊電腦送到垃圾站，皆因任何舊電腦都有價，除了把舊電子產品二手出讓，也可以把舊電子產品用作其他用途。就以筆者為例，筆者現時將用了四年的舊LCD 熒幕權充電視使用，舊的 USB 記憶手指通常用來更新數碼電視的解碼盒軟件。就算是電腦機殼本身也是不少回收商重視的寶藏，交給回收商是有市場的。因此，在2007年，有八成被拋棄的舊電腦都由回收商吸納，這還未計很多香港玩家透過互聯網，將舊電子器材賣給朋友，甚至賣到其他國家繼續使用。
事實上，以筆者的理解，香港最大一群電子垃圾製造者，正是香港政府以及公營機構。在私營機構，不少連 Pentium 級的舊電腦仍然繼續使用，權充傳真機以及其他用途，但香港政府由於實行撥款政策，因此出現施政失誤，造成香港不少公營機構為了保持與上一年度相若的撥款額度，被迫每年或每兩年申請購置一批新電腦，而舊電腦又不知如何處置，既沒有向市民拆件出售，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為何邱騰華本人，不去好好檢討一下，包括大學在內的公營機構的預算政策，會否造成不必要的電腦垃圾，反而要去向一向奉行環保原則的市民，徵收浪費大筆行政成本的回收徵費。
敏感時刻惹猜疑
邱騰華提出這政策的時機，在政治上亦相當值得懷疑。由下月一日開始，所有在中國本土出售的新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政府聲稱要避免青少年受色情資訊影響，事實上要對中國網民看的東西進行政治審查。不少中國網民打算來到香港買電腦，皆因香港的電腦不會有「綠壩－花季護航」等過濾軟件，甚至要求零售商事先代表安裝反破網軟件，以便瀏覽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邱騰華是不是想借環保之名，阻止中國民眾來香港買電腦？身為環保局長不思考如何為香港減碳排放，反而要向電腦徵收回收費用，當中政治目的不值得令人懷疑才怪。
邱騰華又一次提出以徵費來解決一些環保問題，不單窒礙業界，又達不成環保目標，一如停車熄匙政策一樣，令人懷疑邱騰華專門提出一些無關痛癢的假環保議題，以掩飾他對真環保議題認知不足。如果邱騰華不去理他提出的政策何等無稽，堅持到底，筆者認為資訊科技業界以至用家亦應團結起來，對邱騰華的「全民萬稅」環保政策予以迎頭痛擊。
雖然筆者承認，棄置電器產品確有可能造成污染和加重堆填區負擔，不過，現時各國更重視的問題是減少碳排放，節能是各國環保政策的重中之重。歐盟政府向貧苦大眾提供津貼，讓他們汰換耗電率大的舊雪櫃、冷氣機、洗衣機和電視。邱騰華是不是應該反其道而行，鼓勵中下階層把家中耗電量較大的電視，換成LCD 電視，而舊雪櫃、冷氣機換成合符歐盟最高節能要求的型號，才叫作真環保？邱騰華在這方面，已經教人感到不可思議。
民間自覺意識高
一般電腦玩家不會隨便把舊電腦送到垃圾站，皆因任何舊電腦都有價，除了把舊電子產品二手出讓，也可以把舊電子產品用作其他用途。就以筆者為例，筆者現時將用了四年的舊LCD 熒幕權充電視使用，舊的 USB 記憶手指通常用來更新數碼電視的解碼盒軟件。就算是電腦機殼本身也是不少回收商重視的寶藏，交給回收商是有市場的。因此，在2007年，有八成被拋棄的舊電腦都由回收商吸納，這還未計很多香港玩家透過互聯網，將舊電子器材賣給朋友，甚至賣到其他國家繼續使用。
事實上，以筆者的理解，香港最大一群電子垃圾製造者，正是香港政府以及公營機構。在私營機構，不少連 Pentium 級的舊電腦仍然繼續使用，權充傳真機以及其他用途，但香港政府由於實行撥款政策，因此出現施政失誤，造成香港不少公營機構為了保持與上一年度相若的撥款額度，被迫每年或每兩年申請購置一批新電腦，而舊電腦又不知如何處置，既沒有向市民拆件出售，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為何邱騰華本人，不去好好檢討一下，包括大學在內的公營機構的預算政策，會否造成不必要的電腦垃圾，反而要去向一向奉行環保原則的市民，徵收浪費大筆行政成本的回收徵費。
敏感時刻惹猜疑
邱騰華提出這政策的時機，在政治上亦相當值得懷疑。由下月一日開始，所有在中國本土出售的新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政府聲稱要避免青少年受色情資訊影響，事實上要對中國網民看的東西進行政治審查。不少中國網民打算來到香港買電腦，皆因香港的電腦不會有「綠壩－花季護航」等過濾軟件，甚至要求零售商事先代表安裝反破網軟件，以便瀏覽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邱騰華是不是想借環保之名，阻止中國民眾來香港買電腦？身為環保局長不思考如何為香港減碳排放，反而要向電腦徵收回收費用，當中政治目的不值得令人懷疑才怪。
邱騰華又一次提出以徵費來解決一些環保問題，不單窒礙業界，又達不成環保目標，一如停車熄匙政策一樣，令人懷疑邱騰華專門提出一些無關痛癢的假環保議題，以掩飾他對真環保議題認知不足。如果邱騰華不去理他提出的政策何等無稽，堅持到底，筆者認為資訊科技業界以至用家亦應團結起來，對邱騰華的「全民萬稅」環保政策予以迎頭痛擊。
2009年6月9日 星期二
國內網民智鬥官方封鎖
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紀念日，中國網民透過官方以奇異的方法，知道這個日子的存在。中國當局封鎖了多個海外Web 2.0服務網站，又下令全國過萬網站關門維修，有網友戲稱六四那天是中國網站維護日。
中國當局的心虛舉動，反而令中國網民都知道6月4日有些怪事在發生，甚至有網主乘網站被封的機會表達對六四的看法。像不少中國網站都會在關站公告中，加上了Beyond《抗戰二十年》的歌詞甚至音樂，而《抗戰二十年》正是不少香港網民提出的六四二十周年主題曲，今年支聯會在維園燭光晚會以《抗戰二十年》揭開序幕，這一點，中港兩地年青網民觀點相若。
中國當局可以禁掉本來為Beyond二十周年所作的《抗戰二十年》嗎？這恐怕會引發Beyond迷反彈，中國當局更加承受不起。
開闢地下通道
不過，中國當局就算封掉所有Web 2.0服務，封掉所有討論區，甚至只容許中國網民使用騰訊公司的QQ和百度搜尋引擎，仍然阻不了網民運用網絡技術將六四有關資訊傳遍中國本土。
近日，中國的互聯網上最熱門的檔案，正是現時很多香港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要等到本月10日才有印刷本在手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由於中國民眾就算有自由行或商務簽證都好，要把這麼厚的書運回中國，恐怕難以越過羅湖或皇崗口岸海關。因此，有人自告奮勇將這麼厚的書掃描成PDF檔，然後透過互聯網穿越海關限制，以求大家一睹趙紫陽回憶錄的內容。
本來中國就有不少網民利用eMule這點對點軟件下載各類檔案，包括盜版軟件以及色情電影等等。正如二十年前，中國有很多民運人士透過有三合會成員參與的黃雀行動，冒險逃離中國，這次資訊科技史上的黃雀行動，雖然傳遞方向相反，但原理與黃雀行動一樣，透過地下資訊流通管道開始行動，因此，第一波趙紫陽回憶錄PDF傳回中國的工作，正是由eMule開始，很多中國用戶本身有eMule功能的迅雷軟件，下載《改革歷程》的PDF檔，以及錄音MP3檔。
當然中國網友知道光靠eMule，遲早檔案流通管道又被堵着，事實上，在6月3日的大封鎖中，中國主要eMule搜尋站VeryCD便被中國當局勒令封鎖，為這次行動造成困擾，因此，一方面有人自告奮勇，將PDF檔案的內容用人手打字輸入電腦，變成純文字檔方便在QQ上的傳送。
難阻網絡連繫
另一方面，散於中國以至全世界的網絡硬盤一起發揮作用，只要把檔案放在網絡硬盤內，總之每個硬盤網址有十多人或百多人下載，那就有十多人或百多人手上有《改革歷程》這本書，只要全中國各大論壇有數百個副本讓網民索閱，情況就相當可觀。雖然實物只是印了幾萬本，但筆者相信，實際上閱讀過這本書的中國民眾有十多萬，甚至過百萬。
正由於互聯網的多樣化，因此，除非中國打算不理經濟發展，重回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否則中國當局如何絞盡腦汁，都難以阻止六四有關資訊回流，相反，中國當局不少「有殺過無放過」的封鎖措施，對一般網民日常社交生活，甚至業務往來帶來相當大的困擾，他們遲早會追問為何中國當局為了二十年前發生的事，不惜一切干擾網民生活，因而令官民關係更形對立。
既然明知封鎖資訊是不可能的，何故當局不主動公布六四的真相，以及委任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機構調查事件呢？
中國當局的心虛舉動，反而令中國網民都知道6月4日有些怪事在發生，甚至有網主乘網站被封的機會表達對六四的看法。像不少中國網站都會在關站公告中，加上了Beyond《抗戰二十年》的歌詞甚至音樂，而《抗戰二十年》正是不少香港網民提出的六四二十周年主題曲，今年支聯會在維園燭光晚會以《抗戰二十年》揭開序幕，這一點，中港兩地年青網民觀點相若。
中國當局可以禁掉本來為Beyond二十周年所作的《抗戰二十年》嗎？這恐怕會引發Beyond迷反彈，中國當局更加承受不起。
開闢地下通道
不過，中國當局就算封掉所有Web 2.0服務，封掉所有討論區，甚至只容許中國網民使用騰訊公司的QQ和百度搜尋引擎，仍然阻不了網民運用網絡技術將六四有關資訊傳遍中國本土。
近日，中國的互聯網上最熱門的檔案，正是現時很多香港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要等到本月10日才有印刷本在手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由於中國民眾就算有自由行或商務簽證都好，要把這麼厚的書運回中國，恐怕難以越過羅湖或皇崗口岸海關。因此，有人自告奮勇將這麼厚的書掃描成PDF檔，然後透過互聯網穿越海關限制，以求大家一睹趙紫陽回憶錄的內容。
本來中國就有不少網民利用eMule這點對點軟件下載各類檔案，包括盜版軟件以及色情電影等等。正如二十年前，中國有很多民運人士透過有三合會成員參與的黃雀行動，冒險逃離中國，這次資訊科技史上的黃雀行動，雖然傳遞方向相反，但原理與黃雀行動一樣，透過地下資訊流通管道開始行動，因此，第一波趙紫陽回憶錄PDF傳回中國的工作，正是由eMule開始，很多中國用戶本身有eMule功能的迅雷軟件，下載《改革歷程》的PDF檔，以及錄音MP3檔。
當然中國網友知道光靠eMule，遲早檔案流通管道又被堵着，事實上，在6月3日的大封鎖中，中國主要eMule搜尋站VeryCD便被中國當局勒令封鎖，為這次行動造成困擾，因此，一方面有人自告奮勇，將PDF檔案的內容用人手打字輸入電腦，變成純文字檔方便在QQ上的傳送。
難阻網絡連繫
另一方面，散於中國以至全世界的網絡硬盤一起發揮作用，只要把檔案放在網絡硬盤內，總之每個硬盤網址有十多人或百多人下載，那就有十多人或百多人手上有《改革歷程》這本書，只要全中國各大論壇有數百個副本讓網民索閱，情況就相當可觀。雖然實物只是印了幾萬本，但筆者相信，實際上閱讀過這本書的中國民眾有十多萬，甚至過百萬。
正由於互聯網的多樣化，因此，除非中國打算不理經濟發展，重回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否則中國當局如何絞盡腦汁，都難以阻止六四有關資訊回流，相反，中國當局不少「有殺過無放過」的封鎖措施，對一般網民日常社交生活，甚至業務往來帶來相當大的困擾，他們遲早會追問為何中國當局為了二十年前發生的事，不惜一切干擾網民生活，因而令官民關係更形對立。
既然明知封鎖資訊是不可能的，何故當局不主動公布六四的真相，以及委任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機構調查事件呢？
政改不表態 難減七一殺傷力
想不到今年有達20萬市民下班前往維園悼念20年前的死難者。
對特區政府而言，這麼多市民悼念六四，簡直狠狠摑了在立法會發表「代表市民論」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一巴掌。由唐英年、林瑞麟到曾蔭權本人，集體拒絕回應這次晚會，令人再度聯想起6年前七一後，董建華天天對着記者講早晨，甚麼都不懂回應的失語狀態。面對很快便來到的七一遊行，無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如何回應，便相當值得關注。
20萬人悼六四 表明派糖無用
在六四集會前，政府已經試圖用公帑意圖減輕市民對政府的敵意，但很多市民，特別繳了不少稅的中產，不要甚麼用他們的錢來造的糖，這次六四燭光晚會擺出來的明顯態度是，香港市民要求政治改革，一個有能者居之，而不是靠裙帶關係而取得權力的制度、一個苦悶的第四代香港人能夠有所發揮的社會制度，若不改革就甚麼都不用談，派多多的糖都無濟於事。
因此，港府如果想真的減輕即將來臨七一遊行帶來的殺傷力，政府需要在今年7月1日前，最低限度表明對2012年政治改革的態度，而不是派糖。如果政府提的政改方案，只是2005年被否決政改方案的換湯不換藥版本，那市民一樣不會收貨的。削減功能組別，至少做到將議事堂當成睡房的議員不可能自動當選，甚至永遠離開政壇，增加直選議席在議會的比例，增加年輕人透過公平而自由選舉晉身政壇的機會，這是最低要求。如果這做不到，今年七一一定相當精采，等到七一又有50萬市民上街時，基本上政府已經再無威信可言。
而政府如在七一前，不能對政制改革作出任何暗示或表示，筆者相信大批市民會選擇上街。沉默對現階段市民而言，並不奏效，相反只會有反效果。
與以往七一遊行不同的是，這次六四燭光晚會，矛頭直指中央政府，不單認為中央政府在20年前派軍隊鎮壓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而且更涉及中央在四川豆腐渣工程、維權運動，以至香港政改所犯的錯誤，當中央政府也是批評對象時，曾蔭權倒台，換上另一些港人很不滿意的人馬上壘，一樣解決不了問題。
前途問題 中央應與港人談判
中央政府或許一直都不習慣就重大問題與民眾談判，但在香港和中國未來前途問題上，中央政府應該考慮與港人談判，一個普遍港人與中國當局都接受的政治改革路綫圖和時間表，以及磋商在2012年實踐在香港雙普選的問題。現時實在情況是，中國最大經濟城市的民眾，明顯不認同現時中國政府在政治問題上的看法，而香港人的看法，亦得到不少中國人支持和認同。
當然，中央可以透過中聯辦，運用更匪夷所思的招數，找來更保守的港人治港，但這些短視的方案，所造成的人心傷害以及民怨，卻不是現時中央政府可以承受。除了香港，近年中國各地政府對維權運動、上訪人士以至網民的打壓，中國官員貪污枉法情況嚴重，已經積聚了大量怨氣，再激怒香港人就後果難料。似乎更需要對六四20周年燭光晚會人數紀錄作出回應，是中央政府，而不是沒有自主權的特區政府。
對特區政府而言，這麼多市民悼念六四，簡直狠狠摑了在立法會發表「代表市民論」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一巴掌。由唐英年、林瑞麟到曾蔭權本人，集體拒絕回應這次晚會，令人再度聯想起6年前七一後，董建華天天對着記者講早晨，甚麼都不懂回應的失語狀態。面對很快便來到的七一遊行，無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如何回應，便相當值得關注。
20萬人悼六四 表明派糖無用
在六四集會前，政府已經試圖用公帑意圖減輕市民對政府的敵意，但很多市民，特別繳了不少稅的中產，不要甚麼用他們的錢來造的糖，這次六四燭光晚會擺出來的明顯態度是，香港市民要求政治改革，一個有能者居之，而不是靠裙帶關係而取得權力的制度、一個苦悶的第四代香港人能夠有所發揮的社會制度，若不改革就甚麼都不用談，派多多的糖都無濟於事。
因此，港府如果想真的減輕即將來臨七一遊行帶來的殺傷力，政府需要在今年7月1日前，最低限度表明對2012年政治改革的態度，而不是派糖。如果政府提的政改方案，只是2005年被否決政改方案的換湯不換藥版本，那市民一樣不會收貨的。削減功能組別，至少做到將議事堂當成睡房的議員不可能自動當選，甚至永遠離開政壇，增加直選議席在議會的比例，增加年輕人透過公平而自由選舉晉身政壇的機會，這是最低要求。如果這做不到，今年七一一定相當精采，等到七一又有50萬市民上街時，基本上政府已經再無威信可言。
而政府如在七一前，不能對政制改革作出任何暗示或表示，筆者相信大批市民會選擇上街。沉默對現階段市民而言，並不奏效，相反只會有反效果。
與以往七一遊行不同的是，這次六四燭光晚會，矛頭直指中央政府，不單認為中央政府在20年前派軍隊鎮壓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而且更涉及中央在四川豆腐渣工程、維權運動，以至香港政改所犯的錯誤，當中央政府也是批評對象時，曾蔭權倒台，換上另一些港人很不滿意的人馬上壘，一樣解決不了問題。
前途問題 中央應與港人談判
中央政府或許一直都不習慣就重大問題與民眾談判，但在香港和中國未來前途問題上，中央政府應該考慮與港人談判，一個普遍港人與中國當局都接受的政治改革路綫圖和時間表，以及磋商在2012年實踐在香港雙普選的問題。現時實在情況是，中國最大經濟城市的民眾，明顯不認同現時中國政府在政治問題上的看法，而香港人的看法，亦得到不少中國人支持和認同。
當然，中央可以透過中聯辦，運用更匪夷所思的招數，找來更保守的港人治港，但這些短視的方案，所造成的人心傷害以及民怨，卻不是現時中央政府可以承受。除了香港，近年中國各地政府對維權運動、上訪人士以至網民的打壓，中國官員貪污枉法情況嚴重，已經積聚了大量怨氣，再激怒香港人就後果難料。似乎更需要對六四20周年燭光晚會人數紀錄作出回應，是中央政府，而不是沒有自主權的特區政府。
2009年6月6日 星期六
馬英九向曾蔭權看齊
在六月四日，北京大屠殺二十週年之際，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所辦的燭光晚會，有至少十五萬香港人參與。為何說至少十五萬人，因主辦當局只點算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參與者，但仍然有大批參與者，因維多利亞公園面積有限未能入內參與。粗略估計有廿萬人參與，亦不為過。
在中國統治下，中國政府給予香港大量ＣＥＰＡ協議下的經濟優惠，但仍然有多達十五萬人，對中國二十年前屠殺人民的行徑說不，這對台灣人是不無啟示的。
這次香港人用行動告訴全世界，香港人雖然看來精於計算，唯利是圖，但事實上，香港人是有底線、有堅持，有些價值是大撒金錢也絕不出賣，亦不容妥協。香港特首曾蔭權，在上月還說，大多數香港人因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放棄了追究二十年前，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屠殺人民的責任。而香港人用行動，對香港特首曾蔭權及他的同路人，狠狠的摑了一巴。香港人固然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受惠，但香港人不會用良心來換取經濟利益。
相比起香港人，有些台灣人的骨氣真的很有問題，馬英九當選後發表的六四宣言蒼白無力，不敢學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般，斬釘截鐵要求中國停止鎮壓異見人士。而馬英九拒見王丹，更顯出馬英九為了所謂兩岸關係，為了所謂拚經濟，連台灣人的尊嚴和核心價值也不顧，這還是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表現嗎？難道他與香港特首曾蔭權鬥軟骨，看誰在中國面前更不要臉討經濟利益？
十五萬香港人告訴世人，這個世界有些普世價值，是無價的，就算有可能失去經濟利益，甚至有可能令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找些更敵視香港價值的人當特首，也要不惜代價去捍衛的。而香港人在軍隊不能屠殺手無寸鐵人民的基本道德問題上，貫徹了這一精神。筆者期望馬英九明白，什麼叫台灣的核心價值，捍衛自由民主，以至台灣自主，這就是台灣的核心價值。一個為了中國給的小恩小惠而放棄原則的政客，有資格當台灣人的總統嗎？相信，這大家亦心中有數。
在中國統治下，中國政府給予香港大量ＣＥＰＡ協議下的經濟優惠，但仍然有多達十五萬人，對中國二十年前屠殺人民的行徑說不，這對台灣人是不無啟示的。
這次香港人用行動告訴全世界，香港人雖然看來精於計算，唯利是圖，但事實上，香港人是有底線、有堅持，有些價值是大撒金錢也絕不出賣，亦不容妥協。香港特首曾蔭權，在上月還說，大多數香港人因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放棄了追究二十年前，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屠殺人民的責任。而香港人用行動，對香港特首曾蔭權及他的同路人，狠狠的摑了一巴。香港人固然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受惠，但香港人不會用良心來換取經濟利益。
相比起香港人，有些台灣人的骨氣真的很有問題，馬英九當選後發表的六四宣言蒼白無力，不敢學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般，斬釘截鐵要求中國停止鎮壓異見人士。而馬英九拒見王丹，更顯出馬英九為了所謂兩岸關係，為了所謂拚經濟，連台灣人的尊嚴和核心價值也不顧，這還是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表現嗎？難道他與香港特首曾蔭權鬥軟骨，看誰在中國面前更不要臉討經濟利益？
十五萬香港人告訴世人，這個世界有些普世價值，是無價的，就算有可能失去經濟利益，甚至有可能令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找些更敵視香港價值的人當特首，也要不惜代價去捍衛的。而香港人在軍隊不能屠殺手無寸鐵人民的基本道德問題上，貫徹了這一精神。筆者期望馬英九明白，什麼叫台灣的核心價值，捍衛自由民主，以至台灣自主，這就是台灣的核心價值。一個為了中國給的小恩小惠而放棄原則的政客，有資格當台灣人的總統嗎？相信，這大家亦心中有數。
2009年6月3日 星期三
缺實質支持 樓市危機處處
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鄭家純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由於近日樓市看來有復甦迹象，因此他預期今年樓市有兩成左右的升幅，暗示現時是入市的好時機。
鄭家純料今年樓市升兩成
無可否認，近日的樓市交投看來比金融海嘯初發時好了不少，但由基本因素來看，現時樓市所謂的小陽春，一如近日股市的升幅一樣，似乎來自在香港積存的2,000多億熱錢，如果有投資者竟然敢聽鄭家純講入市，恐怕就算有兩成升幅也好，所要承受的風險亦與預期的回報不成正比。
首先，現時香港的經濟衰退幅度，是有史以來最高，當經濟大幅衰退時，那肯定隨之而來的副作用，就是失業率上升。當失業的市民愈來愈多，亦代表交不起租，以及斷供的市民亦愈來愈多，當出現大規模違反租約或樓按合約情況出現時，就會有大量銀主盤出現，銀行為求收回壞帳而推出的銀主盤，就變成了令樓市受創的利器。換言之，除非香港經濟成長異常地快有起色，否則香港樓市根本上缺乏基本因素去支持的。
短期難有起色 僅熱錢支持
而香港經濟增長，除卻那些熱錢，亦很難異常地快有起色，皆因H1N1豬流感在全球各地擴散，未有平息迹象，豬流感本身會對旅遊、零售等行業構成打擊，既然零售和旅遊受着豬流感因素威脅，請問香港何來本錢出現經濟快速復甦？沒有像沙氏病毒肆虐時，香港變成死市一樣的情況已經相當夠運了。這更令香港樓市的基本因素，很難迅速轉強。
更要命的是，現時美國通用汽車，由於債權人未能與車廠方面達成協議，勢必申請破產保護，大批車廠員工以及零售商很大機會出現周轉問題，再加上受金融海嘯打擊下，美國將會出現大規模信用卡和消費信貸違約的情況，會否出現金融海嘯第二波仍是未知之數。筆者看不出，在熱錢以外，香港有足夠基本因素支持鄭家純的預測，筆者恐怕突然有任何變故，導致熱錢迅速撤走，剩下一堆跟風的小投資者成為樓市大閘蟹，甚至負資產受害者，為香港銀行體系造成了負擔。
任何地產發展商，在見到樓市看來有點看好的勢頭，都會把看好的勢頭誇大，因為他們需要將手上的存貨盡早沽清，以防出現不測，因此，公眾面對任何地產發展商所發表的言論，都不可以相信，只有做好基本因素分析後，才好作出買入任何樓房地產的決定。小投資者，甚至銀行審批按揭貸款的人員，竟然隨這些人的調子而起舞，淪為地產商的羊牯，實在是太鹵莽了。
現金為王 趁理想價可沽貨
當然，地產發展商這種炒作，並非對所有小市民沒好處，手上仍然擁有物業的市民，如果租金收益並不吸引，而帳目上已經有錢賺的話，不妨考慮趁現時一堆熱錢湧入香港，將物業在理想的價錢下沽售，現時仍然是一個現金為王的年代，持有現金的風險仍然遠比持有物業的風險為低。倘若熱錢真的製造了不少物業的需求，這有可能是下一個大風暴來臨前最好的沽售時機，若然錯過了這一次的機會，筆者就真的只能說，蘇州過後無艇搭。但總體而言，由於房地產流動性相當低，投資者必須對投資作出中長綫的評估，擁有獨立思考，才能對突而其來的風暴有充足的準備，不會在危機中沒頂。
鄭家純料今年樓市升兩成
無可否認，近日的樓市交投看來比金融海嘯初發時好了不少，但由基本因素來看，現時樓市所謂的小陽春，一如近日股市的升幅一樣，似乎來自在香港積存的2,000多億熱錢，如果有投資者竟然敢聽鄭家純講入市，恐怕就算有兩成升幅也好，所要承受的風險亦與預期的回報不成正比。
首先，現時香港的經濟衰退幅度，是有史以來最高，當經濟大幅衰退時，那肯定隨之而來的副作用，就是失業率上升。當失業的市民愈來愈多，亦代表交不起租，以及斷供的市民亦愈來愈多，當出現大規模違反租約或樓按合約情況出現時，就會有大量銀主盤出現，銀行為求收回壞帳而推出的銀主盤，就變成了令樓市受創的利器。換言之，除非香港經濟成長異常地快有起色，否則香港樓市根本上缺乏基本因素去支持的。
短期難有起色 僅熱錢支持
而香港經濟增長，除卻那些熱錢，亦很難異常地快有起色，皆因H1N1豬流感在全球各地擴散，未有平息迹象，豬流感本身會對旅遊、零售等行業構成打擊，既然零售和旅遊受着豬流感因素威脅，請問香港何來本錢出現經濟快速復甦？沒有像沙氏病毒肆虐時，香港變成死市一樣的情況已經相當夠運了。這更令香港樓市的基本因素，很難迅速轉強。
更要命的是，現時美國通用汽車，由於債權人未能與車廠方面達成協議，勢必申請破產保護，大批車廠員工以及零售商很大機會出現周轉問題，再加上受金融海嘯打擊下，美國將會出現大規模信用卡和消費信貸違約的情況，會否出現金融海嘯第二波仍是未知之數。筆者看不出，在熱錢以外，香港有足夠基本因素支持鄭家純的預測，筆者恐怕突然有任何變故，導致熱錢迅速撤走，剩下一堆跟風的小投資者成為樓市大閘蟹，甚至負資產受害者，為香港銀行體系造成了負擔。
任何地產發展商，在見到樓市看來有點看好的勢頭，都會把看好的勢頭誇大，因為他們需要將手上的存貨盡早沽清，以防出現不測，因此，公眾面對任何地產發展商所發表的言論，都不可以相信，只有做好基本因素分析後，才好作出買入任何樓房地產的決定。小投資者，甚至銀行審批按揭貸款的人員，竟然隨這些人的調子而起舞，淪為地產商的羊牯，實在是太鹵莽了。
現金為王 趁理想價可沽貨
當然，地產發展商這種炒作，並非對所有小市民沒好處，手上仍然擁有物業的市民，如果租金收益並不吸引，而帳目上已經有錢賺的話，不妨考慮趁現時一堆熱錢湧入香港，將物業在理想的價錢下沽售，現時仍然是一個現金為王的年代，持有現金的風險仍然遠比持有物業的風險為低。倘若熱錢真的製造了不少物業的需求，這有可能是下一個大風暴來臨前最好的沽售時機，若然錯過了這一次的機會，筆者就真的只能說，蘇州過後無艇搭。但總體而言，由於房地產流動性相當低，投資者必須對投資作出中長綫的評估，擁有獨立思考，才能對突而其來的風暴有充足的準備，不會在危機中沒頂。
反社會罪案：恐怖主義以外另一威脅
在去年12月和今年5月，香港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先後有人蓄意將載有腐蝕性液體的膠樽，由附 近的大廈空投到街上，令多名途人受到由膠樽濺出來的化學液體灼傷，雖然警方已經將懸紅加碼，但 至今仍然未找到用腐蝕性液體襲擊途人的兇徒。
不少市民和議員，都希望警方能夠將犯案者繩之於法，不過，這類由動機不明的襲擊事件，在世界各 國執法當局眼中，都是相當頭痛，很多時都找不出兇徒，就算找到了兇徒，他們的犯案動機亦都令人 費解，可能成了永遠都解不開的謎。這類罪案，可被稱為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ur)。
反社會行為可大可小
反社會行為的定義可以相當遼闊，由年輕人在公眾地方塗鴉，破壞公物，亂拋垃圾，到深夜發生噪音騷擾鄰居，到每天跟蹤個別名人的纏擾行為(Stalking)，全部都可以被列入反社會行為。但總體而言，反社會行為都有對主流社會不友善，甚至仇視的特質。犯案原因或許有很多種，但犯案行為往往都是要挑戰主流社會，或對社會各群體構成威脅。
反社會行為定義之所以如此闊，亦很難有確切定義，原因是有些與反社會行為有關的罪案，案情可以相當匪夷所思，常人一般都難以理解當中犯案企圖。
在今年5月22日，英國法院對一名叫Antony Robert Smith的38歲男子發出禁制令，規定他在兩年內，除接受預先預約的治療，和緊急治療外，不准踏足赫爾郡(Hull)醫院的範圍內，以及禁止購買任何酒類飲品。如果他被發現違反法院命令，他可被判處最高五年監禁。當局更特別發出這名男子的相片，以及舉報電話，方便公眾發現他又再作出瘋狂舉動時，能夠及時通知警方作出處理。
法院一般甚少發出禁制令，禁止個別人士踏足醫院求醫，英國法院之所以向他發出如此特別的命令，因為這名中年男子，已經是當地醫院的名人，經常進出醫院，但去醫院不是求醫，而是在醫院範圍大吵大鬧，甚至襲擊醫生和護士，令當地的醫護人員深受困擾，更加影響了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而這人只對襲擊醫護人員有興趣，在其他地方，就不會看到他大吵大鬧，進行破壞。
這類令人不解的反社會行為，不單令反社會行為定義要定得相當闊，而且要真的防止反社會行為變成慘劇，亦相當不容易。有些反社會行為，甚至演變成類似恐怖襲擊事件，令人防不勝防。
荷蘭女皇日巡遊蓄意撞人案
每年4月30日，都是荷蘭的女皇日，全國各地都會舉行慶祝女皇日的巡遊活動，而荷蘭皇室成員，今年在西部城市阿培東出席一項巡遊活動時，見到有一架黑色車，突然高速駛入人群中，並且向皇室成員所坐專車的方向衝過去，最後撞到一塊石碑，車頭嚴重損毀。結果造成7人
死亡，當中包括駕駛汽車撞入人群的瘋狂司機，12人受傷。
由於這件事，荷蘭取消了女皇日餘下慶祝活動，全荷蘭人因這次襲擊事件，今年要度過一個黑色女皇節。由於事前兇徒未有作出任何警告，警方當然沒有料到有這次襲擊，而這次襲擊，亦令全荷蘭人大吃一驚。
經過荷蘭警方事後調查，同樣在襲擊中身亡的38歲司機，並非任何恐怖組織成員，亦未有任何因精神問題而求醫的紀錄，在鄰居眼中，肇事兇徒亦是彬彬有禮的人，由於兇徒已經死亡，亦未有遺下任何遺書，因此，警方永遠都不會知道兇徒的真正動機。
不過，警方調查所得，原本任職保安的兇徒，最近失業，因而交不起租，要離開他一直居住的居所。亦因這個緣故，不少傳媒都視這次襲擊是一次反社會襲擊，不過因有人失業兼交不起租，就引發如此嚴重的慘劇，亦可以看到反社會事件，如何的防不勝防，以及當中的破壞力，並不比個別恐怖組織精心策劃的襲擊來得輕微。
澳洲山林大火
不過，論對公眾安全最具威脅的反社會行為，不是香港旺角蓄意高空擲物的狂徒，荷蘭在節慶故意撞向人群的兇徒，或英國在醫院胡亂騷擾醫護人員的男子，而是澳洲山林大火中的縱火者。他們向社會報復的行為，所造成的破壞可能難以估計。
在今年2月，澳洲東南部發生嚴重山林大火，這次被澳洲總理陸克文稱為大屠殺的火災，燒了整整一個月，造成173人死亡，5百多人受傷，2千多幢民居，3千多幢建築物被毀，火場面積達到4,500平方公里。由於火頭眾多，因此這次大火的原因相當複雜。不過，一如澳洲過往的大型山林火災，有人蓄意縱火是其中一個主要成因。
澳洲警方在事發後不久，拘捕了一名39歲男子，並且控告他蓄意縱火、收藏兒童色情照片等罪名。而可能令不少香港讀者吃驚的是，這名被告，原來曾經擔任當地的義務消防員。這名義務消防員在離開消防隊後，曾兩次申請重新加入，但不成功。很多澳洲人都想找這名被告算賬，因此，在今年5月26日正式展開審訊前，澳洲法院向傳媒發出命令，禁止傳媒公開被告身份。而這名被告為了自身安全，亦未有向法院申請保釋。而澳洲警方，亦對一名65歲的消防隊長作出調查，懷疑他亦有可能與其中一個火頭有關。
消防員或前消防員竟然去放火，聽起來相當不可思議，但根據今年一月澳洲犯罪學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一項報告顯示，澳洲每年平均有一萬五千宗山林大火，是人為縱火所導致，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縱火犯，竟然是本來應該去救火的消防員。而消防員之所以想放火，報告指可能與消防員待遇欠佳，令他們想向社會報復有關。在澳洲、美國等國家，消防員縱火是犯罪學者絞盡腦汁研究的課題，因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可以涉及相當嚴重的人命傷亡。
防微杜漸VS賊過興兵
由澳洲、荷蘭等地經驗可以看到，就算反社會行為是如何雞毛蒜皮都好，若不去處理不單有可能影響民眾的生活品質，更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成為嚴重罪案，威脅公共安全。因此，不少國家都視對付反社會行為是打擊罪案的主要課題。
而英國，是其中一個為反社會行為，作出專門立法的國家。英國工黨政府在1997年上台後，就聲言以打擊反社會行為是其中一項施政目標。在1998年，英國國會通過《1998年罪案與失常法》(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在這項新法案，英國政府引進了一系列過往英國法律未有的新禁制令，其中一項新禁制令，名叫反社會行為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s，簡稱ASBO)，根據新法例，任何裁判法院有權向個別作出騷擾、破壞等行為人士發出民事命令，禁止被告在指定時間內，作出被視為反社會行為的破壞及滋擾行為，甚至有權阻止受這項民事命令管制人士，接觸個別反社會群體，以防止被管制人士受他人影響，持續進行反社會行為。
在2003年，英國政府進一步強化反社會行為法律，通過了《2003年反社會行為法》(Anti-Social Behaviour Act 2003)，除了引進更多打擊反社會行為的禁制令，亦擴大了反社會行為令的應用範圍。希望利用法院的民事禁制權力，防止這些反社會行為進行危害公眾安全，保護市民的利益。
不過，反社會行為令亦有相當的爭議性。首先，由於英國的反社會行為令應用範圍過於廣泛，而取證要求亦相當低，有些案例只是根據居民的一些傳聞證供(Hearsay Evidence)，就發出了反社會行為令，而遭到當地申訴專員的批評。
在2007年，有一名叫X太太的女士，因被鄰居刻意報復，指她每晚播放音樂聲浪太大，被曼徹斯特市政府申請反社會禁制令，這名X太太向申訴專員投訴，申訴專員後來發現，有關禁制令完全基於子烏虛有的傳聞證供，不單禁制令被撤銷，而曼徹斯特市政府，還要向X太太賠償2,000英鎊(等於港幣2萬多元)。用反社會行為令來陷害他人，這是英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光靠法令難解決反社會行為另一方面，政府頒發的反社會行為令，有可能變成了一些童黨成員「戰績標記」，反而鼓勵了個別童黨成員從事反社會行為。根據英國2006年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有一半在反社會行為令的管制下的青少年，認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令，反而有助他們在同儕中建立威信，當成一項他們眼中的「榮譽勳章」。這種情況，又好像與英國政府原先引進反社會行為令的目標背道而馳。
當然，光靠法令不一定能夠解決反社會行為所衍生的問題，不論英國、澳洲等，都有志願團體與政府合作，向有反社會行為的人提供輔導服務，不過這些國家的反社會行為輔導服務的重點，多數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英國就找了英格蘭超級聯賽的勁旅，向這些青年人提供足球培訓班，希望為年輕人帶來正面人生觀，避免他們作出一些反社會行為，這亦迎合了一些年輕反社會分子的口味，皆因足球流氓正是一群熱愛足球，但令英國蒙羞的反社會分子。不過，對成年人的反社會問題，包括如何追蹤成年的反社會分子，例如一些因失業或家庭問題而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就暫難找到有效方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只是鼓勵其他人與執法機關合作，將這些人繩之於法。在現代社會，除了有組織的恐怖分子，因不同理由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都會是計時炸彈，他們可以擾民，但更可以傷人和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如果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的人對生活有希望，正面看待問題，而不是動輒鬧事而去向社會報復，相信就可以減少了很多反社會行為。
一般市民出街時，遭到天降腐蝕性液體襲擊的機會。就如警察現時都未能找到在旺角空投腐蝕液的狂徒一樣，執法機關只能被動地在有事發生時，動用法律來保護市民，但並不能夠主動出擊，讓反社會分子不會去做傻事。
不少市民和議員，都希望警方能夠將犯案者繩之於法，不過，這類由動機不明的襲擊事件，在世界各 國執法當局眼中，都是相當頭痛，很多時都找不出兇徒，就算找到了兇徒，他們的犯案動機亦都令人 費解，可能成了永遠都解不開的謎。這類罪案，可被稱為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ur)。
反社會行為可大可小
反社會行為的定義可以相當遼闊，由年輕人在公眾地方塗鴉，破壞公物，亂拋垃圾，到深夜發生噪音騷擾鄰居，到每天跟蹤個別名人的纏擾行為(Stalking)，全部都可以被列入反社會行為。但總體而言，反社會行為都有對主流社會不友善，甚至仇視的特質。犯案原因或許有很多種，但犯案行為往往都是要挑戰主流社會，或對社會各群體構成威脅。
反社會行為定義之所以如此闊，亦很難有確切定義，原因是有些與反社會行為有關的罪案，案情可以相當匪夷所思，常人一般都難以理解當中犯案企圖。
在今年5月22日，英國法院對一名叫Antony Robert Smith的38歲男子發出禁制令，規定他在兩年內，除接受預先預約的治療，和緊急治療外，不准踏足赫爾郡(Hull)醫院的範圍內，以及禁止購買任何酒類飲品。如果他被發現違反法院命令，他可被判處最高五年監禁。當局更特別發出這名男子的相片，以及舉報電話，方便公眾發現他又再作出瘋狂舉動時，能夠及時通知警方作出處理。
法院一般甚少發出禁制令，禁止個別人士踏足醫院求醫，英國法院之所以向他發出如此特別的命令，因為這名中年男子，已經是當地醫院的名人，經常進出醫院，但去醫院不是求醫，而是在醫院範圍大吵大鬧，甚至襲擊醫生和護士，令當地的醫護人員深受困擾，更加影響了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而這人只對襲擊醫護人員有興趣，在其他地方，就不會看到他大吵大鬧，進行破壞。
這類令人不解的反社會行為，不單令反社會行為定義要定得相當闊，而且要真的防止反社會行為變成慘劇，亦相當不容易。有些反社會行為，甚至演變成類似恐怖襲擊事件，令人防不勝防。
荷蘭女皇日巡遊蓄意撞人案
每年4月30日，都是荷蘭的女皇日，全國各地都會舉行慶祝女皇日的巡遊活動，而荷蘭皇室成員，今年在西部城市阿培東出席一項巡遊活動時，見到有一架黑色車，突然高速駛入人群中，並且向皇室成員所坐專車的方向衝過去，最後撞到一塊石碑，車頭嚴重損毀。結果造成7人
死亡，當中包括駕駛汽車撞入人群的瘋狂司機，12人受傷。
由於這件事，荷蘭取消了女皇日餘下慶祝活動，全荷蘭人因這次襲擊事件，今年要度過一個黑色女皇節。由於事前兇徒未有作出任何警告，警方當然沒有料到有這次襲擊，而這次襲擊，亦令全荷蘭人大吃一驚。
經過荷蘭警方事後調查，同樣在襲擊中身亡的38歲司機，並非任何恐怖組織成員，亦未有任何因精神問題而求醫的紀錄，在鄰居眼中，肇事兇徒亦是彬彬有禮的人，由於兇徒已經死亡，亦未有遺下任何遺書，因此，警方永遠都不會知道兇徒的真正動機。
不過，警方調查所得，原本任職保安的兇徒，最近失業，因而交不起租，要離開他一直居住的居所。亦因這個緣故，不少傳媒都視這次襲擊是一次反社會襲擊，不過因有人失業兼交不起租，就引發如此嚴重的慘劇，亦可以看到反社會事件，如何的防不勝防，以及當中的破壞力，並不比個別恐怖組織精心策劃的襲擊來得輕微。
澳洲山林大火
不過，論對公眾安全最具威脅的反社會行為，不是香港旺角蓄意高空擲物的狂徒，荷蘭在節慶故意撞向人群的兇徒，或英國在醫院胡亂騷擾醫護人員的男子，而是澳洲山林大火中的縱火者。他們向社會報復的行為，所造成的破壞可能難以估計。
在今年2月，澳洲東南部發生嚴重山林大火，這次被澳洲總理陸克文稱為大屠殺的火災，燒了整整一個月，造成173人死亡，5百多人受傷，2千多幢民居，3千多幢建築物被毀，火場面積達到4,500平方公里。由於火頭眾多，因此這次大火的原因相當複雜。不過，一如澳洲過往的大型山林火災，有人蓄意縱火是其中一個主要成因。
澳洲警方在事發後不久，拘捕了一名39歲男子，並且控告他蓄意縱火、收藏兒童色情照片等罪名。而可能令不少香港讀者吃驚的是，這名被告，原來曾經擔任當地的義務消防員。這名義務消防員在離開消防隊後，曾兩次申請重新加入，但不成功。很多澳洲人都想找這名被告算賬，因此，在今年5月26日正式展開審訊前，澳洲法院向傳媒發出命令，禁止傳媒公開被告身份。而這名被告為了自身安全，亦未有向法院申請保釋。而澳洲警方，亦對一名65歲的消防隊長作出調查，懷疑他亦有可能與其中一個火頭有關。
消防員或前消防員竟然去放火，聽起來相當不可思議，但根據今年一月澳洲犯罪學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一項報告顯示，澳洲每年平均有一萬五千宗山林大火，是人為縱火所導致，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縱火犯，竟然是本來應該去救火的消防員。而消防員之所以想放火，報告指可能與消防員待遇欠佳，令他們想向社會報復有關。在澳洲、美國等國家，消防員縱火是犯罪學者絞盡腦汁研究的課題，因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可以涉及相當嚴重的人命傷亡。
防微杜漸VS賊過興兵
由澳洲、荷蘭等地經驗可以看到，就算反社會行為是如何雞毛蒜皮都好，若不去處理不單有可能影響民眾的生活品質，更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成為嚴重罪案，威脅公共安全。因此，不少國家都視對付反社會行為是打擊罪案的主要課題。
而英國，是其中一個為反社會行為，作出專門立法的國家。英國工黨政府在1997年上台後，就聲言以打擊反社會行為是其中一項施政目標。在1998年，英國國會通過《1998年罪案與失常法》(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在這項新法案，英國政府引進了一系列過往英國法律未有的新禁制令，其中一項新禁制令，名叫反社會行為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s，簡稱ASBO)，根據新法例，任何裁判法院有權向個別作出騷擾、破壞等行為人士發出民事命令，禁止被告在指定時間內，作出被視為反社會行為的破壞及滋擾行為，甚至有權阻止受這項民事命令管制人士，接觸個別反社會群體，以防止被管制人士受他人影響，持續進行反社會行為。
在2003年，英國政府進一步強化反社會行為法律，通過了《2003年反社會行為法》(Anti-Social Behaviour Act 2003)，除了引進更多打擊反社會行為的禁制令，亦擴大了反社會行為令的應用範圍。希望利用法院的民事禁制權力，防止這些反社會行為進行危害公眾安全，保護市民的利益。
不過，反社會行為令亦有相當的爭議性。首先，由於英國的反社會行為令應用範圍過於廣泛，而取證要求亦相當低，有些案例只是根據居民的一些傳聞證供(Hearsay Evidence)，就發出了反社會行為令，而遭到當地申訴專員的批評。
在2007年，有一名叫X太太的女士，因被鄰居刻意報復，指她每晚播放音樂聲浪太大，被曼徹斯特市政府申請反社會禁制令，這名X太太向申訴專員投訴，申訴專員後來發現，有關禁制令完全基於子烏虛有的傳聞證供，不單禁制令被撤銷，而曼徹斯特市政府，還要向X太太賠償2,000英鎊(等於港幣2萬多元)。用反社會行為令來陷害他人，這是英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光靠法令難解決反社會行為另一方面，政府頒發的反社會行為令，有可能變成了一些童黨成員「戰績標記」，反而鼓勵了個別童黨成員從事反社會行為。根據英國2006年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有一半在反社會行為令的管制下的青少年，認為他們的反社會行為令，反而有助他們在同儕中建立威信，當成一項他們眼中的「榮譽勳章」。這種情況，又好像與英國政府原先引進反社會行為令的目標背道而馳。
當然，光靠法令不一定能夠解決反社會行為所衍生的問題，不論英國、澳洲等，都有志願團體與政府合作，向有反社會行為的人提供輔導服務，不過這些國家的反社會行為輔導服務的重點，多數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英國就找了英格蘭超級聯賽的勁旅，向這些青年人提供足球培訓班，希望為年輕人帶來正面人生觀，避免他們作出一些反社會行為，這亦迎合了一些年輕反社會分子的口味，皆因足球流氓正是一群熱愛足球，但令英國蒙羞的反社會分子。不過，對成年人的反社會問題，包括如何追蹤成年的反社會分子，例如一些因失業或家庭問題而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就暫難找到有效方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只是鼓勵其他人與執法機關合作，將這些人繩之於法。在現代社會，除了有組織的恐怖分子，因不同理由作出反社會行為的人，都會是計時炸彈，他們可以擾民，但更可以傷人和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如果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的人對生活有希望，正面看待問題，而不是動輒鬧事而去向社會報復，相信就可以減少了很多反社會行為。
一般市民出街時，遭到天降腐蝕性液體襲擊的機會。就如警察現時都未能找到在旺角空投腐蝕液的狂徒一樣，執法機關只能被動地在有事發生時，動用法律來保護市民，但並不能夠主動出擊，讓反社會分子不會去做傻事。
2009年6月2日 星期二
視頻平台廢大眾傳媒武功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計劃調查顯示，在六四鎮壓二十周年之際，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八九民運，以至認為當年中央政府的鎮壓決定是錯誤的比率，是有史以來最高。
儘管主流傳媒在編排新聞時，特別是無線、亞視兩大電視台，故意將六四相關新聞放在沒有那麼重要的位置，而發表謬論者，除了特首曾蔭權的級別特別高外，像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青年發展網絡的召集人呂智偉，以至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他們的級別並不顯赫，他們就算在電視上有發言，亦非在黃金時段發言，為何他們可以引發市民對六四的激憤？
網絡拓闊資訊空間
由於互聯網的普及，特別家家戶戶都有互聯網，以及YouTube的興起，令傳媒受眾的行為出現相當大的改變。傳統傳媒不可以讓受眾選擇看什麼，亦不可以讓受眾做二手傳播者，將傳媒機構主管認為不重要，但受眾認為很重要及好看的內容與人分享。但互聯網世界中，受眾可以選擇看什麼，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而他們亦可以利用電郵、討論區、實時通訊軟件、Facebook等工具，建立一種朋輩壓力，從而重新定義受眾想看的內容。
筆者在鴨寮街那些二手電視、電腦商店，見到不少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竟然看YouTube上數月前立法會議員發言片段，並看得津津有味，就可以看到普羅大眾都擁有選擇權，而選擇權亦不受限於電視台節目表和遙控器，總之只要有網友將內容上載就會有觀眾。做成傳統傳媒不談及的課題，也有渠道廣播。當受眾能夠接觸到他們以往沒看到，又認為有趣的東西，並四處傳播時，傳統傳媒的權力實質己經大為削弱。
而YouTube最可怕的地方是，只需經過初步剪輯，沒有什麼加工的片段，亦可以隨時隨地看到，這些片段以往不會在電視新聞出現，但這些言論往往是特別過分的，只要引起一定數目網友激憤，就會引發一群人自發分享有關片段，當滾雪球效應一出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不少親中人士為六四鎮壓文過飾非的言論，就曲線地為反對鎮壓的立場作出宣傳。
小角色出位變明星
就以呂智偉為例，他只不過是政治小角色，但在筆者的博客歷史上，筆者批評呂智偉言論的文章的點擊率，卻是有史以來最高，短短數天有四千人點擊，這己經是香港最暢銷報章評論版網上文章的平均點擊人次。而有關網友剪輯片段，短短數天有四萬人觀看，查實這樣的效應，已經與電視的觀眾人次相若。因此，看到網上群情洶湧的情況，筆者對今年公眾支持平反八九民運市民創新高峰，並不感到意外。一如Laughing哥這位配角，竟然變成大熱主角一樣，搞得無線要為Laughing哥一角開拍電影一樣，網友的自發編輯和共同分享，大大改變了民意景觀。
如果有人認為只要佔據了報紙專欄，或成為了主流媒體所謂的名嘴就可以主導民意，看來這些人並不知道時代正在轉變。
主流傳媒在短期內仍然會擁有一定影響力，但當金融海嘯下，以及年青人愈來愈將娛樂與互聯網結合，具備多媒體和快速反應能力的網絡博客，會逐漸取代所謂名嘴和評論作家。如果主流媒體主管仍然認為他們不理民意，硬要公眾吸收一些不知所謂的內容就可以主宰香港的意見市場的話，很快他們便要付出代價。
儘管主流傳媒在編排新聞時，特別是無線、亞視兩大電視台，故意將六四相關新聞放在沒有那麼重要的位置，而發表謬論者，除了特首曾蔭權的級別特別高外，像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青年發展網絡的召集人呂智偉，以至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他們的級別並不顯赫，他們就算在電視上有發言，亦非在黃金時段發言，為何他們可以引發市民對六四的激憤？
網絡拓闊資訊空間
由於互聯網的普及，特別家家戶戶都有互聯網，以及YouTube的興起，令傳媒受眾的行為出現相當大的改變。傳統傳媒不可以讓受眾選擇看什麼，亦不可以讓受眾做二手傳播者，將傳媒機構主管認為不重要，但受眾認為很重要及好看的內容與人分享。但互聯網世界中，受眾可以選擇看什麼，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而他們亦可以利用電郵、討論區、實時通訊軟件、Facebook等工具，建立一種朋輩壓力，從而重新定義受眾想看的內容。
筆者在鴨寮街那些二手電視、電腦商店，見到不少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竟然看YouTube上數月前立法會議員發言片段，並看得津津有味，就可以看到普羅大眾都擁有選擇權，而選擇權亦不受限於電視台節目表和遙控器，總之只要有網友將內容上載就會有觀眾。做成傳統傳媒不談及的課題，也有渠道廣播。當受眾能夠接觸到他們以往沒看到，又認為有趣的東西，並四處傳播時，傳統傳媒的權力實質己經大為削弱。
而YouTube最可怕的地方是，只需經過初步剪輯，沒有什麼加工的片段，亦可以隨時隨地看到，這些片段以往不會在電視新聞出現，但這些言論往往是特別過分的，只要引起一定數目網友激憤，就會引發一群人自發分享有關片段，當滾雪球效應一出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不少親中人士為六四鎮壓文過飾非的言論，就曲線地為反對鎮壓的立場作出宣傳。
小角色出位變明星
就以呂智偉為例，他只不過是政治小角色，但在筆者的博客歷史上，筆者批評呂智偉言論的文章的點擊率，卻是有史以來最高，短短數天有四千人點擊，這己經是香港最暢銷報章評論版網上文章的平均點擊人次。而有關網友剪輯片段，短短數天有四萬人觀看，查實這樣的效應，已經與電視的觀眾人次相若。因此，看到網上群情洶湧的情況，筆者對今年公眾支持平反八九民運市民創新高峰，並不感到意外。一如Laughing哥這位配角，竟然變成大熱主角一樣，搞得無線要為Laughing哥一角開拍電影一樣，網友的自發編輯和共同分享，大大改變了民意景觀。
如果有人認為只要佔據了報紙專欄，或成為了主流媒體所謂的名嘴就可以主導民意，看來這些人並不知道時代正在轉變。
主流傳媒在短期內仍然會擁有一定影響力，但當金融海嘯下，以及年青人愈來愈將娛樂與互聯網結合，具備多媒體和快速反應能力的網絡博客，會逐漸取代所謂名嘴和評論作家。如果主流媒體主管仍然認為他們不理民意，硬要公眾吸收一些不知所謂的內容就可以主宰香港的意見市場的話，很快他們便要付出代價。
2009年5月28日 星期四
中國漸失低成本優勢
根據美國專門研究外判生產成本的顧問公司Alix Partners LLP在本月十四日發表的研究報告和個案分析，將墨西哥、印度、中國和巴西這四個美國公司熱門外判生產的國家生產成本相互比較，若以美國的生產成本做為基數，中國近年的生產成本，由於運費、匯率、工資上漲等原因，印度和墨西哥的生產成本，遠比中國為低。中國只是比美國的生產成本略低一點，這也解釋了不少公司將廠房搬回美國的原因。
在台灣談論與中國三通時，其中一個常見論述是，高雄可以做為中國的轉口港，以及兩岸三通後，中國和台灣在生產上可以更緊密合作，運用中國的低成本優勢，達致兩岸雙贏的局面。但Alix Partners的研究報告明確以數字告訴大家，中國不再是所謂的世界工廠，在可見的將來，只會有更多生產工序在印度和墨西哥進行，甚至搬返美國本土進行，而不是在中國進行。當中國以生產劣質產品聞名，成本又這麼高，又有誰認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是台灣產業的優勢。這只是不懂中國經濟的個別人士，所編造出來的謊言。
真的要救台灣經濟，並不是搞兩岸三通，或開拓所謂中國市場，而是台灣真的要做一個海洋國家，讓更多年輕人去研究不同國家的文化，讓這些具備全球視野的年輕人，按照不同國家的文化和需要，去推出為他們實質需要和口味設計的產品。像日本奶粉的生產成本一定是很貴，但在中國市場，日本奶粉就是很多人要，除了日本奶粉配方符合東方人體質，而且日本人的認真嚴謹，讓日本奶粉成為安全的保證；不像中國奶粉，只會令人聯想到毒奶粉。台灣人應善用台灣在國際上良好聲譽，把廠搬回台灣本土，推出優質而令人放心的產品，而不是一堆台灣廠商爭先恐後為了削成本，把廠放到中國去，但又不理中國人向來的那些陋習。
香港廠商只放眼中國市場實屬視障，這同樣適用於台灣人。台灣人不論藍綠，還以為中國是低成本的世界工廠，台灣廠商的前途所在的話，筆者勸他們還是醒醒吧。
在台灣談論與中國三通時，其中一個常見論述是，高雄可以做為中國的轉口港，以及兩岸三通後，中國和台灣在生產上可以更緊密合作，運用中國的低成本優勢，達致兩岸雙贏的局面。但Alix Partners的研究報告明確以數字告訴大家，中國不再是所謂的世界工廠，在可見的將來，只會有更多生產工序在印度和墨西哥進行，甚至搬返美國本土進行，而不是在中國進行。當中國以生產劣質產品聞名，成本又這麼高，又有誰認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是台灣產業的優勢。這只是不懂中國經濟的個別人士，所編造出來的謊言。
真的要救台灣經濟，並不是搞兩岸三通，或開拓所謂中國市場，而是台灣真的要做一個海洋國家，讓更多年輕人去研究不同國家的文化，讓這些具備全球視野的年輕人，按照不同國家的文化和需要，去推出為他們實質需要和口味設計的產品。像日本奶粉的生產成本一定是很貴，但在中國市場，日本奶粉就是很多人要，除了日本奶粉配方符合東方人體質，而且日本人的認真嚴謹，讓日本奶粉成為安全的保證；不像中國奶粉，只會令人聯想到毒奶粉。台灣人應善用台灣在國際上良好聲譽，把廠搬回台灣本土，推出優質而令人放心的產品，而不是一堆台灣廠商爭先恐後為了削成本，把廠放到中國去，但又不理中國人向來的那些陋習。
香港廠商只放眼中國市場實屬視障，這同樣適用於台灣人。台灣人不論藍綠，還以為中國是低成本的世界工廠，台灣廠商的前途所在的話，筆者勸他們還是醒醒吧。
開倉賑民不會改變市民的看法
在曾蔭權、呂智偉等人無恥言論刺激下，加上香港經濟表現惡劣，香港民怨提升到新高點。香港政府也許知道要做點事為六四和七一降溫，在預算案宣讀後未夠半年，就推出新的利好措施，向市民退稅八千元，又代繳基層民眾公屋租金兩個月，希望緩和民怨。
如果政府認為區區蠅頭小利，以為一點退稅和減免，就可以在六四和七一這兩個敏感日子前後，緩和市民情緒，且怕曾蔭權又一次以為，香港市民都是他這類勢利小人，侮辱市民的智慧。
發表謬論被痛斥
六四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由馬力、陳一諤、曾蔭權以至呂智偉，不論地位高低，只要公開發出似是而非的謬論，都必然被公眾痛斥。而且行動和言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馬力提出坦克碌豬論時，只不過被林忌用一首《福佳始終有你》去諷刺他，而到了這次呂智偉大言不慚發表奇論時，在 YouTube以至各大評論博客的留言，他已經變成市民公敵，可見市民對六四的立場是相當堅定的。既然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又豈是區區小利可以轉移的。
而近年，香港市民深受畸形政制下官商勾結所害，市民早就知道，就算政府如何向小市民開倉都好，只要向少數與權貴友好的大企業傾斜的政府政策方針不改變，最終市民仍然會受損。試問市民又豈會為了眼前八千元的退稅，而放棄在七一向政府發出明確聲音呢？
不管政府如何向市民派糖，如果政府不改變高層對六四大是大非問題的定性，不改變現時這個讓小圈子選舉的畸形政制，香港市民心裏那團火不會這麼容易降溫，而可以肯定，今年的六四和七一，會是自董建華年代以來最熱鬧的一次，皆因這個政府已經無藥可救，這次優惠只是對癌症末期病人的止痛劑，吃得多都會失去效用的。
如果政府認為區區蠅頭小利，以為一點退稅和減免，就可以在六四和七一這兩個敏感日子前後，緩和市民情緒，且怕曾蔭權又一次以為，香港市民都是他這類勢利小人，侮辱市民的智慧。
發表謬論被痛斥
六四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由馬力、陳一諤、曾蔭權以至呂智偉，不論地位高低，只要公開發出似是而非的謬論，都必然被公眾痛斥。而且行動和言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馬力提出坦克碌豬論時，只不過被林忌用一首《福佳始終有你》去諷刺他，而到了這次呂智偉大言不慚發表奇論時，在 YouTube以至各大評論博客的留言，他已經變成市民公敵，可見市民對六四的立場是相當堅定的。既然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又豈是區區小利可以轉移的。
而近年，香港市民深受畸形政制下官商勾結所害，市民早就知道，就算政府如何向小市民開倉都好，只要向少數與權貴友好的大企業傾斜的政府政策方針不改變，最終市民仍然會受損。試問市民又豈會為了眼前八千元的退稅，而放棄在七一向政府發出明確聲音呢？
不管政府如何向市民派糖，如果政府不改變高層對六四大是大非問題的定性，不改變現時這個讓小圈子選舉的畸形政制，香港市民心裏那團火不會這麼容易降溫，而可以肯定，今年的六四和七一，會是自董建華年代以來最熱鬧的一次，皆因這個政府已經無藥可救，這次優惠只是對癌症末期病人的止痛劑，吃得多都會失去效用的。
2009年5月26日 星期二
試析國內網絡大癱瘓事件
5月19日，中國出現了神秘的全國性網絡癱瘓事件，由當日晚上九時開始，中國南方多個省市互聯網大擠塞，包括了中國北京、廣東、上海等經濟重鎮。由於 QQ、電郵等通訊統統癱瘓，對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影響很大。
不過，事件解決之後，當局以至網民間對癱瘓原因的討論，令事件變成「X檔案」般的故事一樣，如果當局不能給公眾一個確切的解釋，國內網民；甚至香港電訊界對中國網絡基建可靠度就很難有信心。
「暴風影音」受攻擊
大癱瘓發生後，當局給網民的解釋是，由於替國內常用的多媒體影音播放軟件「暴風影音」提供域名解析主機（Domain Name Server，簡稱DNS）的 DNSPod 受到大流量攻擊，國內過千萬的「暴風影音」用戶無法用 DNSPod 進行域名解析後，轉而向中國電信在全國各地的 DNS 進行解析請求，由於中國電信的 DNS 無法應付突然湧至的解析要求，導致中國電信全國網絡出現大擠塞。亦有人指出，由於兩間網絡服務供應商互相派黑客火併，導致中國電信的 DNS 崩潰，引發連鎖事故。
很多國內網民都不相信這個解釋，皆因互聯網本來的設計就是應付一旦出現大規模戰爭後的通訊需要，而全球有千千萬萬個 DNS，甚少聽聞有 DNS 被攻擊後導致全國網絡崩潰的荒謬新聞。而網絡服務供應商、黑客之間在網上的大流量火併亦無日無之，為何過往的火併未引發網絡大崩潰，但今次兩間公司火併卻能觸發十五省市網絡大崩潰？由於這些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因此，中國不少網民估計，中國當局為了升級金盾系統，期間出了意外，因此導致這次史無前例的網絡癱瘓事件。
筆者不相信當局升級金盾出了狀況，因而觸發這次事件，皆因「六四」二十週年臨近，中國當局若然要升級金盾，阻擋與1998年「六四事件」有關資訊，在今年3、4月左右就要完成金盾系統的升級，因此，金盾系統的升級而導致網絡崩潰，明顯是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資深網民和技術人員的陰謀論，但不能夠很合理解釋這次如謎一般的網絡崩潰事件。
國內流傳陰謀論
不過，這次網絡崩潰事件也不是與金盾系統完全無關。現時中國當局常用的網絡過濾技術中，當中包括了俗稱的「DNS騎劫」（DNS Hijacking），中國主要電訊公司的 DNS 紀錄與全球採用的 ICANN 紀錄不一致，有部分敏感網址，像美國之音、支聯會等網址，在中國的DNS 解析下，報出網址不存在，或轉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網站上。
如果中國的「DNS 騎劫」運作妥善，國內網民就不可以依賴海外其他國家 DNS 的支援，筆者有理由相信國內網民與海外 DNS 的聯繫是被切斷。另一方面，中國的 DNS 解析主機亦不會太多，一旦有太多 DNS 主機，就難做到中央控制，那麼金盾系統亦會很容易破功。在這種理念下設計出來的互聯網，不單與互聯網原意相差甚遠，而且偏向中央集權，大大增加了關鍵基建被攻後引發全面癱瘓的風險。就像這次 DNS 被攻後，由於中國不能向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 DNS 求助，這才引起如此廣泛的癱瘓事件。
當然，國內傳媒只會很蒼白無力地指出用戶關注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但不敢提及的是，金盾系統的設計本身就是國內網絡安全風險的來源之一。
因此，國內當局如果在交代這次事件的起因上，不能夠向公眾講實話，國內當局只要仍然繼續搞金盾工程，中國網絡的可靠性就無從談起。因為金盾工程的本質就是與互聯網建立的原意，在核戰後仍然能保持可靠通訊這一點背道而馳。
不過，事件解決之後，當局以至網民間對癱瘓原因的討論，令事件變成「X檔案」般的故事一樣，如果當局不能給公眾一個確切的解釋，國內網民；甚至香港電訊界對中國網絡基建可靠度就很難有信心。
「暴風影音」受攻擊
大癱瘓發生後，當局給網民的解釋是，由於替國內常用的多媒體影音播放軟件「暴風影音」提供域名解析主機（Domain Name Server，簡稱DNS）的 DNSPod 受到大流量攻擊，國內過千萬的「暴風影音」用戶無法用 DNSPod 進行域名解析後，轉而向中國電信在全國各地的 DNS 進行解析請求，由於中國電信的 DNS 無法應付突然湧至的解析要求，導致中國電信全國網絡出現大擠塞。亦有人指出，由於兩間網絡服務供應商互相派黑客火併，導致中國電信的 DNS 崩潰，引發連鎖事故。
很多國內網民都不相信這個解釋，皆因互聯網本來的設計就是應付一旦出現大規模戰爭後的通訊需要，而全球有千千萬萬個 DNS，甚少聽聞有 DNS 被攻擊後導致全國網絡崩潰的荒謬新聞。而網絡服務供應商、黑客之間在網上的大流量火併亦無日無之，為何過往的火併未引發網絡大崩潰，但今次兩間公司火併卻能觸發十五省市網絡大崩潰？由於這些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因此，中國不少網民估計，中國當局為了升級金盾系統，期間出了意外，因此導致這次史無前例的網絡癱瘓事件。
筆者不相信當局升級金盾出了狀況，因而觸發這次事件，皆因「六四」二十週年臨近，中國當局若然要升級金盾，阻擋與1998年「六四事件」有關資訊，在今年3、4月左右就要完成金盾系統的升級，因此，金盾系統的升級而導致網絡崩潰，明顯是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資深網民和技術人員的陰謀論，但不能夠很合理解釋這次如謎一般的網絡崩潰事件。
國內流傳陰謀論
不過，這次網絡崩潰事件也不是與金盾系統完全無關。現時中國當局常用的網絡過濾技術中，當中包括了俗稱的「DNS騎劫」（DNS Hijacking），中國主要電訊公司的 DNS 紀錄與全球採用的 ICANN 紀錄不一致，有部分敏感網址，像美國之音、支聯會等網址，在中國的DNS 解析下，報出網址不存在，或轉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網站上。
如果中國的「DNS 騎劫」運作妥善，國內網民就不可以依賴海外其他國家 DNS 的支援，筆者有理由相信國內網民與海外 DNS 的聯繫是被切斷。另一方面，中國的 DNS 解析主機亦不會太多，一旦有太多 DNS 主機，就難做到中央控制，那麼金盾系統亦會很容易破功。在這種理念下設計出來的互聯網，不單與互聯網原意相差甚遠，而且偏向中央集權，大大增加了關鍵基建被攻後引發全面癱瘓的風險。就像這次 DNS 被攻後，由於中國不能向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 DNS 求助，這才引起如此廣泛的癱瘓事件。
當然，國內傳媒只會很蒼白無力地指出用戶關注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但不敢提及的是，金盾系統的設計本身就是國內網絡安全風險的來源之一。
因此，國內當局如果在交代這次事件的起因上，不能夠向公眾講實話，國內當局只要仍然繼續搞金盾工程，中國網絡的可靠性就無從談起。因為金盾工程的本質就是與互聯網建立的原意，在核戰後仍然能保持可靠通訊這一點背道而馳。
失低成本優勢 港商怎自處？
最近，美國專門研究外判成本的顧問公司Alix Partners，發表了針對各國生產成本的研究報告，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擁有生產成本比美國本土低百分之三十的優勢，在計算運費等成本後，印度以及墨西哥的生產成本遠低於中國，而美國的生產成本亦只比中國高百分之六。雖然預計在今年第二季，由於油價回順，中國在生產成本上會下降，但仍然不夠墨西哥和印度低。
印度墨國成本更低 響警號
Alix Partners的報告，無疑是一個警號，皆因香港過往其中的一個優勢，就是由於語言和地理上相通，香港人能夠妥善管理中國的工廠，向美國輸出廉價產品。但是現時成本優勢走到印度這一邊時，香港可能只有印巴裔人士、或有南洋背景的人或者有機會轉戰印度。而墨西哥由於接近美國，美國人可以自己管理那裏的工廠，完全不用依賴香港人。
過往的經濟論述中，不斷強調香港背靠中國的優勢，但現時中國優勢不再，那港商，特別是做廠那一批，如何自處才能夠找到新的機會？
勿再只靠內地 向高增值進發
過往香港廠商最令人詬病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有事只懂求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優惠去扶助工業，但從來不思考如何做好本業。就像過往，香港廠商就以為中國永遠都是低成本生產地，不斷要求中央政府向廠商給予優惠，結果連中國都自身難保時，就大難臨頭。
當生產成本不再是優勢時，廠商要掙扎求存，就要向高增值的路進發，但何謂高增值就一直沒有人說個清楚明白。由於香港沒有歐洲各國深厚的藝術和文化基礎，因此，如果要在產品設計和創意上尋求高增值，香港人不是做不到，但會做得相當辛苦。
除了設計和創意，高增值的另一個含義是研發出能夠針對個別市場消費者所面對問題的產品。就以中國市場為例，日本奶粉雖然價錢比美國奶粉還要貴，但日本奶粉在中國市場始終深受歡迎，因為日本奶粉在配方上較能配合中國嬰兒的腸胃，成為了三聚氰胺醜聞後，家長能夠信賴的方案。用同樣的道理，香港廠商能否針對個別市場作出仔細研究，然後在個別市場找到未有人做過的無人地帶，殺出一條血路？
宜針對文化差異 研新產品
特別在全球化年代，大公司大多數向各國提供一式一樣的產品，很少針對個別市場文化差異作出微調，如果香港廠商能夠針對文化差異作出微調，那香港廠商就算繼續在中國、甚至把工序搬回香港，都不會賺不到錢。
例如，很多人都知道「港女」相當麻煩，他們的要求多多，對「港男」而言，「港女」或許是他們的噩夢，但對廠商而言，他們可曾想過，針對有名麻煩的「港女」開發產品，當成一種挑戰？
當香港有一群出名要求多多的消費者時，只要本土市場做得好，就不難在海外市場打響名堂，甚至成為品質保證。就像港鐵，由於經常受到香港政客和乘客的嚴格檢視，造就了港鐵的服務品質傲視全球，而令港鐵奪得北京、倫敦、斯德哥爾摩等地的鐵路管理合約。香港市場或許不夠大，但在香港打響名堂後要在世界上做大就絕對不難。始終商業世界是物競天擇，在香港這樣艱困的環境也熬得過，海外市場又算得上甚麼？
總言之，香港廠商是時候換一換思維，不要只是依靠中國來生存。世界已經轉變，今天印度和墨西哥都不是吳下阿蒙，在這個年代，只放眼中國實在是不幸的視障，同時把焦點放在本土和國際，才會有機會在這形勢下殺出重圍。
印度墨國成本更低 響警號
Alix Partners的報告，無疑是一個警號，皆因香港過往其中的一個優勢，就是由於語言和地理上相通，香港人能夠妥善管理中國的工廠，向美國輸出廉價產品。但是現時成本優勢走到印度這一邊時，香港可能只有印巴裔人士、或有南洋背景的人或者有機會轉戰印度。而墨西哥由於接近美國，美國人可以自己管理那裏的工廠，完全不用依賴香港人。
過往的經濟論述中，不斷強調香港背靠中國的優勢，但現時中國優勢不再，那港商，特別是做廠那一批，如何自處才能夠找到新的機會？
勿再只靠內地 向高增值進發
過往香港廠商最令人詬病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有事只懂求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優惠去扶助工業，但從來不思考如何做好本業。就像過往，香港廠商就以為中國永遠都是低成本生產地，不斷要求中央政府向廠商給予優惠，結果連中國都自身難保時，就大難臨頭。
當生產成本不再是優勢時，廠商要掙扎求存，就要向高增值的路進發，但何謂高增值就一直沒有人說個清楚明白。由於香港沒有歐洲各國深厚的藝術和文化基礎，因此，如果要在產品設計和創意上尋求高增值，香港人不是做不到，但會做得相當辛苦。
除了設計和創意，高增值的另一個含義是研發出能夠針對個別市場消費者所面對問題的產品。就以中國市場為例，日本奶粉雖然價錢比美國奶粉還要貴，但日本奶粉在中國市場始終深受歡迎，因為日本奶粉在配方上較能配合中國嬰兒的腸胃，成為了三聚氰胺醜聞後，家長能夠信賴的方案。用同樣的道理，香港廠商能否針對個別市場作出仔細研究，然後在個別市場找到未有人做過的無人地帶，殺出一條血路？
宜針對文化差異 研新產品
特別在全球化年代，大公司大多數向各國提供一式一樣的產品，很少針對個別市場文化差異作出微調，如果香港廠商能夠針對文化差異作出微調，那香港廠商就算繼續在中國、甚至把工序搬回香港，都不會賺不到錢。
例如，很多人都知道「港女」相當麻煩，他們的要求多多，對「港男」而言，「港女」或許是他們的噩夢，但對廠商而言，他們可曾想過，針對有名麻煩的「港女」開發產品，當成一種挑戰？
當香港有一群出名要求多多的消費者時，只要本土市場做得好，就不難在海外市場打響名堂，甚至成為品質保證。就像港鐵，由於經常受到香港政客和乘客的嚴格檢視，造就了港鐵的服務品質傲視全球，而令港鐵奪得北京、倫敦、斯德哥爾摩等地的鐵路管理合約。香港市場或許不夠大，但在香港打響名堂後要在世界上做大就絕對不難。始終商業世界是物競天擇，在香港這樣艱困的環境也熬得過，海外市場又算得上甚麼？
總言之，香港廠商是時候換一換思維，不要只是依靠中國來生存。世界已經轉變，今天印度和墨西哥都不是吳下阿蒙，在這個年代，只放眼中國實在是不幸的視障，同時把焦點放在本土和國際，才會有機會在這形勢下殺出重圍。
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
譚議員發言應申報利益
在上周舉行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其中一項議程是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推廣進展，本來這類會議題目本應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爭議之處。
不過，當時其中一名議員發言，投訴現時儘管機頂盒價錢大降，兩個免費電視台亦有足夠的內容，但數碼廣播普及率仍然偏低。這問題值得質詢政府，不過這名議員發言時，並未有作好利益申報，不單令人遺憾，而且更令資訊科技界又一次蒙羞，這名未有做好利益申報的議員，就是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譚偉豪。
議員提問須申報利益
現時市面上有一隻叫 Picazzo 的高清機頂盒，這隻牌子的高清機頂盒由一間 Value Platforms Ltd. 的公司推出，實際上這是譚偉豪及其關連人士做大股東的權智集團所持有的公司，在 Picazzo 的產品介紹網頁中，亦清楚說明權智是這高清機頂盒的生產商。換言之，譚偉豪正在立法會中提出與他公司的業務有密切關連的提問時，未有作出任何利益申報。筆者想問譚偉豪議員，資訊科技界的選民可以用選票授權他在立法會內幫自己的公司及對他有利的事情作出提問嗎？
儘管這次譚偉豪作出的提問，未會導致資訊科技界整體利益有任何損害，始終他這條提問除了譚偉豪本身的高清機頂盒獲益，亦同時會對香港其他從事與機頂盒有關行業的業界人士有益，但利益申報之所以重要，除了要讓官員以至公眾知道他的提問有不符公眾利益的潛在可能外，如果他這次作出未有申報公眾利益的提問，公眾都不及即時作出質疑的話，難保下一次他會作出一些只對他或他友好有利，但對其他業界人士不利的提問，屆時就變成了一種不公平競爭，助長議會議員濫用權力的腐敗風氣。難道我們希望香港議會變成了台灣，以至日本這類地區，政客以權謀私情況普遍而嚴重，代議士不知是為民請命，還是為個別人士的私利請命？
總言之，立法會並非一個用來給個別人士，藉議員的權力以促進自己業務的地方，就算要為本身的利益發言，身為議員也應妥善申報，很不幸，譚偉豪在這方面卻未有做好他作為議員應該要盡的本分，如果譚議員仍然不警覺他本人沒有做好利益申報的問題，筆者相當懷疑，他作為業界代表能否公平地反映業界不同的聲音。
會議紀錄整理緩慢
另一方面，筆者發現有需要監察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運作，除非有人每次開會都出席並做筆記，或在立法會的數碼錄音系統翻聽有關的會議錄音，否則相當有難度及時知道其具體運作。現時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只更新至去年12月的會議，筆者想問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到底他有沒有督促秘書處盡快將會議紀錄整理好，以便日後會議中跟進。像筆者曾經出席委員會有關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會議，並作出發言，筆者恐怕下月如果再有委員會會議討論 HKIRC 管治問題，都不知會否有會議紀要作為跟進依據，可能要自己把當時的會議錄音整理，以便作跟進之用。
更荒謬的是，立法會其他事務委員會，包括環保、民政等亦要爭論一些惹火議題的事務委員會，大致上都將今年1至2月期間的會議紀要整理妥當，但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進度卻明顯落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亦期望立法會方面可以向資訊科技界選民，以及全港市民交代一下。
不過，當時其中一名議員發言，投訴現時儘管機頂盒價錢大降，兩個免費電視台亦有足夠的內容，但數碼廣播普及率仍然偏低。這問題值得質詢政府，不過這名議員發言時，並未有作好利益申報，不單令人遺憾，而且更令資訊科技界又一次蒙羞，這名未有做好利益申報的議員，就是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譚偉豪。
議員提問須申報利益
現時市面上有一隻叫 Picazzo 的高清機頂盒，這隻牌子的高清機頂盒由一間 Value Platforms Ltd. 的公司推出，實際上這是譚偉豪及其關連人士做大股東的權智集團所持有的公司，在 Picazzo 的產品介紹網頁中，亦清楚說明權智是這高清機頂盒的生產商。換言之，譚偉豪正在立法會中提出與他公司的業務有密切關連的提問時，未有作出任何利益申報。筆者想問譚偉豪議員，資訊科技界的選民可以用選票授權他在立法會內幫自己的公司及對他有利的事情作出提問嗎？
儘管這次譚偉豪作出的提問，未會導致資訊科技界整體利益有任何損害，始終他這條提問除了譚偉豪本身的高清機頂盒獲益，亦同時會對香港其他從事與機頂盒有關行業的業界人士有益，但利益申報之所以重要，除了要讓官員以至公眾知道他的提問有不符公眾利益的潛在可能外，如果他這次作出未有申報公眾利益的提問，公眾都不及即時作出質疑的話，難保下一次他會作出一些只對他或他友好有利，但對其他業界人士不利的提問，屆時就變成了一種不公平競爭，助長議會議員濫用權力的腐敗風氣。難道我們希望香港議會變成了台灣，以至日本這類地區，政客以權謀私情況普遍而嚴重，代議士不知是為民請命，還是為個別人士的私利請命？
總言之，立法會並非一個用來給個別人士，藉議員的權力以促進自己業務的地方，就算要為本身的利益發言，身為議員也應妥善申報，很不幸，譚偉豪在這方面卻未有做好他作為議員應該要盡的本分，如果譚議員仍然不警覺他本人沒有做好利益申報的問題，筆者相當懷疑，他作為業界代表能否公平地反映業界不同的聲音。
會議紀錄整理緩慢
另一方面，筆者發現有需要監察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運作，除非有人每次開會都出席並做筆記，或在立法會的數碼錄音系統翻聽有關的會議錄音，否則相當有難度及時知道其具體運作。現時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只更新至去年12月的會議，筆者想問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到底他有沒有督促秘書處盡快將會議紀錄整理好，以便日後會議中跟進。像筆者曾經出席委員會有關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會議，並作出發言，筆者恐怕下月如果再有委員會會議討論 HKIRC 管治問題，都不知會否有會議紀要作為跟進依據，可能要自己把當時的會議錄音整理，以便作跟進之用。
更荒謬的是，立法會其他事務委員會，包括環保、民政等亦要爭論一些惹火議題的事務委員會，大致上都將今年1至2月期間的會議紀要整理妥當，但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進度卻明顯落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筆者亦期望立法會方面可以向資訊科技界選民，以及全港市民交代一下。
2009年5月16日 星期六
港人六四有共識 難轉移視綫
特首曾蔭權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被罷免會長陳一諤，都在六四20周年之際，因言論有為當局派軍隊鎮壓辯護之嫌，陷入相當大的政治麻煩，陳一諤被港大學生公投罷免，而曾蔭權因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的言論，而所受的民意反彈，不難從facebook上反映出來。
由兩年前，已故民建聯主席馬力「坦克碌豬論」引發的爭議，到曾蔭權成為被圍剿對象，可以看到香港人漸漸對六四形成了共識，而這種共識在香港已相當鞏固，甚至成為日後香港人的共識，不容易因時間而動搖，而香港人對六四的強硬看法，成為了中央政府最終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現實。
過往支持鎮壓的人都會用民運分子在流亡後的不濟表現，以至當時學生在運動中所犯的錯誤以及中國在鎮壓後的經濟成就，作為支持1989年鎮壓的理論依據。曾幾何時，這些論述都有不少香港人接受，有些市民對六四的看法一度有所動搖。
學生雖有錯 非武力鎮壓理由
不過，近年香港市民的政治討論水平有所提升，他們漸漸分得出學生犯的錯誤，是一種技術性錯誤，這種錯誤會導致運動走向失敗，但不該是被軍隊鎮壓的理由，但當局派出軍隊鎮壓卻是無可饒恕的道德，甚至法律上的錯誤。既然誤殺也是需要負上刑事責任的罪過，更何況大規模動用軍隊槍殺學生和平民。而利用殺人來換取社會穩定，大有納粹德國時納粹黨提出的殺猶太人來解決德國社會問題的不文明味道，這亦令香港市民在事件過了20年後，不單未有淡化六四，反而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討論後，更不能容忍任何為鎮壓辯護的言論。由馬力、陳一諤到曾蔭權，他們就是完全忽略了香港市民對六四的思考和討論，遠比他們所想像成熟和深入，結果一次又一次成了市民圍攻的對象。
馬力到特首 忽略民意遭圍攻
由於市民對六四的看法已經相當鞏固，因此中央政府或親共政治人物，意圖在六四問題上轉移視綫，或改變市民看法的行動都會遭到相當猛烈的反擊。不單是六四20周年問題，未來在香港中學歷史課程中教科書和公開試如何演繹六四，甚至各大新聞機構對六四的立場等，都會相當觸動香港市民的神經，一如時至今日，在猶太人面前揮動納粹旗幟都是禁忌一樣。千萬不要以為，市民會因六四久久不能平反，而淡化了對六四看法和記憶。
一日未平反 特首每年受詰問
而不論行政長官如何選出也好，只要六四仍未平反，或追究六四責任的進展不為公眾所滿意，都一定會有立法會議員每年都要求特首對六四立場表態，中央政府若無視香港市民這種共識，要求特首在六四立場上與中央一致，很可能會令特首一次又一次陷入政治漩渦中而難以脫身，當市民懷疑特首能否代表市民意見時，請問特區政府還有多少認受性來維持有效統治呢﹗
因此，北京要接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香港人不會在六四立場上有所退讓，而為了香港能夠有效統治，容許特首在六四立場上跟隨主流香港人，甚至特首代表香港人提出關於平反六四的文件，也要接收有關文件，亦屬無可避免，如果中央政府看不到這一點，香港與中央之間摩擦只會日益加深，而導致後果如何亦難以預料。
由兩年前，已故民建聯主席馬力「坦克碌豬論」引發的爭議，到曾蔭權成為被圍剿對象，可以看到香港人漸漸對六四形成了共識，而這種共識在香港已相當鞏固，甚至成為日後香港人的共識，不容易因時間而動搖，而香港人對六四的強硬看法，成為了中央政府最終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現實。
過往支持鎮壓的人都會用民運分子在流亡後的不濟表現，以至當時學生在運動中所犯的錯誤以及中國在鎮壓後的經濟成就，作為支持1989年鎮壓的理論依據。曾幾何時，這些論述都有不少香港人接受，有些市民對六四的看法一度有所動搖。
學生雖有錯 非武力鎮壓理由
不過，近年香港市民的政治討論水平有所提升，他們漸漸分得出學生犯的錯誤，是一種技術性錯誤，這種錯誤會導致運動走向失敗，但不該是被軍隊鎮壓的理由，但當局派出軍隊鎮壓卻是無可饒恕的道德，甚至法律上的錯誤。既然誤殺也是需要負上刑事責任的罪過，更何況大規模動用軍隊槍殺學生和平民。而利用殺人來換取社會穩定，大有納粹德國時納粹黨提出的殺猶太人來解決德國社會問題的不文明味道，這亦令香港市民在事件過了20年後，不單未有淡化六四，反而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討論後，更不能容忍任何為鎮壓辯護的言論。由馬力、陳一諤到曾蔭權，他們就是完全忽略了香港市民對六四的思考和討論，遠比他們所想像成熟和深入，結果一次又一次成了市民圍攻的對象。
馬力到特首 忽略民意遭圍攻
由於市民對六四的看法已經相當鞏固，因此中央政府或親共政治人物，意圖在六四問題上轉移視綫，或改變市民看法的行動都會遭到相當猛烈的反擊。不單是六四20周年問題，未來在香港中學歷史課程中教科書和公開試如何演繹六四，甚至各大新聞機構對六四的立場等，都會相當觸動香港市民的神經，一如時至今日，在猶太人面前揮動納粹旗幟都是禁忌一樣。千萬不要以為，市民會因六四久久不能平反，而淡化了對六四看法和記憶。
一日未平反 特首每年受詰問
而不論行政長官如何選出也好，只要六四仍未平反，或追究六四責任的進展不為公眾所滿意，都一定會有立法會議員每年都要求特首對六四立場表態，中央政府若無視香港市民這種共識，要求特首在六四立場上與中央一致，很可能會令特首一次又一次陷入政治漩渦中而難以脫身，當市民懷疑特首能否代表市民意見時，請問特區政府還有多少認受性來維持有效統治呢﹗
因此，北京要接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香港人不會在六四立場上有所退讓，而為了香港能夠有效統治，容許特首在六四立場上跟隨主流香港人，甚至特首代表香港人提出關於平反六四的文件，也要接收有關文件，亦屬無可避免，如果中央政府看不到這一點，香港與中央之間摩擦只會日益加深，而導致後果如何亦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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